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口农村城镇化论文中国知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论文内容提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当前，应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些理论问题需要深化认识，有些政策问题需要认真把握。新农村建设新在哪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文件中曾多次使用过这个提法。尽管是同一提法，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要求。新的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提出的课题。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重点，不是直接对农民进行收入补贴或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补贴，而是指从用农业积累支持工业转向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加大公共财政的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找文章，到]惠及农民，让公共财政更多地覆盖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为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也为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做好“三农”工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更全面的目标。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使农村的整体面貌大为改观，城乡之间的差距明显缩小。具体目标应该是：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和文化等社会事业，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农村环境卫生整治，明显改变村容村貌；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更完整的思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了一个基本认识，即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把新农村建设简单地理解为新村庄建设；强调必须坚持统筹城乡发展这个根本指导方针，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推进。在具体工作思路上，不仅注重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改变村容村貌，而且注重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仅重视在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而且重视在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强调继续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不仅强调立足于促进农业和农村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而且重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带动农村；不仅强调政府的支持和引导，而且注重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提倡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不仅立足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而且谋划长远，提出了保障新农村建设持续进行的政策框架。 “十一五”时期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在哪里 “十一五”时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新农村建设要开好局、起好步，必须集中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真正带给农民实惠。以农民增收为核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稳定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切实维护农民的权益。优化农业区域布局，优化农产品品种，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加大初级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积极发展农产品的现代流通方式，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起来，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对进口农产品的冲击，扩大我国优势农产品的出口。创造有利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和法律环境，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切实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劳动技能，培育新型农民。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转向农村。2005年国家财政收入达到3万亿元，而中央财政用于同农民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小工程”建设方面的资金约为293亿元，尚不足财政收入的1%。与此相对照，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8万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达2万多亿元。应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特别是调整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由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中小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广大农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逐步实行农村免费义务教育的同时，不断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其教育质量。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构建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新机制。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看病难、医疗费用高、医疗保障程度低，是当前农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病户的医疗负担，但保障水平仍然偏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居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应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相关政策，逐步健全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逐步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完善农村“五保户”和重病、重残人群的供养、救助制度，逐步提高供养、救助标准，完善救助方式。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养老保障方面，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将家庭养老、土地保障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探索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新农村建设的资金从哪里来推进新农村建设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十五”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工作更加重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财政支农投入绝对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同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需求相比，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的状况没有彻底改变，支农投入渠道不宽及投入结构不够合理、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够完善、中央和地方之间农业投入职责划分不清、支农资金使用效果不够理想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推进新农村建设，迫切要求继续增加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总量，形成支农资金的稳定投入渠道；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统筹安排支农资金使用；改进政府农业投资管理体制，提高政府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发挥政府投入的导向作用，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继续加大中央财政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预算内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增加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比重。