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墓葬综合研究论文摘要
大多数小说里，陵墓分为很多种！至于具体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推荐你看一些关于宋朝的小说！
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明初营建的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是继承宋陵的，但废止了上下宫之制，扩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献殿，陵园的内城改为平面长方形的砖墙，陵丘在内城后部。同时，改变了秦汉以来帝后不同陵之制，改为帝后合葬。到营建明孝陵时，将秦汉以来的平面方形的陵丘，改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式陵丘，陵丘前建恩殿及平面长方形的砖砌神墙。这在帝陵布局上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北京昌平的明代诸陵皆遵此制。清代帝陵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加了月牙城，又恢复了帝后不同陵的制度。宋墓的分区和分期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①中原北方地区,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两期的分界。前期以土坑墓为多，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较精美的瓷器。后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流行，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已发现的此类墓中仿木建筑最复杂的，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见彩图[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盐店宣和元年(1119)氏墓中发现了100余件石雕的家具、 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仆侍俑，则是中原宋墓中所罕见的特例。②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的墓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的夫妇合葬墓，即所谓“同坟而异葬”。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③湖广地区，指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是这个地区宋墓中特有的明器，两广宋墓中出土的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④赣闽地区，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有石椁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包括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福建宋墓中还有石俑，江西景德镇附近的南宋墓中多瓷俑。江西宋墓中流行随葬龙虎瓶，特别在南宋墓中,龙虎瓶是必备的明器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⑤川贵地区,指四川和贵州省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砖室墓，集中发现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省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宋代墓葬主要有砖室墓、石室墓和土坑竖穴墓。
1. 砖室墓
墓室主体用砖砌成,根据各墓形制的差异可分为两型:
A型,单纯的砖室,无装饰,分两个亚型:
Aa型,长方形单室墓,多数墓葬平砌四壁,券顶或石板盖顶,有的墓底铺砖或石板,有的墓壁有龛。如南城李营宋墓、吉水盘谷镇宋墓、铅山淑国夫人墓Ab型,长方形双室墓、三室墓,前者为两个单室并列,单室形制同Aa型砖室墓,有些墓葬在两室的隔墙上有过洞相通。
三室墓目前仅见高安孙叔恭夫妇三人墓。
B型,画像砖墓,目前仅报道北宋郭知章墓,该墓砖圹已被破坏,但墓室内散落了若干块带有图案的雕砖,其图案大致有人物、四神12生肖等。
宋代墓北宋基本集中在东京汴梁一代 南宋基本集中在临安扬州一代 不过这些基本已经被盗挖或者考古发掘了。
扩展资料：
墓葬概况
M1整体布局
董家寺M1为方形单室仿木藻井式青砖墓，墓向140°。该墓由竖穴土圹墓道、拱形墓门、正方形墓室和八角形叠涩藻井组成。砌墓青砖6种：长形普通砖为墓室主要用材，花纹雕刻砖，模制，图案有奔鹿、海石榴、莲花、牡丹等。
转角砖，转角角度°,用于八角形顶部转角处；方砖，素面，用于铺地和顶部斗四部位；大砖，用于制作斗拱、假门和假窗；小砖，用于斗皿下的第一层。墓道，竖穴土圹式，宽米，长米，深5米，竖穴底部辟通道和长方形土洞，墓室砌于土洞之中。
墓门，砖砌券顶洞门式，高129厘米，宽62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距地面144厘米发券砌顶，楔形砖夹紧，六层丁砌砖封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代墓葬
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
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
在西充县晋城镇鹿岩山村212国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人员当即联系了西充县文物局管理部门，挖掘工作随即有序展开。
两边墓室的墓门上分别刻有莲花花纹图样，墙体上则分别刻有鹿含仙草、豹子等动物图样。目前，省文物专家已进入墓地进行勘探，初步判断该墓地为宋代古墓。
扩展资料
考古分析
1、神宗以前，即崇宁以前，合水北宋砖墓基本上与吉岘乡沟门前五代砖墓接近，不过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出现了仿木构件和八角形叠涩四斗藻井和券顶式洞室，但仍无任何花纹砖出现。
2、北宋神宗时期，即崇宁年间，合水北宋砖墓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结构相对复杂，砖雕工艺日臻完善。
3、神宗以后，即崇宁年间以后，到宋徽宗政和以前，合水北宋的砖墓更为复杂，不但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还出现了须弥座等。
4、宋徽宗政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彩绘砖室墓，雕砖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5、宋代砖室墓内均有四五具人骨架，置于棺床之上。说明这一时期的墓葬，为一家族的合葬墓（寇正勤）。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宋代墓葬
百度百科-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宋朝墓葬综合研究论文范文
