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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论文范文模板

发布时间:2024-07-05 0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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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陛,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虑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威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陛,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苟子日:”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尚.使人们高米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日:“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妻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垂作为~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i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耄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i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i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墨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妻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耋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 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林外史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开题报告模板,各个学校的可能不太一样,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写。2.开题报告的主体内容大致分为:文献综述、设计的主要内容、设计方案、工作进程安排、主要参考文献、指导老师意见六部分。文献综述是报告的主要部分,是内容最多的部分,一般本科生的文献综述不少于1000字,专科生不少于500字。主要是写一下自己的毕设题目的开发前景和意见,以及应用到的技术。文献综述要与后面的参考文献相呼应,一些文字必须是对参考文献中的部分内容进行总结或者是原文,并以上标注明哪些是出自第几个文献的。这部分主要是写一些自己毕设的内容,主要包括哪些功能之类的。相对简单,所占篇幅较小。这部分是对你的毕业设计需要进行的大体步骤进行罗列,需要按照顺序写出来。这部分是将自己的工作进行按照日期进行分类,基本上划分成好多个零散的工作日。对工作的描述应该简洁。这部分的文献应该是自己在知网或者学校图书馆查阅到的,与综述中的内容可以呼应的,而且文献有相应的格式,我们需要严格按照格式进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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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这种文字体裁是随着现代科学研究活动计划性的增强跟科研选题程序化管理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开题报告一般为表格式,它把要报告的每一项内容转换成相应的栏目,既便于开题报告按目填写,避免遗漏;又便于评审者一目了然,把握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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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儒林外史论文范文

《儒林外史》是一部激励人上进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好书,它能让人看到书中现实生活中的邪恶,深刻批判了与科举制度互为表里的封建道德、封建礼教。以下是我整理的儒林外史 读书心得 作文 五篇,欢迎阅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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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儒林外史九年级读后感心得

《儒林外史》读后感作文范文10篇

儒林外史读后感两篇500字600字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1

余尝读吴文木之《儒林外史》,其书儒者之种.种,光怪陆离,众生百态,不一而足,或吝啬,或迂腐,或势利,或恬淡,或浑雅,比比皆是也。

吝啬者如严监生之属,迂腐者如马纯上之类,势利者则五河县人之流也,恬淡者如庄征君,浑雅者如虞博士,文木老人皆述之以笔,其历历者如在目矣。

另有如五十五回述盖宽及其邻翁于雨花台绝顶望江上舟船之往来,红日之西坠者,愚窃以为殆有谓也:其述江船之逡巡者,非谓时人之去而后人之来,寓述往追来之意者乎?而落日之谓非喻礼乐文章之颓废也欤?噫吁兮,聊聊数笔而一至如是之思者,此所谓文木之高妙也。

夫难平者事也,无尽者欲也,而皆出于人,是知世间善恶,皆自人出。夫人者无有穷而欲者无有尽,功名富贵,朝夕挂念,焉之此虚妄之物终为无益也?徒费尽心情,误尽流光,莫如啸傲林泉,梅妻鹤子,快然自足,极娱游于终日也。

且夫古之君子,温文尔雅,雍容敦厚,以正其身而推及人,行不言之教,助礼乐之闻,岂如文中之类,礼乐不行,教化不兴,惟知皓首穷经以为仕途,及仕则未知何谓仁义也,无论唐诗宋词文章辞赋也,而尽日所见惟黄白之物,所闻皆为官之道也。是以有泰伯祠群贤毕至,以复旧时礼乐之教化者,实文木之喟叹也。由是知之,八股之为害甚矣!

呜呼,圣道之不传也久矣,礼乐之不兴也亦久矣,而世人愚昧,不解名利之属终为虚妄,日追夜逐,靡有朝矣!夫庸知濯足沧浪,醉舞明月,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之乐也欤?余既怅然,故虽有不才而敢不竭鄙诚以为此文者哉?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2

这学期,我读过许多书,但是在这么多的书中,唯有《儒林外史》使我记忆犹新,书中的 故事 一直让我念念不忘。

《儒林外史》是我国一部的古典长篇讽刺小说,它集中了许许多多的人物,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反动统治的罪恶和虚伪。小说作者吴敬梓运用周进、范进等生动的艺术形象,用辛辣的笔触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和虚伪,作为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品通过集中概括,典型地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揭示了他们的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至于可恶。

虽然如此,文中也有不少文人雅士,如王冕、萧云仙。其中,我最欣赏王冕,因为他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母亲只得让他去给邻家放牛。懂事的王冕了解家里的情况,便答应下来。他每天都去放牛,一直到长大之后,他学会了画荷花,才靠画画维持家庭生活,但他一直在为穷人作画。后来,有一位官府的人请他作画,他犹豫再三,才勉强答应。之后,有人请他去做官,但他洁身自好,不畏权贵,毅然拒绝了。他时常用梅来比喻自己清正的品质,正如他在《墨梅》一诗中所写:“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我想:王冕那种洁身自好、不畏权贵的品质,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吗?确实,我们应该向王冕学习,从小体谅父母,体谅家庭的难处。即使自己遇到困难,也要学会坚强。在大富大贵面前,王冕选择了隐居,而不是去享受,这一点不又是我们该学习的吗?面对生活中那些无耻的人,我们不应躲开,而要敢于指责;面对身边有困难的人,我们应多一些鼓励,多一些爱心。正如“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3

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少年王冕”,这篇课文出自吴敬梓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这正是我喜欢的书型之一,所以,我忍不住买了一本。果然名不虚传,刚读完两三篇就让我爱不释手了。

书中的《范进中举》一文,深深地吸引了我。它主要讲述了范进在自己的持续努力和周进的帮助下,相继中了相公与老爷的故事。54岁的范进在考相公时巧遇学识渊博并且富有同情心的学道周进。他一看范进的考卷非常生气;二看,觉得还有玩味之处;三看,不禁拍案赞叹“真乃千古至文也”。于是周进将范进录为第一名,范进在54岁终于进学,做了相公!后来,他又瞒着老丈人胡屠户去考乡试,结果又高中举人,但是出人意料的结果却让他喜极而疯……

“范进中举”这篇故事深刻地揭露了八股科举制度对古代文人的摧残,《儒林外史》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封建社会末期,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揭露了当时残酷的法律和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虚伪。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4

《儒林外史》全书以一位正直文人王冕的故事为引子,接着写了周进、范进中举的故事。周进是个老童生,一生之中科举不得意,直混到给商人管帐的地步。在商人的资助下,他捐了个监生,又先后中了举,成了进士,官至广东学道。在南海主考时,他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范进中举后,竟发了疯病,被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醒。范进中举后,书中这样写:“他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灌醒过来,竟发了疯,一边叫‘我中了!’,一边往门外飞跑,一脚踹在塘里,挣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此时竟需要他平日害怕的胡屠夫打他一巴掌,他才清醒过来。”他周围的人在他考中前后也俨然两副嘴脸,其中尤以胡屠户表现得最为典型:先前的“现世宝穷鬼”一下子变成了“贤婿老爷”,连“尖嘴猴腮”也顿时变成了“体面的相貌”这个故事揭示了科举制度对读书人及整个社会毒害之深。

《儒林外史》之所以广为流传,其主要优点有三:其一是小说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讽刺的矛头虽然直接落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却始终使人感到人身上的罪恶归根到底是社会的产物,是当时的科举制度造成的罪恶。比如像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只是大嚼零食,留意于自己所选八股文的销路,都使人感到是那个社会造成的。其二是《儒林外史》在讽刺上并不排除夸张:像严监生临死为两根灯草不肯咽气,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其母快乐得一命呜呼都是。但作者的夸张并不使人感觉虚假,而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其三《儒林外史》的结构独特: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由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其他人物作陪衬,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每个故事随着有关人物的出现而展开,又随着有关人物的隐去而结束。

