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张培君

《向世界递上南京的新名片——写在南京青奥会吉祥物砳砳发布之际》，《东方卫报》2012年11月30日。《难忘诗骚李杜魂》，《中华儿女》2012年第18期《出发，是为了回归》，《中华儿女》2012年第17期，《作家文摘》2012年9月14日全文转载，题为《诺丁汉大学的第一位中国校长》，《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11月2日全文转载。《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16日《读图时代历史叙述的两种形态》，《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年第2期《魔术化：功夫的绝招与绝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1月1日《行者无疆，关爱有情》，《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3月7日《历史主义的小说史观》，《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6月20日。《为什么独有鲁迅成了这样的战士？》，《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7月4日《画笔下的湘风楚韵》，《长沙晚报》2009年4月26日《他寻找的不是黛莉，是责任》，《深圳晚报》2010年3月21日《寻找的岂止是一个黛莉？》，《人民日报》2010年3月23日《因为温暖，所以并不遥远》，《北京日报》2010年10月10日《绚丽楚文化的当代传承》，《卓越理财》杂志2010年11月号《温暖，并不遥远》，《中国青年报》2010年12月7日《对谍战剧热潮的冷思考》，《学习时报》2011年4月11日《永不枯竭的思想富矿》，《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5月28日《书生留得一分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4月2日

研究发现，图腾崇拜是远古时期不同地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在中国的远古时期氏族部落中是否存在图腾崇拜？近日，就东夷先民的鸟图腾崇拜现象，本报记者采访了齐鲁师范学院副院长刘德增。《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东夷族人的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哪些文献与考古资料提供了佐证？刘德增：《诗经·商颂·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是关于商人起源的一个传说：阳春时日，一条河溪中，三个女子尽情沐浴。忽然，一只玄鸟（燕子）飞过，坠落一卵。三人中，名叫简狄的那位捡来吃了，竟因此怀上了身孕，生下了儿子契。这也是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关于“玄鸟生商”记载的版本，《列女传·母仪传》《史记·三代世表》、郑玄注《诗经·商颂·玄鸟》、王逸注《楚辞·天问》等，皆用这个版本。另一个版本说简狄将玄鸟卵放在筐里孵化而生子，这个版本见于《吕氏春秋·音初》《拾遗记·殷汤》等文献。嬴秦也有类似的传说：女修纺织，看见玄鸟产了一个卵，取来吃了，由此生子。据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嬴秦西迁。许慎《说文解字》女部“嬴”条：“嬴，少昊氏之姓。”《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少昊氏“以鸟为官”，这些“鸟官”以凤鸟为首，共有24种。这个凤鸟部落栖息在今山东中部泰沂山地的周边地带。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子羔》中也有“玄鸟生商”传说，且更为原始，还保留了一些图腾神话的痕迹。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鸟崇拜的内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还有一种独特的含球习俗。据推测，含球习俗应与图腾繁殖仪式有关。石球或陶球状如燕卵，含球乃是取象于简狄吃燕卵而生子。诸如此类的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英国人J. 朗格最先记述的图腾崇拜颇为相似。图腾崇拜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把某种动物、植物等奉祀为先祖，是图腾崇拜最基本的特征。“玄鸟生商”与“玄鸟生秦”的神话传说具备了图腾崇拜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报》：从学界掌握的这些材料来看，东夷族人体现出何种样态的图腾崇拜？这种崇拜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刘德增：东夷人又名“鸟夷”。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鸟夷”曰：“此东北之夷，搏取鸟兽，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说，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鸟也。”东夷人穿衣打扮、容貌举止都模仿鸟的样子。在《山海经》《史记》等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东夷人“鸟身”、“鸟首”、“鸟喙”之记载。大汶口文化有变头与拔牙两种奇特的习俗，当是东夷人容貌取象于鸟的两种手段：变头是模仿鸟的头部，拔牙乃是象征鸟嘴。远古先民崇拜鸟根源于物候崇拜。检视《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的诸鸟，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是候鸟，如：玄鸟（燕子），春分来，秋分去；伯赵（伯劳），夏至始鸣，冬至止；丹鸟（黄莺），立春始鸣，立夏止；祝鸠（鹁鸪），天将雨，鸣声甚急；鸤鸠（布谷），谷雨始鸣，夏至止；鹘鸼（鹘鸠），春来冬去。而作为诸鸟之首的凤鸟，则是“知天时”之鸟。在远古时期，候鸟就是先民们的气候气象“预报员”，它们正是因此而受到先民们的崇奉。《左传》昭公十七年曾明确地指出它们掌管历法、节气的职能，如：凤鸟氏为“历正”，总管历法事务；玄鸟氏为“司分”，掌管春分、秋分；伯赵氏为“司至”，掌管夏至、冬至；青鸟氏为“司启”，掌管立春、立夏；丹鸟氏为“司闭”，掌管立秋，立冬。各种按季节来去、鸣止的候鸟构成一部“鸟历”。《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些族群内部共有的图腾崇拜、宗教观念，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刘德增：少皞氏部落崇拜的24种鸟，可以视为24个氏族，24个氏族又组成“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四个胞族，这四个胞族又组成一个以“凤鸟”为首的部落。鸟图腾崇拜构建了氏族—胞族—部落三级社会组织。鸟图腾崇拜与文字的起源也有密切关系。迄今为止，在山东宁阳堡头，莒县陵阳、大朱村、杭头，诸城前寨，安徽蒙城尉迟寺等六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刻划符号28个标本。特别是和两种刻划符号，出现频率最高，分布面积最广。据推测，这两种符号与鸟图腾崇拜有关，应为“阳乌”负日飞行。文字最初是祭司、巫师记录神灵语言、传达神灵旨意的一种工具。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的载体——陶尊，是一种礼器。大汶口文化刻划符号在原始宗教信仰中有“神的语言”的意味。鸟图腾崇拜形成的风俗习惯，造就了一个文化共同体，成为从部落到国家演变的基础之一。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图腾，东夷对鸟图腾的崇拜，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发祥地之一，历史有很多特色的图腾文化，东夷有二十四个氏族，以鸟为名号，凤凰为祖先，并作为图腾崇拜，历史也称山东古代居民为鸟夷

中国社会科学报张生祥

