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涛博士论文题目

论文造假的人是出于一种虚荣心理，他们想让自己的论文更有水平一些，而且他们也想不劳而获，所以去抄袭别人的论文，出现了论文造假的行为。

对于学术界来说，博士和硕士发表论文是一件很严格的事情，所有的东西必须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千万不能有借鉴的行为，更不能造假，但是南开大学校长被前斯坦福大学助理研究员质疑说他论文上的图是通过ps来得到实验数据的，根本就不是自己做的实验得到的实验数据，这个指责一出，学术界一片哗然，毕竟论文造假本来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更何况造假的主人是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而且这个而且这个学者现在还担任着顶级大学的校长，引领着很多学子的前进方向。

经过调查发现只是整个实验过程是不存在造假的行为，但是存多处存在图片误用的现象，可以发现整个过程有些不严谨，对于这种图片误用的现象，我觉得要惩罚，但是没有必要严惩，毕竟这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叶瑾言不严谨的问题，进行一些惩罚起到警告作用，我觉得就足够了，更何况这样的一位学者可以说是国宝级的人物，惩罚太重，可能会有些伤人心，但是这个惩罚也不能太轻，太轻的话是没有办法让人记住这件事情的，很有可能下次还会再犯。

南开大学校长名为曹雪涛，他在26岁的时候就被授予了博士学位，28岁的时候更是被破格提升为教授，这样的履历足以让很多人惊叹，因为一般人大学毕业后也就22岁上完研究生之后也是25岁，而且这还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26岁能够获得博士的头衔，可以说是很了不起了，41岁的时候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院士，越是这个头衔是很难获得的，如果没有重大的贡献，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头衔的，所以南开大学校长的履历看起来是十分的辉煌，一时被指责学术造假，让人有些难以相信。

这些年总有教授会被曝出学术造造假的行为，又或者是冒领底下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论文，将他们的论文据为己有，这些人一旦被调查出来，无一例外都受到了严惩，但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人，因为事件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在吸引着他们，如果能够顺利发表论文，那么他们将会获得一些利益，而且在评职称或者是其他方面有着更加显著的优势，再加上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即使被占据也不好申冤，所以很多导师都会心安理得的占据研究生和博士生的论文。

曹雪涛现年35岁，26岁时因硕士论文优秀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27岁成为全校最年轻的学科带头人，28岁破格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是当时国内最年轻的医学教授，32岁被晋升为博士生导师，33岁担任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曹雪涛，男，36岁，中共党员，博士，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及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9月－1986年7月第二军医大学海医系就读1986年7月－1990年11月第二军医大学研究生大队攻读硕士、博士学位1990年12月－1992年11月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讲师1992年5月－1995年10月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1995年10月至今第二军医大学免疫学教研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业绩：曹雪涛1985年毕业于第二军医大学，留校任教，28岁被破格晋升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医学教授，32岁成为博士生导师。他发现了124条人类全长基因并在国际基因库登录。他主持国家和军队重大科研课题15项、发表论文160多篇。先后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首届青年教师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首届全军十大学习成才标兵，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年等荣誉。曹雪涛解读生命“密码”的知识英雄 26岁硕士毕业时被直接授予博士学位，27岁成为学科带头人，28岁成为全国当时最年轻的教授，32岁任博士生导师，35岁作为国际免疫学术会议执行主席主持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一连串的“奇迹”发生在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博士身上，他就是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曹雪涛。走进免疫学大门在第二军医大学读大三时，曹雪涛被我国著名免疫学家叶天星教授开的免疫学课深深吸引，他的心一下子被探索生命科学奥秘的欲望燃烧起来。大学毕业后，他放弃免试资格，报考了叶老的研究生，并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如愿以偿。在研究生学习中，曹雪涛选择了细胞因子治疗肿瘤这一国际前沿课题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他的硕士论文的答辩会上令全体专家拍案叫绝，一致认为达到了博士论文的水平，并建议校方破格允许他补修完博士课程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在补修博士课程这一年，曹雪涛更加勤奋，他硬是在3个月里完成了43万字《白细胞介素2的基础与临床》专著。他的心血没有白费，26岁的他以其卓越的学识和创见引起了国内外免疫学界的瞩目。那年冬天，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去做博士后研究。对于渴望早日冲击世界免疫学最高峰的青年学子来说，那里先进的设备和条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正在犹豫不决时，曹雪涛因劳累过度胃出血住进了医院。年近八旬的叶老和老伴，提着一篮鸡蛋，颤巍巍地来到病床前，关切地对他说：“我一生有两件憾事：一是没能把免疫学科建成博士点；二是没有争取到全国重点实验室………”曹雪涛明白了老教授的良苦用心，他向导师真诚承诺：“我不走，我留下。”这不仅仅是对恩师的承诺，更是对母校、对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的承诺。一诺十年艰苦攀登曹雪涛常说：“搞科研要不怕吃苦，要永远争第一，这样才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年来，曹雪涛几乎没有在夜里12点前离开过实验室，在他的时间表里没有节假日，就连元旦、春节，他也多是在实验室里度过的。 1992年，已成为学科带头人的曹雪涛清醒地意识到：科研只有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才可能有跨越式的发展。于是，在1994年，他带着自己的科研计划和成果，与30多家企业公司接触洽谈，终于与与上海华晨集团达成了协议，引来4000万元的投资。教研室装备上了国际一流水平的科研仪器设备，具有当代先进水平的免疫学试验楼也拔地而起。他参照国外科研机构用人不养人的思路，面向社会招聘优秀院校毕业生40余人，迅速建立起细胞生物学、基因工程等6个国内一流的专业实验室。1997年，曹雪涛的免疫教研室通过专家委员会的评审，被确定为博士点和全军免疫与基因治疗重点实验室,完成了导师的宿愿，实现了国内免疫学领域的突破，可曹雪涛依然没有出国，他丢不下国内的事业和他一手组建的实验室。他说：“当多少年后回想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总觉得青春无悔就够了。”立足国内并不等于固步自封，曹雪涛用敏锐的目光时刻注视着世界免疫学研究的最前沿。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今全球最大的生命科学工程，许多国家都投入巨额资金，组织大批科学家进行攻关，因为一旦拥有某些重要功能基因的专利，就意味着垄断了将来这些基因所开发出来的相关产业的权益。曹雪涛潜心研究，独创了一条克隆基因的新技术路线。他的教研室迄今已做了50000多个基因片段测序，其中3000多个片段为首次发现。他发现的124条人类全长基因已被国际基因库登录，部分基因功能的开发已获突破，引起了国际免疫学界的高度关注。 1999年，曹雪涛领导的教研室承办了我国迄今为止水平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性免疫学大会。作为大会执行主席，曹雪涛报告了中国肿瘤免疫与基因治疗的研究现状，赢得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的一致好评。今年春天，曹雪涛应邀到美国参加了被认为代表当代最高水平的国际生物医学领域的年会。他的专题报告引起了举坐震惊。 10年来，曹雪涛频频出国参加各类学术会议，足迹遍及美、法、德、日、英等国的著名医学中心，实验室、癌症研究所、大学讲坛。1992年起，曹雪涛已连续三次应邀在国际免疫学大会上作学术报告。教研室与素有“诺贝尔摇篮”之称的瑞士巴赛尔免疫学研究所及国外近10所科研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曹雪涛，一位把理想和追求根植于祖国沃土的新一代中国学者，以开创性的工作和骄人的成绩赢得了国际医学界的瞩目和尊重。

