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研究哈克贝利费恩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马克·吐温的代表作。故事的主人公哈克是一个流浪汉,被道格拉斯寡妇收养,但他不习惯资产阶级家庭的“正常”和“体面”的生活。他酗酒的亲生父亲突然回来,强行把他带到森林里,锁在一间破房子里。他受不了父亲的殴打,逃走了。在路上,和吉逃跑的奴隶吉姆携手同行,计划去北方一个没有奴隶贸易的自由州。一路上,他们乘着木筏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

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孩子哈克帮助黑奴吉姆摆脱被奴役、被出卖的命运的故事,塑造了哈克这样一个与文明社会呆板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保持了正直、善良、纯朴的天性,头脑清醒、聪明,天真可爱、追求自由的艺术形象,表现了哈克蔑视文明世界的法律和世俗观念、厌恶种族歧视、同情黑奴命运的叛逆性格.揭示了美国社会种族歧视道德观念和蓄奴制度在哈克幼小心灵里的积淀与他天性的正直、善良性格发生的激烈冲突,哈克的叛逆性格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思想冲突中形成并走向成熟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杰出的成就. 哈克是一个被所谓的"文明社会"称作"叛逆"的家伙,然而他的天性却是友好而诚实的.他的双重性格是他骨子里的传统思想与天真无邪的天性进行斗争的结果.哈克同时也是一个逃避现实主义者.

马克·吐温（1835—1910），是美国近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百万英镑》、《密西西比河上的日子》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他一部重要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就跟大家见面的哈克贝利·芬。哈克的父亲找哈克要他在一次冒险中得来的钱，得知哈克被道格拉斯寡妇收养，并上学时，就把他关在一个小木屋里。哈克伪造成他被杀死的假象，并用一个小筏逃走。这时他遇到了吉姆。吉姆是道格拉斯寡妇的妹妹的奴隶，他因为无法忍受沉重的工作而逃到杰克逊岛。他们两个人就躲在岛上。后来有人来搜索，他们就乘着竹筏逃到对岸的自由区。航行到半途之时，他们的竹筏和蒸汽轮船撞上了。哈克和吉姆掉到河里。哈克后来被一位富有的商人救起，但是随而卷入纷争和枪击事件，在这一片混乱中他和吉姆再次见面。不过他们很不幸地被“年轻的公爵”和“老国王”两个所。他们教哈克和吉姆到各城市去传教钱，或是耍宝、愚弄乡民以取他们的金钱，或是遇到有人死亡便到他家中钱财，这两位对哈克和吉姆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哈克好不容易才逃回到船上，但是他却没找到吉姆。原来吉姆被“老国王”卖到菲尔富士农夫家。而菲尔富士的太太刚好是汤姆的叔母。哈克知道这件事后就和汤姆商量如何救出吉姆。经过一番惊险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终于逃出菲尔富士家。逃亡途中，汤姆的脚被枪击中，伤势很严重。由吉姆陪他到镇上治疗，一不小心吉姆又被捉走了。这个时候汤姆的叔母玻莉到镇上来。她带来消息说：道格拉斯寡妇的妹妹已经死了。她在遗嘱里恢复吉姆为自由身。而哈克的父亲也死了，他也恢复自由身。不过这次他要由波莉姨妈收养。哈克曾经在道格拉斯寡妇那儿吃过苦头，对于这种被文明人士教养的经验，他实在受不了。所以，他再一次逃走，与汤姆踏上历险的旅程……: 本书以经典性和流行性并存的名著《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为素材，以明晰的风格和地道的语言而著称。本书包括著作的创作背景，人物分析，主题解析，篇章讲解，重要引文释义，作品档案，并且附有相关的思考题，推荐的论文题，阅读后的小测验，要点注释，以及推荐阅读篇目。本书的编排使你不仅仅停留在对名著内容上的了解，更可迅速、全面、深入地掌握著作的全部资料，同时也满足了对文化做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的需求。蓝星精辟、明晰的编写风格将“半天阅读一本名著”的想法变为现实，帮你在有限的闲暇内阅读更多的书，在地道的语言环境中迅速提高英语水平，丰富文学内涵，增加谈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哈克贝利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他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是一个勤劳朴实、热情诚实、忠心耿耿的黑奴，他为了逃脱被主人再次卖掉的命运，从主人家中出逃。他们一起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两人成了好朋友。哈克贝利为了吉姆的自由，历尽千辛万苦，最后得知，吉姆的主人已在遗嘱里解放了他。小说中，哈克贝利和吉姆的性格鲜明突出，形象栩栩如生。全篇的现实主义描绘和浪漫主义抒情交相辉映，尖锐深刻的揭露、幽默辛辣的讽刺以及浪漫传奇的描写浑然一体，形成了马克·吐温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勇敢的少年为了追求自由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主题论文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他一部重要的作品，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就跟大家见面的哈克贝利·芬。哈克的父亲找哈克要他在一次冒险中得来的钱，得知哈克被道格拉斯寡妇收养，并上学时，就把他关在一个小木屋里。哈克伪造成他被杀死的假象，并用一个小筏逃走。这时他遇到了吉姆。吉姆是道格拉斯寡妇的妹妹的奴隶，他因为无法忍受沉重的工作而逃到杰克逊岛。他们两个人就躲在岛上。后来有人来搜索，他们就乘着竹筏逃到对岸的自由区。航行到半途之时，他们的竹筏和蒸汽轮船撞上了。哈克和吉姆掉到河里。哈克后来被一位富有的商人救起，但是随而卷入纷争和枪击事件，在这一片混乱中他和吉姆再次见面。不过他们很不幸地被“年轻的公爵”和“老国王”两个所。他们教哈克和吉姆到各城市去传教钱，或是耍宝、愚弄乡民以取他们的金钱，或是遇到有人死亡便到他家中钱财，这两位对哈克和吉姆无所不用其极。后来哈克好不容易才逃回到船上，但是他却没找到吉姆。原来吉姆被“老国王”卖到菲尔富士农夫家。而菲尔富士的太太刚好是汤姆的叔母。哈克知道这件事后就和汤姆商量如何救出吉姆。经过一番惊险的行动，他们三个人终于逃出菲尔富士家。逃亡途中，汤姆的脚被枪击中，伤势很严重。由吉姆陪他到镇上治疗，一不小心吉姆又被捉走了。这个时候汤姆的叔母玻莉到镇上来。她带来消息说：道格拉斯寡妇的妹妹已经死了。她在遗嘱里恢复吉姆为自由身。而哈克的父亲也死了，他也恢复自由身。不过这次他要由波莉姨妈收养。哈克曾经在道格拉斯寡妇那儿吃过苦头，对于这种被文明人士教养的经验，他实在受不了。所以，他再一次逃走，与汤姆踏上历险的旅程… 本书以经典性和流行性并存的名著《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为素材，以明晰的风格和地道的语言而著称。本书包括著作的创作背景，人物分析，主题解析，篇章讲解，重要引文释义，作品档案，并且附有相关的思考题，推荐的论文题，阅读后的小测验，要点注释，以及推荐阅读篇目。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读后感500字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读后感500字，读罢这本书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保持阅读的能力和思考的深度是提升自己的有效途径，书籍对我们空虚的灵魂进行了填补，寻找心灵栖息的港湾，现在分享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读后感500字。

