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论文相关文献
初唐四杰是初唐诗坛的传奇性人物，他们的创作集中在高宗、武后时期。他们反对汉乐府的绮靡诗风，提倡刚健有力的诗风。但在当时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他们的诗歌难免受历史洪流的影响，所以四杰诗歌里的艳诗就是对汉乐府绮靡诗风的继承，但更多的是对汉乐府的发展。本篇论文第一章是四杰乐府诗创作概况，分别介绍了四杰创作时期的社会背景，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格，以及四杰生平简介和他们的代表作。第二章介绍的是四杰对汉乐府诗歌的继承，分别是从题目、题材、创作风格上的方面来展开论述的。第三章是写的是四杰对汉乐府的发展，从题材、创作风格和语言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总体来说，四杰对汉乐府诗歌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他们对五言诗的定型作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长篇乐府诗也是后人沿袭的榜样。一、“初唐四杰”乐府诗创作概况初唐时期的文坛，乐府诗的创作呈现出比较繁荣的局面。初唐四杰就是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首先，我对初唐四杰作一下简单的介绍，他们值得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因为在当时他们在初唐文坛并举，所以后人称其为“初唐四杰”。其中，卢、骆年辈稍长于王、杨，他们的创作风格各有不同，并且所长各异，其中卢、骆擅长歌行体，王、杨擅长五律。但他们都属于一般士人中确有文采而自负很高的诗人，“官小而才大，名高而位卑”[1]是对他们的身份和成就最贴切的表述。他们心中充满了报效国家、博取功名的幻想和激情，凝结着不甘居人下的熊杰之气。初唐时期，骈体文和宫体诗曾风靡整个初唐诗坛，这两种诗体在形式上都表现为，词采华丽，柔媚无骨，骈体文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当属虞世南。上官体因它的代表诗人上官仪所作诗歌“绮错婉媚”的特点而出名，并且深得当时最高统治者唐太宗的喜好。并且这两种诗歌都缺乏诗文所该有的刚健之气。杨炯在《王勃集续》中说；“常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挣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循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2]此处就强调作诗要有刚健骨气。因此面对初唐时期绮错婉媚的诗歌风格，王勃首先起来反对，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纷纷响应。四杰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力图改变“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的诗风。[3]他们的诗歌提倡个人情感的抒发，反对人世间的不公。因此他们的诗歌自然有一种壮大的气势，表现出了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四杰乐府诗的创作体现了初唐诗歌风格由绮靡向雄伟的转变。“四杰”的创作活动集中在唐高宗至武后时期，他们创作了大量的刚健有力的诗歌。初入文坛时，他们就怀着变革文坛的自主意识，他们的乐府诗与宫廷诗人不同，表现出了更为阔大的题材和更为深沉的感情，有一种十分明确的审美追求：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是他们诗歌最大的特点。他们的创作成果具体如下：王勃的《临高台》、《采莲曲》、《山亭夜宴》、《咏风》、《怀仙并序》、《杂曲》、《秋夜长》、《铜雀妓》，骆宾王的《帝京篇》、《从军中行路难》、《在军中赠先还知己》、卢照邻的《行路难》、《长安古意》，杨炯的《从军行》、《有所思》、《出塞》等，与前代乐府诗创作相比，这些乐府诗歌既对汉乐府有继承又有它各自的特色。二、“初唐四杰”对汉乐府的继承汉乐府创制于汉武帝时期，它的创作与宫廷音乐表演密切相关，但是关于它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朝廷的音乐机构名称，第二种是与乐府相关的音乐表演中的歌辞。初唐时期，和宫体诗不同的是，作为初唐诗歌代表的“初唐四杰”，始终站在下层人民的立场上，并在继承汉乐府诗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风格迥异的诗歌，并对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理论基础。（一）“初唐四杰”对汉乐府题材的继承我整理了一下四杰相关的乐府诗歌，发现他们对乐府旧题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鼓吹曲辞的继承。鼓吹曲辞有所思这一曲题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与思念有关。汉乐府的《有所思》是一首情歌，里边的情感起伏跌宕，一波三折。诗人借信物抒情，将主人公的心理状态描写的淋漓尽致，但是不管诗中的感情是怨还是怒，这都源于真切的情思。再看初唐时期杨炯所作诗歌《有所思》：贱妾留难楚，征夫向北燕。三秋方一日，少别比千年。不掩嚬红缕，无论数绿钱。相思明月夜，迢递白云天。[4]杨炯的这首《有所思》继承的是汉乐府旧题，诗歌表达的情感是离思别绪，全诗运用五律形式，语句方面也十分的工整，而且诗歌的四联都运用的对账的写作手法。战城南这首诗是杨炯用乐府旧题写的一首五言律诗，并且该是沿袭了汉代乐府边塞征战的内容，风格刚健有力。汉乐府《战城南》叙写战事，哀悼在战场上阵亡将士们。下面来看一下杨炯的《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幡旗如鸟翼，甲胄似鱼鳞。冻水寒伤马，悲风愁杀人。寸心明白日，千里暗黄尘。[5]杨炯的这首《战城南》以亲临战场的战士的语言来讲述的边塞征战的场景。虽然在题目上相比汉乐府没有变化，但在语言和内容的表达方面已大大不同于汉乐府的《战城南》。全诗开头的一个“远”、一个“苦”字，形象的表现了边塞战士们的愁苦，这也正是诗人思想倾向的真情流露。尾联一句“千里暗黄尘”，既描绘了荒芜的大漠黄沙漫天的自然景象，也用来渲染战争的惨烈。语言表达精妙入微，情感表达丰富，艺术概括力强，揭示了边疆将士心念祖国，怀着必胜的信心，誓死如归，报效君王的决心。（二）初唐四杰对汉乐府题材的继承初唐四杰除过对汉乐府诗歌题目的继承之外，对汉乐府的题材方面也哦呦岁继承。这一部分先对汉乐府题材进行了简单的介绍，汉乐府题材共有六类，而四杰对汉乐府题材的继承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战争题材，爱情题材和饮酒怀仙题材。1.汉乐府诗歌题材简介上一节内容表述的是初唐四杰对乐府旧题的继承，这一节说一下对乐府诗题材方面的继承。首先必须清楚的是汉乐府的题材都有哪些。据我所指的汉乐府诗歌的题材总共有六个方面：第一是反映战争的痛苦。比如,《战城南》所反映的是汉代人民在战争年代生活的艰辛和悲惨的遭遇。第二是反映徭役的痛苦，例如《十五从军行》。诗中描写的是一个在外征战了六十五年的军人，八十高龄回家乡，眼前呈现的是破败不堪的房屋，亲人们都以离世，一无所有，于是用野菜充饥，面对种种情景，老人流出了泪水。诗句虽然略带夸张成分，但是反映的男子的超期服役的情况却接近当时的社会现实。第三是反映贫困的。《妇病行》、《东门行》、《孤儿行》便是对这一题材的真实写照。《妇病行》诗歌的正曲写的是病妇临终前将孩子托付给丈夫的场景，尾声写的是丈夫面对孩子慌乱无措，两个场景相连，构成全诗，完整巧妙地叙述了穷人家的悲惨遭遇。《孤儿行》描写的是父母去世之后，孤儿受兄嫂虐待的遭遇，全诗采用的是第一人称，表现了孤儿有苦无人哭诉的孤独。《东门行》写的诗中男主人公因穷困潦倒起来造反的情况。这类诗歌的内容所述都真实感人，令人凄酸。第四是描写爱情的题材。《有所思》、《上邪》、《上山采蘼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是描写爱情题材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第五是描写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因为汉乐府诗歌大多都是来自民间的，所以有不少诗歌是表现当时人民的劳动生活的诗歌。如《江南可采莲》描写的是江南青年男女采莲时所唱的歌谣，表现了乡村男女集体劳动生活的快乐和江南农村的美丽的自然风光。第六类是描写民族之间婚姻和亲题材的。汉乐府诗歌中有刘细君的《悲愁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6]刘细君为汉江都王之女，武帝元年原价乌孙国，属于民族之间婚姻和亲题材的诗歌，表现的是女主人公对远方故乡的思念。最后一类题材是描写饮酒求仙，人生无常的。如《西门行》就是类似的作品。反映人生无常的作品有《怨诗行》、《驱车上东门》，主题都是怨叹人生无常，追求及时行乐，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颓废思想和和活在当先的人生态度。2.四杰诗歌题材对汉乐府题材的继承（1）战争题材。四杰诗歌对汉乐府题材继承的第一个方面就属战争题材。汉乐府诗歌中一首《战城南》是最具代表性的战争题材的诗歌。四杰除王勃外，都创作了不少的边塞诗，也表现了诗人们从戎入幕，效力边关，博取功名的野心抱负。有的描绘战事激烈的，如卢照邻《战城南》：“笳喧雁门北，阵翼龙城南。”[7]有的是杨炯《战城南》：“塞北途辽远，城南战苦辛。”；[8]有的抒发征夫思亲怀乡，如骆宾王的《夕次蒲类津》和卢照邻的《关山月》。这些诗歌的主旋律则是杀敌报国，建功立业，诗歌有着慷慨激昂的基调，悲壮苍劲的风格，算得上是初唐时代的最强音。由于骆宾王有过较长的边塞生活，所以他的边塞诗的成就相对来说也最高。（2）爱情题材。爱情题材从古至今都是文人志士所关注的话题。在汉乐府的影响下，四杰分别创作了不少的爱情题材的诗歌。如卢照邻《望宅中树有所思》（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这首诗是诗人观庭树有感而作。诗中以树起兴，以双栖鸟、合欢树作比，书写男女恋情，表现相思的愁苦、相爱的热切。杨炯和骆宾王的《有所思》，还有王勃的《采莲曲》和《江南曲》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诗歌。（3）饮酒怀仙题材。游仙诗是汉乐府的题材之一，它是以古典文学的独特样式出现的，几乎贯穿了自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朝代，有着悠久的传统，它反映的是生活的有些方面，凸显的是人的内心的某种渴求、焦虑和寄托。四杰也继承了这一题材，但是作品不是很多，我所整理的只有几首，其一是王勃的《怀仙并序》和《观内怀仙》这两首是怀仙诗，关于饮酒的有王勃的《对酒春园作》。但这两首怀仙诗最多的表现的是对仙人腾云驾雾以及无拘无束生活的羡慕从侧面也反映得是人类生命意识的觉醒。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便是四杰对汉乐府题材方面的继承，战争题材和爱情题材相对于游仙题材来说诗歌的数量稍微能多一些。（三）初唐四杰对汉乐府诗歌风格和形式的继承1.对汉乐府绮靡诗风的继承初唐时期，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诗歌以纤巧绮靡的诗风流行一时。虽然四杰反对宫体诗，主张刚健雄浑的诗风在当时的文坛上算是一股清流，但是在历史的洪流中他们的诗歌难免会受到这些诗风的影响。在语言形式上主张铺张扬厉，追求辞藻华丽，多用色彩艳丽的字眼，以达到音韵和谐、华美耀眼的目的。如四杰中王勃的《采莲曲》：“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飞，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共问寒江千外里，征客关山路几重？”[9]诗歌通过对采莲女子的形象的塑造和心理描写，表现出他们对征夫的深切的思念和无限诗的幽怨。诗歌内容充实丰富，言辞华美，是一首现实主义的名篇。2．对汉乐府五言形式的继承总体上来说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句法，句子长短也不固定，句式表达相对灵活。相比杂言诗而言，汉乐府诗歌也有不少的完整的五言诗，如《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都是相当成熟的五言诗的代表作。四杰的诗歌大部分都是以五言的形式，兼有七言和少数的杂言。