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哲学论文比较研究方向

哲学是探索人内心的学问，仿佛和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因而一直以来在考研的报考浪潮中远不如经济、管理、计算机之类的学科火爆。有些人要问，学哲学出来做什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哲学研究生的就业方向主要是高校、研究机构、党政机关等，从事的职业也多与思想工作、行政工作有关。不过南方北方哲学人的“处世哲学”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在南方学哲学和在北方学哲学今后所走的道路也许是截然不同的。以下是查找到的近期相关资料，希望能帮到你。北京：学术天堂有人说哲学的真正天空在北方，耳熟能详的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汤用彤、艾思奇、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张岱年等几乎都来自北大，而他们的弟子们则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南开等高校撒播学术种子。如此深厚的学术底蕴，令北方哲学界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学术创造力。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一的蔡同学说：“在北京，哲学研究的气氛很浓，也有很多机会见到世界各国的大师。经常有一些哲学名家在北京的高校开讲座，同学们积极地互相转告，导师也鼓励我们走出校门到其他高校去听课。而且哲学在这里并不会被当作冷门学科，几乎人人都能跟你‘拽’上一两句哲学，有时候在外边和人聊天，不经意间就会发现一两个志同道合的哲学爱好者。”谈起未来的打算，她说自己的目标是申请教育部公派留学资助项目到德国留学，然后回国当老师。“现在有许多这样的项目，哲学虽然在就业方面不如其他学科，但仍然是许多奖学金和基金组织的重点资助对象。如果学生有自己的思想，能够拿出让专家眼前一亮的论文，获得高额奖金还是很有把握的。”上海：学以致用如果说北京的哲学学生都秉持着“传承学术”的态度，将自己未来的人生规划为依然能够与哲学打交道，那么上海的哲学学子更像是“学以致用”，把哲学思想转化成一种策略和态度来用于生活，转战职场。著名的战地记者闾丘露薇、传媒集团老总虞峰都出自复旦哲学系。据说在上海，哲学绝对不算冷门专业。新闻媒体、出版机构、党政机关都活跃着哲学系学生的身影。前不久，复旦哲学系继火爆一时的“国学班”之后再度推出“西学班”，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西学班的培养重在精读西方哲学原典，包括《圣经》、《理想国》、《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及柏拉图、卢梭、莎士比亚、斯宾格勒等经典著作。复旦人文智慧课堂项目负责人杨文表示，全球化背景下，如果要解读文明交融背后的密码，掌握与西方世界进行对话的主动性，就需要我们深刻理解西方的文明，这样才能拥有深远的视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复旦哲学系开设的管理哲学等课程总是受到同学们的追捧，而哲学系毕业生的毕业设计也总是围绕企业哲学、经济哲学等与现实联系紧密的课题，他们和其他专业人才一样能够一路闯关进入宝洁、强生、通用等大公司的最终面试。{ 湖南大学生论坛}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摘要：一般认为，西方哲学的主要特征是逻辑的、分析的，而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是体验的、综合的。传统的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也是基于这个认识的，但对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应当从中西方哲学智慧，内容以及他们的相同之处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智慧

哲学可谓博大精深，虽然这个学期已经学习了一个学期的西方哲学，但仍只是略懂皮毛，也可以说是只知道了一些大家都懂得的那些简单的哲学思想，对于那些复杂一点的哲学思想仍然是不理解。现在就我的那一点理解来谈谈对中西方哲学的看法。

中华民族的哲学。它致力于研究世界的本原和古今历史演变的规律，形成了自己独具民族特色的自然观、历史观、伦理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而西方哲学是拥有相同历史传统和统一概念体系的统一的哲学体系。公元前5～3世纪，人类文化史上出现了一大奇观，中西方文明几乎同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中方哲学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繁荣为标志，而西方哲学则以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昌盛为特征。中西方这一时期的哲学和科学传统对于后来东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下面将从以下几方面谈谈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泰勒斯是西方自然哲学的开创者，也是第一个用理性的目光审视自然的先哲。他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总是由某种最基本的东西构成的，它就是世界的基始或本原。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是“水是生命的`源泉，万物的基始是水”。这个观点为人类认识自然开创了一条可贵的理性认识之路。它引导人们从自然本身去解释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避免了用主观意志或凭个体好恶解释自然带来的任意性和神秘性。虽然古代西方人对构成自然界万物的本原的认识有各不相同的看法，但他们都是通过理性方法来解读自然。其意义在于人类对自然开始有了理性思考，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科学理性思维的发展，这对西方后来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基础意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

中国的自然哲学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显然，在老子的道家学说中，“道”是构成万物的本原。老子的“道学”将人们从多元宇宙观发展为一元宇宙观，力图从自然自身解释自然的多变现象，这与泰勒斯是一致的。在老子那里是“道”带来了一个整体的一，即宇宙这个统一的大系统。中国人认识自然的视角，从老子开始就与西方的泰勒斯不同，米利都学派追求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而东方的“道”却是形成整体一的基础，它是抽象的。老子说过：“道，可道，非常道”，“道”的抽象特性，它将引导东方人论“虚”，并乐于思辨玄想，因而缺少微观实证分析的本性。中国的中医理论体系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色。由于泰勒斯的本原是构成万物的分立体，因此，它引导的是西方学者对具体事物的结构和形成规律的寻求。东方的中国人接受的是道家学说，它的抽象性和神秘性以及它的整体视角和运动本性，它引导的是东方学者用思辨和玄想及经验观察去对整体性质和物质的运动做出把握。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是中国智慧发展的坚实基础。东方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孔孟之道”一统天下，长达五千年之久，这种“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世代相传，沿袭至今，至使东方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然而，这却成就了东方的文化发展。西方的智慧是理性的，有两千年的哲学、自然科学发展史，创造了完整的哲学、自然科学的理论体系，有逻辑严谨的数学。西方人把他们的智慧用于对哲学、科学体系的探索与研究，利用他们已有的科技成果发展军事，进行殖民扩张。西方的科学体系推动了全世界的进步，让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西方庞大的、具有系统性和体系化的欧氏理论与中国的认识论和多神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方智慧以直觉思维为主体，西方智慧以逻辑思维为主体；东方与西方智慧的巨大差异，构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结果。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们的发展自始至终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就世界构成“本体”而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就认识论而言，是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发展了辩证法。唯心主义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哲学和宗教哲学。几千年来，唯物主义作为非官方的民间哲学，长期受到压抑，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就方法而言，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中西方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哲学倾向的贯彻，是为一定的阶级、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中华传统思维早就了我们发现知识经验，西方思维造就了他们发现就形成了知识。中西方的哲学如果互相借鉴的话，那么西方也就不会有异教徒惨死这样的惨案发生，都尝试着去包容别人就不会觉得别人的信仰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自由，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权力。如果我们能够借鉴西方的公理化的思维方式，把我们的发现形成知识，再经过一代代人的完善，那么我们今天就不用去学习别人的知识，说不定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的高科技知识都是我们国家的，因为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是近三百年才开始落后的，在这之前，我们的水平都处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这短短的三百年就造成这样巨大的差别，不得不让我们反省一下。以上的这些有些是个人的想法，也有来自对他人的借鉴，尽管这门课的上课时间很短，但我已经在上这门课的时候感受到西方哲学的魅力并且让我对西方哲学增加了兴趣，希望以后可以更多地接触到西方哲学。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张志伟

