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甲骨断代研究论文

一、专著1、《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月。2、《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与李学勤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3、《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巴蜀书社，2003年2月。4、《文子校注》，巴蜀书社，2006年7月。二、工具书1、《甲骨文字典》（徐中舒主编，本人参加编写），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出版。2、《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主编，本人参加编写），四川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3、《甲骨金文字典》（与常正光，方述鑫合作），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三、论文1、《卜辞中的土、河、岳》，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5月。 2、《释小甲》，四川大学学报编辑部、四川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5月。3、《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1期。4、《嘉鼎铭文考释》，《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二号《古文字论集》，1983年11月。5、《小屯乙十一基址与M238的时代》，《考古与文物》1986年6期。6、《“非王卜辞”研究》，《古文字研究》第十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6月。7、《殷墟甲骨断代与殷墟考古》《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四十四辑，1989年。8、《宾组卜辞的时代分析》，四川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0年6月。9、《殷墟甲骨分期新论》（与李学勤合作），《中原文物》1990年3期。10、《殷墟地层与甲骨分期》（与李学勤合作），《文博》1990年6期。11、《徐中舒先生传略》，《成都文物》1991年第1期。12、《屯南2384甲骨与历组卜辞的时代》，《考古与文物》1992年2期。13、《组卜辞分类研究及其他》，《古文字研究》第十八辑，中华书局，1992年8月。14、《金文研究与古代典籍》，《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3年1期。15、《宜侯夨簋与吴文化》，《炎黄文化研究》1995年第2辑。16、《殷代卜法新探》，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夏商文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8月。17、《从“上甲廿示”卜辞看历组卜辞的时代》，罗世烈主编：《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历史教学社，1995年10月。18、《也谈子犯编钟的“五月初吉丁未”》，《中国文物报》1996年2月11日，第三版。19、《司徒逼簋考释及相关问题》，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20、《安阳小屯东南灰坑55H1的绝对年代》，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21、《徐中舒先生在古文字学上的贡献》，《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3期。22、《保卣新解》，《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4期。23、《周公摄政考》，《文史》第45辑，中华书局，1998年9月。24、《国学大师徐中舒先生》，《文史知识》1998年第10期。25、《麦四器与周初的邢国》，四川联合大学历史系编：《徐中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巴蜀书社，1998年10月。26、《高山仰止》，《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27、《谥法探源》，《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28、《关于西周金文月相的一点意见》，《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2期（夏之卷）。29、《也论新出虎簋盖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6期。30、《指事说》，《中国古文字研究》第一辑，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1、《殷代日界小议》，《殷都学刊》2000年第2期。32、《董家村裘卫四器年代新探》，《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中华书局，2000年7月。33、《新邑考》，《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34、《西周铜簋年代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第1期。35、《伯懋父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3月。36、《历组卜辞“日月有食”“日、月有 ”卜骨的时代位序》，《殷都学刊》2001年第2期。37、《历组卜辞补论》，《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2001年10月。38、《读〈郭店楚墓竹简〉札记》，《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7月。39、《晋侯苏钟年代浅议》，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7月。40、《班簋补论》，文集编委会编：《追寻中华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41、《西周金文所见夷厉二王在位年数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42、《周初的殷代遗民》，《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43、《西周青铜器窃曲纹研究》，《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44、《西周金文中的“贾”》，《考古》2003年第2期。45、《〈尚书〉研究的新成果》，《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46、《宾组卜辞五次月食的先后次序》，《中原文物》2003年第3期。47、《读楚简随记》，《考古与文物》2003年第6期。48、《读〈战国楚竹书﹙一﹚〉随记三则》，谢维扬、朱渊清主编：《新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第81–82页。49、《周伐猃狁及相关问题》，《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50、《六帝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10月。51、《逨器的启示》，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博物馆主办：《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6月。52、《古文字材料在古书释读中的重要作用举例》，《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53、《保利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件铜方鼎笔谈》，《文物》2005年第10期。54、《上博简〈民之父母〉对读〈礼记·孔子闲居〉》，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编：《康乐集——曾宪通教授七十寿庆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55、《三门峡虢季墓新考》，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编：《东方考古》第2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4月，第198—201页。56、《虢国东迁考》，《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57、《上博竹书〈孔子诗论〉札记二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中华书局，2006年11月。58、《东周青铜盆、盏、敦研究》，《考古学报》2008年第2期。59、《〈孔子诗论〉随记二则》，《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七辑，中华书局，2008年9月。60、《〈郭店楚简〉札记四则》，《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5期。61、《觉公簋年代管见》，《考古》2008年第10期。62、《王力先生主编〈古代汉语〉注释札记》，《语文知识》2009年第2期。63、《禅让说源流及学派兴衰——以竹书〈唐虞知道〉、〈子羔〉、〈容成氏〉为中心》，《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4—15页。

