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主题小论文

努力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一、明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原则和思路社会治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活动。正确把握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明确改革社会治理体制的基本取向，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一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治理、科学治理、人性化治理，使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切实感受到权益得到保障、秩序安全有序、心情更加愉快。二要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气力形成推动社会***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协力。三要坚持统筹兼顾、动态协调。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矛盾，既要“左顾右盼”，又要“瞻前顾后”，使社会治理能够体现维护公平正义的“刚性”、协调各方利益的“柔性”、应对新情况新题目的“弹性”，促进社会动态平衡，保障国家长治久安。四要坚持既有秩序、又有活力。把维系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结合起来，既要保证社会的安定有序、规范运行、调控有力，又要有利于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降低社会运行本钱，进步社会运行效率，从而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五要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从我国实际出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上风，充分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树立世界眼光，积极鉴戒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贯串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之中，为推进***社会建设提供不竭动力。根据上述原则，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体制，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在思想观念上，要从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治理向更加重视社会治理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努力解决经济建设“一手硬”、社会治理“一手软”的题目，切实把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作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下大气力统筹推进，不断进步政府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努力取得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新突破，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治理主体上，要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改变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解决好越位、错位和缺位题目。既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治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尽快从传统治理转向时代发展要求的“治理”。在治理方式上，要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向更加重视协商协调转变。要改变主要靠行政手段通过管、控、压、罚实施社会治理的方式，更加善于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的方式、服务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同等的对话、沟通、协商、协调等办法来解决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在治理环节上，要从重事后处置、轻源头治理向更加重视源头治理转变。努力摆脱总是事后应对的被动局面，更多地把工作重心从治标转向治本、从事后救急转向源头治理，更加重视民生和制度建设，使社会治理关口前移，尽可能使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少产生、少转化、少激化。在治理手段上，要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等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努力改变社会治理手段单一的题目，在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治理的同时，更多地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道德约束、心理疏导、***引导等手段，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上风，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题目，化解社会矛盾。

发挥“三社”协同作用切实转变社会治理方式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部署、新要求。民政部门作为政府履行社会治理、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部门，在转变社会治理方式上，需充分发挥和调动“社会组织、社区和社会工作”（简称“三社”）的协同作用，不断探索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社会治理创新，切实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一、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目前，河北省各级社会组织已发展到15011个，社会组织从业人员17万多人，会员超过660万个，初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覆盖比较广泛（涉及全省89个厅、局）的社会组织体系。围绕加快推进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新目标，河北省民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登记管理制度上，实施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下放审批权限，减少审批备案事项，实行社区服务性社会组织备案制，积极探索“一业多会”，推进政社分开，改进双重负责管理体制。在优化发展环境上，完善财税扶持政策，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奖励机制；逐步将政府不应行使和可由社会组织承担的工作和服务以适当方式转移给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方式支持社会组织提供产品服务和社会服务，保障社会组织的民主参与权益。在加强监督管理上，建立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社会组织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独立自主、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管队伍建设，加大联合执法监察力度，加强诚信建设、行业自律和评估。二、推进“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发挥城乡社区自治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这为全面推进城乡社区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近年来，河北省城乡社区建设稳步发展，打造了“四有一创”社区建设经验并在全国推广，社区治理方式不断创新。面对社区建设中存在的“行政化”日趋明显的现象，河北将进一步厘清职责，加强社区自治能力建设，推动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之间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在管理体制上实现“还权、赋能、归位”。进一步推进“网格化”管理，形成社区党组织领导，社区居委会主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社区社会组织、业主组织、驻区单位和社区居民多元参与、共同治理的工作格局。进一步推进社会化服务，做好河北省城镇社区综合信息服务系统的调研、设计工作，探索推动建立社区信息化网络平台，形成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居民志愿互助服务、社会有偿评价服务相衔接的服务体系，实现社区服务管理的“一网通”、“一键通”。三、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些重要论述对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推动专业社会工作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据此，河北省将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社区、社工”三社联动机制，推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和服务平台建设向纵深发展。从载体上，大力培育和发展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布局合理、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从政策上，制定出台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实施意见和配套政策，把一些可由社会承担的工作交由具备条件的社会公益性组织承担。从措施上，继续抓好边远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有关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专项计划的实施；推进社会工作参与社区建设，通过完善城乡社区自治机制，促进基层社区管理；不断加大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力度，合理规范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待遇标准、考核机制和权益保护机制，多渠道广泛吸纳社会工作人才；指导和鼓励各地加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培育力度，加快发展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继续教育。