东西方比较哲学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按不同层次大致可分为：1.西方、中国、印度和伊斯兰这四大哲学文明的比较研究；2.东西方哲学中相关问题的比较研究；3.东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4.西方哲学与东方哲学某一部分的比较；5.东西方哲学范畴比较。既有同一时期哲学的比较，也有不同时代哲学的比较，人物的比较和思想的比较相互交错在一起。比较研究的方式多种多样。按比较对象划分，最基本的有两种，一种是平行研究，即对两种互无影响的哲学传统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其异同之点；一种是影响研究，即对两种相互影响的不同传统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按比较主体的需求划分，比较方法可分为纵比、横比、同比、异比、同异交比等等。按比较研究的深度，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描述性比较即搜集史料；二是解释性比较即对异同之处进行因果性分析。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

争论与讨论的自由，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自由主义的鼻祖约·斯·密尔在其《自由论》中已对“讨论自由”作了严谨缜密的阐述。某些知识分子在这样要害的问题上出语草率、混淆概念，既可以说明中国知识界权利观念的空乏，对智者角色意识的淡漠，亦可看到中国知识界在文化遗产与理论素养上的短缺。而讨论自由（密尔使用“讨论”一词，笔者以为无论在个人权利还是社会功能上，“讨论”与“争论”无重大区别，因本文较多地转述密尔的思想，因而转用“讨论”）乃自由知识分子智力生活的空间之所在。有了它不过意味着智力生活的开始，能取得什么成果将取决于诸多文化因素，殊难预料；然而失去它，几乎就是失去了这一社会角色的立足点，对自由知识分子而言，几乎就是失去了一切。本文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密尔。讨论自由，意味着给一切言论自由。对于赞成的言论，自然人们不会去压制。因而问题在于对待不同意见可不可以压制。实际上允许一种言论，压制另一种言论，也就谈不到讨论自由了。但这样讲其实只是说明了自由的含义，远远没有阐明为什么应该有讨论的自由，即为什么应该对不同意见给予自由。不同意见的诸种性质——它是正确的，它是错误的，它是正误参半的——决定了一个讨论自由的辩护者必须从几个方面分别论述。2.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力图压制的意见一定是错误的。如果认定一个人、一个机构在智力判定上拥有这样的权力，大致就是认为这个人、这个机构是绝对正确的。而这一前提本身显然是不对的。正是那些被同僚、被下属称为“常胜将军”的伟人最清楚：世上根本没有常胜将军，他自己的判断经常失误。但是可卑的是帮助绝大多数人感觉到这一常识——没有一个人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的无数经验事实，却很少加强了这一理论概括的力度，更没有促使这一理论的扩展、丰富、升华。人类的可卑处还在于，尽管残酷的经验事实教会了绝大多数人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但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建设一个防范措施，防范一个人误以为自己正确时的过份专断，特别是对不同意见的压制。一个人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那么对于社会上多数人的意见可否完全信赖呢？如此是不是找到了一般“世界”中的观念呢？而所谓“世界”对一个人而言，只能供他接触到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党派、他的阶层、他的国家、他的文化圈。党外还有党，阶级之外还有阶级，国家之外还有国家，儒教世界之外还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世界。一个人投身、浸染在哪一部分中，带有很大的先天与后天的偶然性。绝无理由将一部分视为压倒多数。而在智力生活中，即使你真的投靠了多数，也绝然没有找到必定正确的根据。密尔说：“假定全体人类（除了一个人）执有一种意见，而仅只一个人执有相反的意见，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个人（假如他有权力）要使人类沉默更为正当。”因为在理性的王国，就认识真理而言，多数不具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一个社会需要追求某种程度上的行动的统一这个意义上，多数才有意义。但那是行动领域的事，这里说的是思想与讨论。二者的区分，我们后面再谈。在一定时刻，少数人的意见比多数人的意见正确，这种例证数不胜数。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等。在很多场合，剥夺了一个人的意见实际上是对全人类的剥夺，因为它是剥夺了全人类中的一种意见，有时恰好是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的一种意见。不仅多数人可能犯错误，甚至一个时代都可能犯错误。前一时代被人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主导意见在下一时代被纠正，这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与之对应，有时，在前一代被压制的意见在下一时代被昭雪并广为接受。以上都在说明判定一个意见的对错，是艰难的。谁也没有绝对的判断力。不同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建立在对错误意见可以压制基础上的对不同意见的压制是荒谬的。在思想的领域中一切都是可以怀疑的。但是当一种社会主导意见的支持者发觉难于为其绝对正确、永远正确论证时，他们便转而论证这些意见虽未必“正确”，但却对社会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亦即“有用性”，因此不容怀疑与讨论。这种辩护实际上转移了概念，变“正确”为“有用”。但这一转移解救不了他们理论上的困境。第一，关于何为“有用”仍然大有讨论的余地，绝非统一而无争议。第二，对好多人而言，“正确”与“有用”在大多数场合有一定的相关性，是不能割裂开来的，特别是当人们已看到一个事物的错误的时候。3.以上我们提出公认的意见难保永远正确，与其对立的意见也有正确的可能性，因而讨论自由是必要的。接下来转到第二步：如果公认的意见无谬误，而与之对立的意见是错误的，应否坚持讨论自由，应否给予错误意见持有者发言权呢？这一假设实际上是与前一假设相矛盾的。前一假设讲的是“可能性”，多数人可能错，少数人可能对。这种假设前提是颠扑不破的。后一假设则认定一派意见是错的。其实仅仅从第一种假设出发，推断的结果就是坚实的。