大环境里的小作为

曹雪芹研究论文

关于红楼梦的论文，1500字要求：格式标准，原创

《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纵观人类情恋的演变史，大体可分为史前情感史，古代情感史和现代情感史三个阶段。如果文学史正是人类情感史的一种反映再现，那么《红楼梦》一书在时代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晰了。宛若一座拱桥，她正好横跨在古代情感史的终结和现代情感史的开端之上。由此看来，《红楼梦》一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距离也更加鲜明。作品呈现的古典画卷如此全面逼真地保存着过去时代的影响，使我们得以从中品位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情感领域巨大而微妙的异同。我们悲喜交加地看到，人类情感史和理性史一样是在向前进化着，尽管进化的轨迹是如此沉重而迟缓，一步一个脚印，前仆后继，包括血和生命的代价，转眼间焦头烂额，各奔东西。读罢红楼，心里酸酸的。不知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荣宁二府的家破人亡？红粉丽人的香消玉殒？还是投机分子的欺世盗名？好像每种都有一点。但总是觉得那不是全部。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分析，我豁然开朗，这是嫉妒。我在隐隐之中对宝玉产生了醋意。说来也真是惭愧，但是有几个男性看到一个纨绔子弟的周围无缘无故的缠绕着数不胜数的美女而不心酸呢？说到这，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还真是数不胜数。首先力推的，就是宝黛的红粉痴恋。在红楼梦里要数这两个人的爱情最纯洁了。从两小无猜，青梅出马，到长大后的坠入爱河。曹公简直就是顺水推舟，让读者感到，世间又一份千古流芳的爱情故事诞生了。它的出现是那么的自然，几乎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出现是那么纯洁，纤尘不染。但是生不逢时的爱情就是痛苦的代名词。黛玉性格里独有的叛逆和孤僻，以及对世俗的不屑一顾，令她处处显得特立独行，卓尔不群。花前痴读西厢，毫无避讳；不喜巧言令色，言随心至；崇尚真情真意，淡泊名利……种种这般，都使得她象一朵幽然独放的荷花，始终执著着自己的那份清纯，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如碧玉般盈澈。用一个普通人的眼光看她，最欣赏的还是黛玉的诗情画意，灵秀慧黠。黛玉每每与姐妹们饮酒赏花吟诗作对，总是才气逼人，艺压群芳。无论是少年听雨歌楼上的诗情，清寒入骨我欲仙的画意；还是草木黄落雁南归的凄凉，花气温柔能解语的幽情；无不体现出她娟雅脱俗的诗人气质。最叹息的是黛玉的多愁善感，红颜薄命。黛玉的身世，注定了她的孤独无依，而她的性格，又注定了她的寥落忧伤。纵使大观园里人来人往好不热闹，可是这里没有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没有她可以倾诉的知己，只有风流多情的宝玉让她芳心暗许，却又总是患得患失。于是她无奈着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悲哀着“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套无情”，伤感着“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终落得“一缕香魂随风散，三更不曾入梦来”的凄凉结局。与其说林黛玉在贾府的地位和自身的懦弱是悲剧的起因，还不如把责任轨道万恶的封建社会以元春为首的封建集团无情的扼杀了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如果红楼梦真的是曹雪芹亲身经历的描述，那么我可以感受到一个失去至爱的男人的痛苦。地狱的烈火在身边燃烧，苦不堪言，使我的思想静止不前，这不是切肤之痛，却是切肤之爱。当血泪撒尽的曹公转身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怎能不发出“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感叹！

“千红一窟（哭）” 之黛玉泪提到《红楼梦》，人们总会想到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而一提到林黛玉，人们总会想到她随时都可能流下的眼泪。可以说，曹雪芹怀着深挚的爱意和悲悯的同情，用过去与未来、现实与虚幻、哲理与诗情，饱蘸着血与泪塑造出来的林黛玉，是《红楼梦》里一位完美的富有诗意和理想色彩的悲剧典型。为了突出林黛玉的悲剧性格，作者将黛玉的前世，设计为一株浸满泪水的仙草。这也许预示她将要用一生的哀愁来还回泪。多会泪还完了，那生命也可以终结了。她一生下来，就有“先天不足之症”；会吃饭时便吃药，而且不许哭，不能见外人。命运对她残酷至极：少年丧母，不久又丧父，只有孤苦伶仃地长期寄人篱下。“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一出场，她就给我们一种“病态美”，却也符合她的悲剧命运。 “黛玉方进入房时，只见两个人搀着一位鬓发如银的老母迎上来，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当下地下侍立之人，无不掩面涕泣，黛玉也哭个不住。一时众人慢慢解劝住了，黛玉方拜见了外祖母。”这才刚进贾府就哭的稀里哗啦，为从未谋面的亲人，也为自己凄苦的命运。“是晚，宝玉李嬷嬷已睡了，她见里面黛玉和鹦哥犹未安息，她自卸了妆，悄悄进来，笑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息？”黛玉忙让：“姐姐请坐……”袭人在床沿上坐了。鹦哥笑道：“林姑娘正在这里伤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说：‘今儿才来，就惹出你家哥儿的狂病，倘或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因此便伤心，我好容易劝好了”。袭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儿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这一段，其实也体现了黛玉多愁善感的个性。在小说中，她哭了不下n次。有时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吃也不愁吃，穿也不愁穿，瞎哭什么呀！但仔细想一下，答案也就明了。黛玉父母早亡，上无兄长疼爱，下无弟妹怜惜；千里投亲，寄人篱下，孤苦伶仃之感日益膨胀。虽有贾母疼爱，但贾母对外孙女的疼爱比起对孙子、孙女的来自然又差了一层。尤其是当这两种疼爱冲突时，贾母当然~~~这怎能叫人不伤心呢？在大观园中，黛玉虽然可与众姐妹一同读书写字，吟诗抚琴，饮酒观花，玩笑游戏，可自己的悲哀又怎能与他们诉说？她唯一信得过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对宝玉她可以喜怒不隐，言笑无忌，以最激烈的态度相对。唯其信任宝玉，在宝玉面前她才有十足的霸气；自己愁了，恼了，烦了，可以把这些情绪一股脑儿泼到宝玉身上，而不管宝玉是否冤枉，是否承受得了。她对宝玉是至亲至爱，宝玉对她也是一片深情。但，那个封建的时代害了所有人。即使两人真心相爱，也不可能成亲；就算成亲，也不会幸福。黛玉不了解这一点，所以拼命追求，哭得乱七八糟。更何况，每日相伴黛玉的诗书琴花等，又最是牵愁引恨之物，黛玉又是一个早慧早熟者，平白无故还要自寻烦恼，哪里还经得起这些物事的招惹。愁肠百结又无人诉说，怎能不受煎熬！终日哀伤愁思，怎能不伤身体！久病缠身，怎能不使她这弱柳娇花过早凋萎！我想，黛玉之泪，包含了太多忧愁和辛酸。人，最早都是很孤独的。所以才需要家人、朋友、恋人来陪伴。可黛玉朋友不多，没有父母，找不到恋人，孤独极了。再加上那个时代本来就是千红一哭的，所有女性都逃不了悲剧的命运。其实，没人陪你、没人懂你，是很惨的……