制定更加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在法律层面上保证政府支持与保护农业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突出政府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重点。财政支农资金应主要用于解决农村发展过程中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即主要提供农业发展所需的公共产品，重点选择对农村发展有重大影响和作用的项目；而对于那些市场能够解决的投资项目，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根据财政支农目标和重点，逐步改变过去财政支农资金渠道多、分类不合理的状况，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的要求，适当归并设置支农资金，突出财政支农资金的公共性。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政府用于新农村建设的投入。近年来，财政支农投入高度依赖中央政府，而地方财政的农业支出比重却呈逐年下降趋势。新农村建设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责任。应在完善财政体制的基础上，明晰各级政府的投入责任。同时，在政策上明确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中提取更大的比例用于新农村建设。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的作用。推进新农村建设，政府不能大包大揽，不能包办代替。特别是在村庄一级，政府的投入只起到引导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和农民在投入中的应有作用。调查表明，如果能让农民直接受益，大多数农民是愿意为集体小型公共工程出资出劳的。当然，组织动员农民参与公共工程建设应建立在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绝不能违背农民意愿，更不能以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变相向农民要钱要物。发挥社区集体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需要加快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允许探索集体土地流转的有效途径。应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可以为新农村建设直接提供大量的资金。动员社会资本参与新农村建设。除了政府增加投入，重要的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应在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进入农村发展产业、鼓励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发展社会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利用当地资源加快发展等方面制定一套强有力的支持措施。国家应制定“以奖代补”等特定财政扶持政策，对由社会资本牵头的一些基础设施投资和公益性支出给予鼓励、奖励和补偿。改革和创新金融体制，对农业企业予以信贷扶持，建立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中长期融资和政策性扶持的机制。强化信贷资金的投入。在近几年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财政走到了前台，而金融机构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远远不够，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必须按照有利于增加农户和企业贷款、有利于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要求，以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形成合理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体制的整体改革，强化信贷资金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工业和城市如何带动农村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分割开来，更不是要把新农村建设与推进城镇化对立起来，而是要使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进新农村建设，必须切实贯彻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发挥好工业和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为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造更多机会。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把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应继续促进农民向城市合理有序流动，依法维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当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有别于农民和市民的最大社会群体，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而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直接影响社会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所在。应在法律层面规范劳动关系，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强化各级工会的功能，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引导和促进稳定和谐的劳资关系的形成。同时，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制度。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壮大县域经济。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县域社会总产值占全国社会总产值的50%以上。我国需要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数量巨大，他们不可能全部进入大中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要在县及县以下城镇生活和就业。因此，在鼓励农民跨地区流动、进城就业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不断壮大县域经济，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在各级政府中，县级政府对推进新农村建设负有最直接的责任，应探索赋予县级政府更多的经济、行政管理权限。积极将城市优质人力资源导入农村。除了在资金投入上向农村倾斜，还应通过机制创新，把城市的人才、科技引入农村，以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村发展。教育、卫生、科技等部门应制定对农村的人力资源对口支援政策。健全农村工作的协调机制，形成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合力。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负有责任。推进新农村建设，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工作协调机制。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应增强统筹城乡发展的意识，积极转变职能，将工作职能向农村延伸。为了避免工作中的空缺与重叠，有效促进政策的集成、资金的整合，开创“三农”工作的新局面，在各级政府中应确定一个“三农”工作的抓总部门，健全“三农”工作的协调机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依然存在，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统筹城乡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城乡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就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因此，应把完善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尽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措施来抓。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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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思考小城镇是以聚集人口、商品、文化、信息、科技、教育、金融和服务为特征的地域系统。