再作第二种假设及在此基础上的推断，不过是为了强调，即使后一前提成立，讨论自由仍有充分之理由。首先，一种正确的主张如果不能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它将不再是活的真理，而成为死的教条。这些主张和信条对其创始人以至其直传弟子来说，是充满意义和生命力的。与论敌的斗争使他们不断寻找新的证据。只要这种斗争持续下去，这种感受就不会衰弱。而一旦它成为不许怀疑，不许与之争论的教条，人们接受它就不再是出于主动，而是被动的了。教条剥夺了人们的理性，使之不对原初的争论再作关照；教条窒息了人们的心灵，使之冷淡麻木，不对任何问题给予真正的投入。这种恶果远远超出智力范围，它导致道德的衰弱。因为“在缺乏讨论的情况下，不仅意见的根据被忘掉了，就是意见的意义本身也常常被忘掉了。……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没有了，代之而存在的只有一些陈套中保留下来的词句；或者假如说意义还有什么部分被保留下来，那也只是意见的外壳和表皮，精华则已尽失去了。”（密尔语）第二，不许错误的意见向正确的意见挑战，意味着武断地取消了客观上存在着的论敌。“而一到战场上已无敌人的时候，教者也好，学者也好，就都到他们的岗位上去睡觉了。”用密尔时代的一位作家的话说，这是“既定意见的沉睡”。人们只是麻木地承继一些教条，对其根据和意义毫不关心。因为事物不容置疑，不再需要思考，他们也就放弃了思考。密尔说：“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第三，培养和开发智力的最好办法是置身到一个自由讨论的环境中，理解一种意见的根据，并学习在各种反驳前为之辩护。“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事情就所知甚少。他的理由也许很好，也许不曾有人能驳倒他。但假如他也同样不能驳倒对立方面的理由，也不尽知那些理由都是什么，那么他便没有根据两种意见有所择取。进一步讲一个人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转述的样子，……那也不够。……他必须能够从实实在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为之辩护、并为之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根据。”他必须听取那些反对意见中的最雄辩最动听的论据，必须感受到应付挑战与解决问题的全部压力，否则他就不会得到真知灼见。密尔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受过教育的人未经受充分的自由讨论而获得真知。他们的结论也许正确，但他们并未真正地理解一种主张和意见。苏格拉底本人绝不是没有自身立场的诡辩家，他可以为自己的信念去死。但他的辩论法却的确更注重论证过程，而非结论。他使那些只记住某一结论的人在辩论中明白自己对这一问题几乎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式教学法与死记硬背的教育法无疑有着霄壤之别。因而无论是真理的获得，还是对之全面、深入的理解，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深刻的反对者的存在。甚至在不存在这一反对者的情况下，在培养学生时都须寻找替代物。因为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讨论，也就没有了真理。4.除了以上两种情形之外，更常见的是第三种情形，即相互对立的两种意见各包含一部分真理。特别是那些由来以久的重大争论，如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人性本善还是本恶，历史进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自由竞争与国家干预，其实是双方各有道理。虽在一时间有此消彼长之势，但长久地看，似呈螺旋上升的趋势，争论的水平不断提高，却难于看到一方山穷水尽濒临出局的状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双方交替推出新的根据及理论高手。就以上的例子看，当下似乎是历史决定论与国家社会主义处于下风，但其深层价值并未枯竭，待其对立面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中扮演主流文化的角色并日益走向极端时，前者就又会东山再起。这种争论无疑加深了对问题的理解。但可悲的是在认识的前进中，很少成累加之势，即不断综合双方之道理。如密尔所说，在进步过程中，大部分转变不过是由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去代替另一个偏而不全的真理，进步之处主要只在于新的真理片断比它所替代的东西更适合于时代的需求罢了。既然在重大问题上往往双方各有道理，只是程度不同，只是其中一支更合时代需求。且既然得势的意见也往往带有偏颇的性质，我们就应该珍惜主流意见、得势意见所忽略的那些对立意见中的真理成份。而真理又不是一下子能确定的，因而就要珍惜形形色色的不同意见，即使其中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只要人们还被迫兼听双方，情况就总有希望；而一旦人们只偏注一方之时，错误就会硬化为偏见，而真理本身由于被夸大变成谬误也就不复具有真理的效用。”5.压制异端意见，禁绝讨论自由，将对谁造成更大的伤害呢？是异端者，是压制异端的人，还是那些非异端亦非压制异端的寻常人？是一个社会中的思想家还是芸芸众生？异端者肯定是受到伤害的。他们受到伤害的程度，在上限上取决于一个社会在思想上对异见的宽容程度，在下限上则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它对于所谓“异己分子”的人道主义程度。无论如何，对异端者的伤害是比较外在的，远不代表它对全体人民的伤害。禁绝讨论自由，压制异端，对寻常人的内在的、心灵上的伤害绝不下于异端者。因为多数非异端者在性格上没有异端者那样强悍、特立独行，往往更软弱、从众，往往不敢越异端之雷池一步，因而在禁绝讨论自由之时不仅仅是讨论与发言的权利，而且他们的思想，他们全部的精神世界都被限制了。在这种气氛下，他们中很多有才华却缺乏勇气的人变得平庸、乏味。甚至那些压制异端者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损害。当失去了对立面的刺激后，他们几乎注定将成为干巴巴的教条主义者。一个没有讨论自由的社会中是很难产生大思想家的。因为“作为一个思想家，其第一个义务就是随其智力所至而不论它会导致什么结论，谁认识不到这点谁就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如同我们上述的道理，与思想家相比，取消讨论自由对芸芸众生的损害更大。“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远不会有智力活跃的人民。