社会治理主题论文

OK,OK,这份要求没有问题，可满足

在 2014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 1000 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具体的提法是: “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此前，在官方文献、学术着作和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 “社会管理”。新的 “社会治理”的概念的提出，引出了一系列问题: 什么是社会管理? 什么是社会治理? 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为什么要用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要讨论以上问题，恐怕就要回顾一下新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且从社会管理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说起。一、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乍一看，“社会管理”一词似乎很 “社会学”，然而搜遍西方社会学经典，此概念却芳影难觅。不过在前苏联，有奥马洛夫所着的《社会管理》，〔2〕此书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被译介到中国。书中的 “社会管理”，被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根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面临的目标和任务。”显而易见，这本书中的“社会管理”，是在计划经济的理论框架下以当时风行世界的 “系统论”的语言表述的。2002—2003 年爆发的 “非典”，给党和政府乃至整个中国社会极大的震撼。于是，“社会管理”一词被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社会管理”一词首次亮相，当时的提法是 “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3〕试图用一个复合名词，从建设和管理两个不同的政策视角，对社会领域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提法，得到了学界的积极回应，郑杭生论述了广义的和狭义的 “社会建设与管理”。他指出: 广义的界定是指 “整个社会的建设和管理，即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和社会生活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界定则着重指 “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这里的社会指的是作为整个社会这个大系统中一个子系统的狭义的社会”。〔4〕到了 2007 年党的十七大，作为对学界的回馈，“社会建设”与 “社会管理”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概念，“社会建设”与此前提出的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合二而一，并与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 “四大建设”，①对 “社会管理”的新提法则是“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5〕对于这个变化，学界再次作出热烈响应。2006 年，王思斌在《社会行政》〔6〕一书中，对 “社会管理”作了界定，他认为: 社会管理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加强社会管理的任务，这里的社会管理是相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而言的，指的是由政府主导、各方参与的社会治理和管理活动”。2007 年，何增科撰文提出: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走向深入，学者们倾向于从狭义上来界定社会管理的含义”，“狭义上的社会管理，一般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指的是对社会公共事务中除了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以外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7〕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声音，将 “社会管理”界定得更为偏狭。譬如说: “狭义的 ‘社会管理’主要集中在社会治安、信访和公共安全工作方面，主要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8〕这个说法与当年 “压倒一切”的 “维稳”挂得很紧，只能被看作是一个与党政部门的行政职责或工作任务密切相关的操作性定义。但真正为学界认可的 “社会管理”虽然也被看作“狭义”，其词义也要比 “维稳”广泛得多。何增科认为:“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9〕李培林认为: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10〕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思彬和何增科定义 “社会管理”时，已经出现了 “治理”一词，并将其与 “管理”相并列。也许是为了与 “维稳”作一词义上的切割，在公共管理学界早已得到普遍认可的 “治理”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使用。譬如张敦福、沈叶认为: 与学界常说的“社会管理”词义更为贴近的英文名词，实际上是 SocialGovernance，而 “Governance ” 一词在学界被译为 “治理”，“最常涉及的领域包括社会资本对当地地方行动者的作用、社区治理、社会服务、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社会团结、社会不平等。这些领域均与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民生领域的重要问题。”〔11〕以上的研究成果，最终在 2011 年胡锦涛的重要讲话〔12〕中体现出来，这个讲话的标题是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2012 年召开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再次强调: “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13〕二、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要进一步讨论 “社会管理”和 “社会治理”，就要展开讨论 “管理”和 “治理”。这通常会涉及到三个英文单词——— “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和 “Govern-ance”。前两个单词翻译成中文，都是 “管理”。但 “Ad-ministration” 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管理，尤指政府机构中科层制架构中的行政管理; “Management”则取自于市场，因此蕴含着经营管理的意思。新公共管理理论试图用“Governance”一词来取代前两个常用词，并赋予一种新的涵义。中国的学者在接受这个新的概念时，为了表示与“管理”的差别，将其翻译成了 “治理”。“Governance”或 “治理”的概念，在 20 世纪后半期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风行而得到学界和政界的青睐。上个世纪 90 年代，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 “治理”的界定是: “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并列出了 “治理”概念的四个特征: 其一，治理不是一套规章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其二，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其三，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其四，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但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段对 “治理”特点的表述中，可以概括提炼出四个关键词，即 “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按对 “治理”的理解来看 “社会治理”，是否可以作这样的界定: 在社会领域中，从个人到公共或私人机构等各种多元主体，对与其利益攸关的社会事务，通过互动和协调而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基本需要。