专著：《公民社会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获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第十三次科研评奖一等奖。论文：1.《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内涵、限度及其互动》，《河北学刊》2007年第6期。获第三届“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第十二次科研评奖科研成果一等奖、“社会公平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征文二等奖。核心内容被新华网、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网等转载。2.《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中州学刊》2011年第5期。3.《论政治国家的限度》，《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9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转载。4.《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分析》，《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5.《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互动维度下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年第3期。6.《论中国公民社会的两重性》，《学术界》200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09年第10期全文转载。7.《中国市民社会的文化建构：从身份走向契约》，《学术界》2006年第2期。《第十六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论文集》收录；《新华文摘》2006年第11期《篇目辑览》收录；《资料通讯》2006年第5期转载。8.《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建构》，《福建论坛》2006年第1期。9.《人性假设与政府建构——中西政府建构传统的人性基础之比较研究》，《福建论坛》2006年第9期。10.《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探析》，《福建论坛》2008年第7期。11.《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福建论坛》2010年第6期。12.《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契合与分殊——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福建论坛》2011年第7期。13.《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探析》，《江淮论坛》2009年第5期。14.《追求正义与善：古典时期西方政治合法性思想的缘起》，《江淮论坛》2011年第6期。15.《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结构性要素》，《理论与现代化》2007年第6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政府创新网等转载。16.《中国特色社会生活契约化》，《理论与现代化》2010年第2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等转载。17.《论政治合法性的构成要素》，《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1期。18.《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价值、挑战和路径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2年第3期。19.《国家与社会：内涵、分化及其范式转换分析》，《理论与现代化》2011年第4期。20.《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共存共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人民网、中国改革论坛网、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网等转载。21.《论当代政府建构的四个转变》，《黑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22.《社会转型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获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11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3.《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分析》，《黑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24.《论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基本类型》，《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25.《尼采价值哲学初探》，《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获湖南省第五届“挑战杯”三等奖。26.《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27.《论公民社会的限度》，《内蒙古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28.《市场经济视野下公民社会的发展》，《重庆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29.《有限政府理念建构的哲学之维》，《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30.《协商民主的价值分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31.《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思想评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32.《霍布斯政治合法性思想探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33.《利普塞特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34.《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35.《卢梭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湖北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36.《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评析》，《理论月刊》2009年第10期。37.《“开放社会”的四大悖论及其解决——析波普尔的民主和自由理念》，《北方论丛》2004年第1期。38.《哲学视阈中的有限政府——兼论有限政府理念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之意义》，《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39.《论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的嬗变》，《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9期。40.《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41.《国外发展理论的历史嬗变及其意义》，《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42.《社会转型期公民政治参与的两重性分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43.《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44.《洛克政治合法性思想评析》，《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45.《分权制衡理论的发展逻辑及其意义》，《前沿》2011年第1期。46.《政治合法性理论评析》，《前沿》2007年第12期。47.《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学习时报》2006年5月22日。人民网、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中国管理科学院《前沿论丛》第75期等转载。48.《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学习时报》2007年10月8日。人民网、中国政治学网、中国社会学网等转载。49.《马克思论市民社会之克服——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学习时报》2008年4月21日。人民网等转载。50.《推进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良性互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月21日。51.《civil society 意涵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2月16日。