例如卢照邻的《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望宅中树有所思》；骆宾王的长篇乐府诗《帝京篇》、《王昭君》等；王勃的《麻平晚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还有杨炯的《从军行》、《刘生》、《出塞》等都是以五言诗写的。相对于汉乐府的句式表达方面来说，四杰诗歌的形式整齐了好多，在韵律方面也特别的讲究，并为五言诗的定型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四．初唐四杰对汉乐府的发展唐诗史上，四杰是勇于创新的一代，他们反对初唐时期沿袭六朝诗歌的浮艳诗风，进而提倡诗歌风格的刚健骨气，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移到了广阔的市井，从亭台转移到了江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初唐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全新的初唐诗风，引领着唐诗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汉乐府的发展表现如下：（1）对汉乐府题材和内容的发展四杰在对汉乐府题材和内容继承的基础上，更多的是对汉乐府诗歌的题材和内容进行了拓展。汉乐府诗歌里边没有涉及到的题材，四杰的诗歌都对其作了补充。1.咏怀咏史诗的拓展。怀古是诗人游览某地，面对此情此景进而缅怀古人。而咏史诗面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有感而发。但在表达技巧上都是借物抒情汉乐府诗中也有涉及怀古题材的诗歌。如汉乐府诗歌班固有一首《咏史》，但从题目来看便可知这是一首咏史诗，也是一首文人五言诗，它开了后世咏史诗的先河。四杰在此基础上对汉乐府咏怀诗的内容进行了拓展，不单单是对历史古迹的叙写，更是通过历史来反衬自己。四杰的咏怀咏史诗有《咏怀古意上裴侍郎》、《咏怀》、《长安古意》等，他们的咏怀诗多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2.送别诗。初唐四杰诗歌中，送别类的诗歌算是特殊的一类诗歌，这是汉乐府诗歌所缺少的内容，四杰的送别诗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秋日别王长史》、骆宾王的《与易水送人》、杨炯的《送临津房少府》，都是描写送别的诗歌。诗中充满了临别前的依恋与不舍。这些诗中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后四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可以算是家喻户晓的送别诗的代表作了。这首诗不同于以往的表达方式，这首诗的主旨是劝慰友人在离别的时候莫悲伤，虽然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但是我们的情感是山水虽不能阻隔的。3.对闺怨诗的发展。前人的诗歌多描写女性的轻浮，但四杰不同于此，他们将女性放置于和男性同等的位置，例如王勃的《采莲曲》，其中对女性外貌特征的描写，对男女的相思之情表现的精致到位。骆宾王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人将现实题材引入诗中，并且将自己的一腔热血都献给了女主人公。还有对女性爱情的赞美，但是对其遭遇深表同情，对男子的负心行为进行了强烈的谴责。4.羁旅诗。四杰的羁旅诗大都抒发的是诗人们赴边入幕的离别思绪和对故乡的思恋之情。诗中所表达感情真挚而热烈，情谊浓浓，读来真切感人。如王勃的《寒夜怀友》：“故人故情怀故晏，相望相思不想见。”[10]他们的这类诗不再围绕着写儿女私情，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11]多感慨岁月流逝，功名未就，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惜时人已末，今日水犹寒。”[12]其中王勃的羁旅送别诗创作较多。5.牢骚诗。初唐时期文人都讲求建功立业，在报效国家中来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然而他们位卑而才高，所以在仕途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才导致了他们的理想落空，以致功名难就，于是乎他们感叹世路艰辛，人情浅薄。如杨炯的《出塞》，卢照邻的《行路难》。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寒士的贫苦落寞与贵族的奢华淫乐相比较，揭露了贵族富豪的醉生梦死，讽刺他们妄图长享富贵荣华，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帝京篇》。这两首诗用的虽然都是传统的乐府古题，在手法和风格上也有宫体诗的浮艳的诗风，但是揭露的是当时的社会现实。6.抒情言志诗。初唐四杰有咏物诗共41首，其中卢照邻和骆宾王的咏物诗创作较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是景物，如风、云、雨、雪等，第二是花木，如杨、柳、梅等，第三类是歌咏鸟兽虫鱼的，如马、大雁等等。比如卢照邻的《关山月》《江中望月》，骆宾王的《咏云酒》、《咏雪》、《折杨柳》，王、杨、卢的《梅花落》等。在咏物诗里边突出的主题有：（1）表达积极咏史的心态。我们知道四杰位卑才高，仕途不顺，但是自古文人志士都希望建功立业，都希望跻身官场，参政议政，四杰也不例外。所以基于这种强烈的报国意识，他们不甘平庸，不甘一生碌碌无为，于是只有通过咏物的方式来表达意愿。例如卢照邻的《浴浪鸟》和骆宾王的《挑灯帐》，诗中通过对鸥鸟的借咏，寄托了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2）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初唐四杰少年时期便声名显赫，才华出众，从小他们都有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但又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纳，仕途不顺，一生经历坎坷，所以他们在诗中都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路的感慨。如卢照邻的《曲池荷》：“浮香饶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13]诗中借用荷花，最后一句“飘零君不知”表现了诗人怀才不遇的感慨，诗中借用意向恰当到位，诗人将自己比喻为荷花，但最终凋落无人知，情感真挚而深切。（3）表现坚贞高洁的操守。初唐四杰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共名，但他们也不输气节，所以所选取的意象大多是明月。寒蝉等以自喻，例如骆宾王的《玩初月》，全诗以明月自喻，表现的是诗人的刚正不阿，坚贞高洁的品格操守。（二）对语言内容、形式的发展汉乐府诗歌体式以二、三、五言不等，更多的属于杂言诗。四杰在继承其五言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并巩固了五言诗的地位。而他们对诗歌形式最大的贡献是七言诗的发展。七言诗歌体式算得上是一种古老的诗歌体式，四杰不仅继承了这种诗歌体式，而且在七言歌行的主题以及内容方面进行了发展，并且开拓了歌行体的新的形式。1.对汉乐府语言形式的发展。汉乐府民歌好多采用的是的口语化的表述，读起来让人倍感亲切，而且把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所表达的情感也是真挚而感人的。如上一节提到的表现人民贫苦的诗歌《孤儿行》写的是孤儿受兄嫂虐待，诗句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字里行间都能反映出孤儿的生活现状。但是四杰诗歌不管是在诗歌的语言的用韵方面还是语言的表达方面相比汉乐府都正式了好多，他们的诗歌形式好多都是采用的成熟的五言诗，夹杂着少量的三言、四言，还有他们的长篇乐府诗，都是以七言的形式来表达的。在韵律层面来说，他们的好多是个都有韵律可寻。2.对歌行主体方面的发展与汉乐府七言诗对比来看，四杰在文体方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诗歌内容的和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但是他们是个的主要内容是表现怀才不遇和思恋的。例如卢照邻的《行路难》,骆宾王的《从军中行路难》。卢照邻《行路难》：“君不见长安桥北渭桥边，枯木恒槎卧古田；昔日含红复含紫，常时留雾亦留烟。”[14]一个“昔日”，变现了物是人非，写尽了世间沧桑，今夕相比，人已不是当年的人，景也不是当年的景。作者由此引发了“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人生贵贱无始终，倏忽须臾无始终；……但愿尧念一百万，长作巢由也不辞！”[15]其中表现了厚重的历史感，充满的是对世事多变，对人生兴衰的感叹，以及对人生美好事物的追求。然而他的另外一首《从军中行路难》则创新了以前的内容，并且将自己的从军经验写入诗歌，改变了之前这一主题“纸上谈兵”的现象，并且将诗风变得刚健有力。3.对七言歌行体的表现手法的创新四杰的七言歌行体是他们是个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相比于前期的七言而言他们的七言歌行体篇幅方面也都算是鸿篇巨著，篇幅的宏大，内容的细致，在唐诗史上也算得上是精妙绝伦。最出名的是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王勃的《临高台》。《长安古意》在全面描写了长安城生活的方方面面，里边选取的长安城里的宫殿车马的富丽，富豪地主的奢侈生活，对歌妓舞女的心理状态的描写极其细致，而且诗歌在时间的分配方面作了精心的策划，全诗按照白天带黑夜的时间顺序来展开，空间顺序是按照从宫廷到市井，描写了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以及歌女等各色各样的人物，并运用对比的表现手法，将诗人的孤寂与闹市的繁华进行了强烈的比对，把所述人物与诗人的情感都表现的淋漓尽致。再如王勃的《临高台》所设计的布局是先描写的是全城的建筑分布，进而转入青楼倡家生活的局部描写。这两首诗从整体布局上来看，诗人很注重诗歌层次的塑造，而且相比于前代的歌行体，诗歌层次也更为复杂，在事物的描写上将整体描写与局部描写相结合，将打的方面的描写和细致景物的描写相结合，采用线性的结构模式，是歌行体诗歌的发展上了一个新台阶。本章节从四杰诗歌对汉乐府诗歌内容、题材、形式方面发展，叙述了四杰诗歌在这几方面的发展，诗歌内容方面扩大到了羁旅诗，更多的是咏物诗，诗人借物抒情，借物咏怀，表达了对仕途艰难，报国无门的感慨。在诗歌形式上的发展体现在七言长篇古诗方面，在诗歌层次上由大极小，又略到详，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以后七言律诗的定型奠定了基础。四，结束语本篇论文的题目是“‘初唐四杰’对汉乐府的继承与发展”。分别从题目、题材、创作风格和诗歌形式方面探讨了“四杰”诗歌对汉乐府的继承和发展。其中对汉乐府诗歌进行了简单的介绍。题目方面先对汉乐府旧题作了简单的梳理，整理了四杰对乐府旧题哪几方面有所继承，并举例说明具体的诗歌有哪些。题材从战争、爱情和饮酒三个方面来展开叙述，清楚的表达了四杰对乐府诗题材的继承。形式方面主要是对汉乐府诗歌五言诗的继承，从四杰的大量的诗可以看出，他们四人对五言诗的定型作了很大的贡献。对诗歌的发展方面，也是从这几方面展开的，题材的发展方面，四杰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了咏史咏物诗的新天地，由于他们命运多舛，还写了大量的羁旅诗和牢骚诗，都表现了他们对求官入士的渴望。在诗歌体式方面表现在对歌行体的发展，第一方面写的是对歌行体内容的广度和深度方面的拓展，四杰歌行体一改前朝诗歌泛泛而论的缺点，加入了真实而有效的内容，是诗歌有血有肉，更深层次的展现了事物的特点，使诗风更加的苍劲有力。体式方面的发展写的是对七言歌行体的发展和定型，并且通过两篇长篇巨著《帝京篇》和《长安古意》，从诗歌所描写的人物、时间以及空间的分配上叙述了长篇七言歌行体在层次内容方面较之前代的诗歌更为复杂。文章总体结构较为清晰，叙述较为准确。参考文献[1]杨炯.王勃集续[M][2]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3]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4]邬国平.汉魏六朝诗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5]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6]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7]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8]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9]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10]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11]萧枫.唐诗宋词元曲[M].北京：线装书局.原创文章，作者：写文章小能手，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版权申述阅读原文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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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从题材和创作风格上继承和发展了汉魏乐府诗，对后世五言诗的定型有很大的贡献。诗风刚健有力，摈弃绮靡诗风。
