从古至今服装的演变毕业论文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具有明快的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其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形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中国传统服饰具有适中、和谐的“情理美”和追求意境的“含蓄美”。现代中国服装设计要继承中国传统服饰“谐调”、“统一”的审美原则，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融入现代服装设计，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在创新中实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设计师只有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来把握时尚，才能真正拓展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空间。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发了269105587
论文我没有，不过我可以跟你点资料，相当完整的汉服介绍汉服中最典型的深衣，孔氏正义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深衣是最能体现华夏文化精神的服饰。深衣象征天人合一，恢宏大度，公平正直，包容万物的东方美德。袖口宽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大，象征天道圆融；领口直角相交，象征地道方正；背后一条直缝贯通上下，象征人道正直；腰系大带，象征权衡；分上衣、下裳两部分，象征两仪；上衣用布四幅，象征一年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象征一年十二月。身穿深衣，自然能体现天道之圆融，怀抱地道之方正，身合人间之正道，行动进退合权衡规矩，生活起居顺应四时之序。说明：中华服饰历代各不相同，使今天的人们无法了解古人真实的衣着样子，往往是凭借古代人物画和戏曲、影视的并不完全正确的展示来想象，尤其中国影视制作中的古装服饰五花八门，逐渐走向了一种极端扭曲的病态审美。这次按《大明会典》及《明史》并参照明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画绘制一套Q版的《大明衣冠图志》，希望能够为大家了解明代服饰出一份力。并且努力证明一下原汁原味的中华服饰并非不能通过现代方式展示，期待中国的影视服装制作和古装动画漫画造型能在本国文化的表达上超越邻国。文中所引文字，基本来自《大明会典》“冠服”以及《明史》“舆服”，所参考图主要为出土、传世衣冠实物及定陵发掘报告《定陵》等。大家想找原文献查阅可以去百度搜索：《大明会典》卷之六十 冠服、 六十一 冠服二《明史》卷六十六 志第四十二 舆服二 舆服三《礼部志稿》卷十八 仪制司职掌 冠服另有专门研究明代服饰的论坛，有大量文字、实物资料可供参考。一 皇帝冠服衮冕凡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则服衮冕，祭社稷、先农、册拜亦如之。冕：以皂纱为之。綖版宽一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后各有十二旒，贯五采玉珠十二，赤白青黄黑相次。綖版下以玉珩维冠。玉簪导，贯纽，纽与冠武并系缨处皆饰以金。朱缨，青纩充耳，缀以玉珠二。衮服：用十二章。玄衣六章（嘉靖制度）--日月在肩，星、山在后。龙、华虫在两袖。长不掩裳之六章。裳黄色，绣六章，分作四行--火、宗彝、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中单：素纱为之，青缘领，织黻文十二。蔽膝：随裳色，罗为之。上绣龙一，下绣火三。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素组。革带：前用玉，其后无玉，以佩绶系而掩之。圭：白玉为之，长尺二寸，剡其上，下以黄绮约之。上刻山形四，盛以黄绮囊，藉以黄锦。玉佩二。大绶：六采--黄、白、赤、玄、缥、绿，纁质。小绶三，色同。朱袜、赤舄、黄绦缘、玄缨结。皮弁服凡朔望视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服。嘉靖间令祭太岁山川等神皆服。皮弁：用黑纱冒之，前后各十二缝。其中各缀五采玉十二。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玉簪，朱紘缨，玉以赤、白、青、黄、黑、相次。玉圭：长如冕服之圭，有脊并双植文，剡其上，黄绮约其下，及有韬，金龙文。绛纱袍：本色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玉钩二玉佩。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通天冠服洪武元年定：郊庙、省牲，皇太子诸王冠婚、醮戒，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组缨，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褾襈裾。绛纱蔽膝。白假带。方心曲领。白袜，赤舄。其革带、佩绶，与衮服同武弁服国初行亲征遣将礼则服武弁，乘革辂，其制未详。详定自嘉靖八年。弁：上锐，色用赤，上十二缝，中缀五采玉，落落如星状。韎衣、韎裳、韎韐，俱赤色，如常制。佩、绶、革带、如常制。佩、绶、及韎韐、俱上系於革带。舄：如其裳之色。玉圭：视镇圭差小，剡上方下，有篆文曰讨罪安民。燕弁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匡如皮弁之制，以乌纱冒之，分十有二瓣，各以金线压之，前饰五采玉云各一，后列四山。朱绦为组缨。双玉簪。服：如古玄端之制身用玄，边缘以青，两肩绣日月。前蟠圆龙一，后蟠方龙二。边加龙文八十一：领与两祛，共龙文五九（45条）。衽同前后齐，共龙文四九（36条）。衬用深衣之制，黄色，袂圆祛方下，齐负绳及踝十二幅。素带：朱里，青表，绿缘边，腰围饰以玉龙九片。履：玄为之，朱缘、红缨、黄结。袜用白。常服洪武三年定：常服：乌纱折角向上巾。盘领窄袖袍。束带：间用金玉琥珀透犀。永乐三年定：冠：以乌纱冒之，折角向上，即翼善冠。袍：黄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盘龙一。带：用玉。靴：以皮为之。后期式样：冠：仍用翼善冠。袍：用色不拘，盘领宽袖，前后及两肩各盘龙补子一。过肩通袖龙襕袍冠：乌纱翼善冠。袍：交领大袖，纹样分布同曳撒，一般为过肩柿蒂云龙纹，有膝襕和通袖襕。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冠：网巾。