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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科特领导理论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7 20:44:20

有关科特领导理论毕业论文

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对于组织者——校方,和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是不同的。校方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简单说是为了进一步审查论文,即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论述到的论题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自己独立完成等情况。第一,进一步考查和验证毕业论文作者对所著论文的认识程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是高等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一。一般说来,从学员所提交的论文中,已能大致反映出各个学员对自己所写论文的认识程度和论证论题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有些问题没有充分展开细说,有的可能是限于全局结构不便展开,有的可能是受篇幅所限不能展开,有的可能是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以为没有必要展开详细说明的;有的很可能是作者深不下去或者说不清楚而故意回避了的薄弱环节,有的还可能是作者自己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的不足之处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和答辩就可以进一步弄清作者是由于哪种情况而没有展开深入分析的,从而了解学员对自己所写的论文的认识程度、理解深度和当场论证论题的能力。第二,进一步考察毕业论文作者对专业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是组织毕业论文答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二。通过论文,虽然也可以看出学员已掌握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但是,撰写毕业论文的主要目的不是考查学员掌握知识的深广度,而是考查学员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和锻炼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学员在写作论文中所运用的知识有的已确实掌握,能融会贯通的运用;有的可能是一知半解,并没有转化为自己的知识;还有的可能是从别人的文章中生搬硬套过来,其基本涵义都没搞清楚。在答辩会上,答辩小组成员把论文中有阐述不清楚、不祥细、不完备、不确切、不完善之处提出来,让作者当场作出回答,从而就可以检查出作者对所论述的问题是否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创造性见解和充分扎实的理由。第三,审查毕业论文是否学员独立完成即检验毕业论文的真实性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之三。撰写毕业论文,要求学员在教师的指导下独立完成,但它不像考试、考查那样,在老师严格监视下完成,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一般为一个学期)内完成,难免会有少数不自觉的学生会投机取巧,采取各种手段作弊。尤其是像电大、函大等开放性大学,学员面广、量大、人多、组织松散、素质参差不齐,很难消除捉刀代笔、抄袭剽窃等不正之风的出现。指导教师固然要严格把关,可是在一个教师要指导多个学员的不同题目,不同范围论文的情况下对作假舞弊,很难做到没有疏漏。而答辩小组或答辩委员会有三名以上教师组成,鉴别论文真的能力就更强些,而且在答辩会上还可通过提问与答辩来暴露作弊者,从而保证毕业论文的质量。对于答辩者(毕业论文作者)来说,答辩的目的是通过,按时毕业,取得毕业证书。学员要顺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就必须了解上述学校组织毕业论文答辩的目的,然后有针对性的作好准备,继续对论文中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推敲和研究,把论文中提到的基本树料搞准确,把有关的基本理论和文章的基本观点彻底弄懂弄通。三、毕业论文成绩评分方式各个院校要求不同,可以由指导教师成绩,检查评阅成绩,答辩小组成绩3部分综合而来. 1论文阶段须提交材料各个院校要求不同,例如:任务书,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论文,论文档案袋,论文中期检查表,汇报表,论文成绩册,指导教师工作手册等 2答辩委员会 1)答辩工作在学院领导下,由答辩委员会主持进行 2)答辩委员会主要由专业课教师组成,可聘请部分基础课教师或专业基础课教师参加,答辩委员会的责任是主持答辩工作,统一评分标准和要求,对有争议的成绩进行裁决,并综合指导教师,交叉评阅教师,答辩小组的成绩及评语,决定学生的最终成绩.最终成绩经主管院长审核后,由学院统一向学生公布 3)答辩委员会可下设若干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一般由3—5人(包括秘书1名)组成,组长应由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担任

领导行为理论: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一、 问题的提出领导理论是研究领导有效性的理论,是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影响领导有效性的因素以及如何提高领导的有效性是领导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导理论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领导特性理论、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由于领导特性理论忽视下属的需要、没有指明各种特性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缺乏对因与果的区分、忽视了情境因素,导致它在解释领导行为方面的不成功。领导行为理论集中研究领导的工作作风采口行为对领导有效性的影响,主要研究成果包括:K.Lewin的三种领导方式理论、R.Likert的四种管理方式理论、领导四分图理论、管理方格理论、领导连续统一体理论等等,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对人的关』动和对生产的关心两个维度,以及上级的控制和下属参与的角度对领导行为进行分类,这些理论在确定领导行为类型与群体工作绩效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上取得了有限的成功,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影响成功与失败的情境因素的考虑。领导行为与领导的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显然依赖于任务结构、领导成员关系、领导权威、下属的主导性需求等情境因素,领导权变理论弥补了这一缺陷,提出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并且情境因素可以被分离出来,它的研究成果包括菲德勒权变模型、情境领导理论、路径目标理论和领导者参与模型。但由于实践者很难确定领导成员关系、任务结构等权变变量,领导权变理论相对于实践者显得过于复杂和困难,使它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978年,Burns在对政治型领导人进行定性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领导过程应包含交易型和变革型两种领导行为,这一分类为领导行为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1985年,Bass正式提出了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它比以往理论采取更为实际的观点,是以一个“走在大街上的”普通人的眼光看待领导行为,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二、 基本假设、理论框架与主要特征1.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在一些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中,领导行为常被理解为一种交易或成本一收益交换的过程。交换型 领导行为理论的基本假设就是:领导一下属间的关系是以两者一系列的交换和隐含的契约为基础。该领导行为以奖赏的了大领导十属,当下属完成特定的任务后,便给予承诺的奖赏,整个过程就像一项交易。其主要特征为:(1)领导者通过明确角色和任务要求,指导和激励下属向着既定的目标活动,领导者向员工阐述绩效的标准,意味着领导者希望从员工那里得到什么,如满足了领导的要求,员工也将得到相应的回报;(2)以组织管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为基础,完全依赖组织的奖惩来影响员工的绩效;(3)强调工作标准、任务的分派以及任务导:向目标,倾向于重视任务的完成和员工的遵从。根据Burns理论,交换型领导行为建立在一个交换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包括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奖励行为和权变与非权变性两种惩罚行为,实施不同的奖励和惩罚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谓权变性奖惩是指根据下属的绩效进行奖励和惩罚;非权变性奖惩是指领导进行奖罚时不依据下属的绩效。Bass则将交换型领导行为分为权变奖励领导行为 (Contingent reward leadership)和例外管理(management by exception)领导行为两种,并随着领导者活动水平以及员工与领导相互作用性质的不何而不同。