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国富论的论文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你有什么体会呢？何不静下心来写写读后感呢？怎样写读后感才能避免写成“流水账”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国富论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继上一次的《新卖桔者言》，这次我选择了读《国富论》。和《新卖桔者言》不同，这本书的内容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有一句话可以形容我刚开始看的感受：“这些字分开来我都认识，可是组合起来我就不认识了。”所以，我不得不一边看，一边上网查阅这些内容的意思。
《国富论》共分五卷。它从国富的源泉――劳动，说到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换，论及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再探究商品的价格，以及价格构成的成分――工资、地租和利润。我比较感兴趣的分工这部分。
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手段。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改进，以及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多的娴熟程度、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这句话在《国富论》居于开篇之位，足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书中，斯密为我们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个工人，如果没有受过制针这种职业的相当训练，也不知道怎样使用它的机械，那么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许也造不出一枚针，当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针了。但是现代商业已经使这种工作成为专门职业，并且将这种工作非为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数也同样成为专门的职业。……有一个这种小工厂，只雇用十个工人，有几个工人担任二三种操作。一日也能成针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针4800枚。”
如果他们不分工合作，不由每个人专门操作某道工序，那么不论他们怎样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针，说不定连一枚也造不出来。
凡是能够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够相应地增加劳动的生产力。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为改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模式为流水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击败竞争对手，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遥远的，不能亲身体验那种分工的效果。就拿我们平时在家做饭来举个例吧。过节时家里都会做一顿丰盛的大餐，如果这个时候只由妈妈一个人负责煮饭做菜，那她大概就得从中午开始忙活，不然是不够时间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动，妈妈负责炒菜，爸爸负责杀鸡，姐姐负责切菜，我负责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么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顿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时间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妈妈一个人工作时的四分之一的时间。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们现在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来的知识，而斯密认识到分工的重要性却是他从生活中工作中认真观察，分析研究出来的。在《国富论》一书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时代前端的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发现和体会认识。
《国富论》这本书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内容还有很多很多，我现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层。它不是我只读那么一遍就能深入了解的，在以后，我还会好好的再次研读这本书，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同学，也去图书馆借来看看吧。
英国亚当·斯密所着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国富论》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于1776年撰写而成的。这本书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我觉得它有点难读，在图书馆借书花了很长时间才勉强地看了一遍，就据此写下自己的一点浅见。
《国富论》共分五篇。亚当·斯密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替转折时期，他为新的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大声呐喊，也就不可避免的遭到旧势力的肆意攻击。然而，他的劳动价值论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巨大的作用，他的经济思想成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他的学说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成长。有著名经济学家对作者亚当·斯密给过一个概括性的评述——也许没有任何一部当代的著作像《国富论》那样对科学经济思想和行政管理体制产生过如此深远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他的这部著作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持续下去。
《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作为以电子商务为专业的大学生，首先要读一读这本惊世之作，了解经济方面的有关知识，有助于以后的学习成长。
研读了这本书后，我有了自己的一些小心得和认识。也让我联想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真正根植于社会的自由和法治传统，而亚当斯密的新思想“看不见的手”开启了我们的思想，告诉我们市场体系的基础是自由和法制，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两手抓，既要给空间市场，政府也要适当地宏观调控。纵观历史，我们出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大跃 进”活动，政府全面掌控市场，无论什么东西都是政府规定的，最终压抑了人民的`工作热情，使当时的经济停滞落后。
我们从文中可以感受到他并没有一味地强调市场的万能，而是不经意地点出，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设计，市场也会变成“万恶之源”。没有以自由和法治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魔力。
《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
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
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藏书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我认为，这是一本主张个人自由竞争，在经济学中起着启明灯和导航灯的重要巨著，是对当代及现代有重要影响的百科全书！
当读了这本书的速读之后，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就是重新认识了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和对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这本书十分微妙地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作者，而是经过大量的调查实践论证分析，所以，我们在少年阶段必须要珍惜时间，抓好机会，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为自己学习专业做辅助。
1、分工合作
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在开始就讲了分工，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对劳动分工的印象比较深。劳工分工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劳动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其实我们在社会中感受非常深刻。针对分工的好处，我认为工作时间会缩短很多，工作效率也便提高了，还可以扩大影响力，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懂得分工合作，取别人的长处来补充自己，这样才能在以后竞争十分激烈的环境中立足。
2、劳动价值
我认为这本书比较受重视的还有劳动价值，在这里作者基本阐明了资本家和工人自己的劳动关系就是吸收工人身体里面的体力，当工人自己的创造的价值和他们的劳动所得持平或者低于自己所创造的价值的时候，资本家肯定会裁员，作者把这种劳动关系理解成衡量一切商品的尺度，这也最贴切不过了。
3、三个阶级
这一部分主要讲的是人一般分为三个阶级，工人阶级，地主阶级，资本家，他们构成了工业时代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劳动收入——工资，资本的收入——利润，地主的收入——地租，三个阶级是一个生产力统一的整体里面肯定是相互制约，相互斗争的。首先资本家雇佣工人都想减少劳动价格，加大劳动时间，提高劳动效率。但是工人希望标准的工作时间和丰厚的利润，资本家和地主之间地租的相互磋商，这看似是独立的整体无形中有了矛盾。
4、资本、劳动生产和再生产
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的生产价值来积累自己的资本，加上劳动用的土地，工厂，机器等等，这个资本就叫固定资本，有类资本有野心的资本家还会“侵略”更多的资本，就这样循环往复，只有不断的生产，来吸收资本。
5自由经济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可取和贡献最多的来自这个部分，他认为经济应当自由放任，顺其自然，人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标前进的时候也在无形给国家带来了财富，他认为国家财富的多少不是取决与国家拥有金银的多少，而是来自国家的充富繁荣，和如何利用自己的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拥有人才的多少！其实他的认为不完全对，自由贸易就好象是“看不见的手”，但是要想这个手充分的发挥作用国家应当适当的调控，他还认为国家应当还有其他的责任就是外交，内修政理，其次就是公共设施的建立！
我认为这本书虽然也是错误多多，但是在那个时期提出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还有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可能这一主张在现代社会中是错误的，但是在以前社会中可能就是正确的！因此，我们现在阅读这本书的时还应该结合现实生活，而且更加应该结合我们中国的国情来看待经济学中的系列问题。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描述。由于水运的便利优于陆路，水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能将生产的产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交换行为。同时水路是天然产生的，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的出现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变根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伴随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河流对于交换的有利性，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了地区的繁荣，富裕了人民生活。这样又吸引着更多人的迁入，加入经济生产环节。如此循环，城市的规模就出现了。也就生出了人类的文明。
看完《国富论》，价值论的概念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给我一些感触，这个理论曾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出现过，可见他们两个人的远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仍具有时代先进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识到的，其实，这个理论，最早的提出者还是亚当—斯密，他是站在资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利润是从何而来，就是从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中来，说简单了就是剥削劳动力，只有这样，资本家才能不断的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进行再生产，这样循环往复，使得那些资本家越来越富有，同样，一个国家富有的资本家多了，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开始飞速发展，提高国民收入，整个国家就会积累大量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个国家的资本多了，也就可以称霸世界了。
而马克思的价值论，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资本家取得利润的实质上就是剥削劳动力，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工人们的剩余价值得到最大的发挥，加班加点，使得资本家的腰包鼓了起来，而使工人们的利益越来越少，权利越来越小，马克思价值论的提出，主要就是为了让所有那些被资本家们压榨剥削的工人们，一致起来罢工反抗，改善这种不平等待遇，用无产阶级政权推翻这种资产阶级的恶习，让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们，重新获得应有的自由、权利和利益。
