扇子的图案研究论文
中国扇子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历史.从智者诸葛亮手中所握的羽扇,再到孙悟空借来的芭蕉扇,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中国璀璨的扇子文化. 在没有空调和电扇之前,扇子便当之无愧地成了人们的纳凉工具.夏日的傍晚,悠闲地品着凉茶,仰望着满天的星星,手摇着精美的扇子,享受着它带来的习习凉风,那是多么惬意呀!自古就有“轻罗小扇扑流萤”的闲趣. 苏扇、杭扇以各自的奇异与精致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国扇子文化孕育而出的扇中佳品.苏扇中又以精巧雅致的檀香扇称王.它用料讲究,是用进口的檀香木制作而成.它式样变化巧妙,以“拉花”“烫花”“画花”形成独特的风格.能工巧匠在一片片细薄的檀香木上,用一根极细的钢丝锯条穿进一个个预先打好的细孔里,拉镂出许多形状各异的孔眼,然后用若干片扇骨组成精美绝伦的图案.打开扇子,清香扑鼻,画面动人. 杭扇很有有地方和民族特色,与杭州丝绸、龙井茶一同被誉为“杭州三绝”.其中又以黑纸扇最有名,它的扇面采用临安于潜桑皮纸,诸暨柿漆,福建建煤,经过大小86道工序精制而成.把它放在烈日下晒,冷水中泡,沸水中煮,各经10小时,取出晾干,不折不裂,平整如初,仍是一把好扇.此扇既可拂暑去凉,又可遮阳避雨. 我国的扇子之所以受人喜爱,还与它扇面的书画艺术分不开.扇面绘画使普通的扇子成为了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使它洋溢着艺术的气息.古往今来,扇子始终是文人墨客抒发情感、挥毫弄墨的工具.有时一把普通的扇子,一经名家题诗作画便身价百倍.赠友人一把扇子,送出的不仅是一份情意,更送出了一份绝佳的集实用性与艺术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扇子精湛的制作工艺和传统书法诗词的完美结合,两者相得益彰,浑然一体,真是妙趣横生,令人爱不释手. 如今, 扇子正以它独特的魅力装点着人们全新的生活.
我们家有一台电风扇。它长1米，宽5分米，是长方形的。它全身蓝白相间，中间有一个圆圆的圈，外面有许多按扭，分别控制各种功能开关、时间和风速，真像一个机器人，有电时精神饱满，没电时依然昂首挺胸。电风扇不但外形美观，而且作用也很大。每当你觉得热时，开启它，一股凉爽的风，很快就会迎面扑来；每当睡觉时，开启它，会让你更加容易带清凉睡着；每当你满头大汗时，开启它，马上会觉得不累了，甚至有时还会觉得冷------你可能会说：“作用这么大的电风扇肯定很难控制吧，其实很简单，如果你想凉快凉快，插上插头，一按开机按扭，它就会自动扇起风来，还可以让你调风速呢！如果你想关掉它，一按关机按扭，它就会马上停下来。你可能还会问：那层保护膜有什么用，它的作用也很大，既可以保护里面的页片，还可以转起来分散风力，让别人也能扇到。用途最大的还数页片了。页片一共有5个，是透明的，像三角形。它只要一转起来，就会马上会有风，电风扇没有它，就等于没用了。我喜欢电风扇，它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为人们服务，没有怨言，它这种无私的品质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扇子中的文化扇子是人人爱好的玩物。扇子的应用始于很早的时候，大约在晋代之前就使用了。传至今日，它的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最普通的有纨扇、折扇、葵扇、芭蕉扇等。其制作也很有讲究，纨扇制作之精致，与粗俗的蒲扇实在是有天壤之别，纨扇好比北平的少奶奶，蒲扇则好比山村里淳朴的山民。在古代，扇子为女子所喜爱，她们使用扇子绝不仅仅用来扇风除汗。她们或装饰，或蔽丑，或撒娇，或嬉戏，或寄情。扇子在我国古代的诗词中常有提及。唐代诗人王昌龄有“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俳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之诗。是写宫廷妇女不见王之苦，拿着团扇怅望徘徊。杜牧有“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有用了所以古诗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水浒传》中有：“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是用扇子来表示贵族们生活之安逸。在我国古典戏曲中，有许多故事情节与扇子有关，如《西游记》《红楼梦》《包公案》等；还有许多就以扇子为戏名的，如《桃花扇》《买花扇》《檀香扇》等。西洋戏剧也有以扇子为戏名的，如话剧《少奶奶的扇子》，就用珍贵的羽扇来表示女主人的性情。挥扇，显得有儒雅之气(譬如诸葛亮)。古代文人还喜欢在扇子上题字画画，既避免了扇面的单调，又增加了雅趣。唐寅、郑板桥就留下大量的作品。扇子还有其他的用处。交际时做礼物，恋爱时来寄情，商店中做广告，大热天遮太阳……《南齐书》中记载：“渊人南，以腰扇障日。”唐宋之问诗曰：“且握青纨扇，时将日影遮。”小小的扇子，却蕴藏着深厚的东方文化的精蕾，正应了那句“一粒沙里看世界”的哲语。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团扇研究论文
由于中西美术的社会背景、思维习惯和宇宙观的不同导致了中西美学的差异，使中西方两大美术体系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和风格，并由两大体系产生出美术视野和美术创作的多元性。中国画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纸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油画最早起源于欧洲，大约是15世纪时由荷兰人发明的。它们分别是这两大体系的代表画种，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很强烈的艺术个性，现从以下几方面来论述中西绘画的差异：首先是媒介、材料不同。国画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油画使用亚麻子油调和颜料，不透明，覆盖力强，所以绘画时可以由深到浅，逐层覆盖，能使绘画堆塑成浅浮雕一样的立体色层，也能用透明色造成层层罩染的丰厚效果，一个能引起视觉专注的光辉的高点，有三度空间和立体感觉。在经过处理的布或板上作画，干后不变色，多种颜色调和不会变得肮脏，画家可以画出丰富、逼真的色彩。油画适合创作大型、史诗般的巨作，因此成为西方绘画史中的主体绘画方式。19世纪后期，由于科技发展，许多新材料应用于油画领域，如丙烯颜料，油漆等。其次是用线、色彩不同。国画基本上用线条、墨团、细碎墨点组成，而墨团和墨点只不过是线的扩大和缩小，它们十分讲究骨力。 国画的笔尖、笔肚、笔根都会产生不同味道的线条。运笔时候还具有中锋、侧锋、卧锋、逆锋、拖锋、藏锋等笔势变化。其用线体现充分，“十八描”、“十四皴法”丰富地体现了线条和墨画的疏密、轻重、浓淡、干湿等相反相成的法则，这些法则体现出一种音乐性，抽象性、情绪性、感情性，画家通过用笔的疾徐、联绵、钝锉、刚柔等所造成的时间性的运动感、节律感，使画家的主观情感留驻于纸上。所以国画也可以说是线的艺术。它的形式美感，是线条交织的节奏而产生的音乐性的美感。国画的色彩同样是抽象性的，它不模仿具体物象的色彩，着意构造色彩的调子。国画的“墨分五色”就是说墨的韵味可以造成丰富的色彩错觉，产生闪烁的色彩。它或以单纯的色相，饱和的色度，造成响亮灿烂的效果；或减弱色度，缩小色相的差别，创造恬淡而蕴藉的效果。油画主要是由光影明暗色调组成，油画运用光线，阴影和层层覆色，能惟妙惟肖地描绘出人物的肌肤细腻的色彩变化，令人感受到肌肤下流动的血液。暗部或阴影中的物象，产生稳定，深邃的体积感和空间感受，增加画面色彩的饱和度。油画以光影韵律为其形式美特征，追求真实感、立体感、节奏感、明暗光影感。光影韵律的追求，首先导致对对象团块结构的理解，线为体面服务。光的具体化就是色彩，色彩不仅是最重要的造型手段，而且也是最重要的表现手段。如印象派及其后以创造性的主动精神去运用色彩，他们在对自然的色彩作了认真的观察、分析、理解之后，在获得对客观物象色彩的鲜明、强烈的感受和整体的色调认识之后，同时要求主动地，有所追求地去表现色彩，强调色彩的想象力，他们关注光影、色彩所产生的心灵作用，注意到色彩对人类心灵的某种暗示。他们在观察自然时，思于自然中的“光”与“色”的关系，他们为强烈的光色变化与空气感而陶醉。 再次是透视、写实性不同。国画中的空间处理方式是散点透视，即指画面的构成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时间和空间相结的一种表现方法。中国山水画空间特征更靠近时空转换，擅长把握生命运动的奥秘。宋代郭熙提出的“三远法”能给画家经营位置以广阔天地，画家可以在一幅画上综合交错地使用三远法安排形象，在长卷中更能使景物有起有伏，有隐有显，有开有合，将散点透视和艺术表现效果结合在一起。散点透视使国画从有限中见到无限，再从无限中回归有限，如此回旋经复，节奏鲜明，给画面带来了整体上的音乐节奏感与和谐感。国画总体上倾向于表现性，它的内涵、隐喻、言不尽意、意在言外显示出中国艺术的重性灵、重“意在象外”，象外意、象外之情把艺术的审美对象由外部世界转向内部世界，把艺术的传导力由再现转向表现。国画的中心观念是“气韵生动”。“气”是画家的内在激情冲动“韵”是“气”表现在画面上的某种韵味、情趣。焦点透视，就象照相机，焦距对准的地方清楚，集中之外的模糊，从而表现出距离。从物理学的原理出发，用固定的视点表现同一个空间。这种透视只有一个固定的视点、视向和视域，作画取景也只限于在这个视点、视向所决定的视域内。油画以有限见到无限，并一往而不复返。19世纪末期，西方的现代派画家向传统的西方焦点透视发起了攻击，但也无法否认西方焦点透视的根深传统，在现代派那里也无法否认这种实质，如西方现代派的照相写实主义，仍然可看到传统焦点透视学在形象上的完美体现。西方美术的审美趣味，在于真和美，非常追求对象的真实和环境的真实。为了达到逼真的艺术效果，十分讲究比例、明暗、透视、解剖、色度、色性等科学法则，运用光学、几何学、解剖学、色彩学等作为科学依据。第四、诗画结合上的不同。国画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天衣无缝，相映成趣共同创造完整的艺术形象。国画上能有题识，主要基于中国画笔墨线条的抽象的、超实象的形式结构，与书法、印章灵犀一点脉脉相通，在画面中显得十分和谐。国画灵活变化的空间形式能够包容题识，并使题识的书法有机地成为画中的一部分，使画面的构图韵律、线条节奏、笔墨韵味更加响亮，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内在形式上诗画相济。诗画相济，首先是意境了的契合，是胸中的感情同时发为诗和画，从而在形式上自然融合，互为表里。