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东齐风鲁韵研究院的论文
邹卫平，男，汉族，一九五四年五月生，山东淄博人，中共党员，博士，高级经济师。一九七零年八月参加工作,历任济南钢铁厂工人、团委干事，共青团济南市委办公室秘书、副主任、主任，调研室主任、团市委常委，中共济南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秘书，中共济南市委研究室副科长、科级秘书，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处长、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章丘市政府副市长、济南舜耕山庄总经理、党委书记（正局级），中共济南市委副秘书长，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局）局长、党委书记。曾先后就读于中央团校（中央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山东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现任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著有《砚耘丛著》（上、下册）、《泉城文化社会办创新研究》（与赵雪梅合著），主编《泉城人家》、《金石精粹》、《济南市优秀剧作选》、《济南历史人物史传纪略》、《即合归心》、《博古撷采》、《济南跟我逛街》、《舜文化》、《济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二卷）、《济南艺术丛书》（十二卷）、 《何晓铮面塑艺术》、《爱我泉城——济南市优秀征文作品集》、《我最喜爱的一本书—济南市优秀读书征文作品集》、《这里也是前线——济南市抗击非典文艺作品专辑》、《先锋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文艺作品专辑》、《济南市文化工作管理服务指南》、《我和我的城市》《好书让我感动——优秀读后感作文100篇》、《中石唱念自娱谱录》、《50年的足迹—纪念济南市群众艺术馆建馆五十周年文集》、《济南图书馆志》、《走向“文华大奖”的<宝贝儿>》，参与编辑《济南市情》、《济南吟赞》、《李清照全集评注》、《秋访美利坚》等专著。丁济生，男，汉族，一九五五年六月生，山东省邹平县人。一九七五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曾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干事，济南市国防教育办公室副主任、新闻中心副主任，济南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副部级巡视员等职。二零零二年九月，任济南市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现为济南市文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济南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振范，男，汉族，一九五八年六月生，山东高唐县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一九七六年二月入伍，二零零一年八月转业。历任南京军区坦克部队某部战士、团政治处书记、宣传股文教干事，副政治指导员、宣传股股长、师宣传科副营职干事；山东省济南军分区政治部正营职干事、副团职干事；长清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济南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处长。现为济南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韦辛夷，男，汉族，1956年生于山东济南。擅长中国人物画，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院，1992年深造于中国美术学院刘国辉教授工作室，为首届中国人物画高级研修班成员。现为济南市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山东书画学会副会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为济南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被列入山东省高层次人才库，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代表作有《鸿蒙初辟》、《蓄须明志》、《马陵道》、《灵山法会图》、《在那个夏天》、《小岗村之夜》、《广陵散》、《怀沙》、《好日子》、《拯救希望》等。曾两次荣获国家专业美展铜质奖，一次部级二等奖，六次省级专业一等奖。1998年荣获中国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国画家奖”；1999年被中国文联评为全国百名杰出画家。其创作风格凝重奇谲，具感染力和人文内涵。被誉为“融古今中外于一体，得诗文史舆之四味”的实力派画家。其水墨小品恬淡隽秀、意韵悠长。曾出访德国、法国、俄罗斯、韩国、埃及、越南等国家进行艺术考察交流活动。出版美术专著《占有空间·韦辛夷水墨人物画创作心迹》、《当代中国画精品集·韦辛夷》、《金手指美术自学丛书·写意人物》、《写意古装人物·仕女篇》、《写意古装人物·钟馗篇》、《中国画名家丛书人物名家·韦辛夷》、《名家·韦辛夷画高士》。出版文集《提篮小卖集》等。邓宝金，女，1958年8月生，山东莘县人，中共党员，杂技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第九届、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主席团成员，第八届中国文联委员。