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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研究独身主义

发布时间:2024-07-07 21:32:02

论文研究独身主义

袁隆平坚信,一定能让自己的“禾下乘凉梦”梦想成真 摄影 新华网记者 朱继东【前言】 一粒小小的种子改变了世界。 袁隆平,这位“杂交水稻之父”,在1973年率领科研团队开启了的杂交水稻王国的大门,在数年的时间内就解决了十多亿人的吃饭问题,有力回答了世界“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正如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帕尔伯格所言:袁隆平把西方国家远远甩到了后面,为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并将引导中国和世界过上不再饥饿的美好生活。 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并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 【导读】 文革时冒险将残存秧苗藏进臭水沟 袁隆平:推广超级稻可保中国粮食安全 杂交水稻走出国门将多养活数亿人 热议:网友称仇富不仇袁隆平 “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 这个禾下乘凉梦,袁隆平做了两次。而作为“杂交水稻之父”,关于水稻的梦,他一做就是40多年。 从《诗经》慨叹的“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无以卒岁”,到清朝《履园丛话》描写的“蝗旱不登,饿殍载道”,饥饿曾经长时间和中国人如影随形。 2005年年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北京正式宣布从2006年起停止对华粮食援助。这标志着中国26年的粮食受捐赠历史画上了句号,并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援助捐赠国。中国以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多的人口,其中杂交水稻立下了汗马功劳。 失败中诞生的灵感火花 上个世纪60年代,湖南省安江农校早稻品种试验田,青年教师袁隆平被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吸引了:株型优异,穗大粒多。他蹲下身子仔细地数了数稻粒数,竟然有160多粒,远远超过普通稻穗。兴奋的袁隆平给这株水稻做了记号,将其所有谷粒留做试验的种子。 第二年的结果却让人很失望,这些种子生长的禾苗,长得高矮不一,抽穗的时间也有的早,有的迟,没有一株超过它们的前代。 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根据蒙德尔遗传学理论,纯种水稻品种的第二代应该不会分离,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灵感的火花来了: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而当时权威看法是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不具有杂交优势。 从这时开始,袁隆平下定决心不为权威所限,通过科学的研究揭示出水稻杂交的奥秘和规律。1966年,他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述了水稻具有雄性不孕性,并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带来大幅度、大面积增产。这就是袁隆平首创的“三系法”杂交水稻。 方向找到了,并不代表研究就一帆风顺。从纸上理论到田里的累累稻穗,杂交水稻研究走过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之路:他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人为的毁禾、地震的死亡考验,以及试验技术上的数次重大失败等。 袁隆平和助手尹华奇、李必湖轮流到气候温暖的海南、云南等地育种,用1000多个品种的常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雄性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个试验,但能保持不育特性的比例不但没有提高,而且不断下降。 袁隆平静下心来阅读国外有关高梁杂交试验的论著:杂交高梁不育系是用西非做母本,南非高梁做父本的远缘杂交成功的。灵感再一次显现:利用野生稻走远缘杂交之路。 在袁隆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1970年,两名助手在海南找到了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确认后,将这株珍贵的野生稻命名为“野败”。1971年,袁隆平无私地将“野败”材料提供给全国各地的研究者,大大推进了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研究。 失败并没有就此离开。1972年,袁隆平和助手将“野败”与栽培稻杂交转育成功的杂交水稻,试验的结果只表现在禾苗长势上,除了稻草比常规稻多一倍之外,稻谷没有表现出增产优势。 当时,杂交水稻怀疑论者嘲讽地说:“可惜人吃的是饭,不吃草。”袁隆平顶住巨大压力,认真分析试验后判断:这次失败,恰好证明了杂交水稻具有优势,关键是将这种优势向稻谷发展。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人员改进品种组合,在第三年达到亩产505公斤,比常规水稻增产30%。 袁隆平拉得一手好提琴,他说:“艺术创作要有灵感,灵感来了,一首曲子哗哗哗就流出来了。我们科研也有灵感,一定不能害怕失败,恰恰在失败中会产生灵感的火花。” 77岁的科研跳高运动员 “山外青山楼外楼,自然探秘永无休,成功易使人陶醉,莫把百尺当尽头。”这是挂在袁隆平家中的一首自作诗。 “三系法像包办婚姻,两系法是自由恋爱,超级稻是独身主义”,这是袁隆平对杂交水稻演变过程的形象比喻。从“三系法”到“两系法”再到超级稻,从亩产400公斤到600公斤再到800公斤,他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 1973年10月,在全国杂交水稻会议上,袁隆平发表论文《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 1976年,杂交水稻开始进行大面积推广,全国达到208万亩,增产全部在20%以上。1981年,袁隆平被授予新中国第一个、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 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学术会首次公认: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在对杂交水稻的一片赞扬声中,袁隆平自揭其短:杂交水稻“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孽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 他决心开展新的研究攻关,在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方法从三系向两系再向一系迈进的战略设想。1987年,“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袁隆平出任责任专家,主持全国16个单位协作攻关。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生产,平均产量比“三系”增长了5%~10%。 当全国农业界的兴奋还没有离开“两系法”,袁隆平又提出超级杂交稻分阶段实施的战略目标:把塑造优良的株叶型与杂种优势有机结合起来,提出了旨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的超高产杂交水稻选育技术路线。 2000年,超级杂交水稻亩产700公斤目标实现;2004年,800公斤目标实现;2005年,超级稻第三期小片试验田达到900公斤。 “我是一个从小喜爱跳高运动的人,现在搞科研,也是像跳高一样,跳过一个高度,又有新的高度在等着你。如果不跳,早晚要落在后头;即使跳不过,也可为后人积累经验。”袁隆平说。 世界的袁隆平 全世界有超过8亿饥饿人口,全球平均每天有两万人多人死于饥饿,其中近一半是儿童。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袁隆平将目光投向了全世界为饥饿所困的人。 从1979年首次走出国门、在美国开花结果开始,目前中国杂交水稻已在世界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和推广,种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世界减少饥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1995年开始,菲律宾把发展杂交水稻作为解决粮食和发展经济的战略决策来抓。2005年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37万公顷,平均每公顷吨,比其全国水稻平均单产高80%。尝到甜头的菲律宾政府,计划到2007年发展杂交水稻300万公顷,实现粮食自给。 印度尼西亚粮食多年不能自给,是世界最大的大米进口国。2001年,首批中国杂交稻在印尼5个省10个试验点展开,单产普遍达到每公顷8吨以上,最高达12吨,而原来的常规水稻每公顷只有吨。 马来西亚稻米产量多年来增长缓慢,造成大米短缺,自给率只有60%左右,每年需花费巨额外汇进口大米。引进“超级杂交水稻”为马来西亚实现稻米自给带来了希望。 从亚洲到美洲,再到非洲、欧洲,增产优势明显的杂交水稻被冠以“东方魔稻”、“巨人稻”、“瀑布稻”等美称,甚至将之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相媲美。“杂交水稻外交”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品牌。 包括“拯救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保障奖”、“世界粮食奖”、入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等多个世界奖项和荣誉,就是对袁隆平为全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肯定。 “我有两个愿望:一是2010年超级杂交水稻能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目标,二是将杂交水稻在全世界推广到1500万公顷,多养活1亿世界人口。”自称拥有“70多岁的年龄,50多岁的身体,30多岁的心态,更有20多岁的肌肉弹性”的袁隆平对此信心十足。到那时,他正好80岁。(记者 甘丽华)来源:中国青年报 共和国纪事系列文章: 1972年尼克松访华:跨越最辽阔海洋的握手 1970年东方红一号发射:曾因三年经济困难延期 1969年激战珍宝岛:中国勇士浴血拼斗坦克群 1968年知青下乡:1700万人的大迁徙 1967年中国首颗氢弹爆炸:大胆采用轰炸机空投 1965年中国不惜代价援越抗美 32万人陆续参战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中央指示打得要狠 1956年双百方针:知识分子的新生 1955年首次将帅授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辞帅 1954年日内瓦会议:周恩来舌战16国阵营 1953-1956年三大改造:民族资本家的命运转折