这本书是由美国的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先生所写的，他写出了孩子们无声的反抗，写出了孩子们被压迫以久的心声，使这些孩子们终于可以倾诉他们的心声，找到他们因有的童年。

这本书以美国密西西比河上的圣比得堡镇为背景，描写了少年汤姆索亚和他的顽皮少年哈克贝利费恩及汤姆的女友贝基撒切尔的冒险故事,本书被认为是当时美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主人公汤姆聪明又淘气,不屑与平庸的生活,富有冒险精神,用不断的逃学和恶作剧来对枯燥的学校教育循规蹈矩的大人们表示反抗,汤姆虽然调皮,但在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在危机降临的时候,汤姆和他的顽皮小伙伴们却都能挺身而出,显示出他们思想善良的一面。

小说内容是这样的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为了逃脱一心想把它改造成绅士的邻居和不断酗酒殴打他的.父亲，后来竟然用猪血伪造出了自己被谋杀的现场，然后偷了一条小船远走高飞了。后来，又不顾“犯罪”的危险帮助逃跑的黑奴。他用以毒攻毒的办法来对付冒充公爵、国王行的。所有他的所作所为都和一个好孩子或者绅士相差甚远，但是又都是在追求胜利。体现了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身上善良勇敢、敢作敢当、充满智慧和冒险精神体现了真正的美国人的精神特质。正是应为他的这些品格赢得了所有酷爱自由和正义的人们的喜爱。

在寒假里，是让人静下心来阅读的好时光，所以我有幸拜读了马克˙吐温的作品——《哈克贝利˙费恩险记》，从书中让我明白做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这本书主要写了白人男孩哈克贝利芬为了摆脱酒鬼父亲的纠缠，制造死的假象离家出走，又遇上不想被卖掉出走的黑奴吉姆，两人结伴乘木排漂流，历尽艰险的经历。到最后，他和汤姆帮助家奴吉姆得到自由。我最难忘的地方是：他们为了救出吉姆自找了很多麻烦，也想了很多办法。在这本书中，哈克让我看到内心的正义和善良，使我为之感动。

我觉得我们都要做善良的人，虽然有时候做的善事很小，但因为你的善良可以给别人带去帮助，就会感到很快乐！可谓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在这个寒假里，我就和同学们做了善良而有意义的事情。

正月初六上午，我们在萧山区志愿者协会义工阿姨的带领下怀着激动的心情去看望朝鲜志愿兵——楼爷爷。我和同学们拿了几桶油和一些米去爷爷家慰问，爷爷的家在半山上，要经过一个很陡的斜坡，大家铆足了劲，拎着慰问品向爷爷家冲去。我们很快就来到了爷爷的家里，眼前出现的是一幢矮矮的两层楼平房，外面看起来有些陈旧，走进一看，里面的基本上没有装修，卫生情况也是非常的糟糕，我们把慰问品放在了桌子上。爷爷看见我们进去，吃力地从床上爬了起来，可是他自己已经不能下床了，是一个妈妈把她搀扶到轮椅上的。

我们的到来让爷爷欣喜不已。开口第一句话就是用朝鲜语和我们说新年好，在场的同学们都被逗乐了。爷爷还和分享了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经历，讲述了自己在异国他乡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等保家卫国的从军经历，说着说着，爷爷的眼睛已经湿润了，俞哲瀚马上为爷爷递上餐巾纸，在场的人都被爷爷感动了！爷爷还教育我们要热爱和平，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要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

最后，我们争先恐后地为爷爷打扫了房间，使得老人的房间焕然一新，还打来热水给爷爷洗脸，喂爷爷吃面包。爷爷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我们的心里也好满足！

今天我们为爷爷做了这么一件小事，让爷爷高兴了，其实我们的心里更加高兴，这种善良有爱的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在回家的路上，我暗暗地想，下次有机会一定还要来看爷爷！

寒假里我读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哈克贝利是一个聪明、善良、勇敢的白人少年。他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亡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为了逃脱被主人再次卖掉的命运，从主人家中出逃。他们一起漂流在密西西比河上，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两人成了好朋友。哈克贝利为了吉姆的自由，历尽千辛万苦。

文中第十四章后一部分写了哈克与汤姆讨论所罗门王的才智。吉姆因为一个关于所罗门王的事情——两个妇女抢夺一个孩子，所罗门王把孩子砍成了两半，一人一半，这件事情觉得所罗门很傻。但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许不像他所想的那么糟糕，所罗门王说不定是想，切开孩子后，妇女中是孩子妈妈的一定会率先边哭边叫：“我可怜的孩子啊！”而不是孩子妈妈的妇女则会愣在那儿，这样就可以分辨出谁不是孩子的妈妈了，再给她应得的惩罚，给真正孩子妈妈的妇女补偿。

从这件话中，我觉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去考虑一件事情，会有很多种答案，必定有一种答案会让人理解支持，如果只是死板地从一个方面思考的话，那很可能就大错特错了。

苏轼的诗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不同角度去观看庐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从不同方面去思考一件事情也会得到不同的结论。生活也一样，也许你很健康但生活并不富裕，可换个角度想，大自然赋予你鲜活的生命，多彩的世界给予你生机勃勃地活力，你拥有生命与活力，这不也是一种财富吗？你是幸运的，你应该这么想。

我深深地被故事里的人物哈克的正义感和敢想敢做的精神所吸引，更被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的黑人吉姆的人格所打动。使我认识到人一定要有信念，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只要坚定信念，敢想敢做、不逃避、不退缩，那么任何困难都会被迎刃而解。通过这本书我还懂得了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关心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只有这样才能和谐，才能共创美好的未来！

哈克贝恩历险记主题分析论文

1、哈克

哈克是小说的中心人物。小说开始时，他活泼好动，爱好自由生活，但因为长期受到种族主义反动说教和社会风气的影响，歧视吉姆（黑人奴隶），捉弄过他。在后期与吉姆漂流的过程中想一度想写信告发吉姆的行踪，但经过与吉姆同行的日日夜夜，他最终战胜自己，决心帮助吉姆获得自由。

小说以颇具戏剧性的笔触描写了哈克内心斗争的结果：他拿起了那封告发信说道：“好吧，那么，下地狱就下地狱吧”，随后就一下子把信扯掉了。

哈克的思想转变和多次帮助吉姆渡过难关的行动，表明了既然种族主义谬论连一个孩子都蒙不了，那么蓄奴制度的崩溃确实是历史的必然，同时也表明了作家提倡白人黑人携手奋斗，共创民主自由新世界的先进思想。

2、吉姆

吉姆是个忠厚能干的黑人，但他依然避免不了被任意贩卖的厄运，他的不幸命运是广大黑奴悲苦人生的真实写照。值得肯定的是，他不再像哈里叶特·斯托笔下的汤姆叔叔那样，面对迫害逆来顺受，而是采取了出逃的对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要算是力所能及的反抗了。

他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牺牲精神的人，在大河上漂流时，他处处照顾哈克，尽可能不让孩子受惊受苦；当汤姆中弹受伤时，他不顾自己的安危，留在危险区域协助医生救护孩子。