曾获英国第十一届世界杂技锦标赛、巴黎第十届世界“明日”杂技马戏大赛、朝鲜“四月之春”艺术节金奖。首届中国杂技终身成就奖“百戏奖”获得者，山东十大文化名人，中国杂技金菊奖评委会委员。先后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届泰山杯终身成就奖”、第二届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泰山文艺奖—突出贡献奖”等荣誉称号。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候选人。现为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济南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山东省杂技家协会主席、济南市杂技家协会主席，济南市杂技团党支部书记、团长。沈承俊，字伯杨，男，汉族，1954年8月生，山东章丘市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宣传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刻字委员会委员，济南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济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济南市文联兼职副主席。酷爱书法艺术，数十年如一日，临池不辍。重视传统书法的继承，擅行草书，取法“二王”和米元章以及孙过庭、王铎等。近年来又对章草、魏碑、敦煌遗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书法创作实践中，善于把握行笔中的提按使转，线条流畅，结体严谨，富有弹性，个性鲜明。书法艺术水平循序渐进，特别是在就读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与山东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山东省首届文字训诂与书法文化方向研究生班后，其素质、学养、书艺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2002年书，法作品荣获全国首届新闻出版界书画大赛三等奖；2004年，刻字、书法作品先后入展全国第五届现代刻字艺术展和全国第五届楹联书法大展；2005年，书法作品入展“三晋杯”全国公务员书法大展。2003年7月，作为《济南名士系列丛书—美术书法卷》内容之一，由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沈承俊书法作品集》。还作为山东省、济南市书法家代表团成员赴韩国、澳大利亚进行了书法艺术交流。其书法作品被山东大学博物馆、山东省党史馆等单位收藏，也多次作为礼品赠予国际友人。张柯（潇泺），男，汉族，1957年生，湖南耒阳人，1975年1月参加工作，1978年开始发表文学和新闻作品。先后就读于山东师大中文专业和省委党校新闻专业。1984年考入济南日报社，先后任记者、编辑、部门主任，现任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高级编辑、山东省报纸副刊工作委员会副会长。2004年起，先后被聘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济南大学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发表在文汇报、南方周末、北京日报、天津日报、大众日报、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等各地报刊杂志上的文学与新闻作品，包括报告文学、散文、杂文、文艺通讯数次被报刊文摘、文摘报、文摘周报、杂文选刊、收藏周报，以及新华网、人民网、新浪网等全国网站转载。1995——1999年在济南日报开辟的杂文、时评专栏《明湖语丝》，于2001年首届山东新闻名专栏评选中被评为山东省新闻名专栏。文学与新闻作品数十次荣获文学与新闻奖项。2004年出版杂文集《鳖精不是真经》。发表的文学作品被收入文汇报·笔会文萃《背影是天蓝的》等多部文集。研究季羡林有年，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多篇。2009年出版传记文学《济南走出个季羡林》。作品发行首日创济南图书市场签售记录，引起强烈社会反响。作品被专家誉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相结合的文本创新之作，评价它“平和、冲淡、睿智、大气”，“是一部优美、严谨、深情的文学传记”；“作者以独特的文化视角和对史料的匠心独运的提炼，鲜活了历史记忆，让我们激动在全新的感受之中”；“以季老的一册生动的文化写真，让济南人又平添一分自豪”。马利，女，汉族，1968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记者。1992年到济南电视台工作，历任济南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记者、制片人、副主任、主任，2006年5月起任济南电视台总编辑，2010年1月起任济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济南电视台台长。从事新闻工作以来，采制播发了大量具有良好社会影响的优秀作品，有30余件作品获省级以上奖励。其中，系列报道《书记大姐—李淑敏》获得了全国新闻界最高奖—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实现了济南市精品节目生产的突破；《正人先正已—济南交警塑造新形象》、《循环经济使济钢实现全国同行业成本最低》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参与创作的十多件作品获得了“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新闻奖等。