对于资本家过分剥削工人的无耻行为，历年来，都有人曾披露过，有记者采访过，有领导考察过，也有作家描述过。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资本家，为了让自己积累更多的资本，就想方设法压榨工人，本来每个工人每天工作八个小时，结果资本家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就让工人们工作十八个小时，工作时间延长了，但是工资依旧不变，这种超负荷劳动，换了谁都受不了，但是，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感谢资本家，开办工厂，给许多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不至于流落街头，饿死在荒山遍野。总的来说，资本家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既有利又有弊，我们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虑负面因素。我个人认为，资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润的同时，也要考虑工人的感受，总不能压榨压榨，再压榨。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到的经济理论，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价值理论、公平理论、绝对优势理论、地租理论、货币理论、分配理论、公债理论、资本理论、赋税理论等等，一个人要想彻底搞懂这些理论，非花点时间不可，如果能活学活用，再好不过，要是能将亚当—斯密《国富论》当中的所有理论，能运用自如，并且运用在经济竞争中，可以在经济战场中百战不殆，财富越积越多。
《国富论》近百万字，要想一个字一个字的钻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本人时间有限，只是粗略的翻看过此书，文中的要点，有疑问的地方，还需要以后慢慢钻研探究。
先说说这本书产生的时期。那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知道英国是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时代较早，资产阶级革命也相对不够完善，实现了封建势力与资产阶级妥协，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宪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英国还拥有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大量的封建主还拥有着土地，仍然可以在经济上和资本家一较高下。而资本家都是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看不到商业的发展前景，也不知道该怎样做。从微观的资本家的角度来看既是如此，那么对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来说，商业发展的影响更是巨大，东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经开辟出了新航路，而且通过殖民掠夺的方式夺得了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也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积累，东边的法国已经夺得了西欧的陆上霸权，掌握着西欧的经济命脉，而长期居住在北欧的以海牧维生的荷兰人，又霸占着国际的海路贸易。在这种四周环敌的地理位置与贸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国如何崛起，新兴资产阶级如何生存，在他们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这个时候，先知诞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稣，也不是佛祖释迦牟尼，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个在海关任职的专员，而就是他教会了英国的资本家们该怎么做，使大英帝国在百年之内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个人就是英国著名思想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国富论》的独家作者。
而《国富论》当中最为重要，也最有意义的思想莫过于自由主义了，也是我们高中的政治经常提到的价值规律与市场调节，俗称“看不见的手”，在当时的世界局势当中，唯有英国敢于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贸易壁垒而公开的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合作，英国以自己对其他国家的贸易优惠来换取其他国家对自己的优惠。甚至在英法战争中，英国运用自己的财富采购着先进的武器来消灭法国部队，而这些财富都是通过英国卖给法国军队用来做军服的棉纺织品而赚来的。
当然，一味的自由主义虽然能使资本家取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另一方面却会使资本家过于的盲目对待市场，投资市场，为了高额的利润哄抬物价，结果会出现生产出大量的剩余产品，资本家为了不使物价下降，公然违背价值规律，宁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价卖给消费者。而消费者由于消费不起干脆不消费，甚至游行，这导致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资本家破产，国家的统治不牢固。于是在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即我们今天说的国家宏观调控，俗称“看的见的手，看不见的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只凭市场调节，就会出现经济危机，只凭宏观调控，就会使市场失去自由与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后，人们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他关于利己的人受“看不见的手”引导增进了社会利益的思想，作为市场经济千古不变的基本原则，却把《道德情操论》几乎忘得一干二净。于是，市场经济缺少了道德，引发了许多罪恶，在个别地方甚至成为灾难。
国富论读后感1000字范文
国富论读后感1000字范文，多写读后感有助于提高写作水平，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都需要我们去发现，书籍对我们空虚的灵魂进行了填补，吸收书本里的知识能丰富我们的学识，一起来看看国富论读后感1000字范文吧。
亚当·斯密《国富论》，被称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全书共分为五卷。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个不同侧面详细而严谨地论证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的发展繁荣。他采用了以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及经济思想理论的分析视角，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本书共分为五篇，在读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以及劳动生产物自然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时，总能看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子。价格的生成、度量，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是每一种经济学说的核心理论之一。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认为劳动是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但他并没有将这种关系定量。在《国富论》中，价格就像一个风筝，通过纤细的线牵在“劳动”手上。亚当·斯密还给价格提供了一个参照物——谷物价格。与此相比，微观经济学的供求理论为价格“松绑”使风筝变成一只鸟。
本书有关金属货币价值变动和纸币的部分是我最混乱的部分。我对金银矿藏的开发导致货币大量涌入市场、金银兑换比例与实际价值的矛盾、纸币的发行等等的影响与后果并没有理清头绪。只是隐约觉得货币的发展演变是一种价格与价值的“离心运动”并愈行愈远。方便、快捷的代价是波动和变数。将商品与货币，价值与价格连接在一起的越来越是一种“信任”、“共识”，对国家权威，对长久以来形成的游戏规则。这种“信任”、“共识”带有一种全民博弈的色彩，不知是实是虚，像一个只知开始和结局，过程藏在黑箱里的游戏，不知道“可控”与“失控”的界限在哪里。
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分工是国民经济增加的重要因素。在机器大生产的年代，实行规范的劳动分工和生产流水操作，给劳动生产率带来了的极大提高，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对现在的经济来说，劳动分工更是显而易见。亚当·斯密能够在当时那个特殊年代发现这一秘密，可见他超强的洞察力!
亚当斯密着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方面严谨而详实的论证了国家财富。在这里，他强调的是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一国的进出口贸易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是一国财富的重中之重。而结合我们国家而言，更能充分证明这一观点。2010年我国的净出口贸易近3万亿，占全球的10%。外汇储备更是达到了亿美元，如今，我国外汇储备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强大的进出口贸易，不仅增加了国家财富，更使得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得到增加。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更是巨大。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诞生，可以说为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清了前进的障碍!也许，一个国家正处于转型时，他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支撑，而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体系，正是这种强有力的力量，他得到了资产阶级的认同。英国走在了世界大变革的前列，自由经济体系不仅使英国发生了巨变，而且也推动了一个时代经济的大繁荣!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由此形成。亚当·斯密《国富论》，让我们看到作者对世界经济的深入思考，对世界经济的巨大贡献。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读《资本论》，就不会知道社会主义，那么同样，我们不读《国富论》，就不知道什么是市场经济。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全名是《国富论》首次出版于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中，“国富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马克斯，《国富论》的编辑？勒纳评论道:“这是一本奇怪地融合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的书。这是一本由具有渊博知识和洞察力的人写的书。这个人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可以筛选出笔记本上的所有资料。史密斯当时对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都非常敏感，因为他有很强的综合能力和以新的引人注目的方式重新组合这些思想的能力。像马克思后来一样，他不是一个被限制在自己家里的孤立的学者。他似乎全身都装有天线，可以接收和吸收所有可能接触到的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的末期和现代世界的开端写道，在现代世界中，封建制度仍然坚持着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出的顽固不化。他写信反对这种利益集团。因此，他的书不仅是为图书馆的书架而写的，而且对经济观点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整个生活环境。”
史密斯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社会的长期演变中，情感和“公正旁观者”之间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如何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进行的。第五部分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因缺乏资源、战争或糟糕的`政府政策而停止，否则这些阶段将继续下去。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第一个“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个阶段，封建或庄园“农耕”的第三个阶段和商业相互依赖的第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一个适应其需求的系统。例如，在猎人阶段，“没有财产...因此，没有既定的行政长官或正式的司法行政机构。”随着牛羊群的出现，出现了更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还包括不可或缺的法律和秩序堡垒。史密斯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被自然法所保护。他说，“建立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安全。事实上，它的建立是为了保护富人免受穷人的伤害，也就是说，保护那些拥有一些财产的人免受那些根本没有财产的人的伤害。”最后，史密斯将这种演变描述为一个社会阶段，从封建主义发展到需要一种新的制度，这种制度是由市场而不是由行业协会决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后来被称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史密斯称之为完全自由的体系。物质生产基础的这种不断变化必然会带来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显然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似。然而，也有一个主要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最后的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上，主要的驱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完善的愿望驱动，由理性引导。