俺不是盗墓的~~
发现的宋代墓葬，结构较完整，具有一定研究价值。发现了精美的陪葬品，其中包括2个陶罐，罐上有歌舞升平内容图案，其外形就像一座塔，共分为3层，最底下一层是龙凤雕塑，中间一层则是一些人物雕塑，最顶上一层则是牛羊模样的雕塑。戴正林说陪葬品外形精美，“这是希望人死后同样也能享受一个极乐世界。”他推断，古墓主人“应该是宋朝当地的一户地主，否则里面的器具不会这么精美，而宋朝的古墓在长沙县也是属于首次发现。”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10块制作考究的地砖，目前已把7块带有砖花的完整地砖带回了县文物局，他们介绍，这10块地砖正好铺满了整个古墓底部，很有可能为特意订做，由此也可以推断，古墓的主人应该是宋朝的大户人家。3月9日下午3时许，巴州区文物管理局接到恩阳区渔溪镇文化站站长报告，该镇方池垭社区二组村民在新居建设工地开挖地基时发现一座古墓，墓室里有一只碗。区文物管理局立即派人奔赴现场。经文物专家现场勘察，该墓为宋代石室墓，坐北朝南。墓长米，宽米，高米，距地表高米。墓室后壁有一神龛，龛内浅浮雕刻卷草花卉一组，龛宽1米，高米，龛台长米，宽米，左右壁均为素面，甬道宽米。遗憾的是，墓门处有一盗洞，墓室上方施斗拱，藻井(已毁)，在墓室龛台右侧清理出这只“碗”实为“盏”。该盏，陶质，敞口，饼型底，施褐色半釉，盏高米，口径米，底径米，保存完好。在南宋，诰命夫人身后得睡在老公身旁。4月8日，履行向浙江省、国家的报批手续后，郑建明带着专业团队来了，一条探沟打下去，胡紘老婆的坟茔现身，800多年了，历经了这么多年战乱和攫取，这座坟墓从未被惊扰。夫人的坟茔，类似胡紘，长不过三米，宽不过一米，坟里砖砌了壁龛，这个壁龛好似我们家里的陈列柜，梅瓶、象钮盖罐、花口的盘子等瓷器一件占一格。这些胡紘家乡的龙泉青瓷物件，器形之圆润美丽、瓷器釉色之朴实均匀，达到了又一个高度，接近了中国制瓷技艺巅峰的清初康雍乾三世。
使我们的文明进了一大步，也让我们对古代有了更深的了解，可以写在历史书上。
新华网重庆频道7月11日电（记者郭立）近日，在渝（重庆）遂（四川遂宁）高速公路潼南段的田家乡罗汉村大坟嘴施工现场发现大量古墓群，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专家初步断定，这个古墓群属于宋代的古墓，距今接近千年历史。 在这个方圆近一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有两处已挖开的用青石垒成的墓穴，这些青石上有条状和圈状花纹，这些墓穴有的是一墓六棺、有的则是夫妻棺。据考古人员介绍，根据墓穴构造和综合分析，可以断定为宋代的古墓，另外还有部分属明代和清代古墓。根据墓穴的分布和数量推断，应该是一处古墓群。 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执行领队曹宽宁介绍，这次发掘是从去年开始的，共发现文物51处，于今年6月正式开始挖掘，主要是宋明清三个时代，有十三个墓，具有规模大，时代跨度大的特点，对我们研究宋明清三代的墓藏结构非常有意义。作为潼南县来说，像这种考古发掘的机会不多，对进一步了解潼南古代藏俗是很有研究价值。（
商朝墓葬考古研究论文
分期通过对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明确了商文化序列和西周、东周文化分期。简言之，商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期，通常以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文化为三者的代表，但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自1～4期均属于夏文化。西周文化据丰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据西周青铜器则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属于武王至穆王、恭王至夷王、厉王至幽王3个阶段。东周文化，春秋自公元前770～前476年，分作3期，每期约100年；战国自前475～前221年，也分作3期，每期约85年。都城与聚落城的出现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城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最早。那里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揭示出中国早期都城的面貌。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使人们对商代中、晚期的都城有了认识。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是商代的方国城址。西周的都城一在周原（见周原遗址），一为丰镐。前者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都邑，后者是西周时期的京城。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如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进行防卫的城墙，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东周列国都城。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布局，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宫殿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在都城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由堂、庑、门庭等组成，其格局形式为后世的宫殿所继承。在偃师商城中已出现大城中有小城的格局；至东周时期都城均包括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国君居宫城，平民区与作坊则在郭城内。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多见小型居址和手工作坊及墓葬等。其中有少数规模较大，如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发现当时社会成员与其生前生活状况相对应，死后的葬制也反映出他们的等级差别。君主与大贵族的墓规模宏大，还设有墓道，已知有的四条、有的两条或一条。随葬品极丰富，包括青铜、玉、漆、象牙等各种质料的珍贵物品，许多大墓中有殉人。在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还发现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中型墓一般无墓道，但有棺有椁，并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石器、骨牙器及漆器等。晚商至西周早期，殉人之风颇盛，在一些中型墓中也发现一至数个殉人。商周贵族还以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数量，显示死者生前所属的等级 。小型墓一般有棺，随葬品以陶器和少量兵器最为常见。在各个遗址中几乎都发现被丢置于坑穴中的尸骨，有的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致的。经济生活商周两代历时千余年，通过考古发现社会经济获得了可观发展。农业作为主要经济部门，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去满足手工业者的需要，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手工业的分工更细。