1.《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流派》，姜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撰写第12章、第13章。2.《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陈启能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撰写其中第10章。3.《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于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撰写其中第5章。 1.《微观史研究与史学的碎化》，载《历史教学》2011年第24期。2.《20世纪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历史反思——以拉丁美洲和印度为主要对象的分析》，载《世界历史》2011年第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2年第2期转载。2012年4月,被收入张卫良主编的论文集:《“城市的世界”:现代城市及其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3.《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社会史学的研究传统及其范式转换》，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9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1年第4期摘登。4.《欧美史学新动向——实践史学》，《光明日报》对俞金尧等三人的访谈，发表于《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1年9月13日。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1年第11期转载。5.《从中国人口史看前工业化时期欧洲婚姻家庭的特征》，钱乘旦、高岱主编:《英国史新探:全球视野与文化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该书的英文版在英国同时出版Chengdan and Miles Taylor, eds.,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Chinese History Conference(Peking University), London: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世纪世界史中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载《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7.《关于全球史上跨文化交流的评估》，载《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9年第2期“学术前沿”栏目摘要刊登。8.《资本主义与近代以来的全球生态环境》，载《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9年第10期转载。2011年又被收入《环境史：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叙述历史》论文集(田丰、李旭明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9.《“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载《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1期转载。10.《什么是世界历史及如何构建世界史体系》，载《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8年第8期转载。11.《“资本主义”与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载《学海》2007年第3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21期转载。12.《用唯物史观构建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体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4月26日,受该报访谈。13.《历史上中国已婚低生育率说质疑》,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1期。14.《“反全球化运动”与反资本主义》,载《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07年第11期摘登。15.《与时俱进的德国社会史》，载《科学文化评论》2007年第3期。16.《社会史的定义及开放性》，载《世界历史》2005年第6期。17.《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2期。18,《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19.《令人困惑的后现代》,载《学术研究》(广东)2004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3期转载。20.《欧洲历史上家庭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载《世界历史》2004年第4期。该文于2007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1.《中世纪教会婚姻法中的同意原则》,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22.《中世纪欧洲寡妇产的起源和演变》,载《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23.《儿童史研究及其方法》，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24.《儿童史研究四十年》,载《中国学术》第2卷,2001年第4期。后来收入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25.《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欧洲的寡妇改嫁》,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该文重印于《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社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转载。该文于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三等奖。26.《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社会文化基础》,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办《学术动态》1997年第9期摘登本文。该文于2000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27.《英国18世纪人口和发展的学术史回顾》,载《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3期。28.《从历史人口学到家庭历史学》,载《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29.《商品化、资本主义化及其他——与黄宗智先生商榷》,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3期。30.《中西方家庭的历史比较:差别及其影响》,载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人才培养和理论创新——论世界史学科发展的机遇和挑战》，载《人民政协报》2011年11月28日“学术家园”版。2.《从“意见”到“决定”:哲学社会科学面临重大发展机遇》，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9日第二版。3.《学术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3月10日。4.《人口研究要注重社会变革作用和历史延续的影响——访赵中维教授》，载《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5.《最低工资至少应足以养家糊口》,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29日“经济学”版。6.《继承和创新明显,发展仍有空间》(评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世界历史》2010年第4期。7.《全球史观下的文明传统与交往》，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第2期。8.《妇女的历史是一座值得深挖的富矿——评〈西方妇女史〉》，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6期。9.《养儿防老:中国传统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载《人民政协报·学术家园》2008年3月10日。10.《访谈英国史学家.里格利》,载《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4期。11.《制度变迁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12.《评何兆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载《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13.