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研究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作者是韦伯。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且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项研究。

在书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该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回答各种批评。马克斯·韦伯（德语：Max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是现代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韦伯最初在柏林大学开始教职生涯，并陆续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等大学任教。曾前往凡尔赛会议代表德国进行谈判，并且参与了魏玛共和国宪法的起草设计，对于当时德国的政界影响极大。对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确立做出杰出贡献，是公认的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被后世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的社会变迁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理性化，在韦伯看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和社会变迁揭示社会生活的理性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行为有非理性走向理性，但是理性化的过程并非渐进或连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人的态度和气质方面需要有急剧突破和飞跃，这一动因就是欧洲宗教改革中崛起的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等基督教的新教教义的逻辑和心理的眼里所产生的“世俗禁欲主义精神”。基督教的禁欲精神就是让教徒更加注重来世、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赚钱但是并不乱花钱，他们把钱用去投资，所以慢慢产生了资本主义，读后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在西方的近代才产生，而在古代的东方就有出现，只是没有象西方这样发展得这么发达。资本主义在西方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不仅为西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发展过程，改写了西方甚至是世界的历史。韦伯指出：初看上去，资本主义的独特的近代西方形态一直受到各种技术可能性的发展的强烈影响，其理智性在今天从根本上依赖于最为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然而，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它依赖着现代科学，特别是以数学和精确的理性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的特点。因此西方在工业生产中运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东方没有将科技用于生产力中，所以资本主义发展比较快。韦伯分析如在其它情况下一样，资本主义利益毫无疑问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理性的法律方面，在试图做出这种说明时，我们首先考虑了经济状况，因为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韦伯指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其实这也是韦伯在这部著作中所要论证的观点。韦伯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并不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也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同时，韦伯还指出，作为基督教的主要特性的禁欲主义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理性化的发展。

韦伯在该书中论述宗教观念（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全书正文分上下两篇，共七章。韦伯力图使用分析统计数字确立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韦伯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资本主义愈加放手，这一状况亦愈加明显。”韦伯引证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政治家、科学家、作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来分析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虽然很难说资本主义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里，但这些话确实以近乎于典型的纯粹性保存着我们正在寻找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这样一种观念、一种奇特的伦理、一种精神气质。就是说韦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指个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韦伯所定义的理想资本主义是有严格限制的，不是通过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地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为特征，这种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与新教徒那种井井有条、系统安排的入世禁欲主义生活方式是完全相一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也是现代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重要条件之一。理性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都只出现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韦伯看来，几乎所有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种种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上自古希腊时代延续至今的民主代议制度，下至体现理性化灵魂的股票、支票、债券等商业化手段，无不反映了理性主义的特点。