所谓权变奖励领导行为是指领导和下属间的一种主动、积极的交换,领导认可员工完成了预期的任务,员工也得到了奖励;例外管理领导行为则指领导借助于关注员工的失误、延期决策、差错发生前避免介入等,与下属进行交换,并按领导者介入时间的不同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两种类型。主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般在问题发生前,持续监督员工的工作,以防止问题的发生。同时一旦发生问题,立即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当然也积极搜寻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或与预期目标偏离的问题。领导者在员工开始工作时,就向员工说明具体的标准,并以此标准监督差误;被动型的例外管理领导者,则往往在问题已经发生或没有达到规定的标准时,以批评和责备的方式介入。~般情形下,领导者一直等到任务完成时才对问题进行确认,并以此提醒员工,也往往在错误发生后才说明自己的标准。当员工所处的工作以及环境已不能为员工提供激励、指导和带来满意感时,这种领导行为才具有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前创立的领导行为理论和权变理论都是以交换型领导行为为基础。交换型领导行为理论已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如路径一目标理论、领导一成员交换关系理论。这些理论都强调环境因素对领导行为产生缓冲效应的重要性,也注意到了领导一下属这对关系,并认为应运用综合性指标对其进行测量,以便能预测领导行为对个体的作用。2.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 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领导向员工灌输思想和道德价值观,并激励员工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领导除了引导下属完成各项工作外,常以领导者的个人勉力,通过对下属的激励、刺激下属的思想、对他们的关怀会变革员工的工作态度、信念和价值观,使他们为了组织的利益而超越自身利益,从而更加投入于工作中。该领导方式可以使下属产生更大的归属感,满足下属高层次的需求,获得高的生产率和低的离职率。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前提是领导者必须明确组织的发展前景和目标,下属必须接受领导的可信性。其主要特征为:(l)超越了交换的诱因,通过对员工的开发、智力激励、鼓励员工为群体的目标、任务以及发展前景超越自我的利益,实现预期的绩效目标;(2)集中关注较为长期的目标,强调以发展的眼光,鼓励员工发挥创新能力,并改变和调整整个组织系统,为实现预期目标创造良好的氛围;(3)引导员工不仅为了他人的发展,也为了自身的发展承担更多的责任。变革型领导行为拓宽了领导行为的研究范围。虽然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相对较晚,但已有许多研究注意到了该理论的结构效度。根据Burns理论,它由个人魅力、智力激励以及个人化考虑三个因素构成。 Bass& Avolio(1994)则提出变革型领导行为应包含以下四个维度:(l)理想影响力(idealized influence)。指能使员工产生崇拜、尊重和信任的一些行为,包括领导者承担风险、考虑个人之外员工的需求以及良好的道德品质;(2)鼓励性激励(inspirational motivation)。指向员工提供富有意义和挑战性工作的行为,包含明确描述预期目标,而且该目标受到整个组织目标的约束,同时通过积极乐观的态度唤起团队精神;(3)智力激励(intellectual stimulation)。指领导者启发员工发表新见解和从新的角度或视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鼓励员工采用崭新的方式完成任务;(4)个人化考虑(individuallized consideration)。指领导者仔细倾听并关注员工的需求。我们在以往的一项关于中西方企业领导行为研究中曾提出六种变革型领导行为,包括提供远见卓识、智力激励、寄予厚望、树立榜样、促进合作和提供个人支持。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促进合作(促进员工合作,使他们为共同目标而工作的程度)、提供个人支持(领导关心下属个人感受和需求的程度)和树立榜样(领导树立与之力求推广的价值观相一致的行为榜样)与中国文化特征和传统中国领导哲学相一致;有远见、寄予厚望和智力激励三种领导行为则在中国文化中不是很受重视。由此可见,变革型领导行为是一种动态性的结构,具有多维性,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环境下,它的维度具有权变性,并且有一点可以肯定,变革型领导行为着重突出了领导者对组织手四个人的变革效应。区分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并不意味着两者是不相关的。Burns认为这两种领导行为是同一连续体的两个极端,而Bass认为它们是两个分开的维度,一个领导者既有变革型的一面,同时又具有交换型的一面,变革型领导行为以交换型领导行为为基础,但反向则不然。变革型领导行为可以说是交换型领导行为的一种特例,可以同时与一些目标和目的的实现相联系,这两者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领导激励下属的过程中和目标设置的类型上。在竞争较为激烈的今天,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尤为必要,正如Bass在《领导行为手册》一书中写到:遗憾的是许多经验性的研究都关注于交换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实这方面真正的原动力和撼动者是变革型的领导行为。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拓宽了正受系统检验的领导特质理论的范围,超越了交易理论的边界。三、 两种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1.交换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将对下属产生不同的影响。通常认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可使下属达到双方协商的绩效水平,只要领导和下属发现这种交换是互利的,那么这种关系就将持续下去,员工也将达到预期的目标绩效。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以权变奖励为基础的交换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绩效和满意感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在某种情境中,这种作用可能是负面的,其主要原因是:(l)如果管理者与下属的交易并没有充分达成一致,那么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低效率的,在这样的组织背景下,员工很有可能从本质上要求较少的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如正在发生变革的环境下,权变性的领导行为是不适当的禾则氏效率的;(2)当固定组织的奖励系统时,领导与员工的交易对生产率的作用是逆向的。如果员工意识到权变奖励的领导行为是领导控制员工行为的一种企图,而不是奖励,企图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那么员工的动机水平就会下降;(3)在测量时与权变奖励的量表项目有关。以往的研究有关权变奖励量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员工认知为基础的一些项目,二是对奖金的预期和分配方面的阐述,而有的研究所设计的量表只包括了基础的交易性项目,这将会导致结论的不一致性。 有证据显示,例外管理与工作绩效相关,但这种相关性比工作绩效与权变性奖励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许多研究结果显示,领导者的权变性惩罚与员工工作绩效间的关系是混合型的,即有的研究显示两者为正相关,有的显示为负相关,而有的显示不相关。主动或被动的例外管理对工作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尤其是如果领导者在标准设置和采取必要的行动之前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发生,在事后批评员工,没有说明采取哪一种行为可以避免受到惩罚,那么这样的领导行为将对员工的绩效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领导行为代表了被动型的例外管理。很难想象,没有对绩效进行监督,也不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率的领导者。但是,合理的权变性惩罚代表了领导行为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如果领导的批评被认为是公平的,领导者阐明了绩效标准,用一种可以使员工接受的方式对低绩效状况进行改进,从而避免产生消极的后果,那么这种权变性惩罚(代表了较为积极的例外管理方式)会增强员工的绩效,帮助下属辨明角色,很可能对下属的满意感和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从上述分析我们知道,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具有权变性,较多地依赖于工作的情境以及领导与员工的关系,但较多依赖于例外管理的领导者则会获得较低的工作绩效。2.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影响有充分的证据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每一个因素,包括领导扭力、智力激励和个人化考虑与工作绩效有紧密的联系,并能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事实上,变革型领导行为鼓励下属完成较为困难的目标,从全新和多种不同的角度去解决问题,同时促进了员工的自我发展。作为领导影响力的一个结果,员工出于对领导的承诺,从发自内心的工作动机出发,根据自身的发展水平以及目标实现和任务完成的潜在意义,会加倍努力工作,最终导致其超额完成预期的绩效。也就是说,变革型领导行为通过引导下属超越自我利益,向下属灌输共同的组织价值观,可以帮助下属达到最大的绩效水平。