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帝研究论文
崇祯帝的性格是懂得权术，兢兢业业于朝政，充满了对大明朝以及朱家江山的热爱。但是他尖酸刻薄，不是枭雄的材料。所以崇祯更适合做守成之君。他的性格很难中兴成功。倘若真的中兴了，那么崇祯还是会按照明朝的老样子继续做的，不会有改变。不过西方要想发展是很难了（当时中国的货物在世界很受欢迎，世界白影产量的很大一部分流入中国）。中国由于对外开放科技就不会落后，更由于明朝重视枪械，所以中国不会落后、不会被侵略。但是中国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革命也不是一二百年能孕育出来的。如果明朝中兴，则世界的局势就不好说了。
朱元璋认定自己是元朝社会4等级的最底层----南方汉族人。现在有人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北魏有鲜卑姓「渴烛浑」氏，「朱可浑」氏，于北魏孝文帝时南迁洛阳，改为汉字单姓朱氏。以此说朱元璋是鲜卑族。这个观点很荒谬。首先鲜卑族彻底汉化，到元朝就没任何考证依据。其次朱氏并非仅有鲜卑族转化来的部分，再三朱元璋家无少数民族之风俗传统，家族中绝口没提鲜卑族，又四即使朱元璋在北魏的祖先有1/2鲜卑族血统，到之后一代一代与汉族通婚，血统就1/4----1/8----1/16----1/32---这样的话DNA里鲜卑族血统几乎就没有了。
惟公元二OO七年四月五日，岁逢丁亥，大地回春；节届清明，万象更新。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高奏钟鼓雅乐，敬献醴酒清醇，抒爱国之情，壮民族之魂。谨致祭于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之陵，曰：夫仁民则昌，德盛则兴。煌煌我祖，万世垂功；开先立极，泽被寰瀛。播谷艺桑，肇启畜牧农耕；制礼作乐，创立制度文明。足历海岱，亲政以建伟业；心劳崆峒，爱民而效圣能。舟车指南，八荒交通；州土市朝，宇内绥宁。抚度四方，万国和融。奠基华夏，百族盛兴。唯力是奉，唯德是行。懿德仁勋，世代相颂。 神州绵绵，日升月恒；中华巍巍，万里鹏程。大江南北，开放之花竞艳；长城内外，改革之果映红。国泰民安，伟业兴隆，欣逢盛世，告慰圣灵：炎黄儿女，开启新程，高举旗帜，更创新功。科学发展，务实求真；惟人为本，本固邦宁；关注民生，情倾百姓；构建和谐，社会鼎兴。励志守节，树立荣辱新风；协调统筹，发展全面推进；昌盛经济，共绘小康美景。看紫荆怒放十载，白莲八度春风。愿宝岛统一，两岸携手，秉承先祖绪业，共图民族复兴；和平发展，致力和谐世界，促进五洲大同。 沮水盈盈，桥山苍苍；古柏凝翠，春花吐芳。告慰我祖，敬献心香。大礼告成，伏维尚飨！丙戌年[2006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公元2006年4月5日，岁在丙戌，节届清明。值此万物复荣之时，炎黄子孙汇聚桥山之麓，高奏钟鼓雅乐，敬奉鲜花素果，公祭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之陵曰： 桥山苍苍，沮水泱泱，始祖肇启五千年文明曙光。纬天经地，日明月朗，华夏十三亿儿女源远流长。务农桑，筑城室，初定家邦；创文字，造舟车，走出洪荒；定算数，问医药，教化万民；设官制，举贤能，义服天下。巍巍先祖功德，绵绵万世流芳。 斗转星移，国运恒昌。继往开来，十一五再铸辉煌。以人为本，九州共建和谐社会；以俭养德，节用山川江海之享；以工哺农，城乡携手齐奔小康。天人合一，修复生态；坚定改革，鼎新图强；自主创新，引领未来。港澳既归，台澎难分，两岸同胞翘首盼国统；同心协力，和平崛起，全球华人指日望龙腾！ 告慰先祖，永赐吉祥。祭礼告成，伏惟尚飨！ 乙酉年[2005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惟公元二00五年四月五日，序属三春，节届清明。八方辐辏，四海同风。华夏儿女，谨以俎馐醪浆之荐，时花雅乐之隆，致祭于我人文祖先轩辕黄帝之陵。嘱辞以闻，情动于衷。辞曰： 夫业伟则永，德盛则昌。赫赫始祖，德业煌煌。涿鹿绝辔，天下宾从四野；宫室既筑，文明肇始八荒。造舟车而九垓同轨，作仪礼则谐和万邦。莳播百谷，顺应天地之纪；淳化鸟兽，节用山川之享。是以咸沐仁泽，而山海献珍，广被圣德，仰日月重光。 喜看华夏今朝，再造辉煌。承传五千年文明之薪火，谱写与时俱进之华章。改革开放，破冰激浊扬清波；宏观调控，保压并举防起落；免除粮税，惠泽南北万户农；发展教育，科技进步民族兴。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腾飞，九州互动互补共繁荣。神鹰朔漠凌空，铁龙雪域驰骋；血比水浓反分裂，手足同心保金瓯；紫荆献瑞，送上千载祝福；白莲呈香，载来万世吉祥。 今兹迎来机遇，华夏儿女，奋发图强。高瞻远瞩，洞察四海风云；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航向。以人为本，谋万民之福祉；强国为先，致民族之复兴。唯法是依，务必除恶扬善；求真务实，更须清正廉洁。科学发展，构筑和谐社会；万众一心，实现小康理想。惟愿域中同根，早成一统，携手并航，仰绍先圣垂光。 桥山苍苍，沮水泱泱；始祖恩化，无疆无量。景仰前徽之忱，崇德报功之章，虔申昭告，伏惟尚飨。 甲申年[2004年清明]公祭陕西黄帝陵祭文: 惟公元二○○四年四月四日，岁在甲申，节届清明。丽日中天，惠风融融。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会聚桥山之麓，沮水之滨，谨以鲜花雅乐，聊表至诚之心。恭祭我人文初祖轩辕黄帝曰： 赫赫吾祖，功德何隆！建造宫室，福我百姓。树艺五谷，济我苍生。服牛乘马，披山道通。法乾坤以正衣裳，造书契而立五行。宾服诸侯，九州一统。广施教化，四海同宗。创千秋之伟业，启万世之文明。周秦以降，爰至近世，仁人志士，民族精英，惟大业是勤，惟祖德是崇。为国家康泰，为民族振兴，秉承祖训，至诚至忠。凝聚民族智慧，屡建旷世丰功。巍巍中华，龙脉永承！ 世纪更新，中华振兴。坚持改革，五千年辉煌史册，谱写新声。对外开放，九万里锦绣江山，再振雄风。发展经济，东南鹏举。再造秀美，西部凤鸣。焕发生机，东北龙腾。
不会的，中国社会的结构与特点就注定了不可能有某一个朝代（封建或奴隶社会）能够传之千古，明朝也是如此，如果不变法（变法者常死），国家就完了。我可以简述一下一个朝代的兴亡，：首先，开国君主打下了天下，此时，农民因为帮助国君战争，所以可能拥有较多的土地，。然后，经历了前几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后（由于受开国君主的言传身教，能够保持廉洁，开明的态度），经济开始繁荣，所伴随的肯定有土地兼并的开始。随后，至王朝中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失去土地的流民（刁民，既是那种不安分的无业游民，往往农民起义的领袖或兵员就是他们）四起，国家开始负重，最后，农民起义爆发，王朝瓦解。 永历的失败比南宋还要惨，因为南宋好歹还有很多能打的名将，是由于奸臣当道才倒闭的，南明是既无将，又无相，又没有地理优势，能坚持17年已经是奇迹了，你还能奢求什么？光复故土吗？！
光绪帝研究论文
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败于“蕞尔小夷”的严峻现实，割地赔款的巨创深痛，给中国社会以全方位、深层次的巨大震荡。于是，近代化的新陈代谢过程骤然加快，各种势力集团演出了一场场短暂而又壮烈的悲剧。洋务运动结束了，维新运动早产了，而顽固派的得志和仇洋排外运动的勃发，使中国在本世纪初几乎惨遭亡国之祸。一时近代化的前途变得更为坎坷。如果说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话，甲午战争则使其近代化的进程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本文以此视角重评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重评战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并力图从中总结教训、经世致用。 一、洋务运动的结束 甲午战争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今后中国的近代化应该如何深入呢？战火甫熄，《马关条约》墨迹未干，光绪帝便宣示中外：“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转引自戚其章著《甲午战争史》，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张之洞更是一口气提出了九条建议：亟练陆军、亟练海军、亟造铁路、分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吁请修备储材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37，奏议37。》由上可见，战后君臣都有把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决心。 但是，甲午战后的历史上还存在洋务运动吗？回答是否定的。首先，维新潮流的兴起表明时代重心已经转移；其次，洋务派开始分裂、对立，难以形成一支独立的力量了；最后，洋务活动需要国家大量投资，而战后清政府的财政已是山穷水尽。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 对于洋务运动的结束，史学界多认为是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正常环节。笔者则不以为然。因为这不是其自身发展、成熟的结果，而是突遭战败打击使然。这就必然会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一）战后李鸿章一蹶不振，洋务派分化、对立，使中国近代化失去了来自实权阶层的推动力量。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实际组织者，甲午战败，他固然不能辞其咎，一时成为众矢之的，群议指责，“国人皆曰可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4册，第71页。》其“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10，第128～130页。》。不久，朝廷将他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调入内阁办事，以削其权。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转而苟安自保。洋务派的另一关键人物、首倡“自强”的恭亲王奕��则转变为顽固派，成为近代化深入的阻力。张之洞虽雄心勃勃，但究属孤立无援，加之和战之际反对割地，曲高和寡，已同李鸿章势如水火。可见此时洋务派已难以形成一支团结一致的政治力量了。 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强大的改革力量。他们拥有巨大的权势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才使洋务运动得以冲破重重阻力开展起来。虽然洋务运动具有片面性，目的也是维护清王朝的，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民用企业的设立、近代教育的开办。清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开始有所转变，洋务派的认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成长起来，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等人与洋务派有着极深的关系；康有为、孙中山也对李鸿章寄予过厚望。甲午战后，深入改革的呼声不仅发自维新派，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盛宣怀等洋务人士也提出了变法要求。李鸿章也说过：“至于根本至计，尤在变法自强。”《《复钦差出使美国大臣伍秩庸》，《李文忠公尺牍》第31册。》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变法要求，除了在“民权”、“议院”问题上有分歧外，基本一致，双方未尝不可求同存异、互相沟通、互为奥援。但是双方只有过短暂的沟通便分道扬镳了。究其原因，主要是战后洋务派势力大减，声誉扫地，维新派不屑与其联合，受其支配。在中国搞任何改革，如果得不到实权阶层的理解、支持，便寸步难行。假如维新运动获得洋务派支持的话，改革可能会变得温和一些，步伐虽不至迈得太大，但会很稳健。总之，洋务派的失势使中国近代化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 （二）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东方杂志》第7期，第66页。》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 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东华续录》，光绪朝卷128，第11页。》 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言，这种承包具有进步意义，但结果却不尽然，尤其是大型钢铁、矿务企业更是如此。因为，首先这是一次国家资产的廉价大甩卖。由于重型企业受资本、经营条件的限制，一般工商业者不敢问津，而清政府又急于甩包袱，所以条件一降再降。例如投资达580多万两的汉阳铁厂终于让盛宣怀以100万两承包，又许其享有十年免税权、产品专卖权等。《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第828—836页。》又如贵州清溪铁厂，国家投资30余万两，结果被道员陈明远以3万两承包。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被清政府视为包袱，效益好的企业如开平煤矿也被清政府甩掉了，改由目不识丁的醇王府侍役张翼承包。其次，以上承包者目的各异、经营不善，使重工业没有得到发展。如盛氏接办汉阳铁厂后，虽享有种种特权，但工厂仍然亏损，该公司职员半数为其亲戚党羽，这些人营私舞弊，远甚于官办之时。不仅公司靠借债度日，1913年盛宣怀竟以该公司全部资产作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万日元，把中国最大的钢铁厂卖给了日人。《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484—485页。》陈明远承办青溪铁厂后，也经营不善。《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第536页。》至于原本效益较好的开平煤矿被张翼搞得负债累累，1990年以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维新运动的早产 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一样，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勃发也是甲午战败的结果。国将不国，何以图存，一批年轻知识分子的心中涌起了救国的激情。他们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是“补漏弥缺”，是“小变”、是“变事”，从而发出了“变法”的呼声，终于在1898年依附于光绪帝掀起了戊戌变法。然而不过百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被镇压，变法的成果除了一所有名无实的大学堂外，一切付之东流。 从理论上讲，戊戌变法无疑比洋务运动先进得多，属于高层次的近代化活动。但其生命力为何远逊于洋务运动呢？笔者认为，维新思潮本来孕育、成长于洋务运动之中，甲午战败与洋务运动的结束使其脱离母体，形成了早产。在以下几个方面明显地表现出维新运动的不成熟： （一）缺乏阶级基础。虽然1895—1898年中国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热潮，但总的说来民族资本发展仍很有限。据张国辉先生统计，从1872年到1898年，我国共开设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仅152家张国辉《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等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17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并且绝大部分企业的资本在10万元以下。而且这些投资者多出身于买办、政府官僚，其经营活动带有一定的尝试性，一般都尚未舍弃原有的剥削和经营手段。总之，“19世纪末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载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86页。》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民族资产阶级要比其代表——维新派人数少得多。这使维新运动未能获得深厚的阶级基础，运动来得快，消逝得也快。 （二）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由于以上原因，维新派实际上是由向资产阶级转化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倾向改革的官僚组成。他们的思想理论还不能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表现在形式上陈旧、学术上武断、方法上激进。其变法理论主要来自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者以烦琐考据的方法把维护封建制度的经学论证成“伪经”，后者把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形象，以作为维新变法的护符，并把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结合起来，说明历史的进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进步性。但是，陈旧、烦琐的形式不利于年轻人接受，学术上的武断、错误，导致人们不会倾心相从，并给顽固派以反对、禁止的理由。不仅如此，维新派对整个社会都进行了批判。指责“官”是“瞽聋跛疾，老而不死，年逾耋颐，犹恋栈豆”；“吏”是“充犬马之役，则耀于乡闾，假狐虎之威，乃轹其同族”；“将”是“饮酒看花，距前敌百里之遥，望风弃甲”；“兵”是“老弱羸病，苟且充额，力不能胜匹雏”；“士”是“一书不读，一物不知”；“商”是“不讲制造，不务转运，攘窃于室内，授利于渔人”；“民”是“缠足陋习，倡优之容，天刑之惨，习之若性”。《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4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这简直是向整个社会宣战，该文刊出后“阅者人人惊骇”。《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74页，中华书局1961年。》对这种过激的宣传，许多人给过规劝，如帝党人物沈曾植劝康有为言论应“启之以中和”，还劝其他维新派人士“不必作此无谓之讥评，于西边一切犯忌之事，尤望检点，勿以牛毛细故，致令依违不定之新政，自我而扫除净尽”。