《儒林外史》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中心,揭露了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毒害,进而讽刺了封建官吏的昏聩无能、地主豪绅的贪吝刻薄。附庸风雅的名士的虚伪卑劣,以及整个封建礼教制度的腐朽和不可救药。

儒林外史读书心得5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一部十分有代表意义的长篇讽刺小说,作者以细腻的笔法、真挚的情感真实的再现了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群像,并生动的描绘出了吃人的科举、礼教以及腐败的失态。

《儒林外史》是吴敬梓的成名之作。全文主要讲了对科举制度的严厉批判。作者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扭曲、腐蚀文人灵魂的罪恶,并用许多事例来证明了这一观点。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写王冕的那一章。主要写了:王冕到隔壁秦家去放牛,还带了几本书去看,一阵大雨过后,湖中的荷花甚是好看,于是他开始画荷花;一开始画得并不好,最后越画越好,最后以画荷花为生,奉养母亲。王冕坚持不懈使我大受启发,使我想到了上学期所学的一篇课文,名叫《滴水穿石的启示》,讲了水滴以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精神滴穿了石头。它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目标专一而不三心二意,持之以恒而不半途而废,就一定能实现我们美好的理想。我在生活中也要有这种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即使它在别人眼里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也要努力做好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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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是我国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在这本小说中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制度下,文人穷极一生只为模仿八股文,以便考中飞黄腾达,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知道的愚昧心理。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儒林外史 读后感 1000字精选 作文 初中,希望大家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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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6篇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1

初识《儒林外史》是在看京剧《范进中举》之后。看完之后不觉惊异于作者的独具匠心,却没有领略导作者的真正用心,直到翻开《儒林外史》浏览了整个 故事 之后。

《范进中举》讲的是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终于考上举人,欢喜至疯,最后被平日最怕的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打清醒的故事。非常简单的故事,但纵观全文事实上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中举从范进身上来看是好事,苦考了三十四年终于出头,从他发疯来看足以看出那时的读书人对功名痴情一片,像周进哭号着为秀才名分磕头撞板。但他们的痴情并不是为了道德理论上的治国之经,而是纯粹的个人升官发财。还有范进中举前后判若两人,中举前萎缩地向老丈人低头称事,中举后便有了老爷大人们的官腔。甚至在为母亲守丧时,在打秋风的筵席上大吃大喝。而他仅仅是中举,不出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不请自来。范进是千万得中读书人的代表之一,封建政府用他们的荣华为不得中的读书人做榜样,加深科举对他们的毒害。

中举对胡屠户来说,也是意义非凡。对范进中举前要打要骂由着性子来,一旦中举后,因范进发疯让他打范进一巴掌,他却说:“(范进)虽是我女婿,如今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如此便把一个势利小人的嘴脸清晰的勾画了出来,胡屠户就是那些满脑子也是功名,中了科举余毒的市井小人的化身。

还有那些乡绅,都在第一时间忙不迭的为范进送金送银,正是他们为政府传播科举毒推波助澜。跳出范进的故事,作者详细描写了临死伸着两指头,唯恐两个灯芯废油的严监生和强抢人猪,用云片糕当药讹诈船家的严贡生兄弟俩作为代表。

综上所述的人物,无一不受科举的毒害。事实上不只这些人。还有举着科举饭碗的名士们,还有科场屡屡落败的如看西湖风景都要挤出几句经典的马二先生之类的人。还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师,屁滚尿流地马上安排起来。甚至是贾宝玉最最推崇女子亦是如此。鲁小姐受其父影响只认八股文,什么都以八股文马首是瞻,自己终日练习八股,后来因为丈夫对科举毫无兴趣,终日长叹。书中充斥着讽刺味,辛辣尖刻,这与作者生活背景很有联系。

作者吴敬梓慷慨好施,被族人看成败家子。他后半生十分潦倒,但是旁人几次三番找他参加科举,他都不应。他的书桌下有八股细绳,每根下都有一个臭虫,一个蚊子,就是“八股臭文”之意。因为贫困无法取暖,他常邀请朋友绕成行走还“歌吟啸呼,相与应和”,并称其为“暖足”。这样的背景下,无怪乎书中描写如此地耐人寻味了。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2

“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是《儒林外史》开头的几句。可以说,这也是整本书的灵魂所在。

这些话虽然已是老生常谈,可真正能明白人的又有几个“学而优则仕”,正是这句话害了一批又一批的读书人。他们把读书当成敲门砖——“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圆如意,书中自有美娇娘……”。为了金钱,为了财富,他们可以废寝忘食地读书,可以从黑发垂髫考到白发苍苍: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鲁迅先生称封建礼教为吃人的礼教,那么称封建科举制度为害人的制度也不为过了。

读书,其实强调的是一个漫长的求知过程。王国维说得很好,读书分为三个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立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奋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才是最后的成功。而儒林中的那些一心只为功名者,第一步——立志,就走错了。在我看来,读书就是人在不断汲取精神食粮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在于吸收,然后再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与一日三餐的功效是一致的:吃饭,吸收营养,再促进自身生长。只可惜,儒林中的某些学子们只注重“食”,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读书,却忽视了吸收。读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敲开荣华富贵之门的工具。一旦达到目的,这个工具也就毫无价值了。这些人,即使读一辈子书,也不会有半点知识吸收转化成自身力量。这些书,除了造成他们的“营养不良”,别无他用。

当然,“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浑浊我独清”的人在儒林中也不是没有。王冕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小就因为家境贫寒而为邻人放牛。在牛背上,他仍旧博览群书,更自学成为了画没骨花卉的名笔。此后,下到平民百姓,上到知县财主都来索画。但王冕性情不同,不求官爵。朝廷行文到浙江政司,要征聘王冕出来做官,他却隐居在会稽山。后人提到王冕时,常常称其为王参军。但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能在功名面前,心如止水,不为所动,也只有王冕这些儒林中的凤毛鳞角了。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3

作者吴敬梓出自书香世家,本来是极其相信科举制的,但死板木讷的八股文和族兄好友的经历让他渐渐失望,原来所谓的科举制只是帮助读书人构建自己的关系网,腐败不堪,到了晚年,吴敬梓从绝望走向清醒,写出了《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通过辛辣的讽刺,以笔为刀,刻画了一系列丑恶的人物。如范进,从黑发垂髫到花甲之年考了二十余次仍然不中,终于他中举了,却又因为过度兴奋“痰迷心窍”发疯,丑态百出。如匡超人,他原来孝顺勤快,是个继承了中华传统美德的淳朴青年,但在疯狂追逐名利富贵的世风和腐朽科举制度的荼毒下,他追名逐利,卖友求荣,忘恩负义,甚至停妻再娶,渐渐从一个老实淳朴的青年变成不择手段的势利小人。

但在讽刺之余,吴敬梓还包含了对灰暗社会的期望,如开篇描写的王冕,他淡泊名利,追求高洁傲岸的情操,官府让他当官,他却躲了起来,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再比如“散尽千金付之一笑”的杜少卿,他轻财仗义,不满八股取士制度,不愿受封建礼教的约束。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唐代发展到巅峰,到明清时渐渐衰落,最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科举制是中国 传统 文化 重要的一部分,它培育维系了传统文化,推动了 教育 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科举制的弊端显现了出来,到明清时期,科举制已经成为文化发展的桎梏,变为扼杀人才的工具。

《儒林外传》里的封建社会的科举制荼毒着文人的心灵,而现代的应试教育又何尝不是呢?