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传统。不同的文明形式产生各自独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发生在西欧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动机，但新教伦理所表现的现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伦理生活却无意中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新教伦理赋予了经商逐利行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马克斯·韦伯是德国杰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是古典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在西方，他的名字经常和卡尔·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克海姆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精英。以其渊博的学识、精深的造诣、极为丰富的著述成为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界的巨人，被西方学术界一致奉为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宗教社会学理论的鼻祖，在20世纪很少有学者能像韦伯那样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在近代欧洲文明中成长起来的人，他所有研究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其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部分就是宗教社会学。韦伯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从比较的高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韦伯试图回答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出现了一种被西方人所认为的其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究竟应归结为哪些事件的合成作用？《宗教社会学论文集》是韦伯著名的文化比较系列专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这一系列的第一项研究，也是韦伯自己所建立的宏伟大厦的一块基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1904-1905）第七卷和第十一卷。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被重新出版。在新版本中，韦伯做了许多修改，并在注释中加了不少新的材料，同时要回答各种批评。在这部著作中韦伯讨论了伴随欧洲宗教改革运动而出现的新教伦理以及后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整个西方理性化进程的影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韦伯的大量学术论文与专著正是在病重到逝世的十几年中以惊人的速度出版的。可以说，韦伯的重要成就，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在此期间做出的。韦伯在其短短的56年中写出了众多学术专著，但由于韦伯过早地去世，使他未能完成自己庞大的研究设想。韦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学，他创造性地框架了现代社会学的体系，他不仅仅在诠释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在经济史学派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还广泛涉及历史学、法学、政治学、宗教学、哲学乃至音乐、艺术等各个学科。韦伯的社会学及其相关的主要论著有：《中世纪商社史》（188年）、《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和私法的意义》（1891年）、《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神》（1904-1905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1906年）、《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1909年）、《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1911-1913年）、《儒教与道教》（1915年）、《印度教和佛教》（1916年）、《古代犹太教》（1917年）、《作为职业的学术》、《作为职业的政治》（1919年）、《城市社会学研究》（1920年）。韦伯去世后陆续整理出版的有：《经济与社会》（1921-1922年）、《音乐理性的及社会的基础》（1921年）、《政治论文集》（1921年）、《科学论文集》（1929年）、《经济通史》（1924年）、《社会学和社会政策文集》（1924年）、《国家社会学》（1956年）等。克尔凯郭尔曾经说过：你信仰什么，你就该生活什么。通过韦伯的论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信仰作为个体精神世界的基石，对当代西方社会个体产生的巨大“聚变作用”。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宗教研究杂志社论文

当代中国宗教散论【摘要】：本文探讨了宗教与科学这两个对立面在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作者认为:一、社会主义国家政教分离,宗教不会直接阻碍科学的发展,也不存在科学对宗教的迫害,二者易于建立一种协调互补的新关系。二、宗教在阶级社会确曾起过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鸦片作用,而社会主义社会,宗教的心灵慰籍作用超过了鸦片作用成为主要功能,它在感性上给人以多种满足。三、宗教通过其伦理准则、宗教仪式和宗教组织的各类活动,对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起到不少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应对宗教加以正确引导,使它的社会治理作用在多方面得以体现。四、宗教及其影响在中国社会将长期存在,应努力使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克服消极影响。在当代中国,宗教在某一方面某【关键词】：宗教当代中国散论社会治理自我改造宗教仪式消极作用宗教与科学科学与宗教伦理准则【正文快照】：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并随着时代的变迁产生诸多变化,这就使人们对宗教的认识也往往是众说纷纭。当科学将人类推到现代文明之时,宗教并未绝灭,而是在现代文明的十壤中,不断拍学会了适应并得以毋展。据统计,迄止1980年,全世界各教教徒总数达二十五亿七千八百多万人。建议重视道教研究[J];社会科学;1980年04期张作耀;中国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J];近代史研究;1980年02期卢红;宗教定义质疑[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01期朱越利;宗教漫谈[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1年02期许英国;民族民间文学与宗教[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01期