《《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第354—355页。》洋务人物张之洞也劝其放弃孔子改制理论，停止使用孔子纪年。但这些规劝却招来了维新派的反感，于是维新派与洋务派分裂了。 （三）组织上不成熟。维新派虽有强学会、保国会等组织，但其成份复杂，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如北京强学会内而依援翁同龢，外而拉拢张之洞，此外还活动过李鸿藻、王文韶、刘坤一、宋庆、聂士成、袁世凯等人。这些官僚动机各异，互相援引，从中垄断、控制，加大了组织上的复杂性。领导这样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有一个坚强的组织，还需要领导者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实际活动能力。在这一点上维新派远逊于洋务派。他们为了壮大声势引来了各种势力集团的人物，但又难以控制，最后只能用“划清界限”来保持组织纯洁。而这样做，实质上又孤立了自己。除了宣传外，其他工作做得很少。一旦厄运临头，便束手无策。吴汝纶曾致函李鸿章：“都下近多新政，初疑吾师与谋，及见所拟章程，则皆少年无阅历者所为。”《《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卷2。》可见当时社会舆论对维新派的轻视。 主观情况如此，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可以接受这个早产几吗？回答同样是否定的。到维新运动兴起之时，中国还没有面向大众的、与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的教育事业，也基本上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刊于光绪初年、曾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的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根本没有提及西学。人民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时代，更何况维新派的改革与他们的利益也没有直接关系。这样，维新运动便局限于具有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里，改革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和支持。相反，反对改革的言行在当时有着很深厚的社会基础。所以，封疆大吏敢于对新政上谕，或借词推托，或粉饰应付，或置若罔闻。虽然甲午战后统治者也不同程度地认识到改革的迫切，但他们还不能接受康有为的变法的主张。即使光绪帝、翁同龢与维新派也不是没有分歧的。况且帝党在清廷中央基础脆弱，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洋务官僚眼见对维新派劝告无效后，便疏远了他们。 总之，从主观上看，维新派尚不成熟，而客观环境也根本不能容纳这一早产儿，其失败是必然的。维新派爱国的赤诚、救国的迫切无疑为后人所敬仰，但其失败却使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历史一时出现了倒退。 三、仇洋排外运动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1894年10月刚毅进入军机处，12月，太后宠臣荣禄入总理衙门，次年出任兵部尚书，掌握中央兵权。1896年徐桐出任体仁阁大学士，怀塔布出任礼部尚书。1897年，许应骙出任工部尚书，足见顽固派势力直线上升。尤其是刚毅，成为此时顽固派的中坚，洋务派人士在书信中愤愤道：“刚（毅）为人昏庸浅愎，一无所知，……近来一事不能办，实坐此人作梗耳。”《《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531页。》 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1900年军机大臣由如下8人组成：世铎、刚毅、启秀、载漪、荣禄、赵舒翘、王文韶、鹿传霖。《甲午战后清廷人事变动主要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归纳。》其中除王、鹿二人外，其余6人均为顽固派，这种中央权力格局的形成是史无前例的。 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进一步开放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并未给人民带来利益，相反却使人民受害。在此期间，农村自然经济解体，城市手工业破产，对历史发展而言，这是进步；对人民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铁路的兴建、轮船的启用使内河、运河航运顿成萧条，沿岸城镇急剧衰落，运输工人纷纷失业。他们生计断绝，辗转城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外国传教士深入穷乡僻壤，招徒入教，包揽词讼，引起民教关系紧张。中国农民感觉到：“自有洋人入中国以来，便给中国带来不安和扰乱，便给中国农民带来困苦和艰难。他们不认识帝国主义，却认识了洋人。洋人在他们的认识中便是帝国主义的代表”。《《李大钊选集》，第566页，转引自陈振江等《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2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于是，仇洋排外情绪在民间蔓延着，而甲午战败及接踵而至的瓜分狂潮无疑进一步煽动着这一情绪。 维新运动被镇压后，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李希圣《庚子国变记》，第35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四版。》其他顽固派也“仇视西人，时时有杀尽之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第1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19世纪的最后时刻，山东义和拳树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老资格的顽固人物徐桐激动地称：“中国当自此强矣”！《《清史稿》（四二），卷465，第12750页，中华书局1977年。》农民仇洋排外是对深重灾难的本能反抗，是朴素、真挚的爱国感情的表现。而顽固派仇洋“并非真知西人将割裂我版图，奴隶我子弟脧削我脂膏而恶之也，不过怪其所不习耳，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义和团》（四），第180页。》他们痛恨洋人惊扰了天朝上国的美梦，打破了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惧怕洋人入侵导致的社会变革损害他们私利。可见顽固派的仇洋与农民的仇洋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二者毕竟有共同之处。于是，本来对立的两个阶级暂时取得了某种一致。在这种大气候下，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三任山东巡抚对外强硬起来，对人民仇洋活动实行了姑息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陆续撤职，随即又委以新职。李秉衡去巡阅长江水师，毓贤改任山西巡抚，新上任的袁世凯则受到中央的警告：“不可一意剿击，致令铤而走险”，“倘办理不善，以致腹地骚动，惟袁世凯是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页，中华分局1959年。》可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确与顽固派有一定的直接关系。为了“招抚”义和团，他们向慈禧宣传义和团“术甚神”；为了向洋人宣战，他们居然敢伪造照会，大敌当前，他们组织义和团攻打使馆，完全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尽情地发泄仇洋情绪。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转引自《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第34页。》1900年春夏，义和团在华北、东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灭洋战斗。他们发誓要消灭中国境内的所有洋人、洋教、洋货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中国人。这种笼统排外的斗争以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而告结束。中国近代化遭到了更大的挫折：政治上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处在列强的监管之下；经济上空前的赔款使财政崩溃，北方近代交通、通讯、工矿事业大多被破坏。今天回首这段历史，仍让人痛心疾首。 历史的波澜早已消逝，笔者认为，比讴歌或谴责更重要的，是总结历史教训。从中国近代化屡受挫折中可见：首先，中国近代化运动始终缺少一个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的长远目标和能够给大多数人带来利益的近期目标。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过于笼统，且少数人从中渔利，暴富一小撮，苦了多数人。维新派的目标又过于高远，人民大众不是无知，就是不理解，没有引起社会的共鸣。所以近代化运动只局限于上层，没有获得全民族的支持，从而经不起挫折。其次，近代化始终缺少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洋务派缺乏团结和决心，维新派则缺乏谋略和才干，这也使得近代化运动经受不起挫折。最后，中国近代化的领导者们缺乏务实精神和冷静态度。他们忽视了中国的特定国情，企盼通过短期努力就使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突破，一旦受挫便又一蹶不振。他们还缺乏求同存异的气量和胸怀，仅因实现目标的途径不同便互相攻讦，势同水火。本世纪初，当饱经暴风骤雨的历史航船再次起锚启航时，清政府、孙中山、康有为这三个势不两立的舵手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航向。于是，历史航船在舵手们的斗争中曲折地前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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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08年11月14日，光绪帝突然“驾崩”于北京中南海，死时年仅次38岁。11月15日，慈禧太后在北京故宫，呜呼哀哉，魂归西天，死时年有73岁。皇帝和太后一前一后死亡，相隔不到20小时，轰动北京，震动中国。特别是光绪皇帝的死亡很不寻常，他年仅38岁，正当盛年，并且恰恰死在慈禧死的前一天，光绪皇帝的死引起许多猜测，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光绪帝的死历史上有许多不同说法。第一种：慈禧知道自已即将归西天，不愿意在他死后，光绪皇帝重新掌权，派人毒死了光绪帝。主要依据有清末给光绪看病的名医屈桂庭他的回忆录中说：“光绪在临死前三天，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并且不停地大叫，‘肚子疼得不得了。’脸色发暗，舌头又黄又黑，明显是中毒症状。’”根据这种说法，光绪是被毒死的，最大的嫌疑人是慈禧太后，因为她是当时最有权势、又严密控制光绪帝的、最好下毒、最可能下毒的人。第二种：袁世凯见慈禧一病难起，怕慈禧死后，光绪掌握实权，报复自已在戊戌变法出卖皇帝的行为，于是贿赂宫廷宦官，用剧毒药物害死光绪帝。这种说法最有权威的依据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说法，溥仪说：“我亲耳听到一个侍候光绪帝的老太监讲：‘光绪帝死前一天，只是用了一剂药，才变坏的。后来才知道这剂药是袁世凯送的。’”第三种：太监李莲英得悉光绪帝的日记中载有西太后死后将诛袁世凯和他的消息，与慈禧一起阴谋将毒药投入光绪帝的食物中致使光绪帝中毒身亡。第四种：这几年来有专家根据光绪帝生前的病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现代中医学理论，推断是光绪帝因为严重肺结核病加上其它并发症，导致死亡的。第五种：光绪帝有严重的肾亏，加上光绪帝从小身体虚弱，从几岁起就受慈禧的压制，长期处在紧张之中，后来又在做皇帝时更是经历一连串的挫折和打击，病情逐渐加重，引起一系列呼吸道、消化道、等并发病症，最后病亡。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是光绪生前的病历和光绪生前自已的一段回忆。光绪帝死因初探：在光绪死因的五种说法中，我倾向于第一种说法，主要理由如下：一、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积怨太久，仇恨太深，早已到了势不两立，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的地步。在中法战争前，他们之间关系还是友好、亲密的，但由于在中法战争中，他们一个主战一个主和，对战争的分歧太大，他们的关密关系荡然无存，矛盾和仇恨开始出现。后来经过光绪“亲政”、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准备废掉光绪帝的大阿哥事件、光绪“爱妃”被害等等事件，他们之间已到仇深似海、你死我亡的地步。慈禧也多次想害死光绪帝，慈禧极为害怕自已死后，光绪报复她，让她死后不得安宁、死不瞑目，所以她预先设计毒死了光绪。第二：慈禧历来心狠手棘，狠毒无比，她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三个最狠毒的女人之一（其它二位是吕后、武则天），被她害死的人不计其数。比如：肃顺、珍妃。所以对即是她侄子、又是她外甥的光绪，她也会毫不留情地下杀手。第三：不管光绪帝是否有痨病、肾病，但这两种病都没有严重到致他于死地的地步。大家知道痨病到了不停地大口吐血的地步，才是比较严重。在光绪的病历中根本没有“吐血”记载，说明光绪的痨病不是很严重。因此光绪死于痨病、肾病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另外光绪死前几天的病历突然将光绪的病描述得很严重，使人感觉到光绪是正常死亡。这一点十分可疑，请不要忘记了给光绪帝看病的全部过程都在慈禧监视和掌握之下，光绪死前几天的病历极有可能是慈禧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派人“伪造”的。第四：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将光绪帝关在中南海瀛台，整整十年间，光绪帝一直处在囚禁状态。瀛台是中南海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与陆地相连的只有一个木板桥，岛上慈禧派人二十多个心腹太监日夜严密监视光绪。整个紫禁城、中南海已是戒备森严，加上瀛台更严密的保安措施，外人是非常难以进入瀛台的，更何况你根本不熟悉中南海一带的地形。并且光光绪帝吃住还有一套安全程序。别说外人，就是一个长期生活宫中的人都难以接近皇帝。所以根据以上情况推断，害死光绪帝的不可能是袁世凯，只有严密控制中南海、瀛台、大权在握的慈禧才有最大嫌疑。第五：光绪帝在死亡前一天，向全国发布诏令，命令各地总督巡抚寻找名医名方，推荐进京，为皇帝治病。这件事起码说明了两点，一是皇帝这时非常清醒，不象一个意识模糊、即将升天的人；二是皇帝对治好自已的病充满信心。但是就在第二天皇帝就突然死了，令人感到奇怪。还有一点更让人奇怪的是：就在同一天，也即在慈禧死之前二天，清朝廷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两道诏令。第一道：命醇亲王之子溥仪，在宫内教养，并在上书房读书。第二道：授溥仪之父载沣为摄政王。这两道诏令意思很清楚，一旦皇帝升天，就让溥仪继位，让溥仪父亲载沣主持朝政，辅助年幼的新皇帝。这两道命令是谁下的？不可能是光绪帝，因为光绪帝早已无权力，更没有可能指定自已的接班人。最有可能下这道命令的人是谁？慈禧。为什么慈禧要下这两道诏令？从中看出两个问题。一：慈禧自已的病已非常严重，到了最后关头，已到了不得不对后事进行安排的地步。但这一天光绪正好下诏令遍求全国名医，为他治病。二、慈禧已经决定，要光绪帝死在她自已之前。道理很简单，如果光绪死在她后面，这两道诏令就成了一纸空文。因此，慈禧发了两道诏令，就是要光绪帝在她之前死。果然，诏令下达第二天，光绪升天，溥仪继位，载沣监国，第三天，慈禧呜呼哀哉，上了西天。结果与慈禧设计的一样。百年疑案终获破解：光绪确死于砒霜中毒100年来，有关光绪死因的论文论著连篇累牍，却始终没能形成学术定论。2003年，央视纪录片编导钟里满偶尔得知，1980年清西陵文物管理处曾对光绪及隆裕皇后的棺椁(曾于上世纪30年代末被盗)进行清理并重新封闭，两人的头发被移至棺椁外面，保管在清西陵库房里。于是钟里满开始了长达5年的边测试研究、边拍电视纪录片的过程。刑侦 高科技检测清西陵文物管理处、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所、北京市公安局法医鉴定中心。他们先后提取了光绪分别长26厘米、65厘米的两小缕头发，清洗后晾干，剪成1厘米长的截段，逐一编号、称重和封装，然后用核分析方法逐段检测光绪头发中的元素含量。结果显示，光绪头发中含有高浓度的元素砷(砒霜)，且各截段含量差异很大，第1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10段(2404微克/克)，第2缕头发的砷高峰值出现在第26段(微克/克)和第45段(微克/克)。而同时对比测试的头发砷含量，当代人为至微克/克，与光绪同时代并埋在一起的隆裕皇后为微克/克，清末一个草料官干尸头发为微克/克。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等13位专家联合撰写的《清光绪帝死因研究工作报告》称，根据相关研究，常人口服砒霜60至200毫克就会中毒身亡。光绪帝摄入体内的砒霜总量明显大于致死量。其胃腹部衣物上的砷是其含毒尸体腐败后直接侵蚀遗留所致，而其衣领部位及头发上的大量砷，则由其腐败尸体溢流侵蚀所致。中央电视台主任编辑钟里满则以光绪帝临终前参与诊治的医生亲笔回忆录及搜集到的军机大臣的日记等为依据，进一步确定了光绪帝属急性胃肠性砒霜中毒而亡这一结论。
