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专题以研究论文

社会学论文提纲范文

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社会学论文提纲范文，欢迎参考阅读。

篇一：社会学论文提纲

(以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程度的实证研究为例)

摘要

1、绪论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 2 研究视角

1. 3 文献综述

2、研究设计

研究思路

核心概念界定

研究方法

研究区域与对象

研究样本结构

被调查儿童父母的相关情况

父母在外打工情况

小结

3、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状况

学习社会化状况

生活技能社会化状况

交往社会化状况

规范社会化状况

小结

4、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监护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无法对儿童学业提供帮助

与监护人沟通过少,留守儿童孤独感较高

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致使留守儿童劳动负担加重

与父母缺乏沟通,导致亲情疏远

5、加速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对策

家庭支持

监护人支持

学校与教师支持

农村社区支持

社会支持

6、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篇二：社会学论文提纲

(以日常生活视域下城市社区楼宇农业经营活动研究为例)

摘要

ABSTRACT

1、绪论

研究缘起

研究意义与目的

2、研究设计

核心概念

分析视角与理论依据

实证研究方法

3、城市社区楼宇农业生活方式兴起的根本原因

中国城市生活异化表现

城市生活异化给城市社区居民带来的危害

楼宇农业是城市社区居民应对城市生活异化的新型生活方式

4、城市社区楼宇农业经营场所和主体是家庭

城市社区经营楼宇农业人的数量在增加

城市社区家庭成员经营楼宇农业的低龄化趋势

城市社区家庭经营楼宇农业的多域化趋势

5、城市社区居民经营楼宇农业的动机

城市社区居民为改善居住环境经营楼宇农业

城市社区居民为丰富生活内容经营楼宇农业

城市社区居民为打发闲暇时光经营楼宇农业

城市社区居民为保障家庭提供食物安全而经营楼宇农业

6、城市社区楼宇农业生活方式的多元功能

扩大城市社区绿色空间的功能

改善城市社区生态环境的功能

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功能

传承农业文明的功能

7、研究结论及讨论

研究结论

讨论

研究不足

参考文献

致谢

篇三：社会学论文提纲

引言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目的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相关概念使用

(二)国外相关概念使用

三、研究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研究的理论意义

(二)研究的实践价值

四、论文结构安排

五、研究方法

(一)多学科理论相结合

(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一)研究难点

(二)研究创新点

第一章社会工作的族群议题背景

一、中国族群现状与发展

(一)族群构成多样且增长迅速

(二)族群分布广泛

(三)各族群之间差异明显

(四)族群流动人口问题日益突出

二、理论研究与实务实践的发展

(一)社会工作的`族群议题

(二)中国民族工作机制创新

第二章族群社会工作的核心概念与相关概念辨析

一、核心概念辨析

(一)族群

(二)民族

(三)社会工作

(四)民族、族群与社会工作

二、相关概念辨析

(一)国内相关概念的辨析

(二)国外相关概念的辨析

第三章民族社会工作的提出、应用与局限

一、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与应用

(一)政治语境中的概念

(二)专业术语概念

二、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局限

(一)未能体现和把握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

(二)未能体现社会工作社会性

(三)与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不匹配

(四)“民族”概念在中西语言中无法有效对接

第四章族群社会工作的理论依据

一、族群理论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三、多元文化理论

四、生活世界与公民社会理论

五、治理理论

六、社会工作建制化与二律悖反命题

七、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

第五章族群社会工作的提出与阐释

一、族群社会工作概念的正当性

(一)体现和把握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文化生存大众传媒

前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言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研究论文

社会现象是社会主义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社会主义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现象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网络语言中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网络的身影。人们利用网络工作、学习、娱乐、购物，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交流，网络语言也就应运而生了。虽然网络词汇是在虚拟的空间中使用的，但作为一种新的语言交际方式，它仍然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例证，也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社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它主要研究语言同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影响。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非常广泛，称代形式、语言变体、语言与性别、语用学等等都是它研究的对象。而网络语言正是语言的一种变体，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网络语言是指以中文为主体，以汉语拼音、英文、符号、数字等为辅助手段，在互联网上进行交际时所使用的语言形式;狭义的网络语言是网民们在网络聊天室和BBS上进行交流时所使用的语言。本文试图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入手，分析网络语言的形成、特点及发展前景。

二、网络语言的形成

网络语言是在特定的语言社区(Speech communities，指一群人使用同一种语言，对语音和语法的异同有相同的概念)里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这种新的语言现象同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发展和网民心理需求密切相关。

(一)科学技术的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前提条件

作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全新崛起的一种信息传播方式，网络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角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在网络上可以聊天、购物、浏览新闻、收发电子邮件，还可以通过博客、微博等方式自由地发表意见，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虚拟空间中产生了一种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交流时不同的语言环境。“网络正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生活的各方面，由此也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语言――网络语言。”由此可见，网络语言的产生及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社会发展是网络语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今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并不断变化着的社会，人们已经从最初对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发展到了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追求。计算机的产生和网络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生活、工作、娱乐的各种追求。

(三)网民心理需求是网络语言产生的直接原因

在利用网络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一些平常说不出来的话，在网上却能脱口而出。究其原因，无外乎是网络这个虚拟的世界给了人们一些遮挡，在这里，交流虽然是即时的，但却不是面对面的，甚至是匿名的。因此，人们可以摆脱现实中的很多诸如身份地位、人际关系之类的束缚，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甚至可以肆无忌惮地发泄自己的不满或是痛苦。

三、从实例中看网络语言的特点

网络语言具有多样性、简约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和非语言符号化倾向的特点。其多样性表现为英语原词、拼音、汉英混合、数字等多种形式并存。为了适应现代的快速生活而出现的大量的词语的缩略形式则是网络语言简约性的体现。人们在利用网络交流时出于调侃或是其他一些目的而对固有的词语进行改动的行为使网络语言具备了随意性和不稳定性。当有声语言和书写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我们的意思时，符号便出现了。这些符号具有约定俗成的语义，是语言交际的一种辅助手段。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实例来看看网络语言构成的特点。

(一)缩略词

缩略语是网络语言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为了交流方便，网络语言常常取英语单词的首字母或是其他一些发音相同的单个字母来代替单词或是短语，或是以汉语拼音中的声母来代替汉语词句。

1.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

英语单词的缩略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单词内部的几个字母或是短语的首字母来代替整个单词或是短语。如：GF(girlfriend)， BF(boyfriend)， WWW(World Wide Web)， HTML(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DIY (do it yourself)， PK(player killing 或 Penalty Kick)，BBS(Bulletin Board System)，VR(Virtual Reality)。而另一种缩略形式则是利用一些本身发音接近某些单词的单个英文字母来代替整个词句，如“u”代替“you”，“r”代替“are”，“IC”代替“Isee”，“BTW”是“by the way”，“CUL是see you later”等等。

2.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

汉语拼音的缩略形式是指以汉语拼音的声母来代替整个词句。比如DD(弟弟)，GG(哥哥)，MM(妹妹或美眉)，JJ(姐姐)，PP(屁屁)，PLMM(漂亮美眉)，BT(变态)等等。

(二)谐音词

谐音词的产生往往是为了输入的方便，但却往往具有风趣、幽默或是亲昵的效果。所谓谐音，就是指用相同或是相似的音来代替原来的字词。网络语言中的谐音有三种主要类型，既汉字谐音，数字谐音和英文谐音。

1.汉字谐音主要是用一些近音字来代替原来的字词，并由此而产生一些幽默的效果。比如油饼(有病)，斑竹、斑猪(版主)，大虾(大侠―网络高手)，菌男霉女(俊男美女)等等。

2.数字谐音则是利用阿拉伯数字的汉语谐音来表达一些特定的含义。比如886(拜拜了)，520(我爱你)，7456(气死我了)，555555(呜呜呜呜呜呜)，74974(气死就气死)，1314(一生一世)，584(我发誓)等等。

3.英文谐音既利用英语单词的音译来组成新的谐音词。如英特尔(Intel)，粉丝(fans)，伊妹儿(e-mail)，烘焙机(homepage)。

除了以上三种主要的谐音类型之外，一些符号也可以取其谐音表达一定的含义，比如==(等等)，0(哦)。 (三)生造和转义

生造和转义是指网民们在网上交流的时借用一些修辞手段，或是旧词翻新，或是生造出一些新词来。生造和转义的方式多种多样，往往是一些单词、字母或是数字的组合。如：3Q(thank you)，帅G(帅哥)，e心(恶心)，东东(东西，泛指各种事物)，坛子(论坛)，灌水(在论坛上发表无聊或是无实际内容的帖子)，拍砖(发对某贴)，顶(支持某贴)，楼上楼下(表示两个帖子之间的相互关系)，青蛙(长相难看的男生)，恐龙(长相难看的女生)，沙发(第一个回帖的人)，椅子(第二个回帖的人)，路过(看完帖子不留言)等等。而一些网络词汇则是生造出来的，它们也被赋予了一定的特殊含义，如大虾(网络高手)，菜鸟(网络新手)，网虫(痴迷于网络的人)，小黑(黑名单)，等等。