“这个星期的作文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全班一片哀嚎,我咬着笔头苦恼不已,上次我已经写了妈妈送我去医院,上上次我写了下雨天时同桌和我一起撑伞,上上上次是成绩不好老师鼓励我,这回我该写些什么呢?“这个题目都出了多少次了?老师也不出些别的,我直接上网抄算了。”同桌抱怨道。我默默叹气,不语。“今天我们来上《古诗三首》,大家一定要背好,考试肯定会考的。”一听见“背”我就烦了,干巴巴的古诗意思更让我无心听下去。写作文是为了考试,学古诗也是为了考试,那么读书又是为了什么?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学校教育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往往存在着弊端,而现在的中国教育界还处于转型阶段,一方面,应试教育抑制了学生的天性和潜力;另一方面,素质教育不一定能得高分考上名牌大学,教育界也分成了两派争论不休。而在我看来,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争吵,要是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取长补短,让“教改”的春风吹遍中国的每个角落,不让“吃人”的封建制度再次出现!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让我们以史为鉴,不故作目傲清高,也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想法和意识,明白读书的目的和意义,最终成为自己理想的样子。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4

读罢整部《儒林外史》,好像是看完一卷长长的画卷,而那上面画着的是众生相。儒林世界说大不大,不过是士人文人间的分分合合;说小却不小,就像一个大戏台,百余名有名有姓的人物相继出现,每一个都有血有肉,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台下的我们静静地看着他们或悲或喜,或怒或叹。这出戏看似滑稽可笑,唱的尽是士人们附庸风雅,酸腐庸俗的生活,可是细看之下,你能从他们咿咿呀呀的唱段里窥见那个封建时代的陈腐堕落,那些市井小民的悲哀无奈,甚至窥见你自己。

儒林中的士人文人最让人唏嘘不已,那个顾盐商说得好,真是“相交满天下,知心能几人”!杜少卿算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位人物,他的登场是由于他出手阔绰,远近闻名。无论是谁找他借银子,只要稍诉苦衷,他几乎从不吝啬自己的银钱。他还放弃了进京的好机会而选择在山水间玩乐,与妻子做一对神仙眷侣。但最可笑的是,他的 事迹 并没有换来宅心仁厚,淡泊名利的好名声,反倒是当做笑话被人挂在嘴边,虽然他名声远播,不少人与他结交,可谁又知晓他的真心呢?他在纷繁冷漠的儒林世界里有一颗不合时宜的纯真之心,他用纯粹善良的眼看世界,所以看不到功名利禄,他用坦率赤忱的心待世界,却得不到知音。当他被妻子质问为何放弃入京的大好机会时,他劈头就是一句:“你好呆!”我想这句话他应该也想说给那些追名逐利,自以为是的士人——“你们好呆!”

而那些被钱财名利冲昏了头脑的士人中我印象最深的算是那位匡超人,他以一位正直贫穷的田舍郎形象登场,一心求学,收到许多人的帮助,在家尽心侍奉老夫,是有名的大孝子。我本以为他会上演一出励志大戏,可是却越看越失望,他被潘三施舍的几分蝇头小利吸引,为自己现有的一点名声骄傲自满,走上迷途,最终一步步沦为背信弃义的小人,在妻子死后竟用几两银子打发大哥,连棺材都不准备盖!我愤怒地说不出话,同时一种悲凉油然而生,他也曾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少年!虚荣逐渐蚕食了他,同样在慢慢蚕食儒林中的千万士人,最可悲的是他们浑然不觉。

那个时代就是如此,可悲又可笑,虽然写儒林,可是何尝不是写市井?虽然写市井,可是何尝不是写时代!我记得倪老爹谈到将几个儿子卖掉时,读后感·鲍文卿问他怎么舍得,倪老爹答了一句:“留他在家跟着饿死,不如放他一条生路。”我当时在想这是怎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将孩子卖掉称为是一条生路,这个时代穷真的是一种病,只有死路一条,这个时代百姓如蝼蚁一般卑微。

鲁羊先生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对这本书的评价就是庸俗,绝望!是的,我看到了这份低级的庸俗,也看到了这份刺骨的绝望。我们作为看戏的人,是不是也该看看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看看蝼蚁一般的自己?也许看到的不仅是绝望了,是一种温暖,是一种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平庸的温暖,这或许就是鲁羊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爱上这个世界,爱上无比庸俗的人类,爱上他们蝼蚁般的纷繁和虚妄。”我们只有深知自己有多么卑微甚至低级,才能避免无谓的自恋与抒情。

儒林外史读后感1000字5

《儒林外史》把锋芒射社会——写秀才举人、翰院名士、市井细民,而且是客观的、写实的,此刻读来,仍感叹不已。

在当时认为举业高于一切,于是读书人便死作那些八股文,认为只要有了功名,便高人一等。于是隐藏在这种心理背后的丑态被折射了出来,君不见那八十岁才中了状元的梁灏,花白胡子还是“小友”的周进,考了几十年一朝中榜,欢喜疯了的范进……儒林中为了功名利禄,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又何止这几个?但是当他们考取了功名,真正为老百姓做事,当一个好官的又有几人呢?

进士王惠被任命为南昌知府,他上任的第一件事,不是询问当地的治安,不是询问黎民生计,不是询问案件冤情而是查询地方人情,了解当地有什么特产,各种案件中有什么地方能够通融;之后定做了一把头号的库戥,将衙门中的六房书办统统传齐,问明了各项差事的余利,让大家将钱财归公。从此,衙门内整天是一片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衙役和百姓一个个被打得魂飞魄散,睡梦中都战战兢兢。而他本人的信条却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朝廷考察他的政绩时,竟一致认为他是“江西的第一能员”。但与他们相比开头出现的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构成鲜明对照。

而那些有钱的财主们却又为富不仁。贡生严致中是横行乡里的恶棍。他强圈了邻居王小二的猪,别人来讨,他竟行凶,打断了王小二哥哥的腿。他四处讹诈,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要人家偿付利息;他把云片糕说成是贵重药物,恐吓船家,赖掉了几文船钱。严监生死后,他以哥哥身份,逼着弟媳过继他的二儿子为儿子,谋夺兄弟家产,还声称这是“礼义名分,我们乡绅人家,这些大礼,却是差错不得的”。

这林林总总的丑态也正说明了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几百年后的这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吴敬梓以其幽默诙谐的语言,把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面刻画的入木三分。难怪后人有“慎勿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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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论文

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

对于孔子思想,大家的了解到底有多少呢?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论文,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论文摘要: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以约驭博、寓教于乐等,分析其教育思想对当今教学方法有重要启示。

论文关键词:

孔子;教育思想;当代教育

孔子(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生非常重视教育,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含有丰富的唯物辩证法因素,因此至今仍有不朽的生命力,它对今天的教育仍然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从中我们可以获得极大的教益和启示。

1 倡导“有教无类”,主张“因材施教”,发展学生个性与全面教育相结合

孔子,作为我国第一所私学的开创者,主张“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提倡在教育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孔子在招收弟子时,不重身份,不看财产多少,也正因为如此,孔子的弟子很多,各个社会、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还有父子二人同学于孔子的,如颜回、曾参等。孔子的这种思想观点,奠定了后世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基础,开历史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教学中不能没有统一要求,但不从学生实际出发,忽视学生在资质、性格、才能、兴趣等方面的差异就无法达到统一要实现的目标。孔子将因材施教与全面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解决了教学过程中的这一矛盾。在《论语》中,有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例如,在(《论语颜渊》)篇中记载,樊迟、司马牛、仲弓和颜渊均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做出了四种不同的回答: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仞。”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颜渊问仁,子曰:“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樊迟的资质较鲁纯,孔子对他就只讲“仁”的最基本概念——“爱人”;司马牛因“多言而躁”,孔子就告诫他:做一个仁人要说话谨慎,不要急于表态;仲弓对人不够谦恭,不能体谅别人,孔子就教他忠恕之道,要能将心比心推已及人;颜渊是孔门第一大弟子,已有很高的德行,所以孔子就用仁的最高标准来要求他——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的规范。这样,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做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学生的思想实际,就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因材施教”这个概念孔子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是朱熹在概括孔子的教学经验时,指出:“夫子教人各因其材”,遂有了“因材施教”的名言。但孔子的教学实践却充分体现了这一原则,他始终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各方面才能的人。孔之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与他对学生有深刻、准确、全面的了解是分不开的。孔子十分注意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方式,观察了解学生,他非常熟悉学生的特点,能够用精辟的语言相当准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征。如:“由也果”(认为子路果敢),“赐也达”(子贡为人豁达、大度),“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柴也愚”(高柴较迟钝),“参也鲁”(曾参较耿直),“师也辟”(子张较偏激),等等。对每一位学生的才能特点、性格特征,孔子心里也都有数。并且他还把学生的性格特征分为三种类型:“狂者”、“中行”、“狷者”,他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即人有偏激、拘谨和介于二者之间的三种不同性格。