看这篇论文19 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势力向东方扩展，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由于两国的处境和面临的任务相似，然而探索的结果却截然不同。 其中两国社会结构的差异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然而两国在社会结构中的选官制度、土地所有制结构、对“商”观念等方面的差异表现尤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近代化的进程。19 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势力向东的扩展，闭关自守的两个东亚封建国家———中国和日本均被迫打开了自己的大门。两国的仁人志士分别开始寻找救国救民的药方，使自己的国家开始了近代化进程。然而两国的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走上富国强民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却仍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徘徊。例如：“日本通过开国较为成功地进入了国际社会，而中国却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原因之一在于中日在19 世纪中叶前的‘开国准备’阶段已经产生了很大差距，中国坚持华夷思想，毫无开放进取之意，而日本实现了地理世界观和文化世界观的转变，形成了开放力量。” 一、选官制度的差异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始创于隋朝。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不断的更新，使社会上下阶级在和平的情况下不断地对流，从而相对缓和了阶级矛盾。“科举考试可以把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权中来，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由于这种通过考试录用人才的办法对封建制度来说有合理的一面，中国一方面它可以使统治机构由统治阶级中最有能力的人来组成。这对封建制度来说是一种有效的制度。另一方面，一种对维护封建社会有效的制度自然会成为向近代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适应于儒家“君子”的理论而设立的具有很强的人文伦理性。它可以培养出一批具有德品的通才而不是一技之长的人才。广大士子们对日常生活不屑一顾，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把自己的言行严格的约束在封建政权要求的规范之内。因此自然科学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存在什么创新和发展，因此，在科举中国科学与民主就显得很苍白。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是一个严格的等级社会。四个等级各有各的身份，各有各的生活。由于日本实行世袭制、门阀制使其他的三个等级的人不可能通过什么途径进入统治阶级中去。一旦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由此，产生各种矛盾并最终导致封建制度的崩溃。“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府末期，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中国的科举制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贫寒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中国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对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产生了强大的阻力。日本的门阀制、世袭制阻碍了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下级武士、其他等级的人无缘较高职务，因此产生不满，最终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二、土地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自秦汉以来，土地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地主经济的租佃制度，该制度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主要的剥削形式。在该制度下生产者是自耕农和租佃农而非农，从表面看中国古代社会地主制下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紧，农民与地主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以自由缔结或解除二者之间的租约。由于该制度中的封建关系比较灵活，很难像日本那样分离出异己的力量。日本处于东亚封建农业经济圈的边缘，而日本则与西欧封建土地制度相似，实行的是领主制。领主对农民实施超经济强制性剥削，使他们的身份“农奴化”。可见在这种极强的封建关系下，反而比较容易分离出异己的力量。三、中日两国的改革所处的时代和国际环境不同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处于国际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特征就是自由竞争，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商品输出，占领被侵略国家的市场，掠夺原料，从而牟取暴利。这就给日本明治维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措施)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国戊戌变法(1898年)发生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即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搞资本输出，在被侵略国家开矿山，建工厂，修铁路，办银行，控制该国的经济命脉，同时对被侵略国家实行领土占领与瓜分。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但在腐败的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是西方列强侵略的重点对象，尤其是《马关条约》签订后，首先是日本，接着是英、法、美、俄等国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开矿。外国企业利用它们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以及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种种特权，大肆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和劳动力，疯狂地占领中国的商品市场。洋务运动后期产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极其微弱，根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戊戌变法的实施也就没有宽松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四、明治天皇与光绪帝个人条件也不同日本明治维新后，随着天皇制确立，明治天皇成了全国最大的财阀和地主，成了日本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他早年参政，励精图治，左右都是维新派权臣辅弼，得以很好地发挥其统治才能。中国光绪帝虽有抱负，并富有年轻人的敏感和热情，在政治上积极支持了戊戌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的政治偶像。但他长于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股掌。五、英美等列强的支持程度不同英美对明治维新竞相扶植，并给予直接的物质军事援助。日本走上了维新之路，摆脱了亡国灭种的命运，成为非西方国家中惟一的强国。但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日本终因选错了榜样而走上歧途。明治维新后，手忙脚乱的新政权派出使团赴欧洲考察各国制度，以便为日本规划蓝图。代表团在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效仿德国。原因是德国相对落后，与日本的“国情”比较接近。其结局是日本实行了德式军制，把军队直接置于天皇指挥下；同时效法德意志宪法，制定了一部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无财权又无军权的帝国宪法，最终把日本造就成德意志帝国那样的军国主义怪物。事实上，作为现代化的后起者，德意志帝国只是个发育尚未完全的“准现代”社会，明治政权有意将“西方文明”中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若干重要部分予以剔除，而这些恰恰是现代文明中的精髓所在，这不可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中国封建主义自然经济的解体过程比日本缓慢，中国封建阵营的分化没有达到日本的程度，中央集权的程度比日本高，西学的传播不如日本广泛而深入。一言以蔽之，戊戌变法前的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阶级关系，还是在思想文化领域都没有形成像日本那样足以倾覆旧国家体制的历史条件，封建势力在各个领域里仍旧占有绝对的优势，这就是戊戌变法不能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特殊顽固性，而这一顽固性又是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国情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发动的戊戌变法，其失败是必然的。六、中日甲午战争是对中日两国近代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过程1895年3月，中国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一）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权益；（二）中国向日本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三）中国向日本赔偿军费白银两亿两（加上赎回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亿两）。甲午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走向了更深重的灾难。1、亿两白银的巨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根本无力承受，只能向英法德俄列强贷款，不但利息很高，还要以海关、税收、财政的管理权作抵押，使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被外国操纵。2、大面积割让国土直接导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后的几年里，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十省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属法，福建台湾属日。而美国这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则打着“利益均沾”的旗号，以支持日本为主要手段，谋求在中国的更大权益。战后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东北部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日本是甲午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得到了价值1亿两白银的战利品和亿两的赔款。赔款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因为日本正在向军国主义发展，已经确立了吞并朝鲜、中国、东南亚，继而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甲午战争后，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飞速扩张，为打胜日俄战争创造了条件，也为其上世纪30年代大举侵华埋下伏笔。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近代的反侵略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可以说是规模最大，失败最惨，影响最深，后果最重，教训最多的一次战争。规模最大：甲午战争比1840年以来发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战争，中法战争的规模大得多。从日本来说是蓄谋已久、经过长期准备、举全国之力进行的一场侵略战争；从中国来说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抵抗，但也投入了海、陆军主力。甲午战争从1894年7月到1895年10月，历时1年多，从海上打到陆地，从朝鲜打到中国，经过了辽东战役、山东战役、台湾保卫战等重大战役，战争的规模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失败最惨：甲午战争中国军队屡战屡败，陆军主力被击溃，海军主力被消灭，旅顺、大连、威海等重要军事基地被日军占领，彻底丧失了抵抗意志和战争力量，最后只好屈膝投降，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影响最深、后果最重：在日本由此而崛起的同时，中国进一步滑向殖民地的深渊，面临亡国的危险。当然，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甲午战败的当年，康有为就发动了“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第二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行起义，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走上历史舞台。教训最多：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军事力量的悬殊造成的，而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日本这两个曾在一条起跑线上的国家，在几十年中出现了巨大的差距，决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的胜败也不仅仅是战略战术等原因能够完全解释的，而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这个原因我们就要从甲午战争前几十年里中日两国不同的改革路线所产生的不同效果来探究。七、鸦片战争后中国耽误了20年时间日本却抓住了机遇中国西方列强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后，迫切需要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争夺市场演变为争夺殖民地，中国和日本都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中国遭受侵略比日本要早10多年的时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1840年，而美国军舰兵临日本是1854年，这个10多年的时间是十分关键的。可惜的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并没有真正清醒过来，没能把挑战看做机遇，把压力变为动力，仍然昏睡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之中，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对世界大势一片茫然。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轻而易举地打进北京，一把火烧了圆明园，皇帝和文武百官只能仓皇出逃，这才使中国朝野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从这时候起，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变革的思潮，并付诸实施，这就是洋务运动。日本在日本则出现了与中国不同的情况。日本当时是一个弱小的岛国，它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感比中国强烈得多。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中国，没能使中国觉悟，但日本却引为教训。第一次鸦片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震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真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有的认为中国政治腐败、武备不修；有的认为中国不知外情、盲目自大。日本还派团来中国考察，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察的政要高杉晋作说：“考虑其如此衰弱的原因，乃在彼不知防夷于海外之道……因循苟且，空度岁月，不采取对策断然改变太平之心，不制造军舰大炮防敌于国门之外，故由此而衰微也。因此，我日本如不欲蹈其覆辙，宜速造蒸汽船。”这简直把中国作为反面教员看待。日本在总结中国教训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和日本的情况，产生了强烈的变革意识，他们把学习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荷兰，因为荷兰当时是世界强国之一，于是在日本兴起了“兰学”。士族阶层纷纷使用荷兰语来学习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的改革从19世纪的5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日本的中央政府叫幕府，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叫做“藩”，所以这时的改革叫幕藩改革，它为“明治维新”的深入改革提供了物质和思想基础。日本的忧虑在1853年变成了现实，这一年美国的海军舰队在准将培里的率领下来到日本，由于军舰是黑色舰体，日本称之为“黑船事件”。美国对日本的要求和英国在鸦片战争时对中国的要求一样。