……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重要得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所给予的推动也永远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失去了讨论的自由，不仅对于受压制者，而且对于压制者，不仅对于思想家，而且对于芸芸众生，都是损害。它对于所有人，对于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将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害。6.如果不加限定地允许自由讨论，众说纷纭的意见不是将破坏一个社会中的很多基本行为规范吗？而无休无止的争论不是将干扰一个急需做出的决策吗？正是基于这种实实在在的考虑，在迄今为止的多数历史、多数社会中的掌权者是惧怕和禁止讨论自由的。但是因为讨论自由有着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对它的禁止并不是绝对的。因为绝对的确定性，绝对的正确性是找不到的，在掌权者确立了其大政方针，并不容置疑地推行了一段时间后，必发现问题、遭遇困难甚至重大挫折，这时候为了免于王朝覆灭，为了找到正确的方针，就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允许自由地讨论一番，以求从中得到反省，找到新路。社会行动需要统一，社会思想又要宽容分歧，上述方式把这一矛盾放在“时间”中去解决：即一旦大政方针确定，决不允许七嘴八舌，动摇视听；而到了遭逢重大挫折后，便要广开言路，博纳兼听。但这种“时间”或曰“阶段”性方式有其内在的缺陷，就是在大政方针刚刚确立时，为了避免动摇，往往对异见采取压制政策，从而使绝大多数人不敢作逆向的讨论，甚至不敢作逆向的思考。多样性从来是产生智慧的沃土。这样，在较长时间内社会中失去了多样性，智慧也便枯竭了。在遭遇挫折重开言路时，也难有高人出山，难有卓见问世，因为人才与文化都是要积累的。“时间”方式的另一个局限是它的讨论自由的程度也是有限的。能够兼顾社会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决策的紧迫性与人类智慧的多样性、讨论的自由性的另一手段是“空间性”方式，即将言论的范围与行动的范围分割开来。在言论的范畴里你可以怀疑一切确定性，在行动的范畴里你必须遵从带有鲜明确定性的法规。而前者与后者各据自己的领地，分野明确。前者为社会提供思想文化资源，后者为社会提供行动法则。二者虽有联系，但不是直接的，不是立刻可转换的。后者对前者的宽容正是建立在前者不直接干扰后者的这一前提之上的。人类的局限决定他找不到一种永恒确定性的东西，而社会生活又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确定性之上。这样它将社会行为法规与社会决策建立在一种假定的确定性之上，即这种认识一直尚未被驳倒，所以姑且假定其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假定有其局限性，就是它只属于行动的领域，不可以以此来杜绝人们在言论与思想的范畴中去怀疑这一确定性，去寻找它的缺陷。7.什么是人？首先，如我们刚刚说到，人是缺少绝对确定性的动物。这与其他动物构成鲜明的差别。动物在生存方式上保有极大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是稳定不变的生理机制赋予它的，如飞禽专门飞，走兽专门走，食肉类动物食肉，食草类动物食草，这是高度确定的。而人类不同。人类从百万年前就摆脱了生理机制对其生存方式的硬性规定，而开始了自己选择生存方式，靠着文化而非本能去生存。他摆脱了动物天赋的确定性。而社会生括又要求一种稳定性，于是他面临着自己去寻找一种确定性的严酷任务。人类的第一个不确定性在于其生存方式，而其第二个不确定性在于其掌握的知识与真理之性质。人类摆脱了动物的局限，开始了扩展自己对自然界与社会的认识，但是他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他永远找不到终极真理，找不到本体意义上的确定性。人在其行为方式上是一种“离轨”的动物。这是生理机制与文化系统的根本差别。靠前者支配的行为方式恒定不变。而后者变动不居。“离轨”意味着两种可能性。一、人会犯错误，而动物不会犯错误。二、人会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而动物永远在老路上踯躅。而这两种可能性又必然交织在一起。他可能作出新的、明智的重大选择，然而选择了这一新路后他将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并极可能不断犯下一个个错误。没有一种古老的办法可以帮助他解决这些新问题，他距离那种原初的动物与自然界的平衡已经太遥远了。他只有靠想出新的办法去克服新的困难，而在这之中又必然不断犯下新的错误。不管“进步”在当代怎样受到后现代思想家有理有据地批判，人类已只能靠新的选择解决新的问题。他已踏上了一条不断犯错误又不断去纠正错误的没有尽头的道路。他不能停顿，停顿就是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会犯错误的动物”。在进一步探讨人类纠正错误的方法前还须阐明人类的另外两大属性。人是群体性动物。且这一群体不象蜜蜂那样靠生理特征将蜂王与工蜂区分开来。其头领的产生远比动物复杂。而这一群体又是合作性最强的群体，它要求起码的确定性、一致性、合法性。无论在哪一种社会形态中，这些重大选择都起码要经历小范围的谋划与争执。第二，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语言。人靠语言完成其一切交流，并靠这一符号系统储存他的文化知识上的积累。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文化系统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政治、经济之外的一点独立性。一个使用语言的群体，在不断解答新的问题，纠正新的错误时，靠什么？只能是讨论。不错，还要靠经验，但一种使用语言的群体动物在汲取经验时必然会讨论。在汲取哪一种经验时还会争论。密尔说：“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讨论”是人类的一种属性，是人类生活方式中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人类生存中的重要内容，人类是一种离不开讨论的动物。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每个人、每个时刻，都要讨论。有些成员可以基于某种人生教训，固持“缄口莫谈”之箴言。有些时刻决策迫在眉睫，人们会说：“别再讨论了！”这都会自然发生，都颇可理解。但就一个整体社会的意义而言，“讨论”不可或缺。人类文明早就丧失了放弃讨论仍可使该物种适应生存的可能性。我们早已走上了一条以“讨论”作路基的独特的道路。容许一切讨论，不忽略每一支新鲜的声音，每一支弱小的声音，——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智慧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张志伟