小城镇位于农村之首、城市之尾，与农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又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是大中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后盾。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是十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加快小城镇建设，走符合十堰实际的城镇化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一、发展小城镇、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战略意义十堰作为地处鄂西北山区的新兴工业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典型，扶贫任务艰巨，加速推进城镇化，既是我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解决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的关键。发展小城镇，推进城镇化，实现社会、经济结构转型，把城镇化与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实现城乡共荣、协调发展。因此，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成为我市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1、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特别是像十堰这样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十堰市有近70%的人口在农村，有14万贫困人口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贫困山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单位土地的产出率很有限，种植业增长的空间也很有限。要使农民致富，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城镇化，实现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减少农民的数量，提高人均生产率。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了，农村劳动力的价值也大大提高，收入相应增长。而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又极为有限。因此，实现大规模农村人口转移只有发展小城镇，实现城镇化，改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人口、经济要素的合理分布和自由流动，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富裕，除此别无出路。 2、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加快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从理论上说，城镇化是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生产专业化的结果。工业化和城镇化是现代化过程的两个侧面。工业化需要聚集状态，只有人类活动集中才会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才会形成聚集效应。因此，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然产物，离开了城镇化，工业化的效率就会降低；离开了工业化，城镇化就无的放矢，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目前，我市乡镇企业规模小，集约化程度低。通过发展小城镇，使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充分发挥小城镇作为农村交通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和人才中心的作用，为乡镇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市场、技术和人才条件；通过发挥小城镇对农村的辐射作用，带动农业产业化。 3、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十堰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调水源头，改善生态环境的任务光荣而又艰巨。我市山多地少，生态环境脆弱，在全市240多万农村人口中，有当家地仅160万亩，由于居住分散，自然灾害频发，种植业的70%望天收。只有通过城镇化，减少农民数量，在总量上相应减少现有耕地承载人口数量，转变农民的谋生方式，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使他们向城镇聚集，给大自然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最终才能解决土壤退化、水土流失、森林覆盖率降低等生态环境问题。二、小城镇建设的现状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4年地市合并后，十堰市的城镇有了较快发展。截止目前，建制镇由1984年的13个发展到63个，其中城镇居民万人以上的9个，城镇总人口万人，短短17年城镇化率由提高到。城镇的空间布局主要沿交通干线襄渝铁路、汉江、209国道、316国道展开，城镇职能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政治职能或低水平商贸职能为主的状况，形成了以经济职能为主的各种类型结构。纵观十堰城镇化进程，有两个特点：一是十堰城区(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因汽车产业的聚集效应使城市人口增长较快，城市综合实力日益增强；二是乡村城镇化即小城镇的发展相对缓慢。建制镇的发展由于在地市合并以前受行政管理区划的限制，中心城市与区域内城镇之间的经济联系表现为松散型，区域城镇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边境贸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中心城市对小城镇发展的辐射能力较弱。地市合并后，城镇建设步入协调发展的轨道。由于十堰市农村人口较为稀疏，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有限，这就决定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适中，同时农村经济非常落后，因此，在农村地区形成小城镇的内、外动力较弱，导致小城镇发展滞后。十堰小城镇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规划问题。规划不科学，执行缺乏严肃性。城镇建设缺乏特色，风格雷同；二是融资问题。目前，城镇化仍然是一种政府行为，尚未面向市场，形成多元投资主体，因此，城镇建设资金来源贫乏，投资渠道单一，投入严重不足；三是制度障碍。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延缓了农民离土离乡的步伐，不利于调动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积极性。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使农民进镇缺乏“安全感”，增加了城镇化成本；四是政策问题。各地出台了鼓励农民进镇务工经商的系列优惠政策，但落实不力，农民在市场准入、税费征收、子女就学等方面享受不到优惠待遇，甚至有的地方农民进镇享受不到城镇居民的待遇。我市小城镇发展滞后固然有许多原因，但从主观上来看，主要原因在于城镇建设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存在有思维误区，我们必须克服：第一，要克服官位设市的思维误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除了帝王以外，下面的州、府、郡、县的设置，等级森严，不可僭越，哪一级官管辖下的城市，城墙该有多高，该有几条街道，衙门有多大，均有严格的规定。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省、市、县、镇的设置，也基本沿用封建社会那一套，严格按行政级别、管辖面积、人口设市，城镇规模基本以官帽定位，而不是按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发展速度定位。改革30多年了，包括体制上、观念上很多脱离实际的东西都改过来了，但这一传统的设市设镇模式仍被顽强地保留下来。而且在我们的头脑中、在体制上形成了固有的模式，难以体现时代精神，制约了城镇化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第二，要克服人为构市的思维误区。如果说古楼兰曾为古丝绸之路开辟立下汗马功劳的话，那么它的消失，也应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城镇的生存与发展及其发展规模该有多大，完全是有规律可循的。因此不能凭主观想象来构筑城镇框架，我们不能不顾城镇发展规模和区域经济社会动态比较优势，好大喜功，人为构市，盲目扩市，以至于城镇“增肥”了，却有城无市。如我市一些小城镇，虽耗巨资建起了几条街道和广场，至今门可罗雀，成为“空壳”。这样的浪费和教训令人心痛。今后，我市的城镇化必须注意克服这种违反规律、人为构市的思维误区。第三，要克服全能乱市的思维误区。由于受计划经济思想和自然经济的影响，我市不少小城镇总想来个各行各业齐头并进，搞“大而全”、“小而全”，忽略自身城镇的产业强项和文化特色，搞“全能城镇”。资深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苏南地区凋查后曾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的概念，意思是说，改革开放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呼唤小城镇的发展，为其提供信息、市场和科学文化服务。加快小城镇建设，其目的一是解决农村内部商品经济发展的流通问题；二是以小城镇的广泛建设解决大城市的“通病”。