在画面的有限形象中包含无限的不可见的情意。西方近代美学开创的时候，德国的莱辛在《拉奥孔》中提出“诗画分界”说指出，绘画凭借线条和色彩描绘那些同时并列于空间的物体，因此绘画不适于处理事物的运动、变化与情节。诗通过语言和声音叙述持续于时间的动作，所以诗不适于充分地、逼真地描写静止的物体。西文戏画两方面的特点，使西方绘画产生以戏入画的美学特点。在古希腊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画中有戏，以戏剧性的情节、动作作为画面内在的构架，是艺术上的普遍现象。第五、画家作手不同。国画画家多为“业余人世”，官员、文人、士大夫，绘画只是消遣。“专业人世”往往是画工，他们的作品多留于庙宇中。国画讲究“一气呵成”，因此作品多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油画画家一般有很强的职业性，只有经过手工作坊式的长期严格训练，才能学会绘画技术。油画必须多次修改后，才能得到效果。最后是审美取向不同。 中国的古典哲学思想“天人合一”表明人由审美走向人际，回到生活。绘画作品灵肉兼顾，情、理交融。它中庸平衡，与自然同在，重视此在。中国古代画家多以儒家的思想来看待绘画的社会功能，审美方面则以道、释思想为指导，用道、释的宇宙观去领悟自然。国画的审美心理，要求所描绘的东西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诉诸人的情感和想象，也即“天人合一”。而西方的古典哲学思想“神人合一”表明人由审美走向宗教，皈依上帝。绘画作品尊崇灵魂，鄙视肉体，希望向上帝赎罪，以企求来世。不同的民族必定有其特定的历史沿革，民族主体性格，心理素质，文化背景，风俗民情及其艺术观念和艺术理想等等。如果说中国美术尚意，那么西方则尚形；中国绘画重表现、重情感，西方绘画则重再现、重理性；中国绘画以线条作为主要造型手段，西方绘画则主要是由光和色来表现物象；中国绘画不受空间和时间的局限，西方绘画则严格遵守空间和时间的界限。这种鲜明差异成为世界美术领域中的两大体系。
摘要:自古以来，中国音乐就注重“善”与“美”的结合，追求“诗”与“画”的意境。 关键词:诗画 情感 音乐 中国民族音乐源远流长，它以独特的精神内涵与流动特性融入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部类，以其独特的功能作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其中包括绘画的气运及诗歌的意韵。在中国古代，音乐是最被重视、并且获得高度发展的艺术，甚至可以说是各门艺术的中心和源泉，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诗和画了。 中国人常用“诗情画意”一词来表达美的境界，这个词形象地说明了中国民族音乐注重情趣和意境，强调“善”与“美”的结合，向善中求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说抽象的文字可以表达抽象的情趣。诗词是用文字来表达人的情感和动人的意境，而绘画则是用图画来描绘美丽的图景。中国绘画中有“工笔”、“写意”两大类，工笔画细致入微、精雕细刻，追求的是“形似”;写意画是用笔放纵、造型概括，追求“神似”。而“传神”一直是中国画的最高追求。 正是受这种意境的影响，中国音乐有其独特的美学思想和艺术境界。音乐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文学、诗歌、历史、美术的综合体。它所映现的也正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物质和精神力量达到的程度、方式和成果。 任何艺术都是在主观和客观相互关系之间建立起来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画与诗的融合》一文中说:“绘画不仅仅是再现自然，但终究以再现自然为基调，所以它常常是偏向于客观的一面。画因为是以客观自然为基调，所以就定画的机能是‘见’。诗则是表达感情，所谓‘诗以言志’以言志喂基调，所以常常是偏向于主观的一面。”钟嵘《诗品》以开始便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而诗人必定是“善感”的人，可以说，画是“见的艺术”;诗则是“感的艺术”，那么音乐作为表现人类情感的一门艺术，所包含着的非语言、非概念、非思辨所能传达、说明、代替、穷尽的某种情感的、观念的、意识和无意识的意味，同样也是那样朦胧而丰富，宽广而不确定。到后来谈到“因为中国文人能有意识地在诗中发现出画的题材，并由此再进一步用作诗的方法来画，从而提高了画的意境，使之得以在精神上进一步将两者融合在一起。用画来说明诗的‘远’的意境，则是诗与画的相互启发，循环无端了”。在我看来中国艺术中岂止诗与画能做到“互相启发，循环无端”书法与诗画，书法与篆刻，音乐与书法，音乐与诗画。扩而大之，华夏艺术正是如此生生不息，得以流传的。 因而要很好地表现中国音乐，就要把握好中国自古以来一直追求的这种意境。而我们可以借鉴其他跟音乐紧密相连的艺术形式，来更好地表现音乐。如诗与画。在演奏和欣赏一些诗情画意的古代曲目时，我们可以结合诗与画的特征来演奏和欣赏它。
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种类。中国画在古代无确定名称，一般称之为丹青，主要指的是画在绢、纸上并加以装裱的卷轴画。近现代以来为区别于西方输入的油画等外国绘画而称之为中国画，简称国画。它是用中国所独有的毛笔、水墨和颜料，依照长期形成的表现形式及艺术法则而创作出的绘画。中国画按其使用材料和表现方法，又可细分为水墨画、重彩、浅绛、工笔、写意、白描等；按其题材又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中国画的画幅形式较为多样，横向展开的有长卷、横披，纵向展开的有条幅、中堂，盈尺大小的有册页、斗方，画在扇面上面的有折扇、团扇等。中国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 中国绘画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数千年的不断丰富、革新和发展，以汉族为主、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画家和匠师，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丰富多彩的形式手法，形成了独具中国意味的绘画语言体系，在东方以至世界艺术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中国绘画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原始绘画技巧虽幼稚，但已掌握了初步的造型能力，对动物、植物等动静形态亦能抓注主要特征，用以表达先民的信仰、愿望以及对于生活的美化装饰。先秦绘画己在一些古籍中有了记载，如周代宫、明堂、庙祠中的历史人物、战国漆器、青铜器纹饰，楚国出土帛画等，都己达到较高的水平。秦汉王朝是中国早期历史建立的中央集权制大国，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外艺术交流，绘画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尤其是汉代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壁画及画像砖画像石以及随葬帛画，生动塑造了现实、历史、神话人物形象，具有动态性、情节性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其画风往往气魄宏大，笔势流动，既有粗犷豪放，又有细密瑰丽，内容丰富博杂，形式多姿多彩。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民生疾苦，但是绘画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苦难给佛教提供了传播的土壤，佛教美术勃然兴起。如新疆克孜尔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都保存了大量的该时期壁画，艺术造诣极高。由于上层社会对绘事的爱好和参与，除了工匠，还涌现出一批有文化教养的上流社会知名画家，如顾恺之等。这一时期玄学流行，文人崇尚飘逸通脱，画史画论等著作开始出现，山水画、花鸟画开始萌芽，这个时期的绘画注重精神状态的刻画及气质的表现，以文学为题材的绘画日趋流行。隋唐时国家统一，社会相对稳定，经济比较繁荣，对外交流活跃，给绘画艺术注入了新的机运，在人物画方面虽然佛教壁画中西域画风仍在流行，但吴道子、周昉等人具有鲜明中原画风的作品占了绝对优势，民族风格日益成熟，展子虔、李思训、王维、张缲等人的山水画、花鸟画己工整富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五代两宋之后，中国绘画艺术进一步成熟完备一，出现了一个鼎盛时期，朝廷设置画院，扩充机构编制，延揽人才，并授以职衔，宫廷绘画盛极一时，文人学士亦把绘画视作雅事并提出了鲜明的审美标准，故画家辈出，佳作纷呈，而且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亦形成了一套独的体系，其内容、形式、技法都出现了丰富精采、多头发展的繁荣局面。 《马球图》绘画发展至元、明、清，文人画获得了突出的发展。在题材上，山水画、花鸟画占据了绝对的地位。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求形似”、“无求于世”，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倡导“师造化”、“法心源”，强调人品画品的统一，并且注重将笔墨情趣与诗、书、印有机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样式，涌现了众多的杰出画家、画派，以及难以数计的优秀作品。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它不单纯拘泥于外表形似，更强调神似。