(四)符号和图形

早期流行的网络语言侧重于将标点、数字和字母等符号组合在一起，模拟一些表情，用来传达一些单纯的文字无法传递的意义。符号和图形可以分为：

1.标点符号组形。如：-)表示笑脸，：-(表示哭脸，^@^表示小猪，：-o表示惊讶，(：&表示正在生气，：-!表示不屑的笑，：-&表示张口结舌等等。

2.标点符号+数字组形。如：8-)表示睁大眼睛，：-9表示舔着嘴唇笑，：-1表示平淡无味的笑，：-7表示火冒三丈等等。

3.标点符号+字母组形。如：-P表示吐舌头，：-S表示语无伦次，：-I表示吸烟族，：：-D表示仰天大笑。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现在许多网站为网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动画表情，这些表情更加生动有趣，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符号和图形的作用，在网络交流时被广泛运用。

(五)古字新义

新一代的网络词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其实，它们当中有许多字都是一些曾经在文字史上出现过的生僻字，被今天的网民借来表达一些特殊的含义。

四、结语

对于网络语言中的种种现象，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应该被予以重视和认可，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网络文字是对传统文字的挑战，甚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恶搞，是不能接受和纵容的。其实，任何一种语言形式的兴起都有着它的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网络语言其实是一种语言变体，它是一种言语现象，它本身是动态的、开放的、个性化的。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网络语言出色地完成了其作为交际工具的任务，而它们的出现和消失都是顺应社会需求而做出的自我调整。

浅谈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

摘要：在实际社会生活里，人们因为各自的社会地位及所处的社会阶层不一样，导致在语言使用、交流过程中出现一些有心或无心的带有歧视性的语言词汇。面对种种语言歧视，正确的面对和修复是社会义不容辞的职责，以确保语言使用的纯工具性。

关键词：语言;歧视

在现实社会中，歧视无处不在，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歧视，经济和政治上的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不同地域之间的歧视，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歧视等等。这些观念借助功能强大的媒体、文学作品、社会舆论以及人际传播，歧视的态度和情绪被强化并推行开来，更加剧了这些不平等的隔阂和隔离。歧视和偏见作为偏离客观事实的看法和态度，是文化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社会文化中，人们选择一种说法，排斥另一种说法，是由于主流社会的文化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它的形成被经济上政治上占绝对优势的群体所掌控，与权力有关。反映在文化上就是一种文化霸权。福柯(Foucaul)的著名权力理论也指出，语言与权力密切相关，语言是一个充满压迫和斗争的场域。语言里面出权力，现实是语言的现实，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有什么样的世界。语言中的各种歧视实际是社会现实中阶层歧视、文化歧视、民族歧视的表现。

一、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话题。

男性被认为是人类的原型，汉语中的“他”也正能反映出人们的这一认识。“他”在语用上完全偏向于男性，不论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可以指代男性和女性，而“她”只可指代女性。在指代一群人时，即使只有一个男人，也不能用“她们”，仍然要用“他们”来指代。这种完全以男性的视角来定位的语言现象就是男性语言泛化的表现。

不独称谓词，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词语也在将女性丑化，这正反映了男性对女性的居高临下和歧视，如“妇人之见”、“婆婆妈妈”、“女流之辈”、“最毒妇人心”等，而对那些不被男人群体接受的男人的评价却是“女里女气”、“娘娘腔”、“伪娘”这类与女性相关的词语。

女人的价值似乎与男人联系在一起，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一旦岁月流逝，年华老去，女人似乎就失去了价值和意义，身价大跌，成了令人生厌的人。于是，女人被描写成“人老珠黄”、“弃妇”、“失宠”等。

汉字是表意文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字体系。汉字积淀着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价值。对1997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包含有“女”字的简体字做了一个简要的分析，其中表贬义的字就有十几个之多。

如“耍”字从“而”从“女”，它的本义是玩弄女性，因为“而”是象形字，指男人的胡须，“而”与“女”合起来表示是男人把胡须垂到女人的脸上，对女性进行戏弄;“妥”字从“手”从“女”，指男人以手，即以武力驯服女人;“妾”从“立”从“女”，有学者认为其中的“立”字像一把倒悬的刀，一把刀始终悬在女人的头上，随时有可能落下来，可见女人处境的低下。

二、社会角色歧视

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具体说来，它包括以下四方面涵义：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角色是人们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行为模式;角色是人们对于处在特定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期待;角色是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的基础。

最近很多年，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不断高速成发展，很多农民离开土地来到城市，从事建筑、维修、运输等工作，成为时代的新工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一一“农民工”。“农民工”一词频频出现于各种媒体，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词。

“农民工”这个词汇最早是由社会学家张玉林教授1983年提出来的。这词语取代了最初的“盲流”一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社会的进步和宽容。不过近些年社会对“农民工”这一称谓越来越多地提出疑义，主要是针对这个词语背后的歧视意味。

其实，“农民工”一词并不规范，这个称呼既不是职业的标准分类，又不是社会分层的正式的概念。按以往的标准说，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按现行标准，农民工应划分到劳动职业阶层。这一不规范的概念之所以仍然长期存在，主要缘于人们对于城乡这一最大差别的优先分类。

人们通常以所从事的社会工作来标识社会身份，区分职业属性，而很多农民兄弟们即使告别了土地，也不能与工人并称为现代工人。社会的这种定性式的称呼带有社会歧视的意味，使这些农民兄弟时刻意识到自己身份的卑微。

三、地域歧视

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语言中的地域歧视在地理行政区划上表现的较为明显，以前，苏北人被称为“江北赤佬”、“上海人的陪衬人”、“江北猪秽”等。已经作为特殊专有名词的“河南人”、“四川民工”、“湖北佬”、“外来妹”、“乡巴佬”以及描绘河南人、苏北人、四川人、湖北人的种种文字，都透露着这样一种信息，这些新词语的生成实质上是发达文化群体将边缘地区、贫困地区人作为陪衬和附属来看待，而这些被歧视的人则终日躲在发达地域人们的阴影下生活，暗淡着而又无奈着。

地域歧视是“贱贫”心理的体现。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发展出现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如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问题比较多。特别是因为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而造成的“仇富”心理和“贱贫”心理，使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拉大。贫穷地方的人到了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谋生，容易遭到歧视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家乡太穷，富人看不起穷人，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才产生了歧视，其骨子里、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小农心理在作怪。

四、职业歧视

语言中的职业歧视主要表现在对从事低等职业的人的称谓上，如将回收废品和垃圾的称做“收破烂的”，将清扫街道的人称为“扫大街的”，将照看孩子的人称做“看孩子的”，将靠唱歌为生的人称为“卖艺的”，将清扫厕所的人称为“掏大粪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类称呼虽然仅是口语词汇，并未进入书面语，不过也很不规范，是将一些生存群体在尊严和人格上予以矮化，这些人在主流文化中屡屡被轻视，甚至被当成了嘲讽的对象，没有稳定的社会定位和相应的社会价值。这些职业称谓包含着人格歧视。简言之，就是一类职业的人看不起另外一类职业的人，也就是什么职业吃香，什么职业不吃香，从事吃香职业的人看不起从事不吃香职业的人，说到底就是一种高贵和低贱较量的产物，而评判的标准就是“权”与“钱”。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职业歧视现象在一些公开场合逐步有所淡化，人们也开始正视分工不同的职业在社会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互融关系。于是在语言方面也自主取消了带有歧视性的语言，特别是对一些所谓“低贱职业”都重新加以换名，如“打大街的”己被“环卫工人”取代、“失业下岗人员”被“自由职业者”所代、“剃头匠”也逐步转化为“理发师”、“美容美发师。

五、人格歧视

由于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以及对人格权认知方面的缺陷，许多人还严重缺乏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自觉性，或者，即便有一些认知，也是属于初级阶段，在不以为然的心态支配下就侵害了他人的人格尊严，“人格歧视”就是这样产生的一种不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违法行为。所谓“人格歧视”，是指具有某一方面优势的个人或者群体，出于对他人的不平等心态，公然实施的轻蔑或者轻侮他人人格尊严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凭借自己的优势，不把他人的人格尊严放在眼里，并且以一定的行为表达对他人的人格尊严的蔑视。

称呼具有区隔的作用。近些年汉语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称呼语，这类称呼大多将被称呼者的某类特征作为标志，屡屡被突显出来，比如“留守儿童 ”、“艾滋孤儿”、“特困生”、“问题青年”、“弱势群体”等，着实值得人们思量。

至于像“女强人”这一流传多年的谓呼，实则是把女人事业上的成功与女性的美好品性对立起来，冠上了“女强人”的帽子就意味着失去了贤良、温柔的特性。上文提到的“农民工”，其实就是新劳工，社会却偏偏要在称呼上将其出身标注出来，这充分反映了人们认知方面的局限性。