真单身主义的人,原本是想活出自我,不愿意与异性产生任何思想上交流,更不愿意被婚姻的枷锁套牢一辈子,他(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以自我思想为主宰,活的简单、活的自由、活的洒脱。未结婚前的极简主义显然更有优势一些,但是对已经结婚的人来说,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极简了,生活的情趣会使你愿意留下你们生活中的小美好,并与自己的另一半分享。

单身的劣势。生病无人管护,生活比较孤独,有时会感到很无聊,寂寞。干事没有人商量,生活会觉得失去意义,会有不和群的倾向。三、已婚的优点是生活会有依靠,能够互帮互助,生病会有伴侣照顾,单身主义看上去每天都很自由、快乐,其实内心是比较空虚的,特别是到了晚上会感到孤独寂寞。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只有对着没有一点人气的手机屏幕观看。

还有就是当自己生病的时候,极简主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一个物品摆放,当我们有更少的事情后,你将会发现你可以有条不紊的把这些事情做完,做好。有一项研究表明,你要做的事情越多,你就会越着急,各有各的特点,单身人士比较自由,经济压力没有已婚人士那么大,但是要要忍受孤独,很多事都是一个人,有时候会想有人陪在身边,他们有时会羡慕别人的爱情。

已婚人士需要承受的经济压力比较大,自身需求为简单、个性、随意,就选择单身,生活方式就会更加洒脱和充满波动;而需求是陪伴与爱,就要选择完婚,生活方式更多的是陪伴,责任以及稳定。选择需能与需求相匹配,否则无论哪种选择。

辩证唯物主义: 1 辩证唯物论认为 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袁隆平有为祖国作贡献的高尚情操 树立了研究杂交水稻的正确意识 对物质即当前我国社会面临的粮食供应紧张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并且促进了我国水稻种植业的发展 有利于社会发展更加平稳 2 规律是客观的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做法是基于当前我国粮食短缺国情的反映 坚持了社会合理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实际 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观点 研究工作从实际出发 以提高粮食产量为根本目标 有利于我国水稻种植业的全面发展 认识论: 1 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袁隆平对于杂交水稻的正确认识来源于长期的农田实践探索 2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袁隆平加强在农田中的实地考察有利于促进水稻品种改革的认识的不断深化 继而得出更加科学的种植认识 3 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只有通过实地调研实践才能检验在水稻种植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的正确与否 体现了袁隆平科学种植杂交水稻的正确性 4 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方法的提出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杂交水稻的种植 促进农村社会乃至全社会的不断进步 5 真理的条件性和具体性体现了袁隆平的粮食生产理论适用范围是有限的 须在实际种植时 不断深化创新 促进发展 体现了袁隆平的水稻种植理论的科学性与正确性 6 认识具有反复性 无限性和上升性 随着全国种植水稻技术的提高 水稻种植改革会进行得更加彻底与顺利 这从侧面体现了袁隆平以人为本的思想 体现了杂交水稻种植理论的正确性

应该就是不想找,他们这样的人性格一般还是很坚强的,很有自己的生活规矩,没有想要结婚的想法。

论文女性主义研究的意义

over the love of ease

研究女性主义主要是为了更好的促进男女平等。这种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论文研究的目的及意义选题意义和目的一般作为开题报告里面的第一块内容,是阐述你所研究的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或者说讨论价值的,写开题报告的目的,其实就是要请导师来评判我们这个选题有没有研究价值、这个研究方法有没有可能奏效、这个论证逻辑有没有明显缺陷.写意义的时候根据你的选题来决定形式可以分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也可以不细分,把目的和意义和在一起写,总之突出你观点的新颖和重要性即可建议可以从这两点来叙述,不过要根据自己的选题,不要生搬硬套:1. (你的选题)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也就是说研究领域中一个新颖有意义的课题,被前人所忽略的2. 前人有研究过,或者说阐述过但是没有阐述论证的足够全面,你加以丰满,或者驳斥前人的观点,总之,意义和目的一定要叙述的清晰并且是有一定新意的其次注意自己所使用的理论,你是用什么理论证明你的观点,也要叙述清楚,否则难以有说服力,在做文献综述和国内外研究水平的评价等等也要有翔实的根,这样才能衬托出你的选题的意义所在研究的目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要研究、研究它有什么价值。这一般可以先从现实需要方面去论述,指出现实当中存在这个问题,需要去研究,去解决,本论文的研究有什么实际作用,然后,再写论文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这些都要写得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不能漫无边际地空喊口号。主要内容包括:(1) 研究的有关背景(课题的提出): 即根据什么、受什么启发而搞这项研究。(2)通过分析本地(校) 的教育教学实际,指出为什么要研究该课题,研究的价值,要解决的问题。

女性是社会的重要发展力量,为社会的发展也撑起了半边天,研究女性可以更好了解女性,从而能够更好发挥她们的能动性,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社会主义研究论文

《浅析空想社会主义必然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摘要:空想社会主义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无产阶级最初的愿望。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它不是一般意义的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本文重点从它们的区别,过渡的必然性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加以论述,指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先进国家已占统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内部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高涨。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实践。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批判地继承了18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的思想成果,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1.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从广义上讲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从狭义上讲则专指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它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发展规律的科学,即关于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科学。

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有着质的区别。主要在于,空想社会主义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指出资本主义灭亡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空想社会主义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而科学社会主义则论证了无产阶级争取自己和全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空想社会主义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指明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能实现共产主义。