它以毛笔、水墨、宣纸为特殊材料，建构了独特的透视理论，大胆而自由地打破时空限制，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与想象力，这种出色的技巧与手段，不仅使中国传统绘画独具艺术魄力，而且日益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中国画自19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以及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19世纪以后，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商业、文化发达的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汇聚了一大批画家，即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画家群，如任颐、虚谷、吴昌硕、黄宾虹、刘海粟、潘天寿、朱瞻、张大千、傅抱石、钱松喦、陆俨少等人；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画家群，如齐白石、陈师曾、金城、陈半丁、王雪涛、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等；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画家群，如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何香凝、赵少昂、关山月、黄君璧等人。随着形势的变化和时代的更迭，上述地区的画家亦有流动，如抗日战争时许多画家来到西南地区，1949年后又有许多画家如张大千、黄君璧、赵少昂等人移居国外和港台地区。今全国大多数省市成立了画院，在三个中心之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中心，画家队伍空前扩大。 在现代中国画家中，许多画家继承并坚持传统绘画的基本模式，他们或以模仿、传承前代画家技巧、风范为原则，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力图变革，在保存、发展传统的同时，形成自己的风格。前者有金城、顾麟士等人，后者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等人为代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美术的大量引入和反封建斗争的深入，改革中国画成为新的时代潮流。以留学日本、欧美的高剑父、高奇峰、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等人为代表，倡导将西方美术的写实及近代西方美术的创作观念与传统的中国画相融合，走出了一条改革、创新中国画的新路子，使传统的中国画焕发了新的生机。其中高剑父、高奇峰等岭南画派画家，提倡折衷中外，融合古今，将日本画法与传统的撞水、撞粉法和没骨法相糅合，创造出了一种雄劲奔放、具有时代感的新风格。徐悲鸿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林风眠则调和中西，并汲取民间美术的质朴与刚健，形成了自己意境深邃，形式新颖的独特风格。另外，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张大千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创出泼彩画法；李可染受西方画写生的启发，直接对景写生对景创作；吴冠中用中国画的工具材料和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观念等表现中国画传统的诗情与境界等等，均取得了重要成就。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画由过去士大夫和贵族娱乐自赏的贵族艺术转向为“民众的艺术”，由过去的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使中国画在题材内容上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画家们将视角投向社会现实，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征的优秀作品。 《马球图》 20世纪20～30年代，画家们对中国画的革新与发展，展开了论争。如康有为提出“以复古为革新”、“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刘海粟提出要“发展东方固有的美术，研究西方艺术的精英”；林风眠主张“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陈师曾对文人画的特质和意义作了肯定分析和回答；林纾则反对革新，号召人们鄙弃“外洋新学”，唯以“古意为宗”；金城则极力主张：“宣圣明训，不率不忘，衍由旧章。”40年代末和50年代，人们围绕着素描是否可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以及如何看待笔墨技巧、看待各种新国画等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80年代中期，又围绕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革新中国画以适应时代的审美需要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造型特征和表现方法中国画在观察认识、形象塑造和表现手法上，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念和审美观，在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中，采取以大观小、小中见大的方法，并在活动中去观察和认识客观事物，甚至可以直接参与到事物中去，而不是做局外观，或局限在某个固定点上。它渗透着人们的社会意识，从而使绘画具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认识作用，又起到“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的教育作用。即使山水、花鸟等纯自然的客观物象，在观察、认识和表现中，也自觉地与人的社会意识和审美情趣相联系，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体现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中国画在创作上重视构思，讲求意在笔先和形象思维，注重艺术形象的主客观统一。造型上不拘于表面的肖似，而讲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和“不似之似”。其形象的塑造以能传达出物象的神态情韵和画家的主观情感为要旨。因而可以舍弃非本质的、或与物象特征关联不大的部分，而对那些能体现出神情特征的部分，则可以采取夸张甚至变形的手法加以刻画。在构图上，中国画讲求经营，它不是立足于某个固定的空间或时间，而是以灵活的方式，打破时空的限制，把处于不同时空中的物象，依照画家的主观感受和艺术创作的法则，重新布置，构造出一种画家心目中的时空境界。于是，风晴雨雪、四时朝暮、古今人物可以出现在同一幅画中。因此，在透视上它也不拘于焦点透视，而是采用多点或散点透视法，以上下或左右、前后移动的方式，观物取景，经营构图，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同时在一幅画的构图中注重虚实对比，讲求“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要虚中有实，实中有虚。中国画以其特有的笔墨技巧作为状物及传情达意的表现手段，以点、线、面的形式描绘对象的形貌、骨法、质地、光暗及情态神韵。这里的笔墨既是状物、传情的技巧，又是对象的载体，同时本身又是有意味的形式，其痕迹体现了中国书法的意趣，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由于并不十分追求物象表面的肖似，因此中国画既可用全黑的水墨，也可用色彩或墨色结合来描绘对象，而越到后来，水墨所占比重愈大，现在有人甚至称中国画为水墨画。其所用墨讲求墨分五色，以调入水分的多寡和运笔疾缓及笔触的长短大小的不同，造成了笔墨技巧的千变万化和明暗调子的丰富多变。同时墨还可以与色相互结合，而又墨不碍色，色不碍墨，形成墨色互补的多样性。而在以色彩为主的中国画中，讲求“随类赋彩”，注重的是对象的固有色，光源和环境色并不重要，一般不予考虑。但为了某种特殊需要，有时可大胆采用某种夸张或假定的色彩。中国画，特别是其中的文人画，在创作中强调书画同源，注重画家本人的人品及素养。在具体作品中讲求诗、书、画、印的有机结合，并且通过在画面上题写诗文跋语，表达画家对社会、人生及艺术的认识，既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又是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扇面画研究论文
为何古人喜欢在折扇上作画？
中华传统扇文化艺术拥有浓厚的文化内涵。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大家日常生活标准的改进，现如今的扇子已从实用品演化为赏析品，扇文化艺术的风采也更加变大。它不但反映于大家对扇子的应用，并且更取决于对一把扇子的赏析。
而赏析扇子，主要是赏析扇面和扇骨，各代书法家喜爱在扇面上美术绘画或撰写古诗词抒发感情传意，或为别人个人收藏或赠友人以题词纪念，因而扇面安装着整扇所表达的具体内容和感情寄语。
扇面的演化历史时间
我国的扇面画历史时间能够上溯魏晋南北朝。我国唐朝美术家、美术绘画理论家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述南朝梁作家萧贲“曾于扇上画山水，迟尺内千万里得知”。萧贲于扇上作青山绿水，扇中景色在迟尺以内，却让人感觉有千万里的距离，由此可见其绘画功底深厚。
魏晋南北朝山水田园诗、山水国画风靡，进而扇面上多青山绿水，具备秀气简洁的风格特征，这与那时候的文化的特点和社会发展生活是一致的。那时候，受老庄哲学及其佛家传到的危害，又经历了战争和执政的黑暗腐烂，文大家厌烦人情冷暖，期盼平静的生活以做到“禅悟”的“出生”的人生境界，群山水流这一当然之景就变成那时候文人墨客社会发展生活的一部分。
文大家就以扇为媒介，将天然材料上加上本身的生活寄予、文化艺术精神实质的印记，授予那时候的扇面画以秀气简洁的风格特征。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经济兴旺，随着产生的文化艺术比较发达让文人墨客在扇面上赋诗绘画的兴趣爱好更加浓厚。
周昉的《簪花仕女图》
描绘那时候皇宫贵妇人的生活与佩戴、常用器皿等，画中的仕女图手执短柄圆扇，其扇面绘制了高贵典雅的牡丹图案设计；前唐美术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也是有仕女图手执圆扇，上边绘制青山绿水树花等天然材料；更有诗人罗隐作《扇上画牡丹》来诵读扇上牡丹花之翩跹真实。
宋徽宗赵佶的《枇杷山鸟图》
宋朝伴随着艺术创作的迅猛发展，文人墨客与美术绘画的关联愈来愈紧密，宋折扇的很多制作再加上永乐皇帝朱棣的青睐和营销推广，宋朝皇宫美术家也是画扇不知所以，字画扇面相对应获得迅猛发展，臻于巅峰。遭受理学类危害，宋朝扇面画设计风格清雅淡雅，颜色低沉，颇具客观美。宋徽宗赵佶的《枇杷山鸟图》、徐熙《豆花蜻蜓图》、刘宗《群鱼戏藻图》等皆是扇面经典。
