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文章
1919年《新青年》杂志发表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
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李大钊先生开宗明义，说明了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本意。李大钊先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其关键就是“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
这篇文章的最为深刻之处是李大钊先生把握住了马克思学说的本质内容，包括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社会主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理论与实际的结合。这些内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曾经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从而进一步凸显了李大钊先生思想上的先觉与深刻。
李大钊先生对马克思的学说的认知，是建立在经济学基础上的。他以《资本论》为本，阐释唯物史观、阶级竞争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批评当时传统知识分子完全忽视经济学的短视，告诫后人。
李大钊同志，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向“吃人”的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他的小说集《呐喊》充分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其中收有他的名作《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后来，鲁迅又出版了小说集《彷徨》，里面收录了《祝福》、《伤逝》等名篇。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创刊的背景《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个性主义和世界化《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青春》是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再次将爱国与救国高度统一，指出中国正处于黑暗与黎明之交，鼓励青年为建设蓬勃朝气的国家而奋斗。
新青年
《青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于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对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他那饱含爱国激情的语言，对祖国再造、恢复青春的热望，影响着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爱国主义的启迪作用。
新青年
李大钊坚信：中华青年是热爱祖国的，是一定要为中华之再造而努力奋斗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
新青年杂志文章原文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青年》创刊的背景《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个性主义和世界化《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1、创刊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
2、主要内容
①、翻译世界名著，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
②、进行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如刘半农的《答王敬轩书》、鲁迅的《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钱玄同的一些通信等。
③、宣传马克思思想，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译介文章等。
《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受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新青年》在后期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
许多高级共产党员（如毛泽东）都受到过《新青年》的影响。
《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
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
1916年9月1日，杂志《新青年》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让陈独秀深深地为之震撼。整篇文章不仅有回环绕梁的韵律，荡气回肠的气魄，更有精辟入理的说理。让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当时，外国列强正在觊觎中国，四处散布我国就像垂死之人一样，无可救药的言论。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大批不愿看到中国灭亡的知识分子开始东渡日本，想通过对明治维新成果的学习挽救中国。
1913年，李大钊在朋友的帮助下，远赴日本求学，在日本待的整整三年时光里，他更是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需要立刻改变，刻不容缓。
1916年春季的一天，李大钊在户外散步，登高远望，看到日本到处弥漫着一片生机盎然的春色，他向遥远的祖国眺望，不知今天的祖国又是怎样呢？突然心中满怀悲愤之情，写下了让无数国人觉醒的文章《青春》。
通过季节上的春天，让李大钊不由地联想到了人生里的春天，甚至政治上的春天。他是多么地渴望中国可以早日摆脱腐朽的统治获得重生啊！
在这篇《青春》中，李大钊满腔的爱国热情得以充分地展现，他尽情地抒发着自己的想法：中华民族的青年要向世人展现出这样一种姿态，不要去和任何人争辩中国到底会不会灭亡，而要把自己身上青春的力量投入到改造中国的事业中，让中华民族以强壮的青春之态得到重生。
《青春》是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章再次将爱国与救国高度统一，指出中国正处于黑暗与黎明之交，鼓励青年为建设蓬勃朝气的国家而奋斗。
新青年
《青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于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当时对青年一代有着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他那饱含爱国激情的语言，对祖国再造、恢复青春的热望，影响着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有着爱国主义的启迪作用。