《国富论》远非一篇被普遍认为的学术论文。尽管史密斯也说服了自由放任主义，但他的论点更反对政府干预和垄断。虽然他称赞贪婪的结果，但他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系统本身是完全值得称赞的。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是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中也能找到关于人类发展历史的描述。由于水运的便利优于陆路，水路有庞大的网状结构，能将生产的产品运到很远的地方去发生交换行为。同时水路是天然产生的，在几千年前随着人类的出现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变根性决定了人类只能伴随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结果。河流对于交换的有利性，促进了经济行为的发生。从而带动了地区的繁荣，富裕了人民生活。这样又吸引着更多人的迁入，加入经济生产环节。如此循环，城市的规模就出现了。也就生出了人类的文明。
国富论研究论文
这本书卖过，看了一些，写得很浅显，是初级版，什么是社会(国家)财富，财富是什么，狭隘上讲就是物质财富，物质丰富，广义上讲应该加上精神(意识、思想、知识)财富。从中国古代传流认知只有农民(包括地主、商人)、读书人(知识分子)两种大类给社会与现在留下财富以及被人类认知可为人所用的自然资源及人类加工的衍生品。这在历代王朝由于传统思想关念对人生(观)、价值(观)、未知已知的世界(观)的影响，传统社会(思想)对财富有着中国式的理解，代代相传，即尔也影响着中国社会方方面面，这种渗透式浸入很好理解。亚当.斯密这本书诞生于西方(是不是印刷造纸技艺传入后，知识世界传播又萌发大爆炸了?!)，使这本书行销欧州各国，促进了思想与认知统一，助推当时各方面知识界(分子)大爆发一部作品吧，这部作品显然很受欢迎，联系世界背景，可以看出吧，其内容釆取的很是西方(解析式的，足以表示当时对知识的渴望等，以及知识分子巨大的发挥空间及作用之大，可以畅漾于自己的思想世界与现时之中，写出心中对现实及想像合力的作品，这得益社会的氛围)，分析总结剖析了很多，内容很丰富也有锁碎，是对物质财富分析，有些像描述、像设计。中西方发展各有不同
这本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一块假设的基石之上，即人是理性人，但现实中人真的是理性人吗？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某些人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自私自利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甚至是不花钱得到；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 有些人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些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而美国在次贷危机后接手两房就是反例。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限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如向他国实施经济制裁（2）尽可能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诸如将声讨巨型集团定性为非法活动；（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如向他国产品设置高额关税。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竞争。
《国富论》出版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书中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批判吸收了当时的重要经济理论，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动过程做了系统的描述，被誉为"第一部系统的伟大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作者亚当 ·斯密因此获得了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创立者"的称号。从大约1790年起，亚当·斯密就成了专业人员特别是教授们的导师。 18世纪结束以前，《国富论》就已出了九个英文版本。人们以"一鸣惊人"来形容《国富论》的出版，并一致公认亚当·斯密是一门新学科--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亚当·斯密因此而声名显赫，被誉为"知识渊博的苏格兰才子"。据说当时英国政府的许多要人都以当"斯密的弟子"为荣。国会进行辩论或讨论法律草案时，议员们常常征引《国富论》的文句，而且一经引证，反对者大多不再反驳。《国富论》发表之后，被译为多国文字，传到国外，一些国家制定政策时都将《国富论》的基本观点作为依据。这本书不仅流传于学术界和政界，而且一度成为不少国家社交场合的热门话题。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亚当·斯密第一次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做出了系统的研究，创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把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马克思 在促成我们现代生活方式的许多因素之中，《国富论》这本书所发生的影响，可媲美任何一本现代的典籍。 --著名批评家 雷纳 西洋公学译书院新译亚当·斯密《国富论》。欧洲200年前理财政策多与中国相似，自此书出，英国首先采用，遂立今日富强之基。今日中国患贫久矣，和议既立，必以整理财政为先，译成是书以备参考。 --1900年12月27日中国《新闻报》 亚当·斯密的地位像是神一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曾经写过一篇亦庄亦谐的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由此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把亚当·斯密当成是判别是非的指标。 --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 熊秉元 《国富论》译序 英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初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的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的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 斯密在前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写作，他似乎没有真正觉察到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其前兆在离爱丁堡九英里的炼铁厂中已可见到。他对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没有提到。如果增长是《国富论》的主题，那也不是永无休止的增长。书中各处都流露着利润率的长期下降；斯密也提到，当这个制度最终积累了充分的财富时，经济下降就会开始，最终形成贫乏的停滞。 （谢宗林）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的作用。然而，在今天的我国似乎并不对路，社会主义经济有其不同之处，我们可以借鉴他的某些观点，有限度地吸收他的理论。
斯密的《原富》，又译《国富论》（AdamSmith，TheWealthofNations，1776）。以搞大学问而言，我读过的书以此为首。洋洋千页，作者文字顶级，流畅古雅，幽默生动，才气纵横。不容易想象有人可以写出那样博大精深的书，真的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我不认为作者是个智商很高的人，但有大智大慧。智商高是雕虫小技，作品再精彩也不容易传世，但大智能是另一回事了。《原富》出版了227年，今天还值得读之再三。
它是一本包罗万有的书：以经济分析为主，涉及政治、制度、教育、宗教、历史、哲学等，皆有见地。作者对历史与世事知道得非常多，而观察力之强是我平生仅见。将包罗万有的世事综合起来，加上智能的判断与阐释，创立了今天大致上还存在的理论架构，写得浑然一体，而这竟然是西方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可谓奇迹。
《原富》是欧洲工业革命搞得如火如荼、美国民主独立大争议的一个大时代转变的产物。作者未进军经济学之前已经是苏格兰一位家喻户晓的教授，以心不在焉的品性大受欢迎。40岁出头得到贵人授予足以舒适生活的退休金；花了12年写成《原富》。大智大慧，作者以进化论的思维来阐释自利行为对社会的贡献与制度的转变，影响了达尔文及整个欧洲的思想发展。
伟大的论著就有这样的便宜：作者引用的史实有错漏，价值的理念拿不准，争取私利所需的边际分析是作者死后才有的，但因为是《原富》，这些不足之处微不足道。
我是从《原富》学得什么才是大学问，为了多知世事在街头巷尾跑了数十年，下笔为文从来不发明术语，文字但求古雅清楚，而不自量力，为了要与《原富》较量一下，我写了书分三卷的《经济解释》。
研究我国贫富差距论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差距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重要对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介绍，然后对产生这种现状进行原因分析，以使人们能够更正确的理解和对待收入差距。关键词：地区差距 贫富差距 经济政策 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使人们的收入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三步走”的第二步——在20世纪末人们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也已经在20世纪末顺利实现了。我们现在正朝着第三步迈进。可是就在我们为到下个世纪中叶，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奋斗时，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中国，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十分复杂，有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因素，有转型期的特定结构性、体制性因素，也有腐败、市场失序等非正常因素。要想正确的理解中国的收入差距，必须对中国收入差距类型及原因有着很好的理解。现在中国收入差距大体可以分解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以及不正当收入差距。下面主要介绍中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对出现此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 一、地区差距现状城镇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从1981年至1999年，按现价折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了倍，中部地区增长了倍，西部地区增长了倍，以中部地区收入为1,东、中、西三大地带的收入比例从1981年的改变为，中西部与东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79元，8元扩大到1999年的2299元和1844元，分别扩大了29倍和231倍。城填居民人均收入地区差距变化[1]针对这种地区间差距的扩大，有人将其概括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即把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除台湾外)放到全球来认识，按实际购买力平价来计算美元值，可划分为四个世界: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8320美元)，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中上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3960美元)，六省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人口占总人口的26%。第四世界包括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低收入地区。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790美元)，人口约亿，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地区差距原因1．历史因素在中国，不同地区在改革的初期所面临的初始条件是不同的，初始条件的差异也构成了不同地区在改革过程中的收获各不相同。首先，这些初始条长期累积起来的商品经济观念在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历史上，东部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比较浓，对市场的理解和参与意识较深。相反，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相对比较保守，习惯于固守本土观念，缺乏冒险精神和创业意识，相应地，中西部地区人口的流动性相对较差。所以，当中国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时候，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由于积极地参与便首先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中西部地区的居民则由于行动迟缓而丧失了先动优势，从而使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其次，东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存在差异。虽然在六、七十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在工业布局和资源分配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在中西部地区设立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基地，这些工业基地增强了中西部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工业基础，但并没有从实质上弥补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的差距。加上六、七十年代所建立的军工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存在经营困难，不但没有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生产水平，反而成为这些地区的沉重包袱。2．政策因素中国政府在开放次序方面的安排使得不同地区在改革中所能够获得的收益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伊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便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经济特区、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都是在东部，这些地方在财政政策上无论对外商还是当地企业都非常照顾，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初期得以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当地经济得到巨大发展。