再如,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共西华曰:“由也问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孔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样的问题,由于询问者的情况不同,孔子的答复也不同,“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由于学生的个性特点不同,所以在他们问仁、问礼、问政、问孝的时候,孔子的回答往往是深浅难易、繁简详略各不相同。

在因材施教的同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全面教育。《论语述而》篇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史记孔子世家》也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但同样学习文行忠信、诗书礼乐,程度不同,能力也各异。有的“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之宰”;有的“束带立于朝,可与宾客言”,同样是身通大艺者,也各有特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我们从孔子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经验中,可以受到两点启发:第一,教育和教学必须从学生实际出发,避免盲目性;第二,既要坚持共同目标和统一标准,又要善于发现和注意培养学生的某些特长,避免一刀切。

2 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

谈到“启发式教学”,许多人都会想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产婆术”著称的启发教育,但事实上,孔子不仅一贯坚持启发式教育,而且“启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由孔子所创造的。孔子所创造的启发式教学其内涵要比苏格拉底更丰富、更为深刻。我们不妨将之称之为“产婆术”的苏格拉底启发式对话与孔子的启发教学作一下比较。

一位名叫欧谛德谟的青年,一心想当政治家,为帮助这位青年认清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运用启发式方法和这位青年进行了下面的对话(以下都苏问,欧答)问:“虚伪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偷盗、欺、奴役等应归于那一类?”答:“应归入非正义类。”问:“如果一个将军惩罚那些极大地损坏了其国家利益的敌人,并对他们加以奴役这能说是非正义吗?”答:“不能。”问:“如果他偷走了敌人的财物或在作战中欺敌人,这种行为该怎么看呢?”答:“这当然正确,但我指的是欺朋友。”苏问:“那好吧,我们就专门讨论朋友间的问题。假如一位将军所统帅的军队已经丧失了士气,精神面临崩溃,他欺自己的士兵说援兵马上就到,从而鼓舞了斗志取得胜利,这种行为该如何理解呢?”答:“应该算是正义的。”问“如果一个孩子有病不肯吃药,父亲他说药不苦、很好吃,哄他吃了下去,结果治好了病,这种行为该属于哪一类呢?”答:“应属于正义类。”苏格拉底仍不罢休,又问:“如果一个人发了疯,他的朋友怕他自杀,偷了他的刀子和利器,这种偷盗行为是正义的吗?”答:“是,他们也应属于这一类。”问:“你不是认为朋友之间不能欺吗?”答:“请允许我收回我刚才说过的话。”

从这一段生动的对话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抓住思维过程中的矛盾,启发诱导,层层分析,步步深入,最后导出正确结论。

下面再看孔子的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人朱熹的解释:“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未达其辞。”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进行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明白时的矛盾心理。这个时候老师应该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启发思路,这就叫“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一种想说又难以表达的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孔子启发式教学虽然只有八个字,但它却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出现的两种心理状态,或者可以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和苏格拉底对话法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之处是:彼此都十分重视学生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但二者处理思维矛盾的方法完全不同:苏格拉底是通过教师连续不断地提问,迫使学生陷入自相矛盾的状态,从而把学生的认识逐步深化,使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由此可见,苏格拉底的对话法实际上是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完全被老师牵着鼻子走,这种启发式教学虽然能够是学生印象深刻,但由于学生的主动性发挥得不够,对于较复杂问题的理解恐怕难以深入。

而孔子则是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第二种矛盾且暂无法解决时,教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可见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始自终处于主动地位,让学生主动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让学生主动去发现去探索,教师只是从旁边加以点拨,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尽管两种启发式教学都很有效,都能促进学生进行思维,但是,显然孔子的启发式有更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3 求知应求实,勤奋,学思并重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他主张求知应先端正态度,求知应先求实。一个有智慧的人贵在自知,明白自己知道什么,不知道什么,一个人能够做到自知,就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也就能通过学习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另外孔子曾说过:“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论语述而》)他对当时人们对历史上不确凿的事任意牵强附会大为不满,教导学生做学问要实事求是,要向古人学习,古人对待历史不确凿的作法就是存疑。存疑,并不是有疑问不提出来而有所保存。恰恰相反,他是指在自己实事求是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要敢于对自己认为不确凿的问题提出疑问。“尽信书,不如无书”,在当今的教学实际过程中恰恰就需要这种思想,要鼓力学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要敢于从课本中走出来,不要唯书本马首是瞻,对自己认为有错误的问题要敢于质疑。否则,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一旦失去,在学习上就永远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一、孔子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突出价值