称呼成为一条鸿沟，使彼此无法逾越，成为不同类别的人们之间很深的隔阂，也造成了新的社会歧视。凡此种种，都提醒人们，要小心使用称谓。在突显一种特性的时候，要注意是否会暗淡另外一种特性，从而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和新的歧视。

语言中的社会歧视现象，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心态、一种政治权势的反映。因此，关于语言中的歧视现象，我们可以三个方面去理解语言中的歧视问题，

一是语言有二元分类的特性，一是大众集体心态和观念的影响，还有就是文化霸权，或者说是“权势概念”在起作用。如果说语言性别歧视有着深厚的历史原因，那么观察语言中的地域歧视现象和职业歧视现象则可看出现代人的集体心态。

有学者指出，对诸如“河南人”这种类似的丑化与歧视的称呼，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它背后隐藏着的东西要比已经暴露出来的东西可怕得多，反映了在这个社会经济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以取笑羞辱贫苦百姓为乐趣、为时尚，以歧视穷人、落后者为能事，以“经济”作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切，这不能说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时，在传播这种歧视的同时，人们的口舌相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己则偏安一隅，泰然观看事态的发展，这也是一种看客心理。如果任由这种集体心态发展下去，则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很多社会变化都是从称呼的改变开始的。改变称呼是为了改变称呼的特定内涵。上文提到的几个称呼的改变也说明了社会的宽容、进步和对某类人的理解。称呼的改变使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身份不固定的人群获得了应有的自我价值，进而实现了自我的中心化。一个社会的结构、制度不是一时能改变的，但是称呼却可以在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引导社会观念，淡化歧视色彩，在一定的氛围内改善关系，在这方面语言可以发挥一定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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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之风呈现蔓延、扩张趋势。作为一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腐败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化特点。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腐败产生的经济学根源进行了分析：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腐败的经济原因；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阻碍经济增长。基于此，作者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遏制、削化腐败，并且倡导建立一门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一、腐败——种病态经济现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渐进转型，腐败，也像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滋生、蔓延。从1982年起，中国共发起五次“严打’高潮：1982年、1983年、1988-1990年、1993年、1995年。时至今日，全国范围的腐败之风非但没有抑制住，反而呈现出规模增大、频率加快趋势。（见图表1、图表2）从1988—1992年的五年中，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214318件，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95818人，追回赃款、赃物计25．8亿元，涉及县处级638人，厅局级38人，省部级4人。而从1993—1997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违法违纪案件387352件。其中：立案侦查贪污案102467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经济损失亿元。五年中共起诉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被告人181873人，其中县处级领导干部2903人，厅局级干部265人，省部级干部7人。 1998年检查机关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35084件、40162人，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共立案侦查徐炳松等3名省部级干部、103名厅局级干部和1714名县处级干部涉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50万元以上案件1773件。 1999年全年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亿元。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干部2061人，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世纪之交的2000年，更是腐败分子“前赴后继”、大案要案频传的一年：先是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因行贿受贿被判处死刑，继而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3700万元巨额贿赂而被送上断头台，紧接着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被公诸于众，这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案情极为复杂、危害极其严重的走私犯罪案件，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300亿元，首批案件涉案14人被判处死刑，25名涉案党员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中包括8名厅级干部。这些数据警醒我们：中国的腐败速度正以远远超出GDP增长速度“同步逼进”：一方面腐败主体由中低权力层向高层甚或最高权力层蔓延、渗透、扩张；另一方面，腐败数额呈现高额、巨额特征，具有惊人化、高速化发展趋势。（见图表3）数字，令人振聋发聩；现实，更加触目惊心。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正在危及政府的形象，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磅定时炸弹”。有识之士不无忧虑地指出：今后最有可能中断中国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的因素来自恶性腐败。现实的严峻和严峻的现实迫使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进行理性分析与冷静思考。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腐败是指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行为。该定义的假定条件是一国制度和法律是完善的，即腐败是违反制度和法律的一种与权力相关的活动，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腐败是一种“制度化逃避”现象。这里，制度化是指社会行为符合社会规范体系（即具体社会制度和规章制度）的程度以及与之相符合的过程，亦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的状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马克思说，货币是特殊商品，其实在特定经济条件下权力是一种更加特殊的商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示范效应的结果，只要有一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捞取特殊利益，其他人就会跟着这样干，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就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权力泛化”的社会现象。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用权力和社会做生意，百分之百赚钱，简直可以说是一本万利。本世纪70年代，美国的泽.布坎南等学者提出一种“寻租理论”，他把种种生产要素供求差价及优惠条件，亦即支付给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中，超过要素在任何可替代用途上所得到的报酬的那一部分，称作“租金”。这些租金是政府管制、干预市场的结果。“寻租活动”就是指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政府官员行贿以获得这些差价。通俗地讲，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超额利润。泽.布坎南认为，要克服“寻租”现象，根本出路就是解除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和管制，通过市场开展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应有明确规范，提高透明度。腐败虽然给寻租人带来收益，但并不增加社会财富，相反却增加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的社会经济资源，使得资源配置低效率以及资源严重浪费，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由于寻租活动具有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者不需通过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轻而易举地获得高额甚至超高额利润，这为寻租者提供强烈激励，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寻租活动，造成更大范围的腐败蔓延。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腐败是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种反动。二、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在形式上，腐败具有多样化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种：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生活腐化，挥霍国家资财，为特殊利益者提供优惠便利，任人唯亲，兼职经商，严重失职、渎职，徇私舞弊等。从1988一1998年这10年中，在社会坐标图上，贪污贿赂案件呈曲线上升趋势，此间全国检查机关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共计万件，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6100余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们往往对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深恶痛绝，而对危害同样严重的官僚主义、失职渎职行为并未引导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 199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玩忽职守案件高达3189件，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多达亿元，平均每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有26万余元之多。同样，经全国各级纪检部门处分犯有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错误的党员干部就有3339名之多，立案标准仅局限在10万元以上。据有关人士最保守评估，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腐败行为，一年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也在十几亿到二十亿元，加上间接经济损失，估计约有30个亿。惊人的数字意味着全国12亿人平均每人每年都要掏出2-3元钱来填补因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损失的经济“黑洞”，意味着人均3000元年收入的100万名职工一年劳动成果被付之东流。从某种程度上说，严重官僚主义、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甚至要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行为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更多、更惨重。三、产生腐败的经济学根源分析（一）从腐败主体（腐败者）自身分析。 l、欲望的无限膨胀及扩张超过“欲望满足均衡点”，此时占有欲处于强势、统驭状态。在市场经济中，官员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以欲望的满足为追求目标，而人的欲望是经济行为的原动力。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总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因此，政府官员具有自利动机并非不正常。但是在消费欲望极高而消费水平极低情况下，人的欲望无限扩张趋势和社会经济满足欲望实际状态之间差别不断加剧，意味着人的“满足欲望压抑”的增强。为了弥补这种差别，人们便产生了“补充压抑”需要。于是在利益动机驱动下，腐败主体欲望逐渐逼进或超出“欲望满足均衡点”，而这种欲望的满足要通过权力上市和权钱交易的顺利完成来得以实现。 2、自利性动机扩张一（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获取）个人特殊利益一（诱导）寻官、跑官、要官一（形成）“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由于公职人员自利性动机扩张，他有可能将公共目的（利益）转变为他的个人目的（利益），当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的时候，实际上的公共权力异化便出现了，其实质是将国家的目的和公共的利益变为官员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即官员个人获得了特殊利益。这种现象诱使人们去“寻官”、“跑官”、“要官”，甚至不惜重金“买官”，然后又以官捞本。权力和官位在这里代表着名利，在权、钱的关系上，权力占居主导地位，从而使权力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和诱人光环，权力大小和职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价值标准。于是，“权力拜物教”（“拜权主义”）在整个社会盛行开来。因为人们深信，不经济怎么改革，只要政府还管经济，权力就永远是最有价值的财富。 3、主体行为的示范效应，导致腐败恶性化。寻租活动具有恶性循环趋势。由于寻租活动具有学习示范效应，其本身是企图获得一种垄断和特殊利益，破坏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其他人或部门就会感到“吃亏”，进而也想“不拿白不拿”、“不干白不干”，这样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寻租活动。由此出现从上到下，从官到民，形成比以往更普遍、更广泛的腐败。（二）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基于经济特权与垄断权的上市而形成的不公平竞争，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过多造成的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形成产权虚置、资产流失，以及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等，都是腐败产生的经济原因。 l、权力上市形成不平等竞争。前面讲过，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一旦这种违反公平竞争原则、超越法律和制度限制之外的经济特许权或垄断权作为市场要素投入市场，便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并且保证百分之百赚钱。而这一切与经济学中的“机会均等”原则是完全相悖的。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创造个人收入的机制，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所带来的收入才能被认为是真正符合“等量贡献获得等量报酬”的第二平等原则。竞争，通俗地说就是人们在市场上的竞相争先以及人们为此付出的努力。所谓的“竞争基础”其实是指个人参与竞争之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个人找到和进入竞争场所的可能性大小，以及竞争过程中“裁判”的执法在每个人之间保证公正一致性的大小。人们又把竞争基础的平等称之为获胜机会的均等，即“机会均等”。权力作为市场要素上市所形成的非经济的强暴力造成了机会不均等和不公平竞争，它使各经济主体一开始便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因此获胜机会对不同主体来说是不可能均等的。 2、价格扭曲和价格双轨制。改革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政府过度干预造成价格扭曲，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仍存在少数商品价格双轨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扩大，商品价格双轨制正趋于向市场价格单轨制过渡。目前农副产品价格、社会商品零售额价格、生产资料价格中由国家直接控制或者计划指导的比重已经很小，然而部分租金仍然存在，这就为寻租者提供了相应的市场活动空间。 3、国有经济产权模糊，导致产权空置和资产流失。这里产权指的是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统称，即企业资产的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现实中由于国有经济产权关系的模糊，导致“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落空，而国有资产运营及保值、增值有效监督机制的空白或不健全，使得企业对出资者不承担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浪费现象。传统的国家所有是理论上的公有（所有权虚置），现实中的空有（造成经营者对生产资料的离异），这种产权责任主体模糊不清，是与现代市场“企业所有，经营者权、责、利界定明确，二者各司其职，共同配合，保证企业有效营运”要求相悖的。 4、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势必使人们在心理上存在着个人欲望膨胀与扩张，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投机心理。（三）体制转换时期法制建设滞后，权力制衡约束力量软化，缺乏独立监督体系。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已不适应经济发展需要，而新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导致法律空缺滞后，直接影响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的规范化。加之受部门利益比较均衡化的驱使，司法机关一些掌权人利用手中的权力以法谋私、贪污受贿，走上执法犯法的道路，直接导致司法腐败。体制转换时期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权力制衡外部力量软化，约束机制悬空，使得权力失去有效的监督制约，从而导致权力泛化、滥用，使其作为要素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盛行，造成寻租活动和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四、腐败的经济破坏性与危害性（一）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改革政策执行、实施。贪污、贿赂、以权谋私等腐败行为，扭曲政府的经济政策、国家法律法规，破坏其执行、实施，危及政府形象，破坏改革开放声誉。而行业不正之风，又使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劳动者重负难堪，进而挫伤其生产积极性，在社会上产生动荡和不安定因素，是政府掘墓人。（二）在市场经济转型中腐败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市场经济是商品化、货币化经济。一切商品是由金钱来衡量、买卖，金钱往往越界，对权力产生极大的腐蚀性。由于权力的上市，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主体行为扭曲，导致市场竞争一开始就处在不同的起跑线，机会均等原则在权力要素面前显得无可奈何、苍白无力。这种非经济的强暴力直接导致市场化改革步伐与进程放缓，严重恶化经济环境，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腐败的恶性化趋势甚至可以断送中国改革与现代化已取得的成果。（三）导致社会经济的“内耗”，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并使公共财富受到掠夺和破坏，公众利益直接受损。腐败虽然会给寻租者带来个人收益，但却增加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消耗相当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它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对经济资源进行公正、合理、有效的配置，而是通过政府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来获得部门垄断利益，而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在竞争中受损。经济资源配置低效和严重浪费，使得社会财富在不均等竞争中受到破坏和掠夺，而公众利益直接受损。（四）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阻碍经济增长。腐败造成经济环境污染，使得投资者对市场望而却步，一些本应付诸实施的投资项目也因此“流产”。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在不平等竞争机制下显得犹豫不决，投资曲线呈左下趋势，而经济的增长也因此而受阻。五、遏制、削化腐败的经济学途径（一）“制度创新说” 一些学者认为，现行中国社会腐败是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相关的，包括制度缺陷、体系变动、法制不完善等，当腐败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时，必须以制度创新铲除滋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反腐败与市场化改革并不是相互矛盾、相互对立，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所谓“标”就是已经形成的腐败现象，所谓“本”就是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体制、机制、法制、思想、世界观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治标就是惩治腐败现象，治本就是消除腐败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铲除其得以滋生的土壤。治标和治本，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促进。而在治标与治本的着力点上，又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应加大治本力度，以“预防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根据腐败现象的特点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确定治标与治本的对策以及各工作机构的任务，做到各有侧重；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当前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治及治本措施力度不够的情况下，要继续着重治标，同时，要加大治本力度，并使两者紧密结合。（三）“国际反腐败协议公约”说由于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所以一些人士指出，要在国际上采取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对成员国国内企业贿赂外国政府官员也要进行惩罚。而持反对观点的学者则认为，虽然谁都明白腐败在全世界造成的有害后果，但国际社会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因为在国际性腐败中存着一种经济学家所说的“囚徒困境”，所有有关方面都可以从没有腐败的世界得到好处，但是，促使一个国家单方面采取反腐败措施的刺激却非常小。追本溯源，中国社会现阶段寻租活动的猖獗，从制度上讲，主要是源于资源分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比，资源配置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承担，而是由各级政府代行市场功能来进行资源配置，从而使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介入国家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蔓延。基于此，本文认为，应当通过“制度创新”途径来遏制、削化腐败。这里的‘制度创新”包含五个层面：一是经济制度创新，即推进市场化改革，创造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二是政府行为改革，即政治权力从经济活动中退却，或者如哈耶克所讲，社会与国家应分开；三是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即加强法制建设，真正朝“依法治国”方向迈步；四是构建强有力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新闻监督体系，对寻租活动说“不”；五是国民意识创新，即全力提高民族整体素质，树立、倡导国民“纳税人”意识、民主意识、忧患意识。作为现代化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中国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花费上百年时间，付出巨大代价不断发展完善的制度创新经验，包括制度框架、经济体系和法律规范，为我所用，发挥所谓的“后发优势”。六、创立“腐败经济学”的紧迫性在当今文明社会，贪污腐败现象被人们视为公敌，称作“灰色瘟疫”。环顾全球，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也无论是在哪一种社会制度下，腐败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严重地危害着社会和公众利益。当中国政府高举“反腐倡廉”大旗向腐败现象毫不妥协宣战的时候，世界上其他国家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惊呼“狼来了！”。德国《经济周刊》曾以“贿赂风行全球”为题向世人警示——腐败问题正在国际化。面对腐败的滋生与蔓延，国外的经济学家们不无堪忧地指出，腐败现象妨碍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会在全世界造成有害后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采取强有力的反腐败措施，进而达成国际反腐败协议，向腐败这种病态（Unhealth）经济现象举起“达摩克利斯剑”。腐败，危及政府形象，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实施，是政府的掘墓人，成为社会经济不安定因素。腐败的滋生与蔓延，成为最大的社会经济污染，严重恶化社会经济环境。正如投资风险具有不可避免性一样，腐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亦不可能完全消除，只可能最大限度地遏制、削化，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最低程度之内，使社会经济资源在市场化、规范化基础上得到较为公正、合理配置。因此，经济学界应该像医生那样，对处于病态的社会机体及时进行治疗，使之早日恢复健康。由此看来，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腐败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存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已势在必行，而作为研究腐败现象产生根源、表现形式、造成危害、治理途径的新型经济学科——“腐败经济学”的创立，应该真正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社会学论文研究