徐熙《豆花蜻蜓图》
宋朝圆扇字画和明代的折扇字画称得上字画扇子顶峰。扇面画，以明朝较贵。身名扬名天下的“吴门四家”扇面著作，目前拍卖价格已达上百万、百万元。明代时期，昆明地区产生了吴门画派，文人画获得了朝气蓬勃的发展趋势。
又因为江南地区制扇加工工艺迅猛发展，从而留有了很多具备江南地区特点的扇画及扇书，如文徵明的字画扇面美术绘画线框温和秀美，委婉沉稳，含蓄迷人。
明朝末年美术家文震亨在其经典著作《长物志》中云：“姑苏最重要字画扇……素铂金面，购求名笔图写，佳者价绝高……纸敝墨渝，不堪怀袖，别装卷册以便玩，相沿既久，习以成风，至称之为姑苏人事部门。”
清朝是我国折扇大发展趋势的阶段。扇子在文人墨客高官间的应用更为经常。扇子不但是用于随身带的扇风引凉的专用工具，在变成一种艺术性工艺品的与此同时，也是变成一种真实身份影响力趣味性的代表，变成文人墨客名流突显本身心理特征的游戏道具。
乾嘉至今金石学大兴区，清朝同榜的状元们乐衷于以本身扎扎实实的书法艺术基本功在扇面上作诗绘画，反映个人特质，主要表现自身的才华横溢和贵显，为此赠予亲戚朋友，使她们深感荣誉，带来她们非常大的无上光荣。这一时兴起的扇面造型艺术被称作“状元扇”，是清朝与众不同和普及化的状况。
扇面的制作
现如今，伴随着当代人生活的改进，对审美观的追求完美也更加明显，愈来愈多的人喜爱亲自绘制扇面，那样在修身养性的与此同时也可以让自己做的扇子具备自身个人收藏的使用价值，还能在主题层面有高些的可玩性。
扇面的绘制，当留意下列事宜：
最先，在绘制扇面前，要累积内容素材图片。如今伴随着酉洋美术绘画的涌进，扇面的绘制写作早已不会再限于传统式国画主题，假如仅是绘制扇面自嗨愉快心身，大家所绘皆是眼看的不同寻常的东西，一草一木，一花一鱼，乃至是自己种植的盆栽植物，都能够变成金庸小说的东西。要留意的是，在订制内容时要认真观察，获得新鲜的品牌形象。
第二，构图法时要考虑到扇子的样子。环形、正方形，不一样扇形的扇面因为宽度不一样，图案设计的构图法计划方案还要随着调节，因而要设计方案出最和睦的构图法以保证扇面不容易留白艺术过多或是图案设计过大。以折扇为例子，折扇在绘制前应抽出来扇骨，用软毛刷沾水把扇面刷平，拿吊物压半日，将扇面刮平来美术绘画，画完再将扇面插回去，涂抹面糊粘在扇骨上。由于扇面的双面都是有一侧要黏在扇骨上，因而在图案设计时就需要留意扇面两边要空出。
以折扇为例子，折扇在绘制前应抽出来扇骨，用软毛刷沾水把扇面刷平，拿吊物压半日，将扇面刮平来美术绘画，画完再将扇面插回去，涂抹面糊粘在扇骨上。由于扇面的双面都是有一侧要黏在扇骨上，因而在图案设计时就需要留意扇面两边要空出。
第三，因为扇面材料不一样，大家所做项目前期也不一样。绢扇一般都大会上胶，就能立即落墨绘制工笔画；假若拿到手的圆扇没有涂胶只是一层布，
那么为了更好地避免 因碰水书画掉下来，我们可以应用水溶性彩铅来着色，可是这类方式 的缺陷是假如色浆浓，行笔便会不畅，倘若稀释液了色浆，绘制图案设计的颜色对比度便会差，实际效果会受到非常大影响。
一样，空缺折扇也需看纸本是不是有胶，没有胶只有美术绘画写意画，若有胶则写意画工笔画能够随意充分发挥。此外，还可以自身选购胶矾水将生宣刷完善宣。
第四，绘制进行后要考虑到中后期装饰设计工作中。扇子总体要维持颜色统一，不但是扇骨的颜色和界面总体的和睦，我们在进行制作后还需要加上与之相当的扇坠的颜色，假若是配上扇座欣赏，那么还应当考虑到扇座的颜色和样式。
赏析一页扇面，不论是寥寥数笔，或者绘以青山绿水，都能从这一柄“怀袖雅物”中窥探画扇人的情绪与闲逸。
以上就是我的详细介绍，希望看完对你有所帮助。
因为在纸上作画，更能够体现出画技的高超，还能够显示文人的儒雅，一打开扇子也写得非常的有意境。
扇面画有着悠久的历史，宋代，随着绘画艺术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山水画、花鸟画在唐末、五代基础上得到空前的提高。文人与绘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形成了文人画创作高潮。加上皇帝对扇面艺术的重视，书画扇面相应得到飞速发展，臻于顶峰。
扇面是中国丰富而多样艺术中的一个特殊的类别。在扇面上写书作画，是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晋书》中所记“但言是王右军书，以求百钱可也”的故事，就表明了文人与扇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所谓的“怀袖雅物”可以成为扇子与书画结缘的核心内容。汉唐时期，以竹木为骨架，糊以薄质丝绸的纨扇，因绘有丹青重彩而显富丽古雅，成为中国古典艺术重要形制的见证；宋画中的团扇作品遗存至今，从中可见绘画大家的风采，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组成；此后，随着造纸业的兴盛，折扇大量登场，沿至明清两代，几乎所有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的典型经历，从而形成了扇面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而与之相应的是，扇面的收藏也成为书画艺术收藏中的一个重要的类别。 集书法、绘画于一扇，则始于明代，这是因为折扇形式的出现。国人历来都有这种习性，一件实用品总要给它艺术化，扇面画就是这样经过明清书画家的匠心经营，从而逐步确定了其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品种而广泛普及、流传下来，继而也逐步形成了扇面画独立的审美体系。及至清代、民国，扇面画都是书画家乐于染翰和文人雅士乐于把玩、收藏的艺术品。 扇子作为纳凉、挡尘、遮阳以及礼仪的实用工具，因书画而有独特的魅力，因魅力之所在而有着自身发展的历史，代代相传，且影响所及至亚洲国家中的朝鲜、日本等地 。当年，乾隆帝曾命礼部尚书、画师张若霭将宫内所藏元、明两代折扇三百把编目作序。上行下效，此风行于文人之间。而扇面产业在民间，有了职业画商和扇庄，经营书画成扇，玩扇、藏扇也蔚然成风。1924年始创于京城的杨仁雅集时贤书画扇面会，曾多次在中山公园水榭举办扇展，梁启超、溥心畲、齐白石、陈半丁等一代名流均有作品参展，开启了扇面艺术面向公众展览的历史。
电动小风扇的研究论文
你说的是风扇电机外壳上面的那个小东西，按下去电机摆头，改变风向。提起来电机停止摆头，实现固定风向？ 普通电风扇的摆头功能是通过摆头机构实现的。摆头机构主要由减速箱、摇摆连杆和控制机构组成。减速箱将电机的高转速降至5—6转/分钟。摇摆连杆机构由连杆和摇摆组成，它通过曲轴连接传动，以摇摆定位，使风扇头沿弧线轨迹运动。电机外壳上面的那个小东西，就是用来控制齿轮分离与咬合的控制器，就像汽车的离合器。按下去齿轮咬合，电机摆头，风向改变。提起来齿轮分离，电机停止摆头。
让电风扇的叶子转的是马达，改变方向的是装了减速器的马达
有关桃花扇的研究论文
《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桃花扇》的社会意义：《桃花扇》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全剧只有30名出场演员，作者将其分为“色部”、“气部”和“总部”。色部是贯穿全剧表现“离合之情”故事主要情节的人物，又分为以男主角侯方域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左部”和以女主角李香君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右部”，共16人。气部是表现背景历史“兴亡之感”的人物，又分为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臣的“奇部”和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奸臣“偶部”，鉴于历史上不敢骂皇帝，将弘光皇帝分在奇部，共12人。扩展资料《桃花扇》剧中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同时也揭露了明末朝廷的腐败现内部的矛盾斗争。
《桃花扇》赏析心情： 天气： 类别：文学原创 查看:57824 评论:9《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1648-1718）磨砺十余年所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剧作，作品内容主要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悲剧历史，并揭示南明覆灭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在众多的明清传奇中成为一大亮点。当《桃花扇》一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各地城市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偏僻的地方也时有演出，可见剧作的艺术成就之高，魅力之远，无怪乎《桃花扇》曾被称为“中国古代典型戏剧的压轴戏”。其艺术上的成就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在结构方面更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这样评价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之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可以说，《桃花扇》的结构在古代戏剧中很优秀突出的。本文拟就其结构艺术作一探讨。所谓戏剧，是一种运用文学、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就戏剧结构而言，俗称“布局”，指的是剧作从全剧出发，对于戏剧冲突、戏剧动作（情节）在有限的舞台时空所作的组织和安排，即情节结构。一部好的作品的结构要求：首先，剧本须服从主题的需要；其次，剧本须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剧本须遵循自身规律，达到完整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独创性，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社会矛盾，使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集中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可见，戏剧结构就是作家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构思，经过集中、提炼的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环境等裁剪，合理而匀称地安排，组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须注意谋篇布局，重视组织结构。