初唐四杰 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骆宾王、杨炯、卢照邻这四个人， 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四人才名早享，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 在唐诗史上，他们是勇于改革齐梁浮艳诗风的先驱。唐太宗喜欢宫体诗，写的诗也多为风花雪月之作，有很明显的齐梁宫体诗的痕迹。大臣上官仪也秉承陈隋的遗风，其作风靡一时，士大夫们争相效法，世号“上官体”。 在齐梁的形式主义诗风仍在诗坛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四杰”挺身而出，王勃首先起来反对初唐诗坛出现的这种不正之风，接着其余三人也都起来响应，一起投入了反对“上官体”的创作活动之中。 他们力图冲破齐梁遗风和“上官体”的牢笼，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四杰对唐诗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大致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作品题材与内容上，其中包括有咏史诗和咏物诗，还有山水诗，像王勃的《腾王阁》；或为抒发登临送别的感慨的，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是千古传诵的名篇；以及骆宾王的《于易水送人》。有歌唱征人赴边远戍的，描写征夫思妇的，与表达对不幸妇女的同情的。四人均才高而位卑，使他们比较接近社会现实，所以常用诗歌对某些社会现象加以揭露。 四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改变齐梁时遗下的不正诗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其次，初唐四杰为五言律诗奠定了基础，并且使七言古诗发展成熟。五言律在“四杰”之前已有出现，唐初诗人王绩（王勃系王绩侄孙）曾作过一些努力，但作品不多。到了“四杰”的时候，五律这一形式才得到充分的发挥，并在他们的作品中被逐渐的固定下来。“四杰”以多数量、高质量的诗篇为稍后于他们的沈佺期、宋之问的律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言古诗在三国时期以后盛极一时，而七言古诗却是到了唐代才兴盛起来，四杰（杨炯无七言诗）又以大量的杰作把七言古诗推向了成熟阶段。所以初唐四杰在发展诗歌形式上的成就，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而四人之中又各有偏重，王、杨以五律见长，卢、骆擅长七古。他们在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对“四杰”十分敬佩。 李贺(公元790-816年)是中唐著名的诗人，又是从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的一个代表者。 李贺虽然只活了27岁，但存诗达200多首，诗中充分显露他的天才。他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怀才不遇的苦闷，风格幽冷凄婉。他喜欢用「死」、「血」、「鬼」、「泣」这类字眼，驱遣千奇百怪的形象，表现惊人的想像力，如《马诗》23首，通过马表现贤才的雄心壮志及其不遇的愤慨。有些诗则是描写幻想中的神仙世界，表现他的苦闷和追求。如《梦天》写梦游月宫，俯视人间的情景，表现了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它，转而厌弃现实，逃避现实的心情。描写人民疾苦是另一类题材，如《老夫采玉歌》写采玉老人的艰苦劳动，是一篇情景交融的佳作。有些诗篇则是揭露统治者残暴荒淫的诗篇，如《猛虎行》影射藩镇割据，《苦昼短》讽刺皇帝迷信求仙。李贺还写了一些恋情、闺思、宫怨之作，这类诗则以形象鲜明、意境美丽、格调清新、感情真挚为特点，如《江楼曲》写少妇等待夫婿归来，很有生活气息。 李贺的诗受《楚辞》、古乐府、齐梁宫体、李白等多方面影响，经自己熔铸，形成独特的冷艳风格。李贺诗歌的意象带有很大的虚幻和想像的成分。构思不拘常法，意象之间跳跃很大，常常超越时间和空间。语言极力避免平淡而追求峭奇，为了求奇，便在事物色彩和情态上著力。 唐朝的诗人 ,号称“诗鬼” 骈文：骈文 中国古代魏晋以后产生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俪文。南北朝是骈体文的全盛时期。骈文是与散文相对而言的。其主要特点是以四六句式为主，讲究对仗，因句式两两相对，犹如两马并驾齐驱，故称骈体。在声韵上，讲究运用平仄，韵律和谐；修辞上注重藻饰和用典。骈文注重形式技巧，往往束缚内容的表达，但运用得当，也能增强文章的艺术效果。南北朝骈文中也不乏内容深刻的作品。如鲍照的《芜城赋》，通过对比广陵昔盛今衰的兴亡变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豪华奢侈，抒发了华屋丘山、人生无常的感慨；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辛辣地嘲讽了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假隐士；庾信的《哀江南赋》描写了自己的身世之悲，谴责了梁朝君臣的昏庸，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之情。这些都不失为优秀的骈文。唐以后，骈文的形式日趋完善，出现了通篇四、六句式的骈文，所以在宋代一般又称骈文为四六文。直至清末，骈文仍在流行。 也称“骈体文”、“骈俪文”或“骈偶文”；因其常用四字、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中国的散文从汉代到六朝，出现了“文”、“笔”的对立。所谓“文”，就是专尚辞藻华丽，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骈文。所谓“笔”，就是专以达意明快为主，不受字句和声律约束的散文。文笔分裂后，骈文就成为和散文相对举的一种文体。骈文盛行于六朝，代表作家有徐陵、庾信。中唐古文运动以后，稍告衰落。在元明两代成为绝响。至清初，作者接踵而起，以清末王�运为最后一个作家。如庾信的《哀江南赋序》： 粤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盗移国，金陵瓦解。余乃窜身荒谷，公私涂炭。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于甲戌。三日哭于都亭，三年囚于别馆，天道周星，物极不反。傅燮之但悲身世，无处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恒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璧睨柱，受连城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项籍用江东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岂有百万义师，一朝卷甲，芟夷斩伐，如草木焉！江淮无涯岸之阻，亭壁无藩篱之固。头会箕敛者，合纵缔交；锄�棘矜者，因利乘便。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轵道之灾；混一车书，无救平阳之祸。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一）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 骈文的形态是认识骈文的第一要义，因此，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著作和论文也比较多。最初是对骈文的一般特征的介绍，旨在还骈文的本来面目，如张会恩的《论骈文的特征》（《殷都学刊》1985年第4期）和谭家健的《略谈骈文的基本特征》（《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就是属于这样的文章。然后逐步深入到骈文的内在形式，胡晓明的《〈文赋〉新论：骈文特征的内化与思维定势的形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莫道才的《论骈文的形态特征与文化内蕴》(《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以诗为文：骈文文体诗化特征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和冷成金的《试论骈文的美质美态》（《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可作为代表。他们探讨了骈文形式的深层特点，并从文化史的意义上进行了解读。向晁山的《论骈体文形式美的心理依据》（《吉首师专学报》1986年第3期）、莫山洪的《试论骈文的审美基础》（《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和《论骈文的审美形态》（《柳州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则进一步探讨了骈文形式的产生原因，并上升到美学层次来分析。对骈文的具体特征的讨论则有钟涛的《骈文的隶事与声律》（《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几部骈文研究专著也对此有所讨论，如尹恭弘的《骈文》在第一章的第三节“骈体文的文体特征及其美学功能”专门讨论了骈文的五个方面文体特征，即裁对、句式、隶事、敷藻、调声，并讨论了各种特征的美学功能，如裁对的均衡对称美、句式的整齐建筑美、隶事的典雅含蓄美、藻饰的华丽色彩美、调声的和谐音乐美。又如莫道才的《骈文通论》的第四章《骈文的结构形式与句型模式》、第五章《骈文的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第六章《骈文的美学特征与审美效应》都是讨论骈文的形式特征和美学特征的。作者认为，骈文的结构形式具有起、铺、结的结构体制和领、衬、夹的游离构形；骈文的句式也有构造上的模式特点，如骚体句、诗体句、叠字句等；而骈文的句型则具有强烈的结构模式，如齐言单联型、齐言复联型、杂言复联型等；《骈文通论》还讨论了对仗、声韵、典事、藻饰等修辞形态及其文化内蕴，讨论了骈文的均衡和谐美、音乐美、典雅美等美学特征。可以说，经过二十多年的讨论，对骈文的形式特征及美学特征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共识，也已达到了较深的层次。通过研究讨论使我们正确看待骈文的存在价值，这是有重要意义的。 （二）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 骈文是一种从修辞学角度划分的文体，它与其它文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讨论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是骈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吴佩珠的《试论唐代散文与骈文的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郑力戎的《从唐宋古文大家看骈散之分》（《文史哲》1988年第3期）、高光复的《以诗入赋和以骈入赋》（《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吴新雷的《论〈红楼梦〉中的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0年第4期）、于景祥的《〈红楼梦〉与骈体文》（《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1期）、张思齐的《散文、骈文、美文：比较观照中的文体辨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吴在庆的《骈文与诗、赋相互影响的两点思考》（《宁德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于景祥的《骈散三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熊江梅、张璞的《骈文与桐城派》（《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等论文有集中的论述，其关注点主要是骈散关系。