甲骨文的发现最早时间，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发现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於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经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确定了它在研究历史资料上具有珍贵的价值后，就开始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瘁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甲骨学的著述，最早问世的是刘鹗的「铁云藏龟」，时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 ○二）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更有欧美传教人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於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应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到民国十六年丁卯（一八九九到一九二七），共为二十八，后期自民国十七年戊辰，到民国三十八年己丑（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九），共二十二。甲骨文字风格衍变：甲骨文字有契刻体与笔写体两种书体互用发展所造成，大体上说，是由契刻体向笔写体方面发展的。董作宾氏据殷代卜辞，把贞卜人群，分为五个时。以甲骨文字变化，书体变迁，追錝时代，以十干十二友常用字为例，阐明其字形。自第一期到第五期的变化过程中，发现了各期甲骨文书写风格不同，各有其特徵。第一期（武丁时）的书法风格，至为宏放雄伟，以甲骨大版大字为代艰作。此类大字常是强力的，雕的笔划很粗壮，并填有朱墨（朱砂、墨）。其中也有工整秀丽的小字，都极为精彩。这些都是承受中兴英主武丁风格，其气魄之宏放，技术的熟练，颇为惊人。其书家有韦、永、宾。第二期（祖甲、祖庚时代）书风较为谨饬。祖甲、祖庚是继承第一期武丁的守成贤君，所以当时的卜师，严守规则而少变化。其书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廪辛、庚丁时）书风转变，陷於颓靡，前期老书家已经作古，豪放书风扫地，当期的书家，笔力多幼稚柔弱，甚至笔误颇多。此期书者，皆未署。第四期（武乙、文丁时）的贞人，卜辞上不署书契者的名字，此一期，武乙、文丁时代新兴书家，尽去前期笔力幼弱之敝，作品生动、劲峭、时逞放逸不羁之趣。此期署名之书家，仅狄一人，其余尚未发现。第五期（帝乙、帝辛时代）的书风、除少数兽头大字刻辞外，其余的都异常严肃工整。理由是：贞卜事项，王必躬亲，卜辞的段、行，字都很均整，如蝇头小楷，文风丕变，制作一新。其书家有泳、黄。

林沄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素以治学勤奋严谨、博闻强记著称，并通晓英、日、俄、朝等多种语言。1962年，林先生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师从著名甲骨文和商史学家、吉林大学教授于省吾先生攻读甲骨文金文专业研究生，1965年毕业当年即发表《说王》一文，为学术界树立了将考古证据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研究历史问题的典范。此后至今，林先生从这一独特视角不断进行学术耕耘，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商代的社会形态与家族形态、周代礼制的兴衰演变，以及先秦时期北方和东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构成等重大领域，都提出了影响深远、自成一家的学术观点，为中国先秦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代表作收入《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目前，林沄先生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评议组成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考古学科组评审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史学会、考古学会、古文字学会理事等职。《林沄学术文集》本文集收入林沄在1965年到1998年发表的论文共50篇。由于涉及的学科领域较多，故略按论文内容性质分类，同类论文按所论年代之先后编次，同一论题的论文按发表时间排列。主要内容分述如下：1、在古文字考释方面，结合考古实物解释古文字造字本义，立论坚实可信，尤其是《说王》（1965）一文首先提出中国古代钺作为军事统率权的象征而演变为王的权杖，说明中国王权起源于军事统率权，已被考古和古史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不断被新的考古发现证实。2、在文字学理论方面，《王、士同源及相关问题》（1994）首次全面、详细分析了甲骨文中的“一形多读”现象——同一个字形，有两种不同的读音并代表不同的语义。后来在《古文字转注举例》（1997）中又用更多的实例，论证了这种存在于古汉字早期阶段的用字方式也就是传统六书说中的“转注”。是一种创新的见解。3、在甲骨断代学方面，《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1981）用考古学上的类型学和地层学的分析有力支持了李学勤提出的“二系说”，而且重新讨论了甲骨断代的方法，对后来的甲骨断代研究有积极意义。《无名组卜辞中父丁称谓研究》（1984）提出了字体是分类的唯一标准的观点。这种方法在后来黄天树对殷墟王卜辞断代研究的专著中得到实际的应用，证明可行。4、在利用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研究商周历史方面，《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1978）和《对早期铜器铭文的几点看法》（1981）两文从卜辞和金文两方面对商代的家族形态作了有新意的探讨，朱凤翰《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中给予好评，并加以进一步细化的研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1982）从卜辞记载对中国古代诸侯制和“服”制作了重新诠释，进一步扩大研究视野而形成的《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1986）一文，被《新华文摘》摘编论点。该文提出中国最早的国家是由平等的聚落发展为功能有分化的都邑群构成，再发展成多个都邑群构成的更复杂的组织。实际上开近年流行的从聚落考古角度探讨文明形成过程的先河。5、在商周考古方面，《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1987）己获第一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故内容从略。《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1980）是中国学者首次对这种起源于中国辽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和俄国滨海地区的青铜器的全面系统研究。用类型学方法建立了这种剑的编年系列，讨论了它的区域分化，纠正了族属的误解。在国内外有广泛的影响。《关于青铜弓形器的若干问题》（1980）把弓形器考定为挂缰钩。和俄国考古学家的见解不谋而合。《东胡与山戎的考古探索》（1995）一文中提出辽西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喇叭口式耳环渊源于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已被近年在中俄境内的新考古发现证实。6、在研究中国东北和北方的考古遗存和文献中记载的古族的对应关系方面，《论团结文化》（1985）论证了团结—克罗乌诺夫卡文化遗存即沃沮族的遗存，国内外已公认为定论。《西岔沟型铜柄铁剑与老河深、彩岚墓地的族属》（1993）论证了老河深二期遗存为代表的考古遗存应该是夫余遗存，获越来越多的赞同。《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1992）首次从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上向《史记·匈奴列传》以来的戎狄即胡的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正逐步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响应。7、在研究俄国远东南部的古代中国文化遗存方面，如《完颜忠墓神道碑与金代的恤品路》（1976）、《马其顿城堡、元碑和辽金砖塔》（1982），《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1975）等文，纠正了俄国、日本、中国学者过去对这些遗存的不正确认识，被东北史研究论著多次引用。8、古文字研究方面，林沄先生师从著名学者于省吾先生，并长期作为于先生助手，《甲骨文诂林》就是林先生亲手抄写，厚厚四大册，字迹工整俊秀。林先生在古文字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已经出版两本学术文集外，其出版的专著《古文字简论》（84年第一版名为《古文字学研究简论》），为古文字学习的必读书目。林先生的古文字方面的学生很多已成为当今学界的著名学者，如华南师大的白于蓝教授、武汉大学的李天虹教授、东北师大张世超教授、吉林大学周忠兵副教授等。所研究方向：商周考古东北考古古文字学讲授课程：商周青铜器商周考古文献导读先秦历史文献导读商周考古研究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教育经历：— 北京大学考古系吉林大学历史系甲骨文金文专业工作经历：吉林大学科研处贮备研究生辽宁省复县十七中— 吉林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 吉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吉林大学考古系、古籍研究所—至今吉林大学考古系、文学院科研项目：夏至战国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形成的历史过程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疆出土青铜器集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学术论文：说王《考古》 1965年6期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 1979年中国东北系青铜剑初论《考古学报》 1980年2期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 1982年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中华书局 1984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86年6期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1 文物出版社1987年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辽海文物学刊》 1989年2期关于中国的对匈奴族源的考古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 1993年1-2合刊戎狄非胡论《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年4月古文字转注举例《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 1997年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燕京学报》新十四期 2003年5月真该走出疑古时代吗？——对当前中国古典学取向的看法《史学集刊》 2007年3期论欧亚草原的卷曲动物纹《燕京学报》新二十四期 2008年5月著作教材：《古文字学简论》，中华书局，2012年。（旧版《古文字研究简论》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6年）《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林沄学术文集》（二）科学出版社 2008年获奖情况：《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995年《林沄学术文集》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一等奖空缺） 2003年社会兼职：1991年9月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科评审组成员1997年5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2000年9月-2004年11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长2004年6月起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1991年3月起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1989年6月起中国考古学会理事1998年9月-2004年4月中国史学会理事2002年9月-2008年6月吉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2000年8月起吉林省学位委员会委员1992年4月起国家古籍整2010年起吉林大学资深教授