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员工的组织承诺感、组织公民行为有较为直接的影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看,这些指标可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Koh等人的研究发现,学校领导的变革型领导行为对学生的成绩得分并无直接的作用,但它通过影响教师的组织承诺感,间接作用于学生的成绩。由此可以推断,变革型领导行为与绩效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缓冲变量或中介变量。Podsakoff(1990)的研究结果显示,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度作为中介变量,可以较好地解释领导魅力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而变革型领导行为对下属的角色和任务分配知觉有直接的影响,这些知觉随后影响到下属对领导者的效能知觉,变革型领导者的效能知觉依赖于在整个组织目标的完成过程中领导者的沟通能力以及员工的角色知觉、任务明晰度和沟通开放性。3.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权变适用性情境因素将缓冲变革型和交换型领导行为对绩效的影响。存在变革倾向和风险承受趋势的组织中,容易接受变革型领导者;相反,受传统的习惯、规章和法令所约束的组织中,常把对现状存有疑虑、完成任务时常寻求改进方法的领导者看作是缺乏稳定性,变革型领导者不适合干具有结构稳定和连贯性的组织。因此,革新、风险承担和开放性较高的组织与结构稳定、秩序井然的组织相比,前者对变革型的领导者更具有吸引力。有研究显示,革新支持对于智力、个人化考虑的领导行为和工作绩效间的相关性具有缓冲效应,而魅力型领导行为与绩效间的关系,并不受革新支持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l)具有较高领导魅力的领导者通常希望拥有内化领导者价值观和目标的员工,并诱导下属超越即时的环境,完成领导所布置的任务,达到预期的目标。准力型领导者不受生产率高低标准的影响,能使下属达到高任务绩效、高任务调整及对领导和群体的高适应性;(2)与较为规范和稳定的环境相比,在较为混乱和不稳定的环境中,魅力型领导者对员工的绩效影响更大。四、 领导行为研究的发展趋势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理论从提出到现在已有20多年,但对它的研究却经久不衰。我们以为,交换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将来的研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 进一步修订变革型领导行为量表过去的十几年虽有许多有关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其中以Bass和Avolio所做的工作最具有代表性,他们提出了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综合理论构架,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工具,但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应以相应的理论为基础加以修改和提炼,重点把握变革型领导行为几个相互区别的维度。2.进一步注重变革型领导行为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 以往的研究显示,变革型领导行为影响下属的角色知觉和任务明晰度,随后影响下属对领导的效能知觉,这说明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效能具有权变性,因为这取决于有关整个组织目标和目的方面领导与下属是否能有效沟通,这种权变性的知觉应引起进一步关注。3.探索变革型领导行为的多理论框架层次以往的研究已在这方面作了初步的研究工作,但是变革型领导行为不仅会影响到个体、群体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而且也会影响到组织层次上的结果性变量,所以应该运用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将为更好地理解变革性领导行为的权变性打下良好的基础。4.进一步研究变革型领导行为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领导的有效性依赖于情境因素,变革型领导行为是否对工作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依赖于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到目前为止,匕经确认且经常采用的中介或缓冲变量有:工作的结构化程度、领导~成员关系质量、领导者额职位权力、下属的角色清晰度、群体规范、信息的可获取性、下属对领导决策的认可度、下属的工作士气等,是否存在其他的中介变量或缓冲变量,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之,对交易型和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特别是变革型领导行为的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内对此研究非常不足,需要弥补这一空缺。

楼上的 太现实了 一看就知道是从网上复制的. 这个问题,应该自己用心去想的,而不是去抄.

有关领导与管理的论文

1、性质不同:管理是日常性的、非决策性的工作,而领导主要是负责方向性的工作,起带领和引导作用。2、作用不同:从事管理的管理者主要凭借正式职位发挥作用,而进行领导的领导者则主要凭借影响力去发挥作用。3、关系不同:管理本质上是一种职能关系,领导本质上则是一种追随关系。4、追求不同:管理的科学性大于艺术性,而领导的艺术性大于科学性。管理追求的是精确,领导追求的是生动。5、侧重点不同:管理主要强调控制,侧重从人的行为上进行规范;而领导则更注重从人的内在心理方面去感化人。

领导与管理在现实生活中,要维持企业或者一个组织正常的运转,领导与管理的存在可以说是至关重要,而且无处不在的。因为管理的实施都与领导分不开,所以经常让人们感到领导与管理是一回事,是同一个概念。实际上,领导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联系紧密却又截然不同。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探讨。第一、领导是从管理中分化出来的。近年来有一种观点,把传统的对管理职能的解释,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五个方面,改变为: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四个方面。在这种观点中,领导是管理的一项职能。并且解释领导的含义是:1、促使其他人完成他们的工作;2、维持组织成员的士气;3、激励下属。领导的目的是在于使大家为实现组织或群体的目标而努力。我理解,这是在面对一个项目或工程情况下,对领导含义的狭义的解释。实际上从广义上理解,为了提高群体活动效率的需要,人们产生了对管理的需要。而管理的实现就产生了对领导的需要。比如几个人一同搬一个石头,需要有人喊一声一、二、三!一个乐队需要一个指挥喊预备起!。这样在管理中一个具有特殊的地位的人和特殊地位的工作就产生了,领导也就从管理中分化了出来。汉语的领导一词实际是英文Lead或leader的音译,本来有两种含义。一是动词的含义,是指带领、倡导、指导、督导等这样一种领导的行为。另一种含义是名词,是指领导者的意思。汉语的领导一词,不仅包含了英文原来的管理、管理者的含义,而且充实了导向方面的含义。体现出在管理的实践中,领导者与管理者,可能是一个主体,但领导与管理的客体不同。第二、领导与管理的客体不同领导重在决策,管理重在执行领导就是率领并引导大家朝着一定方向前进,而管理就是负责某项工作使它顺利进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对领导的要求体现在企业的定位、发展方向、风险的规避、管理的理念等方面;而对管理的要求着重于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种资源,实现企业的正常、有效地运转。所以领导的客体主要是人,而管理的客体主要是事。即使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也只是把人看做企业的资源,或者最重要的资源来管理。而不具有带领和导向方面的含义。第三、领导与管理实施的方式不同有句话这样形容领导和管理:领导 = 地位 + 威信管理 = 权利 + 制度。管理的实施是建立在合法的、强制性的权力基础上的;而领导的实施主要是个人的影响力,即来自于被领导者的认可。管理依靠管理者担任的管理岗位所赋予的管理的权力,通过管理制度来实施,强调下属的服从和组织的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领导依靠的是领导者个人的人格魅力及领导艺术,通过领导者对人的影响和引导来实施,强调通过与下属的沟通和激励来实现组织目标。管理的实现体现在被管理者的服从;领导的实现体现在人们的认同和跟随。制度是对人的有形的约束,而领导是看不到的、但能使团队凝聚、是企业运转的无形的手。领导是旗帜和灵魂,领导的影响力可能产生思想体系和精神支柱。所以经常会出现领导者已经不存在时,仍然会有许多的追随者。他们的行为,表现为自觉和自愿,并且在没有形式上的领导者的情况下,仍然有着统一的思想和目标。管理是管事,领导是激励和鼓舞人。所以好的管理者不一定是好领导,反之好的领导也不一定是好管理者。第四、领导的风格和对领导的要求领导有两种职能,一是维系和凝聚团队;二是领导团队完成一切任务。所以,领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实现确定的目标的同时尽可能地满足组织成员的需要。根据美国某管理学家对领导的定义是:“领导就是指导、带领、引导和激励下属为实现目标而努力的过程。”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领导的三要素:(1)领导者必须有部下或追随者;(2)领导者拥有影响追随者的能力或力量,它们既包括由组织赋予领导者的职位和权力,也包括领导者个人所具有的影响力,具体又包括产生于领导者所拥有的专门知识或特殊技能的影响力,来自于追随者认可的个人经历、性格或榜样产生的影响力;(3)领导的目的是通过影响部下来达到组织的目标。与此相应,也有两类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人,以人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一是关心任务,以完成任务为导向的领导风格。事实上,领导的风格往往是以上两种风格的不同程度的组合。那么对领导应该有怎样的要求呢?李嘉诚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常常问我自己,你是想当团队的老板,还是一个团队的领袖?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态度与能力一样重要。领袖领导众人,促动别人自觉甘心卖力;老板只懂支配众人,让别人感到渺小。邓小平说,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还有个说法叫干部五要求,就是: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政治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有比较渊博的知识;要有较强的协调组织服务能力;要有合作的精神和合作的能力;要具有人格魅力,另外,领导具有一定的超脱性,不应太忙。领导不需要事无巨细地置身于人、事、财、物、信息、时间等具体问题的调控与配置上,不需要处理繁杂、琐碎的具体事务,主要从根本上、宏观上把握组织或者企业的活动,所以不应太忙。忙和充实不是一回事,太忙就没有了学习的时间、没有了调查研究的时间、没有了与各方面沟通联系的时间。在领导者和管理者可能是同一个主体的情况下,往往是领导得少而管理得多,因此也应该适度把握领导和管理的幅度和力度。综上所述,领导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联系紧密却又截然不同。领导与管理的客体不同、领导与管理实施的方式不同。讨论这个问题既有学术的意义,同时对于提升领导干部的素质和修养,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的活力和核心竞争力也有实际的意义。