2.空想社会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科学社会主义中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揭示了社会生产力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从而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仅仅从抽象的理性、正义原则谴责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

其次,科学社会主义中唯物史观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学说,提出了从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中去寻找解决社会冲突的路径,社会主义乃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这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从头脑中构思社会改革的蓝图、寄希望于统治者发善心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幻想。

再次,科学社会主义中唯物史观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学说,指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是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社会主体,能够而且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解放自己和全人类,这就批判和纠正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人群,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天才人物出现的局限性。

因此,科学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待科学社会主义,总是随社会发展和自己认识水平的深化而不断丰富、完善和修正自己的理论。当然,空想社会主义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空想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科学社会主义走过了165年的历程,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从传统体制到现代体制四次历史性的飞跃。在我国,形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建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来看,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段时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和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而在不同程度上去照搬马恩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措施的某些论断,致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又转而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等等,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我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江泽民、胡锦涛、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贯通起来,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统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马克思.共产党宣言[M].1848年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邓小平文选[M].第3卷,人民出版社出版

社会主义社会是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样的独立社会形态。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主义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社会主义论文篇1 浅析空想社会主义 摘 要: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的统称,这一称呼来源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显著的特征: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盲目推崇理性并且坚持唯心史观。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直至19世纪早期达到顶峰。虽然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主体性的缺失以及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的局限性,但它在批判性以及预见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忽视。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共产党宣言》 一.什么是空想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社会主义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是指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阶级状况尚未成熟时期的一种社会主义学说。其“空想”之名,则来自于最早的社会主义思想文献――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Utopian socialism,即乌托邦社会主义,通常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这一词最早起源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于1516年所写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Utopia)”一词是根据希腊语“虚”造出来的,指的是“乌有之乡”,即是一个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地方。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在16世纪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运动中,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产生的,这是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①”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等,正是在这样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背景下,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相关学说和思想,“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暴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②”。 根据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的阐述,空想社会主义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③”,他们想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想要解放全人类而且,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意识到无产阶级是这场革命的主体,而是寄希望于统治阶级,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通过试验去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推崇理性。和启蒙学者一样,空想家们同样希望建立一个理性的永恒正义的王国。和启蒙学者不同的是,启蒙学者的理性王国宣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主张消灭阶级特权,而不是阶级本身;而空想家们的理性王国则是要消灭私有制和阶级产别。和启蒙学者相比,这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然而,空想家们企图建立的是一个超越阶级的、永恒的国家,这无疑是不现实的。 第三,坚持唯心史观。空想家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④”,他们把社会主义当作纯粹主观的偶然的产物,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⑤”。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 (一)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托马斯?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处于早期阶段,其主要的特征是空想家们出于现实社会中由于私有制而产生的各种弊病和罪恶,而描绘了一个他所憧憬的美好社会――一个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生活用品按劳分配,人人从事生产劳动的理想社会。 如莫尔的《乌托邦》,书中叙述一个虚构的航海家航行到一个奇乡异国乌托邦的旅行见闻。“乌托邦”一词来自希腊文,意即“乌有之乡”。莫尔第一次用它来表示一个幸福的、理想的国家。在那里,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公有制,人们在经济、政治权力方面都是平等的,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没有商品货币关系,金银被用来制造便桶溺器。莫尔的结论非常明确:私有制乃万恶之渊薮。莫尔在社会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问题。 (二)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 这一时期的空想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主要代表有摩莱里的《自然法典》和马布利的有关著作。 (三)19世纪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著名的三大空想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只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与积极性 (一)局限性 根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中的有关内容,空想社会主义主要有以下两个主要的缺陷。 第一,主体性的缺失。三大空想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虽然看到了阶级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_运动。”而是寄希望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希望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 第二,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在空想家们的身上,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代替了社会的活动,企图用自己的美好幻想去解放全人类。“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然而未来的社会实际上是现实运动的结果。 (二)积极性 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批判性。“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它们批判资产阶级,抨击现存社会的种种弊端,为启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 第二,预见性。空想家们对未来社会的一些预见性的设想,“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和谐社会”等。在当时,阶级对立还处在刚刚发展的阶段,空想家们已经能对未来社会提出消灭私有财产、消灭阶级对立的思想,这是极为难得的。(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参考文献: [1]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0~67. [2]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3~567. [3] 托马斯?莫尔,戴镏龄.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47. [4] 摩莱里,黄建华、姜亚洲.自然法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55. [5] 宫玉宽.《反杜林论》哲学编教程[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31~44. 注解: ①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②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③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④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6页。 ⑤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页。 社会主义论文篇2 浅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摘 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具有自己的特点,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适合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三权分立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在发源于西欧和北美的民主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中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化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面对当前国内外对于中国民主制度的种种质疑,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及其所具有的优越性有个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一、民主的内涵 从词源上讲,民主一词产生于古希腊,源于古希腊文,由demos(人民)和kratos(统治)两个词汇组成,意为“人民的统治”,即多数人的统治,意味着最终的决定权不依赖于个别人或少数人,而是依赖于特定人群或人民全体的多数。 民主概念产生于欧洲,其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是欧洲 文化 ,在部分人欧洲人移民北美大陆后,民主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元素。因此,“民主”作为欧美国家及其地区共同体的政治文化,是一个有区域性意义的政治哲学理念,并不存在于其他文化的本来形态中。 而今天,民主之所以被其他文化接受和使用,是因为民主所蕴含的基本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至善、多数统治等对于世界文明和发展的价值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而对于民主本质的认可并不等于对于西方实现民主本质的具体形式的认可,而混淆民主本质和实现形式的关系往往是导致一些国家民主进程曲折甚至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制度的选择 制度是民主精神、理念和原则的载体,也可以说是民主精神、理念、原则得以实现的工具。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不同、文化不同、价值取舍不同,完全有可能(也应该)选择更适合当前国情需要的实现形式。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反复验证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民主道路,必须要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这一国情首先包括国家规模、自然资源条件、人口规模等自然因素,这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源于其上的政治制度有着深刻和长期的影响。西方国家在其历史传统影响下以及长期的民主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以议会制、选举制和政党制为基石的民主制度。就我国而言,我国在国家性质上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同时,我们国家领土广大,历史源远流长,民族众多,具有同西方国家差别巨大的现实条件,因此,在民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上,尽管西方国家比我们 经验 丰富,但我们也不能够盲目学习,更不能轻松地“克隆”,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践考察,当前我们所建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实现民主本质的、具有自身优越性的制度。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如何判断一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呢?笔者认为除了符合该国国情以外,还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首先,从本质上讲民主就是要保证社会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因此,通过各种不同方式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能否代表多数人的意志进行决策就成为判断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其次,民主制度下代议机关决策的执行能否得到有效监督,这决定着民主制度带来的效果是实质的还是形式的。再次,在民主制度之下社会发展能否保持长期有序、稳定的状态也是考察该民主制度有效性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上述几方面考察,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具体制度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优越性: (一)保证了代表利益的全面性 西方国家对于民主的理解,普选制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只有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议机关才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保证代表利益的全面性。而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不论选举制度是采用多数代表制还是比例代表制,一部分群体的利益都很容易会被选举规则过滤掉,比如女性代表;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代表部分精英群体的利益。在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实现国家民主管理必须要采取区别于西方普选制的途径。我国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满足了既符合国情又保证代表利益全面性的双重目标。我国的各级人大代表是按区域及人员构成比例分配名额,分别由间接、直接选举和差额选举产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使不同背景、不同利益取向的人都能够参与到国家事务的决策当中,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 (二)保证了监督的有效性 现代民主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代议,对代议机关的监督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西方国家的代议机关之间通常采取相互监督的方式,议会立法权、政府行政权、司法机构司法权三项权力往往分立或存在部分联系使得相对独立的机构能够产生权力的相互制约,三者之上不存在更高的权力监督机构,这一制度存在理论上的优越性,但在实际运行中权力监督的效率不高并容易造成权力的牵制和推诿。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权形式相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分权,在我们国家的机构构成中,人民代表大会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背后的最高权力来源,各机构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其监督,而人民代表大会本身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其他机构的同时也在受每一位参会代表监督,每一个权力主体都具体、明确并可进行权力问责,相对于西方存在权力争夺的机构相互监督和个人监督方式,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好的保证了对国家管理权力的监督的有效性。 (三)保证了政局的稳定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了十三亿人当家作主,体现和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从而维护了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使得社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得到最快、最直接、最有效的解决,也使得危害社会稳定的因素消失在萌芽阶段。除了上述两个方面,还有一项重要的民主制度对我国社会稳定、政局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作用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项民主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是领导与合作、执政与参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和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为国家的建设贡献智慧和能量,从而能够把社会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整合成朝同一目标作用的正向力量。 (四)保证了执政效率 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由于只强调民主而缺乏必要的集中,议会内部、议会与行政部门、司法部门之间经常存在互相牵制、推诿、挟制的现象,即使是正常的议会立法程序也由于不同党派之间的矛盾、争论而变得冗长,很多好的议案在复杂的议会争论中不了了之。而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结合了民主与效率要求,无论在决议的形成阶段还是执行阶段,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都贯彻其中,有议有决,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程序化、科学化,“既可以保证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挥民智,反映民情,汇集民意,维护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权力和权利;又可以集中各方意见,协调不同利益,统筹各种需要,做出正确决策,因此民主集中制是保证民主与效率相统一的有效方式。” 总结 中国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建立和不断发展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和需要,具有理论上突出的优越性,并在实践中较大程度的实现了民主的精神、理念和原则。不可否认,我国在民主制度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待于改进和完善。然而,笔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民主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性。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 文化 有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伟大而又异常艰难的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需要长期艰难的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时,面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同志就开始了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一问题的艰辛探索。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至今已有60年,60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渐认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回顾这段历史, 总结 经验 教训,对于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十一届三中全会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党的工作重心转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开放 深入改革