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荣获了山东新闻界最高奖“泰山新闻奖”、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先后被评为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山东省十佳新闻工作者、山东省“三八红旗手”、泉城十大杰出青年、济南市优秀新闻工作者等，受到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通报表彰；两次入选济南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担任济南电视台总编辑及台长以来，以新闻宣传为龙头，抓管理，求创新，谋发展，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特别是全台节目品质得到较大提升，收视份额和市场占有率取得新突破。2006年以来，全台先后推出《有么说么新闻大社区》等五十余档新栏目，十几档栏目获得山东省十佳栏目称号。包括第七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展示活动在内的一系列大活动影响大、口碑好。《天下泉城》、《名士济南》等精品力作反响强烈，“天下泉城”四个字成为济南市对外宣传的独特品牌。孙凤文，男，汉族，1964年1月生，山东昌邑人。1984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4—1988年，在济南教育学院任教，教授古典文学课程。期间，赴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沐其学风，多所增益。1988年济南出版社成立后调济南出版社担任编辑。期间，连续多年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两次被评为济南市宣传系统先进个人，所编辑的《中华史籍精华译丛》、《中华传世绝学》、《中国企业集团研究》等30余种图书获省级、华东区及全国优秀图书奖和编辑奖30余次，发表专业论文及书评20余篇。2000—2002年度，荣获山东省十佳出版工作者称号。2001年起任济南出版社副社长。2009年，济南出版社改制，成立济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副总经理。欣逢济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腾飞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大好机遇，虽能力绵薄，愿为此竭尽所能。古人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丁小秋,男，回族，1953年生于北京，1971年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国家一级演员。现任济南市儿童艺术剧院书记、院长，济南市歌舞剧院院长，济南市演出公司经理。系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副会长，济南市文联兼职副主席，山东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济南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几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在儿童艺术这片沃土上。先后组织创作演出了40余部融思想性、艺术性、教育性、娱乐性、观赏性为一体的话剧、儿童剧。荣获国家级奖项20多个，省级奖项70多个。其中儿童剧《宝贝儿》先后荣获“文华新剧目奖”、“中国人口文化奖”、“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是山东省唯一同时荣获“文华大奖”和“十大精品”的剧目。不仅狠抓精品剧目的创作生产，同时努力开拓演出市场，使剧院的演出足迹遍及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云南等全国200多个城市、县乡，演出近万场，并远赴新加坡、韩国、港澳地区演出交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突出的艺术成就，使其获得了巨大的荣誉。荣获中国话剧经营管理金狮奖、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文化部优秀专家，山东省先进工作者，山东省十佳文艺工作者，山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德艺双馨中青年艺术家，感动泉城十佳人物，济南市第七批、第九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山东省第七届、第九届党代会代表，山东省第十届政协委员，济南市第十三届人大代表。刘玉栋，男，汉族，1971年9月生,山东庆云人。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济南市作协副主席。文学创作二级。首批齐鲁文化英才，济南市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济南市宣传系统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山东省作协首批签约作家。现供职于山东省作协文学讲习所。1993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天涯》等权威文学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近百篇；著有长篇小说《天黑前回家》和《年日如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公鸡的寓言》、《火色马》和《锋刃与刀疤》，共计200余万字。