科学技术也有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东周时期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有采矿、铸铜 、冶铁、制陶、琢玉、制骨、纺织及漆工、木工等门类。青铜手工业青铜手工业在商周时期处于繁盛阶段。工匠们从矿山采掘铜矿石进行冶炼，提取铜金属后，与铅、锡等合理配比，铸造出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如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及货币、建筑构件等。品种之多，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礼器的数量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在各个都城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工匠们使用泥范，熟练地采用分铸法，铸造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并将焊接、鎏金、嵌红铜等技术用于制作青铜器。这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冶铁制品冶铁制品出现于西周晚期，但对铁的认识可上溯至商代，当时工匠们已将陨铁嵌在兵器的刃部加以利用。春秋时期，铁金属被用于制作剑、鼎等器具，并出现了生铁与铜制品。其中生铁的发明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已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是古代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与制陶工具很多。从商代中期开始，工匠们用高岭土烧制出原始瓷器，向日后发明青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漆器的出现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西周漆器已出现了镶嵌螺钿的工艺。东周漆器除木胎外，还有夹纻胎，工艺更精。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扣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扣套的器皿。商代与西周的丝织品，已知有绢、罗等。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墓保存随葬品的条件较好出土有绢、纱、罗、锦、刺绣等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它们织造精良，色泽鲜艳，纹样华丽表明2000余年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制作玉器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商代的治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制作出各种色泽、不同用途的器具与装饰品。特别是利用原料天然色泽的变化而制成的俏色玉器，更是反映了工匠们的才智和玉器工艺的成就。商代与西周的玉器均为软玉，东周时期已用硬玉，并将玉器与金银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出包金、镶银的精美华丽玉制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铸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化与艺术文字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当时的文字多刻在甲骨、铜器及玉石器、陶器上，也有部分写在玉石片、简牍、丝帛上。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相当丰富，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商代与西周的乐器除陶埙外，还有鼓、钟、磬等。东周墓中还出有箎、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且十二个半音俱全，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其发现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如四羊尊、象尊、鸮尊等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方面看，都是上乘的艺术品。以装饰风格而论，西周中期以前的花纹崇尚繁缛，给人以庄严和神秘的感觉；其后兽面纹之类的纹饰逐渐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风格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花纹。商周时期的雕塑以玉雕、石雕最多，另有陶塑、骨牙雕、木雕等。妇好墓出土的一批玉石雕像和雕花象牙杯，是晚商雕塑艺术的代表。南方的东周墓中则出有精美的漆木雕。长沙出土的帛画是中国保存最早的绘画作品。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先后跨入青铜时代。如北方草原地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及晋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西南地区有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东南地区有湖熟文化（见吴越文化）、吴城文化、百越文化及湖广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这些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存在交流，又各具特色，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见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都同时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地方文化的因素。商周时期千余年间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促使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夏商周是一部断代史，在安阳殷墟中的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没有任何物证，能够证明历史上有这么三个朝代，所有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发现，都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也为研究这三个朝代提供珍贵的证据。