甲骨文书法研究现状论文

雅号“怪夫子”即宋大海先生。祖籍齐鲁即墨。60年代毕业于大学文史专业。郭沫若的学生，怪夫子甲骨龙院长、续代源甲骨文书法艺术研究中心院长、甲骨文文字学学者、著名书法艺术家。怪夫子师承家训，自幼深受中华传统文化良好熏陶。七岁入教国学，尤钟中国甲骨文。悠悠数载，岁月蹉跎，饱经沧桑。然而，怪夫子却终始不渝地将一生极大心血倾注于断代文化甲骨文——这一属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独特文化遗产研究的浩瀚大海之中。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习郭沫若、罗振玉、王国维、唐兰、商承柞、于省吾、胡厚宣、孙海波、李学勤、刘兴隆等甲骨学界泰斗、名师的鸿篇巨制，不惧“苏秦引锥自刺其股之苦”，敢于叩开三千多年前旷古且充满灵性的古文化现象之门，如痴如醉。在尝试甲骨文书法艺术的不懈探索中，怪夫子严循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法度的原则，熔哲理、功法、悟性、情感、格调于一炉。下面是我有幸见到的一幅宋大海款书法，在这与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此幅甲骨文惠风和畅作品，以“怪夫子”独特的字体构成，凸显着线条凌厉和结体参差跌宕的原生态的特点。由“戊戌八十叟”可看出，这是怪夫子先生于八十岁时写下的作品，自然笔下流露的是神闲气定的清气，与后来于甲骨似懂非懂作力拔弩张者非可同日而语。但其浓郁学养滋润下的甲骨书法也别开新生面，呈现出质朴秀雅的风格，受到后世的喜爱，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为揭示上古文化丰富内涵及符合规律的断代描写之真谛，怪夫子敢一头扎进故纸堆，更敢扑向大自然怀抱。祖国的江河湖海、大漠高原、洪荒遗痕及赤道灼土、部族部落、野生动物王国都深印着他坚实而又冒险的足迹。新闻界艺术评论家直评：“怪夫子书法艺术品饱含激奋亢进的不屈精神，有着渗透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 面对褒扬，怪夫子大海总是淡淡笑曰：“蒙社会各界台爱，吾乃沧海之一粟。一切成绩归国家，归民族 ”。宋大海先生的高风亮节，与他极致的甲骨文作品高度一致，字如其人，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甲骨文的研究报告怎么写？不知道写回答有奖励查看全部3个回答寂寞的衣2020-05-05 TA获得超过144个赞关注关注这样，先提些问题，比如，甲骨文的由来，甲骨文的特点什么之类的，然后根据你提的问题查找资料，整理一下，写出答案，然后结论，就是根据你查找的资料分析，概括。例如：关于“甲骨文的由来和特点”的研究报告一、问题的提出1.甲骨文的由来？2.甲骨文有什么特点？二、研究方法1.在网上查找资料。三、资料整理由来：相传商朝时期，人们非常迷信，帝王一般在做很多重大决定前要请巫师进行占卜。占卜完成后，巫师又会把与占卜相关的内容都记录在甲骨上，从而逐渐形成了甲骨文。当时文字是记录在龟甲以及骨头上，这些文字就被称为甲骨文。特点：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四、研究分析甲骨文在商时期出现，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具有特色，结构稳定