曹雪芹研究的论文

<我眼中的宝黛钗>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一部最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是作者曹雪芹“呕心沥血，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长期艰辛劳动才给子孙后世留传下来的一件宝贵的艺术珍品。《红楼梦》出世以后，它所具有的思想艺术力量，立刻惊动了当时的社会。人们读它，谈它，对它“爱玩鼓掌”“读而艳之”；又为了品评书中人物而“遂相龃龌，几挥老拳”；还有的青年读者，为书中的爱情故事感动得“呜咽失声，中夜常为隐泣。”因此在当时有“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一说。《红楼梦》在它带给社会巨大的影响之后，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品评、研究的兴趣。一贾宝玉要评说《红楼梦》中的人物，首要的当数男主人公贾宝玉了，作为贯穿全书始终的人物，作者曹雪芹在其身上着力最多，寄托也最深，他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塑造得最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之一，甚至人人还说这一形象所影射的就是曹雪芹本人。但据我看来，这一典型形象绝非作者的实灵自作，而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中同类型的人物加以概括，并揉合了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而创造出来的完美艺术形象。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有两首《西江月》，是这样描写宝玉的：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绔与膏梁：莫效此儿形状！有些读者在读了这两首《西江月》后，就此认定了宝玉是一个不求上进，只爱脂粉的孽根祸胎。但其实不然，这两首《西江月》是从封建统治者的思想出发，所反映的是封建大家长对宝玉盼着他中举，扬名以继承地主阶级事业的“良苦用心”。而作者正是借《西江月》寓褒于贬，充分概括了在宝玉身上最突出的闪亮点---叛逆性格。词中说他：“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其实就是说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愿走封建家长为他规定的读书应举，结交官场，遵从礼法，经帮济世的人生道路，而是鄙视功名利禄，厌闻“仕途经济”的学问。他甚至认为那些和朱理学之类的儒家著述，“都是前人无故生事”是“杜撰”出来的。至于八股时文更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是“拿安诓功名混饭吃的”。他把封建统治者奉若神明的儒家道学批评的一文不值。基于此种想法，他“杂学帝搜”，宁肯去读《西厢记》《杜丹亭》这类被封建卫道者视为邪书的“小说淫词”，也不去读《四书》、讲八股、听“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他对读书上进、为官做宦的世俗男子，有着强烈的憎恶和轻蔑。不仅如此，在红楼梦第三十二回中，史湘云劝他：“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宝玉听了十分逆耳，忙说：“姑娘请别的妹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贾玉玉的叛逆精神不仅表现在他坚决不肯走封建主义人生道路，还表现在他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大胆地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他的性格当中，给人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对于世俗男性的憎恶轻蔑以及与之相反的对于女孩子的特殊亲爱和尊重。在第二回中，他发表了自己离经逆道的独到见解：“原来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为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后来随着宝玉逐渐长大，他的思想也日趋成熟，他又发现“女儿”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又有女儿由出嫁前的“无价宝珠”到出嫁以后变成“死珠”再最后竟变成“鱼眼睛”的看法。这表明，他在成和或逐渐认识到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最深的就是女孩。因此，他在行动上才表现出了对女儿不同一般的温柔体贴。再有，样宝玉极其轻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贾环既是他弟弟，又是庶出，“他家规矩，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 “须要为子弟之表率”，但宝玉却是“不要人怕我”，所以贾环他们并不甚怕他，甚至得寸进尺还想割害死他和凤姐。即使被贾环有意用滚烫的蜡油烫伤，他还在为贾环打掩护。他还对仆人没有主奴界限，直接破坏封建秩序。对茗烟“没有没下，大家乱玩一阵，”“撕扇子千金一笑”使晴雯转恼为笑；金钏受辱身死，宝玉念念不忘，不顾给凤姐过生日这等大事，偷偷跑到郊外冷清之处洒泪祭奠。还有，就连宝玉追求的爱情婚姻也是建立在这种反叛思想的基础上的。他早已将追求婚姻自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昭然明世，他在梦中叫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良缘’？我偏说‘木石姻缘’”。甚至拉着袭人的手把对黛玉的满腔情都倾诉了出来。因此，也有人说贾宝玉这个形象所体现的是初步民主平等思想。但毕竟，他的思想还是有一点狭碍的。例如，他不敢与封建制度彻底的决裂；他从来不敢和封建家长正面发生冲突，对抗比较消极；还有当他苦于找不到思想出路时，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的虚无空幻的思想。二林黛玉林黛玉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的影响与贾宝玉几乎是等同的。她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另一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每次读完《红楼梦》，她都能引起我的深深思考，她用她的敏感多疑，用她的反抗，她的痛苦和眼泪，甚至用她的爱情来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但同时在她身上又存在不少弱点。因为林黛玉的家世、出身，她在最根本点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贵族阶级的小组。在探春理家之后，黛玉评论说：“要这样才好。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算著，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O六十二回）可见她对于自己是属于贵族阶级，对于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贾家贵族的命运也是异常关心的。当湘云等人说一个扮小旦的伶人模样很象林黛玉时，她是很气恼的。“黛玉冷笑道....我原是给你们取笑儿的，拿着我比戏子，给众人取笑！”（二十二回）这里不仅是由于她使“小性儿”，而更重要的是在于：她在自己和社会地位低贱的人们----例如伶人--- 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从而认为把自己与这类人相比，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这里，她的阶级优越感表现的很突出。另一方面，她的性格中虽然存在着叛逆因素，但也并不是说她就一味地与封建阶级抗争。在宝玉的叛逆思想与封建传统观念冲突，矛盾最激化的时候----宝玉挨打时，黛玉却在宝玉被打后劝她：“你从此可都改了罢！”（三十四）在这里，黛玉劝宝玉时所凭借的是怎样的一种想法呢？还有，她偶而说了两句《牡丹亭》和《西厢记》的曲文，被宝钗听到了，宝钗就对她作了长篇封建论教的说教。黛玉对此不但没有反感，而且“心下暗服”（四十二回）从此变得眼宝钗非常亲密。那么这里黛玉又是凭借怎样的一种思想来对等待宝钗的劝告呢？显然，在黛玉性格中，封建传统观念是与叛逆因素并存的。