因此，戏剧作品的结构，对于作品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态的构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构成上，应有戏剧冲突，这是戏剧的一般规律。“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要在一定时空限度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具有强烈而富于表现力的戏剧冲突。而《桃花扇》的戏剧冲突无疑就是侯、李的爱情故事了。《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就是作者借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在戏剧文学里，戏剧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事件、语言等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表现矛盾冲突，展现思想和主题。这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孔尚任巧妙地运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运用一把扇子串联前后事件，最终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为戏剧冲突，展开戏剧的发展。展示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他（她）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的戏剧冲突，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直到南明灭亡，他们才得以重逢，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却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忍痛割爱，双双入道。因为国破家亡，有了爱情又有什么用呢？而象征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因此，南明的结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作者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侯、李的分分合合，始终与南明朝廷的兴亡始末联系在一起的。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悲剧为基点，以侯、李派生出各色人物，构筑起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该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其结构始终不枝不蔓，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所自道：“排场有起伏转折，惧独辟新境；突如而来，悠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见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这些有关戏剧的理念在他的《桃花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所谓道具，是指戏剧、电影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具。在戏剧文学中，典型道具特别能点明主题，有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作用，亦有对情节的发展、场面的展开乃至人物的塑造的美化作用，有的道具在剧作中还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物。在全剧中，孔尚任特意渲染了侯、李的定情之物——桃花扇。一把象征爱情离合的“桃花扇”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同时又是象征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覆亡。孔尚任在《凡例》中说道：“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众当作巨眼。”可见扇的妙用，作者已刻意赋予其特殊意义。“桃花扇”作为典型道具的出现，首先作为情物。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时，侯方域将一把宫扇作为定情之物送给李香君，从此无名的扇子变成男女之情的信物。随着剧情的发展，道具“桃花扇”又作为一种武器。这时，扇不仅仅是指侯、李的爱情，更是指南明政权。“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里染上了悲壮的色彩。因而，桃花扇作为李香君不肯屈辱于权奸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女人为爱情挣扎的过程，意味着南明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最后，道具“桃花扇”又作被撕毁形态，意示着南明的最终覆灭，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造成的。通过一系列的“赠扇”、 “溅扇”、 “寄扇”、 “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把宫扇成为“离合”、 “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烘托了全剧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也隐寓流露出作者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见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该剧将爱情主题与反权奸主题均收之“桃花扇”底，将二者的尖锐对立直推观者面前，从而表现出凄美的诗意，并以此作为剧本的题名，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充分体现了孔尚任独特的艺术匠心。在戏剧文学里，中介人物对于人物关系起着串联与互补作用。而中介人物，往往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能充分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关系而言，中介人物能起到牵制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能影响并推动人物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桃花扇》的另一特色在于利用中介人物杨龙友等人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穿插作用。杨龙友，他能诗能画，风流倜傥，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阉党权奸之间，它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友、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时，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维护；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又暗中促成侯方域的逃跑。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中介人物的多面性。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情节的发展又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剧情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能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也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矛盾冲突，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戏剧性，从中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与性格。通过中介人物的串联与互补，巧妙地安排人物关系的变化，恰当地组织人物的矛盾冲突，有规律地影响并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成功塑造出人物形象。这又是《桃花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的、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是很难成功的。其意义最突出的，就是达到了政治与戏剧的完美统一。首先，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风雨。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结构主线，始终和国家兴衰存亡结合在一起。侯、李两人的合，由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的。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剧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在逃往路上偶然相遇；其最后的离，也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可见，政治与爱情紧密结合。