洪武二十四年，太祖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曰，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髻上戴金束发冠，玉簪二。网巾及束发冠外一般再戴其他巾子或冠帽等。衣：为定陵出土之绣四团龙云纹紬交领夹龙袍。肩用日月。围玉带。曳撒自元代辫线袄发展而来，明朝上下皆通用之，清朝以此制为吉服袍。冠：奓檐帽（笠帽），有金玉宝石帽顶，亦承自元代。袍：右衽交领，窄袖，腰身收敛，腰间束敛作襞积（向下打竖细裥），下身作散褶，若裙状。两肩及胸背为柿蒂或如意云形纹样区，多为行龙、云纹等，有膝襕和通袖襕。带：实束，多为金玉宝石带钩。靴：多用白色。罩甲明代皇帝狩猎骑射时所着。冠：鞑帽，应为继承元代蒙古特色，以皮缝制，帽沿缘毛皮出锋。衣：外穿方领对襟无袖罩甲，织金，龙纹，用纽子。内穿曳撒。靴：皮质，白色。十二团龙盘领衮服冠：用乌纱翼善冠，后于冠上加二龙戏珠，金质，镶宝石，折角边沿亦用金。另有金丝翼善冠，当为大礼时用，或谓乃明器，其详待考。袍：黄色，盘领宽袖。用团龙十二，前身、后身各三，两肩各一，下摆两侧各二。日、月在肩，星、山在背。华虫四，在肩下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各为两行，相对列于大襟。带：与常服同。此衮服于《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均失载，明清两代著述亦未言及。其实例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藏明代皇帝画像，自英宗始，诸帝均着此种衮服。一为定陵所出神宗此种衮服，共五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甲胄定陵所出土神宗皇帝甲胄与《出警入跸图》中不同，然定陵出土仅为半身，难窥全貌，今以《出警入跸图》参考绘制，其详待考。冠：铁盔，饰天鹅翎，插小旗。衣：罩甲，有鱼鳞甲片装饰，方领对襟，升龙戏珠二。内穿当为曳撒，行龙五彩云纹，两袖肩有黄金甲片，以红丝连缀。刀：定陵出土铁刀，长条形，鱼腹刃，刀柄有金十字护手，木质刀鞘，包沙鱼皮。二 皇后冠服凡祭天地、宗庙及正皇后受册、谒庙、朝会、服礼服。燕居则常服。礼服（翟衣）凤冠：会典载以九龙四凤冠，按明皇后翟衣画像及定陵所出土实物，龙凤数量及组合各所不同，今按实物画九龙九凤冠。凤冠以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金龙、点翠凤、珠花、翠云、珍珠等。冠用三博鬓。翟衣：深青，织翟文十有二等（凡一百四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袖口）、襈（衣襟侧边）、裾（衣襟底边），织金云龙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三。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三等，间以小轮花四。以緅为领缘，织金云龙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黄绮约其下。别以黄袋韬之。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龙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绶：五采--黄、赤、白、缥、绿、纁质。间施二玉环，皆织成。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有小绶五采以副之。青袜舄。常服（大衫霞帔）凤冠：双凤翊龙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上饰金龙一、翊以二珠翠凤，皆口衔珠滴。前后珠牡丹花、蕊头、翠叶、珠翠穰花鬓、珠翠云等。三博鬓（左右共六扇）。有金龙二各衔珠结挑排。大衫霞帔：衫--黄色，两领直下一尺，间缀纽子三。后身长于前身，行则摺起，末缀纽子二，纽在掩纽之下，拜则放之。霞帔--并列两条，尖端缝合，垂在身前，挂坠子，平端收纳于大衫身后三角形兜子内。深青为质，织金云霞龙文，饰以珠。用玉坠子，瑑龙文。鞠衣：红色，胸背云龙文，饰以珠。四襈袄子（即褙子）： 深青为质，金绣团龙文。大带：红线罗为之，有缘。余或青或绿。缘襈袄子：黄色。红领褾襈裾，皆织金采色云龙文。缘襈裙：红色。绿缘襈，织金采色云龙文。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龙文。玉饰件十，金饰件四。玉花采结绶、红线罗系带一、白玉云样玎璫二（如佩制，每事上有金钩一）。青袜舄，与翟衣内制同。常服襦裙为明代自宫廷至民间所通服的最具代表性的女装款式，上身为短襦（袄子、夹衣），下身以马面裙为主，饰有裙襕，初期上衣多为交领，并有白色护领，后期多用立领等，袖为弧形琵琶袖，袖口收窄，或有白袖缘。衣在裙外，短则及腰，长乃至膝，直至清代汉族妇女仍延续此穿法，并影响到朝鲜等属国，最终形成今日韩服。百子衣（夹衣）比甲定陵孝靖皇后棺内出土，形制与罩甲相近。清代以此制为皇后朝褂子。衣：外用无袖方领对襟比甲，胸、背及各边饰升龙纹，如意纹串边，祥云填空，下幅加海水江涯、子孙龙纹。内为宝相花对襟立领夹衣。俱用金纽子。裙：马面襕裙冠：棕帽。三 皇妃冠服凡皇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燕居常服。礼服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珠翟二、小珠翟三、翠翟四、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红色。紵丝纱罗随用。霞帔深青为质。织金云霞凤文。或绣或铺翠，圈金，饰以珠。紵丝纱罗随用。玉坠子瑑凤文。鞠衣：青色，胸背鸾凤云文。燕居服用素，除黄外余色及紵丝纱罗随用。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花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余或红或绿。各随鞠衣色。缘襈袄子：青色。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缘襈裾：红色。绿缘襈，织金花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中宫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皇妃襦裙：冠：黑纱尖棕帽，有箍子，插挑心、顶簪、簪、钗等。衣：大红织金缠枝牡丹妆花绣“洪福齐天”女夹衣，为定陵出土，方领，对衿，用金纽子，胸背用方补，胸补为行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有“洪、福”二字分列左右。背补为升龙五彩云纹，饰海水江崖，“齐天”二字竖列于正中。四 皇嫔冠服礼服：冠用九翟。次皇妃之凤。大衫、鞠衣、如皇妃制，圭用次玉谷文。常服：襦裙，如皇妃制。冠：黑纱尖棕帽，插挑心、顶簪、“万寿”金簪、珠钗等。衣：织金四合如意窠缠枝牡丹交领夹衣，有护领，窄袖素缘。裙：大红凤襕妆花缎裙。Q版大明衣冠（二）艺术作品 2009-03-29 19:19 阅读41 评论0字号： 大 中 小五 皇太子、亲王冠服皇太子冠服皇太子陪祀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朝会、则服衮冕。