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中国的文字学和书法学是最相近的两门学问，没有了文字也就谈不上书法。甲骨文的发现，不仅对文字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书法学也有重大影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甲骨文本身来说就有极高的审美价值，丝毫不逊色于之后的真草隶篆。它有娴熟的刀法、劲挺的线条、多变的结体和自然天成的章法，勾画出了一幅神秘的艺术境界，正如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所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所以，自甲骨文发现、释读、研究之后，就涌现出一批甲骨文书法家。因为其可释字不多，不能充分表达思想，大多都是集字创作。所以，如果随着可释的甲骨文不断增多，书法创作就会有更大发展；第二，甲骨文书法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状态，能让我们对书法审美的特有内涵和终结意义产生深刻的启发。我们知道，书法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它具备了作为艺术的诸多要素。例如有丰富、多变的结构，千变万化的线条，快慢徐急的节奏以及枯浓淡涩的墨法，加上精湛的笔法使书法面貌或是排山倒海、气势如虹，或是小桥流水、淡雅似菊。但是，当我们用现代艺术的眼光审视甲骨文时，就会发现，所谓的现代艺术的“元素”似乎它都不具备。线条没有跳荡起伏，很难看出节奏的变化，结构也不能欹侧多变，更谈不上有什么浓淡的墨色和精湛的笔法，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它的艺术感染力，有时更让我们产生心灵的震撼，迫使我们去更深刻地探讨书法的审美本质，去思考书法的真正意义。

殷健灵研究论文

全文很长的……

甲骨文演变成汉字的研究报告论文

汉字是从甲骨文，逐渐演化成了此刻的楷书。

汉字字体的演变不仅仅体现出汉字的悠远历史，还令世人发现各个朝代的变迁和鼎盛。例如小篆，小篆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的一种通用字体。在春秋战国时代，各国出现了文字异体的局面。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便他的统治，下令丞相李斯把不一样的文字整理统一为小篆。

汉字字义的变化就更加大了，从一开始的象形字（即用线条来描绘事物的形状）到如今的形声（即字义用偏旁表示，读音用同音字代替，再与偏旁合成字），处处体现出人类思维的提高。

文字发展

上古时期，黄帝部落，没有文字，只能结绳记事，有位大臣名叫仓颉，虽然他很能干，也所以很苦恼，无法解决结绳记事不能记录的事情，只能在门外饮酒解闷。他看见天上飞的鸟和水里游的鱼顿时有了灵感创造出了一种和动物相似的文字，就是甲骨文。

金文是商朝晚期出现的，主要体此刻龟壳上，金文是在甲骨文的基础上更“复杂”了一步，一向到了战国时期才结束。西周晚期出现箍篆，即大篆。石鼓文是大篆与小篆之间的过渡字之后，秦国将大篆转化为小篆，并且在竹简上刻小篆体。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题记考试结束，翻开课本，竟发现语文做错了一大堆题目。成绩出来，我忐忑不安地问老师：“老师，我语文得了多少分啊？”老师翻了翻试卷，说道：“79分。你怎么考得这么差啊？”我不好意思回答，回到座位上呆呆地坐着，心里只有对自己的责备。“你天天玩电脑，看电视，哪有学习语文的时间？你这个结果是我早就意料到的。”爸爸生气地说。当我问起怎么办时，爸爸却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以后多在语文上下点功夫呗。”这时，我有些醒悟了，后悔不该那样入迷地玩电脑、看电视，我制定了一份学习计划，准备从现在开始把语文成绩赶上来。刚开始两个星期，我每天都坚持看书、背书，每个星期写一篇作文，做几道阅读理解题。可是不久，我却渐渐厌烦了这些计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再把语文学习当回事。期末考试前几个星期，数学和英语作业繁多，便完全放弃了这些计划。期末考试到了，本以为又要一败涂地，可当我拿起语文试卷时，却发现大部分题目都会做。难道我的语文真的变好了？我边写试卷边偷偷窃喜。拿成绩单时，老师对我说：“你的语文成绩是99分。”正当我以为成功了，洋洋得意时，老师又说道：“但是全班有四十几个同学语文成绩过百了。”瞬间，整个世界像是崩溃了一样。题目太简单？或是自己太弱？亦或是同学们太强？回到家中，打开电脑，想用音乐调节下心情。躺在床上想到了自身层出不穷的问题：要是我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就能取得好成绩了；要是我热爱学习，就能取得好成绩了；要是我经常阅读，就能取得好成绩了……“我失败吗？”想累了，睡着了。梦倒是挺美的，却被吵醒了。电脑声音大，恰巧又在放一首高亢的歌。我懒散地起来，正准备关掉电脑时，却听到了张韶涵的歌：“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张韶涵的这首歌我再熟悉不过了，但此时她甜美的歌声仿佛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我的睡意瞬间全无。