有关领导学的论文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摘要: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决策的好坏影响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决策愈益成为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伦理决策何以可能、企业伦理决策的作用表现何在以及如何基于伦理考量开展决策活动成为现代决策者必须思量的问题。关键词:决策;伦理决策;决策模型一、基于伦理考量的企业决策的可能性及效用决策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拥有核心的地位与作用,企业伦理经营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认为研究管理就是研究决策,研究管理的道德性问题的核心就是研究决策中的道德性。管理学者Hosmer(1987)认为一个伦理决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典型特点:其一,后果的广泛性。绝大多数伦理决策有广泛的后果。其二,选择的多样性。许多伦理决策都是在有多种决策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三,结果的复杂性。一项伦理决策的做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混合的结果出现。其四,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多伦理决策具有不确定的后果。其五,决策的个性化。很多的伦理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含义。企业决策一般也具有上述典型的特征,所以决策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伦理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特性的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决策,现代企业的决策也大量依靠量化的技术。但实际情况是,定量技术并非可以解决所的有决策问题。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总存在着不可能完全量化的因素;另外,如果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话,那么所有的决策完全可以由计算机去完成,也不需要领导决策者了。所以,在无法进行量化决策的情况下,决策过程中必须考量社会伦理内容。而且,任何企业的决策活动都是在对企业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考量下做出的,而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是管理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外在因素。再者,企业决策的最终是在主要决策者的指导与决断下完成的。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评估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决策者依赖价值观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决策是管理决策的本质。换言之,决策所面临的困难不是管理问题本身而是价值观问题上的处理与选择。伦理决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伦理考量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Bind和Gandz(1992)指出“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并把他们用于决策,就可以改善决策;如果决策时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第二,伦理决策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与声誉的树立。美国的道.克宁公司“乳房植入物事件”决策的不合伦理性给该公司形象与声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试想,如果公司在决策时有伦理考量,情况又将如何呢?强生、波音、惠普、IBM等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声誉源于其决策过程中一贯的伦理考量。另外,伦理决策有益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决策时伦理考量因素中包含企业决策过程中关注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绝对最大化。决策过程的道德贯通有助于企业赢得伦理优势,而这种伦理优势又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伦理优势引发的竞争优势是一种可靠的竞争优势,是一种致胜的竞争优势,是一种长远的竞争优势。二、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个人态度的基础,是行为的先导,因而毫无疑问成为企业伦理决策的关键。一项基于个人价值观的相关研究结果(William Frederick & JalliesWeber)表明:在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负责、诚实、有能力等工具性价值观对决策行为有较大的影响。Fritzsehe在研究了Rokeach价值观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后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就个人特征而言,在价值观、道德发展阶段和道德获准中,决策的最初影响来自于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决策者个人秉持的价值观如何直接对决策伦理产生影响,关系到一个决策有无伦理指向。组织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实行起着重要的环境作用。伦理型企业文化的建立与伦理型组织风气的形成对决策者的伦理决策起着优势作用。学者Fritzsehe(1999)认为企业在制定伦理决策时须考量许多因素,具体包括:构成组织文化的共有价值观、组织政策和专业行为规范、战略性决策中的伦理因素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方面的影响等组织特征。备选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的实际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学者Jones(1991)认为道德状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后果的大小,即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总和;其二,社会一致意见,即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其三,结果的可能性,即危害或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其四,临近时间,即行为后果开始之前的时间长短;其五,接近程度,即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或受害者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其六,结果的涉及面,即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他认为备选决策中的道德成分的确认机率与行为道德状态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解决管理问题的决策方案有较高的道德状态,那么行为的道德状态就越高,行为的意图就越可能是道德的。选择道德的备选决策的机率随被考虑的备选方案的道德状态的提高而增加。进行伦理决策除了要重视决策者个人的伦理素质的提高,注重建立伦理型组织文化以及权衡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外,还应充分关注决策过程,只有建立一个道德贯通的决策过程才能真正保证决策的伦理化。三、企业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国外众多学者都在研究探讨企业管理者伦理决策的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者如Fritzsehe,Carroll,Cullen,Ferrell,Larry,Hunt,Vitell,Trevino,Nelson,Blanchard和Peale等都致力于构建伦理决策的模型。从模型的特点出发,笔者将学者们的伦理决策模型概括为以下三大类。1.企业伦理决策的过程模型。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对一般决策程序进行某些修正,使决策过程赋予某些伦理考量。从伦理决策过程的角度阐述决策的伦理考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中,尝试较为完整地建立组织伦理决策模型的是Fritzsche(1999),他指出伦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确定管理问题;备选决策方案;根据经济、技术、社会与伦理标准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进行两阶段决策过程。