从祭社稷、及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九章）永乐三年定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五分，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二，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袜舄皆赤色。亲王冠服【册宝附】亲王助祭谒庙、正旦冬至等朝贺、则服衮冕， 受册纳妃、亦如之。朔望朝、降诏、降香、进表、四夷朝贡朝觐、则服皮弁。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各九旒。每旒各五采缫九就。贯五采玉九。赤、白、青、黄、黑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承以白玉瑱,朱紘缨。玉圭：长九寸二分五厘，以锦约其下，并韬。衮服九章：玄衣五章--龙在肩，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每袖各三），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四章--织藻、粉米、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东宫佩制。自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小绶四采以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龙文、皆织成。纁质。袜舄皆赤色。皇太子玄衣九章亲王青衣九章郡王冠服衮冕冕冠：玄表朱裏，前后七旒，每旒五采缫七就，各贯玉珠七--赤白青色相次。玉衡、金簪、玄紞、垂青纩充耳（用青玉）。朱紘缨，承以白玉瑱。玉圭：长九寸，以锦约其下，并韬。青衣纁裳：五章。青衣三章--粉米一在肩，其二并藻、宗彝各三在两袖，皆织成。本色领褾襈裾。纁裳二章--织黼、黻各二，前三幅，后四幅，不相属，共腰有襞积，本色綼裼。中单：以素纱为之，青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二章--织黼、黻各二，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亲王佩制，珩以下瑑云龙文，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大带：素表朱裏，在腰及垂皆有綼，上綼以朱，下綼以绿。纽约用青组。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小绶三采，间施二玉环。皆织成。袜舄皆赤色。皇太子、亲王皮弁服永乐三年定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九缝，每缝中缀五采玉九。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於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赤色，皆如冕服内制。郡王皮弁服皮弁：用乌纱冒之，前后各七缝，每缝中缀三采玉七。缝及冠武、并贯簪系缨处皆饰以金，金簪，朱缨。玉圭：如冕服内制。绛纱袍：本色领、褾、襈、裾。红裳：如冕服内裳制，但不织章数。中单：以素纱为之，如深衣制。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七。蔽膝：随裳色，本色缘，有紃施于缝中。其上玉钩二。玉佩：如冕服内制，但无云龙文，有小绶四采以副之。大带、大绶、袜舄俱如冕服内制。皇太子、亲王 常服永乐三年定冠：乌纱折角向上巾--亦名翼善冠，亲、郡王及世子俱同。袍：赤色，盘领窄袖，前后及两肩、各金织蟠龙一。带：用玉。靴：皮为之。保和冠服嘉靖七年定冠制以燕弁为准。亲王用九(衤取)。世子用八(衤取)。郡王用七(衤取)。俱去簪与五玉。后山皆一扇为之，分画为四。郡王长子冠、如忠静之制。用五(衤取)。服用青身青缘，前后方龙补各一。身用素地，边用云。其补子郡王以上采妆。郡王长子织金为之。衬用深衣，玉色。带青表，绿裏，绿缘。履用皂，绿结，白袜。六 皇太子妃冠服礼服九翬四凤冠：漆竹丝为圆匡，冒以翡翠，上饰翠翬九、金凤四，皆口衔珠滴。珠翠云、大珠花九树--皆牡丹花，每树花一朵，半开一朵，蕊头二个，翠叶九叶。小珠花如大珠花之数--皆穰花飘枝，每枝花一朵，半开一朵，翠叶五叶。双博鬓（左右共四扇），饰以鸾凤，皆垂珠滴。翠口圈一副。珠排环一对。珠皂罗额子一--描金凤文，用珠二十一颗。翟衣：深青，织翟文九等（凡一百三十八对），间以小轮花，红领褾襈裾，织金云凤文。中单：玉色纱为之，红领褾襈裾，领织黻文十一，或用线罗。蔽膝：随衣色，织翟为章二等，间以小轮花三。以緅为领缘，织金云凤文。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四。大带：表裏俱青红相半，其末纯红而下垂，织金云凤文。上以朱缘，下以绿缘，并青绮副带一。大绶：四采、赤、白、缥、绿，纁质，皆织成，间施二玉环。小绶三，色同大绶。玉佩二，珩以下瑑饰云凤文，描金，上有金钩，以小绶四采副之--赤、白、缥、绿，纁质，织成。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皂线纯，每舄首加珠三颗。七 亲王妃、公主冠服王妃受册、助祭、朝会则服礼服。礼服（大衫霞帔）冠：九翟冠二顶。冠以皂縠为之。附以翠博山。饰以大小珠翟九，皆口衔珠滴。金凤一对，口衔珠结。金簪一对。珠翠牡丹花穰花各二朵。面花二对。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衣：大衫霞帔--衫用大红。霞帔以深青为质，金绣云霞凤文。金坠子亦鈒凤文。鞠衣：青色，如深衣制，胸背金绣云凤文。惟不用黄，燕居服用素。四(衤癸)袄子：即褙子。桃红色，金绣团凤文。大带：青线罗为之，有缘，或用红罗。玉谷圭：长七寸，剡其上，瑑谷文，以锦约其下并韬 【公主不用圭】。玉革带、青绮(革呈)。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革带：青绮鞓，描金云凤文，玉事件十，金事件三。玉花采结绶，如东宫妃佩制。青袜舄、袜以青线罗为之。舄用青绮。饰以描金云凤文。公主冠服 与亲王妃同。八 文武官冠服朝服凡大祀庆成、正旦、冬至、圣节、及颁降开读诏赦、进表、传制，则文武官各服朝服。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朝服：梁冠。上衣：用赤罗青缘，其长过腰指寸七寸，毋掩下裳。中单：白纱为之，青缘。下裳：七幅--前三后四，每幅三襞积，赤罗青缘，蔽膝：赤罗，无缘。绶：各照品级花样。革带之后佩绶系而掩之，其环亦各照品级用玉犀金银铜为之，不以织於绶。大带：表裏俱素，惟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又用青组约之。革带：一品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银，八品九品乌角。