商代青铜器铭文断代研究论文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次就会识别了。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一:蚌埠货。四年过去，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接，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都有问题。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从夏代起源，经过商周、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从单一的收藏，变为一种学问，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礼器、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底子和锈色的统一。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二是结构。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给人很夸张的感觉，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三）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李行杰 200900301026 电控系自动化 091 班

中国古代青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在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中国古代青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时代。以商周器物最为精美，品种已很丰富器型多种多样，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浑厚凝重。商周青铜器艺术装饰承接新石器时代艺术中若干精髓，经过长期绵延不断的变化，形成独特的体系，在成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商周时期，青铜的冶炼业作为生产力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以下通过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方鼎》图一和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大盂鼎》图二来论述商周青铜器艺术特点。一、商周青铜器作为“礼器”的艺术精神特点中国青铜器的大宗是青铜礼器。这是中国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是强调青铜器在社会物质文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是中国商代晚期最重的青铜器，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通高133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千克。为商王文丁祭祀其母“戊“制作的大型礼器，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器。气魄沉雄，器形凝重，纹饰华美，是商代青铜器风格的典范。鼎腹内壁有3个字铭文“司母戊”，鼎也因此得名。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说法。2、图二《大盂鼎》大盂鼎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时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表示康王（武王的孙子）自己要以文王为典范，告诫盂也要以祖父南公作榜样。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所以说青铜礼器被制度化、神秘化、权力化，它就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在形制、纹饰的铸造方面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用对待实用器的眼光去看待，这是我们在鉴定时必须注意的。很多器物的形制纹饰都表明它不适于生活中使用，原因就在这里。在青铜礼器上，各级奴隶主贵族寄托着他们的信条与期望，反映着他们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要求用形制与纹饰表达仍嫌不足时，便诉之于文字。这就是中国青铜器铭文很多的原因之一。青铜器是物质的，但同时又是一种精神产品。二、商周青铜器的造型与装饰艺术特点从造型艺术的观点看，许多青铜器又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代青铜器的铸造方法与造型及装饰方法的密切联系，说明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传统。形成独特的体系。从青铜器的纹饰上看，有饕餮纹、雷纹、弦纹、鱼纹、鸟纹、龟纹等。1、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这两件青铜器造型与装饰上在口端、顶盖、边沿也多铸造有神态生动的造型，动物凌厉的角和爪、卷曲的翅和尾、圆瞪的目、尖锐的牙等又常常被有意地加以突出表现。更多的则是以棱鼻为中心，两个侧身的夔形对接，正好拼成一个正面饕餮，同样形成尖角翻卷、双目圆瞪、龇牙咧嘴、利瓜大张的状态。在众多造型中，饕餮的形象是最为恐怖的，这种造型多见，而且都刻在尊贵庄重的礼器上。久而久之，饕餮便被提炼成一个综合的奇形怪状的兽面。可见兽面纹的确是一种神圣王权的象征。君主掌握了兽面神器，就意味着人神合一，至尊高贵，即拥有神的权力，也成了神之子及其化身。2、商周的青铜礼器中兽面纹是最主要的器饰主题和纹样例：图一《司母戊方鼎》、图二《大盂鼎》。同时也与人面纹、鸟纹、夔纹、龙纹等交替互渗，似是而非，具有演化变体的多样造型，始终占领着象征神灵的主导地位。多数器饰的造型均为兽面纹居中，鼻、口垂直的扉棱两边对称，陪衬的副题花纹则点缀在次要位置。