经过5天封闭式的理论强化培训,感触颇深,下面我就谈一下自己的几点体会: 一、加强基层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是发展经济的需要,是戍边、稳边的需要。通过学习使我深深地懂得,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够有力地促进各方面工作的进步,通过学习,使我明白*作为“三个队、四个力量”在*的巨大作用,也更坚定了我屯垦戍边的决心与信心。 二、不断地加强学习,对今后工作的指导意义 1、是提高党员干部政治素质的需要 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工作全部战斗力的基础,加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为党的事业尽快培养一批政治合格、立场坚定,具有大局意识的党员干部。作为新时期的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深知自己的责任,学习党章,学习党的两个条例,不断地熟悉党的工作,提高自身政治素质水平,用党的理论去分析与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更好地为人民致富服务。 2、是树立正确的“三观”需要 “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是“三观”教育的基本内容,树立“三观”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永保党不褪色,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本质所在。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为政之道。 3、是加强班子建设的需要 人民群众认识共产党人,就是从我们基层班子党员干部的身上来认识。基层党支部班子担负着传达党的政策,带领人民共同致富的责任,这就要求基层党支部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通过不断地学习,增强我们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信念,廉洁奉公,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为民办实事,求真务实,不断增强班子的凝聚力,积极开展“两级党建联创”,为人民选准发展致富的路子。 4、是增强依法行政,依法维连的需要 当今社会是法制社会,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这也对行政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通过不断的学习,才能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5、是增强创新、发展观念的需要 市场是一双无形的手,市场经济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置,是开放竞争、优胜劣汰。作为新时期的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学习,掌握先进的管理方式,捕捉市场信息,从而指导生产,减少因决策失误而给人民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加快*改革,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力度,立足于本地实际,求真务实,大胆创新,谋求经济快速发展。 三、基层党员干部如何加强学习 1、端正态度,大兴学习之风 作为基层党员干部,必须树立终生学习的观念,端正学习态度,珍惜每次培训学习的机会,遵守学习纪律,做好笔记,认真写好心得体会,平时也要加强各方面的学习,进行自我完善。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更好地用于实践,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学习法律知识就要在今后的工作过程中,把依法行政渗透到管理的每一个环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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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科学论坛》杂志是反映我国研究领导科学理论、探索科学领导实践最新成果的综合性期刊。由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湖北长江报刊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高等学校领导科学研究会主办。名列中国期刊方阵“双效” 期刊、湖北省优秀期刊。主要面向各级各类行政和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组织人事、宣传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以及基础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广大领导干部的良师益友、领导科学理论工作者的学习园地和有志学习领导科学人士的指导读物,也是读者喜闻乐见的畅销刊物。《领导科学论坛》年发行量近10万份。已被知网学术总库、万方数据库、维普资讯网、龙源期刊网全文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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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领导:基于伦理和效率的提高【摘要】人非圣贤,孰人无过。领导者的良好形象要靠人格力量来维持。在实际工作中,错误是难免的,关键是对待错误所持的态度,勇于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在个人修养上下工夫,做一个谦虚、朴实的好领导。 【关键词】领导者;自我批评;自我监督;自我教育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往往习惯于想像自己的权利有大,职位有多高。而常常忽视了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一、对批评的反应和自我批评 领导者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他如何对待工作中的缺点,如何对待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是否善于认识所犯的错误并决心进行自我批评。实际上这是一块试金石,能够使人们以足够的准确性判断领导者的成熟性,判断他接受被领导者对他的个人品质。如果领导者不隐瞒缺点,而且采取措施改正并消除它们,那么他多半经受得住职务要求的考验。但是,当他出于自尊心、对威信的错误理解和其他想法,把任何意见都看作企图侵犯他的特权并与自我批评格格不入时,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他必然面临停止不前的危险。 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实质在于“不容许对缺点以及有缺点的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人们的信任和尊重,应该同对于委托事业的高度严格要求联系在一起。”批评以改善共同事业、改正错误和失误为目的,因而它是十分宝贵的。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是成功的领导工作和经济建设任务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重要的是由领导者亲自认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意义,并根据它们树立正确对待批评的榜样。 很多领导者了解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用,成功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来发展他们领导集体的成果。自我批评精神、自我监督和对现存缺点的清醒估计,有助于他们随时防止危机情势的发生,始终在集体中保持正常的社会心理,并且做出正确的决策。与此同时,还有不少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对待“来自下边”的批评反应自然不能说是健康的。结果是,没有人怀疑领导者的正确性,他似乎并没有侵占别人的利益,但是一旦有人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哪怕是处于完全正当的理由,他马上翻脸不认人了。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领导者,最善意的批评都会被他们看成是个人的恩恩怨怨。一听到批评意见,他们更多想的不是改正缺点,而是开始想办法进行报复。遇到一点小小的反对意见,不去认真考虑这种反对意见的合理性,而是想该用什么办法,该用真话还是假话反驳它。本来应该敞开胸怀,而他们却握紧了拳头。 批评问题是尊重职工提出的意见和尊重他们的主动精神的问题,是领导者作为劳动集体的教育者的成熟程度的问题。由于领导者的过错,自觉遵守纪律受到压制,死板地照章办事反而受到鼓励。集体中可能会形成不信任和相互猜疑的气氛,这必然导致道德上的巨大损失,“小人”心理得到助长,从而将出现追逐价值倾向和“与我何干”的行为。听不得批评的领导者所造成的经济和道德损失,是他们的任何功绩所不能补偿的。他们通常在自己行为的正义性问题上并不糊涂,他们知道给自己不喜欢的人穿小鞋就是滥用职权,而这恰恰加深了他们行为的危险性。因此,他们行为并不仅仅是道德水平底的结果,在更大程度上是不受制裁心理作祟的结果。 有些领导者口头上接受批评意见,实际上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克服缺点。