林黛玉的性格与她所生长的环境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由于她出身在贵族世家，自幼受父母的痛爱，因此养成了她贵族小姐的性格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在她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也就是她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林黛玉出身于世袭侯爵的“清贵之家”。由于生活在思想最先到达的，思想环境比较开放的南方，加之父母钟爱，把她当作男孩来培养教育，使得她的思想比较开放，才华横溢。后由父母早丧，她寄居到每日每时都发生仇恨、倾轧、争夺、欺诈的“本也难站”的贾府内。“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家子亲骨肉，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奶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这样一种险恶的环境下，黛玉得不到一点欢乐幸福。但同时，险恶的环境也培育了她的叛逆性格。她永远也学不会薛宝钗的处事圆滑，也学不会讨好封建统治大家长。她眼里揉不得沙子，心里装不下尖埃。无视“温柔郭厚”的封建规范的存在。她用她那“比刀子还厉害”的言语对贵族家庭中种种黑暗和丑行揭露和嘲讽。我们常说，黛玉是任性、多疑、敏感、小心眼的。但其实我们应该看到，她正是用她这种独特的方式来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的。除此之外，林黛玉还直接反抗封建礼教。薜宝钗曾经一本正经地向她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信条，她丝毫没有放在心上，她才华横溢，写诗做赋不让须眉。而且她还和宝玉有着同样的爱好，最爱看诸如《西厢记》、《牡丹亭》这类“移人心性”的“杂书”。她的这种蔑视封建礼教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从来不劝宝玉为官做宦，从来不用“仕途经济”一类的“混帐话”去劝说宝玉，因而深得宝玉敬重，被宝玉视为“知已”。他们的这种共通点也成了他们爱情的共同基础。但可悲的是宝黛玉之间的爱情注定是一场悲剧。顽固的封建礼教是不充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存在的。于是嫌弃她的多病之身和小家子性儿为由，一次次地向她们的爱情发出警告。从“金玉良缘”到“慧紫鹃情辞试莽玉”再到“晴雯之死。”最终在“抄检大观园”时达到了爱情的毁灭阶段。在这场灾难中，司棋、芳官、四儿等先后做了牺牲品。就连“眉眼儿象林妹妹”的晴雯也在重病时被强赶出了大观园，最后含屈而死。这里封建势力彻底抛弃黛玉的讯号。从此黛玉的状况每日愈下，就连重病将死也乏人问津。美好的理想最终是毁灭了，黛玉赢得了爱情却无法得到美满的婚姻。林黛玉的艺术形象深入人心，打动了读者，令人同情。但这个形象同时又是鲜活的。她那纷繁复杂的性格，明显的弱点，和敢于反抗、追求爱情的鲜明个性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使我们感到，她就我们所熟识的人，是为我们深深喜爱的人。薛宝钗说完了宝黛，那自然要说说宝钗了。对宝钗的评价，长期以来褒贬不一。对于这个人物，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肯定，虽然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守护者，是封建势力的帮凶，但同时，她也是受封建势力压迫，毒害的千万个人物的其中一个。因此，作者在描绘这个人物时，是同情与批判兼而有之。作者同情她，她也是“薄命司”里“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赞美她，她的才，她的貌，是有目共睹的。她博学多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晓，各地风土，处世之万般皆通。就连医药之理。宝钗也略知一二。因此宝玉常常为之赞叹。她的艺术造诣很深，大观园里是有口皆碑的。诗才敏捷，常常独占鳌头，足可与黛玉相媲美。至于她那“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的容貌神韵也常令宝玉羡慕得发呆。的确，薛宝钗是一个才貌双全的少女。但是作者越是渲染和赞美她的才貌，就越能让人更好地批判她封建品德。但同时，作者并不是把她写成一个小丑，而是通过对宝钗的批判来达到谪指封建制度的目的，贬中有褒，褒中含贬，但基本持否定态度，我想，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态度。在《红楼梦》中，宝钗很少直接宣扬和维护封建礼教，而是通过她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为反映她的真实个性。在生活中，宝钗并不是像黛玉一样真情流露，而是常常深隐心机。她表面上“随分从时”“装愚守拙”“罕言寡语”，一举一动显得“端庄贤淑”完全符合封建“淑女”风范。但实际上她期望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范中掩盖的是“欲偿白帝”的野心。她熟谙世故，诚府极深。“来了贾府这几年”虽然表面不言不语，安分守已，实则“留心观察”因此即使是在荣国府这个人事复杂，矛盾交错的环境里，也生活得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甚至就连那个几乏忌恨一切的赵姨娘也赞她：“很大方”，“会做人”。“会做人”的确是薛宝钗的性格特点，这与她“温柔敦厚”的外露特征相融合，使得她为人人所夸赞。宝钗“会做人”，“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为人处世原则，让她凡事不像黛玉一样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而是充闻耳不闻，装作看不见，只为心里明白也就罢了。这就使得那些平日里做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的封建主子们便赞她“会做人”。宝钗“会做人”不仅体现在对封建阶级最高统治者不露声色的笼络，还表现在对处于封建阶级下层的被压迫者的收卖上。贾母给她做生日，要她点戏，她就依着贾母素日的喜好说了一遍。又将贾母喜吃的甜烂之食当做自己喜吃之物说了出来，结果“贾母更加喜欢了”。王夫人逼死金钏儿后，她和袭人扣听到消息，就连一向奴性很强的袭人也不觉流下泪来，而剥削阶级冷酷无情的本质使得她只感到“奇”便急忙撇下袭人，跑来王夫人处来安慰她。把全部罪过都归之于金钏儿的“糊涂”。她还说：“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主仆之情了。”为了笼络王夫人--- 她未来的婆婆，宝钗表现得非常大方，表示了她并不忌讳把自己的衣服赏与死去的奴才穿，当即回家拿了几身衣服来。至于受压迫的封建阶级下层统治者，宝钗为刑岫烟掩盖当衣度日的事实，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她还设法拉拢黛玉，为病中的黛玉送去燕窝、糖片。甚至就连赵姨娘这个众人嫌弃的女人有时也能得到一份宝钗送来的礼物，令她受宠若惊。遇到她在宝玉面前谈论仕途经济，恼了的宝玉当面给她下逐客令，宝钗为求“会做人”的命号，自然不能发火，只能把努力埋在心底，一笑了之，让袭人对她“会做人”的名声又多了一份赞叹。宝钗不仅会做人，而且常常借“做人”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才能。史湘云要起诗社，但没有钱，这时宝钗便趁机要替她设东。宝钗告诉湘云要从自家带东西来请大家，但出门叫一个婆子来却说：“明日饭后请老太太姨娘赏桂花。”“会做人”的宝钗表面上是帮了贫弱孤女的大忙，但实际上却是给另一段“金玉良缘”一次打击。她借口请大家，实则是为讨好封建统治的大家长。她处处小心，处处为了讨好贾母而布置。如此可见“会做人”的宝钗是怎样“会做人”的了。宝钗另一个主要性格特点就是虚伪，她虽然说过，对和尚道士所说的“金玉良缘”认为是胡说，又说金锁沉甸甸的戴着无趣，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宝玉去看生病的宝钗，宝钗拿着他的玉“重新翻过来细看”又“念了两遍”，再嗔怪丫环莺儿为何不去倒茶，引出莺儿笑说“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这正好达到此此起宝玉注意的目的。然后再将本来戴着无趣的金锁从里面的大红袄上掏将出来。薛宝钗笼着红麝串招摇过市也是同样道理。本来她不爱花粉，衣著朴素，最不喜打扮，但金锁专等玉来配，而红麝串是元春独赐予她和宝玉的，都是命定婚姻的征兆，所以以此才能来证明只有她才是得天运命的人堪配宝玉。虚伪而“会做人”的宝钗就是这样，以“敦厚温柔”的“淑女”身分为掩盖，用她深隐的心机暗示和讨好贾府的家长们。不过就其社会会地位和得到在人们心中的好评来说，宝钗“做人”是成功的。就从这点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点启示。在当今纷繁变化的社会中，要想得心应手地周旋其中，恐怕这就要向宝钗学几手了。不过有得必有失，或许我们会推动我们的真本性。但我想，只要我们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只学习好的一面，或许对我们也是很有帮助的。