这些冷峻的神态造型，都更多给人以威严神秘的诡异色彩。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商周时代生产科技和艺术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造就了以狰狞为美的审美文化时尚也呈现了我国奴隶制残酷本性。综上所述商周的青铜艺术是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它以品类丰富、造型优美、纹饰华丽、制作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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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早期的工艺美术中，如果说陶器是原始社会新石器时期的象征，那么青铜工艺便可成为奴隶社会工艺美术的典型代表。人类经历了原始公社时代的漫长跋涉之后，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在中国，作为奴隶社会文明标志的，是青铜工艺。史家把奴隶制时代称为“青铜时代”。青铜器的发达的铸造工艺充分体现了中国奴隶制社会时期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它的丰富多彩的造型和纹饰，集中反映了中国劳动人民杰出的艺术创造。 1．什么是青铜器青铜是铜和锡铅的合金，因为红铜（纯铜）的熔点很高（1083C），而硬度较低，加入锡，可以降低熔点（700—900C），而且增加硬度，在应用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人类在使用铁器以前，广泛地使用青铜铸造各种器具。 2．青铜器的分类青铜器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功能上大体可分为四类：（1）礼器：商周时期，一些日用青铜器由于用作祭祀和典礼时的陈设而被赋于特殊意义，成为青铜礼器。如鼎、鬲、尊等。（2）乐器：到春秋时期，乐器在祭祀和典礼中更是不可缺少，所谓“钟鸣鼎食”即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饶、钟、铃、鼓等。（3）兵器：现出土的兵器以春秋战国时最多。有戈、钺（yue）、矛、剑、镞（zu）等。（4）工具及车马具：如犁、锄、镰、铲、斧等。此外，青铜日用器从用途上的主要分类有：食器、酒器、水器、日用杂器四种。其中以食器、酒器为主。 3．青铜工艺在造型和纹饰的主要特征：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青铜工艺的突出成就，是丰富多样的造型和纹饰，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的青铜工艺，以商、周两代的青铜器为代表，如最重要的是所谓青铜礼器——鼎。鼎是古代的煮食器，其造型特征为由腹、足、耳三部分组成。腹可以盛物，足可以扬火，耳可以穿杠搬运。鼎是青铜礼器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它的实用意义是盛放或烹煮食物，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对礼治的维护上。一般多用于奴隶主阶级的祭祀和宴饮，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是奴隶主统治权力的象征。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如《司母戊方鼎》，形式厚重华丽，充满了神秘、威慑的色彩。司母戊方鼎是迄今出土的所有鼎中最大最重的，它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1939年3月，这只鼎出土于河南安阳侯家庄武官村吴玉瑶家的农田中，因鼎太重太大，移动困难，人们便想锯断大鼎，然后运出，但仅锯一足，便锯不断，于是悄悄地把鼎埋起来。后来消息走漏，日本人来搜索未成，便出价70万圆伪币收购，当地人们巧妙地送出另外一鼎，算将此鼎留下。抗战胜利后，1946年6月，大鼎重新掘出，但已失去一耳（后来补上），先存放于安阳县政府。同年十月底，当时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60寿辰，当地驻军将大鼎作为寿礼，用专车运抵南京，保存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后来，国民党政府曾想将此鼎运往台湾，终因过于困难，才打消了这一念头，建国后，此鼎存于南京博物院，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已成为镇馆之宝。西周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神秘色彩逐渐淡化，风格趋向简朴，追求朴素、典雅之美。如《孟鼎》，造型雄伟凝重，纹饰简朴。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逐渐变成供统治阶级享用的生活用品。青铜器的造型趋向轻灵、奇巧，装饰手法写实，纹饰也易于理解。如，莲鹤方壶》，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曾侯乙编钟》是最重要的出土文物，编钟共56件，分上、中、下三层。经检测每件编钟不仅都能发音，而且能发两个不同的音，可以演奏各种现代乐曲，而且音质纯正，音色优美。这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保留着原有音响的一套特大型定音古乐器，也是世界上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12个半音的乐器。（录象：曾侯乙编钟）秦、汉时期，由于铁器和漆器比青铜器更方便，从而逐步取代了青铜器，青铜器便向轻便、精巧、实用的生活用器和观赏器方向发展，它们往往以实用和美观的高度统一而引人注目。（录象：青铜工艺）这个是青铜器辨别真伪的论文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古代青铜器的仿造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谕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当时所铸以上两类仿古铜器达三千三百余件。