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建构要突出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殊性、科学性和应用性 ,以及学科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关联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格化社会管理的组织社会学分析

社会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政府部门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而采取的一系列组织、沟通、协调、监督等行政行为的总称。社会管理的能力也是政府能力的重要方面，包含政府部门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导向力，直接影响到政府职能的实现。长期以来，如何创建一个能实现社会良好治理的社会管理模式，一直都是我国各级政府面临的重大课题。从改革开放前采用的单位制，到八九十年代采用的街居制，都是我国政府追求良好社会管理模式的探索。近年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也频繁出现，中国的社会管理面临着“失范”的风险。为了控制社会风险，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当前我国很多地方采取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成效不能低估，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分析。

一、单位制：社会管理的传统模式

(一)单位制的特征

单位制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实行的，以企事业组织为单位，承担政府的社会分工目标，并对其成员进行全面管理的制度。执行这种制度的企事业组织称为单位。[1]单位制有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单位制中的国家垄断控制资源的供给。单位制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了几乎所有的资源，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被国家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由国家所建立的‘单位组织’中，由这些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2]单位制下的“单位”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延伸，承担了政府的分配资源的功能，而政府本身则是一切资源的垄断者，是个无所不包的全能政府。

其次，单位制的组织机理是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双重的依附与庇护。单位依附于国家，国家为单位提供庇护。同时，个人必须依附于单位，而单位为个人提供庇护。美国学者Andrew. G. Walder曾提出研究20世纪中后期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崭新视角――单位和单位依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体系属于再分配体制，所有的资源都由国家来统一分配，单位的资源来源于国家，但国家再分配的功能也必须依赖于单位来实现，单位和国家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在短缺经济以及单位占有和使用资源的条件下，职工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单位来分配的，职工与单位之间也形成了依附与庇护的关系。”[3]