佩玉：一如诗传之制，去双滴及二珩，其三品以上用玉，四品以下用药玉。白袜。黑履。一品：冠七梁，不用笼巾貂蝉。革带与佩俱用玉。绶用绿黄赤紫四色丝织成云凤四色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玉。笏用象牙。八品九品：冠：一梁，革带用乌角，佩用药玉，绶用黄绿二色丝织成鸂鶒花锦，下结青丝网。绶环二，用铜。笏用槐木。杂职未入流品人员：若遇大朝贺、进表、随班行礼，止用公服。洪武三十年奏准亦照九品官，具朝服行礼。公：冠八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五折。前后用玉为蝉。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为蝉。伯：冠七梁，加笼巾貂蝉，立笔二折。前后玳瑁为蝉。俱左插雉尾。驸马：冠与侯同，不用雉尾。祭服凡上亲祀、郊庙、社稷，文武官分献陪祀则服祭服。洪武二十六年定文武官陪祭服：一品至九品--青罗衣，白纱中单，俱用皂领缘。赤罗裳，皂缘。赤罗蔽膝。方心曲领。其冠带佩绶等第并同朝服○又令品官家用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领。四品以下并去佩绶。○又令杂职祭服与九品同。嘉靖八年定上衣用青罗皂缘。长与朝服同。下裳用赤罗皂缘。制与朝服同。蔽膝、绶环、大带、革带、佩玉、袜履，俱与朝服同，去方心曲领。三品祭服：五梁冠，革带用金，佩用玉，笏用象牙。驸马祭服：七梁冠，加笼巾貂蝉，立笔四折，前后用金蝉。革带、佩用玉，牙笏。公服在京文武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见辞则服公服，在外文武官每日清早公座亦服之。后常朝止便服，惟朔望具公服朝参。其武官应直守卫者不拘此服。文武官公服：用盘领右衽袍，或紵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宽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下同。公服花样：一品用大独科花，径五寸。二品小独科花，径三寸。三品散答花无枝叶，径二寸。四品五品小杂花纹，径一寸五分。六品七品小杂花，径一寸。八品以下无纹。帕头：用漆纱二等，展角各长一尺二寸，其杂职官员帕头用垂带。笏：依朝服为之。腰带：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荔枝。五品以下用乌角。鞓用青革，仍垂挞尾於下。靴用皂。
关于古代服装的变迁论文题目
一部人类服饰演化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感性化了的人类文化发展史。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披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的精神文明内涵。 原始社会服饰(公元前21世纪之前) 战国时人撰写的《吕氏春秋》、《世本》及稍晚的《淮南子》提到，黄帝、胡曹或伯余创造了衣裳。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商周服饰(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年) 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成为趋势。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深衣剪彩独特，衣与衫相连在一起，制作时上下分裁，中间有缝相连接，用途最为广泛，隆重程度仅次于朝祭之服。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qiān]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公元前202年，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定都长安， 汉初统治者汲取秦亡的教训，对农民采取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一般制度多无太大改变，冠服制度，也大都承袭秦制。直至东汉明帝永平二年，才算有正式完备的规定。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相传汉朝赵飞燕被立为皇后以后，十分喜爱穿裙子。有一次，她穿了条云英紫裙，与汉成帝游太液池。鼓乐声中，飞燕翩翩起舞，裙裾飘飘。恰在这时大风突起，她像轻盈的燕子似的被风吹了起来。成帝忙命侍从将她拉住，没想到惊慌之中却拽住了裙子。皇后得救了，而裙子上却被弄出了不少褶皱。可是说来也怪，起了皱的裙子却比先前没有褶皱的更好看了。从此，宫女们竞相效仿，这便是当时的“留仙裙”。］
1 汉服的来源 由于我们是一个慎终追远的民族，所以尽管商周确实存在过较为接近对襟的式样，但整体上我们一直保留了祖先最初的选择……这是交领右衽的由来。至于长袖和宽袖，可能是在财富积累后上层产生的习俗，但由于当年孔子重视大袖（缝掖之衣）所以成为了士人装饰的必备元素和突出特征（当然，也反应了我们的生活观念）。 约五千年前，中国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日趋稳定，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原始社会的解体，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了阶级社会。从此，衣冠服饰便成了统治阶级"昭名分，辨等威"的工具。黄帝时代冕冠的出现标志着等级的差别。开始有了区别贵贱的黼黻，尊卑贵*，各有分别，服饰制度逐渐形成。 2 汉服的概念 汉服即汉族服饰的简称： 主要是指明末以前，在自然的文化发展和民族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汉族服饰。 汉服作为一种独立服饰体系，在历史的传承与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民族风貌，即已形成了鲜明的风格特色，并且明显区别于我国其它民族，及世界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服装，更与现代服饰在制式风格上有着质的不同。 汉族服饰博大精深。因为其历史悠久，应用地域广泛，并在不断的创新与融合中发展演变，使得对中国服饰研究较少的人难以把握，而作为一个大的服饰体系，不能仅以表象和简单的制式来界定汉服，而应以其主导风格为界定标准。 所以汉服的界定标准可以用以下文字进行表述：“上溯炎黄，下至宋明，汉(先秦时期则为华夏)族人民所穿著的服饰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自然发展演变而形成的一种明显具有独特风格的一系列服饰的集 3 汉服的民族属性和文化属性。 汉服为汉族民族服饰，曾一度为满清所灭。汉服目前依然处于艰难的恢复期，远未到达国人尽知的程度，作为汉服指导者的网站，不能淡化汉服的消亡史，这是尊重客观历史，揭示汉服现实地位，警示民族未来的需要。 