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划线分为两个时期,党在每个时期都为探索经济建设规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从严格意义上来看,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开始的。若对从此开始的这个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大跃进”、60年代初开始的调整、““””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实施阶段。这个阶段尽管党在经济建设上还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甚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甚少,但是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力求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纲要的指示中就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从事计划工作,使我们的计划正确地反映客观经济发展的法则。”1953年6月23日,李富春代表中财委作了进一步说明。他说:“计划应该是充分地根据和体现党所规定的方针任务,使需要与可能结合、经济与技术结合,从发展整个人民的经济观点出发努力学习全面计算平衡,如此才能适合人民经济按比例均衡发展的规律。”这是党在开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前夕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而这个规律也只是局限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陈云在回顾这段经济工作时说:“六十年代,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这是党在这一阶段对经济建设规律认识的主要特点。出现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

从主观上来看,第一,我们刚刚开始经济建设的实践,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理论准备,所以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我们自己观念上又有对商品经济的敌视,因此对价值规律进行排斥。第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3年6月,李富春在谈“一五”计划编制的意见时曾讲过:“我们要依靠苏联,学习苏联”。他的意见基本反映了当时全党的倾向。而学习苏联主要是学习在苏联经济建设中起主要作用的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客观上来看,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极其薄弱的。经过帝国主义的掠夺以及战争的破坏,物质极其匮乏,为了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保证国家重点建设,并使各方面比例达到综合平衡,才能保证经济建设稳步发展。

正因为如此,党确定了综合平衡的经济建设方针,合理地安排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各方面比例关系,既保证了重点,又实现了全面安排的目标。这是当时党重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在计划执行中,对1956年出现的经济上的冒进和复杂的国际形势,党作了冷静的分析和探索,为此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党的八大继续探索,加深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确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陈云还提出了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经济建设格局的思想。正因为党在“一五”计划时期努力按经济建设规律办事,才取得了经济建设上的显著成就。

第二阶段:

“大跃进”的三年。这个阶段正是预计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前三年。早在1955年8月,周恩来就着手领导“二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确定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然而,计划还没有付诸实施,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就出现了严重失误。首先是毛泽东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否定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方针,确立了高指标、高速度跃进发展的经济建设方针。接着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地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建设规律,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把发展经济片面地归结为一个高速度。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潮,结果造成了经济建设严重比例失调,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

正是这次挫折,使这代领导人开始对经济规律有了更加深刻和广泛的认识。第一,对经济规律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讲:“我们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加深了对综合平衡规律的认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开始就讲,“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他说,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第三,对价值规律的新认识。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首次提到价值规律问题,批评“大跃进”中否定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问题。接着他又在同年的11月24日的一则批语中说:“在现阶段,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货币制度、价值规律等形式,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有利于向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还有那段著名的关于价值法则的讲话,指出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四,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认识。中共中央在为纠正“共产风”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指出:实现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1958年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当毛泽东谈到苏联因为依靠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而取得了消灭剥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时批注说:“在往后亿万年中,生产力性质不会不发生变化的,为了一定要适合它,生产关系也得改变,而且将有无数的改变。”认识这一经济规律对于纠正“共产风”、穷过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

60年代初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阶段。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60年代初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由于对第二阶段的教训进行了总结,特别是对经济规律的加深认识,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积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安排国民经济。其中周恩来、陈云反复强调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讲,为了改变经济方面的不协调状况,“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党中央开始着手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由于有了“一五”计划和对国民经济调整的成功经验,也有“大跃进”受到规律惩罚的教训,因此,第三个五年计划在编制时就强调了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在计划中如何处理各方面矛盾时说:“只能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不要以我们这些人的寿命来考虑事情,要按客观规律来办事。”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三五”计