第三，单位制中的单位承担了无限的社会功能。“从单位的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单位作为‘小福利国家’，向单位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活福利保障。一个人一旦进入单位，单位就有代表国家对其生老病死、吃喝拉撒负责的无限义务。”[4]在这个意义上讲，单位成为社会的代名词，单位的概念与社会的概念无限重合。

(二)单位制的执行效用

首先，单位制的实施使得单位与其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束缚”机制。单位给城市居民提供了相对充足的物质和社会资源，保证了他们的生活，但是后者付出的代价却是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最终形成了一种依附性的人格，限制了人性中的创造力。因为一旦离开了单位的庇护，个人就是孤独的和无所依托的，根本无法获取生活所需的必要资源。同时，“单位所控制的资源不仅包括以货币和实物体现的物质生活资源，而且包括无形而重要的‘制度性资源’”，[5] 如机会、权利、社会身份等等。如果个人希望从单位中获取这种制度性资源，那就必须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接受单位的束缚和控制。

其次，单位制的实施促进了社会生活组织化的实现，保证了社会生活的秩序。单位制下的个人必须做好单位所赋予的角色，遵循单位中的秩序而无法脱离单位自主行事。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种组织化的社会生活，这种组织化自由度极低，但却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极端稳定，克服了传统中国“一盘散沙”式的结构性危机。

第三，单位制的实施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控制。“全国人民几乎都被纳入了行政权力的控制范围之内，国家的触角延伸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和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的整合。”[6]中央政府借由单位制运用行政权力塑造了一个“无缝隙”的政府，每个人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国家经由单位对每一个体制内的人负责，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社会失范的可能性，实现了社会控制。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的新模式

网格化社会管理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管理模式，主要是运用地理编码技术、网络地图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使其部件、事件数字化，同时将部件、事件管理与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到指挥平台，通过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社会管理空间和时间的无缝衔接。 (一)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运行流程

图1网格化社会管理运行流程图1.信息收集。网格长对本网格区域内各类不稳定因素、治安隐患、事故隐患、居民矛盾进行随时排查，监督员在若干单元网格内巡视，在县级的社会管理服务中心接受社会公众的举报。上报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领导批转的问题，由监督员进行核实。对于能在自然村(社区)解决的问题，解决后登记备案;需要上报处理的问题由自然村(社区)或监督员提交乡镇(居委会)处理并备案;需上报县级指挥中心处理的问题由乡镇(居委会)上报或监督员直接上报，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

2.案卷建立。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接收各乡镇(社区)或监督员上报的问题和各类信息，根据部件、事件的处理预案进行立案，并报值班班长审核。

3.任务派遣。县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值班班长将立案的案卷进行分解，确定责任单位，并交由坐席人员派遣至相关责任单位进行处置。

4.任务处理。相关责任单位按照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指令，按规定组织力量到现场进行处置。涉及多个部门联合答复解决的问题，由责任单位协调各协办单位答复或解决，并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督促落实。

5.结果反馈。各相关责任单位对问题处理完毕之后，要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系统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

6.核查结案。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的坐席人员利用短信和网络等方式通知相应区域的监督员到现场核查问题处理情况，并将信息反馈至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经坐席人员核查、值班班长审核后，若上报的核查信息与问题处置标准一致，协调服务中心将进行结案处理;若未达到处置标准，将由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立案督办。如督办未果将转交县效能办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7.综合评价。在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平台系统中设置绩效评价模块，自动生成评价结果。同时，社会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定期发布问题处置情况和各责任单位的绩效评分，接受社会监督。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配套机制

1.“网格化管理”问题流转机制。在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领导组与部门、部门与乡镇(居委会)、部门与行政村(社区)之间建立问题流转办理机制。每半月召开一次工作例会，监督员汇报工作情况、群众生产生活情况及矛盾纠纷排查情况;每月底进行经验总结和下月工作部署。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建立基础台账，统一登记、造册、分类，真正做到“全覆盖、全方位、全动态、全过程”。对群众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由行政村(社区)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乡镇(居委会)，乡镇(居委会)再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通知县直相关职能部门;县直各部门要及时答复或解决乡镇(居委会)通过社会管理网格化监督指挥信息平台提交的问题。

2.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对于各部门、乡镇、行政村在职权范围内无法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县级政府建立了联合执法工作机制，采取联合执法形式予以解决。

3.“五个每天”管理机制。管理机制以网格化社会管理监督员即网格员上报案件为切入点，监督员在负责区域内不间断巡逻，对各责任主体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形成新的城市管理体制，即“五个每天”：责任主体“每天维护”;城市管理监督员“每天监督”;社区、乡镇等“每天管理”;县城市管理监察大队“每天执法”;数字化管理平台对五类主体(产权主体、责任主体、监督主体、管理主体、执法主体)“每天评价”。通过“五个每天”管理体制，有效推进各方认真履行职责，实现管理的社会化和常态化运作，提高城市(农村)问题的及时解决率，改善城市(农村)面貌和秩序。

4.建立量化绩效考评体制。将社会管理网格化工作纳入县级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的指标体系，进行量化打分，考核结果作为单位和个人年终评优的重要依据。同时将考核评价结果在政府网站以及报纸等媒体和信息平台进行公示，逐步推进监督方式的社会化和公开化。

(三)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特点

1.组织架构特点：

打破部门区隔，建立部门协调联动机制。以往的社会管理之所以没有效率，原因是社会管理的职能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当中而没有形成合力，社会管理的问题却往往是复杂多元的，远远不是单个政府部门凭借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解决的，这时候部门分立区隔的劣势就凸显出来了，各个政府部门之间基本缺乏协调联动机制，出了问题之后互相扯皮，谁也没有勇气和决心去处理问题。而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其实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分拣和处置平台，通过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这个平台统一把收集到的问题加以归类和分拣。这样不仅避免了各个横向的职能部门自己分类和处置问题所可能带来的不科学和不积极的情况，而且形成了一个处理问题的协调和监督机制。不仅可以协调有关的部门来共同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可以对问题处理的最终结果形成监督和控制。

2.管理技术特点：

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格技术应用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事业当中，实现精细化管理。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又一大特点是现代化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可以说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就是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运用到政府社会管理之后的产物。社会管理所一直面临的问题就是社会管理的幅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所面对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分散而且异质化的社会，社会管理所面临的问题非常庞杂，而且我们社会管理的中心――政府也很难保证自身所有的政策都能覆盖到社会的边缘，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也并非那么强。不过，当网络技术、信息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当中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虽然整个社会的分散性和异质性依然没有改变，但是政府通过运用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可以显著地增强自身社会管理和社会秩序维护的能力。尤其是在网格化社会管理中，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可以通过建立网格化社会管理信息平台，显著地增强信息收集和传递的效率，把社会管理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3.行政流程特点：

被动处理与主动吸纳并重，实现了社会管理的双向互动。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往往是一种被动的社会管理模式，被动性主要体现在社会管理问题的发现主要依靠群众的举报和反映，而且问题的解决和处理还依赖于群众的反映是否找到了正确的接受单位，并且相关单位对于问题的解决还必须是热心尽责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管理实践中，这些条件也不一定能够完全具备。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则创建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收集和归纳平台，通过网格员的努力把社会问题发现和收集起来，而不是让单个的老百姓去寻求政府部门的帮助和介入。这样社会问题的收集就拥有了两种方式，一种是根据网格员的主动吸纳和收集，另一种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而且这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双向互动的，网格员也需要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和分析，群众也可以对网格员的工作进行监督。

三、社会控制思维的延续――单位制与网格化的相通之处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虽然是一种新出现的社会管理模式，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模式却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其中仍然包含着单位制社会控制模式的基因，二者之间仍然有内在逻辑继承性。

(一)社会管理的核心推动力：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单位制中的企事业单位部分承担了社会管理职能，而这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由政府赋予的，而且从根本上来看应该由政府来承担。可以说是政府借由单位这只手实现了对单位中的个人的管理，虽然单位是个人的直接管理者，但是从根本上说政府才是最终的控制者，单位只是一个实现社会管理的中介工具。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虽然不是由单个的单位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却是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这个大型“单位”的职能基本上是无限的，几乎所有的社会上的问题都可以由它去组织协调。这个网格化协调服务中心却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的组织，而是由政府创建的一个行政性质的组织，它的运行依赖行政资源，耗费公共财政。可见，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推动力还是政府及其拥有的行政权力。