参照以上提出的 “治理”的四大特征，对比 “社会治理”和 “社会管理”这两个概念，也可以概括出 “社会治理”的四大特征:其一，社会治理必须强调 “过程”。在这里，“过程”的涵义是: 社会治理的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社会治理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既不能靠制定一套 “一刀切”的规章条例，试图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以不变应万变; 同时也不能靠一场 “运动式”的大轰大嗡，试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而这两者，恰恰是以往 “社会管理”的最显着的特点。其二，社会治理必须倡导 “调和”。社会本身是一个有自组织能力的有机体，通常处于一个生机勃勃的过程中。所以，不能试图用某种强力乃至蛮力去 “支配”社会。而是要让社会本身发挥其自我生存、自我发展乃至自我纠错、自我修复的功能。所以，社会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在收放张弛之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而以往的社会管理的缺陷，恰恰是过于迷信强制力量。其三，社会治理必须兼顾 “多元”。社会是由各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构成的，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的经济利益、社会地位和政治诉求都是不一致的。因此，社会治理必须非常重视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论多数少数，不论强势弱势，不论公立民营，共同参与社会治理，共同分享发展成果。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错把高高在上的施恩赐惠当成了最高境界，而且极具 “社会排斥”的色彩。其四，社会治理必须注重 “互动”。要引导全社会达成利益共识，尤其是针对长期目标的利益共识，就要建立一个适合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框架和社会机制。使多元主体都能够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然后在沟通交流、相互妥协、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在行动上，也应该是互动型的，上下配合，同心同德。而以往的社会管理常常是 “一言堂”，急功近利，短视而只顾眼前利益。综上所述，以往的社会管理已经暴露出很多的认识误区和制度缺陷，诸如一刀切、运动式、压制型、堙堵式、恩赐性、排斥性、一言堂、功利心……不一而足。这恐怕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其实也是一种新的理念———社会治理来取代以往长期使用的社会管理一词的根本原因。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的社会治理，就是要在承认个性化、多元化的基础上，通过互动和调和———沟通、对话、谈判、协商、妥协、让步———整合起各社会阶层、各社会群体都能接受的社会整体利益，最终形成各方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契约。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应该是 “理性”二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 “经济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的 “气场”就可能像水面上的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但时空条件是有限的，个人利益的 “气场”不可避免地发生摩擦和碰撞。如果大家都坚守自己的 “气场”丝毫不让步，其结果就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其结果可能就是 “双输”或 “多输”。因此，理性的选择是以 “妥协”为号召，请大家坐下来进行谈判，大家都在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后退一步，适当地收敛一下自己的 “气场”。通过妥协和让步，找出一个双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按照老祖宗的古训，退后一步天地宽。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碰撞和冲突，才能营造一个实际上是 “双赢”或 “多赢”的和谐局面。究其原委，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资本和 “知本”常常表现为稀缺资源，所以其占有者在竞争中容易占上风。如果我们假设获得稀缺资源的机会本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均等的，但从结果看，这些稀缺资源最终却被一部分人所占有。那么，从最初的机会均等到最后的赢者通吃之间，必然暗含着竞争失败者对机会的 “出让”。赢者所以成为赢者，是输者对游戏规则大度的认可，如果输者蛮横不认输甚至借助于阴谋和暴力，那么，这样的市场上是不可能有赢者的。所以，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占有了稀缺资源的赢者也应该 “出让”他们的一部分盈利来回报社会，以争取社会对他们的占有的合法性的认可，亦即以此来换取输者对机会的 “出让”。当然，共享结果不应是平均主义的 “大锅饭”，而是按贡献大小的有差别的分享。还要强调的是，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建立在对社会整体利益认识一致的基础上的。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一切，所有参与竞争的人都必须维护，这样才能使这场游戏能够可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是当自己不如意时就用非理性的手段来毁了这场游戏。要让各阶层都应该认识到，虽然在这一次竞争输了，但可以把取胜的期望寄托在下一次。只要游戏继续进行，所有的人就终究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体利益就是使一个可以被社会各阶层接受和维护的游戏可持续的进行下去。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都应该服从大局。当然，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倾诉和倾听，是使相关利益者保持沟通和达成谅解的最好手段。所以，如果公众———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多数还是少数———都能够把与他们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心里话都说出来，而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都能够去用心倾听，用心考虑，这就能使社会最大限度地保持一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即使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得到解决，也不至于使矛盾积聚和激化。三．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十八大以来，还有一个与社会治理关系非常密切的新概念——— “政社分开”，在党的最高层次的文献中虽然总被提及，但非常遗憾的是，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和媒体宣传中，对政社分开却少有深入的讨论。什么是政社分开?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命题，但其实不然。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倡导社区服务时说: “凡是社会和群众可以做的就尽量放手，做不了的，就由政府按照行政程序来承担。”〔15〕其实，这就是用人人都能听懂的大白话表述的政社分开。这个理念无疑与社会治理强调的 “过程”、“调和”、“多元”和 “互动”是一致的。政社分开，其实是要让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社会治理。