划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吃穿用,加强国防建设和基础工业建设的任务。然而,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重点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以国防建设为中心。

第四阶段:

““””十年。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实施的第一年爆发了““””。这十年,除1970年周恩来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外,整个经济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不仅全盘否定了前一阶段经济调整的成就,而且把发展生产力批判为“唯生产力”论,经济出现混乱状态,根本就谈不上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两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若对这一时期作一分期的话,可以分为经济的调整与改革、全面改革、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下面就这四个阶段作一分析和考察。

第一阶段:

1979-1984年,经济的调整与改革阶段。这个阶段是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重新对经济建设规律进行认识和探索,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开放开始起步阶段。1976年10月,“_”的垮台,结束了十年内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然而,经济建设上又出现了新的洋跃进,即片面追求高速度,不顾国力大量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国民经济比例的新的失调。这种违背经济规律的做法,与50年代的“大跃进”如出一辙,根本原因还是指导思想上“左”的东西在作怪。这次失误,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端正指导思想,遵循客观经济规律,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全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强调了马克思主

义的思想路线,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乘着三中全会的春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纠正洋跃进的错误,探索适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建设规律。1979年4月,党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在调整中,第二代领导集体普遍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当时邓小平就讲:“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 口号 ,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陈云、李先念也多次强调,国民经济只有按比例,才有高速度。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民经济调整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在我国农村开始了伟大变革。长期以来,农业生产长期增产不增收,分配不兑现,农民生活极为贫困。严峻的现实迫使农民寻找出路。首先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农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更适合农业发展的责任制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制。它的出现引起了全国上下的争论,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公开的支持。1980年9月,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下发了75号文件。从1982年开始,中央连续5年发出了5个一号文件,充分肯定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的经济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党中央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规律的结果。

第二阶段:

1984-1988年,全面改革阶段。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告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已经由农村转移到城市,标志着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展开和不断深化的新阶段。在《决定》的指导下,围绕着搞活大中型企业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到分配制度,从横向经济联合到工资制度的改革,目的在于激发企业的活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里涉及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为了推动全面改革,《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命题,又明确指出,在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问题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和价值规律是否发生作用,而在于所有制不同。这就突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这是对经济建设规律深入探索的结果。到1987年10月,党的十五大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作出了新的概括。首次明确放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将市场置于新经济运行机制的中心环节,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认识的提高又反作用实践,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阶段:

1989-1991年,治理整顿阶段。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供需失衡;工农业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础工业和基础与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流通秩序混乱等等。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治理整顿,重点解决以上问题,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在治理整顿的三年,国家有效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使过热的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

1992年至今,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建设走上了快速发展之路,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探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第一,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了新突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不仅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了新的认识。这一科学论断表达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实现目的手段。强调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二,更加重视市场及价值规律的作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困扰人们多年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刻阐述。以此为指导,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我国的经济政策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强调在资源配置中运用市场机制,通过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将资源配置在效益好的部门和企业,解决企业长期效益低下的问题。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了,这意味着价值规律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三,对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认识也有了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方面进行了深化改革,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新格局。改革的不断深入,要求理论上,有新的突破。党的十五大适应了这一要求,在理论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

这期间,党制定了经过科学论证、符合经济规律的跨世纪的宏伟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为确保这个宏伟纲领的实施,江泽民作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提出了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这是党对经济建设规律探索的最新成果,也是党实现跨世纪宏伟蓝图的科学指南。

总之,通过以上对党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历史考察和分析,使我们可以看出,党对经济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探索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遵循经济建设规律,党领导我国定会如期实现跨世纪的宏伟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党的文献》1989年第四期 第4页 第6页 《陈云文选》下卷 第221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献》第九册 第216页

第6册 第566页 第661页 第八册 第172页 《周恩来文选》下卷 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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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共识和民主现代化实现

8.初一到初三的政治重点

结构主义研究论文

浅谈现代音乐的音乐存在方式问题论文

[内容摘要] 在对音乐的研究中,存在方式问题,往往是没有被重视的,对现代音乐的研究尤为如此。本文从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角度,对现代音乐中的代表流派及其作品、音乐理论进行了浅要的分析和总结,并对其以后的研究发展作出展望。

[关键词] 现代音乐;后现代音乐;音乐存在方式

音乐的存在方式问题,是音乐美学研究中第一性的问题,应从音乐在形态、意识、行为三方面构成的完整存在来全面认识。奥地利音乐家汉斯立克曾在《论音乐的美》一书中提出:“情感表现完全不是音乐的职能,音乐的美是一种不依附、不需要外来内容的美,音乐同音乐之外的思想范围无关。”他得出了“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运动的形式”这一最终结论。的确,在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是以音响及其运动形式作为音乐的存在方式,这是一种强调“音本体”的“自律论”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研究方法的片面性,从而使对音乐存在方式问题的研究重新得到了重视。

“现代音乐”是对19世纪末到21世纪音乐艺术中各种新兴音乐流派的一个总称。在这一阶段,西方音乐经历了一个质的变化,产生了众多的音乐流派及音乐理论体系。其中,代表着各个时期专业音乐发展前沿的被人们泛称为“现代派”或“先锋派”的作曲家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及他们所发明和使用的新的作曲技巧,使人们领略了种种前所未听的音响、纷繁复杂的体系及个性迥然的技术。现代音乐是1980年浪漫派音乐解体之后,后期浪漫主义在各国的扩散以及被个性化的产物,所以它代表着许多立场、观点、方法截然不同的各种派别,他们在创作中的主要表现是突破性和实验性,是一种新的创作技法和新的音乐语言的尝试和使用。那么,现代音乐的存在方式,是否亦是“声、音、乐”三位一体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0世纪中期结构主义思潮达到鼎盛,它强调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注重研究与作者无关的文学文本本身及其“构造”和“关系”,以揭示文本表层结构下的深层结构意义。结构主义强调艺术作品的自律性并把形式视为艺术研究的对象。奥地利音乐理论家申克的音乐分析理论概念是建立在有机连贯性理论基础上的,他把音乐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是一个封闭的、自律的系统,构成音乐的各要素在其中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达到了离开其中之一便不能解释其中另一的紧密程度。新的方法论深入到构成音乐作品微观领域中研究音与音、和弦与和弦的关系,探寻音乐作品的内在规律。传统的观念是抛开相互之间的总体联系而对其内部形态进行孤立、静止的研究与考察,是片面的、分裂开的,而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学习也大多数是以这种方法而进行。申克理论的提出,对传统的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他的由上方旋律的下行”原始线条”与下方低音“I—V—I”形式的结构合起来组成的“原始基础结构”是任何一部调性音乐所必然具有的共同结构,作品中其它一切结构和因素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申克理论相对于传统方法有一定的进步性,但他片面强调了“音”本身,只注重分析作品自身结构要素,而忽视了音乐存在的意识、行为要素,所以难免陷入“自律论”的泥淖。