日本没有抵抗，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神奈川条约》。日本遭遇了巨大的生存危机，也迎来了弃旧图新的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魏源的著作在中国未被接受，但在日本却引起了高度重视。以上情况说明，中日两国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就出现了很大差异，逐渐地拉开了距离。这告诉我们，在各种压力的冲击面前，要增强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危机感，要有迎接挑战的信心和决心，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历史机遇，及时、果断地推动改革。八、对外考察日本岩仓使团由50多人组成，其中不少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如四个副使一个是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一个是内阁顾问木户孝允，这是当时称为明治维新三杰中的两位，还有两位副使是伊藤博文和山口尚方，伊藤博文后来长期担任日本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使团临行之时，当时明治政府的另一个首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说：“内政、外交，前途大业，成败在此一举”，可见其重视程度。使团于1871年11月出发，到1873年9月回国，历时1年零10个月，访问了欧美12国，写了近百卷的考察实录。这次考察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收获之丰，不仅是日本历史上空前的外交壮举，也是世界外交史上的一大奇观。使团的任务是重点考察和研究西方各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制度。岩仓使团出访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明治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和自己的发展方向。使团回国后，明治政府提出了三大政策，这就是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这些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在同一时期清朝政府也向欧美派出一个使团，史称蒲安臣使团。蒲安臣是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中国的使团竟然聘请一个外国人当团长，可见信心和决心之缺乏。使团的两个副使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成员都是清朝中下级官员，职务最高的是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没有一个朝廷重臣。使团的目的也很局限，主要是安抚各国维护和约，不要再提新的要求。这样的使团当然起不了什么作用，蒲安臣病死在半路上，其他使团成员人微言轻，对政府的决策，对国家的发展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岩仓使团，蒲安臣使团这虽是两件具体事，但可以形象地看出中日两国当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出现后来的结局也是必然的。九、社会改革日本一是学制改革。日本早在1871年就成立了文部省，着手近代教育改革，陆续发布《学制令》、《教育令》和《帝国大学令》，奠定了近代学制。义务教育的实行使教育迅速得以普及二是官制改革。为了适应宪政的需要，日本于1885年废除了带有封建体制残余的太政官制度，代之以内阁制，设内阁总理大臣。三是军制改革。1869年，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实行兵制改革。1873年实行征兵制。1875年，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距离。四是政治体制改革。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是对明治维新的一次总结，它的颁布，使日本在民主、法制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一步，成为日本近代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中国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在社会改革方面有着很大的差距。在教育方面，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李鸿章等洋务派也力主“另设一科取士”，但并没有动摇与改变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军制方面，洋务运动期间，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建立新式水师外，军制的改革十分有限。在官制方面，虽然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缺乏决心和胆略，也得不到支持，没有多少实际的进展。至于实行宪政就更是清朝统治者当时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十、官办为主和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 影响中日工业化进程中国中国洋务运动所办企业，军事工业都是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在封建制度下，官办就是把企业衙门化，使企业“百病丛生”。官督商办比官办好一点，在初期也曾起到“以开风气”的带动作用。但时间一长，官督商办也出现了“官有权，商无权”的弊端，使企业笼罩在官场习气之中。封建末世的腐败严重腐蚀着企业，很多企业存在着营私舞弊、管理不善的情况。一些洋务派官员看出问题，提议改官办为商办，但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官办和官督商办的模式必然派生垄断经营，洋务运动中所办的重要企业，一般都利用行政手段，授予所谓“专利权”，即在一定范围和时间内限制兴办同类企业。官办加上垄断权，是束缚民族工商业发展的绳索。事实证明，在官办的格局下，这种垄断特权是“损华益洋”的。企业官办和变相官办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影响了洋务事业的成效，阻塞了一些民办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日本日本的情况大为不同，明治维新后急速的资本主义化首先表现在企业制度安排上，及时改变了初期“官营示范”的办法，实行了“厚殖民产”、“民间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民营官助”的办法。明治政府不但大力鼓励和扶持民营企业，还把初期由官方创办的大型企业分批卖给企业家和商人，有的甚至无偿让渡。明治政府以“民间为主”的企业制度和各项扶持政策极大地刺激了民办企业的发展，甚至一部分官员也走上了下海创业之路。19世纪80年代，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热潮，棉纺织业成为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到1890年日本棉纺织品出口大于进口，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而当时中国纺织品产量只占进口量的八十分之一。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1891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而同期中国只有官办和官督商办铁路425公里。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3万吨船舶，而中国只有轮船招商局一家航运企业，有万吨船舶，不及日本船舶吨位的六分之一。这一时期日本的造船工业也迅速发展，当中国经常为要不要自己造船而争论不休的时候，日本的私营企业已经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了。1892年，日本的各类企业已达5444家，工人人数达到38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这一年，日本已经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其后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十一、领导集团的态度和见识 深刻影响着改革的进程和面貌中国中国的近代化改革是通过洋务运动凸现的，但洋务运动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行为，而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一部分封疆大吏和奕欣、文祥等个别朝廷重臣发起和主持的。他们都掌握着很大的权力，这是洋务运动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得以开展并持续的条件。但洋务派仅仅是国家政权人格化的一部分而远不是全部。奕欣被慈禧太后罢黜后，洋务派中枢乏人的情况就更加严重。洋务运动每一项改革与建设的举措几乎都受到顽固派的反对和阻挠。这不但给洋务事业造成重重阻力，也使洋务派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不由地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这说明，洋务派当时的处境是很困难的，推进洋务事业的阻力是很大的。顽固派之所以在二三十年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关。慈禧太后是这段时间的实际当政者，她热衷个人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洋务事业缺乏总体设计，不能排除阻力，很难上升到更高层次，取得更大成绩的重要原因。日本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是以明治天皇为旗帜，以改革派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为核心，并且通过西南战争排除了阻碍改革的保守势力。明治维新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目标和总体布局，形成了朝野协力、上下同心的局面，保证了改革和近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除了最高统治者的腐朽，顽固派的掣肘，洋务派自身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可以拿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作一个比较。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主持者，伊藤博文在大保久利通去世后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中后期最重要的大臣。李伊二人在历史地位和政治声望上可以说是堪相匹敌的人物。但他们却有着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西方的了解程度不同，世界眼光有差异。李鸿章和他的同僚相比当然高出一筹，但他对世界的了解还是不够直观也比较浮浅。在整个洋务运动期间，李鸿章没有跨出国门一步。甲午战争之后，除了到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李鸿章唯一一次出国是72岁时访问欧洲，但那已经为时太晚了，连欢迎他的德国内务大臣都调侃地说：“惟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伊藤博文对世界的了解比李鸿章开阔、深切的多。他精通汉语和英语，不断从西学中获得知识。1863年，22岁的伊藤博文曾留学英国一年，亲眼看到英国的隆盛和进步，使他深感必须学习西方，变革旧的制度。伊藤博文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比李鸿章早33年。离开英国回国后的40多年里，他又四下西洋，总计在欧美学习考察的时间共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对世界大势有广泛而深刻的了解。二是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不同，时代意识有差异。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以科举进身，他的知识结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他一贯奉行识时知变的经世之风，但还属于传统文化的范围。如不直接、广泛地吸收西学，很难形成新的思想体系。伊藤博文和李鸿章不同，他是“求知识于世界”，推动“文明开化”的竭力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伊在德国考察期间，拜德国著名法学家乃斯特为师，几个月里每周听课3次、交谈3次。他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其虚心和专注的态度。在国内，他也从不间断对世界知识的学习，当了总理大臣后还经常驱车到国家图书馆看书，最常看的是各国人物传记和世界新闻杂志，他还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臣阅览。伊藤博文以“喜好洋风”而著称，他主持修建了一个专门接待外国政要和专家的豪华会所，名为“鹿鸣馆”。伊经常参加“鹿鸣馆”的活动，甚至在那里举行化装舞会，他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传为笑谈。伊藤博文并不信奉基督教，但为了表现开化，经常往教堂里跑。他还有意识地带头吃牛肉、穿西服、喝咖啡，为了推动风气的转变，真是煞费苦心、不遗余力。三是对社会发展方向认识不同，改革态度有差异。梁启超在李鸿章去世不久写了《李鸿章》一书，书中对李伊进行了比较，认为李在政治识见方面很难与伊相比，梁启超还就李鸿章对近代国家的认识进行评判，说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这一批判虽然尖锐，但确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这正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这个差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政治改革的态度上。李鸿章是一个变法论者，他所主张的“内须变法”主要表现在改革兵制和科举方面，但这些改革由于缺乏支持和自身的局限性，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李鸿章一直坚持的“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观念，束缚了他在政治改革方面的思考与实践。李鸿章看到日本的改革成果，也多次感叹“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其取法，然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矣可以惶然变计矣”，但又认为“中国文守千年，无法骤更”。说明政治远见的缺乏。伊藤博文对社会发展趋势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政治民主化和立宪思想是时代潮流，所以不断地推动本国改革由经济层面向政治层面拓展。日本的第一部宪法是在他的主持下制定的，第一届国会也是在他的主持下召开的。 这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待改革的态度，领导集团的组成结构、能力素质，对于近代中日改革与现代化的成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开明创新的领导集团，有一批优秀成熟的政治家，有一个政令畅通、上下协同的干事环境，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证。
汉武帝历史论文范文
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汉武帝创造了数个第 一： 一独尊儒术；听取董仲舒的建 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之正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舞 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 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 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致使大力提倡 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例如夏侯始昌既 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 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 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 说起家。 二设立中朝 抑制外朝； 在惠文景帝期间，丞相大多主要是 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丞相受到礼遇，武 帝和丞相多有不合，为贯彻自己的命 令，于是设立中朝，尚书台也是这一时 期出现的。 三建立年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 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以当年为元鼎四 年，并追改以前为建元，元光，元朔， 元狩，每一年号六年。 四太初改历； 太初元年（前104）改太初历，以 正月为岁首，色上黄。 五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自汉代延续至今，今天盐 铁茶主要仍由政府及国企控制。 六通西域； 中国传出了冶铁术、凿井术、丝绸 制造、漆器制造等技术，西方（域）传 入胡（黄）瓜 胡萝卜 葡萄 汗血马 核桃 天马等 历史意义重大 七开疆拓土。 西北：霍去病、 卫青、 李广利、 张骞以及细君解忧等人的前赴后继的努 力西域首次与中国联系紧密，为后来把 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西南：使者军队的接连出现使西南 边陲第一次并入中国版图 北方：卫青霍去病的出击使北疆长 时间稳定，保护了京师的稳定。 由此汉武帝也成了和秦始皇并列的 千古一帝，后人常用“秦皇汉武”并称。汉武帝是第一个奠定中国辽阔疆域的皇 帝。