由于时代久远，一些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早已经随着岁月灰飞烟灭，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面去判断。而在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周家庄村的一处古代墓地，被初步认定为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将对研究商朝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周家庄村南约200米，东距洨河约2000米处的这个墓地群自从发现之后，河北多家文物单位联合对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
到目前为止，以这个墓地为中心的勘探面积达到了约40万平方米，而且还实验性地挖掘约300平方米的遗址，出土一些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器物。
这个墓地群一共有22座商代贵族墓，其中17座已经抢救挖掘，但根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22座墓地几乎都有盗墓的痕迹，但墓地结构还保持相对完整，而且还有两座墓地带有墓道，营造讲究，椁室采用木条垒拼，显然这种墓地主人当时下葬规格非常高，说明墓地主人的身份不简单。
根据这里的墓葬的形制和以及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里的墓地结构与殷墟十分相近，可能在时代上也相距不久。
在抢救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和填土中发现了殉人和大量殉狗，对研究当时的殉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30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除了还发现一些青铜残片外，也还发现了文化叠层。也发现了两条古河道，考古工作人员对古河道的宽度及走向、叠压、堆积情况进行了图形绘制，对研究当地水系的构成以及改变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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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考古挖掘，在这个墓地周围还发现了大量商代后期遗存，一些小型生活区和手工业区也被发现，但于这个墓葬群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这个墓葬群的配套遗址。
河北地区在以前发现的商代遗址，比较集中在石家庄北，保定以南的一些地方，但石家庄以南的地区基本上还没有过。这一次周家庄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周家庄的这一片商代贵族墓地，由于盗墓的原因破坏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一些这些墓地需要进行保护和加固处理，而且对已经出土的文物，也需要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
周家庄商代墓地这一带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大发现，还得靠考古工作人员的大量工作。
发现如此多的墓葬，会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我认为一部分人会对墓葬的发源地比较感兴趣，产生探究的兴趣。会带动一部分旅游发展，让本来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这个地向往起来。
我觉得这个发现挺重大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商代的历史。
邺城墓葬研究论文
我认为秦始皇陵埋的是和尚鲁智深，同意我的举手？
曹操墓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疑问的，“倒曹派”列出的许多反证，其实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都是有类似的发现可以将其推翻的。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专家们都表示，考古是很严谨的事情，应该远离利益的争夺。专家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专家们给出了六个依据，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市的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曹操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扑朔迷离，异说种种，疑雾重重，并由此产生了对曹操的许多怀疑和曲解。曹操高陵的确认，扫去阴霾，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让人们新获许多历史信息，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将获得新的突破。权威论证曹操高陵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等。同时，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综合自身研究成果，逐一列出证据，对当前几个最为流行的质疑进行回应，最终指出：曹操墓不可能造假。质疑：核心证据石牌伪造回应：地层关系无法造假石牌为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考古地层关系，石牌发掘出土，这种地层关系是没有办法造假的。石牌上的皮壳、土垢、水垢无法造假到这种程度。此外，有从事清理地层、绘图、清点文物等工作的众多人员见证了考古现场。此外，从文字方面，石牌上的文字的结构、书体、用法以及文字内容都经得起时代风格、典章制度、组合关系检验。鉴于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或印章，唐际根指出，“如果是造假，当造墓志或者印章啊！”质疑：魏武王称号为假回应：史书多有此种记载对于大墓的质疑中，自始至终都有关于“魏武王”称号的质疑。有观点指出，这种称呼将阴名和阳名混为一体，没有任何文献中提及。研究院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列出了文献中的相同表述：东晋孙尴《魏氏春秋》中“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卷二十三·五行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事实上，曹操生前是魏王，有自己的封地，武王虽是谥号，但也只能是有封地前提下的“武王”，故应称“魏武王”。历史上还有中山靖王、鲁恭王等称呼存在。质疑：鲁潜墓志为假回应：二者字体差别甚多曹操墓热议中，早年发掘并指出了曹操墓现今方位的鲁潜墓志，此番也连带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墓志本应记述墓主生平，但鲁潜墓志却指出了曹操墓的位置，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研究院指出，墓志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衡量最初的阶段。