《历史学需要不断创新》，载《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14.《阿里埃斯:<儿童的世纪，家庭生活的社会史》》，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5.《斯通:〈英国的家庭、性和婚姻，1500-1800〉》，载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6.《世界近代史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6期。17.《找出一个亚洲来源》，载《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0年3月21日。18.《西方家庭史学的发展》，载《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4期。19.《国内对欧洲妇女史研究的综述》,载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主编:《世界史研究年刊》(1996年),总第二期。20.《传统中国国情的再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 1，《探问工业革命》,作者为剑桥大学教授里格利,发表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2期(4月15日出版)。2，《现代的家庭研究简史》(上、下)，译文，作者为哈佛大学教授奥茨曼，分别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和第4期。

人文社科：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称

张鸷远中国社会科学报

河北体育学院序号姓名课题名称课题编号项目类别1 赵全勇基于SWOT分析的“环京津健身休闲圈”体育旅游发展对策研究 201003171 一般课题2 韩红雨燕赵传统武术文化研究 201004055 青年课题3 季彦霞构建和谐社会下社区体育与高校体育一体化发展模式研究 201002037 重点课题4 唐金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素质教育启迪 201003170 一般课题保定学院何秉群教授主持的《我省涉法涉诉信访一体化法律救济机制研究》（201001015）、体育系高峰松教授主持的《河北省高校开展网球联赛的可行性研究》（201002002）；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一般课题6项，分别为院办公室齐卫东副研究员主持的《我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实证研究》（201001125）、基础教学部于爱英教授主持的《保定市廉租房建设实际效果考察及发展前景建议》（201001133）、刘增芝教授主持的《加强我省地方高校和谐文化建设研究》（201003291）、周颖副教授主持的《保定徐水县农村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情况的调查报告》（201001107）、美术系马紫薇副教授主持的《南宋小幅工笔花鸟画研究》（201003001）、政法系张鸷远讲师主持的《当前“民工荒”现象暴露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201003002）。石家庄经济学院课题编号项目类别负责人课题题目成果形式201002041重点课题高峰新时期高等教育管理中的学生权益保障制度研究论文201002042重点课题苗泽华基于社会责任的医药营销伦理与医药市场建设研究论文201002043重点课题谢军安河北省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法律问题研究研究报告201003207一般课题陈民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公共政策终结经验研究论文201003208一般课题李春播产业集群视角下的我省中小企业发展模式研究研究报告201003209一般课题李存霞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效性研究论文201003210一般课题刘耀辉低碳经济背景下河北省产业体系发展研究研究报告201003211一般课题陶红茹石家庄“夜经济”发展面临问题调查及政策建议研究报告201003212一般课题闫新红综合性大型体育赛事场馆设施的供给研究论文201003213一般课题于开宁水文化传播有关问题的思考论文201003214一般课题郑浩集团公司治理风险预警机制研究研究报告201003215一般课题周雯珺河北省住房公积金财务管理制度研究论文201004059青年课题董晓宏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河北省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研究研究报告201004060青年课题雷鸣乳业广告叙事批评研究论文201004061青年课题李小静河北省消费需求结构现状分析及影响和调整措施研究研究报告201004063青年课题汤永鸿当代大学生挫折教育问题研究研究报告201004064青年课题吴巍河北省城镇化发展视角下的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研究报告201004065青年课题赵青霞河北省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报告201004062青年课题曲芳芳基于需求的河北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研究论文河北科大201002022重点课题申彦霞河北省义务教育阶段外语教育区域均衡发展研究论文201002023重点课题张志华河北省旅行社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论文201003102一般课题樊维夏市民主动学英语构建人文石家庄论文201003103一般课题冯建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在我省高校体育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论文201003104一般课题谷欣颖形成性评价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策略论文201003105一般课题郭红卫高校网络危机事件的预警机制及对策研究论文201003106一般课题郭宏河北陶瓷文化产业品牌的创立于营销对策研究论文201003107一般课题胡金秀大学生创业模式调查及扶持对策研究研究报告201003108一般课题刘克功河北省城市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问题研究论文201003109一般课题魏胜辉河北省环京津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论文201003110一般课题院佳莉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框架下的农村中小学英语师资培训策略研究论文201003111一般课题张飞龙河北省网络文化的消费伦理研究论文201003112一般课题张燕河北省产业机构低碳化问题研究研究报告201003113一般课题郑君玲关于完善我省城乡卫生服务系统形象设计的研究论文201003272一般课题宁坤河北省文化产业业态创新与动漫产业发展研究论文201003273一般课题纪媛创新性仿写策略在英语主页写作教学中的应用论文法政学院课题名称：民国直隶省议会的民情上达职能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课题编号：201003182 承担人：赵艳玲课题名称：先秦冀州平原人口与经济研究课题编号：201003279 承担人：曹迎春石家庄学院1.张海燕强化职业教育促进就业的典型案例调查研究报告重点课题2.史艳关于建设高校音乐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研究论文重点课题3.张伟民城市品牌生态系统协同演化研究论文一般课题4.丁利锐地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放性推进研究论文一般课题5.张占杰孙犁现实主义理论及其渊源研究论文一般课题6.李志华华裔美国文学女性作家作品研究学术论文一般课题7.贺宇涛河北省高校商务英语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对接研究学术论文一般课题8.赵彦杰外语对河北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学术论文一般课题9.李莉低碳型音乐文化与省会低碳型城市夜经济发展的研究论文一般课题10.黄雅河北音乐文化在大学教育中的构建论文一般课题11.杨国燕关于跨文化交际中委婉语之性别差异论文一般课题12.杨洲中国古典艺术的优秀品格及其当代价值论文青年课题衡水学院深入推进“三年大变样”公共场所英文标识规范化研究201003181宋国双民国直隶省议会的民情上达职能及其制约因素研究201003182赵艳玲环京津、环渤海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201003278谢新栋先秦冀州平原人口与经济研究201003279曹迎春