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批评失之于空泛;虽然批评是为了揭露具体领导者工作方法上的疏漏,敦促他们做出认真的自我批评,但有些批评却仅仅是列举了已暴露的缺点。批评的价值在于它的真实性,在于所提出问题的意义。而自我批评的价值则取决于它的真诚,愿意迅速地改正错误和缺点。 提倡有原则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永远是集体健康气氛的证明,是教育和动员人们去实现本系统目标的手段。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领导者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能,而且应该经常进行自我监督,及时发现自己的缺点。如果领导者认为轻视对自己的批评是容许的甚至可能做出压制批评的事,那么就应该同他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宪法规定每个人有批评权,当然,认真接受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用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证。人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些有效的手段,其中应予以特别注意的是,保证使针对压制批评者采取的措施具有广泛的公开性。实践证明,人们常常想方设法在远离公众视线的地方进行审理工作。公开性首先要求对冲突事件进行讨论。这种事件必然伴随着对批评的打击报复,必然有每个关心者的参与,并且包含着说明冲突真相和实质所需的所有信息。如果某个领导者因为压制批评而受到上级处分,那么就应该在全体会上和座谈会上向公众宣布,还要建议在党的基层组织中讨论他的错误行为。 领导者的自我监督,在预防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方面占有特殊的位置。如果他不经常监督自己的行为并进行必要的矫正,他便会削弱自己的思维针对性。人们通常把这种思维上的变态叫做思维批评性的破坏,这并不是偶然的。具有批评思维的领导者能够三思而后行,能够调整自己的行为,按照预想结果检验并纠正自己的行为,从而总是能够正确评价建设性的批评,并利用它提高管理活动的效率。 二、谦虚和朴实 领导者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最为直接地同他养成的另外一些重要素质相联系,这就是谦虚和由谦虚决定的朴实。不难发现,缺少这两种素质,正是那些常常不喜欢批评并厌恶自我批评的人的特点。过于自尊和确信自己的行为一贯正确,会产生骄傲自满、狂妄自大、轻视别人意见和利益的情绪,笃信他不用别人提醒便可顺利实现管理活动。 谦虚和朴实与凭良心办事分不开,并且确实可以使人的形象改观。对一个领导者来说,这两种素质就更加宝贵,欠缺这两种素质,是很难用别的什么优点来弥补的。如果说具备这两种素质对领导者是完全必要的,那么任其受到侵蚀甚至丧失它们,则会导致良心上的损害和玩忽职守。一个不谦虚的领导会经常过分强调个人,喜欢透过放大镜看自己的能力,却用望远镜看别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说,谦虚可以使人的道德高尚,素质美好,并且提高他的威信。难道这样一些例子不值得注意:当马克思的女儿问马克思:“您最珍视人们的哪种优点?”马克思回答说:“朴实”。 遗憾的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并不是时时关心他们是否具备谦虚和朴实的美德。的确,有时候要从他们的外表找出这两种品质的真实表现并非易事。要知道,不靠本质而靠心术也可能被别人认为是一个谦虚和朴实的人。真正的谦虚和朴实是文化修养及知识水平的特征,谦虚和朴实是由这样一种信念所维系的:物质财富不过是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权力并不是处处占先的工具,而只是不应被辜负信任的标志。但是,领导者常常搞不清自己下属人员的真正品质,因为领导者所作的评价是以偶然表现出来的品质,而不是以典型品质为基础的。有时候一个各方面都很好,但很谦虚的人会不为人们所注意,而在前台的却可能是那些“好显示自己”的人,其原因不正在于此吗? 自我监督以及定期向自己的集体报告工作,也是防止骄傲自满的有效手段。这些手段有利于加强领导者的责任感,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的决策和行为同集体中的现实环境的联系,获取大量而准确的关于职工对自己行为的反应的信息,并且及时修正自己的行为。 三、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 领导者谦虚和朴实这两种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必须无条件地尊重被领导者的人格,被领导者的尊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应受到贬低,尤其是不应受到侮辱。劳动成员之间的互敬关系能够创造良好的心理气候,它是形成自觉纪律,组织正常工作和调动职工主动精神的重要条件。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尊重人并没有成为每个领导者的规范。领导者不喜欢或粗暴对待下属人员,往往只是因为后者“胆敢”有自己的看法。有的领导者总爱亲近那些比别人更支持他的观点的人,可他并不懂得,有自己的看法,这意味着可以衡量、比较各种观点。诚然,被领导者应该是勤勉的执行者,但是,不应该“压服”他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伤害一个人的自尊心和剥夺他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实际上无异于剥夺他的自主性,而离开了自主性,就谈不上自觉地履行职责。 一些领导者的专业教育水平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文化素养水平。这种超越情况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能用“知识分子”的字眼来称呼他们。借口行政领导的才能而为这种领导人开脱是很不道德的。生活本身就断然否定这种“哲学”。轻视被领导者尊严的人不可能做一个好领导。如果他所领导的系统能够正常地工作,那就是说,取得的成绩是用不合理的代价换来的,如果在这个系统里占上风的是真正的同志式关系,那么这些成绩本来可能是更大的。 每个领导者都应怀这样一种情感,惠特曼把它概括为:“贬低别人就是贬低自己。”还要永远记住:“如果每个人眼睛里都有人格,人格问题就能够解决。” 总之,领导者的人格不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具有社会效应。因为人们喜欢以领导的言谈举止为榜样。每一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既要注重大节,又要注重小节,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并不是很准确完整,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摘要:决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之一,决策的好坏影响现代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伦理决策愈益成为现代企业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企业伦理决策何以可能、企业伦理决策的作用表现何在以及如何基于伦理考量开展决策活动成为现代决策者必须思量的问题。关键词:决策;伦理决策;决策模型一、基于伦理考量的企业决策的可能性及效用决策在现代西方管理学中拥有核心的地位与作用,企业伦理经营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也日益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的观点,认为研究管理就是研究决策,研究管理的道德性问题的核心就是研究决策中的道德性。管理学者Hosmer(1987)认为一个伦理决策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典型特点:其一,后果的广泛性。绝大多数伦理决策有广泛的后果。其二,选择的多样性。许多伦理决策都是在有多种决策方案可供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其三,结果的复杂性。一项伦理决策的做出可能有多种不同的混合的结果出现。其四,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多伦理决策具有不确定的后果。其五,决策的个性化。很多的伦理决策带有明显的个人含义。企业决策一般也具有上述典型的特征,所以决策与伦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个伦理决策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方面特性的过程。在现代企业管理过程中,大量的问题需要进行决策,现代企业的决策也大量依靠量化的技术。但实际情况是,定量技术并非可以解决所的有决策问题。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总存在着不可能完全量化的因素;另外,如果所有的决策都可以进行定量的投入与产出计算的话,那么所有的决策完全可以由计算机去完成,也不需要领导决策者了。所以,在无法进行量化决策的情况下,决策过程中必须考量社会伦理内容。而且,任何企业的决策活动都是在对企业面临的内部与外部环境的考量下做出的,而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政治、法律和道德因素是管理决策中必须考虑的重要的外在因素。再者,企业决策的最终是在主要决策者的指导与决断下完成的。对各种可行方案进行评估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决策者依赖价值观做出价值判断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价值决策是管理决策的本质。换言之,决策所面临的困难不是管理问题本身而是价值观问题上的处理与选择。伦理决策在现代企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决策过程中的伦理考量有助于企业做出更好的决策。Bind和Gandz(1992)指出“如果管理者能更多地意识到他们的价值观、社会准则和伦理规范,并把他们用于决策,就可以改善决策;如果决策时能考虑到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那对管理者本身、企业和社会都是有益的;各种伦理分析工具能帮助管理者作出更好的决策,更清晰地向利益相关者解释其行为的理由。”