中西方哲学比较论文800字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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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哲学的异同点分析论文

关键词：中西方哲学智慧

一、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

二、中西方哲学智慧的差异

三、中西方哲学的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浅析东西方哲学的分殊点及其影响》沈佳强

《中西方哲学智慧的比较分析》张志伟

中西方文学比较研究论文

一、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文学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诗经》，它是中国文学起源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诗经》来源于民间题材，是广大劳苦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强烈地抨击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式是哲学散文，这一阶段为中国思想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屈原的《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变化。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大学生解放思想、争取自由的思潮运动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都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写作手法的结合，为现代的文学创作风格开创了先河。这些文学巨匠都受到了西方文学意识的影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当代，我国的文学作品创作数量非常多，但质量却不高。究其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物欲膨胀，拜金主义意识强烈，很多作家难以静下心来，脱离现实的名利诱惑去创作。大多数的文学创作者趋于名利，写作内容商业化，将文学创作变成了一种职业，而不是发自肺腑地去引领思想潮流的进步。例如，80后作家郭敬明，备受90后的年轻人追捧，同时也遭到很多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由郭敬明指导的电影《小时代》的上映和其高票房的收入，引得众人对当今的快餐文化进行了大肆的批评。中国历史悠久，文学成就也是硕果累累，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文化。因此，可以说文学作品就是历史的体现、文化的体现。

二、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

西方国家的文化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的神话寓言以及罗马神话，这一时期是西方古典文学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时期。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可见，希腊和罗马神话对西方国家的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人神合一”的思想意识，以及夸张的文学手法与现实描写的结合。在西方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上体现了宗教文化，当时文学创作的形式多是圣经故事、赞美诗、宗教剧等，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文化。在中世纪的后期，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人们极大地解放了思想，追求自由，文学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巨人传》《十日谈》《羊泉村》等，凸显了当时人们的人文主义精神。到了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开始风行，文学创作者通过文学创作积极地反映封建宗教礼法、资产阶级压迫、社会不公平等社会现实，同时赞颂自由主义的爱情、女性主义的妇女解放等伟大的精神。这一时期的经典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如《鲁滨孙漂流记》《汤姆·琼斯》《阴谋与爱情》《浮士德》等，都为人们思想意识的解放、人文精神的追求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美国的文学发展主要体现了战争背景和西部牛仔的自由主义精神，具有独特的西部文化内涵，为西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三、文学作品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历史差异

在上文我们介绍了中西文学史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中西的文学发展路径存在很多不同，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历经奴隶社会和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最后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华民族文学发展最长的阶段是封建社会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是对封建社会的反抗和鞭挞。反封建思想是中国文学作品里蕴含最多的思想感情。西方国家的历史主要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最后到资本主义社会。西方国家在14—15世纪就进入了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其间的`工业革命以及独立战争都对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由于中西方的地域和民族的差异，其历史发展阶段存在很大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在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中，描写了新时代的四个大学生的个人成长蜕变和对爱情的追求精神，并且在整部小说中都大量地描写了奢华的生活且塑造的人物形象几近完美。这样的小说之所以受到许多90后的追捧，是因为其反映了当今时代物欲横流的特点以及人们对完美人格和生活的向往。同名电影一经上映，票房就突破亿元大关。这样备受争议的一部作品为什么受到众多青年的喜爱呢？原因很简单，此部作品反映了21世纪的拜金主义且迎合了青年学生不切实际的愿望，满足了当今时代人们对快餐文化的需求。经过早期移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世世代代坚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人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价值。这种“美国梦”的精神来源于美国人通过战争取得民族独立的历史，因此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主人公盖茨比来自贫穷的家庭，却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这就是“美国梦”精神的体现。《了不起的盖茨比》是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部作品，美国正处于经济大发展时期，人们积极地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这些历史元素在小说中都有很明显的体现。因此，不同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精神。

（二）中西方文化差异之心理差异

中西文化差异还表现在人们的心理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宗教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儒、道、释合为一体的东方文化一直影响着中国人，中国人最原始的认知在于悟自身，从自身的道德修养出发，儒家的“仁”、道家的“道”、释家的“空”是它的思想核心。而西方人以基督教教义为主要思想核心，相信主的恩赐和宽恕。这种宗教心理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渴望追求自己的爱情和生活，却因为现实的原因不能实现，杜丽娘死后化成魂魄与心上人柳梦梅终得圆满结局，这符合了中国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期盼圆满结局的心理。在西方文学作品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多数的文学作品都以悲剧结束。《呼啸山庄》中的主要人物都以悲剧收场，凯瑟琳难产而死、辛德雷惨死、希斯克利夫自杀而死，受到封建礼制和物欲阻挠的爱情，没有得到喜剧的结局，就是西方人“悲剧体现伟大”的心理。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之价值观差异

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奉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中国人的民间俗语有“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而西方国家则是追求个人主义价值，推崇强者、英雄。由于西方国家受“天赋人权”的思想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个人的一切追求都是天经地义的，追求个人价值最大化。在《小时代》里，作者着重描写了四个女大学生之间的友谊，以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在《愚公移山》里，愚公带领家庭成员挖土移山，为了子子孙孙的后代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都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认为黛西是因为金钱才跟布坎南结婚的，所以他立志要成为有钱人。经过几年的艰难坎坷，盖茨比获得了巨额财富，这是个人主义的一种体现。西方人认为，通过个人的不懈奋斗一定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小说中，盖茨比与布坎南发生争执的时候，盖茨比说道：“你的妻子不爱你。“”她从来也没有爱过你。她爱我！”通过盖茨比的话语，我们可以看出，盖茨比认为黛西爱的人是自己，他们就应该生活在一起，他没有顾忌到给别人带来的影响和伤害。这就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四、结语

总之，由于中西方地域、历史的差异，导致了文学发展的不同且文学作品中又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历史背景、心理认知、价值观的差异。文学作品就是民族文化的映射，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文学作品欣赏不同的地域文化。因此，我们应该多学习、多阅读不同地域的文学作品，以了解不同的风土人情和民族精神。