虽然外商投资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毕竟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经济而言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1983--1996年，中国的外商投资有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仅有分布于中部地区，分布于西部地区。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分布相适应，内地省份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远远落后于沿海地区，更进一步的结果便是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3．贸易因素贸易依存度与出口依存度是反映贸易规模的两个重要指标。从1993—2003年，东部地区的贸易依存度从上升到，出口依存度从—，中部地区贸易依存度从下降到，出口依存度从下降到，西部地区贸易依存度则从到，而出口依存度一直在左右徘徊。[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多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则较少。1999年，东南沿海地区12个省市的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其他地区只占不到10%。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居民享受对外贸易带来的利益比中西部地区的居民要多。同时，由于中国地区之间劳动力要素流动不畅，职业转换困难程度不同，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东部地区要强于西部地区。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劳动者收入在地区之间的差别。4．教育因素随着教育的发展，它会拉大受过教育者与未受过教育者之间的差距，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和更高的配置能力，它能占据收入更高的职业和岗位，从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教育水平的差距是相当明显的，东部沿海地区拥有较好的教育设施和较高的教育水平，居民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滞后，导致教育投入不足，进而使居民的人均受教育水平远远低于东部地区。这种教育水平尤其是基础教育方面的差距构成了东西部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5．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在自然条件及地理位置方面的差异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从地理区位上讲，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众多的港口码头、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并且与经济发达的香港、澳门、台湾、日本、韩国相比邻，具有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地缘优势。同时，东部地区气候条件好，物产丰富，适宜生产及生活，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一种比较优势，从而能够先行一步。三、结束语上述是对中国现阶段存在地区收入差距现状以及原因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现阶段出现收入差距是在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必然要出现的，但有些差距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理性看待贫富差距的两重性,客观分析引起贫富差距扩大的因素,区分正常因素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中国两会的召开，代表们就收入差距提出了好多好的建议和意见，中国政府也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体制的健全，中国的各项制度的建立，中国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农民负担的减轻，一定能够消除各种不正当收入，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行业差距，使中国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论文天下 求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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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活动中，现象是事物的外在特征和外部联系，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表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现象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国社会地域歧视现象
【摘 要】地域歧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 文化 现象。“歧视”就是“区别对待”，地域歧视就是基于地域差异而形成的一种“区别对待”。它是由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类心理活动等因素引发的一种刻板、片面的观念和错误倾向。
【关键词】地域;歧视;文化差异;中国社会
1.现象简介
地域歧视是歧视的一种。由于人类的活动范围大多在同一个地域，对其他地域的人民通常不熟悉，所以会产生偏见甚至妖魔化，如中国人对北京人、上海人、河南人等的刻板印象;日本东京人和关西人之间的偏见，以及台湾人对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丑化。当外地人来到这一对他不熟悉的地域时，当地人便会依社会上的偏见来解释其性格，因此而可能产生偏见和妖魔化。若某一地域有较多人移动到另一地域时，偏见和妖魔化的问题便会开始明显，并变成一个社会问题。很多新疆人流浪全国铤而走险，导致国民对新疆人，特别是新疆少数民族体貌的人士有恐惧心理。
地域妖魔化在网络上多表现为地域贴，地域笑话等。当偏见和妖魔化以制度性的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或者污辱性言词等个人行为出现，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或者名誉的时候，可以认为这些行为属于歧视行为，称为地域歧视。地域歧视不同于地域妖魔化，地域歧视对被歧视人的利益和名誉造成实质性损害，因此不再是个人印象或者开玩笑那么简单，地域歧视一般需要诉诸法律程序解决。
自然造成地域性歧视其背后也是有着它的根源性的，那么是什么造成中国人这样一种地域性歧视现象的呢?其实，如果你只要仔细的分析思考，你会发现，这种地域性歧视不单是因地域而分，它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是范围或者表现形式不一而已。
我们先把地域性扩大，把省份上升到国家，那么你就会发现，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像什么河南人、上海人、东北人的地域性区别是被抹煞的了。取而代之的是骂美国人，骂日本人，骂韩国人。我们再把眼光的地域性进一步放大，从国家上升到东西方，于是你又可以发现，这个时候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之间的区别又是被抹煞了的，角度开始换到东西方文化优劣的比较上来，自然东方文化又是要被我们盛赞自夸一通，而西方文化自然也是要被贬低下的。这是地域性歧视扩大方面的一个现象。
反过来，我们再把地域性缩小，从省份的地域性降到县城，我们也同样会发现同一个省份，人与人之间的比较也会因为县城这个原因呈现出地域性歧视的特点。到镇到村也是如此，就是到了家，同一个村子里人家与人家之间也是会一样的，我们家比他们家如何如何，他们家又怎么样怎么样。总之也还是免除不了有色眼镜的存在的。
地域性歧视不单存在于省份，只要有地域的区别，那么这种歧视是存在于各个角落的。那么没有地域性区别，是不是就没有这种歧视的存在呢?也不是。比方说，我们时常见着很多大学生嘴里动不动就是：“我们清华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北大怎么样怎么样。”“他们那个学校怎么样怎么样。”又或者某些公司的员工也会这么说：“我们公司如何如何。”竞争对手的“公司又如何如何”。
也就是说，于中国人来说，只要有分类属性的存在，就必然有一种与分类属性相配的范围类的歧视存在。从这个结论角度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各类这样的现象了。诸如过去文学界的“海派”和“京派”之争，今日的“80年代后”作家和“80年代前”作家之争，又如历史上的各种党派学派之战，无非都是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特性。
2.社会危害
地域歧视的社会危害显而易见。以河南为例，地域歧视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一部分河南人的生存权，形成了社会不公，而且还容易使一些素质较低的河南人破罐破摔，从而对社会构成新的危害。流言飞语，重于利剑。如果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大国，有一亿人口被不公平对待，这些人被激怒之后所产生的“爆发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对于地域歧视，我们必须未雨绸缪，高度重视。
地域歧视与现代社会倡导的公平、平等、正义的理念是相悖的，它不利于人权的保护。任何一个社会，不要说发展，就稳定来讲也是起码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起码有三个层次的公平：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过程的公平，三是结果的公平。如果一个人处于被歧视的境地，会给个人造成消极的心理影响，甚至会使个人采取一些极端的报复社会的行为。我们现在要构建和谐社会，而地域歧视会孕育一些潜在社会矛盾，很容易给和谐社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
第一，地域歧视不利于建设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地域歧视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基本准则，对被歧视者是不公平的，是缺乏正义的。公交车上的对方言的蔑视，一些商店打出不卖某地货的牌子，招工单位声称不要某地人，去年深圳某派出所扯出“坚决打击河南籍敲诈勒索团伙”的大横幅等地域歧视现象，都是同公平、正义相违背的。
第二，地域歧视不利于建设诚信友爱的和谐社会。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 规章制度 和公共秩序，友爱强调的则是要在全社会倡导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地相处。地域歧视则使人们彼此失去信任，由隔膜到隔绝，甚至相互敌视，严重者更可能会发展到引发纷争，造成冲突。
第三，地域歧视不利于形成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局面。地域歧视会使社会处于一种难以整合的状态，矛盾激化后，极易导致社会出现撕裂状态，也就是社会学家所讲的“断裂社会”。“断裂社会”绝不可能是和谐社会。
3.原因初探
中国的 传统文化 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存在方式是很矛盾的。我们都知道，儒家思想一直提倡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一种由小而大的方式过程。如果从哲学角度来说，这很符合量变到质变的规律。但是，这过程里却隐含着一种很矛盾的东西。
这种矛盾体现在道德的个体性和思想的群体性上，儒家思想很着重个体的道德修养，就是说你要成为一个符合儒家思想标准的完人，你就必须从自身做起，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存在最为体现的是道德上的个体性，而不是随波逐流，那么什么才不算随波逐流呢?自然，社会上的一切现象，你得思考辨别它们的存在是不是符合儒家标准。作为个体性修养来说，儒家思想要求你学会思考学会辨别。但是从大的层面，群体性即国家天下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又是抹杀了个体的思考的，只有儒家思想才是一统天下的思想，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是异端邪说，这时又必须是抹杀了个体思考的。 这样的一种矛盾性造就了中国人的另外一种特性，传统文化思想个体的修身过程决定了中国人个体性的自我特征，而传统文化一统的思想对思考的抹杀又造就了中国人自卑的特征。自我和自卑这两个矛盾的特性就在中国人身上融合在了一起。
于是，因为自我的特性，对一切外在的，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也就不足为怪了。几千年的文化优越感和闭关守国其实都是这一自我特性的表现，历史上，无论中国的文化对外来的文化融合或者拒绝，不都是建立在我们文化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这一心态的基础上吗?自卑的特性自然也就使中国几千来只有那么三两个的思想家哲学家，因为群体性思考的丧失的环境下又怎么能有新的思想出现呢?
自然，由此而及的地域性歧视也就很自然了，地域性的歧视其实就是自我的特性，一切只有自己的优秀，那么别人的自然就差了。同时，因为思想的自卑性，所以这些地域性歧视的人群在地域性歧视的时候都绝对不会是以个体的方式个体的思想存在的。所以，王朔在骂80年后的时候，自然是要拉上50、60、70年代的作家的，这是骨子里思想自卑的自然反应，同样80年后回应也是要以80年后这个群体作为思想的支撑的。所以，骂河南人或者上海或者山东人的人，同样也是要拉上一个自己省份的人的。所以学派之间的论战拉上同样级别的学派也就正常了，自然当男人说女人怎么样的时候会加上句：“我们男人”，女人反驳也是会带上“我们女人”这样的话语的。至于那些动不动就“我代表多少什么人”都无非是思想自卑的一个反衬。
也就是说，这种地域性歧视的真正根源并不在地域性，而在于这个自我的范围，以地域性自我为范围属性那么就有地域性歧视，以年代自我为范围属性就有年代属性，以学术观点自我为范围属性那么就有学术性歧视。
归根结底，这是中国人自我和自卑的体现而已，而这自我和自卑都是独立思考的丧失。这真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
参考文献：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翻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刘易斯.科赛等.《社会学导论》杨心恒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3]沙莲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页.