汉武帝创立年号同时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之初，一改汉初的无为而治政策，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以法制来推动诸侯分封所有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监察地方。在军队和经济上则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民间生意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权集于中央。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古中国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一般认为他利用儒学敦化民风，同时采用法术、刑名巩固政府的权威，即是所谓的“儒表法里”。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相当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皇权。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打击地方豪强，他设置十三州部刺史，京师七郡另设司隶校尉监察。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也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统计。汉武帝穷奢极欲，除大事营造之外，曾为求汗血宝马多次遣李广利远攻贰师城，大耗国力。晚年更迷信方术，追求长生不老，为财政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又宠信江充，导致太子刘据起兵诛杀江充（巫蛊之乱），因灭太子全家，并逼死太子的生母卫子夫皇后，仅余太子之孙刘病己（后为汉宣帝）一人。汉武帝晚年得子刘弗陵，甚爱之，早有废立之意。巫蛊之乱后，立刘弗陵为太子。因虑子幼母壮，赐死刘弗陵的生母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向武帝哀求，武帝说：“趣行，汝不得活。”汉武帝晚年，由于连年战争及苛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社会动荡不安，全国各地接连爆发农民起义。他颁下《轮台罪己诏》反省自己的施政错误。 汉武帝对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自前133年马邑之战起结束前朝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开始对匈作战，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西南，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先后建立了七个郡，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在东方，他于公元前109年至前108年派兵消灭卫氏朝鲜（今朝鲜半岛），并将卫氏朝鲜的国土分为四郡，分别为：乐浪郡、真番郡、临屯郡及玄菟郡。 征和元年（西元前92年）十一月，巫蛊之祸兴起。丞相公孙贺之妻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人告发，公孙贺一家被斩杀，同时还牵连到卫皇后所生的两个女儿阳石公主、诸邑公主。其后汉武帝又发动三辅骑士在皇家园林进行搜查，并在长安城中到处寻找，过了十一天才收兵。征和二年七月，与太子刘据结怨的武帝宠臣江充指使胡巫说官中有蛊气。武帝命江充与按道侯韩说等入官追查，江充诬告太子官中埋的木人最多，又有帛书，所言不守道法。太子得知后非常恐惧，就听从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诈称武帝使者，捕杀江充等人。汉武帝命丞相刘屈牦派兵击太子，太子举兵对抗。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亡，被迫自杀。征和三年，此一冤案真相渐明，武帝感悟，下令族灭江充家；腰斩刘屈牦，其妻枭首。但是因巫蛊之祸牵连受死的，前后达数万人。 历史学家对汉武帝感情复杂。一方面他被公认为打击了匈奴并大大扩张了中国版图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中国疆土扩大了一倍，大部分他新纳入版图的领土都成为现今中国固有疆域的永久组成部分。他缔造的帝国超过了同时期的罗马共和国并领先于整个世界，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他更大的成就是促进了儒学，儒学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直到1911年君主制被推翻。另一方面，许多历史批评家指责他的奢侈、迷信和他加在人民身上的沉重政治负担，就连武帝当朝时期的史学家亦有直接批评者。武帝曾取司马迁的史记阅览，发现司马迁“极言其短及武帝之过”，大为不满，“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他用严厉的刑罚系统统治整个国家，却又是一个富传奇性色彩的人物。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开天辟地的帝王，一是秦始皇，一是汉武帝。秦始皇结束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但是这个帝国缺乏统治经验。虽然秦始皇是一位纵横捭阉叱咤风云的人物，开创了中华第一帝国。但这个帝国的寿命却过于短暂，只存在了15年就灭亡了。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尔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他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他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
秦皇汉武功过之我见秦始皇，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后人称之为“千古一帝” 姓嬴，名政。汉族，出生于赵国。13岁即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登基“亲理朝政”，39岁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称帝。汉武帝，汉族，名刘彻，汉朝的第五代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汉高祖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皇后王娡。7岁时被册立为太子，16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建立了汉朝最辉煌的功业之一。后人有云：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可见这两位古代君王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凡功绩。秦史皇及汉武帝对于历史发展的主要功绩有：政治方面:秦始皇：1.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2.确立至高无上无上的皇权. 3.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和行政机构. 4.颁布通行全国的秦律,对后世封建律令的制订有很大的影响.汉武帝：1. 设置内朝，控制外朝2. 颁布“推恩令”，削弱诸王侯的权利3. 创设刺史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控4. 加强和巩固自己的同时，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立，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对后世的历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经济文化方面:秦始皇：1. 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 2. 统一了度量衡. 3. 统一货币. 4. 统一车轨,修驰道. 5. 开挖灵渠6. 书同文,把小篆作为标准字体汉武帝：1. 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2. 开拓了南方和西南疆域，使西南各少数民族和汉族更好地融合在一起。3. 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4. 建立太学，教授五经，从中选拔官吏。军事方面：秦始皇：1. 即位后，派蒙恬率兵出击匈奴，收复河南地，迫使其退往阴山以北2. 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结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3. 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汉武帝：1. 出兵抗击匈奴，使西汉王朝的政权更加巩固，国家更加统一，为西汉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秦史皇及汉武帝对于历史发展的主要过错有：秦始皇：1. 焚书坑儒使得许多重要文献失传，给我国古代文化造成莫大损失。2. 为了显示自己建立的大帝国的强迫人民出力替他建造一所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花费极为庞大，内部布局极为奢华。3. 征用了七十万犯罪的人，替自己建造一所规模十分宏大的俪山坟墓。4. 刑罚及其严酷残忍。其中死刑就有弃市、腰斩、车裂等等名目，罪名比较中的犯人，他们的亲属也要被一并处死。5. 赋税苛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十分残酷，把赋税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导致底层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汉武帝：1.“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不利于文化多样性的发展。2. 好大喜功，连年发动对匈奴的战争，虽然是匈奴再不能与西汉抗衡，保护了中原农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巨额沉重的军费，增加老百姓的负担。3. 及其奢侈，宫殿、苑囿建了很多，对外国的使者和来汉贸易的商人也摆大国的架子，任意赏赐。4. 年老之后，和秦始皇一样也想长生不老，相信鬼神，相信仙药。晚年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方士栾大之祸和江充的"巫蛊"之祸。秦始皇和汉武帝一直都是历史上颇受争议，却又常常被摆在一起比较的两个帝王，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一些微妙的相似之处。秦始皇开创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他焚书坑儒，开辟疆土，横扫六合，可谓雄才大略；他又穷及奢华，为自己建造阿房宫，骊山墓，实施苛政，使百姓民不聊生。汉武帝刘彻文韬武略，欲有一翻作为，他尊崇儒术，国势强盛，消弱封国加强中央集权，任用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大败匈奴，结束了汉前期忍让的和亲政策，巩固了边疆，稳定了朝野；但他广敛钱财，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唐朝诗人李祈在其作品《古从军行》中也有过“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萄入汉家”之词对汉武帝讽刺，汉武帝本人晚年也有自悔之意。两位皇帝在文治武功上都很有建树，在横征暴敛上也是可以比肩，在迷信方士上亦是不相上下，而残暴的秉性更是如出一辙。但在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不能以片面的成败来凭断而需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待：毛泽东曾评价过汉武帝“雄才大略”；孙中山曾将秦皇汉武、拿破伦、元世祖相提并论，称之为“有志之士”；宋朝学者朱熹说过“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汉武帝堪称中国的凯撒、亚历山大或屋大维。史学大家吕思勉在他的《吕著中国通史》中写道：“秦朝的统一，决不全是兵力的关系”其推行的法律规定确有后人值得借鉴的价值。综上所述，从凭断一个人的总体素质上，秦皇汉武在性格上确有人性中残暴等缺点，甚至也犯下过不可弥补的重大错误；但从凭断一个帝王的角度上看，秦皇汉武不失确为成功的帝王，他们伟大的功绩，帝王的风采，将永远被世人铭记
永州文化研究论文
永州古称零陵，因舜帝南巡崩于宁远九疑山，娥皇、女英千里寻夫伤心落泪的故事而得名（零陵的“零”字，是“涕零”即落泪、掉眼泪的意思）。《史记·五帝本记》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自公元前124年始置泉陵侯国以来，永州已有2100多年的建制史。
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南境，秦时属长沙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始置零陵郡。隋初设置永州总管府，永州、零陵从此一地二名。又因潇水与湘江在城区汇合，永州自古雅称潇湘。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按“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废除州、郡、县制，实行州、县制。因零陵郡西南有“永山永水”，将零陵郡改置永州总管府。
这里所说的郡西南的“永山永水”，指现在的双牌县永江乡一带的山水。自永江乡流入潇水的河流称为永江，也叫“永水”。这一带的山，也就是所谓的“永山”了。从置永州总管府到现在，永州这一地名和行政区划名称，已经存在1400多年了。
永州是一本书，其历史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据权威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永州是世界稻作农业之源、中国陶瓷工业之源、中华文明道德之源。
舜的开明治国、任人唯贤，柳宗元深刻的惜民爱民思想，周敦颐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风亮节，“女书”的神秘莫测和瑶文化的千姿百态，以及道县玉蟾岩文物的出土，永州远古文化的出现，无一不丰富中华文化的宝库。
永州山水，融“奇、绝、险、秀”与美丽传说于一体，汇自然情趣与历史文化于一身。 九嶷山舜帝陵、柳子庙、阳明山、舜皇山、浯溪碑林、江华瑶城、湘源温泉等已成为新的旅游热点。
2010年8月，当地政府在南岭附近发现了一个规模比兵马俑还要大，时间跨度还要长的石像群“鬼崽岭”，粗略点算下约有过万尊石像。
扩展资料：
永州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为湖湘文化重要发源地。永州是舜帝藏精之处，舜帝的遗迹及传说遍布全境，舜文化影响深远。
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他的“天人合一”思想、“吏为民役”观点以及《封建论》中的治国理念，既与孔孟儒学一脉相承，而又有所创新、发展。宋代周敦颐从道学里面，汲取营养，重新激活儒学，从而产生了理学，影响中国七百余年。
碑刻文化是永州文化的一大特色。自东汉蔡邕在永州留下“水天一色”等题刻之后，元结开创了浯溪碑林、朝阳岩石刻、阳华岩石刻。由元结撰文、颜真卿楷书的《大唐中兴颂》刻碑浯溪摩崖，被后人称为“三绝碑”。
草圣怀素的《千字文》碑，龙飞凤舞，至今矗立在古城东山。瑶族是永州一个古老的世居民族，其生活习俗丰富多彩。江永女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符号体系。
永州文化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的特点，南北文化相交融，楚越风俗浓郁。古城东山就是一座文化之山。怀素出家的绿天庵，柳宗元眷念的法华寺，金碧辉煌的文庙，雄伟壮观的武庙，都坐落于此。
作为楚之故地，永州多材，地灵人杰。湖湘文化的源头活水哺育了三国名将黄盖，狂草大师怀素，唐代江南第一状元李_，理学鼻祖周敦颐，书法大家何绍基等。
古代先贤不胜枚举，更有现代杰出人物光耀神州：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达，民国风云人物唐生智，北伐名将蒋先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华，党和国家卓越领导人陶铸等等。
永州素有重教传统，“自汉郡县立学”。唐代永州官学是刺史韦宙创建，原址在古城河西，宋代迁至东山之麓。道州学宫始设于城东，刺史薛伯高迁建于城西，柳宗元作记。
自宋到清，境内共建书院四十六所，较著名的有永州苹洲书院、宁远泠南书院和崇正书院、道县舂陵书院、祁阳文昌书院等。