这些仿古铜器，除部分归宫廷留用外，还奉敕分与诸王府，因而得以流传至各地(《宣德彝器图谱》)。明末崇祯年间潞王朱常汸(号“敬一主人”)亦曾大批仿制古铜器。仿古铜器有以下特征：一是常铸有铭文表明是仿制品，宫廷所仿多铸有本朝年款，例如宣德三年工部奉敕仿制之商周青铜器器底多铸有篆文书写的“宣德”二字。明末潞王所仿制器则有“潞国制”字样，并有器物编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年间宫廷仿商周铜器亦有“大清乾隆年制”铭文。历代地方官吏仿制品除注明年款外，还注明官称姓名。二是仿制品在形制与气韵上多与原器有差异。这是因为既是仿造，不像作伪，故不必追求逼真，往往是只求形似，而不严格遵从古制，甚至还有所变化，体现种种时代风格。宋代仿古器因多以商周原器为模式，故在形制上较为相像，但与原器相比，造型略显呆滞、粗拙，且体形一般较大，特别是鼎、爵、斝等器。此外将仿古器纹饰与商周器物纹饰仔细对照亦可看出其不够准确，形象多有变异，如北京故宫所藏宋仿商簋与商簋形制颇相如，但其颈部与圈足所饰夔纹形象与地纹均较商代纹饰失真且粗糙。元代时仿古铜器往往有自行改造之处，并不拘泥古代形制，如1981年从湖南常德慈利征集所得元代铜簠，双环形耳与波带形足均为随意改造之表现，而且口下有直壁，是春秋早期以后形制，但纹饰却饰西周晚期与春秋早期的重环纹，亦与真器不合。明代宫廷仿制品因多据宋人著录书铸造图样，宋人所绘本就有不严格处，故明代仿制品即更走形，其中有的虽与商周真器外形相近，但纹饰变形却十分严重、此种情形由上文所举宣德三年所仿制之商簋即可得见。又如：明宣德三年工部所铸“周公乍文王”鼎，引自《宣德彝器图谱》，虽亦有用早期青铜器之大致形象，但无论是扁足与扉棱造型，还是纹饰、铭文，皆非周初之制，而尤以纹饰更显随意性。《善斋吉金录》著录之“永保用鼎”，虽作立耳、蹄足，但颈、腹形制与纹饰及铭文字体均与先秦古器不类，容庚先生指出：“此明代物。1987年12月云南石屏乾阳山玉皇阁修复过程中，曾于石壁发现仿古铜鼎，有可能是明代地方上所铸仿制品，虽大体上是仿照商周鼎形，但蹄足形制相差甚远，颈下饕餮纹变形极明显，鼎腹饰垂叶三角纹颇不合古制，铭文字体取自宋人《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九“丝女鼎”。最初曾被发现者定为西周铜鼎。由于判定明显错误，很快即被纠正。清乾隆以前宋至明代仿古铜器已有不少藏储于清内府，乾隆年间编成的“西清四鉴”等书中所著录铜器，有的即使从描绘得不甚准确的器形、纹饰中亦能看出是这一阶段的仿制品，例如所谓周蟠龙尊(实是壶形)、周夔风鼎。后一器为错金银器，形制本于商、西周早期鼎制却饰错金银纹饰，显然是一种变通与改造的仿古手法。容庚先生提出：“金银错之商周器十九皆伪"，显然是对的，但这种器物多数当属于仿古器，应被视为艺术作品。清代宫廷继续铸造仿古铜器，风格与明代近似，即外形有商周铜器部分特征，但往往对局部加以多方面的改造，如上述清仿古方鼎，饕餮纹作蝴蝶状，口颈下夔纹口、身皆臆作，底纹呆扳无变化，扁足形制与其上纹饰亦均不合古制，较典型地体现了这一时期仿古器的风格与水平。明清两代的仿古铜器，有几种常见而形制较特殊的器型，如百环尊，出戟大尊等。此外，明代仿古器还可见贯耳觚，清代可见方口觚。综言之，历代仿古铜器最重要的共性即多只是大体取商周铜器之外形，但在局部(如部分结构与纹饰，特别是纹饰方面)多有随意变形。因此即使未有铭文标明为仿制品，只要对商周青铜器的形制、纹饰、铭文之时代特征有一定的了解，仿制品与商周真器不合之处并不难看出。所以从总体而言，仿制器还是较易辨识的。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一．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以前即存在，但伪器较大量的出现尚始于宋代，当时金石学之兴起。固然促进了对古代青铜器与金文的研究，但公私收藏之风的兴盛，也使青铜器买卖成为古董商人逐利之手段，伪造之器进应运而生。今日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们多认为，宋代宫廷既大量仿铸古铜器，自然就培养出一批作伪器之高手。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中有《古钟鼎彝器辩》一节，曾提到伪古铜器作假色泽与假锈的方法，可见铜器作伪在宋代时已发展为一专门的技术。元明两代亦有铸造伪铜器的，明人曹昭在《格古要论》卷六中有“伪古铜”一小节，专讲伪铜器作假锈色之方法与辨别要点。显然当时作伪铜器与鉴别真伪皆已有相当经验。此外，明人高濂在《论新铸伪造》(《遵生八牋》十四：二八)曾记载，元代时杭州姜娘子、平江(今苏州)王吉二家即为当时铸作名家，其“制务法古，式样可观”。所制器或亦有被充作古青铜器流入市场的。宋至明历代伪制品中较精致者，在清代甚至充斥于内府，故乾隆时所编专著录内府藏器的《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与《乙编》四书．(旧称“西清四鉴”。现学者或称“乾隆四鉴”)，有铭之器一千一百七十六件，容庚先生认为其中伪器与可疑器近42％，其中虽有因未亲见而估计不当者，然此种估计总不致太过分。清乾隆以前之元明两代与清初伪造技术较低，器形、纹饰多仿照宋人青铜器著录书籍中之图像，铭文亦多属杜撰，故伪器较易辨识。清乾隆之后，金石学复兴，此时的情况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描述的：“一般学土大夫们对于铜器的观念跟着也就推进一点。他们要利用这些器铭来解释文字，证明经、子，他们买一件古董，总要注意它有字没字。这中间价钱当然差得很远”。有铭青铜器价值远高于无铭器，这一事实进一步刺激了—些古董商与作伪者渔利之心，乃多于真器上增刻假铭，一般是根据真器铭仿制、照搬，间或亦有改造、拼凑。与此同时，整体铸造伪器、伪铭之作伪业也渐于山东潍县、陕西西安等地形成中心。民国以后，古青铜器出土甚多，提供了大量真器范本，加之历代作伪技术不断积累，至此时已近于炉火纯青的地步，特别是这时候青铜器海外市场被开拓，于是作伪的水平与数量均大大超过前代。此外，作伪的区域性中心也增多起来，上海、北京均集中了一批作伪高手，除于真器增制假铭外，全器伪造亦较多见。今日国内外公私文物收藏者所藏伪制青铜器有相当大的比例即是属于民国以后制作的。二.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伪制青铜器的历史既如此长久，特别是近代以来伪器的大批量制造，便青铜器辨伪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成为青铜器研究中一项重要内容。