[4]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0页.
社会学视域中的仇富现象
摘 要 仇富现象是当今社会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在社会公平的呼声不断高涨之时，对于仇富现象的探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 热点 话题。本文将根据社会各界对仇富这一现象的理解，简要探讨何为仇富现象，并从社会学的视角，即从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互动关系出发，对仇富现象的社会背景和原因进行全面而深层次地分析。最后，本文创新地看待仇富这一社会现象，并探讨仇富现象将会对今后的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仇富现象 社会制度 社会结构 社会互动 一、仇富现象含义与分类
如今，我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仇富已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学术界对于仇富的本质有不同见解。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中国当前所谓的仇富其实并非真的仇富，而是仇不公。穷虽也有不公，但穷人往往是不公的牺牲品，是被动的，不得已而穷之。但富人，则是不公的受益者，是主动的，是得已而富之。” 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认为，仇富是一种怪现象，仇富现象可概括为：员工仇恨老板、学生仇恨老师、病人仇恨医生、接受社会帮助的人仇恨做慈善的人。 谢静教授角度新颖，将仇富现象与媒体中的富人与穷人的不同形象联系起来，认为媒介形象中的穷人通常是正面的形象，而富人以负面形象居多，这本质上也是一种仇富现象。 以上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其实仇富的本质是仇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仇财富的不合法积累。 这一说法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也是对上述观点的概括 总结 。根据近年来的一些社会热点，仇富现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恐怖行动
这是最为极端的一种仇富现象，是由内心的焦虑与愤怒的长时间积累造成的。北京机场爆炸案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引爆炸弹的男子叫冀中星，家中经济条件困难，曾在广东打工生活，因觉得受到不公正对待上访十多年，他通过投诉、网络博客等各种方式进行控诉都没有结果，于是只好采取极端行为报复社会，同时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另外还有“仇富男”杀死“宝马男”等类似案例，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由于内心积累了太多的不公平感，愤恨无法及时排解，对法律也失去了信任。
(二)扰乱社会治安
还有许多人通过扰乱社会治安来表达仇富心理。比如在富人居住小区将停车场里的奔驰、奥迪等高档车辆砸坏或刮花;专门偷盗、抢劫富人的财富;聚众殴打有钱人;恶意散播关于富人的谣言等。这些行为的最大特点就是组织性。他们通常是由三五个甚至更多人组成的团伙，并且按照计划行事。个人的仇富心理再加上群体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会让他们更加胆大妄为。
(三)网络舆论
通过网络来表达仇富心理是最为普遍的仇富现象，尤其体现在微博、博客、微信等新兴网络交流平台，发表几句仇富的评论已经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而有些人则专门通过发表一些仇富的 文章 ，曝光一些富人的负面行为而博取大众的关注，从而表达自己内心的不公平感，同时也起到了带动作用，引起了许多网友的共鸣。
二、仇富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社会制度层面
首先，中共十四大后，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市场对资源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优化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就会引起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在单位体制下，每个人都归属于一个单位，资源配置上几乎遵循平均主义，贫富差距不大。然而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它以创造财富为导向，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利用投资、股票等方式赚取巨额财富，从而造成这些人的财富与他们付出的劳动不对等的状况。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促进市场发育，过分强调经济发展的方针。这样，行政与市场的力量结合在了一起，都成为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因素。
第二，国家有许多制度无形中强化或保护了富人的利益。
仇富背后的制度原因就是有一个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制度。 例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更加重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优先发展;在三大产业中，国家大力扶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收入差距，然而较低的起征点以及缺乏必要的“限高”政策，已经违背了初衷。 教育 制度中也包含了教育资源的不公平分配。我国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很多法规指向不够明确，许多人可以利用这些法律漏洞、投机取巧地攫取巨额利润。
(二)社会结构层面
第一，仇富现象与社会阶层流动不畅有很大的关系。
杨继绳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先赋性因素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后致性因素的作用有减弱之势。先赋性因素加强、后致性因素减弱，社会阶层出现了固化现象。”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精英整合的趋势，权钱开始统一，这会更加强化社会资源流向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即使拿到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也很难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更多地是成为 “蚁族”，而那些出生在权贵家庭中的人，即使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轻而易举地成为社会中的上层人物。李友梅等人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在严重分化的同时，形成的是一种具有庞大底层社会的‘尖塔式’社会结构。” 然而每个人都希望能向上流动，当向上流动的途径畅通时，有利于化解阶层矛盾。但是，当今社会缺乏这样畅通的 渠道 ，努力得不到收获，这种状况必然会造成底层人们对上层人的仇视和愤恨。
第二，我国贫富差距过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是财富分配不公和利益关系调整不平衡的重要表征，也是社会弱势群体产生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直线上升，2006年就已经达到，这表明，我国经济多年来高速增长的成果未能被社会各阶层所共享，而是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这显然违背了社会公平。 收入较低的人群或地区为自己所处的劣势地位感到不公，于是就会对高收入群体产生仇恨心理。然而贫富差距并不等于社会公平的丧失，而是我国当代社会还没有找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均衡点。 所以许多弱势群体对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地区收入差异怀有不满情绪。
(三)社会互动关系层面
首先，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对等的互动是仇富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现代的地位不一致的消费行为上。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就是当一名顾客走进一家高档品牌服饰店，店里的服务员首先就会对顾客的穿着打扮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再根据顾客现有的打扮来决定有没有必要认真为他服务。在公共场所中，富人通常会比穷人受到更多的尊重和关注。这些现象就很能说明在社会互动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富人与穷人区别对待。
第二，富人阶层的失范行为严重。
大到轰动全国的郭美美事件和近期曝光的官员骄奢淫逸事件，小到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富人的炫富行为。我国已进入一个以炫耀性消费为代表的畸形消费机制当中。 近年来新闻频繁报道关于有钱人举办的超奢华婚礼，对大众来说确实是一种震撼。富人阶层失范行为还表现在为富不仁。例如“我爸是李刚”事件，利用自己父亲的地位在公共场所为所欲为。然而，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有多少钱拥有多少套别墅，而是他能否利用自己的财富为社会作贡献，可如今能像李嘉诚这样将自己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都捐献给社会的富豪屈指可数。
三、如何看待仇富现象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富人真的可恨吗
每个人从小到大都在为了过上富足的日子而奋斗。我们不能否认有许多富人是由于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财致富的，他们背后付出的勤劳和艰苦奋斗已经被财富的光辉所掩盖，而发财致富后想要过上比别人优越的日子也是正常心理。所以我们在看到富人风光的一面的同时，应该回想一下他们的致富手段是什么，有什么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和倡导的。虽然有的富人确实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可还是有许多富人时刻谨记着做人基本的道德原则。当然，具有仇富心理的人并不都仇恨所有的有钱人，例如袁隆平、李嘉诚等人为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富人反而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尊敬与支持，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仇“富”，而是仇社会的不公正。
(二)穷人真的可怜吗
仇富现象大部分原因归结在富人身上，但并不是所有原因都在富人。新闻媒介总是喜欢将穷人塑造成为贫苦善良、受压迫的形象。许多穷人怀才不遇，一直无法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近年来关于穷人的负面消息也屡屡让大众心寒，例如偏远地区的孩子得到人们捐赠的衣物时，并没有感谢，反而埋怨这些衣服太劣质。可见在仇富之前应该先思考一下，自己为什么不能成为富人阶层呢，我相信还是有许多人是由于自身还不够勤奋。所以真正理智的人不是一味地去怨天尤人，而是分析和学习致富的方式。
(三)仇富现象不一定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动乱
仇富现象虽然蕴含着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但是，我国社会总体而言还是会保持着基本稳定的状态，短期内不会爆发巨大的社会动乱。这是由于大众虽然有仇富心理，但是仍然在单方面地接受社会不公正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在不断地改善社会治理方式，颁布了多项法律都是用来缓解社会矛盾，平息社会冲突的，政府的及时调控使社会不公平感降低，所以不会使社会落入一个混乱不堪的境地。再加上我国经济一直以来保持着快速增长的状态，总体来说大家都是能从经济发展中受益的。并且，仇富心理也不一定是坏事，会仇富的人是对提高自己的地位充满向往的人，还会激励这些人不断奋进，从而实现社会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将仇富问题看得过于严重，应该相信政府的处理能力和社会本身的平衡力。
四、结论
可见，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将仇富现象归结为富人的为富不仁，应该辩证地看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客观地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状况，从全局着眼，站在社会大背景中来看待仇富现象。仇富心理虽不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乱，但也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总之，要想彻底地消除这一现象是不可能的，在注重效率的同时，还是要重视社会公平的实现途径是否畅通，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要想达到这种状态就需要政府部门、人民群众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并且需要大众对社会保持应有的信任与支持。
富硒肥的研究应用论文
营养专家通过反复实验得出，血液中硒的标准值是，如果低于这个值，就会出现缺硒症。我国硒分布极不均衡，约有72%的地区缺硒，尤其是东北至西南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地区，构成了“贫硒带”。结果是，中国29%的地区人均硒含量低于，这是一种人为的极端缺硒人群；43%的地区人均硒含量在之间，属于缺硒人群。为此，我国营养学家提出，我国应把抓碘作为一项重要的补硒工作。成人每天的摄入量建议在50~250μg之间，而美国政府则建议在200μg之间。 随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日三餐已离不开蔬菜，日均消耗量也在增加。所以富硒蔬菜是最好的补硒方法之一。富硒菜除具有补硒作用外，还能提供人体必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富硒蔬菜中硒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无机硒，其形态为亚硒酸钠和硒酸钠。二是有机途径，例如以硒的胱氨酸或硒的蛋氨酸等形式存在。结果表明，在无机硒的存在形式中，亚硒酸钠的抗癌作用优于硒酸钠，这可能是因为亚硒酸钠参与了人体代谢过程所需的氢氧自由基，对异常生长的肿瘤细胞具有抑制和杀伤作用。但蔬菜中的无机硒如亚硒酸钠不能过高。人体很难吸收无机硒含量过高的物质，反而对人体有害。由于无机硒在吸收前必须与肠道内的有机配体结合，才能被机体吸收利用，而肠道内多元素无机硒之间的竞争有限，因而对无机硒的吸收有很大的影响。有机硒，如富硒蔬菜中的硒胱氨酸或硒蛋氨酸，进入人体后，按照氨基酸代谢途径进行代谢，参与蛋白质合成，易于在人体组织内吸收或储存，有机硒被人体吸收后，可以迅速被人体利用，有效改善血液中硒的含量状况。据本研究所的研究，富硒蔬菜中，无机硒与有机硒同时存在。不管是有机硒还是无机硒，只有在推荐摄入量范围内使用才是安全的。成人每天的硒摄入量应该在50微克以上，一天不超过400微克。 自然富硒蔬菜一般来自富硒地区。湖北恩施和陕西安康地区是中国富硒地区，这里盛产富硒蔬菜。人造富硒蔬菜需要在蔬菜根部施用硒肥或在叶面喷施硒肥。富硒菜中含硒量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成为富硒菜。按照安康地区地方标准，新鲜蔬菜中总硒含量在之间的蔬菜为富硒蔬菜。国内缺硒地区较广，在低硒地区如北京等发达地区，人均硒日摄入量仅约70~80微克。据调查发现，我国人体补硒水平处于亚 健康 状态。菜蔬补硒是必然的。目前已发现，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吸收土壤中硒的能力为：白菜>油菜>白萝卜>玉米>土豆>红薯>水稻，因此，人体应多吃绿叶蔬菜，每天应多吃500克富硒蔬菜。
化学灌浆(ChemicalGrouting)是将一定的化学材料(无机或有机材料)配制成真溶液,用化学灌浆泵等压送设备将其灌入地层或缝隙内,使其扩散、胶凝或固化,以增加地层强度、降低地层渗透性、防止地层变形和进行混凝土物裂缝修补的一项地基处理和...
财富不平等研究的论文