汉服的确是汉族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与琴棋书画等汉族其他的民族文化相比，汉服一度灭绝达三百余年，在民族文化界，汉服依然缺乏其应有的地位和荣耀。在这样的情况下，仅仅把汉服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来宣扬汉服，显然为时尚早。若非要以汉服的文化意义为主旨，不妨以“汉服兴趣”为名，而不该冠以所谓的“汉服运动”，或者“汉服复兴”来吸引眼球。 四,汉服重现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汉服在中国消失了360年后的今天，笔者欣慰的看到全国各地都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着复兴中国文化满腔热情，穿著华夏传统服饰。汉服的复苏不仅仅是给给中国增加了美丽的服装，更是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前兆。 对于很多不了解中国人来说，中国曾经领先世界文明的风采象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幻影，或干脆是一个虚幻出来的安慰剂。记得当我第一次看到客观的西方历史学家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善良、最没有侵略性的民族，也是古代对世界文明贡献最大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爱好创造、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我还不相信是真的。当我加入了解中国历史、知道中国古代文明辉煌成就的同胞行列，就和他们一样，中国有朝一日的文艺复兴的愿望，就成为内心中永远摆脱不了的情节。 今天在全世界都有中国各种优秀的人才、勤奋的劳工艰苦的工作，连那些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以色列街头各种各样的现代建筑，都浇灌着中国劳工的辛勤汗水。可是，我们却发现中国同胞也常常是受苦最多、得到报酬却是最小的人。世界先进国家如西方各国、日本的成就，也是需要几百年来无数劳动的积累，但是，他们每代人的努力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教训，都能够传给下一代，使得下一代在一个高的起点向更高的目标发展。这有何尝不是古代中国领先世界的诀窍？而在近几百年来，中国同胞却总是经历各种内忧外患，战乱不断。别的国家人民经过劳动，积累的财富和经验可以传到下一代，我们汉民族却在那些不断的战乱中，一次又一次的重零开始。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让我们的子孙能够摆脱我们的烦恼，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是每一个心地善良的中国人盼望已久的。中国应该怎样实现文艺复兴是热爱中国人民的同胞反复思考的问题。 古话常说："知音难寻"，无论是家庭还是社会上的群体，如果一起分享美带来的享受，他们之间的感情就会越来深。我们常常看到一起看戏的戏迷`一起练习书法的书法家`欣赏某一类音乐的歌迷，聚在一起时候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不仅仅是志趣相投，在生活上也会相互帮助。 其实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一个国家的凝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在世界上有凝聚力的国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包括民族服饰`民族音乐`民族艺术，其人民在享受共同的美感中，学会相互尊敬，社会和睦，彼此感情不断的加深，民族的亲和力也不断地加强。 华夏民族曾经是一个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民族，华夏民族的先辈在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时，正是有这样强烈的民族亲和力在背后起着巨大的作用。这其中，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又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可以说起源最早世界上流传时间最长民族服饰。根据史纪，早在至少四千多年前，华夏民族的服装风格就开始流传，华夏民族还发明了丝绸锦缎，让中国的服饰水平远远超过其他民族。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华夏民族服饰美被世界各国所钦佩的最好的见证。也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展示艺术美感最好的见证。 汉民族传统服饰是华夏先辈高度智慧和艺术才能的结晶，可以说是几千年以来，是社会成员彼此融洽相处的媒介，也是华夏民族共同辛勤劳动`发明创造`享受天伦之乐的环境。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魅力，曾经让全世界所倾倒。 遗憾的是，华夏民族传统服饰在屠杀和暴力中被断送了。在屠刀下汉服的消失和文字狱。都是清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他们的私利，压制华夏文化，便於愚民统治的结果。伴随着的，是中国从世界最发达的国家沦落到最贫穷的国家，从领先世界的大国沦落到半殖民地，中国从一个和睦`融洽的社会变成缺乏认同`缺乏彼此同情关怀的场所。而这不仅仅使我们民族再和外族入侵中吃了无数的大亏，也使我们的民族把聪明才智浪费在无数的内耗内斗中，让我们的国家久久不能赶上世界先进文明，也让中国人民经历了不知道多少磨难。 尽管今天满清反动统治者早已被抛弃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的流毒远远每肃清。他们的文字狱让我国有无数宝贵的文化遗产失传，汉民族传统服装，就是其中之一。这样做到恶果，使得我们后人不但不能够借鉴我们自己祖先文明成果，在更高的基础上再发展，而且让社会习惯于蔑视百姓的文化和尊严，丧失了社会的和睦，也丧失了我们国家的凝聚力。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族虚无主义者，以为我们的祖先光辉灿烂的文化一钱不值。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甚至有人把西方性自由、身穿三点式的选美等糟粕当作先进文化来大加宣扬。这种缺乏自信、自爱、自强精神的现象，和当初反动统治者用血腥暴力取消汉服装，扼杀汉文化、丧失了华夏民族自尊心的罪行是分不开的。 满清统治者是靠暴力掠夺劳动人民财富起家的反动政权。