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的发祥地在中国；最早的原生文明之一亦在中国。南岭至长江流域是东亚渔民、农民定居生活的摇篮，其中走完全程并结出硕果的是澧阳-洞庭平原万年前的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后者完全放弃狩猎野兽，只保留在水边射鸟和捕捞，发展渔业和采集水域食物，并专心驯化水稻和鸡鸭，修建环濠聚落，初创历法，成为后世农耕定居生活的典范。此地社会一脉相承发展之后，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创造专业化的生产和交易，相继修建城市，发明冶炼和文字，创建国家。发源于长江中游的历史长河万年不绝，并逐渐与中国其它地区文化交流与融合。中华大文明的形成，虽然一直以发展平原农耕文明为主流，但同时也不断融合吸收山地猎民文化、不同区域农耕和半农耕混合文化以及草原游战及游牧文化，绵延至今而越发壮阔。[作者及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由于作为传世文献关键形成期的周秦汉唐的政治中心一直位于黄河中下游，造成后人理解的中国历史带有浓厚的以黄河为中心的烙印。然而近百年的考古发现却表明黄河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时代相对晚且并非原生，若继续以传统上相对狭窄的空间来定义“中原”，以黄河中游为样板，去与旧大陆其他古文明相比较，易将中国文明起源时代误视为晚于其它世界古文明，甚至将众多重要成就误解为西来传入而非原创。实际上，近年基于考古资料的实证研究表明，一旦跳脱黄河中心观念的束缚而在更大范围探讨，并将“中原”范围向南扩展到长江中游大平原即“江河中原”，则不难发现，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不但是世界最早的新石器革命发祥地之一，也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为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一、世界上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祥地在中国✦新石器革命在人类整体历史中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过份。如果没有新石器革命，就不会有后来所有的文明成就，更不会有国家的产生。随新石器革命而来的“生产经济降低人类被自然环境决定的程度，并且通过生产者合作取代同类之间为攫取而发生的竞争，而合作者的群体获得新能力以配合生产的需求，进一步改善生活条件。这一套做法奠定了人类在其他生物面前的优势，而最终使人类成为地球之主。”[1]在距今大约一万多年以来，随着末次冰期结束，气候暖化，水界进入人类生态龛，有些人群的食谱开始多包含鱼等水生动植物以及水边的鸟类，因此石质猎器和部分工具细小化。同时，因应捕捞发展的需求，在竹、木足够的地区，开始制作竹筏和木船，由此促使新型磨制加工石器技术的发明。以渔业维生的族群逐步开始在水流平缓宽敞、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半定居或全定居，并进一步尝试在自己生活范围中的其它可用的食物，其中也注意到谷类，开始采集及酿制低度数的甜酒。采集且水煮小螺和谷物，以及酿米酒的需求，促使人们发明陶器，以及专注保护、管理与逐步驯化野生稻，直接推动稻作农业的萌生。在旧、新石器交界之际，只有极少数人群因着各种机缘有幸经历前述全套过程而原创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为人类的发展进步趟出一条全新的路；其余大部分人群则是通过借鉴吸收先行者的经验和技术后才开启其新石器化之路。[2]最新考古发现及研究表明，南岭南北直至长江以南整个地带，都可以被视为人类开始食用稻谷的发祥地（以澧阳平原十里岗文化和彭头山文化，以及南岭地带岩洞遗存为代表，还包括浙江部分遗存等）。[3]该地区发现有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的磨制石器工具，最早的船桨和大型独木舟，最早的环濠聚落、最早的陶器和最早的稻田。其中独立走完新石器革命全程，到达终点而结出硕果的是位于澧阳——洞庭平原的彭头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5800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完全放弃狩猎大型野兽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彭头山先民最早放弃“食肉饮血”和“衣皮毛”；他们最早“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民食五谷”、“揉木为耒”；“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并“制作为历”；通过栽培水稻，在水域捕捞采集，驯化鸡鸭，形成了稳定的农耕定居生活，并配套有规律化的聚落安排，创造出一种全新生活方式，堪称世界奇迹。而且难得的是，彭头山先民开创的这种生活方式被完整传承下来且不断发展，终成为后世农耕生活的典范。[4]接续的皂市下层文化（约公元前6200-5000年）、汤家岗文化（约公元前5000-4000年）进一步将稻作农耕区域扩展到洞庭平原腹地，且不断完善其聚落布局方式和稻田开垦技术，开发大型梯田修建濠沟等水利设施；[5]相继构建了完整的二分二至和四时四方、八方八季以及天中地中等时空观念范畴，发展出与农耕生活相配套的天文历法与地理知识。[6]循着食用稻谷区域北渐的步伐，在水稻分布区以北的中原平地，相继因地制宜地驯化了粟黍等旱地作物；并且在华北及东北，诸如兴隆洼文化的猎民开启驯化野猪的漫长过程。总之，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革命进程，无论在开始时间、内涵丰富度以及对所在东亚地区的影响，都足可与驯化了大麦、小麦的西亚北非在旧大陆中西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是世界最早的稻作新石器革命发生地。二、世界时代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起源地之一在中国✦直接继承汤家岗文化，在澧阳-洞庭平原继续发展的大溪文化（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步入前国时代。其早期出现专业化制陶，发明了轮制陶器技术，并发明在高温还原气氛下烧制的精致薄胎的黑陶技术。与此同时，平原农耕区与山地游猎区凭籍各自优势资源开展专业化生产与交换，再加上稻作农耕社会对于合作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内在需求及相应组织体系，共同推动了超越单一聚落的大型社会网络的形成，为国家的出现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及现成可用的组织架构。在谷物、甘酒、精致陶器、纺织品等平原区的产品，与山地的玉石器、食盐、山货珍品等物品交换规模扩大而系统化的背景下，最早兴起的城市成为专业化生产中心和交易中心，并通过神庙和神权保护及管理生产和交易。位于澧阳平原西侧，兴起于约公元前4200年的城头山城是迄今所知东亚第一座城。该城有宽大的土筑城墙；外围有宽阔的可通航的濠沟；南门外有码头；城内有专业化作坊、神庙和祭坛等设施。城头山城的结构成为此后长江中游地区所建城市的典范。[7]大约公元前第四千纪早中期，已奠定初步国家化基础的人群，从洞庭平原出发向北开拓，跨过长江来到鄂西台地，并进一步越过汉江向东北扩展到汉北地区的大洪山南缘地带。[8]江汉及汉北地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很高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说明最早的开拓者是有备而来，在移入之前不仅已具备丰富农耕定居生活经验，拥有对自然环境的良好驾驭和适应能力，掌握了烧土及烧砖建筑、制船业、轮制陶器、高温陶窑和炼铜、发达的纺织等技术，并拥有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组织和管理体系。[9]屈家岭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500-前2800年）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明显已步入国家化阶段。此时在古云梦泽-洞庭湖周边海拔高程约30-50米地带，先后兴起且并行共存二十余座城，如阴湘城、马家垸城、城河城、龙嘴城、谭家岭城、笑城、陶家湖城、鸡叫城、鸡鸣城、青河城、走马岭城等。这些城大多有着仿自城头山城的结构，如平面呈圆形，有一重或多重垣濠结构，设有码头、水门等航运设施，人工挖筑的濠沟皆宽阔可通航；且皆通过自然河湖与古云梦泽-洞庭湖相连，形成了一个以古云梦泽-洞庭湖为枢纽的连结各城邦的大型水上交通运输网络。相邻诸城之间彼此间仅相隔十几至三四十公里，均在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范围内，故它们都属于同一个内部有密切互动而连接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当时可能出现了如同扶桑十日神话所反映的类似于“十族兄弟”的政权制度：即形成了联盟制城邦国家，各个城邦的贵族均为同等的“兄弟”，按照制度轮流“值日”，轮流主宰联邦，负责发起和组织国家联盟会议，安排并管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协调彼此间的合作。[10]这个联盟制国家所覆盖的区域面积达五、六万平方公里，若加上周边影响区则更大，其社会规模之大，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前述诸城本身既是所在区域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亦是指挥和协调流域或区域内治水的中心。如以鸡叫城为例，在护城河之外200米处有第一重环濠，再往外150米处还有第二重环濠。