(二)社会管理的方式：社会管理行政化的路径依赖

“‘社会管理’在中国基本上就是政府管理社会，是行政对于社会管理的吸纳和化解。似乎社会管理工作只能通过行政化方式来进行。无论何种需求都必须被吸纳到行政运作机制中才能得到化解与解决。”[7]在单位制中，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工作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社会，单位负责职工的薪资、升迁、调动等一切管理活动，员工需求的回应也只在单位内部进行。到现在，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方式依然是一种行政化的社会管理方式。县级政府建立一个网格化社会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推动网格化社会管理这项涉及到社会整体运行的公共事业，出发点无非是维持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但是采取的方式依然是行政化的，不是通过社会自身和自发的力量去维护社会秩序，而是通过再设立一个政府部门去统筹协调社会反馈的各种问题，而且对于反映的问题往往一股脑地通过网格化这一统筹平台加以分拣，然后分配到各个政府部门加以解决，在必要的时候还充当各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桥梁和中介。整个运行流程就是一个收集社会问题然后通过行政手段加以解决的过程，很少考虑其它利益主体的意见。这种处理社会问题的方式与之前单位制下应对社会需求的方法没有本质区别，是一种行政化路径依赖的结果。

(三)社会管理依赖“中介组织”：单位抑或网格

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中，单位的角色就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介。国家如果直接面向个人提供和分配资源，会造成行政成本高、执行效率低，所以国家通过单位来实现资源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其实是依赖单位进行社会管理的。不过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于资源的垄断，个人也只能依附于单位才能从国家那里得到较良好的社会资源，形成了一种双重的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个人依附单位，单位依附国家，反过来讲，国家庇护单位，单位庇护个人，于是，单位就充当了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中介组织。而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再也不可能去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个人也无需一定通过单位才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于是这种依附与庇护的关系也就解体了。但是，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国家对于社会的管控力的下降，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增多。这时候国家就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来增强对社会状况的了解程度，进一步增强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网格也充当了一个中介组织的作用，既要向政府部门反映社会的问题，也要帮助公民个人解决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四)社会管理的目的：社会控制导向重于社会发展导向

“社会控制是指通过社会力量保证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确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8]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采用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和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都可以实现社会控制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标。单位制的社会管理模式通过单位包办和控制一切的手段把个人牢牢地与单位连接在一起，单位成为个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依托，个人必须通过单位才能获取必要的社会资源。这样一来，社会控制就实现了，国家可以通过单位来控制个人，进而控制社会秩序。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也是同样的目的，通过建立网格的方式把每一个公民个人都框到一个网格当中去，由网格员来负责向政府反映网格内民众的意见和问题，然后由一个统一的网格化管理协调服务中心来协调处理社会问题，进而通过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社会控制和社会秩序的维护。简而言之，不管是单位制还是网格化的管理模式，社会控制的意味在其中都体现得较为明显，都强调运用行政的力量来实现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单位制和网格化则是两种维持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模式。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没有强调社会本身的自主性和活力，推动社会本身的良性发展并不是这两种管理模式的主要目标。

四、超越单位制：网络化治理的生发

(一)网络化治理应运而生

网格化社会管理方式有一些单位制社会管理模式的基因，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网格化社会管理就一点优点也没有，是一种应该被抛弃的社会管理模式。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政府内部横向的部门区隔，构建了一个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让它们联合起来去解决某一个问题的协调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处理社会事务的效率。但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协调和联合还是很难达到社会事务的良性治理，因为政府虽然强大却并不具有完全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的事务单靠社会中的某一组织――政府去处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更好地处理社会事务，实现优良的社会秩序，必须依靠各个社会组成部分的协调和联合，于是，“网络化治理”便应运而生了。

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合著的《网络化治理――公共部门的新形态》提出了 “网络化治理”的概念。网络化治理是“管理非营利性和营利性供应商网络的政府管理”，当“政府横向联合并纵向推行服务的时候”，[9]政府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供应服务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政府将各种复杂的问题组合在一起，然后将需要提供的服务安排给各个组织，这样就可以创造一个广泛的、互相连接的、以顾客为导向的网状服务网络。“网络化管理主要表现是高程度的公私合作，又意味着政府有效地管理公私合作网络。网络化治理针对的是公共治理，除了传统的层级治理外，还必须依靠各种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9]

(二)网络化治理对于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的补构和超越

1.治理主体的转变：从单主体到多主体。现在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主张政府通过信息化的手段收集社会信息然后加以整合分配到各个职能部门，治理的主体依然局限在政府这个单一的主体。而网络化治理的模式则认识到了在现代社会只依靠政府这个单一主体是不够的，任何单一主体都不具备独力建立良善社会的资源和能力，每个治理主体都只在自己特定的领域内有比较优势。所以，社会的良好治理一定是各个治理主体“各得其所、各尽所能”的结果。具体来说，治理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等四种不同类型的主体。政府只是治理网络中的一个中心和节点，并不负有处理所有社会事务的无限责任。

2.治理工具的运用：从强力管控到平等沟通。现在所实施的网格化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把每个人公民个体都框到一个网格中去，由这个网格来收集和处理问题，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管控式的。这种管控式的手段在现代社会的效用必然会呈现递减的趋势。而网络化治理则减少了这种管控手段的使用，着重采用沟通协商的手段来达成意见的整合。而且政府在其中依然需要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政府作为在政策网络中具有‘驾驭’能力的主体，灵活地运用各种治理工具，影响和协调其他主体的行为，发挥‘领航’的作用，实现对目标群体行为的改变，达到预期目的。”[10]

3.治理流程的再造：从单向度推进到螺旋式上升。网格化社会管理模式中，治理的流程主要是单向度推进的，网格员反映情况，政府部门解决问题。网络化治理则实现了政府的流程再造，“以业务过程为中心，摆脱传统组织分工理论的束缚，提倡公民导向、组织变通、向基层授权及正确地运用信息技术，达到适应快速变动的环境的目的，以期政府组织绩效的显著提高，进而推动整个组织结构的优化。”[11]可见，网络化治理的流程不是单线的，而是实现了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双向互动，是个螺旋式上升的运行过程。

结论

网格化社会管理的模式把先进的网络信息技术运用到了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较好地实现了民情的反映和部门的协同。但是这种社会管理模式依然具有强烈的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基因，期望再次把公民个人固定到一个个政府划定的网格之中，由网格员来反馈网格内的问题，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归口和解决。但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的政府已经不再能够垄断控制一切资源，所以要想通过网格化的手段再次实现社会生活的高度组织化，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已经变得非常艰难。所以，超越这种单位制式的社会控制思维，采取网络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应该成为社会管理模式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这种主张多元、协同、互动的新型治理模式必将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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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关键词: “恶搞”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文化生存大众传媒

前言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前言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社会学研究论文

毕业论文是大学生四年的毕业总结，许多大学生都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存在论文选题难的问题，不知道论文题目应该如何去定位。下面我给大家带来2021社会学方向毕业论文题目，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人口社会学论文题目选题参考

1.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探析

2. 北京市老年人“以房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3.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构建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路径分析

4. 我国人口数据获取的困境与出路

5. 西盟县佤族贫困人口现状调查及致贫原因分析--以力所乡王雅村为例

6.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7.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人口幸福感提升策略探究

8. 北京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口统计学视角

9.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1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下流动人口社会工作的发展路径

11. 人口转变背景下风险家庭表现形式. 成因及公共政策再建构

12. 职业分层视野下的城镇人口与农民工收入差距研究

13. 人口品质与婚姻选择--基于清末民初的思想考察

14. 人口老龄化社会中原生家庭的维系与裂变

15. 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研究--以武汉市清真拉面馆从业人员为例

16. 中国女性老年人口健康与经济性收入来源比较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17. 兰州市老龄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形成机制

18. 城市新移民中的“老啃族”现象探析

19. 流动老年人口社会融入困境及对策研究

20. 新型异质空间:居住空间中的性交换--基于北京某流动人口公寓的个案研究

21. 单靠人口数量就能博得的吉尼斯纪录,不要也罢

22. 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益问题的新动向与对策建议--以江苏省为例

23.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身体. 时间与空间的视角

24. 珠海市老年人口养老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25. 流动人口社会交往对心理融合影响的研究

26. 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与秩序化重构

27. 生物医学研究中因检测范围所限致数据缺失时简单

28. 人口构成变化对传统村落的影响

29. 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聚集区中的农民工群体研究--基于对北京的调查

30. 人口流动视域下的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建构

31. 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幸福感研究--以上海为例

32. 基于循证实践的我国老年人口安全保障制度探索

33. 流动人口与新疆嵌入式民族社会结构构建

34. 社会性别平等:男性参与的倍增效应与观念变革

35.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城市女性务工人员活动空间探究--以J市为例

36. 我国在业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幸福工作寿命研究

37. 老年人口长期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上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38. 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特征测算与分析

39. 身份认同对农村流动人口幸福感的影响

40. 中国单身人口已近两亿

41. 社会信任对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

42. 山东人口婚姻家庭状况研究

43. 中外大城市人口老龄化情况对比

44. 中国老年女性人口的自然特征及社会结构分析

45. 社会质量. 自我效能感与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46.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47. 剪子湾:一个北方村庄的人口迁移与身份认同

48. 丈夫参与对妇女产褥期恢复与家庭关系的影响

49. 陕西榆林937个农户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分析

50.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研究--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