第二,伦理决策有利于企业良好形象与声誉的树立。美国的道.克宁公司“乳房植入物事件”决策的不合伦理性给该公司形象与声誉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虽然事件发生后,该公司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还是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试想,如果公司在决策时有伦理考量,情况又将如何呢?强生、波音、惠普、IBM等公司的良好形象与声誉源于其决策过程中一贯的伦理考量。另外,伦理决策有益于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决策时伦理考量因素中包含企业决策过程中关注长期利益而非短期目标,关注多方利益相关者利益而非自身利益的绝对最大化。决策过程的道德贯通有助于企业赢得伦理优势,而这种伦理优势又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伦理优势引发的竞争优势是一种可靠的竞争优势,是一种致胜的竞争优势,是一种长远的竞争优势。二、企业伦理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是其个人态度的基础,是行为的先导,因而毫无疑问成为企业伦理决策的关键。一项基于个人价值观的相关研究结果(William Frederick & JalliesWeber)表明:在决策者进行决策时,负责、诚实、有能力等工具性价值观对决策行为有较大的影响。Fritzsehe在研究了Rokeach价值观调查所得到的成果后得出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就个人特征而言,在价值观、道德发展阶段和道德获准中,决策的最初影响来自于决策者个人的价值观。决策者个人秉持的价值观如何直接对决策伦理产生影响,关系到一个决策有无伦理指向。组织特征对伦理决策的实行起着重要的环境作用。伦理型企业文化的建立与伦理型组织风气的形成对决策者的伦理决策起着优势作用。学者Fritzsehe(1999)认为企业在制定伦理决策时须考量许多因素,具体包括:构成组织文化的共有价值观、组织政策和专业行为规范、战略性决策中的伦理因素以及来自利益相关者方面的影响等组织特征。备选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对决策的实际结果具有重要影响。学者Jones(1991)认为道德状态包括六个方面:其一,后果的大小,即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和利益的总和;其二,社会一致意见,即社会对行为是好是坏的认同程度;其三,结果的可能性,即危害或利益实际出现的可能性;其四,临近时间,即行为后果开始之前的时间长短;其五,接近程度,即决策者与行为受益者或受害者间的社会、文化、心理或生理亲近程度;其六,结果的涉及面,即受行为影响的人的范围。他认为备选决策中的道德成分的确认机率与行为道德状态的高低直接相关。如果解决管理问题的决策方案有较高的道德状态,那么行为的道德状态就越高,行为的意图就越可能是道德的。选择道德的备选决策的机率随被考虑的备选方案的道德状态的提高而增加。进行伦理决策除了要重视决策者个人的伦理素质的提高,注重建立伦理型组织文化以及权衡决策方案的道德状态外,还应充分关注决策过程,只有建立一个道德贯通的决策过程才能真正保证决策的伦理化。三、企业伦理决策的相关模型国外众多学者都在研究探讨企业管理者伦理决策的问题。比较著名的学者如Fritzsehe,Carroll,Cullen,Ferrell,Larry,Hunt,Vitell,Trevino,Nelson,Blanchard和Peale等都致力于构建伦理决策的模型。从模型的特点出发,笔者将学者们的伦理决策模型概括为以下三大类。1.企业伦理决策的过程模型。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如何制定符合伦理的决策,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对一般决策程序进行某些修正,使决策过程赋予某些伦理考量。从伦理决策过程的角度阐述决策的伦理考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中,尝试较为完整地建立组织伦理决策模型的是Fritzsche(1999),他指出伦理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主要包括四个步骤:确定管理问题;备选决策方案;根据经济、技术、社会与伦理标准评估每一个备选方案;进行两阶段决策过程。

领导权变论: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 自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组织行为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领导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经历了几十年的演进,已经由一般的领导形态学(Morphology of leadership )、 领导生态学(Ecology of leadership )发展为领导动态学(Dynamics ofleadership)研究,导致了领导权变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成为当今西方领导理论的主流。因此,回顾领导权变理论的产生历史,科学地评介这种领导理论,对于我国的领导科学的发展不无积极意义。 从权变理论的产生到现在只有20多年的时间,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波及到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许多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60年代初,人们逐渐地认识到,要找到一个适合于任何组织、任何性质工作和任务、任何对象的固定的领导性格特质、领导类型和领导行为方式,都是不现实的,明白了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普遍认为领导过程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及其环境因素的方程式,即领导的有效性=f(领导者、被领导者、环境)。 领导的效率与领导者所处的具体情境和环境有关,不能用固定的模式进行管理。 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或情境理论(Situ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认为,不存在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组织管理应根据组织所处的内部和外部条件随机应变。权变理论把内部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看成是自变量,把管理思想、管理方式和管理技术看成是因变量,因变量随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管理者应根据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来确定一种最有效的管理方式。 权变理论的产生,起源于系统理论的发展,系统理论强调从整体出发而不是从局部出发去研究事物。Tovistock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将系统论用于管理过程,提出了“社会——技术系统”理论,指出所谓社会技术系统是指一个企业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包括目标价值系统、组织结构系统、心理社会系统和管理系统等等。在企业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具有系统的开放性。组织中的个人和群体的社会——心理因素必须同技术——环境因素相适应,才能达到最佳的组织绩效。因此,权变理论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组织绩效看成是这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领导权变理论是继领导者行为研究之后发展起来的领导学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现代西方领导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世纪以来,西方领导学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领导者特质研究阶段,其研究之重点在于认定领导者的素质或特性,从而了解究竟何种人才适合充任领导者,如Birs早期研究发现用于区别领导人和非领导人的79种特质等;其次为领导者行为研究阶段,其研究旨趣在于描述领导者行为或领导方式,即了解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做好,如的领导作风理论,与Morton的“管理方格图”等;再次是领导的权变理论研究阶段,其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领导方式与团体组织效能之关系。权变理论在其出现后即以它特有的魅力而使以往的领导理论黯然失色。 首先,权变理论统合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领导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一种领导现象的出现,不仅是领导者本人的行为结果,而且还有赖于周围的领导环境。领导者特质研究和领导者行为研究皆以领导者为出发点,而以领导者个人之内在素质或行为来探究领导现象,程度不同地忽略了与领导现象相关的领导环境的重要作用,忽略了被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的作用。领导是一种动态的群体过程或社会关系,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交互影响是领导过程之本质。在领导过程中,领导者是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被领导者是被影响的客体。没有被影响的客体,发生影响作用的主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若忽略对被领导者的研究,便难于了解领导现象之全貌,因而有偏颇之嫌。权变领导理论研究把领导者个人特质、行为者行为及领导环境相互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领导理论体系。 