(一)自强不息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

(二)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

(三)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二)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三)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人生价值问题是中国儒学所论述的中心问题,这也是中国 传统 文化 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印度文化的特色所在。然而我们该如何写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论文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篇一 《用儒家思想培育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儒家思想;治国;新加坡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8-4428(2012)11-22 -03 初来新加坡时带着很多疑惑。一个地域面积只有682平方公里的国家,在马来半岛的地图上不过是一个小红点。四面环海,没有任何资源,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用水都要靠从马来西亚进口,然而在它的土地上竟有500万常居人口。就是这样一个拥挤的弹丸之地,创造出一个不可能的奇迹——从全球排名第五的最繁忙港口及新兴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中,孕育了东南亚的“瑞士”。 李光耀是怎样使一个多民族多语系国家的人们和谐共处,团结一致,是通过什么样的价值观来统领多元文化?在研究之后才得以认清,他是从文化、伦理层面的儒家思想的基本价值观升华为新加坡的国家意识,把儒学作为整个新加坡的统治思想和指导思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就将“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把“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作为政府必须贯彻的治国纲领。忠,就是忠于国家,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由此产生的群体意识也使人们获得归属感;孝、仁、爱、礼、义、廉、耻则是家庭社会伦理基本的要求,形成了人民统一的价值观。 儒家思想能够传承数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独到之处,儒家经典文献里的许多概念警句包含着精辟的义理。新加坡治国有道受益于儒学思想,今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可向这一宝库中去寻求智慧。 何为儒家思想?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人类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即人的本性(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这种本性是相同相近带有普遍性的。只是由于后天生活习惯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行为的各种差异,导致了“善”的背离现象。 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中国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 教育 。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学说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强调仁义道德是争天下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一思想被无数次地证明其正确性。凡是能够遵循这一法则的,就可以成功;凡是违背这一法则的,必然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几千年 经验 智慧积累下来的一个结晶,不止过去,现在和将来也都会发挥作用。儒家的仁德思想理论永远也不会过时。这一思想不光是可以作为治国理念,对任何阶层的领导者都有用。 儒家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一个“礼”字。既然人本性都是善的,执政者就应该让民众知道自制,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的社会状态中去。就是所谓的“克己复礼”。这个礼包括了礼节、礼数、礼貌和 规章制度 。所以,儒家的思想要人懂得自制,克制欲望,遵守礼节,消除暴力,以达到一种平和的社会环境。 人类文化所具有的继承性是人类得以以“人”的方式存在而区别于一般动物的一个基本原因。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追求“普遍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其文化生态模式可以为我们今天进行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借鉴: 其一,从注重普遍和谐的要求出发,应当高度重视对“和谐”的系统追求。儒家文化生态模式注重和谐性、平衡性与稳态性的基本运行机理应当对我们今天寻求和谐之道提供某种程度的警示作用。同时儒家思想所看重的“和谐”与“生生”内在统一价值取向,有助于消除追求和谐过程中的片面性。建构和谐社会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事业的一项重要内容,因而对其内在的精神动力的探讨自然而然地关涉到中国现代化之精神动力这一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二,强调了民族精神的极端重要性: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民族精神堪称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因而,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之一,儒家思想的精华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全有理由把与时代的要求相适应的、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儒家思想之精华看作是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之内在动力元素。 中国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和精神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几千年来指引我们民族团结、奋斗。目前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在哪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哪里体现?温家宝近日感叹社会诚信缺失、道德滑坡,强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力量的约束,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人民网发表文章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相继在社会道德领域通过推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发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举措,但与之相背离的是,学校为了分数,将道德教化抛置一边;医院为了效益,让医德和救死扶伤统统走开。而在中国极其脆弱的道德生态中,且有越演越烈之势,渗透各行各业、各部门,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改变,道德缺失以致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药,毒食品不断挑战人们的道德底线。2010年调查评比中,中国人的幸福感在世界155个国家中名列125位,在精神生活水平方面有幸福感的只占39%。三十年人们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提升,绝大多数人已衣食无忧,但与此相对的是幸福指数的下降。问题的核心还在于价值观——让欲望占据支配地位,缺乏信念,除了赚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与追求到底是什么,不善于发现阳光面,只看到自己的不幸,忽略了自己的幸福,更不懂得奉献。乐于无私奉献的人越来越少,有统计我国私营企业老板愿意花大把的钱去赌(新加坡赌场营业额竟然有70%是中国大陆人送去的),去娱乐,却不会愿意伸出援助之手去做慈善。斤斤计较的人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相互不信任。 在公共行政学中提到,一核心三面对,任何政治体制,司法体系,行政管理都不能代替伦理教育。学而 反思 ,面向21世纪的未来,我们应该探索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儒家文化与时代的结合,取其精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难以想象缺少诚信的社会环境是怎样的,而诚信是发自内心的并且要随时约束的。每日自我反省,铲除不良的思想,正心诚意,从善如流;见贤思齐,闻恶厌之等等无不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纯正端方与源远流长。借鉴和运用儒家思想是历史上每个时代共同产生的认识,是经历验证的正确选择,是符合中国人国情的理想座标,不光在今天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在将来也会产生深远的教育意义,因此值得思考学习新加坡儒家治国理念。 培育核心伦理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决策。伦理之于政府,有如灵魂之于人。它主要是按照社会的要求规定人们的行为方向,生活目标,设定人生理想,解决人们应该如何的规范。再先进的政治制度,管理技术,法律规范,没有伦理,犹如一个空壳。孔子用“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简单明了地指明了伦理取向。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需从教育入手,用儒家伦理解决人们的价值取向问题。 首先教育应从孩子入手。从青少年抓起,从学校做起,新加坡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采用不同的 方法 ,小学生通过漫画、图示等,进入中学大学就会开设必修的儒家伦理学,当然这不能是简单的说教,是渗透,是积极地影响规范。现在应试教育使我们的学校只会教书不会育人,本末倒置。我们培养一个优秀的人必须是先会做人才会做事。 其次从公职人员入手,懂得仁爱、礼仪、廉耻。儒家思想强调民为根本。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把人民的一切需要勇敢地摆在个人利益之上。最重要是拥有大仁爱之心,仁在孔子看来,既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和应当达到的理想境界,又是为人处世最高的道德行为规范。它的核心是爱人,要泛爱众。一方面尊重人的人格,一方面为人民谋利益,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的责任是让人民快乐地生活,而不是从人民的苦难中获利”,这是李光耀在1965年讲的话,他确实做到了,用了46年便把一个非国家的小岛建设成为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富强的强国。务实的作风贯穿新加坡整个治理过程,政策落在实地。要诚信,教育人们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孔子说敬事而信,信而成之。国家取信于民才能立国,人民信赖国家,才能安家。人而无信,不可其可也。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面向21世纪,面向改革开放五光十色的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崇尚诚信的美德,仍是应付挑战的立国之本。公职人员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要知廉耻。李光耀强调,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是要有一个人民尊重的廉洁政府。新加坡的生存靠的是官员的廉政高效。我国目前反腐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日前温答记者问时候说道:“目前,我以为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而消除腐败的土壤还在于改革制度和体制。我深知国之命在人心,解决人民的怨气,实现人民的愿望就必须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和监督政府。”所以大力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为人民创造一个务实、公平、廉洁、高效的政府。 三是从公共媒体入手。媒体是社会宣传的工具,是引领社会文化的航向标,人们会用媒体思维来度视社会,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真假新闻让人们无法辩别是非,目前我国新闻负面报道的多,正面引导的少,大家会从特例以偏盖全,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看不到经济繁荣,看不到中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瞩目,看不到日益丰富的生活,看不到国家前进的步伐。新加坡政府擅于向社会传达信息,始终让国民意识到处在危机中,让国家的利益至上。“公交上,先下车后上车,避免人挤人,主动让座方为人上”人等简短的提醒语使尊老爱幼的影子随处可见,给人深刻印象。要让意识形态通过各种媒介广泛的覆盖,时刻提醒人们日常的 言行举止 ,做诚实守信之人。诚实乃是道德高尚的品德。 四是从严管重罚入手。对涉及危害公共利益,丧失伦理道德的事件要从严从重处罚。毒奶粉、假药品都是危及人们生命安全的生活要素,对玩忽职守不能尽到监管职能的公职人员必须严办。提升官员形象、增强政府公信力,首要规范公权力,将官员放进“金鱼缸”里。对官员种种不诚信行为予以公开曝光和问责,对懈怠公务、冷漠民生的失职渎职行为以零容忍态势严惩不贷。 参考文献: [1]许凌云,许强.中国儒学通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光存.新加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借鉴研究[D].西南大学.2010. [3]向海英.动力还是助力:儒家传统文化与新加坡的现代化[J].东南亚研究,2011,(03). 作者简介: 徐琳,女,江苏金湖人,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儒学人生价值观的思修论文