中短篇小说曾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并多次入选《年度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年度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中国中篇小说年选》、《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短篇小说精选》、《中国中篇小说经典》、《中国短篇小说经典》、《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新世纪中国短篇小说排行榜》、《新世纪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30年改革小说选》、《新世纪获奖小说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榜上榜》等重要选本。2002年，中篇小说《我们分到了土地》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2005年，短篇小说《给马兰姑姑押车》获得第二届齐鲁文学奖。短篇小说《给马兰姑姑押车 》和《幸福的一天》分别登上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和“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小说集《我们分到了土地》获山东省优秀图书奖。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和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学习。杜华，女，汉族，1956年5月生，北京人，一级美术师,现任济南画院院长。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雕塑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政协委员、济南市文联兼职副主席。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大展，如：文化部举办的《全国画院院长中国画新作展》、《全国画院优秀作品展》；中国美协举办的《第四届工笔画展》、《新人新作展》。雕塑《乾坤》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并获山东展区一等奖，作品《五星红旗-为你自豪》入选《第七届全国体育美展》并获山东展区一等奖。《荷塘香远》等作品被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山东大厦、青岛美术馆等收藏，作品《荷韵》被毛岸青、邵华永久珍藏。多次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纳米比亚、韩国、保加利亚、德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举办画展。并有百余件作品被收藏。90年代应法国文化部、国家艺术学院邀请作高级访问学者，并获法国政府奖学金留学法国。归国后又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作高级访问学者，研究运用新的材料和技法，把东方传统绘画的技巧与西方古典主义绘画方法完美的结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慈建国，男，汉族，1967年3月生，山东潍坊人，研究生，中共党员。先后就读于山东艺术学院、山东省党校函授干部学院。1986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职济南市歌舞团、济南市儿童剧院副院长。全国文代会代表，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文联委员，山东省曲艺家协会理事。现任济南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济南市曲艺团支部书记、团长，济南市曲艺家协会主席，济南明湖居演艺公司总经理。先后参与创作曲艺剧《泉城人家》、《茶壶就是喝茶的》、《索衣哥寻妻记》、《明湖曲韵》，曲艺晚会《齐风鲁韵不了情》、《走进12365》、《消防法规进万家》、《两岸同曲》、《泉城您好》、《齐风鲁韵台北行》、《红十字在行动》、《交通法规进万家》、《武松剧场》，电视栏目《泉水人家》，电视曲艺大赛《曲山艺海镇江湖》、《山东快书英雄会》、《全国幽默曲艺邀请赛》、《草根明星争霸赛》。曾先后出访韩国、法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剧团和个人先后获得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牡丹新人奖，第十三届人口文化金奖，第五届中国曲艺节优秀节目奖，首届法国曲艺节银奖，全国幽默曲艺邀请赛金奖，中国宝丰马街书会一等奖，山东省文化系统先进单位，泰山文艺奖一等奖，全国曲艺工作突出贡献者，山东省“德艺双馨”优秀中青年文艺工作者。
齐鲁医院程玉峰研究论文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山东教育学院学报（现在已经更名为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是普通省级刊物 非核心期刊名称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 期刊CN号 37-1480/G4 主管单位 山东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 齐鲁师范学院 文种 发行范围 公开