其次，在爱情离合的结构的主线下，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文人之争等都作明写；描写李香君、候方域、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人物十分突出，使观众、读者觉得丰富又集中。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体，也是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塑造人物形象是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正是由于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焦点，所以在侯、李的爱情关系上，以严肃的写实笔调,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通过人物性格、语言方式、立场观点、社会角度等体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因国家的灭亡而死亡。所以，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故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戏剧作品的主题，是作品所描绘的全部生活现象，既是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又称主题思想。主题是戏剧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一部戏剧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个作为作品中心的对体裁的思想认识。所以，结构对一部戏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戏剧作品的结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样式，都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就曾强调要“立主脑”，而且说，主脑是什么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表明作品的结构应服从主题的需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对作品内容的安排，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材料怎样剪裁，章节怎样联结，首尾如何呼应等等，都应服从主题的需要而精心构思，周密布局。《桃花扇》所反映的是一部亡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悲剧，只不过是借侯、李的恋爱故事来哀悼南明覆亡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其意义是明确的，希望大家知道南明王朝覆灭的前因后果，借此惩创人心，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政治意图。作者曾这样自述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又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就矣。”（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短短几句话，就已表达了作者那种不胜感慨的神情。显然，这种感慨不是因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波折而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生。体现了全剧的创作宗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对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以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作为古典戏剧的压轴戏，《桃花扇》一剧对我国戏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清代洪升《长生殿》相比，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过去《西厢记》的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不顾一切阻力，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通过机智和勇敢终于走到一起。又如，《长生殿》的结局是杨贵妃虽然死了，但她与唐明皇的爱情致死不渝，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再如，《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娘经过生与死的较量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与梦中情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结局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通过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执着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符合了以往戏剧惯常手法，平复和满足当时观众心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希望某些理想得到实现，同时又宣扬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在精神上急于摆脱黑暗现实的浪漫理想。《桃花扇》整部戏剧结构的结局就不是大团圆之作，而是在张道士的训斥之下侯、李恍然大悟，最后双双入道。因此打破了以往戏剧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观念，因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爱情的意义在于抵制奸党，坚持民族气节，当奸党和国家名存实亡时他们的爱情也名存实亡了，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折射了人生的意义：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也是不能逃避的。《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显示出更大的现实主义的魅力，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中国古代爱情戏往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集中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控诉，强烈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无限向往。又如，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主要是借兴亡之感来突出杨、李爱情，从而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可见，当时的爱情戏剧都是以“情”为主的，具有缠绵婉转的爱情主题。《桃花扇》不仅仅限于“爱情”之内，更添加了“政治”内容，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因为作者将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爱情戏剧的新发展。一方面，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无一不与南明兴亡相联系，突出其“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其两人的爱情作了单独描写，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从《桃花扇》的结构设计，已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种新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剧往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过于虚幻则超出了历史的事实，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考证性，不符合戏剧要求。所以在此以往的历史剧结构，其实是完全按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顺序去编排设计的。例如，由于《长生殿》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联兴亡历史，不算历史剧，《牡丹亭》亦是如此。而《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历史剧，是因为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这是古代历史剧的一个新的突破。在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多，而《桃花扇》则是例外。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我国历史剧的发展。其一，书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真事。