遗憾的是我们却误解了费老的原意，片面认为发展小城镇商品经济就是要搞“小而全”，而未能与时俱进，把小城镇建设放在国际社会分工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去考察去建设，导致在小城镇的发展上出现了不少“全能城镇”，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三、加快我市小城镇建设的思路与对策我市小城镇建设要立足市情，既要增加城镇的数量，但更应注意提高城镇化的质量，不能搞“一刀切”。要科学规划，完善体系，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梯度推进，全面增强城镇的综合实力、聚集能力和经济辐射功能，逐步形成以重点城镇为支撑、各具特色的城镇体系。要把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作为小城镇建设的出发点和归缩点，把小城镇建设与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小城镇的吸引力和带动作用，使小城镇成为推动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战略支点。按照小城镇建设的基本思路，加快我市小城镇建设应采取以下对策：1、变官位设市为按经济规模设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就经济规模而言，一些原来默默无闻的沿海乡镇已超过了西部不少地级市，其城镇发展的规模和格局，也超过了西部的不少县和市。就十堰而言，城镇化进程起步晚，即使是县城，与沿海一些乡级小镇相比，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经济质量上的差别都很大，思想观念上的差距、经营理念上的差距就更大了，尽管国家还沿用按行政级别设市的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但打破这一传统的桎梏，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我市应遵循城镇化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自然历史过程这样一条客观规律，按经济规模来安排城镇资源的分配，收紧拳头，突出重点，把握规律，有选择、有特色地走自己的城镇化之路。否则，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必然会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2、变人为构市为产业兴市城镇发展必须以经济产业作为依托。我市多数小城镇近些年来之所以出现布局混乱、交通阻塞、城镇服务功能不配套等问题，甚至是没有经济内涵的“空壳镇”，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和产业发展的角度去规划和架构小城镇，小城镇缺乏主导产业支撑。一个城镇可以构筑多种产业功能，但从城镇特点来看只能突出一两项主功能，形成一两项优势产业，而不是面面俱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新兴的城镇，如温州、绵阳、诸城等等都是以特色产业立市。小城镇的发展，必须依据各自的优势，推准主攻方向，大力培植工业主导产业，走依靠产业支撑辐射功能的路子。我市小城镇应当发挥山区资源优势，发展山区资源加工工业，培育城镇支柱产业，增加城镇经济实力，从而增强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功能。3、变全能镇为特色镇我市小城镇建设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片面追求“小而全”，使小城镇特色不突出。我市城镇化应该走“小而特”的路子，不同的小城镇必须打造不同的特点，或以产业特、或以文化风情特、或以区位特，突出特色，形成比较优势，实施差别化竞争战略，以鲜活的城镇特色，形成“名镇效应”，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小城镇的竞争力，反过来又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张。结合十堰产业与资源特点，可以着力发展以下几类具有特色的小城镇：一是建设工业主导型小城镇。把小城镇建设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紧密结合起来，根据区域市场、资源特点，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建设小型工业园区，把乡镇工业塑造成为带动小城镇建设的主体力量。二是建设旅游服务型小城镇。旅游资源丰富的乡镇要搞好景区生态环境建设，完善服务设施，全面提高风景名胜区的硬件设施水平和服务接待水平。三是建设流通商贸型小城镇。边贸口子镇要在突出抓好市场等硬件设施建设的同时，以最优惠的政策、最便捷的服务、最宽松的经营环境，吸引周边的鄂、渝、陕客商前来经商兴业。四是建设特色产业型小城镇。要依托药材、黄姜、茶叶、绿松石等山区资源，建设特色产业基地，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加工、包装、销售业，逐步形成集种植、加工、包装、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镇。五是建设移民镇。抢抓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机遇，用好用活移民政策，推动移民小城镇的建设。4、积极解决小城镇建设中的具体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根据这一精神，结合我市实际，为使小城镇得以健康发展，还应解决如下问题：(1)搞好科学规划。小城镇规划要坚持科学合理原则，选址要与国家的宏观产业政策、导向政策、交通、通讯大动脉相联系。起点要高，具有时代气息；必须满足我市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使小城镇成为农业生产、加工、流通、服务的载体。小城镇发展的规划，不仅要考虑长远义务教育设施布局，还应考虑职业技术教育设施布局，科教兴镇，保证小城镇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把市场一体化要求与本地经济特点相结合，将小城镇规划建设融入分工明确、布局合理、同中心城市建设相结合的城镇化体系格局，利用大市场形成强有力的经济增长点；小城镇的风貌一定要体现综合经济实力和居民群体凝聚力，使本地的文化历史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要把环境生态建设列为主要内容，利用先进技术手段和自然条件，建设生态小城镇。规划必须体现全局意识，着眼于长远，决不能因党政负责人的更换而改变。规划一经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而且要列入目标考核责任制，要强化规划的实施力度。(2)运用市场机制，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筹集小城镇建设资金，可以实行财政资金为引导、吸纳民间资金为主，吸引外资为辅的多元化投融资体制。首先，财政资金可以向小城镇倾斜，在注重抓好水、电、路及通讯、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增加与农民利益有密切联系的、有巨大消费空间的项目，以此吸纳民间投资与吸引外资，加快建设速度，完善城镇功能，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其次，通过小城镇安居工程，吸引农民建房资金。再次，把市场机制引入小城镇建设。政府通过在提高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健全规章制度、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等软件上下功夫，使小城镇产生较强的吸引力，并以“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吸引众多的人带着资金参与城镇建设。要大胆尝试和探索将城镇当作资产来经营的思路，坚持市场化运作，不断建立和完善“经营城镇”的新机制。要最大限度地盘活土地资源，把自然资源变成城镇发展的宝贵财源，变过去土地使用的“行政审批制”为现在的“市场配置制”，使国有土地的资本效益趋向最大化，大力推行竞价拍卖等多种土地经营形式，为城镇建设筹集更多的资金。同时，营运市政设施，实现滚动开发。经营城镇有形资产，把公共房产及道路、桥梁、公路灯杆等市政设施的使用权和经营权推向市场，能卖则卖，宜租则租；经营城镇无形资产，把城镇空间、户外广告标牌经营权、交通线路营运权、道路和其它设施的冠名权等，通过转让、拍卖、租赁等形式推向市场，使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3)加快改革步伐，消除制度障碍。要推进城镇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落实以现居住地划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以住户、职业、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依据的落户标准，以居民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以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确保进镇农民的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鼓励和吸引农民进镇落户，务工经商。要改革土地使用办法，在坚持稳定现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同时，对农村土地使用流转制度进行创新，允许农民对土地进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解决农民担心长期离开农村后、遇到困难生活没有保障和后路问题，并为农民进镇后土地集中使用打好基础。同时，要推进配套制度改革，大力推进医疗、就业、教育制度等配套改革，建立规范的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为农民进镇解决后顾之忧。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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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城镇化论文