由于我国与西方的生活习惯以及民族习俗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说，中西方文化无论从萌芽、发展到现在的格局无疑是各具特色的。一个偏重群体关系和整体作用，提倡大家庭理论;一个偏重个体能力和英雄主义，提倡自由万岁。在两个文化理念截然相反的作用下，我们必须融合两者意识上的差异，在文化层次本身找到共性，以利于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关键词：差异;价值观;文化

0 引言

历史发展至今，中西方文化就像两条时而胶着、时而分离的不规则线，同样源远流长，同样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相互交融。但，无论任何时候，两者从未有过平行的时候，因此，研究世界文化不可能单一的研究中西方某个文化，而应全面、系统的对中西方文化加以研究。

1 关于中西方文化

文化的定义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这样给文化定义：“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这个定义已经比较权威。在此，我们将文化定义为人和环境互动而产生的精神、物质成果的总和。这个总和中可以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知识、技术成果，以及一切经过人的改造和理解而别具人文特色的物质对象。

中国文化定义中国文化一般指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干民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他少数民族也对中国文化做出过不可抹杀的贡献。

西方文化定义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一般是指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浸染了中世纪的____传统,兴盛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经启蒙运动而最终确立,并且近几百年来大盛于西欧北美的文化系统。

2 中西方文化的特点

中西方文化均源远流长、气象万千，两种文明都经历了几千年历史的发展演化才成型。迄今，无数学者为更好的研究两种文明，划分了各种各样的时期或时代，以将历史分割成各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加以研究。在此，笔者参考各权威观点，结合自己的观点，在权威学说的基础上以阶段性为前提，简单描述一下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点，以便更好的对论题加以研究。

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在西周时期创造出了中华文明的母形。这一时期建立了“余一人“的专制王权思想，敬德与重民思想开始萌芽，西周时期我国宗法社会与宗法文化开始成型，并且对后世中国文化脉络和思潮的演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平民观点开始兴起，以孔子、孟子、墨子、老子、韩非子等为杰出代表。我国出现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状况。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同时法家、道家思想并立。至此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以“谦、恭、信、敏、慧”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价值观。总的来说，中国文化就是细节服务于整体、突出整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西方文化的特点西方文化经过中世纪____文化的长期统治，阿拉伯文化的融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出现，出现了影响深远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西方文化到19世纪臻于成熟，并向全世界扩张。西方文化在20世纪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只反映了现代西方文化的一个方面，表现出其躁动不安的情绪，远远不能概括其全貌。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以“争”为核心的文化思想观、以自然科学和科研为核心的文化发展观。总的来说，西方文化就是突出细节、突出个体效果的文化模式。

3 中西方文化差异

西方文化文化的发展态势不同中国文化中整体上来看，属于一种静态文化、一种家国文化。由于中国所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给予了人一个可以长期居住生产的环境，所以，这种长期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条件便使家族发展的很快，安居乐业、居安而不思流动，就容易促使静态的文化模式发展。家族繁衍、代代相传，家族纽带越来越复杂，尊老和祭祖现象就必然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下产生，家族观念，宗法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并根深蒂固了。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叫家国，因为，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和国仅仅是规模上的差别，于此，这种静态文化和家国文化直接促成了中国仁、孝、礼、信为核心的贵和尚中的中庸思想。

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一种动态文化、一种斗争文化。西方文化三大起源(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和____文明)均源自地中海沿岸，西方的地理环境、气候促成了流动性较强的文化。并直接促使西方人的家庭观念相对薄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得以发展传承，由此产生的竞争意识、斗争文化更是西方文化发展的原动力。

中西方文化中的伦理观念不同中国文化主张家庭伦理本位，而西方文化主张个人本位。上点已经提到，中国以家国主义文化为核心思想文化，以家族为本位，家庭便有长幼之序，夫妻之分，家庭成员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民”，伦的核心是“绝对服从”，幼服长，妻服夫。使家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孝道”是中国的国本，国粹，中国自古就有孝的文化，有以孝治天下之说.家与孝原本有伟大的理性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终成了一种过分的家族意识，而忽略了个人自由的发展，“存天理，灭人欲”，以个人向群体负责为人生宗旨。

而西方的地理环境及种种社会关系导致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家庭、家族纽带功能相对松弛。“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____义充分说明了西方文化中追求人格独立的特点，骑士精神、英雄主义的盛行源自于此。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犯，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思想使即使亲人间的界限也划分得非常明确，AA制、强调子女独立生活，喜欢谈论一己之所得。伯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认为只有个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才能有社会的充分发展。存在主义把这个基本观念推向了极端，鼓吹“人是绝对自由的”，“他人就是我的地狱”。中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基本观点不同杜维民教授认为：“中国文化关注的对象是人”。人与人的关系是中国文化关心的核心与基础问题，战国时期，我国就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所以政治伦理学相当发达。而西方文化较多关注的是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希腊注重的中心问题，由此衍生出理智和科技。

中国的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儒家强调人在社会要有所作为，道家追求长生，佛家强调人的觉悟。同时建立了君臣、父子等一套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学而优则仕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而科学研究可发现自然规律的探究行为并未得到重视。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顺天应物”。把自然人格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从古希腊泰勒斯的自然哲学开始，探索自然奥秘，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就成为了欧洲思想的主流。西方科学起源与对自然的探索和研究，很早就出现了毕达哥拉斯、阿基米得这样名垂千古的科学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对立的斗争状态,因而产生了与中国文化不同的对自然的态度,即人可以征服,控制自然。西方人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首先关注的不是伦理而是竞争,因而出现了“优胜劣汰”的规律。

4 中西方文化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结构不同

中国文化强调“诗言志”、“文以载道”和“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和整体综合。中国文化讲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教化民众，中国广大文人苦读孔孟、圣人之学，学而优则仕，为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托物言志”、“诗以言志”成了中国大部分文学作品的特色。同时也是“中国式特色”。现代西方文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多元的文化观。从康德提出“美只是形式”开始，纯粹的美感不应渗进任何愿望、任何需要、任何意志活动的说法在西方现代美学中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潮。克罗齐主张直觉即艺术，主张衡量艺术只有一个标准，即艺术标准。西方文化中的多元文化观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文化形成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元性。