人民群众要参与社会治理，就需要组织起来，于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议题凸显出来。社会组织要发展，要服务人民群众，又需要理论、方法和技术，于是社会工作发展的机遇应运而生。从理论上说，现代社会通常被分为三大部门，即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因为政府部门 “有权”和市场部门 “有钱”，为了确保社会的良性运行，这两个部门都要受到法律上的严格限制。按照中国的特殊国情，对政府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应该包括: 其一，权责范围受限; 其二，上级、公众问责; 其三，领导意图不明。对市场部门而言，这些 “受到限制”的事情主要是缺乏投资冲动。于是，在处理这样一些 “受到限制”问题时，社会部门，亦即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了。对此，美国学者利维特评论说: 以前人们往往把社会组织一分为二，非私即公，非公即私。这种划分太粗陋，忽略了一大批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16〕这些社会组织所从事的是政府和私营企业 “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首先，由于 “利益相关者”的模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并没有明确的、固定的职责权限范围。通常，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但是，有时他们也能代表政府 ( 譬如，当政府向他们授权或购买服务时) ，有时他们也能代表企业 ( 譬如，在接受了企业有明确意向的捐赠钱物时) 。其次，与政府部门不同的是，遇到某些问题，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可以把自己放在 “民间的”社会角色上，所以不用过于担心受到上级或公众直接的问责。在具体工作中，政府部门因权责所限，有些事情虽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但他们仍有可能会有所顾忌。遇到同样的情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反倒可以放手去做。再次，当政府领导因为种种原因举棋不定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也可以以自己 “民间的”社会角色，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解释去办事。如果办得好，当然会得到政府的认可。如果没有办好，也可以作为是一种民间的“社会实验”。因此，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通常被认为具有在 “开发新的服务种类以满足新的需求”〔17〕方面的先锋作用。既然如此，失误乃至失败也是可以容忍的。最后，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扛起了 “非营利”的大旗，凡进入这个领域的资金都将成为以改善贫弱群体处境为目标的 “社会基金”。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分红牟利的动机，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为图 “利润最大化”才来投资的股东。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兴趣”在这里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正因为上述特点，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显示出一种 “扩张性”，主动地将自己的工作扩展到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的 “传统领域”中，“越界”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此时，理性的或曰聪明的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往往会乐观其成。于是，在靠近政府部门这一边便形成了政府直属的服务机构，在中国称为 “事业编制”或“事业单位”，在靠近企业这一边则有近年来时髦起来的“社会企业”。在与社会治理和政社分开相关的研究中，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还有一个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似乎很少被提起，这个重要作用就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能够在政治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起到区隔间离的作用。当前，“反腐倡廉”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抓老虎、打苍蝇，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但从长远考虑，要彻底铲除贪污腐化，就必须要逐渐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机制。造成中国严重的贪腐问题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基层政府和公务员对于法律规章的 “自由裁量权”过多过大。这种超然于法制之上的 “自由裁量权”最终造就了一种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不受限制的权力则一定会造成腐败。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这种区隔间离作用最终能使公共机构和公务人员的 “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在发达国家，公众对于政府公务员的评价会低于社会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可能是有意而为之的制度安排。在发达国家若与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基层公务员打交道，经常会有一种铁面无私、公事公办、缺乏人情味的感受。公务员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规章，绝对依法办事———法律上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要多少时间办完就多少时间办完，绝少通融的余地。但是，一个社会要完全处于这样的氛围中一定会形成社会张力。于是，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民众有什么难事，首选的行为并不是直接找政府，而是找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由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帮助他们跟政府、跟社会打交道，帮助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经济、社会或其他的资源。所以，在发达国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享有非常高的职业声望。与此同时，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公众和政府机关之间又起到了区隔间离的作用: 公务员有行政权力，但只限于依法办事，完全没有 “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交给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但他们没有行政权力，他们只能帮助受助者去寻找资源。这样的制度安排，是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而毋需把人关进笼子。所以，对中国社会而言，要向社会治理转型，政社分开绝对重要，不但在社会领域，其影响还会辐射到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政企分开，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终于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部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作个理论假设，如果在社会领域也能够形成一个独立的部门，中国的社会福利和社会进步是否也会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快速发展呢?