近年来， 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尤其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些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形成原因、带来的影响及解决问题的对策等在理论和对策上作了许多有见地的分析和研究。本文试对此类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梳理。 一、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分析 （一）从总体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学术理论界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总体描述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五等分法；二是基尼系数法。五等分法是将所要分析的居民按收入的高低依次排序分成五等份组，用20％的最高收入家庭与20％的最低收入家庭之比的倍数来说明总体收入差距程度。五等分法又称收入不良指数。这种测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方式，目前在欧美国家中比较流行， 国也常采用。 最高档收入占全部国民财富比重越大，说明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反之，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 根据曾国安的统计来观察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最高收入组、次高收入组、中间收入组、较低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居民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总收入的47％、22％、15％、10％和6％。（注：曾国安：《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现状评价与调节政策选择》，《经济评论》2002年第5期。）国家统计局2000年对全国4万个城镇居民家庭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20％的高收入者拥有％的国民财富。（注：易锋杰：《“基尼系数”质疑》，《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4期。）另据其他部门统计的五等分结果， 国农村中20％的低收入人口与20％的富裕人口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倍，城镇居民则由1983年的倍扩大到1994年的3倍。如果用城市中20％的高收入户的平均收入与农村中20％的低收入户平均收入相比较，1992年的贫富差距达11倍，1994年达到了13倍。由此可见，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以更快的速度拉大。（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用基尼系数法来描述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大多数研究者经常采用的方法。基尼系数是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综合性指标。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小（收入分配越均等）；基尼系数值越大，表明收入分配差距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均等）。因数据来源或计算方法的差异，学者之间的计算结果也存在着差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0年以来， 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均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1990、1995、1999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就全国总体而言，1990、1995、1999年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分别是、和，接近，2000年达到.（注：国家统计局：《从基尼系数看贫富差距》，《中国国情国力》2001年第1期。）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包括各种集体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内， 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 国基尼系数从1980年的扩大到1988年的，2003年已扩大至，有的地区已经达到.（注：李培林、朱庆芳等：《中国小康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世界银行2003年《中国经济报告：推动公平的经济增长》指出，如果中国任由当前城乡差距和省际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距继续不断扩大，到2020年基尼系数将会上升到.还有学者认为，的基尼系数，仍可能低估了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实际上更低；城市高收入群体的住房等非货币福利收入所占比重仍然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之内。（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综合以上观点，对全国基尼系数的判断，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不同的估计：低估计为左右；中估计为左右；高估计为左右。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结果差别不是很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估计，在于计算范围的不同：第一种估计主要考虑货币收入，较少考虑实物收入，特别是补贴收入；第二种估计较多考虑了实物收入；第三种估计不仅考虑了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也考虑了非法收入和非正常收入。其实，无论是用基尼系数还是用五等分法来衡量，都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初， 国居民整体的贫富差距尚属比较合理，但近几年 国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如果任由当前这种趋势发展下去，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里将会急剧扩大。 （二）从分类上看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 国基尼系数拉大的问题，主要是由城乡差距拉大引起的。 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值得警惕。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由缩小到扩大”的变化过程，近年来扩大速率加快。城乡居民的收入之比1996年为∶1；1997年为∶1；1998年为∶1；1999年∶1；2000年为∶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比为∶1，2002年更是上升到∶1.（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近几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一倍多，200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02年的城乡收入比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目前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 其实，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这一结论，即农村居民收入已不足城镇居民收入的1/3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这乐观的统计结果和人们在实际中的感受并不一样，很难让人信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在最近完成的调查报告中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先上升后扩大的过程。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个人收入概念计算，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但这个结论，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四倍、五倍，甚至是六倍。 2.地区居民收入差距 国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特别反映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差距的扩大上。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倍。（注：张雅光：《转轨进程中 国居民贫富差距的演变》，《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1期。）从分省的情况看，2003年上半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5000元的省份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分别是上海市（7416元）、北京市（7040元）、浙江省（6945元）、广东省（6499元）和福建省（5257元）。 从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看，中部地区达％，超过了东部地区的，而西部地区只增长了％，其增幅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平均速度。（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28页。）从地区收入差距贡献率来看，目前， 国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贡献率已从％提升为％，表明了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高达％，东部地区为37％。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加明显。（注：2004年02月25日，中国新闻网.） 二、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现状的评价之争 学界普遍承认 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但是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程度是否已超过警戒线，是否导致两极分化有着不同的见解，对用基尼系数作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当前 国居民收入差距已临近警戒线，是否已进入两极分化状态？ 国际上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指标主要是基尼系数。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小于为高度平均，—表示比较平均，—表示相对合理，—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大于为高度不平均，国际上通常用作为警戒线。由于基尼系数给出了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 有学者认为，目前 国甚至更高的基尼系数，表明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已经过大，已超过“比较合理”的范围，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如不能及时正确地对待这一问题，就可能产生收入分配的“马太效应”，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进而可能出现“失望阶层”，使他们走上懒惰、犯罪的下坡路。这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引发一系列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注：董建文：《 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与对策》，《华东经济管理》2001年第6期。） 也有人提出，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线。所谓“国际标准”并不是严格的标准，只能作为各国判别居民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所以，居民收入差距并不存在固定的警戒线。同时，经验事实也没有提供的基尼系数值作为居民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的充分证据。而且要确定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绝对不可逾越的数量界限是很困难的，因为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历史背景、文化、宗教背景，处在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处在不同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下，相同程度的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造成的影响并不相同。（注：曾国安：《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几个问题的思考》，《当代财经》2002年第6期。）因此，基尼系数“的指标，只能是有弹性的参考指标，而不是绝对指标。 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在总体上，并没有超出社会成员的心理和经济承受的承界线，是比较”适度“的。（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 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客观上容许有较高的基尼系数，不必机械地、死死地守住这条线。但突破这条线后，究竟放松到什么程度比较合适，需认真研究。（注：赵人伟：《关于收入分配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贸导刊》2003年第22期。） 那么，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存在两极分化呢？对这一点学者们也有不同的认识。 一些人认为，如今人们常常谈到的一些储蓄、消费等方面的两极化现象等等，都反映了当前社会贫富分化的严峻现实。（注：秦晖：《关于基尼系数与社会分化问题与张曙光先生商榷》，《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5期。）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差别虽然持续扩大，但仍然大致适当，没有发生两极分化，无论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都不存在。不同的认识主要缘于两种观点考察的范围和口径及使用的数据资料不同。认为近期居民收入差别程度大致适当者，考察的主要是居民正常收入的差别程度；认为已经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的观点往往涉及到若干非法非正常收入及其对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不过，居民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已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确实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二）用基尼系数指标作为评判居民收入差距的标准是否科学？ 目前大多数学者考察 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都以“基尼系数”指标为依据，也有学者对基尼系数提出异议。那么，基尼系数是否科学？是否能准确反映 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有学者坚持认为， 国是二元经济社会，城乡之间的收入有较大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分别计算城市或乡村的基尼系数，而不能合起来计算全国的基尼系数。不然，就会夸大 国的收入差距。（注：赵人伟：《对 国收入分配改革的若干思考》，《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9期。（19）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也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只是反映收入均等程度的指标，它没有也不可能综合反映 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社会制度、社会承受力的基本状况。