曹雪芹（约1715-约1763），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作者，籍贯沈阳[1] （一说辽阳），生于南京，约十四岁时迁回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曹雪芹早年在南京江宁织造府亲历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生活。至雍正六年（1728），曹家因亏空获罪被抄家，曹雪芹随家人迁回北京老宅。后又移居北京西郊，靠卖字画和朋友救济为生。曹雪芹素性放达，爱好广泛，对金石、诗书、绘画、园林、中医、织补、工艺、饮食等均有所研究。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历经多年艰辛，终于创作出极具思想性、艺术性的伟大作品——《红楼梦》。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1] 吕启祥，林东海.《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何安萍.《红楼梦研究AB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

李长之,李辰冬.《李长之李辰冬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启功.《启功给你讲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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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立波博士毕业论文

《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有痴情司、结怨司、朝啼司、夜怨司、薄命司等部门《红楼梦》是一部奇异的书，远在清代晚期京师竹枝词就云“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无数红迷沉醉其中，不可自拔，甚至有人因此忧郁而死。而《红楼梦》中那个“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更是引起了无数人的痴迷。“佳园结构类天成，‘快绿’‘怡红’别样名。长槛曲栏随处有，春风秋月总关情。”我想明义之所以在他的《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中把题咏大观园的这一首放在第一，是因为大观园实在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个读者也就有一千座大观园。大观园在曹雪芹笔下究竟有什么深刻涵义，它是曹雪芹的理想世界吗?它的布局到底如何?它有没有原型，若有的话，究竟是哪里……，诸多疑问一直纠缠着红迷们。但由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背景及社会情况各不相同，人们对大观园的兴趣或研究也不一样。相同的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研究或者想象和揣测，都推动了红学的发展壮大，即使有些只会成为饭后谈资，却也会让人产生无限遐想。本文试图对大观园研究的历史做一综合考察，不妥之处，祈望方家指正。1973年秋天，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十周年学术讲座中选择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题，修改后以同名文章发表在中文大学的《学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余英时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而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余英时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可以说是七十年代上半期最重要的红学文章，不仅引起了各种各样赞同的、批评的声音，而且也给《红楼梦》文本自身带来了更多的世界。探讨理想世界的问题，我们在前面说过一点，例如脂砚斋、二知道人、张文正等，都有只言片语谈到大观园的理想性。此后并非就是像余英时所说的宋淇的《论大观园》是“第一篇郑重讨论《红楼梦》的理想世界的文字”。我们不能不提到吴宓。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开设选修课《文学与人生》，在这门课的讲义中，他从哲学和艺术的角度提出《红楼梦》写了“两个世界”，即贾府大观园代表现实世界、实际生活的世界；太虚幻境乃理想世界、艺术世界。后来他在《石头记评赞》中又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提出“三个世界”的说法，作为对“两个世界”的补充，即：（Ⅰ）第一世界……世俗人所经验。实曹雪芹之一生（Ⅱ）第二世界……哲学家所了解。虚太虚幻境（Ⅲ）第三世界……艺术家所创造。真贾府，大观园并且吴宓认为：“凡艺术家（小说家），必由（Ⅰ）经过（Ⅱ）而达到（Ⅲ）。必须经历此三世界，始能作出上好之文艺作品。”尽管吴宓与余英时的研究出发点不同，而且此“两个世界”非彼“两个世界”，但吴宓认识到大观园中“混乱、神秘、和无意义的生活”以及太虚幻境是个理想世界却颇让人刮目相看。还有一个人要再次提到，他就是俞平伯。在《读红楼梦随笔》之三十六《记嘉庆甲子本评语》中有这样的话：“谈到大观园也有很好的批，不过他没有发挥，意思亦未必跟我的完全一样。大观园虽也有真的园林做模型，大体上只是理想。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其为理想境界甚明。这儿自不能详说，且看批语。在第十七回上，批曰：‘可见太虚幻境牌坊，即大观园省亲别墅。’其实倒过来说更有意义，大观园即太虚幻境。果真如此，我们要去考证大观园的地点，在北京的某街某巷，岂非太痴了么。”简直是和余英时如出一辙。还要提到夏志清，他其实是意识到大观园的理想性的，他曾以伊甸园为对照，指出“大观园可以象征地被看作受惊恐的少年少女们的天堂，它被指定为诱使他们了解成年人的不幸”，这也同时意味着大观园的悲剧性；他还指出了大观园的现实性，虽然他的现实性还仅仅局限于性的范围。但后来的学者更多注意的是大观园的理想色彩。1972年，宋淇发表了《论大观园》。这大约是从文本出发以艺术的眼光集中探讨大观园的第一篇文章，作者提出大观园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是一个把女儿们和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们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们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宋淇的观点在著名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得到继承，余英时还在与赵冈的讨论中以《眼前无路想回头》进一步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即“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象，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而刘小枫更是把大观园当作了桃花源的翻版：“大观园的世界想隔绝历史时间中的肮脏和堕落，不粘滞人世间的经世事务，在这里，礼乐教化没有力量，但又在历史时间之中，有如一个意态化的现实净土。这个人间仙境以诗与花——柔情与意趣为自己的标志……。如果中国精神意识史上也有乌托邦观念的演进，那么从桃花源到大观园，乌托邦的观念便从致虚寂的田园演进为情韵并致的‘意淫’现世。”其中最广为流传、成为焦点的是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说”，这大概是力图为红学研究建立新的“红学范式”的余英时所没想到的。他曾为此发出“《红楼梦》简直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的慨叹。后来撰文的学者，有许多欣然接受了他的这一提法，比如李之鼎的《大观园内外：情与淫的两极世界——曹雪芹的性爱观AB谈》就把大观园作为一个“纯情乌托邦”，而把园外作为一个“淫世界”；胡元翎的《漫说李纨》也采纳了这种观点，分析李纨在园内、园外两个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仪态。也有不少人对其进行批评，或许陈维昭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能代表许多学者的同感，他在《超越模仿旨在建构——21世纪红学方向构想》中认为“典范理论的引入，使余英时的表述在红学界独树一帜，而且为红学界所普遍推崇；但同时，这种理论的引入，也导致了余英时对于考证派、对于历史旨趣的不公允态度，从而也使余英时的‘理想世界’最终不能成为红学的新范式”。正因为“两个世界说”的不完备以及余英时对大观园的理想性的过度注视，才让大观园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红楼梦》中的世界一步步多了起来。1980年6月，余定国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行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提交了题为《红楼梦里被遗忘的第三世界——旨在批评余英时的两个世界说》的论文和他父亲余英时的观点做辩论，认为《红楼梦》中还有第三世界，即太虚幻境、大荒山的抽象世界。此后相继有人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思路都大同小异。1985年蒋文钦发表《“女儿世界”的两个层次：论大观园与太虚幻境》，把女儿世界分为大观园、太虚幻境两个层次，再加上世道世界，《红楼梦》中便有了三个世界。1993年胡绍棠也在《异质同构隐喻象征——〈红楼梦〉审美基因再探》中提出类似的观点。1996年，张锦池在《论〈红楼梦〉的三世生命说与两种声音——说〈红楼梦〉思想之精髓》中提出“大观园既是以‘不拘不束’为特点的太虚幻境在人间的投影，同时又是以‘体仁沐德’为特点的贾府在世外的投影”。“大观园是贾府正府的世外桃源”，“太虚幻境便是大观园的世外桃源，三者相互成辉而又是各有其特点的三个世界。”这三个世界其实都是承两个世界而来的，只不过是将余英时的理想世界划分为大观园和太虚幻境而已。胡联浩在其2004年出版的《红楼梦隐秘探考》一书中，也将《红楼梦》的世界划分为三个世界，但却是天界、地界和人界，主要地点相应的就是太虚幻境、大荒山和人间，每个世界都有真假、清浊或有情与无情两个方面，三个世界是互相对应的。2001年，裘新江发表《庭院深深深几许——红楼三境》，认为《红楼梦》在整体上的意境大体包含了宗白华所说的三个层次，即尘境、幻境和空境。尘境为实境、写境（现实之境）；幻境为虚境、造境（理想之境）；空境为圣境、灵境（哲学之境、心灵之境）。但又把尘境分为两层：情境与理境。理境以贾府为表征，情境以大观园为表征。“太虚幻境”属于幻境，是“作者的一种理想情境，而且比大观园更理想，或者说太虚幻境是对大观园的召唤，是一种理想之理想”，而大荒山展示的则是空的境界。这和李舜华在2000年提出的“一部《红楼梦》实际分成了四个世界——由里及外，分别是大观园、荣宁两府、荣宁府外、太虚幻境”也有相似之处。红学的世界本来就太拥挤了，《红楼梦》的世界也开始扩张了。不过也有例外，周中明在《〈红楼梦〉——迷人的艺术世界》“自序”中说：“我认为在《红楼梦》里只有一个世界，这就是艺术世界。它与‘自传说’的区别，不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还多一个理想世界，而在于它是跟现实世界世界和理想世界皆有着本质区别的独特的艺术世界。”不论《红楼梦》中有几个世界，值得欣慰的是批评的深度与广度在真理越辨越明中不断开掘。与“两个世界”同步发展的还有对大观园其他方面研究的深入。自“文革”后，新的思想、新的血液不断注入红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点我们对比顾平旦编的《大观园》一书可以明显看出，这大约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专门收集大观园研究的论文集，台湾也曾以《大观园论集》之名出版过。