法治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必然走向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新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治化思考改革开放以来世界城市治理法治化的进程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法制化进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治化研究论社会治理的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等等

社会治理为主题的论文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维护城市治安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城市治安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范文一：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对策

摘要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惠阳区，同时产业化的地区差异，也促使外来人口的大量流动。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一方面为惠阳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惠阳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给当地的治安环境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特别是外来人口违法犯罪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治安焦点，流动人口管理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为此，亟需将流动人口管理纳入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战略性基础性工作，在正视流动人口管理存在问题的同时，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流动人口管理新路子。

关键词：流动人口治安管理权益对策

一、当前流动人口的动态特征

(一)素质低能化

在流动人口中，大部分人来自于生活贫穷、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自身文化程度较低，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劳动技能，且缺少学习和培训的机会。

(二)心理功利化

流动人口中大部分在本地生活窘迫，对自身处境不满才流入他乡。他们背井离乡的主要目的就是打工挣钱，以此改善自己当前的生活处境。这些人口中不乏为了经济利益而急功近利，甚至不择手段之人。部分流动人口因对自身处境不满，对社会产生仇视心理，并通过各种形式发泄私愤。还有一部分流动人口受外界刺激和腐朽思想影响，为达到自己物质上满足和精神上刺激滋生犯罪动机，走上犯罪道路。

(三)结构复杂化

流动人口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处于无序状态，来源广泛，流出地多，其来去行踪不易掌握，且成份复杂，良莠不齐。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危险群体，随时都有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从近几年犯罪方式看，外来流窜犯罪人员相互结成团伙进行作案越来越多，一人被抓，其余便作鸟兽散，给追捕和办案、结案造成很大困难，给社会治安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性。

(四)行为短期化

大部分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均非正式，无正式劳动合同书，雇主或雇用单位辞退他们异常随意，再者流动人口由于从业场所和职业的多变，使他们居无定所，呈流动居住态势。行为短期化极易造成顺手牵羊，打一枪换一炮的犯罪动机。

二、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流动人口管理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备，尽管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法规，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已经不适应当前需要，流动人口管理工作明显滞后。由于流动人口的逐年增加和管理工作的滞后，给社会治安稳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因素，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呈上升趋势。

(一)管理体制不畅

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一项综合性、社会性工作，但从目前情况看，流动人口管理未真正纳入政府行政行为的管理轨道，有关部门侧重于文件的上传下达或做协调工作，没有真正投入力量进行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没有很好地发挥和调动用人单位的作用，相关部门、单位、基层组织缺乏信息沟通、制度约束、责任追究机制，无法形成强大的管理合力，从而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只能由公安机关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具体管理的现状。

(二)协作配合不顺

从近年来的工作看，流动人口的流出地与流入地间相互脱节，流出地不能积极主动地配合流入地做好工作，往往暂住人口的发函均达到100%，但是回函却了了无几。特别是对一些在逃犯罪分子和混迹其中的不法分子失去了抓捕时机，给流动人口管理带来了一定难度。

(三)雇用责任不明

雇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个人不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为了达到自己的经济利益，对“谁管理、谁负责、谁用人、谁负责、谁留宿、谁负责”的原则置若罔闻，不如实呈报外来务工人员的底数，贪图方便，存有侥幸心理，随意留用“三无”人员等违反流动人口管理规定的比比皆是，极大地减弱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效果。

(四)管理难度大

流动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收入不稳定，生活不安定，居住不固定，缺乏自律约束。其中的不少人不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其人身财产安全得不到有效保护时，往往盲目地采取聚众闹事等群体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外来人口中大部分在私人出租房、个体小旅店、建筑工地栖身。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难以经常巡查，而一些私人房东、个体老板见利忘义，有意庇护，使这些场所成为违法犯罪的“避风港”，对社会造成极大危害，给治安管理工作增加很大的难度。

三、流动人口管理应采取的对策

目前，正值流动人口流动高峰与刑事案件发案高峰的双高峰期，尽快形成新的管理机制，在确保流动人口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对流动人口的管控能力，成为当前公安机关面临的新挑战

(一)转变管理观念，提供平等的社会保障

作为流动人口管理的主体，尊重和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是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基础。应当首先考虑如何改善广大流动人口的生活、工作条件，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环境，使他们安居乐业，创造更多的财富。流动人口应当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外人”看待，也决不能将他们视为治安恶化的罪魁祸首，随意侵犯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逐步减少对流动人口各种各样的限制。同时，要通过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就业、改善就业环境、保障其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等工作，为流动人口更好地工作与生活创造更加有序的社会管理环境，从而引导、促进流动人口有序流动，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健康发展。