通过吉姆一系列高尚热诚行为的描绘，作品告诉我们，黑人在人格上不仅不比白人差，甚至在许多方面还超过了白人，由此彻底粉碎了种族歧视的谬论邪说。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小说意在表明废除蓄奴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创作背景

在1850年前后的美国——也就是该书所描写的那个时代，除了政治生活腐败，劳资矛盾加深，教会虚伪诡诈，人民不堪其苦之外，最迫切、最严重的问题是蓄奴制和种族歧视，它在南部各州既普遍、又猖獗。作者对这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表现出战斗的态度，对受迫害的广大黑人群众旗帜鲜明地予以热烈的同情和支持。

继续写了几年，吐温放弃了这个打算。随着故事深入变得困难，吐温似乎也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干脆把手稿搁置在了一边。马克·吐温在哈德逊河旅行后，重新提笔，继续写作。作品终于完成，并拥有了一个与上部相并列的题目《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汤姆·索亚的同志）》。

哈萨克牧民的研究论文

哈萨克族的游牧文化在哈萨克族的游牧、迁徙过程中吸收周围民族的文化内容,创造出了具有特色的哈萨克民族文化.特别是中亚和新疆南部地区的绿洲农业文化、来自西北方向的俄罗斯文化、乌克兰文化、塔塔尔文化以及相当重要的中原汉文化和中国北方满——通古斯文化都对哈萨克文化的发展有影响.哈萨克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实践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哈萨克文学包括书面文学和口头文学,后者的地位十分重要.牧民们在相互交流与联系中,将不同部落的杰出文才创作的圀?∽㈱?涡獢?\x01?口头民间文学加以传承和发展,使之日益丰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叙事长诗、爱情长诗、民歌、谚语等,其中尤以长诗所占地位突出.据统计、哈萨克族约有200多部长诗,代表作如《英雄塔尔根》、《阿勒帕米斯》等.史诗有《萨里海与萨曼》、《阿尔卡勒克英雄》等.哈萨克族工艺美术丰富多采.妇女会制作毡房、各种毡制品、毛制品和服饰.不少男子会制作木器、铁器和骨器.用金银、玉石制作的各种装饰品造型艺术水平较高.哈萨克族爱好音乐,能歌善舞.民间乐器有“冬不拉”.

住房：古代哈萨克族绝大多数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牧民们住的是一种轻便而又易于支撑和拆的毡房。毡房，哈萨克语称“宇”，它不仅携带方便，而且坚固耐用，住居舒适，并具有防寒、防雨、防震的特点。房内空气流通，光线充足，千百年来一直为哈萨克牧民所喜爱，由于是用白色毡子做成，毡房里又布置得十分讲究,人们称之为白色的宫殿。它是哈萨克先民的重要创造。毡房所用毛毡，都是勤劳聪慧的哈萨克族妇女手工制作的。制作毛毡时，先用木棍将羊毛敲打松散，洒水打湿，铺在平整的地上压实，再由多人反复卷压而成。毡房的主要构件都是由专门的工匠精心制作的，整个构架不用一枚铁钉，各连接处都用牛皮绳和牛筋固定，既轻便又牢固。食俗：他们的饮食，大部分是肉食和奶食。奶制食品多种多样，如酥油、奶屯僭、奶皮子、奶酪等。他们制做的马奶子是名贵的饮料。日常食品主要是面类食品、牛、[羊、马肉、奶油、酥油、奶疙瘩、奶豆腐、酥奶酩等。平时喜欢把面粉做成“包尔沙克”（油果子）、烤饼、油饼、面片、汤面、那仁等，或将肉、酥油、牛奶、大米、面粉调制成各种食品。饮料主要有牛奶、羊奶、马奶子，特别喜欢马奶子，马奶子是用马奶经过发酵制成的高级饮料。茶在哈萨克族的饮食中有特殊的地位，主要喝砖茶。如果在茶中加奶，则称奶茶。典型食品大部分来自畜牧业生产，如：冬肉，马奶子，奶疙瘩，等等。节庆：哈萨克族主要节日有古尔邦节、肉孜节和那吾热孜节。时间在旧历正月，在那吾热孜节里家家户户都要用肉、大米、小麦、大麦、奶疙瘩等混合煮成的“库吉”（稀粥）。抛撒“包尔沙克”、糖，迎喜事是哈萨克族的传统礼俗。过节的那一天，互相祝贺，有如汉族的春节是送旧迎新的节日。每逢节日喜庆时都举行传统的刁羊、赛马和姑娘追等游戏。哈萨克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有些牧民仍保留着萨满教的残余。习俗：哈萨克族尊敬老人，喝茶吃饭要先敬老人，一般在进餐时习惯长辈先坐，其他人依次围着餐布屈腿或跪坐在毡子上。在用餐过程中，要把最好的肉让给老人。哈萨克族有许多禁忌，如：年轻人不准当着老人的面饮酒，不准用手乱摸食物；绝对不准跨越或踏过餐布，不准坐在装有食物的箱子或其他用具上。忌讳当面数主人家的牲畜；不能跨过拴牲畜的绳子，也不能骑马进入羊群；不准坐在装有食物的箱子或其他用具上，也不准跨过或踏过餐巾；忌讳别人当面赞美自己的孩子，尤其不能说“胖”，认为这样会给孩子带来不幸；忌客人在家门口下马和骑快马到家门口下马；忌食猪肉、狗肉、驴肉、骡肉和自死的畜禽肉及动物的血。哈萨克族热情好客，待人真诚。对登门投宿的人，主人都要拿出最好的食品招待。十分尊贵的客人或多年未见的亲人到来，除宰羊外，还需宰马，以马肉相待。入餐前，主人用壶提水和脸盆让客人洗手，然后把盛有羊头、后腿、肋肉的盘子放在客人面前，客人要先将羊腮帮的肉割食一块，再割食左边耳朵之后，将羊头回送给主人，大家共餐。食毕大家同时举起双手摸面，做“巴塔（祈祷）”。客人中如果有男有女，一般都要分席。待客：哈萨克人以纯朴、诚实、直爽、热情好客而闻名。这是因为牧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行旅不便，外出时，凡有毡房的地方，自然就成了休憩和投宿之处，行人就可免受饥寒之苦。可知好客是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美德。哈萨克人中流传说：“只要沿途有哈萨克，哪怕你走一年，也不用带一粒粮、一分钱。”哈萨克人对待客人恭敬备至，礼节周到，他们认为客人是安拉赐予的，不可稍有怠慢。由于这样的好习惯，哈萨克族中一直没有乞丐。在哈萨克族中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如果在太阳下山时放走了客人，就是跳到水里也洗不清这个耻辱”。还有民谚说，“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因而凡是前来拜访和望门投宿的客人，无论认识与否，不论懂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论是哪个民族，都热烈欢迎，竭诚接待。哈萨克族有句俗话说：“祖先遗产中的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所以哈萨克族在接待客人时，连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东西都要拿出来款待，不但用好饭、好肉招待客人，而且还精心喂养客人的马匹，第二天热情送行。这样的招待，并不向客人索取任何报酬。他们认为向客人买东西是非常耻辱的事。招待客人吃的肉，如果是陈肉，就要说明原因，否则客人可告诉头目，说他无礼，将陈肉待人，头目必定罚他有失散客之礼。礼仪：在哈萨克族中，久别的亲友见面时，大辈见小辈接吻；年岁相当的见面时拥抱；若挚友见面，妇女施拥抱礼，男人行握手礼，即双方两只手掌对手掌握手。一般人见面必须热情问候并握手。这在王树桥的《新疆礼俗志》中早已指出：“戚友远别，相会必抱持，交首大哭，侪辈握手，搂腰”，“尊长见幼辈，则以吻接唇，口霎喋有声。”并还进一步指出“少不剃须，唯常剪唇髭，便汤饮，十日一剃发，三日一削爪，同于洋俗。