骈文的存在对其它文体有重要的影响，这是人们所忽略的。探讨骈文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也就是承认了骈文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性。这个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多的课题可做，比如骈文对唐传奇、敦煌变文、宋话本、元杂剧、明清小说戏曲等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尚未有人专门研究，还有待学者们继续去探讨。 （三）骈文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 对骈文史的研究是骈文研究的重要内容，包括骈文的产生、发展、兴衰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何正确认识评价骈文的发展流变，是骈文学研究仍须解决的问题。因为过去对骈文的否定就是从对骈文发生、发展的不正确认识开始的。谢国荣的《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湘潭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莫道才的《从文化学角度看骈文的产生》（《中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集中探讨了骈文的起源和产生问题。钟涛的《骈文与汉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汉字文化》1997年第2期）则从语言文字的特殊性角度探讨了骈文的起源。讨论骈文的形成的论文还有于景祥的《论骈文的形成与鼎盛》（《文学评论》1996年第6期）、莫山洪的《论汉魏六朝审美意识的转变与骈文的形成、兴盛》（《柳州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它们讨论了骈文的形成时期及其文化背景，从各个角度探讨并说明了骈文产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必然性。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它们是初唐时代最有名的诗人继承了汉魏古诗的特点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初唐四杰论文相关文献有哪些
是他们了王 勃 （650--676）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著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杨 炯 （650--693？）华阴（今陕西华阴）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散文多赋、序、表、志等，今存50篇。在所作《王勃集序》中，对王勃改革当时淫风的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高评价。"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略小些。 卢照邻 （约636--695后）字升之，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初任邓王府典签，后迁新都尉，染风疾辞官。居太白山中，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徙居阳翟县茨山下，买园筑坟，终因政治上的失意和病痛折磨，身投颍水而死。他一生不得志，只作过几任小官。为自明遭遇，作有《五悲文》。有诗名，其诗以七言歌行体为佳。作品辞彩富艳，内容广阔，意境清迥，以韵胜。代表作《长安古意》，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奢靡生活和内部斗争，在初唐长篇歌行中成就突出。 骆宾王 （约626--684）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初为遁王李元庆府属，又任武功、长安两县主簿。入朝为御史后，因多次上书议论天下大事，获罪入狱，贬为临海县丞。世称骆临海。随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不知所终。骆宾王少负才名，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称"初唐四杰"。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内容与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相近，但篇幅更长、铺排更甚，当时被称为绝唱。又精于五言诗。五律《在狱咏蝉》，借蝉自喻，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善作骈文。在随徐敬业起兵时，写过著名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即《讨武后檄文》）。檄文采用抑彼扬手法，很有战斗力和号召力。传武则天读此文亦大加赞赏。
一、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是中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四杰齐名，原指其诗文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四杰的诗文虽未脱齐梁以来绮丽余习，但已初步扭转文学风气。四杰正是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卢、骆的七言歌行趋向辞赋化,气势稍壮；王、杨的五言律绝开始规范化，音调铿锵。骈文也在词采赡富中寓有灵活生动之气。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其最杰乎？调入初唐，时带六朝锦色。”二、历史上的并称：1、竹林七贤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修武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对此王晓毅先生在《竹林七贤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一文中，通过检索佛教经典《大正藏》的相关译名，认为“竹林”系东晋士人附会佛教经典的观点值得商榷。韩格平先生在《竹林七贤名义考辨》(《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竹林七贤”的命名与僧徒解经的格义是完全不同的事物，“格义”之说不足为信③卫绍生在《竹林七贤若干问题考辨》(《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竹林”应该在七贤的中心人物嵇康的寓居地山阳县。竹林七贤的作品基本上继承了建安文学的精神，但由于当时的血腥统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比兴、象征、神话等手法，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们一直受人们敬重。2、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三苏）、王安石、曾巩八人。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1)社会因素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补充参考资料：唐诗兴盛的原因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试题库填空：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名词解释：王孟背诵：1． 王维《终南山》。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问答题：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
王勃、卢照邻、骆宾王、杨炯并称:"三苏"北宋散文家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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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从《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看屠格涅夫的思维世界付晓媛 郑州大学摘 要：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一文中对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两个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有力地驳斥了传统思想对堂吉诃德滑稽形象的看法，肯定了堂吉诃德坚守信仰、积极奋进的精神内核。从屠格涅夫生平与该文写作的背景出发来看屠格涅夫的哲学思考，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屠格涅夫的思想世界，理解屠格涅夫眼中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关键词：屠格涅夫；《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思想史作者简介：付晓媛（1998-），女，河南商丘人，本科，研究方向：文学。[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9)-09-102-03一、《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写作背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与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齐名，被并称为俄国19世纪文学三巨头之一。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但自幼厌恶农奴制度。曾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就读，毕业后到柏林进修，回国后和别林斯基成为至交。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农奴制，他写作了许多揭露社会黑暗面的著作，因而也被称为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固非哲学家，但作者作品风格与转变背后往往与其哲学思维和追求的方向和变化密切相关，屠格涅夫亦是如此。从最初对唯心主义的痴迷，到对唯物主义的追捧，屠格涅夫的哲学思想随着时代不同而发生着变化。屠格涅夫于1856年开始构思《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一文，同年，发表《罗亭》，并着手《贵族之家》的写作；1857年，开始论文《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撰写，继续创作《贵族之家》；1859年，《贵族之家》发表，并开始创作《前夜》；1860年，屠格涅夫在彼得堡为文学基金会募捐的第一次公开朗读会上作题为《哈姆雷特与堂吉河德》的讲演，并将该文在《现代人》1860年第1期上发表。这一时期，屠格涅夫已经由前期的浪漫主义完全转变为一个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1856年他发表小说《罗亭》，塑造了一个具有革命激情，但是缺乏行动的小贵族的叛逆者的形象。而在《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文章中，屠格涅夫不仅以势不可挡的笔力一反前人，充分肯定了堂吉诃德之热烈、奋进的精神，并且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其思维中的哲学成分。研究《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这篇论文，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于这篇论