在一环与二环之间有7处遗址，二环附近有8处遗址，二环外2千米内另有18处遗址。此外，在城的西部、西南和东北区域，均有大片平行沟渠存在。这些沟渠、环濠与护城河都相互贯通，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航运或灌溉体系。沟、渠之间是平坦的土地，推测应是当时的农田耕作区。初步观察，以鸡叫城为中心的整个系统面积大约为10-15平方公里，相当于1000-1500公顷土地。城、聚落和稻田通过密集水道（沟渠和城濠）连结在一起，水道既方便航运交通，亦有利于农业灌溉。所以，这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集生产与交通、居住和管理为一体的大型稻作水利灌溉兼具航运功能的紧密的社会系统。在屈家岭各城市中心的祭坛上供祭着象征社群公共的神话英雄祖先的大型陶祖（日祖偶像）。这些城并非平民居住区，而是所在邦国社群的活动中心，是社群成员集会议事之所和祭祀祈神重地；故也是行政中心、神庙所在地，是高等级祭司或贵族的居住生活区，同时也是供税、公廪区，以及高技术的作坊、市场、集会广场所在地。而在城市的周围，则可见到许多小型的平民聚落。当洪水来袭时，城市也摇身一变而成为平民的救生保护区。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可在长江中游看出，一个从濠沟灌溉到专业生产、市场贸易、社会管理、宗教崇拜等功能齐全而强盛、庞大的联城邦国网络，此一发展过程相当近似于两河流域下游苏美尔文明起源而兴盛时的景况，其时代亦接近。[11]此时另一件大事是屈家岭文化北扩，将稻作生活方式带到南阳盆地、豫西南直到郑州附近。自此以后，包括湖南、湖北与河南中南部在内的江河中原社会文化发展格局成形，此后二千多年的时间，直至殷商早期，江河中原一直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具有大体同步的特点。综上，屈家岭文明不仅是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原生国家文明之一，是后续中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最初始的源头和基础。长江中游原生国家文明的第一次转型，发生于约公元前3100─前3000年之际，在人口大量增加以及各城邦大贵族相互竞争盟会主权等因素推动下，国家大中心——即石家河大城开始兴起。这可以看成为石家河文化开始的指标，不过，诸城国联盟性质的整体架构仍继续存在，且新出现了一批平面大体呈方形或圆角方形的城市，只不过石家河似乎成为了该联盟体系推举出来的盟主的固定所在地。此时的石家河聚落以石家河大城作为外城，以谭家岭作为内城，以此为核心，单一聚落面积超过800公顷。聚落内存在不同的功能分区，不同区域存在不同的工坊或专业区，因此整个石家河聚落就是一个超大型的专业化分工生产体系，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和宗教中心。如位于大城内西南角的三房湾一角是生产厚胎红陶杯的工坊、城外东南部的罗家柏岭则是玉石加工坊；城内西北角的邓家湾和城西中部的印信台则是大型祭坛所在地。最能代表长江中游上古文明技术成就的是冶炼。最新研究表明，中国青铜技术并非如有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是自西方传来，而是本土自行发展，其源头就在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在龙嘴、屈家岭、石家河等遗址发现有铜块、矿石、炼渣、冶炼工具和设施、不同形状的炼炉和冶铸工作坊以及相关废品等直接证据。[12]石家河文化考古遗址中更可见到相对完整的冶铜操作链及相配套的工具和器物，包括碎矿、洗选矿、研磨矿料粉、鼓风、冶炼、熔铜液、锻造、铸造、加工铜器等。复原研究表明，公元前第四千纪的大溪-屈家岭文化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开始认识氧化铜矿，发明了还原法炼铜。到了公元前第三千纪的石家河文化发明了用氧化铜与硫化铜搭配冶炼的方法，自行原创发明了锡铜以及锡铅铜三元合金青铜技术，已进入青铜时代。石家河先民还发明了世界独有的用夹粗砂厚胎陶质炼缸进行冶炼和熔铸的技术；且在寻找耐高温冶炼材料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瓷石、高岭土等材料制作硬陶和原始瓷的技术，无意中开启了另一场人类生活用具的材料革命。作为具有跨时代重大意义的冶炼技术的原创发明者，石家河先民的精神文化曾被冶炼活动所渗透。石家河文化早期人们在邓家湾和印信台等国家公共祭坛上公开展演用大型炼缸冶铜的祭礼，以祈求永生，因此在祭坛上留下套缸、铜矿石和铜器等遗存。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随着铜器实用化，冶铜也从礼仪走向实用化和专业化，致力于发展各种冶铜炼炉，提升冶炼技术，并开始开发幕阜山等矿区；红陶杯、神母抱祖及其他小型祭器取代了此前的大型套缸，反映出当时以神话英雄祖先为对象的社会共同祭祀趋于瓦解，而被家族化、个人化的祈祷所取代。[13]大溪时期在峡江地区杨家湾、柳林溪等遗址的泥质黑陶碗底和祖形陶器的顶面上发现不少前文字性质的刻符，后来屈家岭、石家河陶器上的刻符虽不多，但与杨家湾前文字明显具有同样的脉络，其中有不少符号可与甲骨文字相对应。所以，虽然由于书写载体（如竹简、木牍）不易保存而使长江中游早期文明的文字系统难觅其踪，但从偶见的零星资料可知，当时肯定已发明文字，并且后来的汉字滥觞于该文字体系中。[14]总体言之，长江中游以屈家岭——石家河为代表的文明，是世界最早的原生国家文明之一。其城市出现时间在东亚地区最早、持续使用时间最长；其区域规模最大、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最高，管理体系发达、文明化的程度最高，且完全是由稻作社会内生成长而来。[15]三、中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自新石器早期以来，已定居的农民村落对周围猎民形成影响，后者吸收一些农民创造的新技术或发明，且因其游动范围大，成为很好的文化传播者。[16]这种交流与融合，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比如，约自公元前5800年以来，在与长江中游低地平原相邻的山地相继出现了以千家坪文化、高庙文化为代表的山地游猎族群文化。在其陶器纹饰母题中，有几种固定的日纹结构占比最大：包括太阳下的山景，日圭高立，四分日历纹等，特别是其中最关键的两种形象，分别是象征太阳的鸷鸟和獠牙猛兽。对其寓意的分析可知，在千家坪人心目中，太阳既是老鹰，亦是神秘的獠牙猛兽。先民选择这两种形象，是用来分别表达太阳的两面。日行鸷鸟象征白天的太阳，而猛兽獠牙嘴象征夜间的太阳。这是迄今所知最早也最为系统的太阳崇拜。[17]长江中下游及华南地区自公元前5000余年以来，沿海地区有咸头岭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等，它们致力于发展海边生活，深入影响了此后东南亚群岛文化的发展，并成为南岛语族的重要源头。此外，环太湖地区自约公元前4300年开始有人在平原地区开拓定居，努力发展稻作，多年后此地孕育了独具特色的崧泽及良渚文明。辽蒙冀结合地区，在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在此地原有之半定居或定居的兴隆洼、赵宝沟狩猎文化的基础上，孕育了以玉器和大型积石冢、祭坛为特色的红山文化，步入前国社会阶段。华北各地自公元前5000年以后兴起以彩陶著称的仰韶文化群，呈现出典型部落社会的特征。这是一种猎农混合生计方式，发展粟作为主要植物性食物，并通过家养兼猎获、捕捞等方式获取肉食资源。自公元前4000多年起，更明显可以看到不同族群和区域的专业化，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系统的交易关系，不同文化融合的进程也因此大为加速。约从公元前2400年起，长江中游发生了第二次国家文明大转型。此次转型的外部原因涉及到4200气候事件——在此气候剧变中长江下游太湖流域文明进程崩溃；内部原因则涉及到长江中游平原周围的山地族群。他们原本从事游猎及与楚地平原古文明的贸易；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期以来与低地平原农民之间因生活方式的差异而出现彼此互斗和相互掠夺的情况。在经过两、三百年掠夺、攻击之后，山地族群最终侵夺并攫取了低地平原农耕社会的统治权，同时也将诸多山地社会的信仰与文化融入到平原农耕文化中。这些山地族群占领石家河大城，并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这一事件在古籍中被称为夏王国之前的“三苗三朝”，而在考古学则表现为“后石家河文化前段”（约公元前2400─2000年）。[18]在此背景下，长江中下游国家文明的因素明显外溢，开启了大规模的社会文化重组与融合进程，也因此开启历史的中国化与东亚化进程。这一历史大转折产生的主要结果有四：第一，这是东亚文明战争历史与战争文化的起源。从这时期起，在考古遗址中多见兵器，并促使冶铜行业的规模化扩展和技术快速创新。在此之前，冶铸技术在其近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主要只用于制造小型工具、装饰品及为精神文化服务；到后石家河文化阶段，社会发展到新阶段，并逐渐影响而使冶铸业发生大规模的变化。此时原本栖息于长城地带这一生态脆弱区的各类群体为生存而加剧竞争。在互相掠夺、战争与冲突的背景下，这一地区出现大量防卫堡寨性质的山城、石城，并作为保卫自己或外出掠夺的据点。其中一些堡垒在后来发展成为远程贸易的据点。长城地带中，黄河上中游从公元前2400年以来逐渐成为战争和贸易的要道。该地区陆续出现的堡垒，在历史上一方面肇始和创造了军权管理方式，大量发展战争技术；另一方面，该地区致力于发展专业化生产与远程贸易，成为跨越不同文明区并将中国农耕文明与欧亚大草原连成一体的关键要道，并最终孕育了殷周秦汉唐文明。