一曲优美动听的《新疆好》，唱出了两千万天山儿女的心声。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新疆大地安定祥和，到处奏响民族团结的凯歌。 “团结月”凝铸兄弟情新疆生活着维吾尔、汉、哈萨克、回、蒙古等47个民族，在历代抵御外敌入侵、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中，各族人民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情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和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宗教工作，贯彻以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为指导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以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建立“平等、团结、互助、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在加强民族团结、搞好民族工作的实践中，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总结出一套成功经验，那就是加强对各族干部群众进行民族团结教育，开展群众性的民族团结创建活动，使民族团结的思想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1982年，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隆重召开新疆首次民族团结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发出了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把加强民族团结教育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的倡议，将每年5月定为全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从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在天山南北广泛开展起来。每年5月春暖花开时，新疆各地的农村牧区、工厂矿山就荡漾起民族团结教育的思想之风和政策之风，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报刊、广播、电视宣传，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思想和党的民族政策带到各族干部群众的身边，团结互助蔚成风气。 20年来，民族团结教育活动以月促年，在新疆各族干部群众中牢固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使他们懂得了“民族团结则百业兴旺，民族纷争则百姓遭殃”的道理。针对少数民族分裂分子和暴力恐怖分子的活动，自治区党委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反分裂斗争再教育活动，使破坏民族团结的极少数人无处藏身。民族团结教育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密切结合，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得到普遍尊重。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立场坚定的少数民族干部被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目前，全区少数民族干部已达34．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51．8％。随着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少数民族各级各类专业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的第20个年头，各地不仅召开座谈会、研讨会和报告会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而且举办了一系列的电影周、文艺演出、图片展览、歌咏比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吸引各族群众广泛参与。自治区各家新闻媒体通过对20年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的回顾和评论进行宣传，营造出浓厚的舆论氛围。盛开的民族团结之花 1963年，一名刚从扬州医专毕业的青年，满怀希望来到高寒缺氧、风沙肆虐的帕米尔高原，在海拔2100米的乌恰县做了一名医生。他就是已经退休的原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人民医院院长吴登云。来自江南水乡的吴登云没有被高原恶劣的环境吓倒退缩，而是兢兢业业地在西部边陲的高原上救死扶伤38年。他视柯尔克孜族牧民如亲友、如手足，忠实履行着自己“做一名人民的好医生”的诺言，前后30次为病人无偿鲜血，累计鲜血7000毫升，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作“白衣圣人”。吴登云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换回了少数民族同胞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获得各级政府颁发的民族团结模范称号。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党中央表彰了一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优秀共产党员及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位始终如一、扎根边疆缔结各族人民兄弟情谊的人民医生也名列其中。在并肩建设社会主义、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当中，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像吴登云这样无私奉献的民族团结先进模范。从1982年至今，新疆共表彰奖励了国家级和自治区级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748个，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1273名。白克日•卡依尔是塔什店火电厂一位普通工人，今年夏天为了抢救不慎落水的汉族儿童，他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名优秀的维吾尔族工人眼中，汉族同胞就是自己的“吐汗吾干木”（亲兄弟）。他不止一次地伸手援助遇到困难的汉族乡邻同事，替不认识的汉族病人垫付医药费，在各族群众中间传唱成了一曲民族团结的赞歌。杨忠贤，巴里坤草原上的一名乡村医生。他为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接生3000名婴儿，挽救了数百濒危病人的生命，培养出上百名弟子在草原上救死扶伤。在他死后，哈萨克牧民破例第一次用自已的风俗接纳了这位汉族兄弟，将他安葬在雪山脚下的哈萨克族部落墓群中。阿布旦，阿勒泰草原上的哈萨克族牧民。1996年冬天，阿勒泰地区遭受30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上百名汉族矿工被大雪围困在离阿布旦家毡房不远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阿布旦毅然把自家储备的面粉分给断粮的人，把自家正在怀胎的8头奶牛宰杀，将牛肉分给饥饿的汉族弟兄。他让冻伤的矿工住进自己的毡房并让儿子冒着被大雪埋没的危险踩着雪橇下山送信。他说：“为了挽救汉族兄弟的生命，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和危险，也要把信送到。” 自治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先进典型，在全区营造出一种人人讲团结、个个争先进的氛围，推动着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发展，民族团结的思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新疆各族百姓的心中。热爱民族团结的无数群众，在生活和工作中身体力行，数十年如一日地贯彻民族团结的精神，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默默付出。团结稳定促社会发展民族团结带来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形成了建设合力，为新疆经济与各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新疆的发展。20多年来，新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3000多亿元，其中国家投资占60％以上。这一时期，新疆国民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建立起以农业为基储以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一批大型骨干项目的完成和生产能力的实现，使新疆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大大加强。棉花和石油是新疆两大优势资源，在中央政府和兄弟省市的支持下，这两项资源已经变成新疆的支柱产业。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的三分之一，这几年各级干部和技术人员下到田间地头，帮助各族群众掌握生产技术，使得棉花连年高产，棉农收入稳步增长。随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两大油气田不断探明新的储量，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石油资源战略接替区，石油天然气资源的开发，也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巨大实惠。伴随石油开发进行的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南疆人民的出行不便和照明问题，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新疆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世居高原和沙漠边缘，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各族群众，生产和生活条件特别艰苦。解决这部分群众的温饱问题，始终是自治区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工作。去年，新疆30个贫困县市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达到1138元，比“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前增加了570多元，农牧区的贫困发生率从1994年的20％下降到目前的4．4％左右，贫困地区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明显改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了新疆对内对外的经贸合作，吸引了大量外来资金。无论是首府乌鲁木齐，还是南疆重镇喀什或西部边城伊宁，到处都是一派和睦安宁的景象，吸引着国内外的投资者。在新疆这片祖国西部的热土上，各族人民正团结一心，共同营造着团结、稳定、繁荣的美好家园。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2009年已经过去了，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的华诞，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仪式又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时至今日，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60年的风雨和坎坷路程。当全世界的人民都在关注着崛起的中华民族，我们都为自己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名儿女而感到自豪。国庆庆典的壮观场面让每一个人难以忘怀，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大庆的日子里，天安门广场树立起56根民族团结柱，成为节日期间最为亮丽的风景之一。6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民族地区处处呈现经济繁荣、政治安定、文化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的喜人景象。经济实现历史性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各族群众综合素质明显提高。60年来，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全面发展，建立了一大批各级各类民族学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人才。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成就显著。城乡基层卫生机构得到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医疗卫生人才得到积极培养，民族医药得到重视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全面覆盖，各族群众健康素质不断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得到保护和弘扬，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充分尊重。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大团结日益巩固。长期以来，党和政府一贯重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改革开放以来，群众性创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活动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三个离不开”思想和民族团结观念逐渐扎根千家万户。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培养选拔工作扎实推进。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日益壮大，结构不断改善，素质不断提高，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选拔进县级以上各级领导班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为核心的，是以社会主义制度和祖国统一为基础的。作为中国民族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几方面的含义： 1、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2、维护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团结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也包含着民族内部的团结。3、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祖国的发展繁荣。民族团结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前提。4、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社会安定、国家昌盛和民族进步繁荣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有着内在的联系。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统一，反对一切破坏团结、分裂祖国的活动.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具有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治与乱，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将打乱国家的经济、政治秩序，造成国家动荡不安；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的进与退，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在矛盾、冲突、动荡和不安中进步；民族问题关系到人民的福与祸，民族问题处理得好，民族团结和睦，就会天下大定、国家大治、社会快速进步，人民安局乐业。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把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列为我国五大关系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我们国家形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基础，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祖国分裂、民族冲突是各族人民之祸，加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三心合一心，黄土变成金”。团结是力量，团结是财富，团结是生产力，团结是国家发展进步的基础。“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使数万同胞遇难、数百万人痛失家园，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蒙受巨大损失。地震天不塌，大灾有大爱。地震发生后，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传播着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骨肉亲情、民族大义、文化大同、无疆大爱，全国各族人民充分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纷纷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成果，是党富民强国大政方针的生动写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强大力量。高举维护国家统一、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民族团结的旗帜，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民族团结，自觉捍卫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捍卫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坚决粉碎境内外敌对势力的分裂破坏图谋。没有民族的和睦相处，就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没有社会的安定团结，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就没有各民族的兴旺昌盛。只有各兄弟民族手挽手、心连心，团结一致，才能众志成城，抵抗自然灾害，应对金融危机，在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研究洛克功利主义的论文