新青年
李大钊坚信：中华青年是热爱祖国的，是一定要为中华之再造而努力奋斗的。“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忧哉？”
新青年杂志上的文章
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青春。
1916年，《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一文，不仅强调青年之青，而且强调一个“新”字，指出从精神上、思想上有新青年与旧青年之分，希望青年们站在时代前列，做一个有为的新青年。
李大钊坚信：中华青年是热爱祖国的，是一定要为中华之再造而努力奋斗的。“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龈龈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拓展解析:
《青春》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于1916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在文章中，李大钊明确指出，中华是否能回春再造，衰老的民族是否能变成青春的民族，关键在于青年是否自觉。
青年首先要冲破网罗、去除陈腐，保持青春的精神;其次超越世俗平庸虚伪的生活，义无反顾，发愤图强，这是青年们唯一的责任。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之作《狂人日记》，向“吃人”的社会提出了强有力的控诉。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他的小说集《呐喊》充分显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其中收有他的名作《孔乙己》、《阿Q正传》、《药》等。后来，鲁迅又出版了小说集《彷徨》，里面收录了《祝福》、《伤逝》等名篇。
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添加一个新字，实则新意迭出，寄托着人民群众独特的理念和深厚的思想感情。
《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
《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
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
1917年7月4日，《新青年》第三卷五号陈独秀发表文章答顾克刚关于政治思想问题。8月9日，钱玄同邀请鲁迅加盟《新青年》。第四卷起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刊登新体诗。
新老事物容易出现冲撞，《青年杂志》因和老刊物“撞名”，《青年杂志》的出版商群益书局收到上海基督青年会的来信，说《青年杂志》和他们办的杂志刊名雷同，要求《青年杂志》更名。
在出版一卷、总计6本刊物后，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改名《新青年》出版，成为其时反封建和呼吁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
陈独秀在改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提出时代青年的新标准是：生理上身体强壮；心理上是“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以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1916年12月26日，黎元洪签署“中华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简字第七百九十二号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受命当天上午，蔡元培便到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拜访来京出差的陈独秀，力邀他出任文科学长。
移居北京，陈独秀为《新青年》寻找到了新阵地，《新青年》迎来了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重要作者加盟。从此，陈独秀不再是上海弄堂里的个人办刊，“独人杂志”成为同人杂志。
2021年新青年杂志
《觉醒年代》最敬佩的是蔡元培，蔡公！！！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鼓励北大师生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时挺身而出，他的就职演说一幕，句句诤言，让人肃然起敬！！！对青年学子寄予的厚望，也让人印象深刻！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感谢！
2021年,主旋律题材大剧成为贯穿全年的关键词,年初,《大江大河2》《山海情》接连引爆话题,获得口碑和热度双丰收；《觉醒年代》紧随其后,完结之后热度依然持续了半年之久；9月,《功勋》播出,将人物传记拍得有血有肉,感动了无数观众。多部主旋律题材剧集的豆瓣评分均达到8分以上,《山海情》《觉醒年代》更是以的高分领跑今年国产剧集口碑榜。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一部主旋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在青年人群中大热。《觉醒年代》主要讲述了1915年到1921年期间，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带领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探索救国之路，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故事。这部剧因翔实的角色刻画深入人心，让我们看见，有这样的一群人，为了国家而付出，为了理想而奋斗。下面，就请跟随为学君走近这些鲜活的历史人物，走进那个为理想而燃烧的“觉醒年代”。拆解这两年成功出圈的主旋律剧，不难看出，讲故事和去概念化，聚焦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的大故事、大人物的小故事，是这类题材成功的关键。《山海情》、《觉醒年代》、《功勋》这三部剧的人物设定更加具有烟火气，剧作消弭了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与当下年轻人之间的距离，师长、朋友般的形象，让大家觉得他们宛若眼前。
觉醒年代里面的人物最佩服的当然是李大钊。李大钊是一个最无私奉献的人，他根本不考虑一点自己的利益，全部是为自己的国家，为人民贡献了一自己的生命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刊发了署名“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这部作品，在日后普遍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篇巨作，同时，“鲁迅”这一笔名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2021年9月25日，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为纪念鲁迅先生，中国教育报特别邀请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黄乔生、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王涧、北京市语文教研员连中国3位嘉宾畅谈“语文课中的鲁迅”。