第二，最终打败和终结了长江中游联盟性质的国家结构，演变成为统一王国性质的国家结构，并使这种政体成为历史主流；此后，历史传说中大禹虽然驱逐了三苗，但却仍尽力保持统一的大王国制度。所以，这也是楚地夏王国和商王国建国的源头。[19]第三，是华南地区山地猎民文化与平原稻作文化结合、相融而创新，成为后来楚历史的人类基础，也促使长江流域大区域内出现全新的文化面貌，并广泛地影响了东亚其它地区，如淮河与黄河地带。比如，受长江中下游影响，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以及淮河中上游王湾三期——新砦文化等皆在这一时期兴起。这些地方都逐渐发展出城邦国家，且赣江中游樊城堆文化、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商周时期分别演变成为两个庞大的国家文明，即赣湘地区的吴城（虎国）青铜文明以及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青铜文明，它们都属于延续时间长久的文明。而河南、山东及周边地区，一方面是南方农耕区的北部边缘地带，受到长江流域上古国家与城市文明的直接影响，发展稻旱混作农业；同时也是北方长城地带游战族群南下掠夺的前线，受到较大的外来冲击；该地区在考古上表现为在某个特定区域内群城并起，竞相而生。不过，该地区诸多以城为中心的小型政体，如王城岗、平粮台、新砦、景阳岗、教场铺、丁公、田旺等，存在的时间都不持久，社群规模亦不大。[3]第四，在这种平地农民与山岭地带游猎族群结合的背景下，那些原本有着游动生活背景和经验的新兴贵族，致力于发展贸易活动，更为积极地扩展贸易路线。在考古上，可见长江流域文明制作器物的分布范围及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更为宽广；从后石家河文化以来，其影响甚至开始到达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亚洲大草原的南缘。与此同时，北方草原人群也开始南下到黄河地带，更加靠近楚古文明之北缘地带。约从公元前1700年起，以商王国（特指早商、汤商或楚商）为代表的青铜文明在江河中原地区兴盛起来。长江中游才是商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商王国的中央之地。迄今为止，在江河中原发现的数座商王国城址之中，最大且最丰富的是位于武汉的盘龙城，很可能是商王国的都邑或中心。商王国直接继承了长江中游此前数千年的文明发展成果，包括治水、建筑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冶铸技术。商王国又直接掌握并开采鄂东南、赣西北地区多种金属矿料这种最关键的资源。所以，商王国是东亚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且其得地利之便，正好位于当时数个发达区域之间的中心部位。以这些条件为基础，构建了以商王国为核心和主导力量，以金属料、铜器、黄金器、玉料和玉器、绿松石、硬陶和原始瓷等贵重或声望物品作为主要流通对象，主要由各地上层贵族参与的庞大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该体系包括了当时南方农耕区几乎所有区域和重要国家，如位于江河中原北部郑洛地区的二里头、偃师、郑州诸城，位于东北的海岱及沿渤海地区诸国，位于南部赣中的吴城及湘中的炭河里等虎国诸城，位于东部的江淮及江浙地区（如马桥文化），以及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明等，都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参与者。[20][9](P211-241)在该体系中，各地上层贵族通过联姻与联盟、交换与馈赠、模仿与借鉴等方式开展互动与交流，使得各地精英物品、精神信仰及相关的礼制实践有趋同的趋向，如被商王国视为国家宗教崇拜对象的双嘴夔龙天神信仰，其造型与纹饰皆通见于前述各地。正是由于在商王国主导下各地区上层精英精神文化实现大融合，使其成为此后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主流来源。[10]以商王国为核心的远程交换贸易体系还与北方草原地带诸族群之间有着不断深化的来往。正是二者之间的征战与贸易，特别是主要商路的开通，决定了二里头、偃师与郑州诸邑的兴衰。早期主要通过黄河干流来往，使位于西部咽喉地带的二里头（兴盛于约公元前1620-前1520年）和偃师城（兴盛于约公元前1550-前1450年）地位重要而兴盛起来；但后来随着主要商路东移至燕山和太行山东麓一带，位于此交通线上江河中原北界的郑州城成为当时最为繁荣的城市之一（郑州城兴建于约公元前1480年，兴盛期约为公元前1420-前1300年）。自公元前1400年以来，在中国历史地图上出现全新的游战族团，该族团源自草原，以战争掠夺维生，并掌握驾马战车技术。约当公元前十四世纪中期前段，他们突破燕山屏障，顺太行山东麓南下，占领安阳殷墟一带，在此立足建国。几十年后，即约公元前1300年，在其强势统治者武丁的带领下，过黄河向南征战，打败了南方农耕区诸多国家，其中包括势力最大的商王国，且篡夺其国名与神史，据有其人员和技术，自我称为“商”，建立了广阔的殷商上古帝国，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最大一次跨区域、跨族群的文明大融合，奠定了其后中华文明实体国家的基础。[21]在中国文化中，殷商在各地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努力组织起一个全新制度的军事集权政体，以多元及整体化的方式建立并努力维持殷商上古帝国，使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虽然殷商帝国的时间只有二百多年，其拥有庞大势力的时间更为短暂，但从这一历史转折伊始，草原游战族群已不只是偶尔出现在中国边缘区，而是长驱直入，进入中国文明的核心区，开始大量影响并主动参加到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中有一些草原族群变成为中国境内的贵族，并因其军权的性质而有着持续的马匹贸易需求，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马政活动兴盛，也使内地与草原之间的人员与文化来往频繁。此时，随着驾马战车技术被引进中国内地，自草原外来的影响也跟随着军队武力一并进入中国。中国文明和东亚文明在殷商时期获得了与西亚文明来往的桥梁——草原游战族群。从此时伊始，东亚历史世界化，在长江与草原之间的黄河流域中心带成为数个军权国家大势力竞争的舞台。黄河地带的国家与草原来往密切，而长江流域的国家，亦间接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22][5](275-281)自此以后，中国文明的重心北移至黄河地带，周、秦、汉、唐等皆以黄河和中原为核心基地，融合南北文化而发展。综观中国历史及中华文明，犹如源远流长、流淌万年的历史水系，一直以农耕文明为源头和主流，中途不断有众多大小支流汇入，绵延不绝而波澜壮阔，是世界上最长久、稳定和成功的文明融合发展区。南方与北方，稻作与旱作，农耕与游牧、渔猎与游战，匠人与商人，不同的自然环境及生活方式、不同的思想气质，都在这块土地上碰撞、交流与融合，最后浑然一体，成就了中华文明。【说明】本文出处：郭立新、郭静云：《从稻作起源到中华文明成长的早期历史图景》，《齐鲁学刊》2022年第4期。引用或转载，务请说明出处。

在满清时拉大的，满清禁绝火器，害怕汉人掌握火器后对使用弓箭的八旗造成绝对压制。满清培养一名精通骑射的八旗兵需要10多年，而一名火枪手只需要几个月就能成军。而要使用好火器需要对弹道，火药配比，都要有精确的计算，这对蛮夷出身的满清将领来说是无论如何都比不上汉人的，与其费心学习不如禁绝。明朝推翻蒙元就是靠火器起家，满清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禁止研发火器。戴梓就是最好的说明。

黑火药最早由中国人发明似无疑问，而最早的管形火器，一般认为是南宋绍兴三年（1132年）陈规守卫德安时用巨竹制造的“火枪”，是目前所知世界上使用管形火器的最早战例。《金史》中所提到的“飞火枪”，即在普通长枪的枪头后部绑扎一个装有火药的筒（通常是纸制的），作战时点燃筒中的火药，喷出火来用以烧伤前来格斗的敌军，火药烧尽后则可同一般长枪一样格斗扎刺，这种玩意类似喷火筒。另一类“火枪”就是陈规用巨竹制造的，每支用两个人扛抬发射，点燃后喷射火焰烧向敌方，这已是一种原始的管形火药火器了。枪炮应该是喷火筒的合理延伸，因此很快出现了近代枪炮的前身。一、火炮在东西方的发展：公元1259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制造了发射“子窠”的“突火枪”，此枪用大竹筒制成，内装火药，还安有“子窠”，作战时点燃火药，利用火药燃烧后产生的作用力射出“子窠”。如果“子窠”就是子弹这一推测正确的话，那末这种“突火枪”可以算作近代枪炮的前身。在元代中期，这种管形火器由竹制改用金属来制造以后，被称做 “铳”。元明铜铁制火铳传世及出土的很多，按新华网哈尔滨2006年8月5日电讯（记者呼涛），经有关专家学者研究认定，内蒙古新发现的元代火铳是迄今为止所发现中国最早的有明确纪年的铜火铳,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火炮。这件火铳发现于1987年7月，1998年10月入藏蒙元文化博物馆，并于2004年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历代战争和战略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的有关学者共同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火炮。为铜质铸造,铳形为碗口铳,全长厘米。铳身竖刻两行八思巴字铭文表明其制造于“大德二年”,即1298年。在以往发现的元代铜铳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实物是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至顺三年（1332年）碗口铳。