由于官学、书院的兴办，加之柳宗元、范祖禹、范纯仁、胡安国、蔡元定等一批名家硕儒，在此聚徒讲学，积极传播思想文化，使本地大批人才得以脱颖而出。据《湖南通志·选举志》载，从唐初至清光绪九年，湖南共考取进士（包括特科）2305人，其中永州487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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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学科专业齐全，办学规模日益扩大。现有14个教学系，2个教学部，13个研究所，全日制本科专业32个，涵盖理、工、文、经、管、法、教七大门类。现有专任教师715人，其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教师250余人，占专任教师比达到35%；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教师527余人，占专任教师比达到74%。有省级青年骨干教师40余人，新世纪121人才、省级学科带头人、湖南省教学名师10余人。现有全日制在校学生12000余人。 学校积极推进应用科学、教育科学和地方文化研究，教职工科研成果显著。近几年来，学校共获得省级以上立项课题430余项，全校教师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5000余篇，其中被三大检索转载18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近200部，获得省级以上科研奖励150余项。学校被确定为湖南省舜文化研究基地、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基地。《湖南科技学院学报》被评为“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 学校大力加强科技队伍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推进学研产结合，科技成果转化迈上新台阶。学校油茶开发项目获国家发改委立项资助，红薯乙醇燃料生产研发和油茶高产应用集成示范项目获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和省科技厅重大专项立项，“生物质能源”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油茶籽油深加工及油茶林低改”产学研示范基地均被评为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为人民服务 （一九四四年九月八日） 毛泽东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⑴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⑵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⑶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看到希望，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永州，古称零陵，风景优美，素以“锦绣潇湘”驰名中外，是湖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它历史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山脉起伏，气候宜人，常留有文人墨客的足迹，为永州地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在大力发展旅游业之时，如何挖掘旅游文化的潜在价值，将其转化为旅游产品，进而提升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是开发永州市旅游文化的关键所在。永州市文化遗产能从一些方面反映当时永州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当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精神的力量。重视它，就是要重视意识的作用，意识可以能动地作用于物质，即可以帮助我们能动的改造永州社会，创造更大的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永州市的发展无碍于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累，所以开发和保护永州市文化遗产能帮助我们发展永州。了解永州的历史文化可以增强我们市民的自豪感，大力提高永州的文化文明，同时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也是有极大意义的。（一）永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状况分析和调查A旅游文化资源丰富（1）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众多。永州历史名人众多，如舜帝、柳宗元、怀素、周敦颐、黄庭坚等；地方文化丰富，如舜文化、柳文化、碑文化、女书文化、草书文化等。此外，永州有历代形成的古陵、庙、塔、阁、桥两千多处，已被国家、省县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238处。（2）风景优美，自然景观独特。永州是以山多水秀闻名的。潇水南北纵切，湘江西东纵横；九嶷山、阳明山、舜皇山、金洞林场4大国家森林公园分布境内，全境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水相间，风景独特。下面本组成员亲自调查了永州市的旅游资源现状，如下图阳明山土质肥沃，资源丰富，列为省自然保护区。山中盛产竹木，有竹乡林海之称。国内名贵稀有的华东黄杉，这里有成片的次生林；频临绝种的白鹇，亦时在山里行走翻飞。其他稀有药材，珍禽走兽，种类繁多，难以胜记。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动植物宝库。绕而巍峨的阳明山，是令人流连忘返的胜地。登上高桥峰，俯瞰四围，永州古城，蜿蜒潇湘，尽收眼底。阳和山一云封,静若太古的幽境;舜皇山国家级森林公园分为三大景区：桫椤江、紫花坪和舜皇峰，100多个风景点。 地貌景观多样，森林景观独特，有原始次森林3万亩，是我省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3）少数民族众多，民俗风情古朴。永州境内居民共有29个民族成分，以汉族、瑶族、壮族为主，这使得永州民俗文化源远流长，地方气息浓郁，对外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永州市少数民族文化分析如下：女书文化村位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镇境内，上江圩地处江永县北大门，距县城13公里。女书，这种被专家称为“南楚奇字”的女性文字，自20世纪80年代公之于世以来，已逐步被人认识到这是目前人类所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据称它对于文字学、语言学、妇女学乃至历史、考古、人类及民族等学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研究价值。特色：是目前人类所发现的唯一一种女性文字的所在地。据称它对于文字学、语言学、妇女学乃至历史、考古及民族等学科，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研究价值。游玩线路：有普美村、荆田村和桐口村三处参观景点浯溪碑林独特的艺术特色以及各碑所处历史时期的艺术价值、文学价值和审美价值．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浯溪碑林各个时代的书法碑刻作品，以及历代书学家、书法家对浯溪碑林的评价、赞誉，印证了浯溪碑刻在书法艺术史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B旅游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日趋完善1．旅游基础设施逐步改善。（1）永州市道路系统日趋完善，交通条件得到改善。境内有洛湛铁路、衡枣高速、永连公路三大交通动脉，区位优势逐步显现。（2）相关配套设施明显改善。永州市供水、电、气系统完备，环境卫生良好，为永 市旅游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2．旅游服务设施发展很快。全市现有各类旅行社19家，其中国际旅行社2家；拥有星级饭店20家，其中四星级1家，三星级3家；省旅游餐饮示范点1处。C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永州已经初步形成了芝山柳文化、九疑山舜文化、阳明山佛教文化、浯溪古书法碑林、江华江永瑶文化、道州濂溪故里、中心城区百里平湖和舜皇山生态旅游区等九大风景名胜旅游区，基本上形成了较完善的旅游经营管理网络。(二)关于永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状况调查的相关问题及措施第一， 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合理开发的前提，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宣传手段，提高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尊重热爱传统文化、积极参与保护抢救的良好氛围。第二， 对于可以符合“世遗”标准的文化遗产，应积极参与申请纳入，以世界性的眼光和规范为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提供行为准绳。第三， 合理规范地方政府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上的职责和行为。对于那些任意破坏或者过度开发的行为予以坚决禁止。针对辖域内重大文化遗产破坏事件，必须实行领导问责制。第四， 合理有效地利用市场手段对文化遗产进行适度开发，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宣传和增加收入，也是进一步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坚决杜绝用低俗化的市场手段经营传统文化。第五， 在扩大财政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并流进入，形成多元主体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格局；第六， 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破坏和过度开发文化遗产行为的惩罚力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第七， 积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工作的经验总结，对于国内外的积极经验应根据各地实际优化推广，对于挫折教训要认真做好总结工作。（三）关于永州市道县的文化遗产专题调查1、调查背景8月17日，湖南永州市举行的“湘赣粤桂考古高峰论坛”获悉，在位于永州市道县的南岭大山深处，发现了规模超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巨大古代石像群。这处石像群所在的鬼崽岭祭祀遗址，位于湖南省道县祥霖铺镇田广洞村南一公里处的鬼崽岭，属于南岭山脉。其中心位置距九疑山舜帝陵35公里。鬼崽岭得名于地上地下近万尊石像，当地人俗称这些石像为“鬼崽崽”。据湖南省文物部门调查，鬼崽岭石像还是迄今为止考古调查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人像石雕群体。该遗址中史前期石像制作年代在5000年前，秦汉魏晋时期石像制作年代距今2000年至5000年，特别是史前期石像占了地表全部石像的30%左右，数量庞大，其制作年代在国内堪称最早。2、鬼崽岭石像内容的具体介绍鬼崽岭石像是迄今为止在国内考古调查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人像石雕群体。唐忠勇说，鬼崽岭遗址为古代大型祭祀遗址，有文官像、武官像、孕妇像及各种普通士兵像，石像高度在30厘米至100厘米之间不等。鬼崽岭上的武士像虽矮小，但却威猛鬼崽岭上散落的千奇百怪的“鬼崽崽”。这尊“鬼崽崽”看上去比较肥头大耳记者电话采访了长期研究这一古代石像群的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唐忠勇。据他介绍，这一处石像群数量之大、工艺之独特、时代之久远、内涵之丰富，“其规模超过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又一大奇迹。经初步研究，这处石像群所在的鬼崽岭为古代祭祀遗址，位于南岭山脉深处。其中心位置距九嶷山舜帝陵35公里。鬼崽岭得名于地上地下近万尊石像，当地人俗称这些石像为“鬼崽崽”。鬼崽岭石像是迄今为止在国内考古调查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人像石雕群体。经中国石刻博物馆和湖南省考古研究专家调查统计，在万平方米的地表上散落着5000多尊雕刻粗犷传神的各种石像，地下2米左右亦埋藏数量巨大的石像，如此数量庞大的石雕人像比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陵兵马俑数量还要多。年代 最早制作年代在5000年前据湖南省文物部门调查，鬼崽岭石像还是迄今为止考古调查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人像石雕群体。该遗址中史前期石像制作年代在5000年前，秦汉魏晋时期石像制作年代距今2000年至5000年，特别是史前期石像占了地表全部石像的30%左右，数量庞大，其制作年代在国内堪称最早。另外，石像制作在唐宋元时期亦有延续。唐忠勇说，鬼崽岭遗址为古代大型祭祀遗址，有文官像、武官像、孕妇像及各种普通士兵像，石像高度在30厘米至100厘米之间不等。推断 具有原始祭祀或纪念性质考古专家就现有资料及实地调查推断，鬼崽岭及石像最初只是一座大型的祭祀“坛场”（祭坛），该地是史前人堆积或选择的祭坛，“石像”布满坛场，具有原始祭祀或纪念性质，历经数千年历史。鬼崽岭石像仍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所不能破解的“谜”之一。唐忠勇认为，研究鬼崽岭石像的意义十分深刻，随着“谜团”的破解必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实物证据，对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也有一定的“修正”作用。价值分析A、鬼崽岭石像是迄今为止在国内考古调查发现的数量最大的人像石雕群体。经中国石刻博物馆和湖南省考古研究专家调查统计，地表散落石像在5000尊以上，地下2米以左右亦埋藏数量巨大的石像，如此数量庞大的石雕人像比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数量还要多，堪称世界又一大奇迹。B、鬼崽岭石像是迄今为止考古调查发现的时代最久远的人像石雕群体。该遗址中史前期石像制作年代在5000年前，秦汉魏晋时期石像制作年代距今2000年至5000年，特别是史前期石像占了地表全部石像的30％左右，数量庞大，其制作年代在国内堪称最早。C、鬼崽岭石像制作工艺及造型独特，是迄今为止国内仅见。石像因材施艺制作粗犷并不讲究细部处理，粗犷的线条常与自然扭曲团块结合，其整体感和节奏感非常强烈，能给人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撼。石像虽种类繁多，但大部分石像为座像“曲腿”呈“交趾”状，造形夸张，寓意奇特，。“孕妇”石像体现了古人的生殖崇拜观念，“骑象”将军像又与远古关于南方楚粤战争传说相符。文官像、武官像、将军像及普通士兵像等共同构成了神秘世界中的现实生活场景。D、鬼崽岭遗址是长期形成的大型祭祀场所。鬼崽岭文化是汉瑶祖先共同创立的，反映了南楚文化的许多特征，对研究南楚文化、研究莫南瑶族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遗址周边大量庙宇，古民居中大量“舜德”文化遗存及陈氏家谱对田广洞五姓村民为舜后代的明确记载，这些都反映了鬼崽岭祭祀与舜有关，为研究舜德文化和当地祭舜历史和方式提供了实物证据。结语：鬼崽岭石像的存在和发现仍为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所不能破解的“谜”之一。其产生原因大致与宗庙祭祀有关，亦可能有原始宗教、民族及民俗的成分，但由于历史太久远，年代跨度大，各时期石像存因不能“一概而论”。就现在的资料及调查推断，鬼崽岭及石像最初是一座大型的祭祀“坛场”（祭坛），“鬼崽岭”是史前人类堆积或选择的祭坛。石像布满坛场，具有原始祭祀或纪念性质，历经数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历史，后人不无“肓目”地“续雕”，形成了石像多期雕琢现象。对鬼崽岭石像的研究意义深刻，随着该“迷”的破解必将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增加了实物证据，对于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有一定的“修正”作用，而且它必将写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四)关于加强永州市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具体措施一、管理机构沿革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鬼崽岭石像保护工作。成立专业委员会，负责文物、山林保护；成立文物保护区管理局，为加快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文物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二、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依法保护世界遗产为了加强鬼崽岭石像管理的法制化，按照《中国文化遗产法则》和《世界遗产公约》和文物保护法的要求，编制了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鬼崽岭研究院2010—2020年战略发展规划纲要》，对鬼崽岭石像的保护、研究、信息、安全、管理、利用及保障等诸多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划，使龙门石窟的文物保护、研究、展示及管理工作、社会教育工作有章可循，稳步推进，全面发展。三、加强基础性保护研究投入，提高文物保护科技水平在新的历史阶段，更加系统化、科学化地开展鬼崽岭石像的保护工作，是摆在鬼崽岭石像保护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1、加强日常维护，做好基础工作2、健全监测体系、加强石窟监测，为石窟保护提供科学依据3、积极开展合作研究，提高石窟保护科技含量4、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提升石窟保护水平开展国际合作，是学习国外先进的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的重要途径。四、加强石窟基础研究工作 提高专题研究水平1、编写鬼崽岭石像报告，推动研究工作上台阶2、整理龙门石窟基础资料，促进研究工作深入开展此外，还完成了鬼崽岭石像研究成果汇编整理、鬼崽岭石像历代文献记录及方志记录的收集工作及历史测图和照相资料的整理等基础工作。3、开展鬼崽岭石像遗址发掘，筹建擂鼓台遗址博物馆4、整理奉先寺遗址发掘资料，开展遗址区域考古钻探工作5、出版学术研究刊物，展示鬼崽岭石像文化内涵五、实施三维数字技术工程 建立行业技术标准三维数字技术是一项全新的、先进的信息科学技术，以三维数据储存和保存鬼崽岭石像信息，在档案建设、考古测绘、文物保护、宣传展示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更好地解决文物保护与展示的矛盾，促进文化、旅游、教育与娱乐产业的发展。六、成立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鬼崽岭石像专业委员会七、遵循规划、整治环境，打造青山绿水龙门石窟，实现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和谐统一通过这一系列的整治和改造，使鬼崽岭石像的环境面貌和质量发生了巨大改变，山清水秀，人文与自然和谐统一。同时，环境整治对于改善区域小环境、延缓鬼崽岭石像风化，有效地保护石窟有重要的意义。八、加强交流 扩大影响1、召开龙门石窟国际学术研讨会2、积极作好流失海外文物回归工作3、积极举办国内外展览九、加强人才培养 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鬼崽岭石像保护、研究事业可持续发展，关键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研究院成立以来，先后引进鬼崽岭石像文物保护、研究和信息资料等方面的专业人员，学历均为本科以上，涵盖了文物保护、地质、考古、历史、美术和计算机等专业。六、附属材料附属材料目录：（如摄影照片、实物原件等，粘贴时注意整洁）序号材料名称数量类型1道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训班1照片2江永文化遗产审评会1照片3我们的纪念册----实地拍摄4照片材料粘贴处：图片一图片二图片三七、项目组调查报告评语（教师从选题论证、项目实施过程、项目成果等方面给予评价和意见）