功利主义，主要哲学家有约翰·史都华·米尔（John Stuart Mill）、杰瑞米·边沁（Jeremy Bentham)等。他们的核心思想是一种行为如有助于增进幸福，则为正确的；若导致产生和幸福相反的东西，则为错误的。幸福不仅涉及行为的当事人，也涉及受该行为影响的每一个人。

一、内容不同

1、功利主义：亦称“功利论”、“功用主义”，通常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

2、自由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哲学，是以自由为主要政治价值的一系列思想流派的集合。

二、意义不同

1、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影响甚为广泛。在法律、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更有特别显著的重要性。例如在惩罚方面，功利主义反对“一报还一报”的“报应”理论。功利主义者认为惩罚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改造罪犯或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破坏，从而避免发生更多的犯罪行为。

2、自由主义：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自由主义追求保护个人思想自由的社会、以法律限制政府对权力的运用、保障自由贸易的观念、支持私人企业的市场经济、透明的政治体制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利。

扩展资料：

功利主义根据应用的方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1、情境

情境功利主义强调的是“在此时此刻这个情境下，该怎么做才能促进全体快乐值。”而不是问若将此道德律推广到每个人身上会对全体快乐值造成什么影响。

2、普遍

普遍功利主义重视的是“若每个人都按照我现在遵守的道德律作出行为，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3、规则

其学说认为，若每个人都永远遵守同一套道德规范，就能产生最大快乐值。常见的应用可见于交通规则，不能像情境功利主义那样，视哪种方法能取得最大快乐值而决定该往左开还是往右开，而是根据既定的规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功利主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自由主义