如：阮大铖、吴文箕等人，均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其二，剧中的内容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创造出的是能反映社会生活规律与本质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艺术真实使剧作所反映的现实更具真实有力。如：李香君的溅扇、骂筵均是虚构，入道同样也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是位阔少爷，而剧中却是经济拮据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而剧中两人不但相会，而且入道，等等。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里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虚假。至于儿女之情，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想说明戏剧必须要有“根据”，又允许虚构，还可以深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时的集中与概括，使其具有戏剧艺术的美感。而《桃花扇》正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模式上的创新，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结构框架，把明朝亡史书写了一笔。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作者借侯、李的爱情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尤其在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戏剧结构的宏伟精巧，这是作者对明清传奇结构的独特见解。而且与其他戏剧相比，更突出了作者对审美意识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也开创了古代爱情戏的新发展，更突破了古代历史剧的模式，无怪乎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更是明清传奇中借爱情写政治的巅峰之作，而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使其艺术结构得到极佳的体现。参考文献[1].张培衡、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中国戏剧出版社，.[3].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4].张炯.中华文学史[M] .长江文艺出版社，[5].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曹廷华.文学概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7].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叙事结构的探究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桃花扇》象征与叙事结构的探究，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摘要 ：《桃花扇》是明清传奇戏剧的代表巨作，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象征与叙事结构的巧妙运用。因此本文从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的叙事手段、结构方法和意象三方面入手，深入探究作品的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以及象征叙事结构产生的艺术效果。
关键词 ：《桃花扇》；象征；艺术效果；叙事结构
一、引言
《桃花扇》是清代著名戏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年）的代表作，在明清传奇历史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时，“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歌台演出，岁无虚日”。这一著作标志着继汤显祖以来中国戏剧的新巅峰，孔尚任也因此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并论，被称作“南洪北孔”。
孔尚任在刻本卷首还特地撰写了《桃花扇考据》一文，详细列出了创作该剧所参考的文献的细目，全书有上下两卷，共40出（上下本首末又各加了一出，实际共有44出），以桃花扇贯穿始终，以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构成基本剧情。
《桃花扇》在叙事结构的安排上精妙严谨，梁启超在其《小说丛话》曾赞扬道：“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由此可见，除了词藻的修饰和情感的流露，戏剧的叙事结构也非常重要。戏剧的叙事结构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叙事的语法结构，叙事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等。从叙事结构的角度探讨能够补充和发展《桃花扇》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桃花扇》中体现出的象征叙事结构以及套式双重结构。这两点是《桃花扇》较其他戏剧而言更为突出的创作特色，而且使该剧成为明清传奇的压卷之作。
二、《桃花扇》及其相关研究
自《桃花扇》成文便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主要是用来传阅和舞台表演，却并没有涉及到研究。19世纪末以来，对《桃花扇》的研究才开始起步。
《桃花扇》的研究
民国初年，受西学东渐的影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与美学观念，从哲学、美学、伦理价值以及社会政治的角度阐述《桃花扇》的内涵或者用来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辛亥革命至1949年间，对《桃花扇》的研究由古典转向现代化，主要是借史来阐发民族意识，但是受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影响，对《桃花扇》的学术研究难以深入展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桃花扇》的研究工作进入了新阶段且发展迅速，20世纪以来研究视角越来越多元化，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
近年来，《桃花扇》的研究者们主要从艺术审美的角度讨论《桃花扇》，如李瑛、尹志鹏（2011）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中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最为完美的杰作之一，其审美意蕴的最关键所在是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融合起来并别出心裁地构建表达出来。还有许多学者从比较法来研究《桃花扇》，如赵秋棉（2004）有少数学者从《桃花扇》与传统文化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3]如张松辉（2000）的《谈<桃花扇>中的道家道教思想》。
《桃花扇》的叙事研究
然而，从叙事方面对《桃花扇》的研究屈指可数，例如2014年张宇从叙事策略来浅析《桃花扇》，他认为《桃花扇》在创作中既承袭了传奇创作传统，又别具匠心，以角色叙述者、多声部叙事、时间的扭曲等多种叙事手段将历史真实与传奇元素相结合，不仅营造出历史的真实感，而且显现出清代文人传奇的叙事追求与主体意识。研究者们在近10年内才对《桃花扇》的叙事结构有所开拓，例如李多娇（1998）从意象结构角度浅谈，她认为“桃花扇”如草蛇灰线贯穿全剧。“桃花扇”不仅仅是一个文体的代码，一个多边的隐喻，更是全剧重要的意象结构的载体，不仅承载着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而且承载着一代兴盛衰亡的南朝历史。孙敏强（2006）也从意象结构来分析，他提出作为中心意象，“桃花扇”具有特殊的艺术效应与结构功能，它使整个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形象体系别开生面，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曲珠”说的成功范例和最好注脚，具有特殊的美学意义和理论价值，他认为孔尚任对中国叙事文学文论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吴瑞霞（2006）从李渔关于戏剧叙事应以“一人一事”为剧情枢纽的“立主脑”理论分析了《桃花扇》的剧情结构，得出李香君一人，“却奁”一事，是《桃花扇》所立之“主脑”。袁韵（2011）认为《桃花扇》叙事结构的成功向来为人所欣赏，是该剧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桃花扇》叙事艺术结构的美学特征主要体现在杂而不越"的整体美、"草蛇灰线"的谨严美和"不奇而奇"的曲折美这三方面。还有张鹏（2014）提出《桃花扇》在叙事上有着多重结构。首先，《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是具有普化范式的叙事单元的组合；其次，《桃花扇》叙事的语法结构是有着多条叙事线索的复合型叙事序列；再次，在该戏的文本内部，还隐藏着一个叙事的深层结构，它是文本叙事的内在动因，指明了其情节发展的脉络和终点。
从叙事结构研究戏剧这一视角较新，但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值得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戏剧叙事结构的发展。因此本文决定从叙事结构这一方面着手来探讨《桃花扇》的价值， 希望对《桃花扇》的研究以及对整个戏剧研究领域起到绵薄的贡献。
三、《桃花扇》中的象征叙事结构