(二)加强流动人口管理的基层基础建设

党委、政府和政法各部门要以改革强化基层、创新建设基层、发展服务基层为目标，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研究解决基层基础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从政策导向、力量配置、经费保障、技术装备等方面向基层倾斜，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高基层效率，切实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各项措施的落实。在基础工作方面，各乡镇应建立由综治、派出所、工商、计生、民政、司法等部门组成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机构，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公安、计生部门要以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为目标，大力加强以人口登记为基础的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理和查验等项基础工作，全面、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底数和有关情况，加强对具有现实和潜在社会危害性的高危人员的管理，积极预防、控制犯罪。

在基层工作方面，要重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建设，积极发挥乡、镇和街道等基层政权组织和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核心作用，有效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为流动人口排扰解难。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和用工单位建立各种服务协会，充分发挥这些组织和团体在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化解矛盾的扶危济困方面的积极作用。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社区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要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努力建设开放型、多功能的城镇社区，紧紧依靠和利用社区资源，使社区成为政府各部门对流动人口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纽带，成为流动人口融入城镇生活的桥梁。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工作，激发流动人口投身社区的意识和活力，促进流动人口融入社区生活，与当地居民和睦相处。

(三)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提高管控能力

加强出租房屋管理，首先要理顺管理体制，打破房屋管理部门、公安部门分别管理出租房屋的体制，改由流动人口管理部门统一领导，并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要健全和完善房屋租赁登记备案、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对房屋租赁市场的综合管理，强化流动人口落脚点控制，落实“以房管人”的工作机制。并且要认真落实综合治理责任制，依法严厉处罚违反《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者;要提高出租人自觉管理承租人的意识，使出租房管理工作走上良性循环轨道，为更有力地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基础保证，从而确保广大居(村)民安居乐业，确保房主和承租人员的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要着重从日常跟踪管理、流动管理入手，突出对形迹可疑人员的重点查控。这就需要民警真正树立一切依靠群众的观念，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了解情况，发现线索，然后实行重点跟踪查控。要在流动人口中发展治安积极分子，取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通过他们了解和掌握流动人口中可疑人员的动向。

(四)树立“科技强警”观念，强化流动人口信息化管理

一是切实加强流动人口信息录入工作，加快电脑录入进度，确保流动人员信息实时登记、实时录入。二是加强信息检索工作。充分用公安部网上追逃人员信息，实行不间断的检索比对工作，及时从中发现在逃人员。三是加强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加快旅馆业计算机联网管理的进程。各有关部门要加快暂住人口、出租房屋、旅馆业、人力资源市场、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的建设步伐，并推动信息资源跨部门、跨系统的共享进度。

参考文献

[1] 徐伟明;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管理模式的演变与展望[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2] 魏毅;谈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对策[J];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6期

[3]刘怀廉著《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城市治安管理论文范文二：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及整治工作状况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社会的多元化，社会治安形势的不同，社会治安也相应的出现问题，中央工作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切实增强做好治安、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和改进安全工作，最大限度地增强社会安全事故防控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安全隐患和危害，是加快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各级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要务必高度重视，切实负起责任，深入排查隐患，严格治理整顿，确保我国安全形势的持续平稳。

中央强调，要坚持严打方针，维护我国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对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对社会治安坚持严管，让群众切实感到安全平安。同时，要搞好专项整治，坚决遏制各类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扎实做好今的安全工作，必须抓住薄弱环节，开展专项治理，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关键词：社会治安，治安形势，社会稳定，治理整顿，安全工作

1 引言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如何真实反映社会面治安动态、发案的常量水平及变化趋势，统计分析和揭示相应警情案情数据本身的内在联系以及数据外延综合因素和原因，建立一套科学的社会治安评估体系，明确分析社会治安管理形势，由此采取更加积极和科学的应对措施打击犯罪、服务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的建设环境，这是新时期公安工作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它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致富思安、致富思进的强烈愿望，亦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向高层次发展的重要时期公安工作如何与时俱进、立警为民的客观要求。

问题的提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提出的正确方针，它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研究的意义

社会治安，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居乐定，而且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社会治安既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维护社会治安，确保社会稳定，对于促进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研究现状

当前的社会治安问题确实增多了，刑事犯罪活动发生很大变化，新的犯罪形式不断出现，一些地方治安秩序不好。当然，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开放不断扩大，社会生活空前活跃，社会矛盾相应增多，社会治安情况不能简单地与过去比较。