他们用屠刀强迫中国人民废除华夏传统服装，改用满清服装，不是为了人民的享乐，而是为了奴役。他们没有任何审美的观念。尽管满清反动统治阶级已经灭亡，可是他们对中国造成的破坏，包括对汉民族传统服装的破坏并没有恢复，我们民族的凝聚力也并没有恢复。 今天多少人在实际上都不知道华夏祖先是曾经有着光辉灿烂文明，不知道华夏先辈的智慧和美的升华到底是什麽。更有人以当中国人为耻，台独分子就利用这点来宣传“中国猪”的愚蠢。丑陋的满清旗装使得多少中国人觉得自己的民族没有智慧发明美的东西。竟然有香港的女孩子传着日本和服招摇过市，以次为美，完全不知道和服是华夏文明传播到日本，被学习和保留的结果。这实在让每一个热爱自己同胞的炎黄子孙痛心疾首。 然而在中国，有一群汉民族文化的爱好者，他们热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有着复兴中华文化强烈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们当中一些朋友决定从复兴汉民族传统服装入手，把我国由于过去种种失传的种种文化精华再次发扬光大。让我国人民能够在美的享受中增加民族凝聚力。他们当中的有心人经过多年研究、相互合作探讨，终於挖掘出了我国古代传统服装的奥秘，今天更还有人勇开风气之先，把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在中国的街头。 今天有多少华人热切盼望着中国的文艺复兴。什么叫文艺复兴？在欧洲有一段黑暗的历史时期，统治阶级压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文明成果，结果造成了文明发展的严重停滞。文艺复兴，就是从回复古希腊雕塑、绘画艺术开始，重新吸收了欧洲古代社会各种文明成就。结果一直导致了工业大革命和技术爆炸。造成了西方列国由落后变强大。我国在清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屠刀下，汉民族文化被压抑，民族服装被禁止，发式被迫改变，和西方黑暗时期多么相似。而在中国华下传统服装被恢复，和其它各民族服装百花齐放，相互促进，不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开始吗？ 汉民族传统的服装的复兴，意味着我们国家不再存在用暴力压制民族文化的现象，意味着人民重新欣赏自己民族先人的才华和智慧，并为之自豪，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和睦和向心力将要恢复到中国古代飞速发展的时代。 今天，有人故意把屠杀、掠夺、奴役汉族人民的满清反动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中勤奋劳动、安居乐业的无辜人民混为一谈。在我们提倡肃清满清统治者流毒、促进中华文艺复兴的的时候，他们就说这是诬蔑所有的少数民族，扣上大汉族主义、破坏民族团结的大帽子，企图扼杀这样的复兴。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幸福放在自己考虑之中。他们没有把汉族当成同胞，对他们不是同情和关怀，而是充满了算计。 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针对任何少数民族的复仇，过去那些在中国土地上野蛮屠杀、掠夺的强盗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对他们的后代没有任何仇恨，更不会对任何少数民族无辜的人民有仇恨。但是我们必肃清满清流毒，提倡中国的文艺复兴。这是为了中华民族恢复古代社会的创造能力，象古代那样再次领先世界文明。是为了社会更加和睦，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相互关怀。是为了我们的子孙能够继承先辈的智慧、经验和教训。归根到底，这不仅仅是为了汉民族人民的幸福，也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幸福。 今天，在全国各地勇敢地穿上华夏传统服装的年轻人，正是中华民族文艺复兴的先驱，也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当华夏民族的传统服装，真实地深入在中国社会中，和各民族服装一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华夏民族先辈在服饰上高度智慧和高度艺术的结晶实实在在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古代的辉煌就不再是幻影。我们的心态就不会再自卑和自狂中恶性循环，而是能够以更健康的心态，吸收和发扬中国和世界各国丰富的文明成果。 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就像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一样，使彼此认同`彼此相互关心爱护的结果。我们相信，随着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华夏民族将恢复了彼此认同，恢复对辛勤劳动`不断发明创造的先辈和群体的尊敬，就会恢复融洽和睦，恢复彼此相互的关心爱护。当炎黄子孙一起享受千年来先辈享受的服饰美，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把一个彼此不信任的社会，一个相互关心帮助，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不再讲消耗在无谓内耗中。本人衷心希望，汉民族服装能够在炎黄子孙中传播开来，让华夏民族服装重放异彩，成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发了269105587
古今服饰研究性论文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
中国手工艺有万年以上的不间断历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时段的发展演变，正面临着蜕变和再生的考验。蜕变并不意味着消亡，而是以新的方式再生。然而，蜕变过程毕竟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一事实是残酷的。但适者生存的原则不仅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文化产业。我们都清楚地看到，20世纪的一百年间、传统手工艺从鼎盛期日渐下滑，到世纪末，已衰退到历史的低点。而同样在这一百年间，我们对传统手工艺的历史沿革、发展规律、文化内涵的整理和研究却日渐兴隆，到世纪末已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这一反差耐人寻味，但并不奇怪，它们都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发生的。前者与社会的转型和变革紧密相联，是已发生的客观事实，不是理论问题。