（《文物》杂志1962年第3期）此次新发现的内蒙古铜口铳,比至顺三年铳早了34年,成为一支中国和世界上最早的火炮。可确认的是在 13 世纪末和14世纪初，东西方几乎同时出现火炮的雏形，说明中国传播到西方的是火药知识，而非直接的军事发明。火炮应该不是一地一人的偶然发明创造，而是在中国火药武器知识影响下，东西方各国分别独立发展起来的。明初火器有较大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但正统之后，一则由干承平日久，没有发展.火器的迫切要求;一则由于统治阶级“恐传习漏泄”, 进行封锁，如“宣德五年，敕宣府总兵官谭广：“神铳，国家所重，在边墩堡，量给以壮军威，勿轻给。”正统六年，边将黄真、杨洪立神铳局于宣府独石。帝以火器外造，恐传习漏泄，敕止之。”（《明史》卷九十二《兵志四》），所以火器发展基本呈现停滞状态。但在西欧，自13世纪末14世纪初开始火器的发展后，由于各国间和各国内部争战不已，火器得到了迅速发展。到嘉靖年间，中国人反倒要向西方学习。例如，在中国明代中期，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炮”，发射用生铁制造的爆炸弹，这是中国火器史、也是世界火器史上最早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始使用短身管的火炮发射爆炸弹丸，这可谓最早出现的榴弹炮。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及宣大总督翁万达的上疏中有关毒火飞炮的记叙是对这种火炮的最早文献一记载。（周谷城主编刘旭著《中国古代火炮史》p48）而在在欧洲，捷克人在1419年至1436年的胡司战争中，首先使用了手炮---一种短身管的火炮-----榴弹炮。“榴弹炮”( Howitzer)这一术语，也来自捷克文(Hou fnice). 15世纪末，意大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发射石霰弹的短管炮。早期火炮使用的弹丸形形色色，从金属箭头，铜炮弹、铅炮弹、铁炮弹、到石头炮弹都有。到16世纪中期，欧洲各国已普遍使用身管较短的滑膛炮发射球形爆炸弹丸，但中国仍然主要使用实心弹，使用“开花弹”的火炮种类不见增多。在《筹海图编》、《武备志》中提到的火炮仍然以发射实心弹为主。《武备志》卷122至123记载了明代使用的十七种火炮，从文字和图形上来看，其中发射圆形实心弹的十三种，发射空心弹的仅一种，发射空心弹的占全部火炮的6%。在中国的元末明初（1 4世纪后半期），大口径臼炮出现。现出土的这个时期铸造的铁炮，有的口径较大，几乎呈喇叭状，如上述至顺三年（1332年）的碗口铳也可算是。这些炮用来发射石弹，应是现存最古老的臼炮。据明史记载，洪武年问铸造的碗口铳，全长为315--520毫米，口径在100-109毫米，重千克，铳口敞开，便于装填石弹。洪武十八年(1385)永平府(在今河北卢龙)制造的大碗口铳，全长520毫米，口径108毫米，重千克。此铳1972年在河北宽城出土，是当年明军守御宽城所用的守城炮。1965年在湖南株洲发现的大将军炮，明代正德六年(1512)十月铸造，全长810毫米，口径220毫米，重348千克，已是当时较重型火炮了。（《世界军事宝典.兵器卷》216-217页在欧洲早期火炮几乎都是臼炮，应是从调制混合药物的石臼而来。这些石臼炮的尺寸不大，装药量也不多，发射石弹的杀伤力有限，估计只是起心理震撼作用。而到15-16世纪出现的欧洲臼炮，其技术已追上中国。如名叫“达勒.格里特”(Dulle Griete)的根特射石炮，口径为25英寸(635毫米)，发射700磅(千克)重的花岗岩石弹。俄国的巨型射石炮，身管长9英尺(米)，口径达36英寸(毫米)。另一门由苏格兰王詹姆斯二世1460年订制的著名火炮是 Mons Meg，长 4 公尺（13 英尺 4 英吋），口径公分（20 吋），可发射重350磅(千克)的石弹，现正保存于英国爱丁堡。（《枪械发展史.第2章》）三、明朝人见识到的西方火炮技术当西方人终于来到中国沿海时,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了西方火炮的厉害。中葡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屯门之战”（1521年），按《广东通志》记载：“檄海道副使汪鋐帅兵往逐，其舶人辄鼓众逆战，数发铳击败官军。寻有献计者，请乘其骄，募善水人潜凿其底，遂沉溺，有奋出者悉擒斩之，余皆遁去，遗其铳械”。此役明军耗时8个月，多次被葡萄牙人“数发铳击败官军”。此铳就是著名的“佛朗机”，此战后为明军引进仿制。其实，明朝在弘治年间(70年前)已有走私海商经东南亚获得过这种武器，只不过当时没给这种武器起名,也没加以研究仿制，等战场上吃了苦头才开始认真研究起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记载，佛郎机炮“以铁为之，长五六尺，巨腹长颈，腹有长孔，以小铳五个轮流贮药安于腹中，放之。铳外又以木包铁箍以防决裂。海船舷下每边置放四五个，于船舱内暗放之。他船相近，经此一弹，则船板打碎，水进船漏。以此横行海上，他国无敌……海船中之利器也。守城亦可。持以征战，则无用也。”后来，明朝兵部铸造一千多佛郎机大炮，名为“大将军”，下附木架，可高可低，发放于三边守军。“然将士不善用，迄今莫能制寇也。” 近80年后荷兰人又来到了中国沿海，此时中西火炮技术差距更加大了。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七月，由韦麻郎率领的两艘荷兰巨舰及二中舟先后抵达澎湖，其时因汛防结束，明朝汛兵亦已撤走，于是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在这里“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明史.和兰传》）。此后, 荷兰海船游弋闽粤沿海, 其坚巨高广日益为沿海军民所认识。福建将领朱文达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工, 合闽舟师, 不足撄其锋”。 (张燮《东西洋考》卷8 税考)明朝福建官方对于荷兰人的“巨舰大炮”毫无抵御之方，只有想法子以“互市”为饵，诱以退出澎湖，移舟远去，以便以“扬帆归国”奏报朝廷，了结此事。这时新任福建巡抚南居益到任，朝廷明令福建当局把“红毛 ”赶出澎湖，南居益苦思破敌之策。此时荷兰人的战舰封锁了漳州海口，南居益亲身体验了荷兰的“巨舰大炮”，他在〈谨陈闽事始末疏〉中说：“……见大海澎湃中，万难接济战。夷舟坚铳大，能毒人于十里外，我舟当之无不糜碎。即有水犀十万，技无所施。” 明人沈德符所撰笔记《万历野获篇.红毛夷》记载了明军与荷兰军远距离海战时的史事，荷兰人所施放的红夷炮:“第见青烟一缕，此几应手糜烂，无声迹可寻，徐徐扬帆去，不折一镞，而官军死者已无算。” 明朝人把荷兰火炮战舰看作自己无法对付的庞然大物和难以逾越的海上屏障；“我舟高大, 不及彼五分之一, 而欲与争胜于稽天巨浸中, 必无幸矣”。 (史澄《广州府志》卷120《崔奇观传》)

社会科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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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社会科学报指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并且是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权威学报。2、中国社会科学报一般很难在报刊亭上找到，不像中国证券报那么热销，但是在图书馆展览里面都是跟热门的经济类报纸摆放陈列在一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面向全国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理论、学术报纸，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第一份全国性的理论、学术专业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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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月刊每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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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创刊季刊季初月15日出版

《中国文学批评》2015年创刊季刊季初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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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社会科学报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30年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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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核心。国字头大报嘛，全国没有第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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