此书于1981年1月修订出版时增添了不少文章和插图，汇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到的许多有关大观园的研究论文、诗词笔记以及有关传说中的“大观园”——恭王府的一些资料。从中不难看出，大多数文章侧重于说明大观园的布局结构、园林建筑及寻找原址，而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对其进行细读与分析则是无法与后来的研究相提并论的。首先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的把大观园作为一个园子来讨论，不再专注于大观园的真址在哪里，它是怎样布局的，而更多地把它视为一个艺术境界、视为这部伟大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来研究它在《红楼梦》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蔡恒的《大观园中的空间》把大观园中的空间分为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思维空间三个维度进行分析，得出大观园只是曹雪芹的一个理想的结论。李希凡的《漫话“大观园”——红楼梦艺境探微》不仅论述了曹雪芹创作大观园、使之具有无穷魅力的因素，也表明了大观园作为《红楼梦》环境构成的一部分所存在的多种意义，尤其是作为贾家衰亡的前奏曲，这座“理想的王国”无法摆脱那越来越浓厚的凄清与寥落。周思源在《欲明〈红楼梦〉，须至大观园——从创作角度谈大观园无原型》中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提出大观园是一座巨大的、后花园式的、散点式居住式园林，而这三个特点是“为了便于表现作品多重复合型主题和刻画众多人物”，是“由于小说深层题旨、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大观园“发端于曹雪芹的心中，只存在于《红楼梦》里，具有不可重复性”。后两篇文章都有对大观园环境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探讨，尤其是李希凡在文中以李纨与稻香村、探春和秋爽斋、林黛玉和潇湘馆的关系为例作了较为详细地描述。其实关于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早在脂砚斋就已经注意了，如脂砚斋曾在潇湘馆的介绍旁边有批曰：“此方可为颦儿之居。”李辰冬在他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中对大观园中人物的室内陈设与主人性格关系有非常细致的分析，举了探春、宝钗、黛玉的例子。这也是八十年代以来大观园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但大部分论述都较为粗略，还有许多只是捎带说一下，尤其是在一些意境分析当中。如姜葆夫、黎音的《略谈“潇湘馆”的环境描写》论述了潇湘馆的环境和林黛玉的性格的协调以及在不同情景下人物的感情与环境的互动。李希凡的《林黛玉的诗词与性格——〈红楼梦〉意境探微》认为大观园的美丽风光与林黛玉的形象性格形成情景交流，并泛溢着诗意的独特的艺术境界。此外还有吕启祥的《〈红楼梦〉中艺术意境和艺术典型的融合》，陆树仑的《谈〈红楼梦〉的环境描写》、王启忠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红楼梦〉环境塑造在人物描写上的作用》等。还有一些侧重于大观园中的景物描写，探讨其作为典型环境组成部分的非游离性，并将其与人物性格相结合进行分析，如廖信裴《大观园的景物描写》、罗宪敏《〈红楼梦〉的景物美》等。也有一些文章开始注意对大观园中的某一物象的研究，如山、水以及花等。曹立波的《〈红楼梦〉对水、石意象的拓展》、周小兵的《“水边”幽隐“痴”与“泪”——曹雪芹笔下的艺术情境与水边意象》。陈家生的《妙笔生花花中见人——〈红楼梦〉中花的丰富意蕴与艺术效应》通过归纳以花喻人，生动传神；以花衬人，人花一体；以花寄情，移情于花；以花显人，映现个性四个方面的表现方法与艺术效果来论述作者“花中见人，以花写人”的目的。还有胡邦炜《〈红楼梦〉里的竹与梅——兼与盛孝玲女士商榷》、杨柄的《大观园中的芙蓉花和牡丹花》等。大观园是一个花的世界，大观园中的少女们更是一朵朵娇艳欲滴的鲜花，这是对大观园的一个侧面研究。日本的合山究还有《〈红楼梦〉与花》专著。还有人注意到大观园本身即颇具意象性，如俞晓红的《〈红楼梦〉花园意象解读》，作者把花园作为《红楼梦》众多意象中最具整体意义的一个主题性审美意象，对大观园在《红楼梦》中的意义及其对传统文学中花园意象的继承和拓展作了论述。其实将大观园与其他花园进行比较的最早论述是浦安迪的《红楼梦中的原型和寓言》，这是一部开拓性的著作，虽然此作有点天马行空，但浦氏在文中不仅对中西花园的比较有精彩阐述，还专有一节写到大观园，他认为中国文学中的花园是整个世界的缩影，与西方中作为真实形象的花园不同。此后裔锦声在其启发下写了博士论文《红楼梦：爱的寓言》，其中有一章讨论到大观园和它的文学渊源，比如《西厢记》、《牡丹亭》，虽然较为简单，但毕竟是涉及到了。此后大陆学者顾平旦、曾保泉在《大观园的艺术价值》中对《牡丹亭》、《金瓶梅》中的花园和大观园进行了比较；李慎明的《大观园的文化意蕴》也从《西厢记》、《牡丹亭》出发谈到大观园是一座具有中国古代传统文学浪漫色彩的爱情花园。孙玉明在《大观园漫谈》中指出后花园是中国古代爱情发生最多的场所，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作家最惯于此种手法，大观园“实际上也是这样一种活动场所。它借元妃省亲而建，又借元妃之力而使贾宝玉及金陵诸钗住进园中，从而使这个大舞台的‘建造’变得合情合理”。从庭院结构方面探讨《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也是大观园研究的一个方面。如冯其庸认为《红楼梦》的艺术结构可分为故事情节结构和环境结构两方面，“采取符合近代小说结构的写法，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让各种生活场面，各个不同人物不同的故事情节，纵横交错，齐头并进，从而反映出生活的整体，社会某一面的整体。”这对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来说是一个空前的突破。张世君《〈红楼梦〉的庭园结构与文化意识》认为作者把大观园作为建筑布局整体，探讨以其为结构依托来安排故事、集中矛盾并展现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末世悲剧；她还利用园林场景来探讨空间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待大观园，往往将其作为逃避、归隐的净土。如王向东《情感与理智的冲突——析大观园理想的建立和破灭》，李艳梅《从中国父权制看〈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意义》。前者认为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是曹雪芹为贾宝玉设计的另一种归隐方式，情感的渴望促使曹雪芹依恋红尘，但佛教哲理的观照又让其勘破红尘，亲手毁灭自己的理想。后者则从中国父权制的视角来探究大观园所以能出现、成立、甚或导致后来衰败的深层文化意义，认为大观园相对于父权制仍是一种隐匿与逃避，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被拒于社会权力中心之外的隐匿与逃避同出一流，只不过这种逃避转向了父权制名实空隙下成立的女儿世界。还有文章谈到大观园的“拆迁改建”工作，这往往和《红楼梦》的成书研究联系在一起。有的根据《红楼梦》版本流传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探讨大观园在《红楼梦》成书过程中由无到有的变化，也有的反过来，通过大观园中某一名称的异文、变迁来考察《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前者如戴不凡的《曹雪芹“拆迁改建”大观园》，吴世昌的《论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朱津栋《读〈红〉札记》，陈庆浩《八十回本〈石头记〉成书再考》等。后者则有刘世德的《秋爽斋·秋掩斋·秋掩书斋》，沈治钧的《从会芳园到到大观园》、《大观园游记》等。无论是否有真址，大观园都是一座令人流连忘返的园林，因此有一些文章从园林建筑的角度来研究。其中不仅有接续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就有的关于大观园布局的研究，如葛真《大观园平面图的研究》、金启孮《大观园布局初探》、周善毅《大观园十议》等。还有一些不仅探讨大观园的园林艺术，而且将其升华，挖掘大观园所蕴涵的各种美。如曾保泉的《文学、绘画与园林——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顾平旦《〈红楼梦〉与清代园林》；张世君《〈红楼梦〉的园林艺趣与文化意识》、白盾的《论大观园的山水园林艺术构思》、常跃中的《〈红楼梦〉中大观园的园林艺术》、冯子礼的《文采风流今尚存——从美的角度审视大观园文化》、贾鸿雁的《大观园中的旅游美学》等从各个角度揭示大观园的园林美、建筑美、文化美，探讨大观园的包罗万象、美不胜收，赞美作者的构思之妙、下笔之奇。王毅则从大观园中的居室陈设出发探讨其中所蕴涵的文人精神，而关华山更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出发，详细分析了宁、荣两府以及大观园的建筑和生活，试图通过研究实际的生活与建筑空间的对应关系，寻找较为真确的传统居住空间的意义与基调。为一座小说中的园林建立各种各样的模型，大概只有大观园获此殊荣。早在1919年就有无锡的杨令茀女士制成大观园模型，陈列时需占十四方桌。1963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会之际，梁思成、戴志昂和杨乃济共同合作，并荟萃了古园林建筑工人、彩画工人、模型工人的世家子弟、最多时达三十多位共同施工，制造了一个十五平方公尺的大观园模型。温州民间艺人叶其龙一家从1972年开始，用十多年时间创作了木石结构的十组大观园模型。1981年江苏常熟的蔡树德用玻璃镶嵌了一座大观园。同年，广州市大新象牙工艺厂采用长达两米的整支大象牙原身雕刻了“惜春作画”、“元妃省亲”、“黛玉葬花”等十个富有诗情画意的情节和场面，作者为潘泰宜；1984年，徐根双在1. 68米长的象牙上完成了《红楼梦》中的163个人物、二百多株树木花卉、二十多座楼台亭阁。1987年许家立按北京新建的大观园创作了泥木结构模型。1988年孟继保制成全本结构模型。如今，我们已不再仅仅只能纸上观园或者看看模型了，而是能真的到实实在在的大观园中去指点、寻找宝黛钗们生活的痕迹了。1980年，上海青浦县在淀山湖畔建立了大观园，1983年，北京为拍摄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也在南菜园建了一座大观园，二者虽在布局方面有很大不同，但都堪称园林精品，不仅有助于加深对《红楼梦》的理解，而且满足了许许多多的人们把纸上园林化作现实美景的热烈期待与美好愿望。模型之外，我们还有诸多的大观园布局平面图，除了前面介绍的几幅外，后来的研究者也乐此不疲，毕竟曹雪芹在小说里详细交代了大观园里的“布局、格调、山脉、水源、方位、距离、断连、阴阳、向背、高层、低次、萦回、掩映……等等”，虽然有的地方会有矛盾，但整体上是有迹可循的。这些布局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对比中更好地理解文本，同时也让我们对书中那些不能令人忘情的人物的居住地有了更直观、清晰的再现。主要有：胡文炜绘《红楼梦大观园平面布局图》、葛真绘《大观园平面布局示意图》、伯齐绘《大观园图》、宋鸿文绘《大观园贾府院宇布置图》、曾保泉绘《大观园平面图》、戴志昂绘《红楼梦大观园鸟瞰示意图》、金启孮绘《大观园布局全图》、杨乃济绘《大观园平面图》、徐恭时绘《大观园平面示意图》、赵冈的《大观园平面臆想图》、罗步臻绘《大观园新图》、关华山绘制的“大观园配置总图”、周善毅绘制的“荣国府及大观园复原图”，张良皋的《红楼梦大观园匠人图样复原图》、还有上海淀山湖大观园平面示意图、北京南菜园大观园图等。《红楼梦》是一部永远读不完的书，谨以俞平伯在《〈红楼梦〉底地点问题》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也是开始：“我们在路上，我们应当永久在路上！”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一句话也没有留