语文课本中的鲁迅
“100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曾在采访中这样评价鲁迅。
编研教材是教材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育人育才的前沿关口，教材是很多人对世界认知的最基本途径。在统编版语文教科书中，鲁迅的文章入选篇目之多也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人”。
从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到小说《社戏》《故乡》《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到杂文《拿来主义》……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历久弥新。
“青少年时期是人成长最快的阶段，我们需要用教材给学生的人生打下思想基础。鲁迅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王涧深情地说。
“鲁迅是中国人无法回避的作家。”连中国认为，在迅速成长的青少年时期如果错过鲁迅将是一大憾事。而不关注文学家的鲁迅，学生无法步入思想家的鲁迅。连中国认为，鲁迅其实是一个有趣味、有童心的人，是骨子里充满幽默感的人。如果说鲁迅的杂文展现的是其作为战士批判性的一面，那么初中语文指定必读名著《朝花夕拾》让学生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真诚、质朴、柔软的鲁迅，是鲁迅童心、好玩的一面。
“鲁迅有太多的好文章，教材要选择适合特定学段学生阅读的篇目，这对孩子们理解是很重要的。”黄乔生表示，过去大众熟悉的更多是鲁迅“横眉冷对”的斗士形象，现在教材中选入多种风格的鲁迅作品，让鲁迅的形象更为立体鲜活。
“教材编纂需要围绕课标，鲁迅的优秀作品很难做到一一收录。”王涧介绍，为弥补遗憾，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高中选修教材《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专题研讨》，其中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单独开设一章，选取了《狂人日记》《铸剑》《过客》等篇目，拓展学生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与探究能力，为对现当代文学感兴趣的学生提供向更深处探寻的机会。
青少年为什么要读鲁迅
随着《觉醒年代》等影视作品面世，“鲁迅热”又在当代年轻人之间流行起来。鲁迅的文字为何有着超越时间的魅力？百年后的今天，为何我们仍需阅读鲁迅？
“鲁迅是旧时代文学的结束者，新时代文学的开创者。”黄乔生说。鲁迅是中国古典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时期出现的大文学家，一生在写作和翻译事业上都有突出贡献。其文章中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学素养，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外来文化的成果。黄乔生认为，《拿来主义》等文章是鲁迅留给社会的文化遗嘱，是对后来人的教导。我们把鲁迅的文章作为国民必读，是希望一代代孩子认识到，中国在文化艰苦转型的时代，像鲁迅这样的先贤们用他们的肉和血写就的文字弥足珍贵，无比感人。
王涧表示，鲁迅的作品始终关注着民族命运，这是其入选教材的首要原因，也是过去学鲁迅、现在学鲁迅、将来仍要学鲁迅的重要原因。“鲁迅先生是穷人和不幸者的代言人。”王涧说，从阿Q到祥林嫂，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多是最贫困、最痛苦的底层劳动人民。鲁迅始终坚守着平民的立场，为中国寻找出路。1936年，鲁迅逝世于上海，成千上万的民众自发为先生送行，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书“民族魂”3个字。一颗公心和为国为民的担当，是鲁迅作品永恒的意义所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思考力是独一无二的。如何突破自己的局困，如何揭开意识层面的遮蔽，如何将认识推向更高的境界，鲁迅为我们做了很重要的表率，其深度和独到之处是其他作家不好取代的。”连中国说。在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下，当代青少年需要更加深刻地思考，鲁迅的精神营养可以帮助学生磨砺认识社会现象的眼光，引导青少年不断深入思考。
怎样给青少年教鲁迅
“鲁迅不是优雅、平和、休闲的，而是真实、严峻、深邃的。阅读鲁迅是‘思想爬坡’，并不轻松，甚至费力、难受。”温儒敏在《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中写道。“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虽是部分中学生的调侃，但却提出了时代命题——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教鲁迅？
“鲁迅走入孩子心中并不是容易的事，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客观存在的隔膜。隔膜恰恰反映出了人的自然成长状态。”连中国建议，教师讲解鲁迅的文章时，首先需要把自己内在生命体验赋予其中，将自己理解的鲁迅与学生进行沟通，这有助于学生更接近鲁迅。
“鲁迅是读出来的，不能猜，不能套。”连中国认为，带领学生找到自己和鲁迅的内在机缘对理解鲁迅至关重要。部分教师无法放下心中思想家的鲁迅，而如何讲出鲁迅的童心、鲁迅式的幽默是值得思考的。连中国建议教师应首先导入文学家的鲁迅，再逐步引领学生深入探寻到鲁迅思想家的一面，对文学家的鲁迅关注不够，就容易将鲁迅空洞化。
“北京鲁迅博物馆不怕热闹，怕冷清。”黄乔生介绍，北京鲁迅博物馆在布展时也会考虑与中学语文课本的设计相配合，将教科书中的鲁迅、博物馆中的鲁迅和学术研究中的鲁迅有机结合起来。“如今我们馆很重要的参观群体就是中学生，很多学生跟着教师和家长来到北京鲁迅博物馆参观。”黄乔生表示，博物馆可以帮助中小学生尽早深入、全面、愉悦地步入鲁迅的精神世界。
回顾语文教材编写过程时，王涧提出：“我们不一定非要板着脸才能学鲁迅。”中小学教材编写过程中也考虑引导学生们认识一个生活化的鲁迅。例如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通过记录鲁迅的吃穿住行和生活习惯，拉近了鲁迅和学生之间的距离。
连中国表示：“教科书是凝定的博物馆，博物馆是生动的教科书。”带学生走进鲁迅故居、走过鲁迅的足迹，进入鲁迅先生的生命信息场，更能发现阅读鲁迅的趣味。
9月25日上午10点，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品的视频特别节目“语文课中的鲁迅”将在“中国教育报好老师”等多个移动端平台播出，敬请关注。
《中国教育报》2021年09月25日第2版
作者：本报记者 任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