新维也纳乐派的勋伯格,在进入他创作的第二个时期自由无调性时期后,发现要保持无调性就要寻找另一种足以代替调性的新的结构力,经过近十年的实验,创立了十二音作曲法即序列音乐技术,将“强化了的主题一致性”作为其作品的结构力。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创作方式,它刻意追求形式的高度完美,用倒影、逆行等手法对序列进行结构形式上的变化,但他的这种创作方法并没有因为崇尚理性形式的表现而被称为是“形式主义”,被划归于“自律论”一边,因为正如勋伯格所说“一件艺术品,只有当他把作者内心中激荡的感情传达给听众的时候,他才能产生最大的效果,才能由此引起听众内心感情的激荡。”的确,他们在“形式”的背后运用独特的手法在表现一种特殊的“情感”。他们注重形式,但并未把形式同表现、情感隔绝起来,并没有完全排斥“他律”的内容表现。用最理性的设计、最精密的内容,描绘了人们心中最深层、最隐秘的部分,是一种真诚的坦露。其后的斯特拉文斯基在1935年的《我的生活纪年》中也曾对他的音乐观有精辟的陈述:“我认为,由于其本说,音乐就根本而言是无力表达任何东西的,不论是某种感情、心态、情绪,还是某种自然现象等等…… 音乐现象给与我的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在事物中建立起一种秩序,包括—并且特别是—人和时间的协调。”这是他转向“新古典主义”风格后,在音乐创作中所主张的对形式、结构、秩序的一种侧重。这与我国魏晋时期稽康《声无哀乐论》中的音乐美学观点似有相同之处。斯特拉文斯基在晚年转向了序列主义,并改良了“整体序列”的枯燥、艰涩的纯形式化手法,使序列手法更加灵活多样。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作为20世纪新音乐的开拓者,他们共同的成就就是打破传统的基于七个音的大小调体系,努力挖掘一切其它音乐材料的可能性,开拓了音乐创作的思维想象空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音乐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序列主义,以及那种在“音乐本体化”的口号下过于强调音乐的自律性,将音响材料自身的处理及其结构原则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唯理主义思潮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如果说现代音乐是有序的,如勋伯格的“十二音体系”、梅西安的“有限移位”体系等,他们取代了传统的大小调体系,而后现代主义则走向无序,走向行为过程,走向复风格,走向广场,走向世俗,走向了虚拟空间。

随着“结构主义”的到来,以约翰凯奇和斯托克豪森等当代音乐家为代表人物的偶然音乐不得不中止那种高度秩序化、组织化结构的`音乐,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失去秩序控制和组织化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音乐的时空观念、陈述秩序完全被打乱,突出即兴的任意性和偶然性。偶然音乐家们十分推崇汉斯立克的音乐美学观点,认为“音乐作品除了他的声音之外,没有其他东西。” “声音的结构或解构,或声音经过若干时间层的进行,它们就是主题自身,它意味着声音的行为和生命……” 他们将音乐形式——“自律论”推向了极端。“音响的来源是无关紧要的,音响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不需要表示任何异议,音响就是印象。” 他们还强调音乐的纯客观性,“让音响就是它自身,而不应使它成为人为的理论的工具,或表现人类情感的工具。” 在他们的认识里,音乐与人类情感只是一种刺激与反映的关系,是一种纯粹无意识的、机械的关系。音乐本身是既无目的又无意义的,又不表达内容,成了完全的“不确定性”的“偶然音乐”。

首演于1950年的《四分三十三秒》,是约翰凯奇偶然音乐中的极端作品。演出时,钢琴家克莱曼在台上一个音也没有弹奏,只是在33秒、2分40秒时关上琴盖又打开来,观众不知道作品会是这样的,因此从忍耐、惊讶到最后的怒不可遏,心里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表现出来,这就构成了凯奇这部作品的全部内容。音乐被发展到这种形式,它还能被称之为音乐吗?凯奇认为,音乐应打破人为的控制,有价值的是事物或生活本身,正如他在《寂静》一书中所说,“写音乐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不是与各种意图打交道,而是与音响打交道。或者说,答案必须采取反论的方式,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游戏。然而,这宗游戏是对生活的一种肯定——不是试图使混乱变得有秩序或表示创造的价值,而仅仅是使我们注意到我们亲身经历着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基于这种思想,他在创作中采用了偶然、随机的方法,他创作的目的是让大家倾听生活中、自然界没有人工控制的声音。这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深刻体现了关于音乐存在的“自律论”的观点,它抹杀了艺术和生活的界限,消解了艺术高于生活的等级限制,解除了人为的对音响的控制,也暗合了后现代的反美学意义。尽管对偶然音乐的褒贬不一,但它打破传统,是任何都成为可能的思想,对所有学科领域都应是有所启发的。

科普兰曾经对现代音乐有过这样的概括:“反传统是现代音乐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多数现代音乐都不是或不仅是以‘传统意义上的美’的表现为旨归的。在几乎所有现代作曲家的心中,音乐是接近于自律的,只是一种音响运动,力量的展示,情绪的表现。”偶然音乐之后的概念音乐、环境音乐、行为化音乐、复风格或多元主义音乐等,大都是符合这一规律的。然而,音乐家的为所欲为的“自由”,付出的代价,却是听众的“丧失”(德籍捷克作曲家库普科维奇语)。形势的翻新自身成了一个目标,而被奉为“新规范”的前卫技法,变得非常易于模仿,很明显,先锋派的贬值,已是人们必须正视的一个现实。所以,音乐又迫于“回归”了。倘若简单的加以概括,“后现代主义,无非表明了一种对现存价值体系的强烈批判意向;同时,它又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及思维方式多重分裂的反应。” 作曲家们所看重和强调的“音”本身,也在这一时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整体来讲,这一时期对音乐存在方式的认识,还是侧重于强调音响形态的“自律论”观点。

在经历了一系列尝试、创新后,西方后现代音乐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沉寂,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中少了一些盲目,多了一些思考。片面的追求新奇的音响和艰涩的技法已不再作为创作的根本意图,感性与理性的结合,在可听性的基础上突出现代性才是现代创作中所遵循的原则。就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的国际现代音乐节来说,自2004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三届,音乐节上所提交的作品是非常多的,但相比较而言,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出,作曲家创作理念的变化,作品的日趋成熟。音乐已不是片面强调音响形态,而是将音乐存在的形态、意识、行为三方面要素结合起来,所创作的音乐既有可听性,又有新鲜感。而且,民族化的音乐语言被得以强调,传统音乐普遍得到重视。目前,各国都在推广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在创作中,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