在四圣谛（苦、集、灭、道）的苦圣谛中，苦的生起因是我们过去所做的业及现前的烦恼。过去所做的业已造，现世要受报；而现前的烦恼决定于我们，可要它生起或不生。那些修行的圣者，证果的圣人，可以把握自己的烦恼，不让它生起；我们凡夫没办法，这其中有多个原因，一般认为这是我们业障深重，但是根据佛陀说我们的烦恼是从六根接触外境后，因为迷惑而生起的。烦恼的种类很多，有的分成六根本烦恼、有的称为三毒；六根本烦恼再分成十惑；再分成小随烦恼、中随烦恼、大随烦恼等等。现在要讲的是根本烦恼，以及大、中、小各种随烦恼。一、根本烦恼：最根本的烦恼有贪、嗔、痴，称为三毒。一般人说某人很贪心，很会发脾气，很愚痴，这与佛法中所说的贪、嗔、痴有点不同。一、贪：佛法中说贪是于三有及资具（顺境）染著不舍。三有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因为众生贪欲界、色界的种种事物，及贪无色界的种种心态，使他们继续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六道）中受生，再度轮回生死。众生对欲界的种种事物有贪爱，则生在欲界；众生对色界的种种事物有贪爱，则生在色界；众生对无色界的种种事物有贪爱，则生在无色界。当一个人无欲界的种种贪爱，就会生到色界；对欲界、色界之种种贪爱已断除，则在无色界受生；断除这三界的种种贪爱，就再也不来三界，叫做不受后有，再也不贪著这三有了。贪著三有及资具是讲贪著三界中的种种事物。我们生长在人间，贪求人间所享有的物资。比如贪著住富丽堂皇的房子，睡高广的大床，穿华丽的衣服，坐舒适的椅子，此种贪著使我们再来欲界受生。但是此贪心是过去的业习，它在我们过去业中形成了这种心理，就如一个人他本来没有抽烟，今生有人叫他抽，慢慢学习，对香烟染著，上了瘾，生起贪爱的心，看到香烟就想抽，以后没看到香烟也想要抽，我们说他对香烟有贪爱。凡夫对三界的事物也好想染上烟瘾一样，没有在眼前，内心都想要，所以造成下一世再来三界中的任何一界受生死轮回，所以贪是三有之贪。二、嗔：一般人对嗔的了解是：发怒，生气等，但佛法中说嗔是于三苦及资具（逆境）憎恶不能忍受。苦有三苦：①、苦苦：既是身心之苦受。生、老、病、死、怨憎会属之。②、行苦：东西变化无常，我们做不了主。五蕴炽盛苦属之。③、坏苦：既是乐受变坏或得不到。爱别离、求不得苦属之。四、学佛的层次：一、三皈依：我们先听闻佛法，然后确定三宝是我们生死轮回的皈依处，那就要求皈依。我们皈向三宝，不能只是内心皈向而已，还应该根据外境，举行一个皈依的仪式。好比一对恋爱中的男女，他们只是同居，没有注册结婚，没有跟人家讲明，那有谁相信他们？当他们在婚姻注册官的面前宣誓，签了名，经过一个简单的仪式，注册结婚后，大家对他们就有信心。同样的，我们凡夫的心每每随着外境而转变，虽然内心皈向三宝，还得要举行一个简单而隆重的皈依仪式，这样才算是个正式的佛教徒。二、受持五戒：三皈依者皆应进一步受持五戒。受五戒也同三皈依一样，我们只是内心受持五戒，那力量不强，遇到逆缘时就不容易把握，往往会把五戒丢到一边。就好像一对男女，只是同居，不要结婚，那他们就很容易因恼意见而分手。同样的，如果一个人内心认为受持戒律是正确之道，他就应该去请求一位法师，为他传授五戒。传授五戒是这样的：传戒者必须是一个持戒者，向他求戒才正当。佛弟子的受戒，须是师师相授，讲求戒体的传承与纳受，唯有受了戒的人，才能将戒传给他人，此一戒体，是直接传自佛陀，受戒而纳受戒体，便是纳受佛的法身于自己的心性之中，以佛的法身接通人人本具有的法身，以期引导各人自性是佛的发明或证悟。它其他宗教的戒律不同。佛教的受戒律是自动发信受持的，并不是像被判死刑那样，有人持者刀子强逼我们一定要受持。如果我们坚持不要受持戒律，佛陀也没办法，但他会慈悲劝导我们“以戒为师”；那是因为在佛教的教导中，必须要朝向戒、定、慧的修学；如果没有戒律为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很难有成就，所以学佛者应该先皈依，然后受戒。《法华经》曰：“精进持净戒，犹如护明珠。”我们受持五戒后，要好好守持，才能期望得到佛法的真正利益；经又云：“信为能入，戒为能度”既是此意。三、总结：一般人只听别人说皈依好，就去皈依，那只是找一张护身符，他们说有了这个“护照”后就可升天，这不是皈依，这是迷信。不懂得佛法的人，过去世与佛有缘，听到人家说皈依好，他就去皈依，不知道皈依的真正意义。其实皈依并不是得到东西，而是我们内心真诚的皈向佛、法、僧三宝。因为我们在生死轮回中，以佛、法、僧三宝为明灯，让它指引我们走上光明的康庄大道，使我们断除一切烦恼，最终觉悟证果－－成佛。我们内心以此为道路、为皈向，这才是真正的皈依。我们三皈依，受持五戒后，要进一步修持，不论修学任何法门，一定要以戒律为基础，不然是很难有成就的。如果一个人他整天杀生，不管他修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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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010年2月1日—4日，出席中国佛教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北京），会后接受中央政治局常委贾庆林接见。2、2010年3月15至19日随终南山佛教文化代表团赴香港访问，3月18日下午在香港佛教文化院举办的佛教文化论坛上讲演《终南山佛教文化的历史地位》。3、2010年4月17日，出席由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台湾华严学会、扶风县法门寺博物馆协办的“首届中国密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4、2010年5月11日，出席由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北道教史》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5、2009年8月5日，出席首届佛教准提菩萨文化研讨会（河北蔚县），并作《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与基本特征》的主题发言。6、2010年6月20日，参与发起并筹办和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百态观音名相研讨会”，并做主题发言。7、2010年8月7日，出席由陕西省宗教局、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联合主办的“走进大秦岭”宗教文化论坛，在大会上发表《终南山佛教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讲演。8、2010年9月4日出席由陕西省环境保护厅、西安市国土资源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以“绿色秦岭、生态华山”为主题的“2010大秦岭生态论坛”（华阴）。提交论文《陕西历史文化资源的五大劣势及秦岭宗教文化的弥补作用》，并做大会发言。9、2010年9月6日出席陕西省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主办的“明·十六罗汉图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罗汉信仰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及其现代意义》，并做大会发言。