开皇三年隋文帝研究论文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在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修订开皇律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熲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 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 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 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跋、宇文、高 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 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 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隋文帝修订 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确立三省六部制隋文帝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 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 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 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 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 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 制，一直沿袭到清朝。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于郡县设置过繁，形成了“民少官多， 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 设县令。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 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 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 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 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 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领均田令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 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万人 共计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 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改革货币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隋五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 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除此之外，隋文帝还曾 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设置粮仓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 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 的粮食布帛还没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 谷子50万斤。倡导节俭隋文帝节俭爱民。杨坚小时候生长于寺庙之中，素衣素食，生活节俭，这使他养成了崇尚节俭的性格。他虽贵为天子，但却食 不重肉，不用金玉饰品，宫中的妃妾不作美饰，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节俭的皇帝。他深知节俭的重要性，教育太子要节俭，说国家没有因为奢侈腐化而能长治久安的。 他还提倡官员节俭。因为节俭，剥削较少，民众能够安居乐业，户口和财产剧增，又加上其他一些促进生产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百业兴旺，经济繁荣景象由此 而生。他的车马用具不做新的，只是修补一下而已。他留意民间疾苦，有一年，关中闹饥荒，他看到百姓吃糠拌豆粉，就让大臣们看，责备自己没有治理好国家。隋文帝的泰陵始建于隋仁寿四年，实际上是杨坚与独孤皇后的合葬墓。现代部分专家学者经过遍阅籍典以及遍访泰陵周围民间乡里，发现典籍没有记载有关泰陵随葬的例证，而当地百姓皆传说泰陵无宝可盗，言说历代军阀、土匪，均至此徘徊，未有收获。隋文帝厉行节俭政治，使民众在较轻的剥削下得以发展生产，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删去若干秦、汉、南北朝相沿的酷 刑。他利用突厥内部存在的弱点，以谋略为主，军事为辅，避免发生大战争，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国家的安定。西晋末年开始的国内分裂，经隋文帝积极经营，造成了 较为稳定的统一局面，盛大的唐代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鼓吹节俭，节省 *** 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
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G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隋初经历南北朝战乱，民生疲弊，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隋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隋初中央 *** 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 *** 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此外，杨坚安定政治，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 *** 如郑译、刘P、高G等名臣有助推动国策。杨坚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响民生，故命苏威等人编纂《开皇律》，修订刑律，订立国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以示隋朝对民之宽大。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初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杨坚开了中国科举制度之先河，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在位期间，史称「开皇之治」。
文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如改革中央官制，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 废除豪强士族垄断的选拔用人制度，规定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员不得自用僚佐。
《开皇律》共十二篇，其名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开皇律》定罪只五百条;此外死刑只分绞、斩二种，流放服刑不超过五年;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共五等，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诉至朝廷。
可见《开皇律》对百姓的压迫，比前代有所减轻，其亦多为后世立法所沿用。
南北朝时，各国度量衡的标准不一，如北朝魏、齐一斗等于古二斗（古斗指王莽时所定的标准），一斤等于古二斤; 北周则一斗比古斗仅大百分之六，一斤比古斤仅多二两;
南齐则一斗等于古一斗五升，一斤等于古一斤八两。长度方面，北朝一尺比古尺增二至三寸，南朝则增不到一寸。全国度量衡的不一致，给工商业发展带来很大不便。
隋一尺等于古尺一尺二寸八分，等于南朝的一尺二寸;
隋一斗等于古斗三斗;
隋一斤等于古三斤，并下令在全国推行。度量衡的统一对全国经济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开皇三年（583年），文帝下令铸造五铢钱，规定每千文重四斤二银两，作为全国通用货币，其它钱币则禁止流通。
隋代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服役年岁为二十一至五十九岁。
府兵本身是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则须自备。
凡出兵征防须由朝廷命将统率，调遣时必须持兵部所下之鱼符，经州刺史和折冲府将领勘合后，才得发兵。
战争结束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这样，将帅就不能拥兵自重。 革府兵制。
隋开皇二年（582年），重颁均田令，自诸王以下至正七品的都督，受永业田从一百顷递减至四十顷，至于普通百姓，丁男一人受永业田二十亩、露田八十亩，奴婢亦同。 另外又规定受田并承担赋役者，从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劳役从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力役时间则从每年一个月减至二十天，而未被役的丁男可纳绢代替，称为「庸」。
户调绢从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年满五十者，还可减免。这样隋初的赋役便比前代大为减轻。
一）确立三省六部制：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二）简化地方官制：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三）修订「开皇律」：修订「开皇律」。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四）领均田令：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五）设置粮仓：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死亡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杨坚对反叛旧臣、豪犟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著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隋文帝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 “车书混一，甲兵方息。”度量衡在隋文帝时重新统一。“隋氏混一南北，凡齐、周之故老，梁、陈之旧臣，咸荟粹一朝，成文章之总汇。”北周的法律既残酷又混乱，“内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亲手删定《刑书要制》，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开皇元年隋文帝下令命高□等人参考魏晋旧律，制订《开皇律》。开皇三年, 隋文帝又命苏威、牛弘修改新律，删除苛酷条文。《开皇律》将原来的宫刑（破坏生殖器）、车裂（五马分尸）、枭首（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规定一概不用灭族刑。减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保留了律令五百条。刑罚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读通鉴论》这样赞评道：“古肉刑之不复用，汉文之仁也。然汉之刑，多为之制，故五胡以来，兽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惨。至于拓拔、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绞、斩、枭、磔，又有门房之诛焉，皆汉法之不定启之也。政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绞、曰斩，改鞭为杖，改杖为笞，非谋反大逆无族刑，垂至于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复奏制度是从开皇十五年形成定制的，隋文帝规定凡判处死刑的案件，须经“三奏”才能处决死刑。《隋书刑法志》：“（开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决。”隋文帝还下诏：“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杨坚修订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继承了。杨坚废除不合时宜的北周六官（天、地、春、秋、冬、夏）制，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很原始、极混乱。六官制，称谓复杂，职掌不明，办事效率低下。杨坚恢复了汉魏时期的体制，基本上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度。杨坚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三师、三公只是一种荣誉虚衔。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秘书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内史省、门下省、尚书省都是最高政务机构。内史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尚书省下设吏、民、礼、兵、刑、工六部。每部设尚书，总管本部政务。具体办事机构就是这是六部：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六部的长官为尚书。六部的设置成为后代封建国家中央政权的固定制度。三省六部制分工明确，组织严密，加强中央集权。对唐及以后历代王朝影响都十分巨大。隋文帝建立的这一整套规模庞大、组织完备的官僚机构，表明封建制度已发展到成熟阶段。自隋定制，一直沿袭到清朝。公元590年隋文帝杨坚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兵农合一始此。杨坚对于地方机构也进行了改革。他采纳度支尚书杨尚希提出的“存要去闲、并大去小”的建议，将原来比较混乱的地方官制从州、郡、县精简为州、县两级，撤消境内500多郡。同时，裁汰了大量的冗官，将一些郡县合并。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官吏的任用权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录用僚佐。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杨坚简化了地方行政机构，废九品宫人法，初创科举制。隋文帝命令各州每年推选三个文章华美、有才能的人，到中央受官。后来，隋文帝又下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部管刺史，要由有德有才的举人担当。这种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使各个阶层有才华的人都有机会为政府效力。杨坚开创建立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留存长达1300多年，直到清朝末期才废除，但当时的美英等国称奇并借鉴了这种选拔制度作为政府文员的聘用方法。隋文帝杨坚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开皇三年，清理出阴漏丁男万人共计 万口。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这些举措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将从豪强手里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增加了国家的劳动力，调动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国家掌管的纳税人丁数量大增。隋文帝还曾颁布“人年五十，免役收庸”、“战亡之家，给复一年”等仁政措施。隋文帝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廓庑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赋，以赐黎元。隋文帝初登基时全国人口400万户，隋炀帝登基时已达890万户，以一户六口计，全国人口不下5000万，这个数字大约直到唐玄宗时才达到。直到唐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计户口380万户。唐玄宗时，全国760万户，4100万人。隋开皇九年已垦田地1944万顷，大业中期已垦田地5585万顷。唐天宝十四年已垦田地1430万顷。隋炀帝登基就有890万户，而唐太宗直到驾崩才有380万户，国力之差距可以想见。在隋朝政府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著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贞观11年，监察御史马周对唐太宗李世民说：“隋家储洛口，而李密因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隋朝已灭亡了20年，隋文帝已经死了33年，可那时的粮食布帛还未用完。1969年在洛阳发现了一座隋朝粮仓——含嘉仓遗址。面积达45万多平方米，内探出259个粮窖。其中还有一个粮窖还留有已经炭化的谷子50万斤。由此可见的隋朝的富裕与强盛。在隋朝雄厚而强大的经济实力的前提下，隋文帝下令修建的大兴城，大兴城的修建不仅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规划高超水平的标志，也是当时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综合体现。大兴城乃当时的“世界第一城”，它的设计和布局思想，对后世都市建设及日本、朝鲜都市建设都有深刻的影响……隋文帝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这是修建大运河的开始……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鸿恩大德，前古未比。”“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这就是隋书里的“开皇之治”。李世民永远也达不到的高度。唐初统治者完全是仰视羡慕隋文帝所开创的大隋王朝的。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存在的时间有539年，建立正式行政区域实施有效管辖的范围超过了以往。唐朝到630年也未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拖延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为盛唐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道：“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唐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唐朝是隋朝的延续，因为唐朝的国家体制政治经济制度都是照搬隋朝。短暂的隋王朝，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财富、对后世中国造成深远的影响却很多。如大运河、科举制度、义仓的创立……