儒家思想的论文范文

气质与风度比较。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这是屑于整体的综合性的无形的精神风貌上助差异。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再具体点说,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惧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如贺鳞先生所说:“凡事皆能棺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便可谓为‘曲践乎仁义’、6A容手中道’,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了。”(《文化与人生》13页)古者有“儒风”、“儒士”、“捕雅”、“儒吏”、“儒臣”、“儒将”、“儒医”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抵、风度湿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内敛 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虚杯若谷、超然自得、从容深沉、高举远幕、留恋山水等,如贺龋先生所说:“我们发现老庄思想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逞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宾返朴,羡慕赤子曼儿式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绍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用语不多,生动勾画出道家人物的风貌。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道体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选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立的两极,因而可以互通有无、双向吸收,两家又是在中国这块共同的文化土壤上发育生长,有着相依沟通的基础。儒道之间的统一性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思想观点上的共同性。儒道皆认为天人是一体的,人类来源于自然,又以自然为生存的依托,两者息息相关连,人应当爱护自然环境和资源.不可破坏天人的合谐,还要“资天地之化育”(儒),‘辅万构之自然”(道)。在人际关系上,格道皆反对纷争对抗,主张和睦共处,“和为贵”(儒),“安其居”(道),“善战者跟上刑”(儒),“夫兵者不祥之器”(道)。在人生态度上,儒道皆注重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提高,反对沉缅于物欲私利之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儒),“圣人被褐而钎玉”(道)。在治国问题上,儒道都反对君主专制独裁,反对暴政,重视民心的向背,“民为贵”、“保民而王”〔儒),“以百姓心为心”(道)。在真善美的追求上,懦道都希望达到三者的高度统一,并特别强调要格求真知的过程变成人生乐趣,能体验到一种精神上的享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儒),疤丁解牛“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午,乃中经首之会”(道)。在辩证思维方面,儒疽都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与转化,主张随时调整矛盾关系,以保持统一体的适中和谐,避免向极端偏落,“时中”、“过犹不及”(儒),“守中”、“去甚去奢去泰”(道)。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儒道都不热心于鬼神祭艳,而与之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桶),“以道苍天下,其鬼不神”(道)。在对待阴阳五行学说的态度上,儒道皆借取之而为宇宙论的基石,o一阴一阳之为道”(儒),“阴阳合而万物生”(道)。等等。上述共同点说明儒道两家并非处处对立,它们有着共同的性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共性。 第二,学说内容上的互渗性。筋道两家皆以“我”为主,同时吸收改造对方若干成分,纳入自己体系之中。早期满学中期已经渗入道家成分,如孔子称赞舜“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对于自己的前途,作了伸卷随时的打算,“用之则行,舍之则蘸”(《论语·述而》),“隐居以求其志”(8论语·季氏》)。汉代格学开始大量吸收道家学说,如扬雄的太玄之学借置于老学,王充的古文经学融治了黄者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南方的儒家经学有以考庄注解五经的风尚,何县的《论语集注》和皇侃的《论语义疏》便是代表。唐初《五经正义》中,魏晋玄学家何县的《论语》注本,王拐、韩康伯的《周易》注本,都铰镇定为标准本。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推祟形而上之迟,防王心学推祟自然本心,皆以本体与功夫的合一为目越,其受启于道家哲学亦不为少。再看道家,先案老庄之学排击儒学.然 而老学之“爱民治国”,庄学之“安然顺命”,末始不接受格学的影响。秦汉以后,道家主流派转而肯定宗法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不改变自身基调的前提下,对于儒学公开予以接纳,如《淮南于》就是以老庄之学为哲学基础,博采桶、法、阴阳各家思想而成书的.书中大量引证儒典,《主术训》、《犯论训》、《泰族训》数篇,宣扬以仁为经,以义为纪.以礼乐化民成俗。魏晋玄学更兼综道儒,以孔子为圣人,王田郭象皆以扶树名教为己任。在宗法等级社会的中国,道家不与纲常名教作必要的妥协和贯通,简直就无法生存和发展,因而它与宗法夫义学说一一儒学携手并进即不足为怪。可以说,道家补充了儒学短于形而上本体之学的缺陷,儒学补足了道家漠视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偏失。我们说“儒家精神”、“道家精神”是就各自的主要、独特成分而言,是一种理论的抽象概括,若说到具体的儒家学撅, 都多少有着道家精神,具体的道家学派则多少具有儒家精神,都不那么纯粹。玄学使道家更接近于儒家,道学使儒家更接近于道家。越到后朔,儒道的互渗性越强。儒迟合流,彼此推扬.推动着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发展。 第三,文化全局上的共建性。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有三大箱神支柱,即儒、释、道(道家和道教)。三者之中,儒学是主于,释、道是辅翼。释道情形又有不同;道家是儒家的主要对立面,同时又是历家的主要补益者,与儒家相表里,相始终;佛教和道教是儒家在一定阶段和某些领域中的辅翼者与竞争对手,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普渗性比不上道家。中国传统文化暂时离开佛教道教,可以不失其本色,离开儒家或道家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捕学在人生哲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伦理道德规范、教育学、典制礼仪、历史学、文献学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贡献,为古代社会所不可缺少。道家在宇宙论、理性方法、美学、自然哲学、批判精神、军事辩证法等重要社会文化领域有第一位员献。缺少了道家,中国传统文化就要失衡,倾斜,变成狭随的层次极不完备的文化。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发展,从思想文化上说,固然有赖于儒家对纲常名教的扶树,同时也得益于道家对社会矛盾的调节,使得社会机体有较大的弹性和韧性,再加上佛教和道教,形成文化的多元结构相丰富多采,人们可以在因迟时有多种选择的人生之路,以宽容的氛围缓解专制主义淫威对矛盾的激化。从而减少社会的大展动大毁坏。 第四,修习信仰上的兼容性。儒道两窄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统和严守门户的本派学者,但两家并不禁止本摄学者祟信对方学说,所以历史上儒道兼修的学者是很多的。儒家主张“和而不同”(孔子),“殊途同归”(《周易大传》),道家主张“容乃公”[老子)、“百家众技皆有所长”(庄子),在信仰上都颇为宽厚。由此之故,汉以后儒道合流末受大阻,汉末魏晋以后儒释道合流更成风气。前已提到,扬维、王充兼修儒道,王两、郭象共祟儒经老庄。南北朝时期三教兼修之风更盛,南齐张融兼信三教,死时“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9(《南齐书·张融传》);梁武帝深通儒道佛,主张三教会同;北魏孝文帝于“《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善谈庄老,尤秸释义”(《魏书·高祖纪》),大儒沈重入北用后.讲三教义,各教人士都前来听讲(《局书·桶林》)。唐代的文化政策是三教并奖,士大夫纷起响应,或兼修儒佛,或俱信佛老,僧人亦同此风。华严五祖宗密说:“孔;老、择边,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原人论》)。有些儒者和佛憎排击道教,但倩通道家。宋元明时期,倡导三教会同最得力者为佛教道教。宋孤山智圆说;“释、道、儒宗,其旨本融,守株则塞,忘望乃通”(《闲居编》),明释祖清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 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憨山大师梦游全集》)。金元之际在北方形成的全真道,高唱三教归一。t性命圭旨》把三教归纳为心性之学,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佛曰明心见性,其义理是相通的。在儒、释、道三家四学之中,儒家、佛教、道教的门户意识较为强烈,讲师承,论世系,相比而言,道家的心胸更为博大宏远一些,包容精神更强烈一些,在文化上一贯主张兼容并包、博采众长,e8氏春秋·不二》、《庄子·天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可作为代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许多士大夫随着境遇的变化其信仰重心在格道两家中摆动;得意时信儒家、失意时倍道家,在朗时信儒家,在野时信道家。达则兼善天下,救世治国需要儒家学问;穷则独善其身,远祸求慰需要道家学问。顾境里从儒学吸取舅进的力量,逆境里从道家寻找安抚心灵的妙药,精神皆有所归拢和寄托,因而增强了知识分子对挫拆、迫害的承受能力。道家的清静,再加上佛教的破执,使人在人事的纠纷和现实的利害面前看得开放得下,减少了许多烦恼和痛苦,遇到惨烈事变,精神不容易崩溃。这大概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追随孔盂的同时不愿放弃者庄和释迎的原因。 道家和道教在称呼上不同于债家墨家:后者在创立初期即自称儒自称墨;而道家的名称始自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已在者学庄学发达之后;道教的名称首见于汉末《者子想尔注》,但在习调上人们泛称道教为“黄老道”,或者具体地称五斗米道、太平道、天师道等等。汉代刘欺《七赂》,道家和神仙家分列为录,那时道教尚未正式诞生。道教出现以后,由于它托于老子和《道德经》,不仅神仙家合于道家,符策科教亦归于道家。魏晋南北朝及其以后,统称“道”、“老”、“仙道”、“道家”者居多,如葛洪称“道家”、“仙道”,《魏书》称佛道为“释老”。唐以后直到清代,道教内外人士既时称“道教”,又时称“道家”、“老学”,并不对道教与道家作认真的区分。韩愈批判‘佛老”,所谓“者”,既指“去仁与义”的老学与庄学,(见《原道》),又指神仙道教(见《谁氏子》)。朱熏辟“佛老”,所谓“老”亦是含混不清,清代学者濒元评论朱熹说;‘其(指朱熹)辟佛考,皆所自犯不觉,如半日静坐,双喜怒哀乐未发气象是也,好议人非,而不自反如此”(《存学编》),此处指朱窥主貉、澄心之学皆与佛道相通,可见朱烹所反的佛老是其宗教出世性,并不反对其心性之学。明代学者焦蛇在《国史经籍志》中将‘道家”分为“清静无为”,“炼养股食”,“符簇”,“经典科教”几种类型,悉宗考氏以托于道家名下。情形确是如此,史家习称之“儒、释、道”三教,其中的“道”包括道家与道教。(《唐书·经籍志》、《明史·艺文志》与《渭史稿·艺文志》皆混称道家。道教经籍总汇——《道藏》更是包罗万象,看不出道教与教外典籍的界限。 对老庄之学相后来形成的神仙符策作区分的,是南北朝时期佛道互细中的佛教学者。明僧绍抨击道教长生之说背离老庄之旨:“道家之旨,其在者氏二经,敷玄之妙,备乎庄生七章。而得一尽灵,无闻形变之奇,彭荡均寿,末睹无死之唱”,者学之贵,在“修身治国,绝弃贵尚,事止其分,虚无为本,柔弱为用”,诸长生道术“大乖者庄立盲本理”,不过尚有“损欲越善”之功用,“至若张(陵)葛(洪)之徒,又皆离以神变化俗,怪诞惑世,符咒章动,成托老君所传,而随稍增广,遂复远引佛教,证成其伪”(《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刘韶作《灭惑论》将道家分为“三品”:“案道家立法,跃品有三:上标老子,次述神仙,下袭张陵。”谊安作《二教论》认为道家内部,道(指老庄之学>优仙劣,鬼道届最下等。这些学者对者庄、神仙、符哭三者加以辨异的目的是保护老庄,距低道教,尤其要 丑化民间符经派道教,表现出宗派偏见和贵族意识.但他们指明老庄之学与后来道术的差别,不能说不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后来历代关于这个问题约认识,大致停留在上述水平上。《新唐书‘艺文志》与《宋史·艺文志》分列为道家与神仙家,《元史》则有择老传,对于道家与道教有所区别。元代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箱考》中说; 道家之术,杂而多端。盖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厌 食又一说也,待菜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黄帝、老 子、列掏寇、庄周之书,所言者情净无为而已,而略及炼养之事,服合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阳之徒,则言炼养而不吉清静;卢生、李少君、架大之徒,则言服合而不言炼养,张道陵、寇漾之之徒,则言特策而俱不言炼养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黄冠师之徒,则专言经典科教。所谓符菜者,特其教中一事,于是不惟猾净无为· 之说,略不能知其旨趣,虽所谓嫁养服食之书,亦未尝过而问焉矣。 马端临的思路是顺着明僧绍、刘韶等人而下来的,不过他分得豆细,看到托名为道家者,实则流源很多,差异极大,并认为从老庄之学到炼养服食,再到符策科教,是道家水准降低的过程,越后越失其本来面目。但马端临仍然没有认识到老庄之学,与炼养服食而下,是世俗学问与出世宗教之间的差别,他用种种细小区别模糊了这个根本性的大区别。 直到现代,学者们在经受了西方宗教学的洗礼,有了初步的现代宗教概念之后.才开始从理论上正式区分道家与道教,把以往道家名义下关于神仙符咒科仪等内容作为宗教来处理,剔除属于诸子范围的老庄及其后学,于是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史才被人们发现和研究。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的《道教栖说》,妻木真良的《道教之研究》,常盘大定的《道教发达史概说》,都以宗教意义上的道教作为研究对象。我国学者傅勤家的《中国道教史》(1937年出版)是国内第一部道教通史,他在结论中说:“盖道家之言,足以清心寡欲,有益修养”’“道教独欲长生不老,变化飞升”,寥寥数语已揭明道家和道教的本质区别,故其书主讲道教,连及道家而不混包道家。最近十余年,道教研究突飞猛进,有关论著日益增多,而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问题仙仍未获满意的解决。人们纠正丁古人混同道家与道教的偏矢,力辨两者之异,指明道教对道家的使用是歪曲利用、重新塑造,大失道家本真,这当然是对的。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似乎还不止如此简单与明确,还有很复杂的纠缠不清的一面。如果说古人混一道家道教是认识上的一次肯定,那么现代学者严格区分道家与道教就是肯定之后的一次否定,下一步还需要作一次否定之否定,对两者的同异互含作出更全面更合乎实际的说明。尝试为之。 道家与道教在根本理论上血脉相通。这是往更深一层说的。道教的理论越趋向于高级和成熟,就越接近老庄之学,所以后期道教(主要是全真通)的教义,神学的成分减少了,哲学的成分增多了,比起唐宋道教来,更具有道家的学术面貌,或者说更象道家。道家与道教的相通主要在宇宙论和养生论两部分。道教的所谓大道,有至上神的