10、2010年10月15日，出席教育部“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暨第九届华夏儒商国学论坛（北京），在大会上主讲《观音文化对现代生活的启示》。9、 2010年10月16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中国佛学院、佛教在线联合主办的“佛教护国思想与实践”研讨会，提交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佛教界的护国思想与实践》，并做大会发言。11、2010年10月25日出席山东省佛教协会主办的“明哲佛教教育思想”交流座谈会（烟台），并作大会发言《明哲长老佛教教育思想的基本特点》。12、2010年11月21日出席由陕西省电视台主办的“2010中华祈福文化高峰论坛”（西安），提交论文《倾听钟声背后的智慧之音》，并在大会上发言。13、2010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华夏儒商学院在西安主办的首届华夏儒商易学论坛，并在开幕式上作《周易与陕西的渊源及其现代意义》的发言。14、2010年12月2日至3日出席由《中国宗教》杂志社主办、各全国性宗教团体会刊协办、上海市佛教协会和上海玉佛禅寺承办的“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研讨会”（上海），提交论文《试论当代中国宗教媒体的社会责任》，并作大会发言。2009年：1、2009年2月6日，应邀参加了西安市旅游局主办的“国家文化旅游示范城市申报讨论会”，并就西安文化资源开发和旅游内涵扩展在会上发言。2、2009年3月21日，出席在国家图书馆召开的《中华大藏经续编》编委会工作会议，会议就中华大藏经续编的体例、进展计划等问题进行了讨论。3、2009年3月24-25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台湾佛光大学共同主办“人间佛教的当今态势与未来走向”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扬州）。提交论文《人间佛教面临的核心理论问题》，并做大会发言。4、2009年3月28-4月1日，出席由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中国佛教教协会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无锡）（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作为协办单位之一），在“佛教的心灵环保”分会场作题为《法显精神对现代心灵环保的启示》的发言。5、2009年4月20日上午，出席陕西省委统战部召开的“文化统战工作专题座谈会”，并被安排为第一位大会发言。6、2009年4月27日-29日，出席由中国嵩山少林寺、中国文化书院、北京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禅宗中国——少林问禅百日峰会”，并在6月14日作“生命的特性与生命的关怀”和“信仰的力量”两场学术报告。7．2009年5月20日，出席由全球华人华侨联合会、中国六祖寺、韩国龙华寺等联合主办的“佛教六祖祭暨第二届禅文化全球之旅——韩国高峰论坛”。作为中方两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发了言。年6月27-30日，参加由中国道教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道家与道教研究中心、陕西省道教协会联合主办的“2009骊山问道”大型文化活动，并在本次会议高潮阶段的“儒释道三教和谐论”对话会中，与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赵馥杰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刘仲宇教授等等六位嘉宾分别代表儒释道三教，对和谐问题展开讨论和对话。9、2009年7月18日，出席山西省五台山普庵寺修复工作会议（深圳）。10、2009年7月26日上午，筹办并参加由美国木鱼项目和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西安佛教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国际杰出青年研究生佛教参学营”（西安）。主持开营仪式并主讲《印度佛教向中国的传播——以长安为考察中心》。来自美国、印度、澳大利亚、荷兰、德国、加拿大、法国以及中国香港、台湾等地的20位佛教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和7名佛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以及三位从事佛教研究和教学的教授来到古城西安，与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等单位的教授以及西北大学佛教方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一起，就长安佛教进行学术交流和考察活动。11、2009年9月19日，出席由陕西电视台主办的《2010盛世钟鸣祈福四海》文化合作研讨会，就2010年新年鸣钟祈福活动阐述了自己的意见。12、2009年8月15日至16日出席由榆林市民族宗教局主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协办的2009中国榆林首届关公文化论坛。并在首场大会发言中发表了《关公信仰的基本特征与现代价值》的演讲。13、2009年9月12日，出席由山东大学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宗教系主办的“倓虚大师在近现代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座谈会（淄博），在大会上发表《倓公妙解金刚经》。14、2009年9月14日，出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和兖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兖州佛教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兖州），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佛顶舍利的历史渊源》的发言。15、2009年10月27-30日，参与筹办并出席首届长安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西安）。提交论文《观音名称在长安的历史演变与争论》，在大会学术交流上做总结性评议。16、2009年11月22-23日,出席“和谐宗教与文明城市”迎世博学者论坛（上海），在大会上做题为《西部地区的宗教结构与社会文明》的发言。17、2009年11月26日，出席由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宗教文化研究院、宗教学系联合主办的“21世纪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学术研讨会（北京），并在大会上做题为《从西部宗教的基本特征看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与议题》的发言。18、2009年12月31日，出席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陕西文化产业高峰论坛”。