你就找每个省排名倒着数的那些地方普通本科院校，他们的学报好发表。比如山东省，枣庄学院学报，德州学院学报，潍坊学院学报，泰山学院学报，齐鲁师范学院学报，济宁学院学报，滨州学院学报，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等等等等
研究鲁迅风格的论文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
。《故乡》比起古典文学构筑的童话世界更富于现代性，它是描写无暇的童话世界中被毁灭的悲哀，他“描写现实世界与童年经历的分裂对立，表现在现实世界中童年的纯粹而美丽的童话般世界的崩坏与堕落，以及那个为‘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想象世界的歌吟般的追寻”，实际上是引导人们的目光投入更深沉与痛苦的现实。乡村是没有陌生人的世界，与《祝福》、《社戏》中的“我”一样，鲁迅却正是从一个陌生人的视角来发现、观察“陌生化”的“故乡”的，它是对现实的一种永恒的拯救，关照现实对立的想象，以田园牧歌的笔调上位于这种自己身处其间却又终是孤独的陌生，极其高超的寄托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现实主义，不同于直接的白描，正是童话般的想象世界加深了现实的深重性。“幻景”与”现实”混沌一片，从“离乡”到“作怀乡梦”，“我现在的故事”始终在“心理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相互剥离的过程，剥离的痛苦与“金黄的圆月”相映成辉，是折射后更为苦痛的现实。 中学语文课本里的《社戏》并非原文的全部，而这种删节或许正引导和规定了更多的人对小说原作的理解，它在我们的记忆中展现的只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江南小镇风物图，秀美的景致、豆麦的清香、淳朴的民俗以及一大群天真质朴的孩子，足以让人产生某种幻觉。但一联系前文“我”两次看京戏的情景，就完全不是一种印象了。戏院里“咚咚惶惶之灾”，由板凳“联想到私刑拷打的工具”，带着这些小说前半部分留下的奇特而沉重的印象来重读我们早已读熟的文章，不得不有新的感觉感受，新的发现及新的眼光。再回忆鲁迅写在赵庄的看戏，竟至于如此的烦闷，其意并不在“戏”或“看戏”本身，而是来折射自己内心的世界，通过这些“看戏”过程中不同寻常的感觉感受，使人体会到一种精神的扩张、霸占，对个体生命的挤兑、迫压使人产生甚至于生命的威胁感，实在是与后面的清闲不可比拟的。然而这种同现，正是产生了无法超越、剥离的负罪感与现实体验，以儿童视角描绘的鲁镇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在此时已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是心中无尽的伤痕与莫名的惋惜，鲁迅同样是以陌生化的视角来建构整篇小说的，前面删节的部分是于现实中的陌生，无法融入现实的体验，而后面则是一直以一种腼腆的姿态来回报当地不同人的相同热情，同样没能沉于“故乡”中，于是鲁迅思想的“中间物”的意象跃然纸上，这种回望与展现都不能完成的中间性，是作品中的“我”与作者的再度结合，从而在更深沉次上体现了现实主义。 钱理群在剖析鲁迅的思想时曾指出鲁迅作为现实主义者，最根本的含义，在于他彻底地屏弃了一切关于绝对，关于至善至美，对于全面而无弊端，关于永恒的乌托邦的神话与幻觉世界，杜绝一切精神逃薮，只给人们留下唯一的选择——正视现实、人生的不完美、缺陷、速朽，并从这种正视中，杀出一条生路。对于故乡的回忆，无论是真实的散文的语言，抑或自叙式的小说笔调，鲁迅都带有原乡情调似的追述展示绝对澄澈的世界，这种童话般的生活作为永恒的乌托邦的幻觉于不真实中表现无法企及的现实的悲哀。陌生化的视角，不是简单的怀乡和描述，而是更突显了屹立于“故乡”中的外乡人形象，这种无家可归的绝望的苍凉，构成了鲁迅极其作品“荒凉感”的另一个侧面，那些田园牧歌实际上是现实的坟墓中葬送了现实，田园牧歌对于鲁迅自我只是回忆中爱的体验，却又背道而驰。鲁迅自己曾说“爱之转而畏惧于爱，最终逃避爱”，这些有关爱的回忆，造成一种距离感，可以使他摆脱爱的重压，更投入的反对现实。 “爱是奢侈品，在这样的人间”，先生正是于这样的彷徨的无地中以最深刻忧患的灵魂建构起一座丰碑，在田园牧歌中践行现实主义。 绝望与希望中的启蒙者 很久以前读《伤逝》，读鲁迅，不懂。记忆中只有子君走过紫藤棚与涓生谈易卜生、谈泰戈尔的风景，子君瞥见雪莱半身像的羞涩，还为着子君的死可惜，我抄了林徽因的《别丢掉》：“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现在流水似的/轻轻/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那真/一样是隔山灯火/满天的星/只使人不见/梦似的挂起/你向黑夜要回/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者/有那回音”，以此来祭奠子君，祭奠那些为了爱奋力拍翅飞出围城却又在无可奈何中走向坟墓的女子。《伤逝》是先生少有的温情之作，之中寄寓的，有关于爱的回忆，有对封建社会的现实性的反抗，更存在的是先驱者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子君的无畏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代表着众多蒙受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的年青人，在才子佳人梦的破灭中，对于封建的叛逃只能留下一声叹息。这之中，有鲁迅对个体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群体关系的探讨，深入触痛的，更是于绝望与希望中他都无法忘怀的启蒙，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交织中斗争的空白，留给他只一点罅隙去品位再一次的孤独。 