后者是在知识水平和认识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有理论和实践如何结合的问题。本文拟从近代以来传统手工艺潜在的蜕变因素、工业社会与传统手工艺的冲突来分析21世纪传统手工艺的前途。结论正确与否，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一、近代：潜在的蜕变因素 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发生了有史以来最深刻的变革，推翻了千年封建体制、建立了共和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又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思想体系和陈规陋习，从而开辟了中国文化史的新纪元。然而在如此剧烈的社会震撼之中，传统手工艺从表面看似乎没有多少变化，大体上传承了清代的风格和技艺，时强时弱地延续了几十年。但从它与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相关性来分析，就可以看到即将迫使它发生蜕变的潜在因素。 （一）传统手工艺的市场日渐缩小 在中国古代，手工艺品的使用几乎涉及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在“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环境中，手工艺提供了大部分的社会所需和生活所需，大到帝王的礼服、礼器，小到民间的嫁衣、纸马。尤其是宫廷和宠大的官僚机构对高档手工艺的需求曾极大地刺激了它的生产，使金、玉、漆、木、丝织、刺绣等行业的技艺登峰造极。但辛亥革命引起的政体骤变，使顶戴花翎、龙袍朝珠一夜间被废除，带有封建等级烙印的手工艺立即失去了市场。这是市场缩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晚清以来，西方生活用品源源输入中国，如洋布、洋油灯、洋火、洋袜、电扇、电灯、钟表等等，逐步占领了大都市的市场，就连慈禧、光绪都有了钢琴和沙发。1893年（光绪十九年）上海安装了6325盏电灯，次年达到9091盏。接着，北京、天津，包括皇宫禁苑都装起了电灯（焦润明：《中国近代文化史》）。这样，实用手工艺的生产必然受到排挤。 （二）对手工艺品价值认识的偏移 传统手工艺品原来就有两大类别。一类是高档品（即后来所说的特种工艺）。兼有观赏和收藏的价值。一类是普及的实用品，直接服务于人的生活。在封建社会，高档工艺品早就成了少数人积敛财富的对象，古物则当作“古玩”收藏。据《查抄和 家产清单》，何家玉器库有“玉鼎十三座高二尺五寸、玉磬二十块、玉如意一百三十二柄，镶玉如意一千一百零六柄……，以上共作价银七百万两”。古玩器有“古铜瓶二十座、古铜鼎二十一座、古铜海三十三座……，以上共作价银八百万两”等等。民国以来，实用手工艺品虽然有收缩的趋势，但富商大地主和新贵对高档工艺品的需求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手工艺品的价值就明显地偏向了高档的特种工艺品。经济价值和收藏价值的明显上升，使实用价值显得无足轻重。晚清至民初苏州工艺美术的畸形发展就是一例，当时以红木家具、玉雕、珠宝、檀香扇、刺绣为大宗，基本上都是特种工艺品。 （三）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难以与时代同步 近代传统手工艺的创作观念长期停留在清代风格之中，少有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父子师徒世代相继的传承方式，使技艺和风格走向程式化，一时难以扭转。正如《考工记》所说：“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二是近代文化转型的不平衡性，使传统手工艺无法迅速与时代靠拢。上个世纪初叶，当东南地区和大都市已经出现较多西装的时候，边远地区还在给少女裹足，社会上出现了古今混杂、中西并举的现象，传统手工艺似乎无所适从。一些人感到世事的变迁，以创新来争取市场，如景德镇瓷瓶上出现了时装人物画。一些人处于猎奇心理，又丢不开传统的观念，就产生了非中非西的混合风格。如苏州东山雕花大楼，既有中国吉祥纹和廿四孝雕刻，又有罗马柱头和文艺复兴式的雕花，杂乱无章。只有刺绣不自觉地发生了比较彻底的蜕变。刺绣在古代以实用为主，明代露香园的“顾绣”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并广为流传。在实用刺绣日趋衰退的时候，这种工艺反而蒸蒸日上，但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刺绣了。三是高居于现实生活之上的高档工艺品，本来就是用以升值的藏品和玩物，以仿古为上品，自然可以无视社会的变革。总之，近代传统手工艺处在变与不变，似变非变的边缘线上，预示着一场难以阻挡的蜕变之风将要横扫中国。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服装表演毕业论文题目
学术堂整理了20个服装设计论文题目,让你多一些选择:1、针织服装设计专业"微工作室"教学实践探讨2、谈中国传统元素在老年服装设计中的创新3、预售模式影响下的服装设计教学改革4、服装设计与两性关系初探5、纤维艺术在服装面料创意设计中的表现与应用6、定制服装的设计模式探讨分析7、民族服饰元素应用于现代服装设计中的价值探讨8、气冷式服装的设计及热舒适性评估9、服装吊挂流水线柔性输送机构的设计10、针织服装结构设计理论与方法11、服装设计中的色彩语言研究12、高职服装设计实训课程人才培养改革途径分析13、浅谈现代服装设计中的装饰手法14、民族民间艺术与服装设计专业教学的对接研究15、服装设计大赛对高等院校学生实践的影响16、"云层臆想"系列服装的设计与制作17、面向个性化定制服装设计的虚拟人台及快速成型技术研究18、牛仔服装中的装饰设计应用与效果表现19、服装面料的二次艺术设计探究20、现代服装设计中刺绣的运用手法探析
1时尚街拍现象描述描述当今时尚街拍的现象。案例分析对比2追溯来源（两个方面，历史事实的和深层结构文化根源的）。3时尚街拍作为新的服装表现方式有什么特征，对服装界有怎样的影响（设计倾向、表现方式、理念等等或结合所学专业某一具体问题来谈），延伸到生活理念上的革命？4根据以上三部分的结论预测趋势，如此发展下去将会？
结合所学的知识，认真完成．不要大题目，范围越小越好．如服装上的装饰，兜，拉链，腰带等
3个问题.难度一等一..1，民族服饰与现代服饰的结合服装的风格是宽袍大袖、厚实庄重。 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宜于植麻种棉；自织麻布和土布是衣裙的主要用料。所用工具多十分简陋，但织物精美，花纹奇丽。因天气湿热，需要坦胸露腿，衣裙也就多短窄轻薄，其风格多生动活泼，式样繁多，各不雷同.2、 服装设计与市场销售（市场销售这一块.个人认为设计出来的衣服要的是品位.然后不能粗燥的卖.例如通过专卖店来卖.而且要有很独特的style!3、 服装设计与服装材料（最好是兽皮之类的,比较复古.然后特别保暖,有个性。但是要把兽皮处理好,完全闻不出气味.完全看不出来.然后还有树叶.做花边.多么完美!多么有创意! 等你实现!!