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图谋从未改变，并不断炒作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等议题，利用各种机会捣乱破坏，利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制造社会对立，对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国际恐怖主义抬头，已对我国构成现实威胁;我国周边一些国家政局不稳，恐怖活动十分猖獗，恐怖事件频繁发生

本文研究的目的和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目的

了解和学会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的人民群众的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社会系统工程。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1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2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2社会治安状况评价体系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

社会治安状况评价的含义是研究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和社会治安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起点，目前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个

1谭永红认为：社会治安状况评价，就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观指导下，治安管理主体根据评估需要先建立起一个评估指标体系，然后以此为依据，遵循一定的程序，运用科学的方法，广泛收集治安信息，对社会治安进行判断和评估的活动

2李健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将不能直接相加(乘)的统计描绘指标转换成可以直接相加(乘)的统计评价值，并运用一定的方法，对综合评价的各指标根据其重要性的不同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最后取得综合评价值得方法，过程，和结果的过程

3王彩元认为：社会治安的评价，是指通过运用一定的统计方法，将社会治安的实际数据和社会治安防控主体的实力投入进行量化分析，结合共安全的认证而

3中央对当前社会治安形势的分析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

从社会发展阶段看，我国目前正处在从温饱到中等收入水平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个阶段，经济结构、分配体系的调整，往往会引起社会关系变化和利益格局变动，导致社会矛盾多发，这也是各国发展历史中出现的共性问题。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特别是当前经济比较困难的时候，各种矛盾很容易激化，从而诱发各种群体性事件。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

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在开放、多元、动态的社会环境和信息化条件下，社会矛盾和问题很容易交织扩散。经济形势的变化必然影响社会心态。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人民对未来普遍有信心和良好预期，社会心态比较平和，即使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也大都能够理性对待;经济形势严峻时，社会心态比较敏感、脆弱，一些人因下岗失业、生活困难、资产缩水等原因，产生悲观失望和不满情绪，遇事容易采取过激行为。

影响社会治安形势的因素

经济是基础，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是紧密相连的。在经济发展面临挑战和危机的时候，影响社会稳定的各种不确定因素也随之增多，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加剧。综观之，经济方面的不稳定因素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的不稳定因素相互影响，短期问题与长期积累的问题相互叠加，国内不稳定因素与国际反华势力相互交织，这是当前需面对的实际情况和严峻考验。

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含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总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第2条的规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简称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打击”或“打”是依法“惩治”、“惩罚”、“惩处” 的意思，是指司法机关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妨碍和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专门性活动。既包括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逮捕、起诉、审判犯罪分子的执法活动;也包括工商行政、新闻出版、海关等国家行政管理对与社会治安有关的违法行为的查禁工作;还包括劳动改造机关对罪犯实施的监禁惩罚，以及对妨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的违法人员进行的劳动教养等行政处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防”或“防范”，是指防止违法犯罪发生的各种手段、措施和活动。其具体内容：一是为防止和减少违法犯罪而实施的调解、内保、治安联防及其它群防群治工作。二是为防止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产生而进行的政治思想教育、道德法制教育，以及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的教育挽救工作，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接茬帮教工作等。三是堵塞违法犯罪时空，减少治安问题的各方面的行政管理工作，主要有治安行政管理、司法行政管理、工商行政管理以及海关、税务、文化教育、市场、物资、金融等方面的管理。四是城乡基层党政组织、司法组织、治保组织、治安联防组织的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法律和法规建设。五是教育人、挽救人，防止重新违法犯罪的特殊预防工作，包括对犯人的改造工作和劳动教养部门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可以说，这个“防”是广义的防范，包括了除“打击”而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其它各个方面的工作。

一般说来，“标”是指事物的现象和结果;“本”是指事物的本质和原因。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标”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现象;“本”则是指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治标指处置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以及消除违法犯罪的外在条件。这既包括对已经发生的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处置，也包括看门护院、技术防范、堵漏建制等消除违法犯罪外在条件的工作。治本则是从根本上减少和铲除产生违法犯罪等治安问题的原因。它包括运用综合治理的各种手段，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教育和矫正。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着力点

首先，充分发挥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这是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根本保证。各级党委、政府将统筹抓好发展这一硬道理与稳定这一硬任务，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推进。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责任体系，把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纳入政绩考核。

其次，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的优势，不断增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合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特色，集中体现在各部门、各单位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密切配合，整体联动。今后一段时间，形成工作合力的着力点将放在加大资源整合力度上，切实提高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化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的水平。

再有，充分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手段、方法的整体优势，切实提高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关键是运用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把打击与防范、惩治与教育、管理与服务、当前与长远、治标与治本更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各种手段和方法有机衔接、相辅相成的良好局面。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完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任务，就必须做好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6个方面的工作。

5结语

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是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治安状况的标尺。通过它可以掌握社会治安的真实情况，从而能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治安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措施，是新形势下坚持专门机关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的新发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新路子。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2月

[2] 全国人大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年3月

[3]许辉.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4] 李斌. 新华网 2009年06月10日11:57

[5]王志勇.社会治安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J].中国刑事警察，2006，(05).