城市社会学论文题目

1. 生产服务业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基于门槛回归的分析

2. 相对资源视角下城市青年夫妻的除夕安排

3. 提高中国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水平研究

4. 中国城市空间的治理逻辑--基于权力结构碎片化的理论视角

5. 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如何逆转的--实践视角下的妇女家庭纵向地位变迁

6. 北京女性老年人的生活境况与社会服务需求

7.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8. 在华韩国留学生文化智力对文化认同的内隐影响研究

9. 河南省智力残疾人群的社会经济状况与发展需求研究

10. 城市景观环境对大众行为的影响

11. 大学艺术与礼仪教育渗透研究

12.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变迁特点及认识

13. “小地方”和“大地方”的不同世界

14. 别把时间浪费在工作电话上

15. 澳大利亚越南移民社会融入现状探究

16. 美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7. 我国企业社会工作及其服务模式建构

18. 生儿育女的福利效应:子女数量及其性别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19. 建设国际化社区展现杭州国际化形象

20.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农村社会空间联系分析--以武汉市黄陂区李集镇为例

21. 跨境“双非儿童 ”的特殊教育与康复

22.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23. 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理论视野

24. 儿童意外伤害与儿童忽视:问题与出路

25. 农民家庭生活新秩序的建构:功能主义视角的解读

26. 我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鼓与呼

27. 城市青年的文身体验. 情感叙事与身体抵抗

28. 日本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承接主体能力建设研究

29. 中国公共记忆研究范式新思考:来自山地民族的启示

30. 浅析当代维吾尔族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31. 浅谈哈尔滨近代城市的历史纪元

32. “摊二代”心理偏差的原因及教育对策

33. 微信朋友圈里的舆论社会学

34. 基于分层线性模型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研究

35. 发挥乡贤文化多元治理效应的时代背景和路径选择

36. 中国城市居民个体社会地位与伦理行为关系研究

37.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在城市研究中的独特性

38. 城市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的地位

39. 马克思关于城市的核心见解及其当代意义

40. 标准化的存在感觉与影响

41. 略论政治机制与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

42. 城市居民日常活动的社区依赖性研究--以深圳华侨城为例

43. 后消费时代城市文化资本空间生产状况解析

44. 论苏州特色文化城市建构的“城市文化自觉”

45. 英美城市邻避危机管理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及启示

46.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的评价与优化

47. 社会工作介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

48. 城市空间弹性:文化自觉与制度转换

49. 在中国研究:全球史. 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

50. 我国网络民粹主义及其应对措施

51. 家文化与老年社会工作本土化初探

52. 跨国务工青年的返乡文化适应研究--以吉林省延边州L市为例

53. 未成年罪犯再社会化教育的内涵及存在问题

54. 家庭策略研究与社会转型

55.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56. 国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日本为例

57. 西部城市民政领域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研究--以广西G市未成年人保护试点项目为例

58.农村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主观幸福感之比较

59. 居住条件. 工作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影响

60. 对西方法律与社会运动理论谱系的解读与反思

社会心理学论文题目

[1]社会神经科学的起源与发展——脑电图对心理学研究的价值探索

[2]建立儒家人文主义的学术传统:由文化“复建”到文化“复兴”

[3]心理测量视角中的科技风险研究述评

[4]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心理健康问题研究

[5]心理与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中心建设与管理模式

[6]经济心理学影响力增强

[7]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探析

[8]三论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智能时代的用户体验和创新设计方法

[9]心理健康素养研究述评与展望

[10]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1]《态度与行为:社会不赞许行为的心理机制》简介

[12] 财经素养的内涵与三元结构

[13]中国特色心理学问题的思考

[14]基于网络心理经济视角的农产品网售研究

[15]宽容与信任之社会心态的双向建构:“认同-渲染”模型构想

[16]城市社会心理学视野下社区心理学与社区心理服务

[17]对潘菽心理学思想演变及其理论的研究

[18]舞动治疗的理论基础与研究现状

[19]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本土社会心理学的启示

[20]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分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福州大学成功举办

[21]物质主义与冲动性网络购物的关系:妒忌和个人相对剥夺感的中介作用

[22]自恋与发布自拍照的关系: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23]发布自拍照与女大学生自尊的关系:积极反馈与身体满意度的序列中介作用

[24]社会心理学在农民工心理健康方面的应用

[25]日本产业组织心理学会长细田聪一行访问西安科技大学并做客胡杨林大讲堂

[26]少年司法与心理学的整合:一个初步的探讨

[27]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

[28]基于家庭心理学的长子的心理状态比较研究

[29]不同类型网络昵称的印象评价研究

[30]从航空驾驶到工业设计:情境意识研究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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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年论文范文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关键词: “恶搞”文化主流文化亚文化文化生存大众传媒

前言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前言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地理学专业社会因素研究论文

贫富悬殊问题我国自1992年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至今，可以说已经进入了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效率经济，它通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使得原材料、劳动力、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等社会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从而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进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生产水平的不断发展。然而社会总资源是相对一定的，它过多的流向效益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必然使更多的效益不大好的地区、行业和个人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由于得不到其发展所需要的充足的社会资源，使其效益更加相对不大好，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增强环路，如图一所表示，必然导致地区、行业和个人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贫富差距又逐步拉大之势。所以说，贫富分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出现的副产品，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贫富的相对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恰好验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句话：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市场经济当然也不例外。而导致贫富差距现象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第二，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当人们的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对于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的需求程度将会越来越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以及住房等固定资产支出的大幅度加大，意味着其基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而对于高收入者来说，在住房等固定资产方面的优势，虽然也意味着其生活成本的增加，但同时更意味着其资产收益的增加和资产变现能力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社会当中，居民之间如果在资产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那么，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如果我们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第三，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从前苏联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因为如此，所以，尽管俄罗斯在急剧转型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贫困者，但是，这些贫困者在基本生活资料、义务教育、公共卫生方面能够得到基本的保证，其基本的生存问题不至于恶化到难以为继的地步，从而也保证了这些贫困者不至于变成激烈的反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具体状况不容乐观。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显然，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中国就难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难以渡过改革发展最为艰难的时期。第四，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迷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产生一种晕轮效应，即：加重、放大贫困者以及低收入者对贫困问题的感受，加剧大多数社会成员对贫富差距问题的不满和恐惧。另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社会焦虑往往引发形成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使得一些占据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更加容易、更加倾向于通过违规的利益驱动行为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从而更加拉大了贫富差距。总之，如果将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对于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严重性的轻视或掩饰，将会妨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理念的实现，妨碍和谐社会的建设，妨碍中国现代化进程持续、健康地推进。

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作者：周绍强人们都知道，低级运动形式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高级运动形式包含低级运动形式。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低级运动形式不仅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基础，而且是高级运动形式的决定者。一切物质运动形式，最低级的是物理运动，最高级的是体现为心理运动和社会运动的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即如风先生说的“精神决定物质”之“精神”）。然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正是由物理运动中的热运动决定的。为什么呢？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主观作用于客观的知情意），本质上是一种热能的释放；而热能的释放，总是遵循着由高温物体向低温物体作传播的规律。此外，人类是一种恒温动物，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正常体温都是 37C 0；而在“主观能动性”这一概念中，人居于热传播的主动位置。这就决定了：在人类能够生活的地球表面，气温越低的地方，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越大，人体向外界自然作热传播的力度（表现为知情意）就越强，从而其主观能动性也越强；气温越高的地方，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越小，人体向外界自然作热传播的力度就越弱，从而其主观能动性也越弱。换句话说，人类的主观能动性，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全球各大洲中，非洲纬度最低气温最高，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最小，因而全球各大洲中，非洲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弱、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最淡漠，——人类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来源于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人类强烈的自我意识，来源于人类强烈的孤独感；人类强烈的孤独感，来源于人自身感受到的人体温度与自然界温度的明显差异。南极洲之外的全球各大洲中，欧洲纬度最高平均气温最低，人体与自然界温差最大，因而全球各大洲中，欧洲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强、主客相分的哲学观念最鲜明、对外界事物最“好奇”（人类的好奇心，来源于人体与自然界的温差）、最“热爱工作”。说到“热爱工作”，这里又需指出：人们往往把对工作的热爱与否当成一个道德问题，然而，一切道德问题的背后，都“大道自然”、“‘德’者，得于自然也”地是个自然的气候问题。比如在对工作热爱与否问题上，因为工作是一种人体热量的释放，因此，假如外界气温等于甚至高于人体温度，人体热量就释放不出去（“散热不好”），人必“懒惰”、必不“热爱工作”，或者说，不宜工作。此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地适用于世界一切高温地区（如非洲、南美、东南亚等）和非高温地区的夏季高温时间（如中国某些有“火炉”之称的城市，就明文规定：一旦气温高于人体温度，就得停止工作）【脚注：“针对近日连续的高温天气，南京市有关部门重申文件规定，高温期间企业不得随意加班加点，温度达到38C0以上的时段，要停止作业进行避暑。”（《生活文摘报》2006年8月18日第14版）】