《“权利”一词在近代中国的跨语际实践》刘小妹来源：中国法学网【关键词】“rights” 权利民直【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与西方原生的权利观念相去天壤，这是不争的事实。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方式去解读这种“差异”，以及我们如何去认识“差异”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意义上，笔者希望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形成的研习，尽可能做到摒弃“西方中心观－中国中心观”或“传统－现代”的范式[1]，力图从具体的“语境”[2]出发，进行客观的解读。即便客观解读，也有不同的角度。笔者曾经在《中国近代宪政理论的特质研究》一书中，对中国近代民权、自由和权利观念的发生及特点进行过初步的考察，那时的关注角度偏向于对“差异”本身的解读，即对差异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差异的具体内容的认识。本文拟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着力转向对权利发生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准确的说，是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这是受到刘禾（Lydia H. Liu）《跨语际实践》一书的启发。因为，无论是过分地强调“差异性”，还是极力地坚守“中国性”，按照海外后殖民研究的代表性人物、著名汉学家周蕾（Rey Chow）的观点，它都或多或少地是以一种变相的形式重复了它所摒弃的西方的“霸权”色彩，[3]因为它都暗含着以西方为参照系，或者视西方为权威性典则。因此，只要着力强调呈现“差异”，那么无论文本如何小心地避免对中西进行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类的价值判断，阅读的受众仍然很容易在差异与优劣之间建立想像的关联。所以，本文拟将研究的重心置于对差异的历史意义的解读。即将“不同语言在翻译活动和跨语际的实践中发生的交往”视为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并以此解读权利翻译和权利观念形成过程中的“自身历史的话语空间”。[4]一、对“right”的翻译“语言问题在中国的现代性想像中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必须考虑到跨语际实践的历史”。[5]由是，本文对中国近代权利观念的考察便始于对西文“rights”的翻译及选择过程。（一）《万国公法》对“right”的翻译：权利近代政治法律词汇大都是假日文而译，而恰恰“权利”这一重要的法律术语是直接从古代汉语翻译来的。首次用“权利”一词对译西文“right”的是1864年刊印的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译的《万国公法》，这已为学界取得共识。[6]然而，丁韪良本人在1862年翻译《万国公法》的过程中，曾对“right” 这个词的译法有过长久的困惑，并直言以“权利”对译“right”仅是权宜之计：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有专用之字样。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即如一“权”字，书内不独指有司所操之权，亦指凡人理所应得之份；有时增一“利”字，如谓庶人本有之“权利”云云。此等字句，初见多不入目，屡见方知不得已而用之也。[7]此处一个“不得已而用之” 体现了丁韪良内心的真实感受，因为他和他的翻译团队都熟谙古汉语，深知“权利”一词难以准确地传达出西文“right”一词的精神意蕴。如此，要贴切理解丁韪良对“right”的翻译，我们有必要对西方及古汉语中“权利”一词的具体含义作些简要探究。根据列奥?施特劳斯的考察，西方的权利观念经由了一个从“自然权利”向“人的权利”、从“道德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过程，[8]因此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层面是自然正当性，即在道德和价值领域，权利被等同于“正义”和“善”；第二个层面是人的自主性，即在政治生活中，个人相对于国家具有优先性；第三个层面是利益的合法性，即在法律关系中，合法的利益和诉求受到国家的保护。从词源学上看，古汉语中“权利”一词是个合成词。“权” 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秤、秤锤，标准、尺度，权衡、衡量，[9]这是基本字义；其二是通权达变，即与“经”相对的“权”。[10]“利”是一个与“义”相对的范畴，指利益、收益、好处等。在儒家的“经权”之别和“义利”之辨中，虽然并不全然否定“权”和“利”，但在价值评价上确乎是重“经”而轻“权”、重“义”而轻“利”的。尤其是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道德设定下，“利”的追求在道德评价上丧失了正当性理据。[11]合成词“权利” 在先秦经典文献中的使用频率并不高，但依然牢固确立了“权势与货财”的基本含义。[12]秦汉以降，“权利”一词在经典性文献中已是随处可见了，其基本含义却是沿袭先秦而不改，比如《史记》中数次使用“权利”一词，其基本含义均为权势和利益。[13]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 的基本含义“权势””、“威势””、“货财”以及“利益”等，在道德评价上均含有贬义，带有较强烈的否定性意味，这在体现汉政治统治理念发展方向的重要典籍《盐铁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14]可见，无论是单词“权”、“利”，还是合成词“权利”，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中，都是在与儒家道德理想相对立的语境中使用的，因此都不含有“正当性”的意义。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在道德语境中产生的权利观念可谓大异其趣。熟知西方宪政文化精义，对古汉语亦造意非浅的丁韪良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中西差异的不可化约性，无奈之下他做了一个智慧的取舍：即将权利的道德正当性打包封存，以便尽量将《万国公法》中的“权利”一词置于法律的层面。综上，《万国公法》用代表权力和利益的“权利”来翻译“right”的法律意义，除了在字面上不直接包含“正当”这样的意思外，基本上表达了合法的正当权力和利益之意思。[15]但是，在道德层面上，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把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正当权力和利益的基础，这与近代西方对权利的理解相别甚远。而西文中“right”本身所含有的道德正当性，正是严复所难以舍弃的。（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民直虽然丁韪良本人对“权利”这一翻译并不十分满意，并留下了一段“不得已而用之”的说明，但现实中，随着《万国公法》的流行，“权利”一词亦广为人们接受。直至20世纪初的严复，他重遇了丁韪良翻译“right”时的困惑与无奈，并对“right”本身所包含的道德正当性难以割舍。由于《万国公法》对“权利”的翻译影响甚远，严复早年在翻译《天演论》时，虽然感到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但依然沿用了“权利” 一词表达英文中rights。此后，在翻译《群己权界论》时，严复再度思考“rights”的译法，并专门致信与时人梁启超探讨：Rights一字，仆前三年，始读政理诸书时，即苦此字无译，强译“权利”二字，是以霸译王，于理想为害不细。后因偶披读《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然苦其名义与duty相混，难以通用，即亦置之。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职…… 乃信前译之不误，而以直字翻rights，为铁案不可动也……rights字，西文亦有直意，故几何直线谓之right line，直角谓right angle，可知中西申义正同。此以直而通职，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应享，可谓天经地义，至正大中，岂若权利之近于力征经营，而本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born right及God and my right诸名词，谓与生俱来应得之民直可，谓与生俱来应享之权利不可。[16]在严复看来，西方rights是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包括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宜”的因素，即“正义”；同时这一概念也包括表层性的显在意义，这就是古汉语“权利”一词所传达的内涵。两层含义中前者是基础性的因而是制约性的，是“体”；后者是受制约的因而是第二性的，是“用”。[17]基于“体－用”的分析结构，对rights的翻译应首要表达“正当”的含义，而中文中“权利”这个词中，无论“权”还是“利”均无“正当”这种价值判断。经过反复求索，严复终妙手偶得一“直”字，是以“直”在古今中外都含有“正当”之谓，便决意将rights译为“民直”或“天直”，并在密尔On Liberty的译本《群己权界论》中，在不同场合分别将rights 译为“民直”、“天直”和“权利”，以准确表达英文rights的复杂内涵。[18]二、对“权利”一词的接纳丁韪良和严复对西文“right”的理解都基本准确，只是在right所包含的两层含义中，在所谓体用之间，基于两难的困境而作出了不同的取舍。前者出于对现实的考量，舍弃了right的“体”，即道德正当性，故而以“权利”之“用”表达法律意义上的权益；后者基于对学理的真诚，回归了right的深层结构，即正义、正当、善，是而以“民直”之“体”为right的基本含义，辅之以“权利”之“用”表达right的复杂内涵。惜乎“民直”这个译法并没有传播开来，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被“权利”的译法所淘汰。单纯从学理上来说，严复对rights的翻译应该是更为准确，但为什么中国人还是选择用“权利”来代表rights呢？要说严复近乎语义学的翻译在实践中未被选择，是因为众人皆蒙昧而不解rights之真义，怕是不妥。[19]在中国的近代，引领舆论的知识分子，都是“开眼看世界”的饱经之士，对中西两造都有相当的智识，对right含义的理解也是丰富而精准的。举如，严复写信与之讨论rights翻译问题的对象梁启超，他在严复至信的同年，即1902年，开始《新民说》的写作。[20]正是在《新民说》里，梁启超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解权利概念的思路，即自主性意义上的权利、竞争所得的权利和良知意义上的权利，这三种思路预示着三种不同的权利现代性观念，即自主性的权利现代性、竞争性的权利现代性、良知性的权利现代性。[21]梁启超对“权利”三种含义的交织使用，说明他是基本理解right之意的，他无疑也能理解严复“民直”之意，但是他没有采纳严复的意见，依然选择了“权利”一词。为什么呢？将代表正义、正确、应当、适宜等等含义的Rights以带有强力、强制、权势等等含义的权利来翻译，确实造成极不妥当的混淆。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之后，对“权利”的检讨也一直存在着。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清史专家孟森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一篇论《士大夫》的文章，极言“权”与“利”合成一词之害，他说：“今使明明利字，冒以权字冠其上，而导人以争”，则“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他深刻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经典已经给“权利”两字赋予了无法逃脱的固有的本土化之意义。在中西之间，被权利的道德性问题纠缠的，还有与严复共称中国自由主义两代领袖的胡适，他在一再对“权利”进行阐释后，不仅得出一个与严复相当近似的结论：“其实‘权利’的本意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22]而且还和严复一样在儒家典籍中对这种“义权”的观念进行了引证。如果本文的前述判断是正确的——即从丁韪良到以严复、梁启超、胡适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准确理解了right的含义及其道德性语境，而且对“权利”的中西之别体悟甚深，对民直、义权等概念亦进行过严格的考辨和审慎的思考，对“权利”一词所造成的极不妥当的混淆也有深刻检讨——那么，对“权利”一词的集体性地选择原因何在？意义何在？三、对“权利”涵义的重构中国近代对“权利”的选择原因很复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都交杂缠绕其间。因此，它远不是一个翻译用词的问题，也不单是对西方权利理念的截取、误读或选择性吸收问题。“权利”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艰巨的时代使命。