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会是荒诞不经的梦想家，一会又成了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有时候他既可笑又可怜，有时候却既伟大又崇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崇高性格与滑稽性格的二重组合。在非骑士的时代，堂吉诃德却以一个骑士的身份出现，注定了他性格中的滑稽因素。堂吉诃德虽然想维护正义，保护被压迫者，但他做出来的却是非正义的行为，反而使他所拯救的人受害。但是，堂吉诃德还有丰富的崇高性格因素。他身上存在着一种伟大的信仰一种超越常人的意愿而献身于他人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崇高道德原则、正义感和无畏的精神，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参考文献可以在百度学术中找到。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规范格式一、参考文献的类型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 姓，名字的首字母. 如： Malcolm Richard Cowley 应为：Cowley, .，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 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 F. &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1.期刊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举例][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2] 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3] Heider, . The structure of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of two language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9, (3): 62 – .专著类[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举例][4]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5] Gill, 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 [M]. London: Macmillan, 1985: .报纸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举例][6]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1998-12-27(3).[7]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4.论文集[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8]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9] Spivak,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A]. In & L. Grossberg(eds.). Victory in Limbo: Imigism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0] Almarza, .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and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学位论文[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2]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199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举例][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8.译著[格式][序号]原著作者. 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三、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四、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 ，并列写出来。求采纳为满意回答。
1547年9月26日，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生于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 ■最走时运的青年时代 塞万提斯的全名叫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贫穷的游方郎中，但医术却很精湛。这位常年走南闯北的医生阅历非常丰富，深深体验到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在给一些有藏书的富人看病时，都要借许多书带回家给儿子看。在少年时代就十分聪慧的塞万提斯读书之快，常让他的父亲大感惊讶，为了能让儿子读到更多的书，他再去给那些有书人家看病时就把儿子带上，他在屋里给人家看病，让儿子在门外看人家的书。 塞万提斯十三四岁时，就以读书最多而闻名于他们那个小城镇。大量的读书使塞万提斯有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他慢慢开始学习写作诗歌。不久他写的诗歌就在他们那个小城镇里到处流传，以至于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去给人家看病时，人家就会问他：“啊，我们的诗人呢？” 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来到马德里定居。没有多长时间，塞万提斯就以自己横溢的文学才华在马德里崭露诗名。当时在马德里享有盛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胡安·洛贝斯·台·沃约斯读到塞万提斯的诗以后，亲自登门拜访，并把这位年仅19岁的青年招进自己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在这所学校里，塞万提斯的知识得到了最大的充实，并在沃约斯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被传诵一时。 突然有一天，走出家门的塞万提斯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前，生性诙谐的他随口开了一句玩笑：“是请我去参加宫廷的宴会吗？”不料马车夫却恭恭敬敬地说：“不，先生，是尊贵的大主教请你到他那儿去！”原来，西班牙大主教非常欣赏塞万提斯的诗篇。从此以后，塞万提斯经常到大主教那里走动，得到大主教的特别赏识。 1569年冬天，塞万提斯作为西班牙大主教的一名侍从，随从大主教来到意大利罗马。在陪同大主教游历意大利许多文化名城时，塞万提斯写下了很多赞美意大利的诗篇。罗马大主教胡里奥·夸维瓦看到这些诗篇之后，对塞万提斯大加称赞，于是西班牙大主教就把塞万提斯推荐给他当一名侍从。在罗马，塞万提斯因大主教夸维瓦的赏识，而遭到其他侍从的嫉妒和诬陷。不久，在夸维瓦的斡旋下，塞万提斯于1570年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在当时，这对塞万提斯来说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时西班牙人普遍认为，在意大利参加为王室效忠的军队，是一条通向荣华富贵的道路。 ■时运乖蹇，从战士到囚徒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正处于鼎盛时期。1571年，著名的雷邦多海战爆发时，西班牙在欧洲仍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1571年5月，威尼斯和罗马结成同盟，开始对向欧洲大举侵犯的伊斯兰教国家展开了历时三年的战争。当时西班牙负责提供东征的一半费用，并帮助威尼斯开辟在东部被土耳其海军封锁的航道。西班牙国王的弟弟堂胡安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统辖着由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于1571年10月7日向驻扎在雷邦多海湾的土耳其舰队发起进攻。 当时塞万提斯就在“侯爵夫人”号战舰上，他正发着高烧。等交战的炮声打响以后，塞万提斯一下子冲出船舱，跑到舰长面前要求参加战斗。舰长和同伴都让他回船舱里休息，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他宁愿为国王战死也不愿当怕死鬼躲进船舱。舰长只好给了他12名枪手和一条大皮艇，让他随时准备向正靠近他们的敌舰冲过去。终于，塞万提斯和12名枪手冲上了敌舰，在面对面的拼杀中，塞万提斯的胸部和左手都受了伤，但他仍然继续战斗，直到联合舰队取得胜利了，他还浑身是血地挥舞着武器在敌人的舰船奔跑。这场海战使塞万提斯的左手残废了，在联合舰队里，人们把他称为“雷邦多”的独臂英雄。 1575年，28岁的塞万提斯请假回国探亲，堂胡安分别给国王和侯爵德·塞萨写了推荐他的亲笔信。塞万提斯带着两封信，于9月20日乘“太阳号”帆船返回祖国。当他们经过法国的马赛海岸时，突然遭到柏柏尔族人的三只海盗船的袭击。虽然“太阳号”船员们奋力搏斗，但最终船长被杀，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海盗掳到阿尔及尔。塞万提斯身上的那两封本可以使他前途无量的推荐信，使他受尽了折磨。海盗们认定了他是贵族，向他索要巨额赎金，并且为防止这个“有钱人”逃跑，而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因为塞万提斯家无法筹措到巨额赎金，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被囚禁了5年，直到1580年，他才被教士赎得自由。 然而，获得自由的塞万提斯回到马德里之后，很快就陷入了生活艰辛的困境里。因为5年前的辉煌战功早已被人遗忘，那两封推荐信给他的憧憬也早已化为泡影。他的家庭也因为了赎他而债务累累，他自己也因左手残废而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他只好又捡起扔下多年的笔开始写起小说来。 ■塞万提斯就是堂吉诃德 时运乖蹇的塞万提斯一直在贫苦中挣扎，而且还由于种种原因数度入狱，但每次都能很快证明他是清白的。在参考资料《知识就是力量》
初唐论文参考文献