儒家历史小论文

导语: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在两汉时期进入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儒学博大精深,下面是我搜集的一篇关于儒家历史的小论文,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和“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子百家之一,汉朝汉武帝时期起,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绵延至今已有两千五百余年的历史了。随着社会的变化与发展,儒家学说从内容、形式到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与发展。如果对儒家学说的内容、形式和社会功能等进行综合的宏观考察,我认为中国儒学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提及儒学,首先想到的便是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以“仁”和“礼”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同时主张“为政以德”,创立儒学。儒学提倡“仁”、“义”、“忠”、”恕”,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主张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仁”的主张是“仁者爱人”,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礼”的主张是“克己复礼”,就是说要克制自己,使自己符合“礼”要求。但是由于当时奴隶制度趋于瓦解,各国君主无暇顾及孔子提倡的“以礼治国”的思想,儒学在当时并未受到太多重视。

战国时期,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孟子提出“性善论”,在政治上实行仁政,并提出在当时颇受争议的“民贵君轻”的主张。现实主义流派的荀子也从性善论出发,强调理的规范与教化作用。战国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却因为诸侯纷争,其主张不能满足地主阶级的要求而受到冷落。

同样,荀子设计的治国原则:“明分使群”、“群居和一之道,”包括理想的“王制”与具体的“富国”、“强国”之策,乃至他的“礼论”、“乐论”、“君道”等等,可以说都是非常富于现实主义的。它都是在肯定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等级和职业分工的基础上,来规定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名分和位置,并要求其各尽其职,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一致。当然,这并不是说在荀子提出的治国原则中没有一点理想主义的成分。因为,如果它的学说中一点理想主义成分都没有,那么,他的学说就不会有什么感染力,而他也就不能称为一名思想家。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便是两汉时期,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的思想,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是儒学逐渐成为了正统思想。董仲舒的理论是阴阳家与儒

家的合流。我认为,“天人三策”是体现董仲舒和西汉时期儒学政治以及思想特点的最好体现。“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春秋大一统,尊王襄夷”。董仲舒在儒学中增加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内容,并且提出了如后归纳为三纲五常的学说。这一切都适应了君主专制的.需要。