因此，本文无意考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西方的权利哲学，而是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是如何通过“操纵”权利这一西方话语来构建他们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权利”怎样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参与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理论的创造，以及“权利”如何在被翻译、引述、重复、争论，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合法化和非法化的过程中，取得其特定的历史意义？[23]简言之，本文考察的不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权利的“误解”，而是暗含深意的重构。而且，这样的重构体现了中国近代权利话语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质。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那些致力于革弊图新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是极度痛苦的，但是另一方面，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也赋予了这些知识分子以特有的深沉和担当。这样的历史舞台，这样的时代责任，使他们在接触西方的权利概念和权利哲学时，不得不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体用”范式以及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三个层面对其进行“操纵”式的转化。（一）个人与国家关系权利观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近代中国，都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生发并被理解、接受的。众所周知，西方的权利观念源起于“个人主义”政治哲学对公民与国家关系的界定，因此接受了先验的“自然权利”观念。同时，权利成为个人对抗国家的阵地。但是，对于近代中国，虽然时代主题也是“对抗”[24]，但对抗的双方不是个人与国家，而是中国与西方。在以国家为整体对抗西方的语境下，民族观被嵌进了自我观，自我观被嵌进了民族意识，即个人与国家之间是“黏结关系”，而非对抗关系。[25]个人与国家之间“覆巢之下无完卵”的黏结关系，使得近代中国对西方的权利观念进行了两个层面的转换。第一个层面是权利主体从个人向国家的转换。权利在中国古汉语中意为“权势和财货”，而这正是民族中国欲在世界民族之林获得独立自主性所急缺的。因此必须对权利在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进行必要的裁剪和改造。首先，是摘除权利的“自然正当性”涵义。原因很直白：自然正当性是西方基于自然法传统而对自然状态和天赋人权的一种理论预设，是先验的；但是，在近代中国把权利的主体置于国家之上后，在殖民与被殖民的现实威逼下，正在丧失家园的我们，不可能认为国家之间存在什么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恰恰相反，在这个优胜劣汰的人世间，国家的权利要靠我们每个国民为之奋斗和争取，绝非什么天赋的、自然正当的。其次，是对“人的自主性”涵义进行改造，即拓展“自主性”的主体范围。对此，金观涛、刘青峰有过分析：法律意义下的权利只要没有进一步赋予道德含义，从合法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推出某种范围内权力和利益的拥有者的自主性为正当的理念。例如一个国家享有国际法给与的正当权力与利益，这也意味着它在有关领域中有自主之权。由于“权利”在中文中原有意义是权力和利益，晚清中国知识阶层是从维护国家权力和利益角度意识到国家和群体的自主性为正当。这是用“权利”翻译“rights”的原因。[26]因此，在近代中国享有自主性权利的主体不惟是个人，还有国家和人民。与之对应，权利概念亦衍生出国权、民权和个人权利三个概念。[27]最后，是对“利益的合法性”涵义的消解。虽然，中国人最早接触的便是丁韪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概念，但是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下，国家作为权利的主体其利益是“争”来的，而非法律赋予的。而这一“争”字又恰合“权利”在古代中国所固有的本土化涵义。第二个层面是将权利中“人的自主性”涵义置于民族国家理论框架之下，即手段与目的的转换。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解，表面上看涉及到了西方权利中自然正当性、人的自主性和利益的合法性三层涵义，但是这里的个人权利只是把个人从他所在的家庭、宗族或其他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手段，目的是使国家获得对个人的直接、无中介的所有权。毋庸赘述，这与西方以保障个人权利为目的的政治设计相别天壤。当然，笔者并不否认金观涛、刘青峰在《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一文中对权利的“个人自主性”涵义的考证结果，也不否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中存在着对国家及民族主义话语即将被利用来控制个人的焦虑，[28]但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下，这些知识分子归根结底都是民族主义者。因此，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始终被置于个人与国家的价值等级关系中，即“小我”与“大我”[29]的价值位阶中：在个人被视之为小，国家被视之为大的情况下，从个人角度对国家所进行的批评不可能超越一个语言已经事先命名并规定好的等级关系。再加上“大我”的概念赋予国家一种成熟的、主体性的形象，使它在话语层面上取代“小己”作为权利的代理和运作场地。的确，在“小己”和“大己”成为个人与国家的同义词之前，个人已更加紧密地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国家由此对个人拥有更加绝对的占有权。[30]可见，西方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上帝那里解放出来，获得自主性；近代中国的权利观念是把人从家庭的、宗族的传统关系中解放出来，再把人交给国家，以帮助国家“争”得自主性。如此，一方面，在个人与国家的黏合关系下，权利的主体和内涵经过上述两层转换，国家的权利、个人的权利、正当性的权利、自主性的权利、利益性的权利交织组合，造成了中国近代文献中权利一词涵义的含混和漂移；另一方面，也正是通过对权利主体与权利内涵的交错搭配，通过在国家权利与个人权利内涵之间的游走，知识分子群体为民族中国编织了一条走向现代化的可行之路：赋予个人以自主性，以便将他们从传统关系中解放出了；赋予个人以追求合法利益的权利，并鼓励他们“争”各自所应得之利益，以便国家集结个人之力量、个人之利益谋求独立与富强。（二）社会契约论与进化论、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政治哲学西方的宪政与权利理念深深地植根于其社会契约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土壤之中，因此，这些先验的自然权利，是人之为人与生俱有的，国家（政府）就是为保护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构建的。但是，这样的预设和逻辑都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国情。在近代中国，没有社会契约、也没有天赋人权，有的是与西方暴力遭遇后的国弱民辱。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的生命如何保障，人民的生命都没有保障又何谈财产与尊严。显然，中华民族的权利、中国人民的权利都不可由“天”赋予，而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因此，严复作为引入西学的一代先师，他放弃了洛克，也没有眷恋于卢梭，而是将几乎全部的认同置于穆勒、斯密的功利主义以及斯宾塞、赫胥黎的社会进化论。因为，无论是功利主义还是社会进化论，在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都对“公众幸福”保留着一份关怀，严复只需富含深义地将斯密等人对“公众幸福”的关怀，转移到自己魂牵梦萦的国家力量的关心和考虑之上，便可利用解放出来的个人能力达到集体的目的。同时，严复也很关心对利益一致的观念的培育，他以“一国犹如一身”的比喻说明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认为甲午战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不能做到“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31]相反，将保卫国家的重担落在了“北洋一隅”。既然严复认同功利主义和进化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又认识到了整合自我利益与民族利益的重要性，甚而将个人自由视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一剂良药。这样的严复，是如何从《天演论》到《群己权界论》，萌生了对rights从“权利”到“民直”的转变？我想是出于两本著作的题域限定以及严复本人对学术的尊重。《天演论》涉及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之下，国家如何于竞争中生存的问题，虽然他在此也不满“权利”的译法，但是在民族国家的题域下，缺乏与西方个人权利的对比平台，因此他暂时搁置这个翻译问题。《群己权界论》则不同，它讨论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个题域与西方权利观念中个人与国家关系是比较贴近的，因此，在不涉及民族国家问题时，严复得以将自己的翻译更多地置于纯学术的考虑，也就有了“民直”的译法。严复如果先翻译《群己权界论》，或许他在《天演论》中也不得不放弃“民直”。综上，出于对进化论和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选择和推介，严复及其同时代人的权利观念具备了两个特点。一是，只要遇到民族国家问题，就必需对西方权利的原生涵义有所取舍和改造。二是，中国及中国人的权利都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优胜劣汰的法则下竞争来的，即梁启超《新民说》中所谓的“竞争性的权利”。当然，这里的“争”不是“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而必须将争得的利上下一致地统于国家。（三）“体用”范式“体”、“用”是朱熹哲学中的一对范畴，体是本质，用为功用，一事有体即有用，体用不二。内在本体与外在功用是相互联系的，只要体真正存在，那么功用就会自然而又必然地显现出来。然而，近代以来，“体用”范畴表达的不再是形而上学上的本质与功用的关系，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它关心的不是合理性，而是其运用于社会的有效性、有用性。“权利”正是在这一“体用”范畴下，从西方移植过来“用”以培育民族国家之“体”的。而严复对rights的翻译，一方面重视了rights的“体”、“用”之辨，即“直”（正义）视为rights的“体”，将“权利”视为rights的“用”，并强调作为底层意义或深层结构的“直”相对于古汉语“权利”涵义所具有的基础性和制约性作用；另一方面，他又忽视了“中体西用”的体用大背景。其实，在近代中国对权利的移植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中国之体的用，而不是寻求什么是西方的权利之体。因此，对于严复所找到的西方权利之体“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它是否正确表达了西方权利之体，而在于它是否能为中国之体所接纳，以及是否对中国的民族国家之体有用。然而，“民直”一词无论是在权利的主体上，还是在权利的内涵上，都限定得过于严格，因此无法在权利的三层涵义间游走操纵，也无法接纳从人权向国权的转化。综上，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自主性的权利、竞争性的权利、良知性的权利的交织使用，绝非“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之间的细微区别”[32]，而是有意通过操纵权利话语来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近代中国需要在权利主体、权利内涵及其搭配组合上给予足够的灵活性，这样才能有效地借助权利话语实现从个人自主性向国家自主性的转变，才能为民族中国的构建提供路径。因此，“民直”的翻译没有被历史选择，不是因为它的正确性遭到了质疑，而是因为它有碍于对国家权利的伸张，因此不能参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另有：《基本权利的体系思维》