古今之变论文参考文献
现代思想的起点，可以说，现代性的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蕴藏于这个起点之中。这个起点叫做“古今之变”，也就是从古代到现代发生的转变。古今之变的本质，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 这不是说古代比现代更好。就好像人会生病是自然的，开刀做手术是不自然的，但这种“不自然”能够救命，对我们大有好处。我想和你分享三个故事，从这三个故事中来理解古今之变这件事。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 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得先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但过去可不是这样。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么一条裁决，说如果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了，就可以开始找新的爱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情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说过，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阶层相同。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再比如，以前我们如果喜欢一本书、一首乐曲、一个演员，总要说出些理由来，你要对这个领域有所了解，说出一二三四，才能为人信服。现在简单多了，基本上“我喜欢”三个字就已经足够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变得这么重要了呢？这并不是坏事。“我愿意”变得如此重要，其中包含着对个人的尊重；而对个人的尊重，则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是打破旧有等级体系的力量，是民主化的基础。但另一方面，这种现象又会让我们困惑：无论多么伟大、崇高、优美的东西，现在只要一句“我不care”，好像就能否定它的价值。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些话题只要你说“我喜欢”“我愿意”，对方似乎就无法反驳了。这种轻率的傲慢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最高基准是主观意愿，“选择”就成了一个孤证。除了“我的意愿”，不存在任何同等有力的旁证。选择就变得脆弱、不稳定。我们可能自己都无法坚信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一方面处在解放的轻松与兴奋当中，另一方面又处在不确定的、没有把握的焦虑当中；一边习惯于“轻率的傲慢”，一边又常常感到惶恐和不安。简而言之，过去我们更重视事物内在的客观价值，主观意见不能轻易动摇这些客观价值。而现在，个人主观赋予的价值变得极其重要，有时候甚至能压倒其他一切标准。古今之变，这是其一。“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呢？ 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我们基本都会认为，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么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听不好听有什么关系？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 这种“正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来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么会有人听信这么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么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么“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我们得到了自由。但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道理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也常常是谁也说服不了谁。 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了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现在接着说第三个故事，它说的是新秩序。 现在假设有一个外星人来到地球，如果刚好碰上春运，这个外星人肯定要犯糊涂了。十几亿人跑几千公里，调动那么多社会资源，是为了干什么呢？就是专门为了去和人吃饭聊天打麻将放鞭炮，这些事平时不能做吗？外星人很可笑，他不懂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你仔细想想，春节是传统文化，但春运不是。中国的历史有几千年了，春运也只是这几十年才开始有的。春运之所以变成一种“新传统”，是因为现在太多人在外地工作，才造就了这种新传统。而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和生活，在以前是极不自然的，也是违背传统的。这种新传统的出现，是因为现代化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产和组织方式。以前我们与熟人合作，这很自然。但后来找到了效率更高的方法，把大量劳动力汇聚起来，集中生产。于是有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人们开始聚集到城市中，和陌生人广泛地合作。自然的秩序被打破了，我们建立了理性的新秩序，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三点。现代工商业因此而发展，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理性计算的逻辑会一直向前推进，导向一些我们不喜欢的后果，比如“工作996，生病ICU”，人变成了工业链条上可磨损的零件。 变化背后的思想动力个人主观价值的绝对提升，自然秩序被打破，理性秩序的建立，这些都是古今之变的一部分。简单地说，古今之变，就是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这并不是说客观世界从自然变成了不自然，而是说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改变了。古代人相信有一个外在于人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自有它本身的意义。但现在我们不再相信有什么上天注定的意义，我们相信意义是由人所赋予的。历史上的古今之变是在一系列社会事件的演化中逐渐发生的，包括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 古今之变这件大事，背后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动力，就是“理性”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启蒙运动主张的理性主义。可以说，启蒙理性主义就是现代社会思想层面的发动机，这股巨大的力量推动着我们前行，改变世界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人们不再相信神、不再相信传统、不再相信天道，那么该信仰什么呢？换句话说，人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用理性去回答这个问题，会发现非常困难，甚至无能为力，所以我们时常会感到焦虑和空虚。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些精神困境呢？怎么才能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理由呢？这是一个难题。在以理性为基础的新秩序中，自然等级已经被瓦解，我们相信人人都是自由平等的，那么谁应当来统治谁呢？这时候统治和服从都需要理由，那么这些理由经得起理性的质疑和讨论吗？社会秩序就建立在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中。这是第二个难题。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