[摘要] 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注重其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容易忽视其间接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与农村城镇化建设相伴而生，进而影响到城镇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在对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具体表现进行探讨的基础上，重点对农村城镇化环境恶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关键词] 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农村城镇化的研究论文

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城镇化建设有关的毛概论文2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

摘要：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发展而不断提高。2005年，英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90%以上，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城市化促进经济的规模化和专业化，但也产生了人口密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成为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城市群;农村城镇化;三农

一、农村城镇化的积极意义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和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来看，今后20-30年城市化为主的后期过程中，将会伴随着郊区城镇化。咨询公司麦肯锡开展的一项研究称，2011年全球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仅仅600座城市，城市创造着世界60%的产值。随着私家车的增多，人们可以工作范围大幅增加。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各企业也可以在郊区选址建设工业园区。也可以因地制宜，根据各城镇为中心组建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利用城镇现有的技术和手段，实现生产一条龙经营，真正使农业产业规模化经营依托城镇化建设得以实现和发展。

中国正在形成23个城市群，但是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圈等城市群容纳能力有限，水资源和交通拥挤形势非常严峻。而我国2856个县级行政单位的建设搞好，对于解决上亿农民的流动安置意义重大，发展了当地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极大地降低了交通、住房等城市生活成本，对于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以农村城镇化较为成功的浙江省为例，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住房已经达到平米，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平米。江浙公路一代农村家家户户几层的小楼房，不比城市别墅差。便捷的交通和舒适的居住环境。2011年浙江农民人均收入13071元，是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让人们看到了城镇化实现的好处，并有很多的借鉴意义。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及出现的负面影响

我国城市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限制城市化进程阶段(1949-1978年)。从建国初期的离开农村的高潮，到1962年一1965年“禁止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极端方式，以及“”期间千万知青上山下乡。

第二阶段为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1979-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提高到2000年的，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下岗职工减缓了城市化发展速度。

第三阶段为高速发展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加入WTO和经济发展环境的好转，以及国家和地方各种配套政策的出台，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

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化的必然过程。但随着工业化的推动，在客观上又给我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生态环境及社会影响：

(一)城市贫民数量剧增

根据2011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5000万人。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农民的迁移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贫困人口的迁移。许多农村的殷实之家，也很难在城市相对高的物价中很好地生活。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大城市就业，而就业形势变化、高房价、大学生就业观念滞后等原因，城市化中逐渐出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蚁族”，城市化率到达75%以上就算是城市化进程基本完成，新来的居民努力改善生活，但很多人却面临困境，大量人口没有像样的住房甚至基本的卫生设备。

(二)城市环境变坏

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很多城市的废物排放已超出自然的承受能力。2012年我国三分之二以上城市缺水，其中沿海城市90%以上缺水，成为制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带来了城市交通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通日趋拥堵。2011年城市上班路上花费时间，北京以52分钟居首，广州、上海则以48、47分钟紧随其后，无形中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三)部分城市化过热现象

城市建设的规模过大、速度过快，建设的投资超出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多年来，中国各地建设大量房地产项目，吸引了众多购买者。随着房价持续上涨，更多投资者变成投机者，在北京，一幢幢商业楼盘空置着。在鄂尔多斯老城区23平方公里上拥挤着30万人，康巴什新区就是为百姓投资建设的，新区总面积352平方公里，市区32平方公里，人口万人，“空城”成为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展品。

三、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1978年以来，我国城市化政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支持农民进入城市就业，鼓励农民迁入城市;二是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我国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是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根本原因。城市生活比农村生活条件优越很多，比如文化娱乐、教育、金融、交通、医疗等软硬件环境远远好于农村。根本解决途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

(一)国家仍需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的投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村公路、饮水水安全、电网、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抓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解决村内给排水、垃圾处理等问题，提高乡镇卫生院公共卫生服务的能力。

(二)要确定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和地位，把城市化从政府行为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行为为主导。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地区在环境和经济水平差别很大，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各有特别之处，不可能齐头并进。城市化进程必须充分照顾和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和经济发展水平，避免政府行为地扩大或限制城市化的过程。

(三)更好的落实国家的三农政策和支持力度。针对农村人才流失，提高现有农村劳动者素质，全面开展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要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和生产实际的需要，开展针对性强、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根据农民需求开展农业科技培训。

(四)加快推进户籍、社保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力度。持续十几年，农村物价涨幅一直高于城市，使得目前农村物价已经接近于城市物价。农村低保仅为城镇居民最低生活待遇的1/3，甚至更低。急需相关政策制度改革，让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国家的福利政策上，可以得到同等的对待，并最终实现医疗、养老、失业等保险能跟随人口的迁移。