仅以“基尼系数”为评判依据，影响评判的全面性与客观性。（注：冯招容：《“基尼系数”评判指标之 见》，《理论前沿》2002年第2期。）更有学者提出，基尼系数反映的是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或差异（差距）程度，而不是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或“公正”程度。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布不均是正常的，所以，不应该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即使能够使用，现阶段 国也并不具备使用的条件。因为，用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分布的均匀程度，甚至用它反映公平程度，必须有一个重要前提：收入必须是指全部实际收入，必须是真实统计。以 国目前的情况，可以说基本上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注：海兵：《基尼系数批判》，《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三）究竟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 国的居民收入差距？ 有学者认为，基尼系数指标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在全世界得到广泛重视和普遍采用，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国也可以用。不过可以根据 国的国情，修正的基尼系数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标准。从 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而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实际工作中按操作。（注：吴得民：《基尼系数理论及其实证分析》，《经济体制改革》2002年第4期。）有学者不认同上述观点，提出，虽然用基尼系数来反映 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状况是可取的，但在 国基尼系数值非常混乱，对同一研究对象，不同的研究机构、不同的研究者得出的基尼系数大不一样。并且在国际比较中，如果不排除不可比因素而进行直接比较，就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 们不必拘泥于基尼系数来根据“国情”修改“警戒线”，而应当根据当前的实际和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来提出 们的底线标准。（注：董全瑞：《简论贫富差距合理与否——怎样看基尼系数说明的贫富差距》，《长白学刊》2002年第1期。）有学者提出，国际上对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研究，很少采用单个指标。因为单个指标的分析很难全面地反映收入差距状况，并且单个指标存在的缺陷也影响到其反映的收入差距状况的准确性。可以通过采取不同类型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离差分析方法和分层收入差距分析方法等来尽量对分配状况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认识。（注：牛飞亮：《近20年 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总体状况》，《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7期。）为了客观公正地分析评判 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综合以上各家之言，可考虑将基尼系数作为一个单项的基本参考指标，同时设置一套综合指标体系作为评判收入分配差距的综合指标。这套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经济体制改革指标、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标、社会安全与保障指标和社会稳定指标等几大类。不过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加大力度使统计资料尽可能贴近现实，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进一步探索研究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工具如何创新。 三、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 关于 国居民收入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学界从历史沿革、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制度因素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虽然认识程度不一，表述不一，但基本上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历史沿革、资源禀赋及发展阶段的影响。 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城乡不同的发展政策以及城乡居民的不平等待遇，如“剪刀差”、“户籍制度”等的实施，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外， 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 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这是导致 国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地区差别的直接原因。（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从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律来看，个人收入差距拉大与 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国经济正处于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中，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也会带来个人之间、行业间和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 （二）经济体制改革及体制变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注：马海涛、姜爱华：《个人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分析及对策》，《财政研究》2003年第7期。）此外，在改革和体制变迁过程中，一方面，由于 国采取了渐进改革的方式，在体制转轨中出现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再加上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注：邢成、韩丽娜：《财政税收杠杆对 国基尼系数的主要影响》，《现代财经》2001年第9期。） （三）原有体制的政策惯性及部分宏观政策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同原有体制下的“政策惯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是原有体制下的一种政策产物。农产品的低价收购政策、限制农民进城政策、对农民的税收政策、对农民的税外负担政策、对城市居民的福利补贴政策，都是原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以来，这些政策有所松动和改变，但离根本性改变尚有距离。（注：赵人伟：《转型期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的一些宏观政策也拉大了收入差距：一是城市化方向明显走偏，它不是将增加就业和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将大量资金、土地等资源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方面，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二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给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依靠国债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对大中城市关注过多，对小城镇和农村关注不够。三是金融政策安排不当。“嫌贫爱富”的金融政策向城市偏斜，使农民贷款无门，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的发展机会和增收空间。（注：马晓河：《宏观政策偏差拉大收入差距》，《经济参考报》2003年12月24日。） （四）制度的缺陷及政策制度不到位因素的影响。由于 国所进行的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的全面改革，一些制度的缺位不可避免。目前，制度缺陷主要表现在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体制虚设、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政策规定有不周延的空隙、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正是这些体制和政策的缺陷为寻租活动设置了大量租金。应当说在体制转轨期间制度缺陷的存在是很难避免的，因而在 国近期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大量滋生是有其制度根源的。加上管理的疏漏和一些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非法收入与财产转移、灰色收入与灰色财产转移由此大量出现，特别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严重腐败问题以及利用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投机欺诈等各种非法手段获取高额收入的现象，造成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下），《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30期，第30页。） （五）社会保障乏力、教育机会不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的运作，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然而，目前 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型集体所有制职工享受，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却很少享受。这种在享受社会保险方面的不均等性，使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此外，受教育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项重要因素。现实社会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员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未受过教育或受过很少教育的成员。 国目前教育投资明显不足，特别是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由于本身收入水平不高，因此用于教育方面的投资不多，而教育投资的不足又会进一步加剧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注：何莉：《库兹涅茨倒U 假说与 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分析》，《国外财经》2001年第4期。） 四、 国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趋势 关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分析，牵涉到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的争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在1955年一篇经典论文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演变趋势为“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极为快速转变的经济增长早期，不平等扩大；一个时期变得稳定；后期不平等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的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KUZNETS HYPOTHESIS）。库兹涅茨的“倒U 型假说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学者们持不同意见。
解析收入分配不均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纯粹意义上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严重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会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任由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在短期内，想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是控制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基本判断综合国内外多项权威性研究成果，可以得出结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财富分配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持续扩大，中国已经从一个财富分配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为世界上财富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如此之大的国家里，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基尼系数的上升幅度如此之高，在世界历史上如果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也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对于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目前还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估计。各种相关研究的结论差异很大，提出的估计价介于 － 之间，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 是当前中国大陆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的比较合理的估计值。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基尼系数超过 的国家就属于收入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陈宗胜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一旦超过 ，不平等就将威胁社会稳定。各处研究几乎一致认定，造成中国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异乎寻常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在中国，纯粹意义上的阶层收入差距并不严重。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能够超过中国大陆。那些以财富分配不平等著称的国家，如南美的巴西和哥伦比亚、东亚的菲律宾和泰国、南亚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其城乡之间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都远远低于中国！世界银行的测算表明，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是 2．5，明显高于亚洲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2）。实际上，其他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要远远高于世界银行。