在文化结构方面，中国以整体综合见长，强调整体的作用;而西方以细节分析见长，突出个体的作用。例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顺序上，中国习惯按年、月、日，国家、省、市等由整体到部分开始书写，而西方恰恰相反。在姓氏排列上，中国姓氏先是宗族、辈分然后才是名，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而西方姓氏先是自己名字、然后才是父名、族姓，突出的是个人。

在中西方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上，西方文化主张个人荣誉、自我中心、创新精神和个性自由，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文化，主张谦虚谨慎、关心他人、助人为乐、无私奉献、中庸之道和团结协作。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说并不是说中国文化相对与西方文化来说是不变的文化，是封闭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强调“和平、稳定”;但这不意味着就是不变与封闭。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一”;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具有“海纳百川”胸怀和“户枢不蠹”的发展性眼光看待天地;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强调“兼容”与“动”的观念。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与变化观点——“仁者乐水，智者乐山”便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马文·哈里斯.文化人自然—普通人类学导引[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谢遐龄.中国政治思想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3]辜正坤.中西方文化比较.博览群书，

[4]冯承柏，王中田，俞久洪.西方文化精义[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

一个国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贸易中，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将有利于各国之间的交往。一个人了解对方的礼仪民间习惯，是对对方的尊重，能够给对方留下一个好印象，以便交往的顺利进行。

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不断发展，东西方的礼仪正在相互融合，西方人逐渐地接受了东方文化中重情感等合理因素，东方人也逐渐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先进文明的礼仪和交往方式。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而对礼仪产生的影响还很多,为此出国留学网我就以下几方面具体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对礼仪所产生的影响：

一、社会交往方式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都非常重视人际交往，但在交往的观念、交往的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西方人一般不愿意干涉别人的私生活和个人隐私，也不愿意被别人干涉。比如，很多中国人会直接询问别人所买物品的价格。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物品的贵贱只是表示该物品的质量。

而在西方人眼里，如果你直接询问别人所购物品的价格，就可能是探问对方的经济条件，因此，这也是西方人的隐私，属于不宜直接询问的问题。如果你想了解该物品的价格，只能委婉地夸耀、赞赏该物品，而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一般也只告诉你该物品的贵或贱，一般不会告诉你准确价格。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时喜欢问一句“去哪儿啊?”，这是招呼的一种形式。而在美国，你如果问朋友上哪儿去，则可能会使对方尴尬，因为这也属于对方的隐私，是你不该过问的。另外，人际交往的空间距离可以分为亲密距离、个人距离、社交距离、公共距离四种。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我们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两个中国少女挽臂亲昵而行，而在西方则很少见到。西方人觉得中国人过于亲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是不友好的表现。如果中国人发现交际对方的衣服上有根线头，他会很自然地帮助对方摘掉;而在西方人眼里，这是不礼貌之举。中国人看到朋友穿了件非常漂亮的衣服，会上前摸一摸，询问价钱或质地;而西方人则不会这样做，他们更多的是羡慕，并直接赞美。概而言之，这都是东西方文化观念差异所致。东方人非常重义、重情，西方人则崇尚个人独立。

二、个人人生观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一)个人荣誉感与谦虚谨慎西方人崇拜个人奋斗，尤其为个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自信心、荣誉感以及在获得成就后的狂喜。而相反，中国文化却不主张炫耀个人荣誉，则提倡谦虚谨慎。一般来说，中国人大多反对或蔑视王婆卖瓜式的自吹自擂，然而中国式的自我谦虚或自我否定却常常使西方人感到不满。例如，“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No,no,my English is very poor”;“you've done a nice job,”“No,I don't think 's the result of joint efforts.”，这在中国人看来当然是一种谦虚的说法，而在西方人看来，不仅否定了自己，还否定了赞扬者的鉴赏力。可见，这种中国式的谦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市场是行不通的。

(二)自我中心与无私奉献西方人自我中心意识和独立意识很强，主要表现在：1.自己为自己负责。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每个人生存方式及生存质量都取决于自己的能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自我奋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2.不习惯关心他人，帮助他人，不过问他人的事情。正由于以上两点，主动帮助别人或接受别人帮助在西方往往就成为令人难堪的事。因为接受帮助只能证明自己无能，而主动帮助别人会被认为是干涉别人私事。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是“我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用”，个人的价值是在奉献中体现出来的。中国文化推崇一种高尚的情操———无私奉献。在中国，主动关心别人，给人以无微不至的体贴是一种美德，因此，中国人不论别人的大事小事，家事私事都愿主动关心，而这在西方则会被视为“多管闲事”。

(三)创新精神与中庸之道西方文化鼓励人民开拓创新，做一番前人未做过的、杰出超凡的事业。而传统的中国文化则要求人们不偏不倚，走中庸之道，中国人善于预见未来的危险性，更愿意维护现状，保持和谐。当然，近年来我国也大力提倡创新改革，但务实求稳之心态仍处处体现。冒险精神仍是不能与西方人相比的。 (四)个性自由与团结协作西方人十分珍视个人自由，喜欢随心所欲，独往独行，不愿受限制。中国文化则更多地强调集体主义，主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主张同甘共苦，团结合作，步调一致。

三、法制观念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代表，而儒家思想重义轻利。为了兄弟朋友的情义，可以网开一面，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其结果往往是行为过头，丧失了更多的应得利益。比如中国人重人情，人情味浓厚。有句老话：“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这些话所包含的意思是人情影响判断，人情重于道义。“水”，即使不美，但只要是家乡水，那也就美了，这就是情重于理的表现。甚至有时会情重于法，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来有情影响法的制度空间，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先讲合情，再讲合理，然后讲合法。