试论地理美当我们徜佯在地理大观园的时候，无不为其美丽所折服! 一、人地关系的和谐美地理把人地相关性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我们揭示出：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与自然平等、共生、共存，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关系。强调人地关系的和谐发展。通过对地理人地相关性的学习，使我们能够理解到人与自然间的正确关系，理解尊重自然，才能和谐共处的理念，从而体味出一种和谐美。二、地理事物和现象的多样美地理以区域环境为研究对象，具有广阔的空间性，上及天，下达地，蓝天、白云、大海、森林、草原、日月星辰、花鸟鱼虫、沙漠、冰川、城市、乡村……山水之间，阴阳相配，冥冥之中刚柔相济。宇宙的神秘与诡谲，万物的多样与和谐。面对一幅幅绚丽的世界图景，无不为大自然的和谐美丽而震憾!“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灵性出万象，风骨自高洁”，穷极于山水间，尽享世界的和谐与美丽。三、地理伦理道德美古人有“天人合一”的观念，其中就含有启蒙的人地关系的合理内涵，而儒家主张“礼乐合一”、“美善相乐”又把“仁”当作审美理想的核心，强调人类社会中人与人间的和谐，含有更多的人伦成分和浓厚的封建、政治色彩，因而缺乏对环境、对生命的广泛关注。道家主张“游于自然之道”、“返朴归真”、“清静无为”，试图在人与自然间建立起混沌的和谐。因其处世消极最终被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地理学则要求我们在处理好社会关系的同时，还应处理好人与自然的一系列关系，对自然讲伦理道德，特别是要处理好人与其他生命的关系。因而，在一定的层面上也包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和生命理性。强调在人与人、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建立起平等、公平的秩序，因而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美。有人预言：生态文化必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主流文化，一场群众性的环保运动正在世界各地兴起。四、地理智慧美地理智慧主要指：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和人类自身生存的智慧。学习地理，重要的是可以给人们装上一个“地理头脑”，教会人们用地理的思想和方法来看待世界，更科学地选择、安排生活和生产，指导人类理性地生产和消费。在对物质资源的消费方面，呼吁人类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方式，放弃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粗放型生产方式和高消费、高浪费的生活方式。地理智慧要求人们在消费时，尽可能多地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尽量减少对废物的排放，以保持人地复合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良好状态。在人的自身生产方面，主张人口的增长要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与生态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协调。传统发展模式是以片面追求经济的增长为特征的，常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增长，把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资源对立起来。地理对人地复合系统开放性和战略性的研究，为我们建立了正确的人口观、环境观、资源观等，从而树立一种观察、处理当代事物的整体观和系统观，教给人类与自然相处的智慧和生存的智慧。五、地理人文精神美地理“把地球作为人的世界来研究”(J．O．M．克罗克《地理学的范畴》)，主张给人以及其他生命更多的人文关照。人文素质的核心是人文精神，而人文精神的重点在情感和价值观。地理能赋予我们更高的人文精神。在价值观方面地理能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人口观、种族观、环境观和资源观。在情感方面，通过地理国情教育能增强我们的国家意识，培养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世界地理的学习中，利用综合、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去解释空间效应，展现全球不同地域的自然地理结构和特征，展现与之相关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文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在此差异基础上形成不同的文化景观。在欣赏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时，帮助我们形成对他人他物和异质性、多样性的宽容心。地理能强化我们的全球意识，教会我们用全球视野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世界现实，并将本国、本地区、本乡、本土置于国际大背景下加以思考和分析，从而学会尊重与理解、竞争和合作、关心和交往。理解并增进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及其他文化间的交往交流，用以培养和平共处并具有世界大家庭、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文明为一体的人。地理教育目的的重点是实现“从能力到责任感的转变”。强调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注重社会责任感的培养，不仅重视对他人、对民族、对国家的责任感，也重视对世界、对人类的责任感。地理使我们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六、地理规律美地理的规律可分为地理事物分布规律、地理事物的演变规律等。地理的规律美表现为秩序美、节奏美、数学美等。想象是分析，也是综合(波德莱尔：《想像力》)。分析和综合是地理重要的思维方法。联想是知觉和想象的基础(朱光潜：《美感与联想》)。地理规律的认识，离不开高度的想象，在想象中体味到地理的规律美。面对精美的地图，在欣赏一件艺术品的同时，张开自由想像力的翅膀，与之展开极富情趣的对话。跨越时空，纵横驰骋，于是一个富有色彩、声音、轮廓、香气和生命的世界便活跃于眼前。在认识太阳系中九大行星的运动规律时，使人联想到一张巨大的光盘，它们同向、共面、近圆，仿佛在演奏着一曲壮美的宇宙乐章。在认识非洲气候分布规律时，我们联想到了对称。在认识城市中心学说时，不禁使人联想到蜂房构造。在学习农业区位论中的杜能环时，会使人想到水中的涟漪。在认识海水盐度的纬度分布规律时，使我们联想到如“M”形的山峰。高度的想象，总是与热情同在。“一个冷淡、浅薄的、尖刻的人是不常具有坚强雄厚的想像力的”(郁达夫：《想象的功用》)。学习地理需要热情，在热情中产生丰富的想象，在不断地创造、联想、解释中，在对地理事物的分析、比较、归纳、演绎中，必将感受到地理规律美的无穷魅力。通过对地理规律美的认识，能赋予我们更多理性，使我们从中不断向自然界学习、模仿和借鉴，以此创造美的环境、美的生活。从一个小的盆景，一座假山，一座山水城市，大到建设一个宽敞、富裕、干净、安全的地球，都体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学习和模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目前我国正在建设小康社会，在庭院经济的发展、小流域的治理、农业生态模式的建立、小城镇和工业小区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进行科学决策，而地理在各种决策中会提供广泛的人文咨询、人文设计和人文论证。并用美的地理规律去创造和谐而美丽的世界。七、地理科学知识体系的球状结构美褚大健先生对复杂的科学知识体系进行梳理，独具慧眼，发现了科学知识体系具有的球状结构。认为：地球的内部结构从外向内，由地壳、地幔和地核组成，与此相似，科学知识从内到外，由知识内核、知识幔层和知识外壳组成。知识外壳由事实性知识组成，重点说明“是什么”。知识幔层由定律性知识组成，侧重说明“怎么样”，知识内核由原理性知识组成，侧重说明“为什么”。地理科学知识体系也是如此，对地理科学知识体系的探讨，我们会感到地理科学知识体系的球状结构美。席勒说过：“若要把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惟一的途径是先使人成为审美的人”。地理的审美能赋予我们对地理更多的学习热情，更重要的是通过地理审美能陶冶我们的情操，并用地理美去创造和谐而美丽的世界。 1、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对人类威胁较大的气体，世界每年的排放量达6亿多吨……；估计到下个世纪中叶，地球表面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面临着沙漠化的危险，每年有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沙漠化，威胁着60多个国家……”看见这一组组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朋友，你有何感想？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不是吗？从2300万年前到1800万年前森林古猿的出现到现在人类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人类从未停止过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也是“有求必应”，这更滋长了人类的贪欲。他们在地球上大肆砍伐树木，建立化工厂，排污排废……。于是，曾经山青水秀，一片蔚蓝的地球母亲望去已是满目疮痍，污烟瘴气。这怎不叫人寒心呢？至此，人类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然我行我素，以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来换取经济的发展，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我市的木兰溪，在50年代初本是一条清澈见底，鱼虾成群的河流，处处可见嬉水的孩童和淘米洗菜的妇女，但是近年，由于溪上游的木兰糖厂等工厂不重视环保和对污水的正确处理，任意地排放废水废渣，致使木兰溪水质变坏，鱼虾绝迹。望着溪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泡沫和死鸡，死鸭，还有谁敢下河游泳，用河水洗衣作饭呢？河两岸的农民因用了污染的水灌溉庄稼，使庄稼减产……。农民曾多次要求县里主管部门解决污染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拖了下来。木兰溪中的泡沫及牲畜尸体，不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吗？溪中绝迹的鱼虾何日再归来？当然环境问题还不只这些，如世界八大公害，日本的水俣病，痛痛病等等无一不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无知而自掘坟墓。的确，环境问题无时不刻地困绕着整个世界。然而，这一出出悲剧又是谁一手导演的呢？是人类。当灾难再度落到了人类自己身上，到了大自然对人类无休止报复时，人类终于觉醒了，明白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人类如果想征服自然，就必须尊重自然。对于改造自然理应慎之又慎，又要大刀阔斧，勇于实践和改良，才能控制自然，使自身利益与自然协调发展。面对我国严峻的环境问题，我们绝不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先污染，后治理”是十分不明智的选择，其治理的代价很高。我们既要加速发展，摆脱环境问题对我国经济的制约，又要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来保护环境。作为新时代的中学生，我倡导同学们提高保护环境的意识，也建议叔叔阿姨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为保护环境，造福后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因为：保护环境，刻不容缓！

可以写。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