《伤逝》作于五四落潮时期，正如鲁迅在显示中所体会的各样人生情态，高升的高升，沉沦的沉沦，这些个体所表达的都是先驱者对于寂寞中选择的不同的历史命运。子君的夭折、涓生的悔恨是突破封建束缚后自我选择的结果，它具有不可回避性，这不仅来自五四偏执错误的启蒙思想，更有对自我认识的绝望与希望的模糊体验。《伤逝》是以涓生手记的形式把握的，其中对会馆的败壁、吉兆胡同生活的描写都带有回忆的性质，而这种回忆，终于没能落入乌托邦神话的幻想，最后还是回到现实，重新面对新的痛苦与寂寞，咬着牙关选择了历史。子君和涓生对自我个体解放中蕴涵的有鲁迅前期的浪漫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思想，他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个性主义思想与封建传统思想以封建“社会”为本位的思想构成了尖锐的对立，在揭露封建思想对个人生存权利的漠视和对思想的摧毁中，鲁迅把西方浪漫主义的某些观点也寄托在这里。子君和涓生一起读泰戈尔、雪莱的诗，一同散步，探讨未来，于无畏中将自我从封建牢笼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实现了自我的启蒙，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是徘徊在希望边缘中渐而升起的绝望，这种绝望来自于未知前路的迷茫。等待的面前面对的是现实的危机，经济的拮据、家人朋友的不理解都使子君与涓生对这种生活产生怀疑，于是一个开始沉溺于与官太太的勾心斗角中，一个开始在内心中反思现实，这种背道具有历史性的选择意义，个性解放后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与整个社会历史相结合、相协调，而这种结合与协调又不至于丧失自我。这之中，鲁迅提出的，是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个性启蒙的怀疑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体验，更升华为对人的自觉的怀疑。人的独立品格、人的自由自觉都应是与人相协发展的。
我有巴金的怀念鲁迅先生四十五年了，一个声音始终留在我的耳边：“忘记我。”声音那样温和，那样恳切，那样熟习，但它常常又是那样严厉。我不知对自己说了多少次：“我绝不忘记先生。”可是四十五年中间我究竟记住一些什么事情?！四十五年前一个秋天的夜晚和一个秋天的清晨，在万国殡仪馆的灵堂里我静静地站在先生灵柩前，透过半截玻璃棺盖，望着先生的慈祥的面颜，紧闭的双眼，浓黑的唇髭，先生好像在安睡。四周都是用鲜花扎的花圈和花篮，没有一点干扰，先生睡在香花丛中。两次我都注视了四五分钟，我的眼睛模糊了，我仿佛看见先生在微笑。我想，要是先生睁开眼睛坐起来又怎么样呢?我多么希望先生活起来啊！四十五年前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不管我忘记还是不忘记，我总觉得先生一直睁着眼睛在望我。我还记得在乌云盖天的日子，在人兽不分的日子，有人把鲁迅先生奉为神明，有人把他的片语只字当成符咒；他的著作被人断章取义、用来打人，他的名字给新出现的“战友”、“知己”们作为装饰品。在香火烧得很旺、咒语念得很响的时候，我早已被打成“反动权威”做了先生的“死敌”，连纪念先生的权利也给剥夺了。在作协分会的草地上有一座先生的塑像。我经常在园子里劳动，拔野草，通阴沟。一个窄小的“煤气间”充当我们的“牛棚”，六七名作家挤在一起写“交代”。我有时写不出什么，就放下笔空想。我没有权利拜神，可是我会想到我所接触过的鲁迅先生。在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向他告了别。我同七八千群众伴送他到墓地。在暮色苍茫中我看见覆盖着“民族魂”旗子的棺木下沉到墓穴里。在“牛棚”的一个角落，我又看见了他，他并没有改变，还是那样一个和蔼可亲的小小老头子，一个没有派头、没有架子、没有官气的普通人。我想的还是从前的事情，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作家。我第一次编辑一套《文学丛刊》，见到先生向他约稿，他一口答应，过两天就叫人带来口信，让我把他正在写作的短篇集《故事新编》收进去。《丛刊》第一集编成，出版社刊登广告介绍内容，最后附带一句：全书在春节前出齐。先生很快地把稿子送来了，他对人说：他们要赶时间，我不能耽误他们(大意)。其实那只是草写广告的人的一句空话，连我也不曾注意到。这说明先生对任何工作都很认真负责。我不能不想到自己工作的草率和粗心，我下决心要向先生学习，才发现不论是看一份校样，包封一本书刊，校阅一部文稿，编印一本画册，事无大小，不管是自己的事或者别人的事，先生一律认真对待，真正做到一丝不苟。他印书送人，自己设计封面，自己包封投邮，每一个过程都有他的心血。我暗中向他学习，越学越是觉得难学。我通过几位朋友，更加了解先生的一些情况，了解越多我对先生的敬爱越深。我的思想、我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我感觉到所谓潜移默化的力量了。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拿起笔并不感到它有多少重，我写只是为了倾吐个人的爱憎。可是走上这个工作岗位，我才逐渐明白：用笔作战不是简单的事情。鲁迅先生给我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仰慕高尔基的英雄“勇士丹柯”，他掏出燃烧的心，给人们带路，我把这幅图画作为写作的最高境界，这也是从先生那里得到启发的。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的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第一次看见他，并不感觉到拘束，他的眼光，他的微笑都叫我放心。人们说他的笔像刀一样锋利，但是他对年轻人却怀着无限的好心。一位朋友在先生指导下编辑一份刊物，有一个时期遇到了困难，先生对他说：“看见你瘦下去，我很难过。”先生介绍青年作者的稿件，拿出自己的稿费印刷年轻作家的作品。