[6]袁湘滨.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治安综合评估体系[J].公安研究，2007，(01).

[7]陈勇.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机制研究[J].公安研究，2006，(12).

[8]陈本兰.社会治安状况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研究[J].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会公共安全研究，2005，(06).

致谢

本文的研究工作是在我的指导老师精心指导和悉心关怀下完成的，在我的学业和论文的研究工作中无不倾注着老师辛勤的汗水和心血。从课题的选择到项目的最终完成，老师都始终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在老师的循循扇诱的教导和不拘一格的思路、无私的奉献精神使我深受的启迪。从尊敬的老师身上，我不仅学到了扎实、宽广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做人的道理。在此我要向我的老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深深的敬意。

在此，向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领导、老师、同学和朋友表示由衷的谢意! 衷心地感谢在百忙之中评阅论文和参加答辩的各位老师!

以社会治理为主题的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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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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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身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检察机关担负着依法治国的重要职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责无旁贷，义不容辞，必须做出积极的努力。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工程中，检察机关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作为，具体应当立足于检察职能，结合地方实际，积极主动地为构建和谐社会开展工作。一、靠发检察建议促进和谐实践证明，检察建议在预防犯罪，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开展检察建议，首先要注重合理性，要讲事实，摆道理，这样才易于被相关单位所接受；其次，要有针对性，要针对犯罪发生的具体成因，管理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开展检察建议，要有的放矢，不能空穴来风；第三要有可采性，建议的对策要便于操作，便于实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实际效果。二、靠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维护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没有良好的社会治安作依托，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提高公民的安全感，当前情况，就是要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检察机关作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员单位，且负有法律的职能，所以更应承担更多的职责，更好地落实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要抓住“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措施不动摇，不但要强化“严打”力度，更要加强防范力度，配合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充分发挥督导、检查、协调的职责，把各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好，提高公民的安感度。三、靠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是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前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检察机关应当有效发挥惩治犯罪、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恶性质犯罪，以突出的打击成效，彻底遏制严重刑事犯罪势头，从而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和谐的社会局面，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四、靠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现象发展和谐官吏腐败历来是困扰社会的一大问题，也是影响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大查办职务犯罪力度，促进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通过查办有影响、有震动的大案要案，取信于民。同时要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认真处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清除腐败发生的根源，减少腐败发生的机会，从而创造廉洁的政务环境，增强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进而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五、靠强化法律监督实现公平正义创造和谐公正是和谐社会的标尺。检察机关肩负着法律监督的神圣使命，维护法律公正实施是检察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执法不严、司法不公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法律监督；充分行使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监督四项刑事诉讼监督职能，坚决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裁判不公等突出问题；切实运用好民行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层社会治理论文题目

1．试论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基本差异2．试论当前北京城市社区面临的独特挑战3．试论社区“治理”与“统治”的区别4．略论当前政府在“社区管理”上的新改革5．试论社区服务的主要特征6．试论社区工作的主要原则7．试论社区治理的主要策略和当前选择8．试论城市街居制毕业论文参考网收集整理论文9．试论我国社区公共事务的社会化趋势10．试论当前社区志愿者工作11．试论城市基层社区的形成和发育12．试论我国二分法社会结构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3．试论“市场失灵”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4．试论“政府失灵”对当前社区的影响15．试论我国“第三部门”在社区的发展前景16．试论经济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17．试论民间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与定位18．试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与地位19．试分析社区志愿者组织20．试论社区的公共事业管理21．试论社区环境与社区物业管理22．解决北京社区物业管理中矛盾与问题的政策思考23．如何正确处理社区“业主委员会”与居委会的矛盾冲突

社区概论的论文题目有：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趋势、社区参与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等。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最新社区论文选题参考。1、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2、新世纪中国城市社区体育发展趋势。3、社区参与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4、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发展演变与制度创新。5、对北京市城市社区体育现状的研究-兼论社区体育的定义及构成要素。6、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7、社区人群生活质量。8、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