发表了《陕西佛教文化资源的基本特征与开发建议》的论文。2008年：1、2008年7月5日，在北京出席《中华大藏经·续编》(汉文部分)编委会工作会议，并就编辑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会上发了言。2、2008年12月29日参加由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持的《陕西省志民族宗教志》评审会议。《陕西省宗教志》是省宗教局主持、李利安教授负责编写完成的。3、2008年3月21至23日，出席第二届楚山绍绮禅师、能海上师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成都市隆重举行，提交论文《千手千眼观音信仰考》，并主持第一场大会。4、2008年4月16日，出席“山西晋东南地区观音文化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观音信仰的基本体系》，并作大会发言。5、2008年4月28日上午，出席佛舍利五重宝塔学术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提出《佛舍利五重宝塔的四个特点及“句宗受为守”释义》。6、2008年5月11日—14日，出席应县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刊》协办的“释迦塔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释迦牟尼佛舍利及其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并做大会发言。7、2008年5月24-25日，出席“首届中国近现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江苏南京），提交论文《中国佛教界在抗日战争中的十大积极作用》，并作大会发言和点评。8、2008年10月23—25日，出席由陕西省政协主办的“陕西2008文化产业发展研讨会”，并做大会发言《重塑终南山世界文化名山地位》。2007年：1、2007年11月4日上午，出席《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编辑委员会会议。会议标志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作为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正式启动。2、2007年12月9日，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奉化溪口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120多位学者及佛学院师生参加了开幕式，主持第二场大会。3、2007年10月11日上午，由山西省临汾市佛协主办、临汾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协办的法显学术座谈会开幕式在临汾市金海湾大酒店召开，做第一场大会发言。4、2007年10月14日至15日，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佛教与现代化”——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研讨会，并作为第一场大会的点评人，提交论文《佛教人间性与超人间性及当代人间佛教的困境与出路》5、 2007年12月8日至10日出席由奉化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奉化雪窦资圣禅寺主办，《中国民族报·宗教周报》协办的“潮音永辉——纪念太虚大师圆寂60周年学术研讨会”（奉化），提交论文《太虚大师与康寄遥居士》。6、2007年9月13-14，出席由闽南佛学院、香港文汇报、厦门大学联合主办，南普陀寺承办的“和谐社会与道风建设·2007中国佛教公众形象主题论坛”（厦门）。提交论文《当代中国佛教公众形象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7、2007年7月16日至18日出席由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单位主办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安），提交论文《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存在的几个薄弱环节》。2006年：广州：2006年12月，“禅宗文化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论禅佛教内在形态诸严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北京：2006年12月18-19日，中国宗教学会第六次全国会议及科学发展观与宗教研究学术研讨会。武汉：2006年12月15-17日，首届中国湖北禅宗文化论坛，提交论文《明末清初禅宗的圆融之路》。上海：“佛教伦理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8-29，提交论文《论佛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成都：第三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20-23日，提交论文《玄奘对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考察》。太原：“佛教本土化与晋阳佛教文化嬗变学术研讨会”，2006年8月19-23日，提交论文《浅析晋阳佛教文化的内涵、特色与开发利用》。广州：菩提达摩与中国禅宗学术研讨会，2006年5月28-30日，提交论文《〈菩提达摩来华时间考〉质疑》。2006年4月，在西安参加“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6年3月20-24日，在云南参加“普贤信仰与中国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普贤十大行愿信仰的基本结构》、《普贤十大行愿的现代意义》；2006年3月4-6日，在台北参加“第五届中华国际佛学会议——观音菩萨与现代社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信仰的起源》；2006年1月15-16，在泰国曼谷参加“大乘佛教：在构建和谐与世界和平中的作用”，提交论文《大乘佛教的社会力量构成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6年1月9-11日，在山东大学参加教育部重大课题“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工作会议”。