我们对现代音乐的理解和欣赏应从世界的文化角度上去体会,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新的音乐思潮、新的音乐语言、新的作曲技法、新的音乐风格的现代作品会越来越快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各种现代的、传统的和民族的音乐,已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世界音乐将会得以更快更迅猛的融合、发展与进步。在这种冲击下,我们如何在保持自我的风格下勇于突破创新,我们如何把握这一切,这仍是值得思考的。本文较多的是对历史的一种回顾,但更多的是展望,相信我们的音乐创作者都已经有所准备,迎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论音乐的美》[M],汉斯立克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2)《二十世纪音乐概论》[M],孟宪福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3)《国外后现代音乐》[M],宋瑾著,江苏美术出版社

(4)《音乐学术的历史轨迹》[M],杨立青编选,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5)《中西乐论》[M],相西源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6)《申克音乐分析理论概要》[M],于苏贤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7)《序列音乐写作基础》[M],郑英烈编著,上海音乐出版社

(8)《二十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M],[美]库斯特卡著,宋瑾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文论思想比较研究——都是为了追寻文本的意义踪迹那种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完全对立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关文本解读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互补的,它们归根结底实质上都是为了追寻和挖掘文本的深层意义。 一、 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对峙”背后的联姻 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把符号分成了能指和所指两种。任何一种语言,从单词到句子,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基本的意义。索绪尔的能指和所指概念形成了一种寻找语言意义的结构模式,对结构主义思想的兴趣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可是,在德里达看来,索绪尔的这种结构主义语言是西方形而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支脉,必须加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源于希腊语“逻各斯”,意思是“语言”或者“定义”。《圣经新约》里说,“万物始于词语”,因此语言被提高到一个全部真理的终极本源的中心地位。从语言观的分歧上看,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似乎是相对峙的,但他们之间在渊源上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文本解读思想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互补性。 1 从中心到边缘。结构主义从索绪尔那里开始就迈向了形式、模式和结构的台阶,其目的就是要建构一个追踪深层意义结构的话语权威中心。雅可布逊用音位学方法来分析诗歌,使之形成一个功能结构。它的各个要素只能在同一构架之内才能理解的原理实际上已经为诗歌的创造和解读建立了一个诗歌权威结构中心。列维 斯特劳斯通过对俄狄浦斯等神话结构的分析,创立了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实际上也是在走向一个神话结构的权威话语中心。巴特则崇尚一个认为制造意义活动的权威中心。“中心”于是形成了某种可靠的深层话语结构。二项对立的文本分析方法就是一种分析模式, 即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的、联系的、排列的转换关系,认识对象的复合结构。[1](P17)这种二项对立的结构模式在文学史上大量存在。巴尔扎克在给阿柏朗台斯公爵夫人的信中写道:“就我所知,我的性格最特别。我观察自己如同观察别人一样;我这五尺二寸的身躯,包含一切可能有的分歧和矛盾。有些人认为我高傲、浪漫、顽固、轻浮、思想散漫、狂妄、疏忽、懒惰、懈怠、冒失、毫无恒心、爱说话、不周到、欠礼教、无礼貌、乖戾、好使性子,另一些人却说我节俭、谦虚、勇敢、顽强、刚毅、不修边幅、用功、有恒、不爱说话、心细、有礼貌、经常快,其实都有道理。说我胆小如鼠的人,不见得就比说我勇敢过人的更没有道理,再如,说我博学或无知、能干或愚蠢,也是如此。”[2]巴尔扎克的这些二项对立的性格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形成了美丑并存、善恶同在、真伪共生的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的群体。[1](P172)这些二项对立的具体思想和内容是靠语言结构叙述来完成的,文学这时成了语言状态本身的一种语言。巴特因此下了结论说,“在叙事作品中‘所发生的事’从(真正的)所指事物的角度来说,是地地道道的子虚乌有,‘所发生的’仅仅是语言,是语言的经历,语言的产生一直不断地受到热烈的欢迎。”[3]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面也引进了一些语言学的观点,认为下意识只有借助于结构语言学才能科学地描述:“无意识的话语具有一种语言的结构”,他还从语言学角度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概念。[4](P258)这样一来,一个以语言结构为模式的结构主义话语权威中心建构了起来,一切文本的创作、分析、解读、批评都指向这个话语权利中心,以至于不敢越雷池一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在“五月风暴”中,情绪激昂的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使法国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和惊吓,而结构主义学者们却躲进书斋,不出面支持学生运动,以保持整体结构次序的平衡和稳定,显得十分保守。这时激烈的学生运动开始引发了对整体、结构、次序、层次和权威中心主义的猛烈抨击,转而相信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这是对“中心”的怀疑和疏离的反叛行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开始。德里达1966年在霍普金斯大学所宣读的论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的结束和解构主义时期的到来。从此之后,德里达开始了他的解构主义对结构主义的猛烈抨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从结构主义的鼻祖———结构语言学那里开始解构起。索绪尔认为:“语言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我们不能切开正面,而同时不切开反面。同样,在声音里,我们不能使声音(能指)离开思想(所指),也不能使思想离开声音。”[5](P151)德里达则把这种能指和所指称作形而上学的神学中心论,因为他认为这种将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局限于能指,而不是用于包括所指在内的整体做法表明:能指与神学逻各斯中心主义有一种直接关系,这样的能指犹如始终依附于其所指对象一样,始终求助于一种创造的生存或一种既定的思想性言语。[4](P368)德里达很清楚地认识到摆在他面前的历史重任:一定要打破这种千百年来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意味着今后的文本和文本语言开始游离和疏远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中心,使得文本和文本语言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地边缘化,这也为后现代主义时期出现的“失语症”提供了理论的脚注。 2 从整体到破碎。结构是结构主义的核心概念,但是也引起了学者们的不同解释,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征: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整体性是按一定规律组合的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系统。转换性也叫同构性,即结构内部各要素按一定规律交换,这些转换规律起建造结构作用,决定结构的界线。自律性指结构内部各要素相互制约、互为条件而不能被外部影响的性质。[6]结构主义的整体性(以及文本叙述性的研究)为文本解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具,例如,普罗普对神话故事主张系统描写而不重视起源探索的方法受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的赞扬。[4](P234)普罗普发现,“童话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千奇百怪、五彩缤纷,另一方面,它如出一辙,千篇一律”[4](P235)的特点,体现了他在童话文本整体性观照下的逻辑判断。“如出一辙,千篇一律”是童话的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是不需要作过多分析就清楚明了的。但最让人费解的是深层结构,它是潜伏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单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要用抽象的手法,在叙述的整体性下面把这种深层意义单位找出来。阿于格雷马斯在《故事的结构分析》中,把神话归结为三大要素:[1](P186)(1)结构———神话的结构法制:A 叙述类型为所有神话故事的结构属性总和而成;B 叙述类型既要视神话为一个跨语句单位即规范系统,又要体现由叙述方式显示的内在结构。(2)规约———给叙述单位(意群)归类:A 试验意群(考验);B 契约意群(缔约与废约);C 分离意群(出发与回程)。(3)信息———即神话语音符号的特殊意义:A 叙述信息———处于叙述层次的阐释;B 处于结构层次的阐释———结构性信息。从阿于格雷马斯把神话归为三大要素来看,结构主义叙述学是要把文体体裁作为一种系统化符号规范,以突出对文本思考、分析的整体性。 解构主义也是从文本的系统化和整体性出发,但它的目的不是去使文本“系统化”和“整体性”更加完善,而是要摧毁这个系统和整体,把它们肢解得支离破碎。德里达就是通过把固定的系统或整体次序推翻,并加以颠倒来实现他的解构的。他认为,“在传统的二项对立的哲学观念中,对立面的平行并置是不存在的,在强暴的等级关系中,对立双方中的一方总是统治着另一方(价值论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等等)。要解构这一对立面,首先就要在特定的情况下将这种等次关系加以颠覆。”[7]为了实现他的颠覆思想,他首先从消解语言中心主义做起,有目的地创造了一个十分艰深难懂的概念:“分延”(differance)。这意味着再也不存在着所谓的语词和本源的恒定意义,一切符号意义都是在一个巨大的符号网络中被暂时确定,而又不断地在区分和延搁中出现新的意义。文本新的意义同样又在延搁中区分,在区分中延搁,出现另一个新的意义。这样一来,系统被瓦解,整体被破碎,一个文本可以像“魔方”一样在“区分”和“延搁”中诞生出无穷无尽的意义来。除了分延,德里达还创造出了“播撒”“踪迹”和“替补”这三个重要的概念。“播撒”是德里达对“分延”概念的进一步扩展。文字的分延使意义的传达方式不可能是直线般的,也不可能像形而上学那样由中心向四周辐射开来,而是像撒种一样,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播撒开来。“踪迹”表示原始的迷失,它是在场中的不在场,是存在的影子。“替补”是一种补充和增加,但暗示着一种根本的空缺。这几个概念从根本上肢解了结构主义的系统性、整体性和稳定性,就好像一块手表被拆开了以后再也不能够重新装上一样(米勒语)。 3 从意义到虚无。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都关心同一个话题:文本的意义。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结构,以揭示文本的深层意义。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认为,“语言并不因为其具体表现而穷尽。它包含迄今为止从未说过的潜在语句,而这些语句则能呈现意义和语法结构;对于一个学会了英语的人来说,由于他有理解从未接触过的语句的能力,他就具备了超出其语言表现的语言能力。”[8](P30)结构主义就是要想在一个稳定的结构里,以理性的态度去寻找潜在的话语意义。其实,早在结构主义作为一种“主义”出现之前,意大利的维柯就已经试着去找出某种文本意义结构,他在《新科学》里试图找出人文现象的普遍公式,构造一种“人的物理学”,寻求出早期人类思维的“结构”。到了列维 斯特劳斯那里,已经形成了《结构人类学》,他发现:(1)结构中任何一成分的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的变化。(2)对任何一结构来说,都可能列出同类中产生的一系列变化。这样一来,文本的意义就可以框架在一个恒定的模式中,以至于不被“误读”。 这种重复的结构突出了文本的深层意义:人类语言的无意义、无逻辑以及生命的空虚、无望和一种漫不经心的残酷。 虽然解构主义关心文本的目的也是为了发现意义的存在,但它是通过破坏永恒不变的意义结构来使意义变得虚无缥缈。德里达用“意义链”来取代“结构”。由于意义链是无限制的、非目的性的,所以它排除了以为在系统中有一个具有统治作用的整体想法;又由于它既是空间的又是时间的,所以它本身就不会降到整体或对象的地位上去。[4](P365)“意义链”失去了“对象的地位”,只能在空中游离,没有了任何根基,所以意义永远变得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的文本解读永远是一种“误读”。德曼强调文本语言符号与意义的不一致性,认为一切语言都有修饰成分(如隐喻、象征等),因此一切语言都有欺性、不可靠性和不确定性。他在《盲视与洞见》一书中指出,阅读中这种由批评家的无意的移置中心所形成的并在自身解构中不断出现的矛盾就是一种“盲视”,而批评家只有借助某些盲视才能够获得“洞见”。在这个意义上,德曼的观点是洞见建立在洞见所驳斥的假定之上,洞见寓于盲视之中。[10]无疑,这种观念使德曼完全滑进了虚无主义的深渊,因此文本意义对解构主义来说,如“镜中之花,水中之月”,是根本触摸不到的“幻象”而已!