(五)大力发展城镇第三产业。工业和城市都必须依赖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来生存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越完善，将直接推动城市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缓解就业压力。

小结

农村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一定要多管齐下，做好社会主义农村城镇化建设工作。从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地域辽阔，没有高房价，自然条件好，交通通畅，因而更适宜人居住。而医疗不方便、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等问题，相信随着农村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会得到解决，统筹经济与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走可持续的城镇化道路，将会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安居乐业，并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邹晓光(1981—)，男，山东荣成人，山东大学(威海)科研处职员。)

浅谈小镇城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作者：冷列新学号：31义宁镇是一块物华天宝之地。华东大电网110万伏高压输电线路把义宁的山城变成了不夜城，工农业生产已进入了电气化；地面设施完善，城区的宁红大桥和修江大桥把城北商业区与城南开发区、工业区和赣北大市场联为一体；省道柯龙线纵贯境内、油路直达南昌、九江、武汉、长沙等大中城市，拟建的出县境二级公路自义宁镇东北部穿插而过；程控电话、移动电话全部开通，电话、传真均可通向世界各地；文化教育、卫生医疗机构配套齐全，小学36所、中学5所、幼托事业15家、医院3所、有线电视和调频广播普及千家万户，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地下埋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现已探明的矿藏有金、钨、钒、石煤、瓷土、石灰石等十余种，其中石煤含量达12亿吨、石灰石含量达56亿吨、瓷土可产1100万吨；有林面积亩，林木蓄存量万立方米，桃里片区四面青山，环抱着5000余亩无公害优质稻生产基地；海拔1100多米，四季如春的眉毛山顶载着5000亩肥沃的土地大有开发为奶牛、山羊养殖、药材和云雾茶种植基地的潜力；县办宁红、康顺、神茶、红山、丝绸等五大集团公司盛产宁红保健茶、减肥茶、神茶、耐热瓷炊具、白厂丝、精炼植物油等名特产品驰名中外。改革开放以来，义宁镇经济发展迅速，异军崛起，1999年全镇工农业总产值实现2．6个亿元，财政收入连续四年创全县一类乡镇第一名，99年财政收入达到万元。农民人均收1800元，连续四年获县表彰的综合先进单位称号。镇办企业20家，总产值已达个亿元，其中工业产值亿元。形成了以建筑建材为龙头，带动竹木、食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全面发展的格局。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涌现出了2200多家，其中年产值100万元以上的有43家。农业经济在调整中稳步发展，农业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现已培育了八个特色经济示范基地村：即黄田、安坪、南桥、良塘的蔬菜生产基地；走马、芦塘、良塘等村的山羊饲养基地；西茗村的生猪生产基地；下路源、福湾、岗上、南桥等村的水果生产基地；桃里片区生姜生产基地；吴都、湘竹村蚕桑生产基地；岗上、眉毛山的药材基地；西茗、湘竹、茶舍村的香菇生产基地。特色农业和订单农业已呈现发展好势头。我们提出完善老城区，提升南城区，决战良塘区工作目标，城建工作如火如荼，但是，在对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和实践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和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认为建设小城镇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圈地、搞市政建设；也有的理解为发展小城镇就是"县改市"，"县改区"、"乡改镇"。有的不从实际出发，盲目攀比，一哄而上，乱铺摊子，结果市场建起来了，却"有场无市"，造成资源浪费；有的忽视调查研究，不重民意，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结果决策失误，搞成"烂尾"工程；有的仅靠动员行政力量，搞小城镇经济建设，忽视了市场机制的运作，结果成效不大；有的光顾眼前利益，单纯算经济帐，忽视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不注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长远利益，对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造成隐患，等等。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小城镇的发展就要走弯路，经济建设就要遭受损失。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城镇化发展战略的精神，理清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思路，对小城镇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认真研判小城镇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80年代中期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成为我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活力的组织部分和主导力量。30年来，农村建制镇的数量扩大了近15倍，发展到了19060多个。目前，我国的农村城镇化正处在加速发展时期。农村小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中层次最低，数量最大的群体，它处于城市之尾，农村之首，起到连接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桥梁的作用。它不仅可以通过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城镇人口的方式有效地解决工农两大产业间的利益失衡问题，还可以扩大农产品市场的空间范围，提高农民的相对和绝对收入水平。因此，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国未来城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可能的选择方案将是走总体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共同推进的道路，即在发展大中城市的同时，有计划地推行农村城市化，重点建设好一批县城镇和中心镇，使其逐步具有城市功能，成为总体城市化的组成部分。显而易见，没有农村城市化，整体城市化将难以实现。因此，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既是整体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其重要推动力量。2、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有利于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问题也日益暴露出来。乡镇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大部分分布在农村，不仅难以管理，而且无法实现相应的聚集效益。通过小城镇的发展，使目前分散的部分工业企业积聚到小城镇，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最佳配置，促进乡镇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加快发展步伐，走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同时，农村企业转变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发展农村经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发展小城镇可以加强对资源利用的规划管理，并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经营，有利于转变乡镇企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经济增长方式。