初唐四杰集（共4册）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两晋、南北朝一部分文人的作品，具有偏重形式、内容空虚、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违背《诗三百》和乐府诗的优良传统，离开建安到正始诸家的健康的创作轨道。 齐、梁时期的理论家刘勰与钟嵘反对这种诗风，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他们的进步理论，在当时没有引起诗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这一斗争还有待于后人作进一步的努力。 初唐四杰，在诗歌创作和理论方面，初步有所革新，但自觉地提出比较明确的文学主张的，应该说是从陈子昂开始的。1.情有独钟——汉魏风骨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一个纲领。 东方虬是陈子昂的朋友，在武则天时期担任左史。他曾写过一篇《咏孤桐篇》。 这篇序文就是对东方虬的《咏孤桐篇》的评论。 在这篇短文里，他肯定了风雅、汉魏诗歌的进步传统，指出了晋、宋以来 “文章道弊”、“彩丽竞繁 ”的弊病。 做文章的道理败坏了：魏晋风骨消失殆尽，诗文以华丽的辞藻为标准，没有了感兴寄托，徒有文采而没有内容。 陈子昂着重提出“风骨”和“兴寄”两个问题，企图从精神上去变革五百年来的诗风。（五百年指从西晋到武则天时期） 所谓“风骨”就是指健康的内容与生动有力的语言形式相统一。所谓“兴寄” 是“托物起兴”、“因物喻志 ”的表现方法。二者是《诗三百》到正始诗歌的优良传统所在，作家企图以此去影响当时的诗坛。 在本篇中，显然可以看出，作者倾向于继承“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在于使“ 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正始时期 ：年仅十岁的曹芳即位，由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从此开始了曹氏和司马氏的权力之争，大量文士被杀，在这种惶恐不安的局面下，人们难免具有畏祸心理，于是开始谈玄说理，追求庄子式的超脱逍遥。2.苦闷的时代——如履薄冰 有的文士为了避祸整日饮酒，如阮籍，他的诗文也是 “词旨渊永，寄托遥深” ，喜怒不形于色，不敢直言国家政治，通过含蓄、委婉的方式表达，但内心非常矛盾、痛苦。如其《咏怀》三十三 [魏]阮籍 一夕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表现出其浓重的忧惧和苦闷之情。 3.广陵散绝 也有些人直言敢谏，宁折不弯，保有高洁的情操，如嵇康，他的名篇《与山巨源绝交书》及对《广陵散》的喜爱便是他愤世嫉俗、桀傲不驯的性格的表现，而蔑视司马昭，进而遭致杀身之祸更是这种刚正不阿的显例。 正始之音就是指这种有寄托有清俊之风的作品风貌。 回到陈子昂 他的创作，不论是《修竹篇》或《感遇》诗，都实践了这一主张，影响了同时的张九龄等人，到李白、杜甫，则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 后来，白居易、元稹等人进一步开展新乐府运动，从理论上、实践中总结发扬进步诗歌理论的传统，把唐代诗歌推向更大的繁荣。4.评价 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运动的自觉的倡导者。他的理论和创作对齐、梁以来的不良诗风，起了“ 横制颓波” （制止、扭转颓废、萎靡的风气）的作用，产生出“ 天下翕然，质文一变 ”（所有人都追求文质相半、文质彬彬的诗歌风貌）的影响。 ——语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 韩愈《荐士》：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国朝指唐朝，这句话是说唐朝诗文兴盛是由于陈子昂率先举起了诗文革新的大旗。 最近很火的一首歌《孤勇者》正说明了率先进行变革的人的孤独和勇敢，他们最初只是黑暗中的星星之火，经过无数的挣扎和磨难才取得了成功。 ……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 爱你对峙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我想，不管是文学内部的变革、个人的破壁成长还是社会制度的更新，都需要耐得住寂寞，忍受孤独，勇敢的走下去。 与君共勉！参考文献：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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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的发展，城市发展的脚步也在加快，大量的建筑物拔地而起，推动了智能化建筑业的发展。智能化建筑电气是现代智能化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力施工技术是智能建筑的根本。本文通过对智能化建筑电气技术发展思路进行分析，指出了智能化建筑电气中的关键技术，并提出了智能化建筑电气中的未来发展思路。
[关键词] 智能化建筑;建筑电气
中图分类号：TS958文献标识码： A
前言：智能化建筑是将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自动控制技术融为一体的一种先进建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化建筑电气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使用，加强对智能化建筑电气技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智能化建筑和建筑电气的定义
随着高新技术越来越多的进入到平民百姓家庭，智能化建筑的概念也逐渐被人所接受，但是大多人认为智能化建筑是利用高科技手段对建筑进行一定的控制，从而达到一定阶段的智能化其实这种定义是不够全面的智能化建筑是通过遥感技术、电视技术、数字通信技术等一些高科技技术，对建筑的结构、设备进行优化管理，从而达到可以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目的，使之创造出一套舒适、便捷的可以帮助人提高工作效率、生活品质的智能化建筑而在当前的智能化建筑主要是通过自动化通信管理、楼宇自动化系统以及办公自动化这三大系统来完成的，而支撑这些系统运行的就是建筑电气。
建筑电气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以电气工程作为基础，并且结合了计算机技术、电工基础和控制基础等综合性应用虽然建筑电气本身具有电气工程的属性，但是因为还涵盖了其他专业的知识属性，因此就无法简单将其归类定义，但是建筑电气具有非常广泛的前景，随着智能化建筑在人们生活中不断的应用，建筑电气技术必然会发挥出越来越广泛的作用
二、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对智能建筑的意义
智能建筑是依靠建筑这一平台实现，智能建筑中的弱电系统设备与线缆安全则都需要依靠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比如电源技术、抗干扰技术、防雷技术、接地技术、防静电技术、屏蔽技术、防谐波技术、布线技术等。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实现了设备和系统整个工作流程的有效监控，由于建筑本身结构复杂，电气系统的组件繁多、功能多样性，传统的运行方式会导致故障时常发生。但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则通过“采集―处理―反馈”，对系统进行实时监控，第一时间将信息进行反馈到控制中心，实现高效率不间断的控制与管理。此外，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可以将建筑当中的配电、消防、照明及空调等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这就提高了联动能力，有效解决了电梯系统的有序运行和紧急情况下(火灾等)的自动识别等。还有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还提高了安全性，在发生故障时，可以通过遥感技术进行控制，这就大幅降低了故障对操作维修人员的安全系数。
因此，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是实现智能建筑的关键。它能够帮助智能建筑实现真正的智能，还能加强智能建筑的安全与防范能力，实现智能建筑之间的信息传输。这充分表明电气工程及自动化技术对智能建筑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智能化建筑和建筑电气的关系
目前很多人们对于智能化建筑和建筑电气的关系还不是很了解,单从字面上讲这是两种完全独立的意义,但是实际上智能化建筑和建筑电气的关系相当紧密,可以说,只有良好的建筑电气的运用,智能化建筑才能得以发挥;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智能化建筑的广泛应用,建筑电气也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在过去的建筑中，建筑电气主要负责建筑的供配电、照明、动力、防雷、电话、闭路电视等电力支撑，这些不过是传统的电气工程和传统的电气控制但是对于智能化建筑而言，建筑电气还不仅如此智能化建筑是计算机技术、电气控制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以及电气技术这些技术的综合应用，而这些应用的基础就是建筑电气，不客气的说，没有了电，这一些技术都白谈智能化建筑不过是建筑电气队当前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己而随着智能化系统和建筑电气的技术集成化程度越来越高，建筑电气和智能化建筑就会变得更加紧密，最终就会形成一个单独的个体。
四、建筑电气在智能建筑中发挥的作用
智能化建筑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和应用，要依赖于建筑电气的良好支撑，因此可以说建筑电气是智能化建筑的基础，也是智能化建筑中的信息技术和建筑电气技术的有利保证智能化建筑要想达到人们所需要的理想状态，就需要各种各样的自己设备的正常运行，而这些设备的使用和维护都需要防雷、接地、布线、信号屏蔽等各种电气技术的有效支撑这些电气技术实际上也就是建筑电气中的一种，因此，建筑电气技术是保证智能化建筑发挥其功效的基础和前提
智能化建筑要想发挥其‘智能化”，就需要在建筑中植入数量众多的弱电系统的设备，这些设备的`设计和安装过程中都需要建筑电气给予足够的技术支持众所周知，弱电设备因为物理属性的原因，从而会存在干扰的现象，在智能化建筑运用中，会需要数量众多的弱电设备，如果将这些弱电设备都进行单独的安装，就会产生非常多的安装费用和人力费用，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设备因为存在着相互干扰的原因，就无法保证这些弱电设备的正常使用但是如果利用建筑电气的技术，就可以对这些弱电设备的安装维护工作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管理和安排，不仅可以避免设备的相互干扰，保证设备的正常工作，还能够大幅降低安装过程中带来的众多的安装成本，此外，建筑电气技术还可以在这些弱电设备运行时有效降低能源损耗，提高工作效率值不仅如此，建筑电气技术在其他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智能化建筑中进行智能化监控、在智能化建中中进行高速信日、传输等。
五、未来的建筑电气技术应用趋势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发展，电气设备的结构和功能也在不断的进行着变革，功能多样化、结构精密化都成为未来发展的特点而且随着智能化建筑的广泛应用，传统的建筑电气必然会被逐渐淘汰而智能化建筑要想实现多种功能的智能化，例如温控设施、照明设置和安保设施等，都要求建筑电气的安全可靠的运行。
那么，建筑电气技术就需要解决电气设备的供电和各种应用设备进行协调的问题因此，就需要建筑电气技术不断革新、不断完善目前己经有了以太网络传输技术、总线控制技术以及强电、弱电技术等各种高效实用的新技术，未来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新技术的诞生，从而对保证智能化建筑的各项功能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力量。
建筑电气技术注意事项
1、经济方面
智能化建筑中的建筑电气技术首先需要注意经济节能，确保技术可靠并且经济在实际应用中，建筑电气技术要符合智能化建筑发展的去世，尽量使用新技术来保证各项设备的正常应用，而用新技术可以有效降低整体工程造价，从而达到经济合理的目的。
2、设计方面
在对智能化建筑的建筑电气设计是，要确保实事求是，不能盲目的追求‘高大上”的目标智能化建筑功能全面、设计复杂，因此对于设计和管理都要求非常严格，如果太盲目追求设备的先进性，就会加大设计难度，增大投资成本，必然会造成资源上的浪费因此在设计时要合理的使用各种技术，保证设备、系统的正常发挥。
3、质量方面