其次,权变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领导方法。领导者特质研究重点在于分析领导者应具备的各种特质,以此作为选拔领导者的依据,而没有涉猎领导方法之领域。领导者行为研究虽已涉足领导方法领域,但其研究旨趣是企图从众多的成功领导者的行为中概括出一套理论的、固定不变的和放之四海皆适用的领导方式。而权变领导理论则以领导者个人特质、领导者行为及领导环境交互影响来解释领导现象,否认有任何固定不变、普遍适用的领导方式的存在,认为任何领导方式在与环境作适当搭配下,均可能成为最有效能的领导方式,因此它没有提出有关最佳领导方式之主张,而代之以领导方式与情境搭配之模式。 第三,权变领导理论更切合实际领导工作者的需要,由于领导本身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加之研究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论是领导者特质研究还是领导者行为之研究,所得研究结果都矛盾丛生,使实际领导工作者有无所适从之叹。由于权变领导理论以统合之方式和权变之观点解释了领导现象的复杂性,吸收了前人的有益研究成果,从而为人们提供了研究领导现象的新途径和提高领导效能的新方法,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领导理论与领导实际的距离,满足了实际领导工作者对领导理论的需要。 最早对权变理论作出理论性评价的人是心理学家费德勒( )。 他于1962 年提出了一个“有效领导的权变模式(Contingency model of leadership effeveness)”,即费德勒模式。这个模式把领导人的特质研究与领导行为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与情境分类联系起来研究领导的效果。他通过15年调查之后,提出:有效的领导行为,依赖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相互影响的方式及情境给予领导者的控制和影响程度的一致性。 费德勒认为,领导者的行为及其所要追求的目标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的存在,是由领导者之间在基本需求方面的差异决定的。因此,应当而且必须以此种需求结构来界定领导方式。这是费德勒权变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费德勒将领导方式(领导型态)归纳为两类,即“员工导向型”领导方式和“工作导向型”领导方式。前一领导方式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为其主要需要,而以完成任务之需要为辅。后一领导方式则以完成任务为其主要需求,而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之需求为辅。在这里,费德勒将领导方式认定为领导者的一种人格特定,这种人格特质是一种具有持久性且不易改变之特征。费德勒还设计出一种LPC 量表,用以鉴别不同的领导方式,并认为无论何种领导方式均有利弊,十全十美的领导方式是不存在的。 费德勒不仅对领导方式作了分类,而且还对领导效能作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地探讨了如何使各种领导方式充分发挥其功能的问题。费德勒认为,一个领导者,无论他采取何种领导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领导效能,要想取得理想的领导效能,必须使一定的领导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领导情势相配合。 领导情势亦称“团体——任务”情境,是指发生领导行为所处的人际环境。它包括领导者与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任务结构和职位权力三个要素。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指团体成员对其领导者的情感,它包括尊重、友谊、信任、合作、接纳、支持以及忠诚程度。任务结构是指团体目标与任务的界定是否充分明确而妥当,它包括目标对成员来说是否清晰,成果的可测度如何,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否具有正确性及完成任务的途径或手段之多寡等。职位权力则指领导者现居职位所具有的权力之多寡或能使部属服从指挥的程度。换句话说,也就是领导者现居职位能对部属施展多大影响力,包括领导者的地位、权威与责罚、升贬、任黜、加薪、指派等能力。在领导情势的三个因素中,领导者与成员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因素。在费德勒看来,一个领导者要想取得理论的领导效能,必须通过一定的领导方式来对领导情势实施有效的控制,而领导者对领导情势程度又决定于领导者使领导情势三因素相互配合的状况。根据这三个因素不同的配合情形,可以看出领导对情势的控制程度有多高。因此,费德勒模式的最大优点于在它吸收了过去有关领导行为的研究成果,分清了不同领导方式能够发挥领导效能的情境。 继费德勒的权变论之后,70年代初,一种新型的领导权变理论颇受重视,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豪斯( )的通路——目标理论(Path goal theories)。该理论把伊万斯( )的研究加以延伸,又把期望理论与俄亥俄大学的领导行为二因素理论(关心人和抓组织)结合起来。该理论的基本前提是:某些领导行为之所以有效,乃是因为在该情境之中,这种行为有助于下属人员达成和工作有关的目标。豪斯等人认为:领导是一种激励部下的过程。领导方式只有适用于不同的部下和环境时,才是有效的。该理论的核心是要求领导者用抓组织、关心生产的办法帮助职工扫清达到目标的通路,用体贴精神关心人,满足人的需要;帮助职工通向自己预定的目标。因此,豪斯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指令型的、支持型的、参与型的、成就型的。而这四种领导方式必须根据部下的不同情况分别选择,选择时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即部下的人格特性和环境因素。人格特性包括能力、需求等。环境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组织的权力系统和工作群体等。 与费德勒理论不同,通路——目标理论认为这四种领导方式可由同一领导者在不同情况下使用,这就比费德勒的二维领导模式更进了一步。但通路——目标理论关于高效率的领导行为的预言,并未完全得到一致性结果。这可能是由于领导行为的测定方式以及工作结构的测量尺度不完善所致。因此和其它权变理论一样,“通路——目标”论也是了解有效领导行为的主要方向之一,但是必须更进一步研究,以提高本理论的有效性。 1973年,佛鲁姆()和耶顿()又提出了领导——参与模式(Leader—participation model)。 这种模式主要是研究决策中的领导行为。模式指出:领导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各种选择的可能性,有效的领导应根据不同的情境让成员不同程度地参与决策。佛鲁姆认为有五种领导方式应有不同情境中灵活选择。而佛鲁姆这个模型是规范性的——它以决策树的形式提出了一系列应遵循的连续的规则,来确定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参与决策的方式和程序。 费德勒和耶顿的权变理论也把领导情境划分为八种情况,但划分的标准不同。费德勒是根据上下级关系、任务结构、职位权力来划分的,而费德勒是根据决策树所揭示的方案来选择担任经营决策任务的经理们的兴趣。费德勒模式将领导人的行为特点看成是固定不变,要通过调整领导者所处的环境以适应其特点,而领导——参与模式则认为领导行为应根据环境的需要而变化。 80年代以来, Heller 和Wilpert (1984 )进一步提出Heller —Wilpert权变模型,更加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了大规模的跨文化国际比较研究。这一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了决策行为、资源利用、工作满意和管理的功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分析了各种权变量对决策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影响——权力连续体(Influence——Continum)”的概念。 他们认为领导决策过程中参与的程度事实上反映了下级在决策过程中能够施加的影响及权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和权力可以在一个连续体的一端,一级对于决策制度没有任何影响和权力,另一端下级则拥有充分的权力和全面的影响。 对传统的权变模型公式:Y=f(x),Heller和Wilpert提出了异议与批评。他们指出,组织活动是极其复杂的,我们很难确定哪个变量是“因”,哪个是“果”。例如,如果参与的决策方式与组织绩效相关,我们很难说是参与导致了较高的组织绩效,还是与之相反的结果。因此,他们在研究中采用“核心变量”和“周围变量”的术语,而不能规定“自变量”和“因变量”。而所谓的“核心变量”是指研究者在研究中所关注的行为,“周围变量”则是那些对核心变量发生影响的变量。周围变量包含许多内容,Heller(1976)在研究中规定了五层次,它们构成了心理学上有意义的变量子系统。这种变量的划分,的确比费德勒、豪斯等模式进了一大步,并且,Heller和Wilpert(1981 )进一步提出,在具体研究中至少存在着三种类型的权变模式:等值模型、层次模型、缓冲器模型,这三种权变模型,对于他们研究总体模型的建立起着十分重要作用。当然,Hellert和Wilpert的权变理论仍只是一种理论假设,而未见到实证性研究的验证。这种权变思想是否与实际情况相符,还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领导的权变理论是当代西方领导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把领导行为与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考察领导方式,主张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确定最佳的领导方式的思想,是颇受人们重视的。因此,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对权变理论的各种学说,要本着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的思想,以促进我国领导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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