3、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可以有效地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促进农业现代化进程目前不仅有1亿多农业剩余劳动力等待转移，而且数量每年还在增加。理论研究及客观实践已经证明依靠大中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有限。而乡镇企业由于正在发生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呈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大力发展农村小城镇，可以促进乡镇企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转移剩余劳动力。农村小城镇通过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土地相对集中，这为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前提条件。另外，农村非农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为农业采用先进的、大型的农业机械设备提高机械化水平。同时，小城镇建设为农村职业教育、科技推广应用创造了条件。这将有利于农业生产、管理的科学化。4、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建设，能够促进农村小康的早日实现小康社会是一个综合性概念。衡量小康社会的指标也是多方面的。应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社会分配结构、社会秩序等多方面的内容。小城镇建设可以集中相当多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信息和服务事业。这对于提高农村人口生活质量，促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将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农村小城镇建设不仅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化、商品化而为农村实现小康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也可以推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从而推动农村小康的全面实现。二、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建议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小城镇在农村经济发展具有多项功能，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任务。如何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十分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所以，要搞好农村小城镇建设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解放思想，树立发展是富民建镇的第一要务中国发展小城镇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许多不利因素，最大的不利因素，还是思想解放不够，改革力度不大，措施办法不多。要以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大胆解放思想，不断深化改革。当前，加快发展小城镇建设,必须提高以下几种认识：一是始终坚持发展是富民兴镇的第一要务。积极引导干部、群众认识生产力，掌握资本；挖掘生产力，积攒资本；发展生产力，增加资本；扩大开放，引进资本。要积极引导农民进镇做工、经商、办企业。一切以发展辨是非，以发展评得失，以发展论英雄。二是不搞争论，大胆改革，大胆实践，锐意进取。学习先进经验，"先干不争论，先试后评论，先做再议论"，弘扬"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勇于创业"的精神。面对矛盾不回避，面对改革不动摇，面对议论不争论，允许试，允许闯，争取时间发展，让实践作结论。坚持正确的，完善不足的，引导扭曲的，改革错误的，宽容失误的。真正做到创新不跟风，依靠不依赖，引导不误导，使大家立足镇情心系群众，开拓创新，大胆实践，把思想集中到发展上来，把精力用到改革上去，招商引资放手发展私营个体经济。三是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对一些小城镇的户口一律放开，只要有固定住所、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的都可以在城镇人户、就业、入学、劳动保障等，对进城农民一视同仁。四是一切坚持"三个有利于"。在农村解放思想的落脚点是加快发展，促进农民致富，促进小城镇建设。解放思想的具体行动则表现为一切坚持"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即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富裕，有利于城镇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坚持千政策、万政策，引导群众致富就是好政策；大干部、小干部，领导群众致富就是好干部。有了这样的理念，就有了定位的标杆、做事的标准、干事的标尺，解放思想就有形化、具体化了，经济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有了思想基础。2、用科学规划作为发展小城镇的奠基工程小城镇的发展不能靠搞运动和行政命令，要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农民进小城镇要靠市场吸引。但是，小城镇不是完全自发能够形成的，特别是宏观布局上要有控制，城镇建设上要有规划。小城镇规划要体现高起点、可持续。高起点、可持续的规划可以使城镇健康有序地发展，而目光短浅的规划会给老百姓和社会留下无尽的遗憾和痛苦。所以，在编制和完善城镇发展规划中，首先，要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从根本上说城镇化水平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没有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流通的活跃，就不可能有农村城镇化。同时，城镇发展还受人口、资源、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因此，发展小城镇，要有合理的布局和分工，重点发展有潜力的县城和县域中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要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立足优势，突出特色，规模适度，注重实效，科学确定小城镇的经济布局和市场定位，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城镇规划应同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长期规划相衔接，以使小城镇成为联接广大小集镇、农村与大中小城市的纽带，形成较强的推动经济发展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其次，要注重规划的超前性、协调性。城镇建设规划关系农村现代化的百年大计，必须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要体现地方特色，突出时代感和文化底蕴，有适度的超前性。要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统一规划，适度超前；同时，又要全面协调、合理布局、抓住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其中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协调，各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协调，城镇功能的健全、规模适度、空间的合理分布、以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等。第三，要加强规划的指导性、可操作性。制定规划要以"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作为基本发展目标，建立完善的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管理制度，健全规划成果的专家审查制度，制定保证规划得以实行的措施和法规，确保规划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并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严格依规建设，有序发展。