先生长期生活在年轻人中间，同年轻人一起工作，一起战斗，分清是非，分清敌友。先生爱护青年，但是从不迁就青年。先生始终爱憎分明，接触到原则性的问题，他绝不妥协。有些人同他接近，后来又离开了他；一些“朋友”或“学生”，变成了他的仇敌。但是他始终不停脚步地向着真理前进。“忘记我!”这个熟习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它有时温和有时严厉。我又想起四十五年前的那个夜晚和那个清晨，还有自己说了多少遍的表示决心的一句话。说是“绝不忘记”，事实上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在静寂的灵堂上对着先生的遗体表示的决心却是抹不掉的。我有时感觉到声音温和，仿佛自己受到了鼓励，我有时又感觉到声音严厉，那就是我借用先生的解剖刀来解剖自己的灵魂了。二十五年前在上海迁葬先生的时候，我做过一个秋夜的梦，梦景至今十分鲜明。我看见先生的燃烧的心，我听见火热的语言：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但是当先生的言论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纪念被垄断的时候，我有没有站出来讲过一句话?当姚文元挥舞棍子的时候，我给关在“牛棚”里除了唯唯诺诺之外，敢于做过什么事情？十年浩劫中我给“造反派”当成“牛”，自己也以“牛”自居。在“牛棚”里写“检查”写“交代”混日子已经成为习惯，心安理得。只有近两年来咬紧牙关解剖自己的时候，我才想起先生也曾将自己比作“牛”。但先生“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这是多么优美的心灵，多么广大的胸怀!我呢，十年中间我不过是一条含着眼泪等人宰割的“牛”。但即使是任人宰割的牛吧，只要能挣断绳索，它也会突然跑起来的。“忘记我!”经过四十五年的风风雨雨，我又回到了万国殡仪馆的灵堂。虽然胶州路上殡仪馆已经不存在，但玻璃棺盖下面慈祥的面颜还很鲜明地现在我的眼前，印在我的心上。正因为我又记起先生，我才有勇气活下去。正因为我过去忘记了先生，我才遭遇了那些年的种种的不幸。我会牢牢记住这个教训。若干年来我听见人们在议论：假如鲁迅先生还活着……当然我们都希望先生活起来。每个人都希望先生成为他心目中的那样。但是先生始终是先生。为了真理，敢爱，敢恨，敢说，敢做，敢追求……如果先生活着，他绝不会放下他的“金不换”。他是一位作家，一位人民所爱戴的伟大的作家。
针对鲁迅的作品,思想,流派，怎么给你呢,
山东行政学院学报鹿风芍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完善组织激励机制的启示摘要：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完善组织激励机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应从科学设置组织薪酬体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的职务晋升制度、鼓励组织成员参与管理、建设和谐的组织文化等方面入手，加强组织的激励机制建设。 关键词：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组织；激励机制 组织目标的实现，主要取决于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工作效率的提高。激励理论认为，组织对其成员合理需求的满足程度直接决定着组织成员积极性的发挥程度。需求是行为产生的起点，也是激励的着力点。因此，建立完善的、有效的组织激励机制，是实现组织目标的关键所在。 一、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内涵 需求层次理论是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Maslow）在1943年所著的《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他将人的多种需求由低到高归纳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并阐明了它们的内在联系。 1.生理需求。生理需求是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它是最基本、最原始的需求，也是最低层次的、最不可或缺的需求。 2.安全需求。安全需求是人类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方面的需求； 3.情感需求。情感需求包括友爱的需求和归属的需求，人们希望受到别人的重视、信任、接纳、友爱，在感情上有所归属，这类需求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4.尊重需求。尊重需求包括自尊和受人尊重。自尊是指要求有独立、自由、成就感和自豪感等；受人尊重是指要求名誉、地位、威望，希望得到别人的承认和赏识等。 5.自我实现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指个人能力发挥的最大化和理想抱负的实现。即人需要把自己的潜在才能充分表现发挥出来，完成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事情，才会感到最大的满足。这是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也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思想核心。 