Kirby（1987）编撰的《简明现代思潮辞典》“象征”条目写道：一个形象是一个经验或一个对象的具体描写；要是在具体形象之外，尚有第二层含义的话，那么，形象就变成了象征。象征的主要手法是把具体的人和事物抽象成象征物，再折射出哲理。叙事指的是叙述故事情节。所谓的象征叙事就是将象征手法融入到故事情节的叙述中去。在巴尔特的《S/Z》一书中把文本看成是符码的编织物或网络，并将这些混合与交织着的符码分为五种，其中的象征性符码是指叙事行为中文字符号的`象征性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用文本符号的象征性来分析戏剧的张力所在。所谓象征叙事结构是作者通过特殊的叙事手段和结构方法来构设出贯穿全局、带有特定象征意味的意象，对作品主题、情节冲突、整体结构起到推进、润色等艺术效果以及其他的效果。叙事结构与象征的巧妙结合并且运用于戏剧作品，使戏剧的表层与深层的二元因素发挥到极致，也使其文化品位得到提升。
《桃花扇》的叙事手段
从叙事手段上来说，《桃花扇》一文设置了一个贯穿全剧的中心意象即“桃花扇”并通过娴熟的象征手法来展开叙事和揭示主题。“桃花扇”奇就奇在它的象征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叙事的不断进行不断变化着，正是这种变化使得该剧主题一步步得到升华。“桃花扇”这柄定情信物原本只是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的美好象征，也只会让人对一对才子佳人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和祝福。但是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桃花不仅会让人联想到女子的美貌，爱情的美好，娇艳无比的桃花生性却柔弱，让人不禁联想到“人面只今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等诗句，很自然地带给读者一些悲伤的情怀，让人们感怀物是人非，容颜易逝以及爱情的悲剧。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说道“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李香君誓死守楼明志，血溅诗扇后这柄扇子就有了更为深刻、耐人寻味的意义。可见，随着情节的曲折发展，“桃花扇”象征的内容也由美好渐渐转为凄凉。作为明清历史传奇的代表作，侯李爱情的离合只是表层，是艺术媒介；南朝的兴亡才是主旨，是艺术意蕴。“桃花命薄，扇底飘零”，这柄“桃花扇”见证了爱情的离合悲欢，也见证了国家的兴衰存亡。象征作为该剧的重要叙事手段，将“桃花扇”的积淀意义与主旨旋律成功地融为一体，赋予该剧深刻的历史韵味和哲理意义。“桃花扇”的奇妙象征对于全剧叙事结构的建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桃花扇》的结构方法
从结构方法上来说，“桃花扇”作为全剧最核心的结构线索，融会贯通了全文，完美地实现了双线结构的叙事。与其他明清传奇所不同的是，孔尚任还别出心裁地将套式结构与双线结构巧妙结合，构成了独特的套式双重结构。爱情的离合与国家的兴亡无不与这把“桃花扇”紧密相连，赠扇、题扇、溅扇、画扇、寄扇、裂扇作为《桃花扇》的情节发展线索，如线串珠地将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这两条主线串联起来，顺利自然地构成了全剧的双线结构。除了正文四十出以外，该剧还特地在上下本的首尾各增添一出，上本开头试一出《先声》，末尾闰一出《闲话》；下本开头添一出《孤吟》，末尾续一出《余韵》。除《闲话》外其余三出均以老赞礼为主角，在《先声》中老赞礼作为开场人物首次出场，明确说明全剧是“明朝末年近事。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孤吟》中，老赞礼说道“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点出了戏剧轰动一时的演出效果、实人实事的写作手法以及哀伤的写作基调；《余韵》中，老赞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与柳、苏二人共同谱写了一曲南朝灭亡的哀歌作为全剧的收场。在《闲话》中，张道士首次登场，指出了他结场人物的身份。作为结场人物，他不仅将剧中人物联系起来还向主角指明了人生出路，对全剧的叙事结构起到了重要作用。没有这四出，该剧情节仍然完整，但是情感的表达不够强烈，结构安排不够紧密严谨，称不上完美。当作者有意识地套装上历史参与者和见证人老赞礼、张道士等人对剧情背景的交代以及对主角人物命运的感慨，侯李爱情的离合以及南朝的兴亡的无奈与忧伤展现地更加深入，戏剧的主题也更加突出，同时观众也能更加切身地体会到剧中人物的感受。套式双线结构的巧妙运用体现出作者驾驭艺术作品的高超技艺，使《桃花扇》成为明清传奇戏剧中的佼佼者。
《桃花扇》的意象
从意象上来说，《桃花扇》一文有多个意象而非最显著的“桃花扇”一个。纵观全剧，扇、桃花、桃花源也都是值得探讨的意象。“桃花扇”的最终成形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跌宕的过程，起初它只是一把普通的扇子，等到扇面溅上了香君忠贞的鲜血才渐渐有了扇面桃花，这把扇子才形成了“桃花扇”。
扇子的意象
扇子作为意象，在剧中寄托了文人的诗情画意，也寄托了作者对处于乱世的复社文人怀才不遇以及渴望建功立业的感伤之情。第六回《眠香》中侯方域在扇上题诗道“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在美人面前，一代才子不仅表达了对香君的爱慕之情，而且将自己的文采表现得淋漓尽致。在第二十三回《寄扇》中，杨龙友见扇上有几滴血痕，妙笔生花借美人的血竟画出了几笔折枝桃花。这把扇渲染了文人的水墨情怀。第一回《听稗》中，侯方域讽刺南都人士学金粉南朝的亡国作风并暗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然而，侯方域最后还是流连美色，学了金粉南朝模样。在第十四回《阻奸》中，侯方域列举了马、阮等人想要拥立的福王的“三大罪”还有“五不可立”，表现出自己的刚正与决心；然而，在第十八回《争位》中，他却胆怯了，说道“且看局势，再做商量。”这些前后矛盾的心理与行为其实是文人们怀才不遇的心境的写照。第十二回《辞院》中，史可法哀叹道“黄尘起，王气昏，羽扇难挥建业军”表达出自己在末世无法展示才华，无法再力挽狂澜的心酸以及对建功立业的渴望。
桃花的意象
桃花作为又一意象，在剧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然消极占主要地位。桃花既是香君貌美如花，如《却奁》中“正芬芳桃香李香，都题在宫纱扇上”；又是容颜易逝的体现，如在《寄扇》中，李香君见到杨龙友为她点画的桃花扇唱道：“樱唇上调朱，莲腮上临稿，写意儿几笔红桃。补称些翠枝青叶，分外夭夭，薄命人写了一副桃花照。”桃花虽然是侯李美好爱情的体现，如《题画》中“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开，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但更多的是爱情破碎的载体，如《题画》中“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
桃花源的意象
除了扇子和桃花，桃花源这一意象在剧中也有重要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桃花源是一片理想的乐园，而在孔尚任的笔下，桃花源带有更多的却是悲剧色彩。桃花源在《桃花扇》中第一次出现在第一回《听稗》，“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以及“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桃源路”和“桃花误处”借用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来表达对自由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在乱世无法实现理想生活的惆怅。在第二十八出《题画》，“桃花源”这一意象就出现了三次，“这是一幅桃源图”，“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归德侯方域题。”“这流水溪堪羡，落红英千千片。抹云烟，绿树浓，青峰远。仍是春风旧境不曾变，没个人儿将咱系恋。是一座空桃源。”。这一桃花源表达出了侯方域对李香君的思念之情，在乱世寻找避难之所的渴望，以及对美人离去后仅剩空壳桃花源的感伤。
“桃花扇”从字面上解释为一把绘有桃花的扇子，它的意象也就是以上所有意象的集合，既有表层的意义，如爱情的离合悲欢、文人的水墨情怀，更有其深层的意义，如怀才不遇和渴望建功立业的矛盾冲突、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我们可以说“桃花扇”这一中心意象具有积淀性和多义性。以这把特殊的“桃花扇”为剧名设置了悬念引起读者的兴趣，体现出作者的匠心独运。
象征叙事结构的艺术效果
象征的叙事手段，套式双线的叙事结构，以及多义性、积淀性的意象的结合构成了该剧的象征叙事结构。这一结构首先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使冲突清晰明朗，撼动人心。其次循序渐进地揭示了戏剧的真正主旨，离合之情很自然地融于兴亡之感中。最后将象征叙事结构用于中国古代传统经典戏剧对作品审美意蕴的表现和艺术结构的构建产生了巨大的效果。从文体效果上来看，不仅使得整部戏剧以含蓄的方式流畅地表达出深远的含义，而且留给读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从舞台效果上看，“桃花扇”作为剧名，又是剧中重要的道具，这表明“桃花扇”是全剧象征叙事结构的核心，在戏剧表演中的剧情发展和矛盾冲突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扇子形式的不断完整以及内涵和意义的不断深化产生了渐变式的舞台效果并引起观众心灵的震荡。
四、结语
象征叙事结构是明清传奇巨作《桃花扇》的重要艺术特征之一，对全剧的行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象征叙事结构这一角度研究结合了文体学和叙事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更加具体深入地阐释全剧。孔尚任用多个意象的积淀象征，配合上套式双重结构的叙事，推进了情节的冲突，淋漓尽致地揭示全剧国家兴亡的实质主题，将象征叙事结构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当时文学向社会化、人文化发展的趋势。全剧因为象征叙事结构的成功运用，其结构产生了杂而不越、草蛇灰线、不奇而奇的美感，产生了巨大的文体和舞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