在建筑电气工程的每个环节都必须要仔细检查，仔细审阅设计稿，确保每个环节都是精确的同时，在操作时，要严格遵守电气施工的各种规章制度，坚决抵制质量较差的材料和产品，从而保证建筑电气工程的安全可靠。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建筑正在朝着多元化的智能建筑发展，电气技术作为智能化建筑的重要技术之一，加强对电气技术的利用，对提高智能建筑的智能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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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习俗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已经渗入到社会各行业的发展中，尤其是建筑行业。建筑设计人员在进行建筑设计的过程中会广泛的应用到文化习俗，能够极大的增加建筑设计的艺术氛围，同时还能够体现建筑设计中蕴含的文化内涵，对提升建筑工程的艺术气息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现本文就文化习俗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影响进行探究，仅供交流借鉴。
关键词：文化习俗;建筑工程;艺术设计;影响
文化习俗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活动，是一个国家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在建筑行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了增加建筑工程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工程的过程中，普遍的应用文化习俗这一元素，从而有效的提高了建筑工程的艺术设计的品味，满足现代社会和人们对建筑工程的要求，从而促使建筑企业能够获取较多的社会经济利益。
1文化习俗和建筑设计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在生活中产生艺术。对于建筑物而言，它除了能给人们一个遮风挡雨的住所以外，同时还具备文化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仅限于人们生存的环境，它可以直观的反映出人们的文化习俗。建筑物中无论是外观还是形式，都是人们对生活的切实反映，只有真正经历过、感受过才可以将这种精神以及文化习俗反应在建筑艺术设计中，它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文化。其次，文化习俗可以为建筑艺术带来可观的经济来源。不同的建筑艺术可以体现出不同的文化习俗，它是人们对艺术的欣赏，同时也是精神文明方面的享受。所以，具有不同特色的建筑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地域色彩，地方政府可以作为一种旅游资源，不仅能够提升建筑设计的艺术风格，同时还可以增加建筑工程的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化习俗的应用，对建筑艺术设计的发展和进步得到有效的促进，在建筑艺术设计过程中可以充分的体现地方的文化习俗，两者之间是存在密切的联系，是不能够分离的。
2建筑设计受到文化习俗的影响
建筑艺术会受到文化习俗差异的影响
由于各地的文化习俗不同，所以在世界不同的建筑物中，它们的建筑艺术都有着天壤之别，主要体现在多种方面。例如东方建筑与西方建筑，建筑艺术大多都以古代建筑为核心，因此这种差异也体现在古代建筑中。首先从建筑风格中就很直观的体现出来：中国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自古就崇尚仁恕、宣扬中庸的思想理念。所以在我国的建筑中，有很多具有个性化以及审美价值的建筑艺术都无法彻底的彰显出来，这种建筑创意得到肯定，导致东方建筑艺术单调、缺少创新;而欧美人的个性则十分张扬、具有个性化，加之他们的思想较为开放，没有受到传统理念的束缚，所以欧美建筑都十分具有个性、审美价值也很高，使人看了之后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西方建筑中可以看出西方人的文化习俗。其次，可以从不同的建筑材料中体现出来：对于东方的建筑而言，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砖木材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四合院，它是由四周的房子包围起来形成的一个密闭式格局，体现出了建筑风格的深沉以及内敛，这种建筑风格与东方人的为人处事以及价值理念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文化习俗的不同，因此在建筑艺术上很容易产生歧义
我国地域广泛，且跨度较大，每一个地区的文化习俗都是不同的，所以各个地区的民族在文化习俗上也是有所不同的，这在建筑艺术上也很容易有矛盾产生，而产生这一矛盾的因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个方面多导致的。第一点就是利益趋势，这让建筑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的;第二点就是地域不同所导致的，不同地域的人在看待事物上，或者是看待事物的观点也是有所不同的，还有人们的价值观念以及思想理念上也是对建筑艺术有所影响的，这样就会让矛盾更加凸显出来。但是在时代不断发展过程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也更加融合，人们也更乐于将自己的文化习俗拿出来新事物去进行比较，最终对自己的选择还是比较认可的，对外来事物和外化思想也就更难以接受。对于建筑艺术而言，具有一定的审美范围，随着现在民族的不断融合，与人类民族文化以及文化习俗的进程也相一致。因此若是想在建筑艺术上更上一层楼，吸收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信仰以及建筑艺术设计中的精华，用包容的心去接受不同的风格建筑艺术，取长补短，创造出更多、更优质的建筑。
为使建筑艺术内容更加丰富，应当让文化习俗相互融合
为了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宣扬，建筑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艺术的过程中，需要做到兼收并蓄，对于各种建筑中精华和优点进行充分的汲取和有效的借鉴，尤其需要加强对不同民族文化习俗的建筑优势的借鉴和重视，这一项工作需要设计人员在设计建筑工程艺术风格过程需需加强重视，因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能够受到普遍的欢迎。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已经得到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也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和深入，彼此之间的文化习俗也能够进行相互的借鉴和融合，因此建筑设计人员可以将不同国家文化习俗融合之后形成的优秀部分运用到建筑工程的设计当中，并以此作为设计建筑艺术风格的灵感，同时为了加强设计的与众不同，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其加以改造的，构建一种新型的文化艺术。通过设计人员的设计古，可以增加我国建筑艺术和别的国家的建筑艺术等风格相统一，有利于提升我国建筑设计的艺术品位。通过建筑艺术的逐渐融合，促使国外的建筑中蕴含我国的建筑文化习俗，同时在我国的建筑设计中也体现着国外的建筑设计风格，这样一来，全世界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建筑设计中文化习俗的融合基础上，对建筑的这种设计理念能够逐渐的接受。所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对彼此的文化习俗做到相互尊重和借鉴，从而提升本国建筑艺术设计的水平，促使建筑艺术设计效果更加的丰富多彩。
3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建筑行业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建筑工程呈现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由于人们对建筑工程的鉴赏呈现不同的看法，从而促使建筑工程体现不同的艺术设计。由于人们审美视觉存在较大的差别，造成建筑艺术设计呈现出不同的风格，但是文化习俗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文化现象，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呈现出来的艺术特色存在不同，因会建筑工程设计对文化习俗的应用，促使建筑设计也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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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和叠加的综合性特征。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以及民堡沟一带的高山上，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关键词：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结构；地域文化
特色建筑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是集艺术、文化、科技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也是一个民族的形象。一个民族的民居建筑风格，是当地人们在长期的生存过程中，根据当地的气候、水文、地势、地质等环境因素，不断总结经验和完善而逐渐形成的，同时临近民族之间的建筑文化也会相互影响，形成一些共性特征，所以其中也必然积淀着丰富而深厚的民族文化。白马藏族聚居地区是古代“藏彝走廊”最东端藏、汉两民族文化交汇之处，历史上不同民族在这条走廊交错杂居，因此白马藏族在文化形态上呈现出与其他各民族共生、共存、叠加的特征。所以他们的民居建筑既是陇南南部秦巴山区特殊地貌、气候的体现，也是多民族聚居繁衍的陇南南部独特地域文化的反映。长期的民族文化传承与融合发展，形成了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独特的造型特征以及审美特色，并且随着收稿日期：2011一O8—28·90·时代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印记。
一、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基本结构。
作为古代氐族的后裔，白马藏族很早就进入发达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居住生息。《华阳国志》记载氐人居地“土地险阻，有桑麻”，所反映的正是目前陇南白马藏族的居住环境以及生产生活状况。史籍记载氐人的民居形式是“土墙板屋”，《汉书·地理志》记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南齐书》描述得更详细：“氐于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九“洛谷”即今陇南市西和县仇池山附近的“洛峪”，这一带正是古代氐杨政权的核心地区。关于白马藏族地区板屋形制的：具体记载，可见于清道光年间《龙安府志》中的记载：“番民（此处所说之番民，即白马藏族）所居房屋，四围筑土墙，高二丈，上竖小柱，覆以松木板，中分一、二层，下层开一门圈牛羊，中上住人，伏天则移居顶层。”“可见“板屋”的最突出特征即为以木板覆盖屋顶。
目前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结构形式仍体现出“土墙板屋”的一些特征，但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三层结构的传统民居样式早已淘汰，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现存修筑年代最早的民居，也多为二层土木结构。由于板屋屋顶的寿命不长，容易漏雨，随着白马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在保持其建筑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屋顶已基本用瓦覆盖。目前陇南宕昌县官鹅沟、大河坝一带的藏族村寨，依然保留了大量板屋，当地俗称“沓板房”，这是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相同生存境遇的民族在居住文化方面趋同性的体现。陇南白马藏族同胞主要居住在文县白马河流域北岸的高山上，以及石鸡坝乡民堡沟的薛堡寨和堡子坪两个村寨，村寨的整体布局方位为面南靠北，平均海拔高度在1700米左右。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积淀深厚的民族文化，使他们的民居建筑在内部结构、组合形式、装饰特征和村落布局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一）内部结构。