在极度理性的状态之下，个体的行为会让战争变得一触即发，演变成公地悲剧或者如之前所讲到的囚徒窘境。国家作为法律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应运而生。但是这也只能够说明，我们找不到比国家更好的东西，而不是说国家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那么为国家辩护的哲学家们又将如何为国家辩护呢？在为国家辩护之前，我们得弄明白，国家如何定义？洛克理解为制定和实施法律的权利，或者说是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以此来保护国家内的每一个人。但是如果考虑到美国，每个人都合法拥有保护自己的权利，他们可以合法拥有枪支，对暴力行为进行制止，这么说国家就不享有对合法暴力的垄断权，那么是否美国就不是一个国家呢？显然美国是一个国家。在政治哲学中的定义，并不同于我们在字典中或者百度中找到的定义。它应该包含所论述事物的归属的类别以及与其他同类型事物的差别。不同派别的政治哲学家对国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定义。但是总体来说，对国家的定义如此之不同并且及其复杂，比如而我们现实社会存在的国家形式如封建制国家、奴隶制国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别非常之大，更别说存在于理论著作之中的理想性国家模型共产主义国家和乌托邦呢。这就导致非常难给国家做一个明确且有普遍共识的定义了。如果将国家的定义放置一边，仅仅考虑国家的存在是“善”的，是正义的，正确的。他们必须提供一种更加积极的正名方式，证明每个个体对国家享有道德上服从的义务。如何说明每个人的确有服从国家的道德义务？洛克作为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他认为当且仅当每个人同意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权威管辖之下，国家才具有正当性。所以在每个个体自由、平等的前提下，个人的决定和意愿决定了国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那么我们应该证明每个人都自愿认同赋予国家统治的权利（普遍主义+自愿主义），并且相互签订了创立国家的契约。但是这真的可能吗？是否存在一个国家签订了这样的社会契约。即使如同美国有着这种模式的行为，但是也不能否认，当时公民的后代几乎没有人签订了这样的契约，那是否意味着，美国存在就没有合法性了呢？有人提出来，后代们以一种默许同意的方式签订了，也就是，你出生时，就享有了你应该享有的权利，比如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使用公共资源，受教育的权利等等，那么你应该变相默认同意了契约的内容，同意将自己置于国家的权威之下。而有人认为默认并不表示同意，默认有时候只是一种不得不遵循，因为在此自己已经毫无选择。就如同你母亲在怀你的时候，登上了一艘跨洋航行的巨轮，但是你在船上出生并长大，此时你并没有选择离开这艘巨轮的可能，因为一但离开就可能意味着死亡。这一点休谟在《论原初契约》中给过相似的例子。所以国家的正当性并不能从这观点中得到证明。实际同意的情况和默认同意的情况很难在现实中很难存在，那么如果社会契约是一种假设，那么同意是否被认定为假设同意呢？假设同意是指，通过想象没有国家的状态，承认国家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我们在之前提到的，想要知道一件事情存在的状态，那么假设它不存在，可以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如果将国家和自然状态做为两个选项，作为个体自愿选择哪个。但是我们难以排除有些人，在比较之后，仍然觉得自然状态下更好，那么是否国家的管控就对他无效呢？同意理论会给我们带来无法为国家正名的困境，那些即使是极个别不同意的人会让国家或者社会陷入混乱。哲学中的无政府主义者此时会说，只有当法律和道德指向一致时，法律才能够实行，那么如果不一致，则应该按照道德的标准在执行。这里又要出现一个严重的漏洞，每个人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吗？如果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同，那究竟应该按照谁的道德标准来执行。比如说，富人认为多劳多得是他的道德标准，而穷人认为一切社会财富都应该得到均分。我们很难说哪种道德标准更加正确或者正义。显然这种论断没有太多的证据。社会契约论的同意理论看起来没办法给予充分的理由为国家正名，那转而看功利主义是如何论证的。功利主义基本观点是：在任何情况下，道德上正确的行为总是产生最大可能的利益总量的行为。作为功利主义者的边沁则认为每个人是否同意别人享有管理自己的权利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社会幸福总量是否得到最大化。这提出一个难题，“幸福”如何才能够被量化呢？事实上，这个基本不可能，但是我们确可以进行比较，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幸福指数很难比在国家管理下高，我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此时的服从国家政治义务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也可以享有更多的权利。回忆一下之前我们提到的霍布斯引入的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他们并非是一致的。放在功利主义这一点上来看，个人的幸福并不能代表集体的幸福。也许某个人为了一己私利抢银行，导致银行破产，许多在银行存钱的个人生活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对于违法者来说，他的幸福是得到了保证，但是对其他个体来说，显然是极大的不幸。所以功利主义者说，我们需要计算的是我们要考虑幸福的总和。但是每个人都在试图增加幸福感的同时，却导致了整体的不幸。但是据此是否会出现一种情况，为了社会幸福的总和，牺牲小部分人的利益呢，或者甚至出现不公正的行为？如著名的难题“替罪羊”非难。我们现实社会中也会出现类似的例子，面对一起连环杀人案，警方是否为了稳定人心，对某些并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捉拿归案，使得真正的违法者逍遥法外呢。无辜者被屈打成招被迫承认了罪行。是否有一种充分的观点证明国家的合法性呢？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