外国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他就是隋文帝杨坚，对他评价这么高，完全是因为其发明了科举，这个科举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影响相当大，科举一方面有利于选拔人才，但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开始读死书，尤其是自北宋开始，科举，读书和做官，三位一体。这就有负作用，中国知识分子和欧洲人有了差别，欧洲人的官位基本是世袭的，不是考试得来的，因此，欧洲知识分子有闲功夫就搞搞科学实验玩玩，中国的精英却完全在争过独木桥，试图通过读儒教的四书五经，科举，做官，成为人上人。 有幸运的，也有一直考不上的，而这些考不上的，有的就走邪路，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权，把基督教的皮毛与中国的封建迷信相结合，走出了有中西方双重特色的农民革命之路，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之一，因为他开创的太平天国持续13年，造成上亿人死亡，而热兵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也没太平天国多。 扯远了，回到主题，隋文帝杨坚被国外重视，只是因为发明了科举，和其他没关系，和他的统一中国没关系，中国历史上统一中国的多了，也其文治也没关系，他儿子时代的人口总数比李世民时代多很多，杨广时代收集的书籍比他爹也多。 最后，作者非常搞笑，也是我为什么写这个帖子的原因，作者说隋文帝杨坚恢复了汉文化，这是儒教弟子经常犯的无耻病，隋文帝杨坚明明是鲜卑人么，他的朝代主要官员是鲜卑人，他的老婆是鲜卑人。连唐朝都是鲜卑人，这个作者竟然意淫出隋文帝杨坚恢复什么汉文化。合适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鲜卑人和其他民族朝代一样，也有重视文化的皇帝，而这个文化是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共同拥有的，不是单独属于儒教，更不是单独属于“汉族”，何况，民族是清朝末年才从西方引进的玩意。希望儒教弟子少点意淫。 --------------------------------------- 隋文帝：西方人眼中最伟大的中国皇帝 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强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精锐，威动殊俗的强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杨坚 一、生平： 杨坚，弘农华阴（今陜西华阴）人。隋朝开国皇帝。 杨坚父亲杨忠是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封为隋国公。杨忠死后，杨坚袭父爵，女儿为周宣帝的皇后。由此可见，杨坚不仅是关陇集团上层犟有力的军事统帅，还是皇亲国戚，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周宣帝死后，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即位，杨坚便以「入宫辅政」为由，总揽军政大权，号称「假黄钺左大丞相」，都督内外军事。公元五年二月，杨坚逼宇文阐让出帝位，登基称帝，建立了隋朝。隋文帝精心治理，隋朝迅速犟大繁荣起来。他不仅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还使隋朝成为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文化发展，甲兵犟锐，威动殊俗的犟盛国家。后人一般将隋文帝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二、内政： 隋朝建立初期，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隋文帝一登上金銮宝座，就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对政治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 （一）确立三省六部制： 中央设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以尚书令、纳言、内史令为长官，行使宰相职能，辅助皇帝处理全国事务。内史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内史省负责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内史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尚书省是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其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6部。每部设尚书为长官。尚书令下有尚书左、右仆射各一，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判度支、都官、工部三部事。尚书令与左、右仆射及六部尚书合称「八座」。开皇三年（583），改度支为民部；都官为刑部。除三省外，又设秘书和内侍二省，负责图书修撰及宫内供奉等事。另设御、都水二台，负责监察和水利。记这样不仅加犟了中央集权，而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二）简化地方官制： 隋初，杨坚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机构后，又对地方机构进行了改革。南北朝以来，由於郡县设置过漤，形成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隋初沿北齐、北周制设州、郡、县三级地方机构，开皇三年，杨坚从河南道行台兵尚书杨尚希的建议，废郡，改为州、县二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 （三）修订「开皇律」： 修订「开皇律」。对前代八十一条死罪、一五零条流罪、千馀条徒、杖等酷刑以及灭族等都一概废止。同时，又减轻了许多法律的内容，如「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对犯人处置采取审慎态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发生。文帝对法律的改革，使法律减轻了残酷和野蛮性，在中国法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了使隋朝早日繁荣富庶，隋文帝大力发展社会经济。 （四）领均田令： 隋初，在北齐、北周均田制的基础上，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受露田（种植五榖）80亩，永业田20亩，妇女受露田40亩。奴婢5口给1亩。永业田不归还，露田在受田者死后归还。对一般农民，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桑的政策，对於豪犟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则给予打击，以保证农民的正常生产。从而提高了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均田制实行后，国家可以控制更多的劳动力，增加赋税收入。 （五）设置粮仓： 文帝时所设的仓，可分两种，即官仓和义仓。官仓的粮储，用以供养军公人员。设置官仓的目的，即是在增加关东漕运的效率；也就是把原来关东各州对京师个别直接的输粮办法，改为集中和分段运输的办法。并在黄河沿岸设置米仓，先把关东各州的食粮集中在这些仓里，然后利用黄河及广通渠运到京师。因此时间及人力物力，都节省不少。据唐人的估计，文帝末年诸仓所存的食粮，已可供政府五六十年之用。义仓又称社仓，设置於乡间，其储粮由人民捐纳，以备饥荒时赈济灾民。百姓军人，捐出的粮食，存入当地的社仓里由「社司」专管赈目和储存等事宜。如遇某地收成不好发生饥馑之时，便以某地社仓中的储粮赈济饥民。并规定民户捐粮於社仓的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义仓之设，对人民的生活来说，自是一项有力的保障。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 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 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汉朝灭亡后中国经历了漫长而混乱的四分五裂的时期。汉民族陷入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撕杀战乱之中。像仿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的黑暗时代。东晋时实际中国经过漫长的战乱的汉族已经消沉、疲惫、颓废、迷惘。中国已经接近siwang了，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已不是汉人。而是被汉人称之为蛮夷的民族。因为汉人已没有力气在做战了，强壮的青年大概大多战死，剩下的多是老弱病残妇。没有能力阻止异族的入侵。眼看着中原沃土被外人占据。据《晋书》记载塞外内附有三十万人，入塞匈奴有数十万人，羯族和其它进入中原大地的十九种种族有一百多万人。羯族、鲜卑族是白肤色人种。而这些只是有记载的。南北朝时期，更是各种蛮族大批的进入中原，人数已经多于中原人。就是说入侵者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把中原瓜分了。打个比方这要比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大大小小的殖民地严重得多。因为入侵的异族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公元306年，巴氐族人李雄称帝，定都四川成都，建国号大成，史称成汉。 公元315年，拓跋族人猗卢称王，建国号代，占有蒙古地区。 公元319年，汉臣刘曜称帝，定都陕西西安，改汉为赵，史称前赵。 前赵臣羯族人石勒称王。 公元337年，东晋臣鲜卑人慕容晃建燕，史称前燕。 公元351年，后赵臣氐族人符健称王，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公元384年，前秦臣鲜卑人慕容泓称王，建国号燕，史称西燕，占有陕西地区。前秦臣鲜卑人慕容垂称王，建国号燕，史称后燕，占有河北地区。 公元386年，前秦臣羌族人姚苌称帝，定都陕西西安，建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前秦臣拓跋圭称王，建国号魏，史称北魏。 公元407年，匈奴人赫连勃勃称大单于，建国号大夏…… 五胡、十六国乱我中国。这时的中原人已不是汉时的中原人，汉朝的原有人口早已不足的一半。 中国开始蛮夷化，比起汉朝完全是一种经济文化的倒退。多年的战乱使中国的文化、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多少百年的文明古城成为灰烬。多少文化宗卷遭焚毁。战国、秦汉时期的艺术基本是看不到了。外来的宗教文化逐渐统治中国，中原大地上到处兴建大大小小的庙宇，供奉着外来的神。外来的佛教已远远的压过汉人推崇的儒教。异族的音乐、舞蹈、佛教的雕塑、绘画完全统治了中国。 这时在中国黑暗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个闪光的名字，一个伟大的皇帝隋文帝杨坚（541—604）。公元581年（大定元年）废胡人建立的周建立隋朝。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同年琉球群岛归降隋朝。他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征服各族蛮夷使中国又回到了和平年代。隋朝的李德林《天命论》中说隋文帝，“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钏鼓，手内有王文，乃受九锡。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 初唐的李延寿在《北史》中赞美隋文帝， “皇考美须髯，身长七尺八寸，状貌瑰伟，武艺绝伦；识量深重，有将率之略。” 隋炀帝杨广曾这样歌颂过父亲：“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曾孙子越王杨侗这样赞美他，“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 宋朝的陈普在《历代传授歌》中歌颂道：“北齐后周犹一隅，隋文混一朔南暨。”大儒王夫之赞评道：“隋文之待威也，固以古大臣之任望之；威之所以自见者，亦以平四海、正风俗为己功。”隋文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黄袍加身的皇帝，《读通鉴论》：“开皇元年，隋主服黄，定黄为上服之尊，建为永制。”自隋文帝开始穿黄袍以后，从此中国后代皇帝都穿黄色的衣服了。 北齐和北周时期上层贵族都极端排斥汉人，热衷于鲜卑化与西胡化。杨坚先辈武川镇司马杨元寿因辅助鲜卑有功被赐胡姓普六茹，杨坚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自己的汉姓，停止了公元500年以来历时80年的军界鲜卑化和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趋势，力行的汉化。 杨坚对反叛旧臣、豪犟大吏（鲜卑贵族），诛夷罪退，毫不手软。他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 隋文帝对平民百姓实行宽仁的政策。杨坚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杨坚内修制度，外抚四夷，崇尚节俭，勤理政务。“求劳日昃，经营四方”，“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乘兹机运，逐迁周鼎”，“职方所载，并入疆理，禹贡所图，咸受正朔。”公元587年（开皇七年）隋灭后梁, 公元589年（开皇九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文帝结束了中国上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 隋文帝采用长孙晟的“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主要运用和亲拉拢分化突厥，使突厥耗于内战，从而各个击破。公元599年（开皇十八年）突厥内讧，突利可汗奔隋，以突利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居之。公元602年（仁寿二年）隋军大破突厥，夺回了河套地区，把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杨坚开创的“甲兵强盛”、“风行万里”的大隋王朝，致使“金陵失险” 、“单于款塞”。隋的统一标志着胡汉文化嫁接的完成。 杨坚拯救了汉文化，因为春秋、汉代的文化典籍因几百年来的混战，因战火焚毁、遗失大半，公元583年隋文帝下诏求书，献书一卷赏绢一匹。“民间异书，往往间出”，“一、二年间，篇籍稍备”。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又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多少优秀的学者、多少伟大的着作、多少中国的文明、辉煌都消失在历史的尘霭里，但只要是诸子百家的书还在，只要是儒家经典还能留存，中华文明就不会死。 隋文帝杨坚登基后下过这样一道诏书：“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唯争是闻。 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法，风浇俗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 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祗朕意，劝学行礼。”《隋书》这样说道：“自是天下州县皆置博士习礼焉。”由此可见他对汉文明的复兴起到的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