此外，也有观点质疑鲁潜墓志的文字跟曹操墓石牌字体相近，因此认为是同一人造假。但是研究院调出图片比对，指出这是个“伪质疑”，事实上鲁潜墓志的字体同曹操墓石牌字体有很多差别，但与同时期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相同。反对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郝本性说，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至于“武王”前加上“魏”，就更容易解释了，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天下历朝历代“武王”很多，不加魏武王，又怎能分出是哪朝、哪代的呢？质疑“武”字写法是缺乏相关文字认知。对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郝本性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这主要是因为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就好比甲骨文，在100多年前，谁都不知道有这种文字。但不知道并不代表就可以断定它根本不存在吧？”郝本性举例说，曹操墓中“武”字“止”部写为“山”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相同，恰巧证明了碑别字存在的一致性。而有关学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郝本性说，如果说怀疑曹操墓造假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鲁潜墓志》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仅仅是为给10多年后曹操墓的发掘做铺垫吗？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鲁潜墓志》是1998年4月，安阳县农民徐玉超在该村西北取土烧砖时无意发现的，其后交给了文物部门。那么，如果该农民造假的话，他不卖该墓志赚钱，而是交给文物部门，其目的是什么？再者说一个农民的墓志造假水平，能瞒过这么多的考古专家，而且这个农民还懂得后赵时期的碑别字，他有那么高的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吗？“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郝本性说，而此次因其给曹操墓的发现提供了比较确凿的线索，并因其碑别字上的写法，背上造假“恶名”，若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西方神话中的“羽人”曹操墓也有。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一般是以元宵节舞的那种形象。而在曹操墓中出土的“龙”，却有三种不同的形象，它们更接近蛇的形象，但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形象 。
宋代碑刻墓志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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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碑的源流 我国是世界土葬最盛行的国家，土葬是将盛放尸体的棺木，放置到挖好的葬坑，充填上土，堆到一定高度，即称为坟，土葬人穴后不再筑土堆称为墓。坟墓是由墓穴与坟堆组成，后又加上墓碑及棺椁内外存放韵陪葬物品。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形成人们的道德规范。对于殡葬亲人的坟墓，一两代可以记清，三代以后就不清楚了，特别是经过迁徙、战乱便不知祖坟何处。如何解决，人们想出许多办法。开始时人们从死人下葬，维系棺绳用的园木桩受到启发，在墓前插上木桩竹竿，系上纤维质的东西(纸或帛等)，写明死者的生卒年月、时辰，叫做“铭旌”(或“明旌”)。但它却容易，损坏，人们便另想办法：富贵人家用石园柱代替木园桩，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出生时间、官级等。为了多刻字其形体又演变为方形、长方形，开始埋于墓穴内或墓外，参照房屋建筑，碑顶加上碑帽，饰刻动、植物或山水花纹，碑身刻上死者简历。标明是独葬与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阴宅(即坟墓)风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产之家立中等墓碑，穷家仅可立上留个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砖碑或种植某种长青树为标识。从而墓碑由实用品逐渐转化为文化艺术品，其功能、形态、质地、文饰也越发多样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讲究碑身多用花刚岩、大理石等上等石料，碑顶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镶嵌死者的烧瓷像。墓碑成为记载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荣誉状”和装饰品了。这很符合国人的光宗耀祖、泽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会风尚。为不受风吹、雨淋、日晒等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便把碑表立于墓外，墓志与铭埋于墓内。墓碑盛行于汉、唐，以后成为定势。 (二)墓志、墓志铭；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挡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例如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地区“蛮獠”与海盗啸乱，朝廷派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3删人(计58姓)，前往征伐6其子元光13岁被乡荐第一，随父出征，陈政母亲魏母(敬)，年过古稀，也提兵数千支援，终于平定多起叛乱，实行军垦，教民学习中原文化与先进的耕织技术，元光在其父死后18岁承袭父职．，对叛乱者恩威并施，提倡58姓携将士与当居民自由通婚联姻，出海捕鱼经商，使荒芜的大片粤闽大地，进人礼仪之邦，他还疏清建置漳州等郡县，升为刺史。一次征战中，元光以身殉国，年仅54岁。由于陈氏父子祖孙数代的忠骨均埋葬于漳州、云霄一带，百姓们奉他为“开漳圣王”(宋、明清等朝也以此号追谥)，为之修墓建庙，至今仅台湾就有开漳圣王庙百余座。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丰功伟绩的家族，其主要人物在旧、新《唐书》中未立列传。难怪后人在陈圣庙前刻上对联：“正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为其鸣不平。随着海峡各方面交流的扩大，当年随陈氏子父远征的58姓中的陈、郑、林、胡、黄、汪、赵、詹、丘等在闽、台或海外成为大族或富户。借助学者们从墓志、谱谍、神道碑酌记载，研究成果不断到河南固始、新郑等地来寻根问祖；郑成功的后人，也据墓志、方志得悉其祖宗也是随陈政父子人闽的58姓中的一支姓氏。 