若合法而不合情合理，这法就难以执行，若合情合理，有法也可以不依。而西方人则是倒过来的。西人重法，不重人情。法在理前，理在情前。我们时常看到西方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上法庭打官司。有些事明明不合情不合理，但合法，吃亏者也只有自认倒霉，旁观者也只能容忍。但若有的事不合法，即使合情合理，西人也会争论不休，直到闹上法庭。在情理法的中国，人情味浓厚，什么事都可以想想办法，托托人情，走走关系。这是一种自然保险系统，人们容易在艰苦的环境下渡过难关。因此在中国，人事关系极为重要，生活之中充满天伦之乐。但也容易产生不公正;在法理情的西方国家，人情似纸，相互之间可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有什么矛盾，先讲理，后上法庭，简单明了。西方人虽淡薄人情，却十分讲公正、平等，即使是一介草民，只要是真正合理合法，就是同总理打官司，他也照样可以打赢。在西方国家生活，有点像广寒宫里，富裕、清明、漂亮，却有一般寒冷之感。尤其是老人，孤孤单单，踽踽独行，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甚是可怜。

四、社会习俗的不同对礼仪的影响

在东方文化中，男士往往倍受尊重，这主要受封建礼制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东方文化也主张男女平等，但在许多时候，男士的地位仍然较女士有优越性，女士仍有受歧视的现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尊重妇女是其传统风俗，女士优先是西方国家交际中的原则之一。无论在何种公共场合，男士都要照顾女士，比如，握手时，女士先伸手，然后男士才能随之;赴宴时，男士要先让女士坐下，女士先点菜，进门时，女士先行;上下电梯，女士在前等等。现在，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西方的女士优先原则在东方国家也备受青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也使东西方礼仪日趋融合、统一，更具国际化。

再如，在处理长幼关系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待长者特别尊敬、孝敬。比如，在许多中国人看来，如果老人有子女，年老时子女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或敬老院去生活，这就是不孝，过年过节儿女一般要和老人一起过。在中国农村一些地方，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行跪拜礼。而在西方国家，由于崇尚自立，儿女成年后和父母间的来往则越来越少，致使许多老人时常感到孤独，晚年生活有一种凄凉感。

五、等级观念的差异对礼仪的影响

东方文化等级观念强烈。无论是在组织里，还是在家庭里，忽略等级、地位就是非礼。尽管传统礼制中的等级制度已被消除，但等级观念至今仍对东方文化产生影响。在中国，传统的君臣、父子等级观念在中国人的头脑中仍根深蒂固。父亲在儿子的眼中、教师在学生的眼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家庭背景在人的成长中仍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式的家庭结构比较复杂，传统的幸福家庭是四代同堂。在这样的家庭中，老人帮助照看小孩，儿孙们长大后帮助扶养老人，家庭成员之间互相依赖，互相帮助，密切了亲情关系。在西方国家，除了英国等少数国家有着世袭贵族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倡导平等观念。

特别在美国，崇尚人人平等，很少人以自己显赫的家庭背景为荣，也很少人以自己贫寒出身为耻，因他们都知道，只要自己努力，是一定能取得成功的。正如美国一句流行的谚语所言：“只要努力，牛仔也能当总统。”(If working hard, even acowboy can be president.)在家庭中，美国人不讲等级，只要彼此尊重，父母与子女可直呼其名。他们的家庭观念往往比较淡薄，不愿为家庭做出太多牺牲。当然，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导致的礼仪上的差异还有很多，比如服饰礼仪、进餐礼仪等等，由于篇幅等多方面的制约，在此不能一一深入探讨。总之，中西方之间有各自的文化习惯，由此也产生了不少不同的交往习惯。因此，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交流、贸易的不断增加，我们不但有必要在与外国人交往或者前往别的国家去之前，了解对方国家的礼仪习惯，而且必须加强专业礼仪人才的培养，提高全民礼仪意识，这不仅是对对方的尊重，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便利，不但能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与误会，还能在现代社会的多方竞争中争取主动，取得良好的结果或效益。

中西方诗学比较研究论文

其实是比较文学的，那肯定就得有两种文学观点进行比较了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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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要：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中西诗学差异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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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桂林，湖南耒阳市人，1959年出生，1993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师从国内著名学者王富仁先生，1996年获文学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现代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学术带头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湖南省社会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湖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协会副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青岛大学鲁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1996年被列入湖南普通高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2004年被国家人事部评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从90年代初以来，谭桂林教授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比较研究，他是国内学界较早地深入探讨、综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宗教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在这一领域中，他主持的课题有湖南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宗教文化复兴现象研究”等，出版的学术著作有《宗教与女性》（1995），《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1999），《人与神的对话》（2000），《百年文学与宗教》（2002）等。长篇论文《佛学与中国现代作家》发表后被《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全文译载，并获得中国社科院和共青团中央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文学评论》1991—1996年优秀论文奖。专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被誉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2002年获湖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获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这些研究成果也已经获得海外学者的好评，90年代末期应邀参加香港浸会大学第三届宗教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台湾佛光大学“海峡两岸当代禅学研讨会”。博士学位论文《佛学与人学的历史汇流》被收入台湾佛光文教基金会主编的《法藏文库—中国佛教学术论典》丛书。二是现代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在这一领域，谭桂林教授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的关系研究》、湖南省教育厅十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诗学研究》、湖南省教学改革重点项目《现代中外文学比较史》等课题的研究，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文《西方影响与九叶诗人的新诗现代化构想》获得《文学评论》1997—2002优秀论文奖，是连续两次获得《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的少数几位作者之一。另外，谭桂林教授还十分关注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与发展，运用文化分析与心理分析的方法对当代文学的一些重要现象进行综合与宏观的研究，近十年来，他主持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化母题研究》，出版了《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谭桂林卷》（2000），《转型期中国审美文化批判》（2001），《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2002）、《转型与整合——现代中国小说精神现象史》（2003）等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美狄亚、繁漪略看中西文化生态对女性复仇心理的影响毫无疑问，有史以来，在关于爱情的话题中，男性话语总是处于支配地位，女性意识则是处在一种受压抑的状态。自文明社会以来，“软弱”这个男性设定的性格特征终成为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就有莎翁叹曰：“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但是，被压抑的软弱与畸态的报复是一张镜子相反相成的两面。女性的压抑来自于古老的年代，而女性对男性的报复也同样拥有悠久的历史，因此在文学中便形成了“复仇”母题的子母题——“女性复仇”。本文即以古希腊戏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美狄亚与中国现代话剧《雷雨》中的女主人公繁漪这两个中外复仇女性为例来对中西女性复仇心理进行比较研究，并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