二、需求层次理论对完善组织激励机制的启示 马斯洛认为，以上五个层次的需求就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就会向高层次的需求发展，在高层次的需求出现之前，低层次的需求必须要得到适当的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第一次系统阐述人类的需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动态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从需求层次理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1）需求是人类行为的基本驱动力。没有需求就没有动机和行为，社会就会失去长足发展的支撑力。（2）需求具有层次性。由于受经济条件、文化环境、受教育背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们对物质、文化等方面的需求存在着较大差异。（3）最高层次的需求是精神需求，即人的终极需求。精神需求的实现程度，直接影响着组织目标的实现。这一理论对加强组织激励机制建设提供了指导和方向。 1.科学设置组织薪酬体系。对于组织成员来说，薪酬是满足生理需求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薪酬激励是一种复杂的激励方式，它不仅仅是物质激励，还隐含着成就的激励、地位的激励等精神方面的激励，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组织成员的成就感。因此，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薪酬动态调配机制，在薪酬结构当中，适当提高激励性薪酬的份额和比例，把成员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与其工作实绩挂钩，使组织的薪酬体系能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最大限度地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实现组织目标。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组织成员可能会遭遇生、老、病、死、失业等人生中各种风险，仅靠自身和家庭力量来保障，能力极其有限。因此，组织要为其成员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面临风险的组织成员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满足他们的安全需要，使其能够放心、安心、尽心地投入工作中。这样，成员的工作效率必然大大提高，组织内部的不稳定因素得以消除，维护了组织内部的和谐。同时也为社会消除了不稳定因素，维护了社会和谐。 3.建立合理的职务晋升制度。职务晋升是对组织成员的最大激励，职务晋升制度在激励机制建设中居于关键地位，是满足组织成员职业发展要求的切实保障。在建立晋升制度问题上，要敢于打破旧的用人机制，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比如参考借鉴竞争上岗的做法，引入竞争机制等，要拓宽用人视野，扩大民主，让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如果说增加组织成员的工资待遇是提供物质基础，满足其利益追求，那么职务晋升则能满足组织成员的政治需求，并使其在追求私益的同时还要考虑公共利益，有利于培养组织成员的“危机”意识，对提高工作效率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4.鼓励组织成员参与管理。要扩大组织成员参与管理的渠道，创造和提供机会让其参与管理，这是调动他们工作积极性、增强归属感、认同感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满足组织成员的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比如，让组织成员参与部分决策和管理过程；授权他们直接处理顾客需要；对因提出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的予以奖励；实行一定的授权激励，等等。让他们拥有较大的自主空间，使其在感受信任和尊重的同时，产生一种荣誉感和责任感，进而更主动、更积极地为组织目标的实现而奋斗。 5.建设和谐的组织文化。组织存在效率不高、效益不高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和谐的组织文化，缺乏以组织文化为核心的凝聚力。组织要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弘扬正气，倡导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引导成员树立高度的社会使命感，营造出为实现其使命而努力工作的良好氛围，促使组织成员的个人价值、行为取向与组织目标不断靠近，最终实现契合。 参考文献： [1]董玲 陈闽红：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完善公务员激励机制[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2月第1期(总第73期). [2]严乐：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对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启示[J].社会科学动态.2000年第11期. [3]刘敏：基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人力资源战略[J].大众科技.2005年第12期.(总第86期). [4]张茜琳 张彦波：企业核心员工无“薪”激励的策略[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2月.第6期(总第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