2005年：2005年12月24—28日，提交 “华岩论坛”论文《参与西安申办世界佛教论坛的经历与体会》（重庆）；2005年12月，提交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2005年学术年会论文《宗教力量的基本结构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甘肃，兰州）；2005年12月1—3日，在上海参加真禅法师与当代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真禅法师佛学思想与实践的人间性特征》和《试析真禅法师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11月4-6日，在上海参加“中国宗教学会2005年学术年会”，提交论文《如何理解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2005年10月在成都参加纪念楚山禅师诞辰60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楚山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2005年9月在河北承德参加海峡两岸人间佛教的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人间性、超人间性及其与人间佛教的关系》；2005年8月在四川什邡参加马祖与中国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的可行性、基本原则和几点建议》；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什邡马祖禅文化资源开发座谈会，大会发言题目为《佛教历史文化产业开发的基本原则》；2005年5月在西安参加“陕西省汉传佛教祖庭调研规划论证会”，大会发言题目为《陕西境内汉传佛教祖庭研究基本规划》；2004年：2004年11月6-7日，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参加“第一届中日佛学会议”；2004年10月17日，在西安参加“第十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2004年9月，在北京参加“西部人文资源论坛”学术研讨会，以《历史文化产业的价值判定与开发原则》为题作大会发言；2004年8月29日，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都市文化与韩国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空海在长安求法期间在语言文学方面的追求与成就》；2004年8月14—18日在五台山参加“中国五台山佛教文化论坛”，大会发言题目为《观音与文殊：悲智双运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2004年8月5—8日在山西太原参加“中国第二届净土宗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古代印度观音救难信仰与净土信仰的融合》；2004年6月11日—14日在无锡参加“人间佛教与社会关怀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佛教的超人间性与人间佛教》；2003年：2003年12月20—21日在广州参加“华林寺与禅宗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华林寺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开发建议》；2003年12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21—24日在西安参加“佛教与基督教对话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11月5—8日在西安参加“玄奘大师与紫阁寺学术论证会”；2003年9月26—28日在杭州参加“首届吴越佛教文化与社会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儒教文化的对话》；2003年8月17日在西安参加中日“文化地理学视野中唐代长安的宗教与文学”学术研讨会；2002年：2002年11月15—22日在马来西亚沙劳越参加“马中中华文化艺术交流会”；2002年10月在北京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承办的“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看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道教文化的对话》；2002年5月在西安参加首届终南山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中国化问题的一些思考》；2001年：2001年11月在五台山参加五台山研究会年会，做《深挖区域文化内涵，加强实际应用研究》的主题发言；2001年3月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参加美国宗教学会西部分会2001年年会；2001年3月22—25日在美国芝加哥参加“美国亚洲学会（AAS）第53届年会”，并被安排为第143号研讨会“宗教正在中国消亡吗？”的论文评议人（共222个分类学术研讨会，参加人数超过2千人）；2000年以前：2000年10月在美国香槟城参加“台湾海峡两岸关系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1999年8月在西安参加“中国西北大学与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在西天的产生及其向中土的传播》；1999年3月在铜川参加“第二届玄奘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对罗什译本的补正作用》；1997年9月在天台参加“第二届天台山与东亚佛教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法华经〉与南亚和东亚的观音信仰》；1997年8月在咸阳参加中韩“儒释道三教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儒道思想对中国民间观音信仰的影响》；1996年9月在西安参加中日“长安佛教与日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中国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体系》，并作大会主题发言；1995年9月在登封参加“纪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六种汉语译本之比较》；1994年4月，在西安参加“第一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金刚经玄奘译本浅析》；1992年10月在峨眉山参加“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秦巴山区佛教的几个特点》；1988年10月在常熟参加“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的几个问题》；1987年7月在北京参加“中国南亚学会第4届年会”，提交论文“关于金刚经产生时间问题的再考证”。1986年在西安参加“全国隋唐佛教学术研讨会”。