王绍光和胡鞍钢的研究表明，即使排除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中国的地区差距也仅次于前南斯拉夫，超过了其他所有国家。在欠发达国家中，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公认的不均衡发展的典型，在工业化国家中，意大利和法国被看作是南北二元性的范例，但是今日中国的不均衡程度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与世界各国的历史记录相比，中国目前的地区差距照样位居前列。基本认识第一，“平等”与“效率”是统一的。许多人认为，“效率”与“公平”是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讲求“公平”必然会损害“效率”，而要追求“效率”就必须牺牲“公平”。他们更进一步主张，在现阶段，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做大蛋糕”，而不是“怎样分配蛋糕”，为了进一步追求“效率”应当继续牺牲“公”，无所作为地坐视不平等持续扩大是政府能够作出的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此时此地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说，上述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公平”与“效率”是相辅相成的系统，而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收入分配状态，不但不损害经济效率，相反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一任不平等继续恶化则必将摧毁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在商品出口受阻、外来投资疲软的情况下，扩大国内需求是刺激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手段。但是国内需求的状况不令人乐观。为什么？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已经证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因此过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必然导致整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实际上，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需求不足非常类似于古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财富和贫穷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资本主义最初采取的走出危机的对策是开拓海外市场，即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随后又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福利国有策略来克服古典型经济危机。对于我们来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路子今天都走不通，可行出路就在于通过改进国内收入分配来扩大内需，并进而达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第二，应该用“四次收入分配理论”透视中国的不平等。“二次收入分配理论”认为市场的“初次分配”和政府“再分配”决定了社会财富的最终分配状态。但是“四次收入分配理论”对这一主流见解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社会的总财富在各个社会成员之间的最终分布状态是经过市场、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犯罪活动共四次分配形成的，而且在法治并不健全的转轨社会里第四次分配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市场是第一次分配的主持人，它按照”效率原则”进行分配，社会财富被以工资、利润和利息的形式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与世界各国一样，中国的第一次分配也导致不平等。第二次分配由政府主持，理论上说它应该按照“公平原则”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再分配”，以校正市场分配“失误”。但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再分配具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锦上添花”。也就是说，受到市场优待的人进一步受到政府的优待，从政府再分配中受益最大的群体恰恰是高收入群体。财政部最近一次统计显示，政府的转移支付比市场分配更加不平等。非营利组织通过募集自愿捐赠和资助活动实施第三次分配。这次分配依据的是“道德原则”。目前，在中国，第三次分配发挥的作用可以用“微不足道”来概括，但是它的确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也就是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第四次分配也就是所谓的“灰色分配”和“黑色分配”，表现为各种犯罪活动，如盗窃、抢劫、偷税漏税、贪污和受贿等等。在中国，钱权交易、偷税漏税、买官卖官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尚没有一个合理的估计。但是，毫无疑问，对社会公正和政府合法性的损害却是最大的，其危害程度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第三，“经济增长”、“反贫困”、“反腐败”都是“硬道理”。“发展”更确切地说“经济增长”是绝对的“硬道理”。换一个角度来看，经济繁荣的最大受益者是强势集团，因此继续奉行“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发展，将赢得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在 20年改革期间，尽管收入分配差距在迅速扩大，但绝对贫困发生率也在大幅度下降，而且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大幅度提高。这是改革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中国能够维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进入 9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城市的贫困状况在持续恶化，而且进一步缓解农村贫困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如果按联合国制定的每人每天 1美元的贫困线衡量，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总量就将达到 2亿人上下的规模。面对如此庞大的绝对贫困人口，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缓解贫困，维持社会稳定，是即将进入 21世纪的中国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反贫困特别是消除绝对贫困，不仅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水平，还可以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这是因为，贫困为社会底层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因此必然会赢得他对政府的支持，同时也使他们不至于铤而走险。因此，对于今日中国来说，“反贫困”也是“硬道理”。众所周知，目前公众对收入分配现状极为不满，而且这种不满是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导火索之一。那么，公众不满的到底是什么呢？各种研究一致认为，公众的不满主要不是针对收入分配的结果，而是针对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公款吃喝玩乐等非法收入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是激起公众不满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原因。可以说非法收入造成的不平等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最大。由此可见，即使仅仅从”稳定”的需要出发，打击“第四次分配”也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说，“反腐败”也是“硬道理”。近期对策近期目标就是实现福利社会的最低纲领———建立安全网。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财政手段和非财政手段并用的“双管齐下”策略。所谓“财政手段”是指一般意义下的“转移支付”，而“非财政手段”是指就业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区域政策。我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考虑，作为缓解不平等的近期措施，非财政手段也许比财政手段更为有效。第一，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把“消除绝对贫困”和“建立安全网”作为近期目标。关注财富分配不均问题，并不等于要搞平均主义，也不等于要在近期内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对于今日中国来说，现实主义的目标，不是缩小收入差距，也不是立即终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而是首先致力于消除绝对贫困，建立一个低标准的、但却具有高覆盖率的“安全网”。这一“安全网”将为社会设立一个最低保障线，使那些最不幸的社会成员不至于落入无底深渊。目前，我们根本没有能力造就一个“福利国家”，贝弗里奇式的福利保障承诺既是遥远的也是不必要的梦想，我们只能量力而行，为全体人民提供一个最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安全网”。第二，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遏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几十年来，我们用一套严密的政策和制度牢牢捆住了中国人的脚，有力的地制了人口流动，使“人往高处走”这一缓解空间差距的自在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持续扩大。我个人认为，在短期内要想通过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来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是不现实的。实际上，打破人口流动壁垒，“解放中国人民的脚”，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的途径。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大趋势却是各大城市纷纷着手建立就业门槛，千方百计地把外来劳动力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劳动力拒之门外。当然这种做法可以缓解各地的燃眉之急，但却无法解决全国的长期问题，而只能使问题不断积累、恶化。与此相关的是城市化问题。在城市发展问题上，我们应当尊重工业经济的发展，顺其自然。什么规模的城市能够发展就放手让什么城市发展，既不要削足适履，也不要拔苗助长。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特大型的大型城市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应尽快取消那些限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发展的不合理政策，全力支持中心城市发展，通过这些“增长极”和“增长点”带动区域经济成长。当然，只有开放的城市化才能缓解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我要再一次强调建立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第三，全力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机会。工业化模式对收入分配状况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由于工资收入要比资本收入更有利于分配平等化，所以采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增长模式，使工资收入所占份额上升，会改善收入分配状态。其实像中国这类国家，政府的征税能力是很弱的，而且有限的财政收入也很难落到弱势群体头上，因此就业政策反倒成了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第四，建立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公共服务。政府必须尽快停止“锦上添花”式的再分配政策，关心弱势群体，把扶持贫困人口、贫困地区和农村发展放在第一位，保证“雪中送炭”。在中国，落后地区不仅人均收入低，而且各项公共服务也最差。中央政府有义务保证向公民提供最低水平的统一标准的基本公共服务。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既可以提高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品质，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只有当落后地区的劳动力身体健康且普遍受过基础教育时，这些地区才有希望进入经济增长的主流。从这个角度看，用转移支付的方式为所有人提供受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的均等机会，不应仅仅被看作一种慈善行为，而应被看作是一种投资。这种投资不仅有利于贫困地区且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第五，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各项优惠政策支持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利用转移支付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是实现对所有地区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的第一步。在中国，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这些地区缺乏交通运输设施、供电供水设备等等增长的先决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发达地区竞争中，落后地区只能处于下风，因此改善基础设施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帮助落后地区发展经济，还必须设法将各种经济活动吸引到这些地区去，促进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流动。改善基础设施是吸引外来投资的一个条件，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外部投资不会因为落后地区基础设有所改善就自动流到这些地区去，因为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要好得多。因此，除了加大对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外，政府还必须通过各种优惠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向有利于落后地区的方向流动。长远策略从长远来看，中国应当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并通过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有效合作，即通过建立“福利社会”，构筑高效率的“安全网”。“福利社会论”主张，政府不应大包大揽、事必躬亲，而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关系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而是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独自承担全部社会保障的责任，全体公民的社会保障应该由政府、民间组织、家庭和个人共同承担。我认为，这种主张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政府财政能力低下、现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民间组织发育严重不足，但又有着深厚的家庭保障传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警示与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