1936年徐中舒先生作《论古铜器之鉴别》文(《考古社刊》第四期，1936年)，开首第一句话即言：“如果要把古铜器当作一门学问看待，那么，我们第一件当做的事就无过于真伪的鉴别了。”可见辨伪在此时已为学者高度重视。在此之前，近代学者中仅有著名学者与收藏家陈介棋，以他丰富的经验对判定伪器提出过具体的见解(《簠斋尺牍》)。此外，1914年王国维撰《国朝金文著录表》(1915年，上虞罗氏雪堂丛刻本)，于各器类下均开列伪器及疑伪之器。王氏所判定因其多未见原器而所据仅铭文，故未必均得当，然实有开凿之功。l941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出版，不仅在详细地总结历代辨伪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识别伪器的若干重要原则，并首次对伪造作了较科学的分期(书中一些基本观点在1958年出版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充实)，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此之前，容先生还曾作过许多具体的辨伪研究，1925至1927间曾因工作多接触清内府旧藏器，因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表》(《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对所谓“西清四鉴”中所收铜器及铭文作了甄别，其中一部分器物的真、疑、伪差别问题后来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又作了修订。与容氏所作研究同时，也有学者写过辨伪文章，如商承祚《古代彝器伪字研究》(《金陵学报》三卷二期，1938年)，后又作补篇》(《考古社刊》第五期，1936年)，又如上举徐中舒氏的论文。民国时期重要的有价值的辨伪论著大致如上述。近二十年来，对于青铜器辨伪问题，又先后有一些重要著作发表，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精细程度上都有新进展，作者中有的曾在文物界多年从事青铜器保管、修复工作的，故所论更为经验之谈。七十年代中最重要的带有理论性的著作是张光裕《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博士论文，1974年6月)，此书首先详尽地考察了历史上古铜器仿造与伪造的史实，说明了不同朝代仿造与伪造器物之手法、工艺特点与历代辨伪之认识水平；继而详论作伪之方法、类别，尤着重于铭文之作伪的研究。本书还详论了铜器鉴别之态度、方法，对已有成果从方法论角度作了科学的评判与总结。此书还有下篇，名《六十字以上的先秦器疏证》，引五十五件伪器。八十年代以来有较多的青铜器辨伪论著发表，其中重要的有：陈佩芬《青铜器辩伪》(《上海博物馆集刊》第三期，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标本为资料，从铸造技术角度指出伪器之破绽，说明伪器重于原器之事实(这是以往很少具体阐明的)。该文所论伪铭、伪纹饰多为伪制品中之上品，故分析其漏洞与弊病，极有助于辨伪水平之提高。程长新、王文昶、程瑞秀《铜器辨伪浅说(上、中、下)》(《文物》1989年8、11、12期)，多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品中之历代伪器与仿制品之标本，详析历代宫廷与民间所作仿古铜器与伪铜器之形制、纹饰、铭文特点，生动形象，并有重要资料价值。文中还列举、分析近现代作伪高手之作品，在综论辨伪方法时，文章亦多结合实物标本，对作伪的手法之剖析甚为详细。所有这些，对实际的辨伪工作都极为有益。刘雨《乾隆四鉴综理表》(中华书局、1989年)，在容庚先生研究西清金文基础上，对乾隆时之“四鉴”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整理，对容氏判定伪器之器重作审定，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书末附“伪及疑伪器号表”，为科学利用“四鉴”提供了极大的方遍。除以上著作外，尚有罗福颐《商周秦汉青铜器铭文辨伪录》(《古文字研究》第十一辑，1985年)，着重于对清代与民国期间铜器作伪作深入研究；王文昶《故宫博物院藏部分青铜器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1期)与《铜卣辨伪》(《故宫博物院院利》1983年2期)；王荣达《从修复角度谈商周青铜器的真伪鉴定问题》(《考古与文物》1987年2期)；杜乃松《宋元明清铜器鉴定概论》(《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4期)。杜文对宋至清代的仿制铜器有比较细致的说明，是其独到之处。近年来，铜器辨伪已由对器表诸方面的考察转向依靠现代科技术手段去考察铜器内部结构，比如用高强度x光透视机观察商周铜器内部的垫片以判定真伪。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世贤对毛公鼎真伪问题的研究，详见下文。下文对青铜器辨伪的概述即参考了上述诸家之见解。三．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伪造青铜器有四种主要类型，下面分述这四种类型的造伪手法与辨别之要点： (一)真器改造即将真器加工、改造为不合定规的奇特形制。属此类者还有不同手法。手法一，将真器主体添加部件。例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殷代晚期或西周早期觯，器真，内底有真铭“父乙”二字，现此器口沿部横出一流、颈上又加了鋬，流、鋬皮色皆与器身不同，显然是后配的。又该院所藏约西周早期之卣，失盖与提梁，现此器双半环耳各增加一衔环，意欲改造成西周晚期壶形，但造型、纹饰仍与此期壶有异。手法二，将分属几件真器的残件拼凑成一件，多数不遵器制，或在部分真器残件上任意新铸接上不符合器制的部件，此种手法造出的器形亦由于非牛非马较易被识破，上引明代高濂《新铸伪造》(《遵生八栈》十四：二八)称此种手法为为“改锹”，并云其曾在京师见到以古壶盖制腹，以旧鼎耳为耳，屑凑古墓碎器飞龙脚为足，以致“小而可用，花纹制度，人莫不爱”。但如此生拼硬凑，毫无规则，显然很好识别。此种手法伪造出来的器物，在清宫廷内府收藏品中即有，如《西清古鉴》六；十一“蟠夔纹鼎”，为取之上半截甄部，下突接三鼎足，显得颇为怪异。又如同书十：四十“周兽环尊”是在车上添加兽形饰与铺首衔环为双耳，下接三半环以为足，拼成一不伦不类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