社会学研究的论文集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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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屈智芳.社会保障与女性职业发展[D].郑州大学2010 [2]朱力等着.社会学原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美)戴维·迈尔斯()着，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5]刘杰，徐祥运编着.社会学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春凤.不同组织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差异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7]程慧.我国女性职业结构研究[D].北京物资学院2009 [8]耿飞.社交网络中趣缘群体互动模式转换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9]洪睿旋.微博环境下女性话语权的现阶段提升与再提升困局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0]张廷成.社会角色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再社会化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1]赵雯雯.选秀类电视节目作为新型向上流动途径的社会学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3 [12]冉娟.公共部门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3](美)孙隆基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刘梦主编.小组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刘泉红，刘健.国外中小企业政策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19) [2]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3]张彻.区域经济差异识别及预警研究[D].武汉大学2010 [4]李红艳.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J].数据.2011(08) [5]赵德余.广东积分落户管理政策的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3(08) [6]何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制度冲突与出路前瞻--基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经验[J].上海城市管理.2013(04) [7]李璐颖.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03) [8]李峰.我国中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王文军.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0]肖红蓉.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D].武汉大学2010 [11]钟怀宇.城市化进程中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02) [12]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13]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14]王建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合理预测方法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7 [15]叶玉瑶，张虹鸥，许学强，周春山.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J].地理研究.2011(12)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中国金融.2010(04) [2]刘梦琴.广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J].南方农村.2010(06) [3]姜达洋.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5) [4]昝剑森，刘扬.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 [5]晏月平，廖炼忠.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窦金波.以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化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9) [7]邢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浅议[J].大众文艺.2009(24) [8]李爱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03) [9]周小刚，陈东有.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10]周弘.国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面面观[J].求是.2009(22) [11]周小辉，屈胜喆，夏沁田.论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09(10) [12]鲁德银.土地城镇化的中国模式剖析[J].商业时代.2010(33) [13]鲁德银，王习春.试论中国特色城镇化新道路--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迁与城镇化政策[J].孝感学院学报.2009(05) [14]孟祥林.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15]田永坡.德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现状及改革趋势[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 猜你喜欢： 1. 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2.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3. 社会学论文参考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5. 关于社会学论文

教学研究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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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家级期刊即由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或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主办的会刊，其中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网络研讨会论文集就是国家级刊物的其中一种，只要是公开发行的教育类期刊都是国家级的。

宗教研究论文

毛思想·毛理想·毛心想·毛梦想·毛遐想·毛感想·毛预想·毛癔想·毛妄想·毛狂想·毛误想·毛错想·毛幻想·毛猜想·毛思想太伟大了——让他自己给拯渺小了毛思想太光荣了——让他自己给拯黑暗了毛思想太正确了——让他自己给拯错误了毛思想太伟大光明正确了毛行动太渺小黑暗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