在宋、明、清时期,儒学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性理之学的儒学, 宋朝儒学历史发展的背景是独特而鲜明的:动荡衰弱的历史背景,三教合一的文化趋势以及传统儒学的陷入困境。由此,新的儒学必然产生。新儒学产生后第一个关心的问题是宇宙论,这与传统儒学只关心社会以及政治的角度不同。周敦颐发明“太极图”,并提出精神修养的方法即成圣之方——无欲:静虚之心,动直之心。邵雍、张载等人也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点,如太极即是气的观点等。朱熹的理学,强调的是“形而上者,无形无影即是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朱熹认为,太极包含万般之理,又是一切理的概括。在宋代,程朱理学曾经被斥为伪学,几次被查禁。到了元代才被确立为正统思想以此持续到明清时代。宋朝时期的儒学逐渐被官方化,是因为当时理学以儒学为宗吸收道教佛教之长补儒学之短,把天理、仁政、人欲内在的统一为一体,是儒学更加完整和哲理化,因此更有效的维护了封建统治等级特权制度,适应了加强封建统治的需要。

到了明朝中期,程朱理学成为人们求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而逐渐失去了寻求圣贤学文的精神。陆王心学与理学相对。他们认为并不存在“理的世界”,宇宙是一个自身完整的精神实体。而这个世界即是我们经验中的世界。有心才有理。朱熹强调做学问,而阳明强调行动。阳明创的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阳明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而“致良知”是如何为圣的过程。

明清时期,儒学体系较为活跃。活跃的儒学思想对传统儒学体系的批判和继承促使我国的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但并未占据思想主流,性质上也并非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尽管这种思想与明清之际的商品经济相适应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其产生的原因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由此可见,儒学的历史地位也与当时国家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

近现代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在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下产生了新儒学。在新儒学的准备和发展阶段,儒家学者曾经有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被动接受西方文化的思想。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动荡,包括新中国建国前和建国后,儒学都不再有太大的发展和变化,当然也说不上有很高的历史地位。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再次产生的“儒学热”又是国人重新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化感兴趣的表现。儒家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这正对应了现在中国人对生活和社会的期待。同时还有在经济发展的副作用中蓬勃起来的道德的沦陷和社会形态的复杂,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到中国传统经典思想上去。

儒家思想是我们中华文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当今我国社会受西方文化影响,社会西化很严重,但传统思想在国民意识形态中仍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日常生活中,我们的行为会不知不觉的以儒家规范为准则,受到儒家规范的约束.我们要好好学习儒学,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一)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期,秦国利用法家的思想,一跃成为秦朝,因为实行了商鞅变法。但是真正给我们中华文明创造了光辉篇章的是儒家代表——孔子。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七十三年人生的概括,孔子字仲尼,鲁国曲阜人,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 孔子为什么能够这么伟大呢?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孔子是缺点最少的人呢?儒家思想就像是一部永恒的经典,很完美,但是一般人根本做不到,这也是孔子周游列国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孔子做到了,儒家思想里面的周礼拘束的非常多,又非常讲究,这规范那不规范等等等等,但是孔子却在一件又一件的小事上都做得十分周到。这需要多大的本领啊!孔子既然是教育家,教育方面也做出了与大贡献,因材施教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教育的先河,这是孔子提出来了,他收了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七十二贤中有三个最有本事的:子路,颜回,子贡。孔子的一生可以说是自己炼出来的,否则他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耐。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仁爱”,墨子是“兼爱”,仁爱是分等级的'爱,兼爱是不分等级的爱,但兼爱比仁爱更难做到,因为当时的奴隶社会富贵贫贱分得相当明显,富贵的人就看不起贫贱的人,怎么可能去不分等级的爱呢?孔子提倡有为,道家提倡无为,道家的思想是适合于隐士一类人的,提倡顺其自然,自己过自己的生活,无为而治,不要兴风作浪。许多人想不通,男子汉大丈夫生来就是要纵横天下,怎么能蜗在一旁呢?这样的人不是隐士,自然接受不了道家的无为而治。虽说学说不同,但孔子人说老子是人中之龙,这是孔子豁达的表现之一。法家提倡以法治国,儒家思想提倡以仁治国。在现代社会,我们国家实行的是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既走依法治国的路,也走以仁治国的路。只施仁,给人们太大的自由,只施法,给人们带来太大的压力,只有仁和法结合才能适合于现代人民的需要。 西汉武帝时期,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封建社会最主要的学说。 提起中华文明,无一人想不到儒家思想,无一人想不到孔子。他在历史上,在教育方面,思想方面,文化方面(《春秋》)都有过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成就。正是因为孔子,我国才有五千年灿烂文明;正是因为孔子,我国中华民族才会延续至今;也正是因为孔子,我们中华文化才得以辉煌至今,影响至今,成就至今。 儒家思想的作文 (二)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学习与思考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指,如果学习书本知识而不思考,就会不辨真伪,更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如果只是苦思冥想却不认真读书,就会孤陋寡闻,才疏学浅,更不能做到博观约取,标新立异。 孔子的这两句话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学习与思考是人们在获取知识过程中两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思维活动。只学习不思考不行,只思考不学习也不行。只有将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才算真正懂得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 这里所说的学习,主要指从书本上汲取间接经验。古今中外,凡成大学问者,无一不是博览群书,读破万卷的。人非生而知之,只有不断学习前人的经验、成果充实自己的头脑,才能进一步有所发现,有所创造。革命导师马克思为了完成《资本论》这一巨着,( )曾在大英博物馆潜心研究,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可见认真读书是成才所不可缺少的。要勤于学习,必须博览熟记,持之以恒。鲁迅先生说:读书“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另外,学习还要持之以恒,要“戒怠荒,戒无恒,戒躁急,戒泛杂”,只有这样,才能学有所成。 要善于思考,有蜜蜂酿蜜的精神。每一克甜美的蜂蜜不知凝聚了那小生命的多少心血。思考也需要我们下苦工夫,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探索精神去钻研,切不可不懂装懂,浅尝辄止。 学习是思考的基础,思考是学习的升华。在学习的基础上思考,思考才能深入;在思考的前提下学习,学习才有效果。同时对所学的知识必须结合实际反复运用,知识才能巩固,技能才可纯熟,这就是我们掌握知识的必由之路。 愿我们大家都能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去勇敢地攀登科学知识之巅。 儒家思想的作文 (三) 孔子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后句含意深刻,使人大有所悟。 大家知道,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正书有“颜筋柳骨”之说。颜体丰满遒劲,柳体则骨立挺健,至今仍是学习书法之范本。柳体创始人柳公权是颜派鼻祖颜真卿的后辈,早年从师于颜鲁公。后来柳公权发现颜体虽雄浑厚朴但不乏臃肿肥大之弊病,于是柳公权不断揣摩,择颜体雄健的优点,改其臃肿肥大之弊端,掺入自己“骨立如嶙”的特长,终于创立了世代奉为经典的“柳体”。这不正是“择善而从”的典范吗? 倘若柳公一味效法于颜体而不顾其弊端,那么可能现在就不会有相提并论的“柳骨颜筋”了。那该是多么遗憾啊! 思古及今,改革之风已靡及中华大地,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但“开窗”虽好,不免有“苍蝇蚊虫”飞进来,这就需要我们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头脑。可就是有一些“失其本性”的人,沉湎于西方物质享受之中而不能自拔,更有甚者,为腐败的糟粕所毒害而锒铛入狱。他们因为“择不善而从”,终成咎由自取的可悲者。 由此可见,对待一切事物,我们要运用“择善而从,不善而弃”的标尺,放开眼光去学习和处理,只有这样才能有所突破;反之甚至会身陷泥潭,一误再误! 那么如何才能“择善而从之”?让我们再看柳公权的例子。颜鲁公弟子百人,却没有一人像柳公权那样有所建树而流芳百世,这是因为身为唐朝大臣的柳公权博学而勤勉,注重锤炼字外功夫,因此他站得高,望得远,能够发觉颜体的优点与微瑕。其优点,从接受到孜孜不倦地实践,成为自己的优点;其微瑕,则予扬弃,并在这基础上进而创造出自己的风格。 是故只有识善、择善并身体力行的人才能做出成绩,甚至超过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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