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及二十一世纪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

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

扩展资料

语言学:

索绪尔是令结构主义于20世纪重现的始祖,因为他的讲义经由学生整理在1916年出版命名为《普通语言学课程》,其中并不关注言语或语言的使用反而关注语言系统,他称之为“理论符号学”-“符号学是研究既存在社会结构下,各种符号的科学。”

他认为语言符号是由意符及意旨所组成。这跟以前关注字与事物的关系的手法很不同。在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共时性和整体观和系统性是相一致的,因此共时性的研究方法是整体观和系统观的必然延伸。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结构主义

二十世纪下半最常使用来分析语言、文化与社会的研究方法之一。结构主义可被看作是一种具有许多不同变化的概括研究方法。广泛来说,结构主义企图探索一个文化意义是透过什么样的相互关系(也就是结构)被表达出来。根据结构理论,一个文化意义的产生与再现造是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一个结构主义者研究对象的差异会大到如食物的准备与上餐礼仪、宗教仪式、游戏、文学与非文学类的文本、以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来找出一个文化中意义是如何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

论文研究人文主义目的意义

详细不了,这是一篇大论文。人文,是社会前进的巨大推动力之一,包括科学也是由人文而衍生。如我们最开始认为世界之数字1234567890。而科学是建立在1+1=2的基础之上,你说意义强大不强大?比如老子的道德经之,一生二,二生三,人文是人由动物动理性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规则,客观的或者主观的,如果客观逻辑代表了科学,那么主观逻辑代表的就是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

人文主义的含义是什么

人文主义的历史意义就是为统治阶级(主要相关的利益阶级)所利用或有效使用

人文主义的历史发源于古希腊时期约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学派,到了14世纪,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打着复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旗帜,宣扬人文主义。从那以后,15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16-17世纪的理性科学运动(近代科学运动)以及18世纪的启蒙运动都体现着人文主义思想。人文主义的现代意义实质是资本主义世界提出的。主要是提倡人性反对神性,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提供议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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