墓志铭它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铭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b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 (三)神道碑、无字碑 神道碑旧时多建立与坟墓有一定距离的墓道前。外建碑亭或厅堂称享堂，以避风雨日光的侵蚀，它兴于汉，盛行于唐、宋、明、清。用于歌颂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来也有用于赞颂德高望重的僧人、道士或技艺超群的各类专家学者的。碑文较长而古板，后把刻在该类碑上的文字称为神道碑，成为一种文体。东汉蔡邕、唐代韩愈是这类文章的大手笔。 历史上帝王、将相、士子名流，谁不想被人歌功颂德、百代流芳呢?死后由亲属约请文人墨客撰写碑文、墓志、墓铭，勒之金石，播之丝声。但也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即死后陵冢坟墓前只立块“无字碑”。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人物墓碑是无字的。即东晋名士、军事家谢安，唐代女皇武则天，宋代大奸臣秦桧。 谢安是淝水之战东晋方面的总参谋、总指挥。曾以少胜多击败了声称“投鞭可以断流”的后秦的符坚，巩固了东晋的政权。功成后退居东山，人们认为他的功劳太大，不是一块墓碑能记述得了的，所谓“丰功伟绩不胜记也”。 武则天的无字碑说法各异。武则天称帝前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字作名字即武照，含两眼望天有目空一切之意。她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天高大，一块石碑难以包容，一字不记，也能与天齐，永垂青史。另种说法是，她认为自己当了几十年皇帝，权大威严，谁也不敢批评她，故而死后立下无字墓碑，一片空白，让后世评说其功过。还有种说法，她读过很多书，儒家的清高、道家的无为、佛家的色空等思想对她都有影响。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就宣称“述而不作”。魏晋士子崇尚名节孤傲，唐代礼部尚书赵崇以“标质堂堂，不为文章”，号为“无字碑”，受到当时的士大夫的推崇。武则天也许会认为“无字碑”是一种清明高尚的象征。 秦桧的墓碑无字。是因为他力主降金，卖国求荣，并害死抗金名将岳飞父子等人，坏事做绝，他死后无人愿为他撰写碑文。墓碑只有空白，当时人们议论，他的名字都是邪恶，给他刻碑，会弄脏工具，他的墓地被称为“狗葬村”，足见人民群众的爱憎分明。 明十三陵中有七．陵无字碑。即长、献、景、裕、茂、泰、康七个陵门前的无字碑，都是在嘉靖年前后六年建成。嘉靖皇帝一心想得道成仙，连朝政都不想料理，那有心思去找人撰写碑文，以后的皇帝见祖宗碑上无字，一是不好冒然自己下笔，也不想找人撰写，还要审阅，二是见怪不怪，少管闲事。七陵无字碑随它去吧! (四)碑文(志铭)的影响 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治，碑文(志铭)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对后世诸多学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古时的帝王、将相、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死后还要继续享受(尽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质上(含生灵方面)君王死后，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武士、嫔妃殉葬外，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秦皇杀“三良”(三个良臣)陪葬，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秦皇兵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迹，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将更会使全球惊叹。秦陵的穷奢极侈，堪称举世无双，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以美丽动人的文词，把死者赞扬，为超越时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诗乐，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多是让死者升天，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内容)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雕塑家为之服务。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不惜牵强附会，编出溢美过誉之辞，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吾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实妁。唐代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道齐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一生写了大量碑文，而千古传诵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志铭》。宋、明、清等时代，著名文人写的碑文，真是汗牛充栋，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脍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志、墓志铭、神道碑的文体。碑文、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为诗、词、曲特别是抒情诗、骈体文等提供借鉴。碑文、志、铭为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丧葬学、社会学、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与墓内的布局、陈设、装饰，又成为绘画、雕塑、建筑、装潢等学科、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 常言“碑以书传”，这书指的是书法。无论是墓碑、庙碑、纪念碑，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便价值连城了。汉代盛行隶书(字)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隶书虽笔法简练、圆润，但到了北魏时期，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后世称为“碑体”，它不像篆体的古奥，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体的难认，更不像隶书的四乎八稳。别笑它缺个点，少一撇，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写起来随和，看起来顺眼。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加以研介临摹，自成一派为“魏碑”体。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