使小城镇建设适应城市化和社会化大生产及现代生活的要求，迈上新台阶。第四，要体现特色和精品意识。特色是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纵观城镇发展的历史，越是有特色的城镇，知名度越高，发展越快。小城镇建设必须增强精品意识，追求自己的时代特色和地方风格，构筑自己的鲜明特色和品位，形成独特的吸引力，不要盲目模仿大城市，贪大求全，面面俱到。如果每个乡镇都是一张面孔，千篇一律，那么就会出现"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走了一镇又一镇，城镇像农村"的状况，整个小城镇体系将失去生机和活力。所以，各个乡镇要根据本地资源条件、自然景观、乡风民俗、经济发展水平、历史人文背景、区位特征等进行创新性的开发，扬长避短，发掘特色，培植特色，科学定位，体现个性，做到以特见长、以精取胜、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宜旅游则旅游，实行各具特色的工业兴镇、农业产业化兴镇、旅游兴镇、商贸兴镇、历史文化名地兴镇。3、以合理布局、突出特色为发展小城镇的根本措施发展小城镇，首先遇到的是城镇布局问题，即城往哪里建？我认为：一是根据区位优势来布局。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要按照产业和人口的合理分布，适当发展一批卫星城镇。在沿海发达地区，要适应经济发展较快的要求，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更多地吸纳农村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支持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比较明显的小城镇加快发展。二是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来布局。在一个城镇里，功能区要严格区分。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行政区等要避免混杂，有条件的城镇在功能区之间要用绿地或自然景观隔离，可以设立商业生活街或休闲自然风景区等。每个小城镇在分布上应弱化行业划分的分散格局，强化经济区域优势，形成有瓜菜的、有水果的、有商贸的、有旅游的、有饮食服务的集散中心，一镇一品，形成区域经济中心。三是依据历史文化特色布局。历史文化特色也是发展小城镇的重要依托。其次是突出特色的问题。如果一个小城镇在合作和竞争的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专业化、专门化的效率，就会在别的小城镇和城市强有力的竞争中衰落。因此，小城镇的发展，要根据城镇资源、区位、产业和经济结构特点、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立足比较优势，扬长避短，突出特色，在"个性"上下功夫，开发拳头产品，选准项目，培育发展主导产业，走以市兴镇、产业立镇之路，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走出一条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发展加工主导型小城镇；以农业产业化为对象，发展主导型小城镇；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发展市场主导型小城镇；以旅游、文化资源为依托，发展旅游开发主导型小城镇；以地理集散为依托，发展交通枢纽型小城镇；以吸引外资为重点，发展开放主导型小城镇；以农业科技革命为动力，发展科技主导型小城镇等。4、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培养新型市民的大学校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伟大事业。物质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因而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牢牢把握，不可动摇，但精神文明如果搞不好，物质文明也会受到破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国的基本国情除了地大物博外，还应看到人口众多、素质较低的现实情况。这个问题在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全国约有多半数人口居住在农村，受过高等教育的寥寥无几，受过中等专业教育的也是少数，而多数文盲、半文盲集中在农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的一大难题，是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最大难题。因此，必须花很大的气力，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大力加强小城镇的精神文明建设，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培养和教育新型市民的大平台。三、正确认识建小城镇建设的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加快小城镇建设，既是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1、首先要以农民就业和增收为目标，以产业为依托，实现业兴城富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必须围绕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持续、稳定、永久转移这个中心，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即在发展途径上，由过去先建城镇后兴产业，向以产业为支撑、实现业兴城富转变。在发展布局上，由过去的遍地开花分散发展，向重点推进、梯度延伸转变；在产业转移方式上，由过去就乡镇工业抓乡镇工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向用城乡统筹的思路去推进乡镇工业的升级换代转变。2、发展小城镇在具体运作方式上要与全面发展农村经济相结合农村城镇化，实际是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脱离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建设小城镇，必须注重以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小城镇，以乡镇企业夯实小城镇经济，并以所有制改革为契机，促动小城镇成为二三产业的集中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地、农村商品和生产要素的集散地。具体运作方式上，要做到四个结合，即把发展小城镇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乡镇企业二次创业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相结合；把发展小城镇与突出地域特色相结合。3、发展小城镇的突破口要着力排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障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就业、工资、社会保险等方面，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使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和社会。”实践证明，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制约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延缓了农村城镇化进程。改变这种“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社会结构，必须改革完善现行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和乡镇行政管理制度，为小城镇建设提供配套的制度保障。总之，发展小城镇，是发展农村的重要抓手，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途径，我们一定要持续的坚持科学的发展下去，科学建设下去。

中国特色城镇化论文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城市史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城市史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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