：曹立波，女，1964年生，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任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1988年起在高校中文系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曾在《文学遗产》、《红楼梦学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学术专著有《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建安七子集校注》（应瑒集），《红楼梦版本与文本》等书籍。曾在百家讲坛、名师讲坛等电视栏目，以及北京电视台“燕园话红楼”节目讲解《红楼梦》的诗词和人物。作者曾应邀担任北京电视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演员遴选活动的学术顾问。以下是《北京青年报》 2001年2月28日的文章，有一点曹立波的资料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位博士生曹立波在查找有关论文的相关资料时意外在学校图书馆内发现了一部带有大量脂评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旧抄本。昨天上午，包括启功、冯其庸等在内的20余位我国红学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对该版本进行了初步鉴定。专家认为，该抄本与已发现的北大所藏庚辰本一致，但与庚辰本相比又有许多异文，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同时该版本也存有一些疑问，有待继续查考。女博士曹立波是北师大九九级博士研究生，师从张俊教授研究明清小说。去年12月她在校图书馆善本室为自己的论文《红楼梦》东观阁本研究查找相关资料。曹立波告诉记者，当时管理员无意中从库底提出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抄本，“因为是抄本，我深感意外，详看此书，发现这是个80回的抄本，共两函， 16册。批语墨迹分红、黑两种颜色，红字深浅不一，有眉批和册批等形式。”曹立波说，“发现这个版本后，我估计这个抄本与庚辰本相仿，怀疑是近、现代人抄的，于是询问管理员，得到这是个善本的答复。”带着惊喜和疑惑，曹立波将书号抄下来，请教导师张俊教授。今年1月13日，曹立波又来到北京农工民主党红楼梦研究小组杜春耕老师家中。“杜先生案头正好有庚辰本的影印本，我便谈起了北师大的抄本。杜先生认为这个版本很重要，我们遂与国内众多红学专家电话沟通询问是否见过这一版本，专家们对此都很重视，认为这可能是十一种脂本之外的又一种抄本。”记者了解到，今年36岁的中文系博士生曹立波在1999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前，原是哈尔滨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因为爱人是中科院的博士后，于1998年调入北京，1999年考入北师大。在爱人和孩子的眼中，曹立波是个书迷。爱人对她的评价是“她太爱看书了，做学问很合适。最近因为陷入红学研究，整日和红楼梦打交道”，儿子也说，“家里除了厨房、卫生间没被占上，剩下的地方都摆满了《红楼梦》。”提到这次《红楼梦》抄本的发现，曹立波的导师、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红学专家张俊指出：“该抄本极具学术研究价值。”张老师向记者介绍，春节后他和曹立波一直忙于版本的认定，同时也受图书馆委托，每天都沉浸在大量古籍文献的考证中。曹立波说：“导师因此从来没有夜里1点之前睡过觉，在我的学术进步上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红学专家对该抄本进行鉴定