陇南白至藏族民居独特的造型和审美特质，与其内部结构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我国南北建筑结构和风格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域的地形、气候环境等因素，形成了古代穴居和巢居两种基本形式。穴居为北方民居的雏形，北方气候干燥寒冷，居住形式也是由“地穴盖顶”的形式逐渐演变为土木结构的“抬梁式”木构架建筑；巢居是南方民居的雏形，南方气候湿润多雨，蛇虫较多，所以居住形式也是由筑于树木之上的巢穴向干阑式建筑过渡，最终形成了南部“穿斗式”木构架民居，而古代的木楼也是干阑式建筑中对下部空间的有效利用而形成的。陇南白马藏族居住地虽然海拔较高，但由于地处甘肃南部，气候相对湿润多雨，所以这种南北气候的过渡性地带特征，使其民居建筑的内部结构也综合了南北两种传统建筑结构形式。
而“土墙板屋”正是南北建筑融合的见证，经过历代的演进发展，从而形成土木结构的穿斗式二层木楼形式，屋顶为两面斜坡式，一层用于居住，二层存放粮食杂物。据当地白马人介绍，陇南白马藏族的木楼过去也多为三层，下层用于圈养牲畜，上层存放粮食杂物，中间用于居住。但从目前笔者对白马村寨的考察来看，基本为二层木楼结构，三层木楼已被完全淘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与三层木楼建筑难度大且耗费材料有关；另外也与卫生状况、保暖性能有关，下层圈养牲畜时，由于空气对流因素，对人居住的中间层形成空气污染；同时居住在高山地带的人们，下层居住较为保暖，所以综合考察，二层木楼更适宜于人类居住。
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内部木构架体现了穿斗式建筑稳定性强的特点，各种木构件纵横交错，紧密相连，其主要木构件有柱子、檩子（梁）、穿枋、椽、阁楼木、楼板等，和北部民居比较，突出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柱子多，每间之间分隔处都有5根柱子，最中间的柱子为中柱，前后两边的柱子分别为明柱和后柱，界于中柱、明柱和后柱之间的柱子为二柱；其二是充分发挥“穿枋”的串联作用，每间分隔处纵向排列的五根柱子用一种特殊的构件“穿枋”连接起来，穿枋是一种方形的木构件，与柱子榫接，将柱子纵向连接成为有机整体，体现了“穿斗式”民居建筑结构的独特性；其三是檩子多，陇南白马藏族民居中的檩子分为中檩、二檩、檐檩，中檩为屋脊处的檩子，檐檩位于前后两檐处，二檩界于中檩和檐檩之间，檩子共同承载椽，同时将各组柱子进行横向连接；上下两层中间有许多阁楼木，阁楼木上铺木楼板，将上下两层隔开，阁楼木不仅有分隔上下层作用，也有横向连接和稳定柱子的作用，从而使整个木架形成一个更加密集和稳定的整体。由于这种独特的内部结构，各种木构件之间相互榫接，连接紧密，更符合稳定的力学原理，所以和北部抬梁式建筑相比，不仅建筑结构独特，造型美观，而且具有较强的抗震性能。
（二）分隔组合结构。
陇南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整体布局：结构方面，和陇南南部汉族民居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陇南白马藏族的传统民居多为三间组合式结构，院落也多为三合院、四合院式组合结构，但由于高山地区建筑地基狭小，所以形制较小。正房多为三间组合的结构形式，台基高，整体高出左右厢房，主次分明，正房进深一般为3．5——4米左右，间隔为4．5米左右。正房的一层多为两问连通结构，高度约为2．5米，靠西隔出一问为卧室，连通的两间为厅房，也有三间连通的结构形式。厅房中央一般摆设深柜（也称神柜），用于供奉祖先，靠东面设有火塘，火塘旁边摆放大木碗柜。厅房既是白马人会客、议事、供奉祖先神灵的主体空间，也是他们取暖、做饭的生活场所。左右厢房较为低矮，多为两间或三间组合形式，主要为卧室，期中一面厢房的下层往往留出屋宇式大门，大门与房屋有机结合，形成灵巧别致的空间结构。
白马村寨中很少见完整的四合院式组合结构，无倒房，大概是由于受高山地带地方条件限制，修建倒房会使院落更为狭小，不利于采光，所以其院落比汉族民居四合院要紧凑，房屋紧密相连，将院落紧紧包围在中间，小巧幽静。 目前陇南白马村寨的民居正房建筑多以四间、五问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为多，因家庭经济条件或地基情况而定。左右两边的两间多处理成“封山包檐”形式，即将走廊左右与相应屋檐下的空间一并封闭在左右耳房空间内，使左右耳房门相对并与正房门成垂直关系，当地也称为“窝檐”，其中一间为厨房，另一间为卧室。在外部走廊上设置木楼梯，用于连通二层，有些则将木楼梯设置在耳房内部，中间部分则留出宽敞的走廊，前有明柱。内部一般为单间分隔，其中正中一间为客厅，间隔一般为4．5米左右，大部分现代民居建筑将中间的两间进行连通处理，使厅房宽敞气派，由于有专门的厨房，所以厅房中不再设置火塘，已演变为现代民居中的客厅。
二、陇南白马藏族民居建筑的装饰特征。
民居建筑既是人们安居的实用场所，也是在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逐步营造的精神和文化空间，通过独特的造型和装饰，传达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和文化意蕴。“土墙板屋”既是白马藏族居民特殊的生存条件的反映，也传达出一种质朴自然的审美特色，而—92·独特的内部空间结构以及装饰又蕴涵着深厚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建筑装饰的内容从性质和功能方面来考察，可以分为由建筑结构和材质本身所呈现的抽象形式，和通过雕刻描绘等手法装饰在各种建筑构件上的具象图形，两者共同形成了建筑的整体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意蕴。传统的“土墙板屋”式白马藏族民居，是白马人利用其居住地域的自然资源，并综合当地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环境，构筑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民居建筑形式，厚重结实的夯土围墙，轻盈灵动而稳定的木楼结构，纵横交错、错落有致的屋面门窗阁板，层叠排列而富有自然秩序的木板屋顶，既体现了民居建筑的实用性功能，也通过其结构和材质传达出朴素自然的审美特色以及民族文化个性。
在一般民居建筑中，装饰部位主要集中在门窗、山墙墀头以及屋脊上。陇南白马藏族传统民居建筑在外部山墙的处理方面较为随意自由，一般不进行装饰，一层的山墙为夯土墙，上部的二层或以木板、竹笆作山墙，直接承载屋顶，成自然简易的“悬山式”结构，所以没有墀头装饰；屋顶由于用木板覆盖，所以也无砖瓦图案装饰。正面的门窗以及纵横交错的木板墙体，则成为装饰的主体。
在生活条件相对艰苦的年代，多数白马藏族民居基本无装饰图案，而经济条件较好家庭的民居在门窗上雕刻动物花卉图案。白马藏族传统民居的门窗结构相对固定，整个屋面围绕门窗全部用木板封闭装饰，下层正房门多为两扇组合形式，左右窗户上装饰窗棂，上层无门，只在正中间或左右侧留出装饰窗棂的窗户。整个屋面部分阁板形成穿插有序、变化统一的平面构成形式，窗棂上变化多端的抽象图形则打破了阁板的.单一，产生了巧妙的形式对比，丰富了视觉效果，而这一切都是在建筑结构需要的基础上自然产生的形式美因素。部分传统民居的门窗上则雕刻动物花卉图案，这些装饰图案多位于门扇中间的绦环板以及窗楣、门楣等处。白马藏族信仰自然神，所以其民族图案的形式以及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与汉民族图案有所不同，在内容方面多表现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花草以及动物，以表达对自然的赞美和崇拜，而不像汉民族装饰图案通过谐音、双关等蕴涵了更多的伦理文化含义。在造型方面这些动物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写实化倾向，不似汉民族花卉图案体现出鲜明的程式化因素，动物花卉造型憨厚朴拙，雕刻手法大胆粗放，不注重一草一木局部的精雕细刻，而专注于对自然物象的讴歌和赞美，所以使图案物象的造型体现出浑朴生动的特征，充盈着强烈的生命意味。
三、陇南白马藏族村寨的村落布局村落。
作为一个地理意义上的范畴，既是农业社会中人们共同居住、生产、生活的空间，又是指在这一空间中生活的一个群体。这是从民俗学、人类学的角度来认识村落，偏重村落文化的缔造主体——人，以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文化现象。陇南白马藏族的村落布局结构是由他们居住地域特殊的地貌、自然资源、民居建筑形式等因素综合形成的，这其中本身也包含了白马藏族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虽然经历了漫长的民族历史发展与变迁。白马藏族由于古代长期的民族矛盾，他们被迫选择了环境险阻的深沟、大山、密林为栖身之处，
这不仅决定了他们独特的“板屋”建筑结构，也促成了他们村落布局的基本形式与格局，形成了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地域人文景观。陇南白马藏族由于居住在海拔较高的高山地带，所以他们的民居也主要依山势而建，白马河流域的白马村寨民居基本为面南靠北的统一布局，这种方位的民居冬天太阳直射屋前，夏天太阳直射屋顶，具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也有部分村寨的民居不是南北方位，但都依地形而排列。由于高山地带坡势陡峭，宽阔的平地较少，所以白马藏族村寨的民居不仅院落窄小，而且民居之间的距离也较为紧密，相互之间的高低落差较大，再者其民居建筑为二层木楼结构，所以在布局形式方面形成了层层叠叠的视觉效果，产生了有序排列的秩序感以及韵律感，达到了民居建筑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种和谐是一种天然雕饰的自然之美，而非人为的形式雕琢，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中又体现出独特的形式美感。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变以及白马村寨发展，白马藏族的民居建筑在继承传统样式的基础上，也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尤其8O年代以来，白马村寨的交通、通讯、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汉文化的融合速度加快，其民居建筑从材料到结构，均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白马人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他们的生存条件也不断地改善，一是对传统民居进行改进和修复，二是对旧民居进行彻底拆除而重建。在基本结构方面，现代民居依然延续了传统民居穿斗式二层木楼的结构，但在形制方面比传统民居高大；在组合结构方面，现代民居多为四间、五间或六间的组合形式，中间的客厅采用两间连通的形式；传统的“土墙”逐渐换为砖墙；门窗结构方面大量借鉴当地汉族民居的形式，正房门多为六扇、八扇组合结构，多数白马人家民居的门窗还用各色油漆涂染，有些民居的门窗也完全采用镶有玻璃的现代化的样式。容易腐朽漏雨的沓板房“板屋”顶被瓦顶替代，屋脊上也出现了脊兽装饰，瓦沟中用白色涂料勾填，青、白映衬，呈现出整洁、明快的现代特色。白马人的生活水平与生存条件在不断改善，但民居建筑的民族特色也随之淡化，这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白马文化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如何在传承白马藏族传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有机融合现代科技文明，促进民族发展，是我们研究白马文化者必须面对的迫切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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