好事终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鉴赏】这首曲是唱秦可卿的。《好事终》，指秦可卿与贾珍乱伦的丑事告一段落，曲名含着明显的讽刺意味。从曲子开头几句看，作者似乎是把贾家败落的责任归到秦可卿身上。其实细看书中情节，不过是通过秦可卿把宁府贾珍、贾蓉、贾敬等人牵出来，进行暴露和鞭苔。秦可卿的堕落是主动还是被迫，不得而知，但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贾珍都是主要责任者。秦可卿出身并不高贵，是其父秦业丛“养生堂”抱养的孤儿。贾珍这个无耻的酒色之徒垂涎其美，不顾伦理关系，勾引她堕落，导致她自杀，应该是合理的推测。由此再进一步，作者以为贾珍的堕落，责任又在其父贾敬。这个贾敬一心想当神仙，整年烧丹炼汞，“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们胡羼”，完全放弃了家业和对子孙的教育。于是贾珍、贾蓉父子“只一味高乐不了，把宁国府翻了过来”，也没人敢来管他们。子孙不肖，后继无人，不败何待?1香菱首句“根并荷花一茎香”写的是莲根荷花同长在一根茎上，一样芳香。荷花也称莲花，这里暗示香菱原名英莲。“自从两地生孤木”的“两地生孤木”寓一个“桂”字，点出夏金桂的名字。最后一句“致使香魂返故乡”指的是死亡，暗示香菱被夏金桂虐待致死。香菱由地主阶级出身的小姐而终于落入四大家族的罗网，这种遭遇深刻反映了在封建社会的斗争中，中、小地主必然破败的命运，也抨击血淋淋的妻妾制度的残酷，从而揭示封建“末世”女子的悲惨命运。2王熙凤凡鸟从末世来"指的是凤姐这么一个能干的女强人生于末世的不幸，"凡鸟"是繁体里的"凤"字，也就暗指王熙凤。从凤字拆出来得"凡鸟"二字比喻庸才，借用吕安对喜的典故，点出"凤"，自然是种讥讽。画里的雌凤所靠着的冰山，指的就是将融化的贾府所象征的靠山。"一从二令三人木"指的是丈夫贾链对凤姐的态度变化。新婚后先"从"，对她百依百顺，样样都听她的；"二令"解为"冷"，指的是丈夫对她的渐渐冷淡与开始对她发号施令；"三人木"以"拆字法"是指她最后被休弃的命运。"哭向金陵事更哀"就是她被休弃后哭着回娘家的悲哀的写照。在当时封建的社会中，被休弃是非常悲惨的。回答完毕，谢谢

考研政治徐涛博士毕业论文

个人感觉还不错

徐老师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