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古墓论文大全参考文献
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墓葬啊，有个清代官员墓的报道，你参考吧！2007年12月末，去年冬天里很普通的一天。随着开矿的爆炸声和推土机的轰鸣声，眼看着自己家的祖坟就在矿区的边缘，八步区仁义镇三联村渭河寨罗姓村民坐不住了，急忙自己动手进行迁坟。随着锄头、铁锨等工具的落下，几个陶罐、几枚玛瑙、几颗珠子等陪葬品进入了群众的眼中。“宝贝啊”，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这些罗姓村民开始找起了自己祖先的“宝贝”来……经过反复斟酌和思量，2008年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渭河寨几位罗姓村民代表把这些坛坛罐罐送到了市博物馆胡庆生馆长的手中。经过初步鉴定，村民送上的陪葬品中有2个清代石青青花瓷、2个药罐型坟坛、3个清官帽顶饰（其中一件镏金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1块道光年间墙砖。村民送来的出土文物让胡庆生眼前一亮，这些出土的文物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年代坐标和参照物，按照该墓墓志铭上的时间就可以知道这些文物的大概时间，进而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墙砖是什么样的、当时的瓷器是什么质地的……，以后再发现类似的文物就可以给它进行年代界定，一个个不会说话的文物就是当时社会一个侧面的真实写照。随后，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跟随前来送文物的村民赶往了文物出土地——仁义镇三联村渭河寨，以期获得更大的发现。从罗姓村民和墓志铭内容了解到，墓主人罗超珍在清朝中期官至骑都尉登仕郎（从八品），也是渭河寨的始建者，卒于清道光初年。在罗超珍和他的后继者努力营建下，渭河寨成为不同于客家围屋、铺门庄园等建筑的另一种民居样式，从高处俯瞰整个村寨就是一个微缩版的城市，四四方方东西南北各有一门，街道巷陌纵横交错如同棋盘格子。让人惊奇的是，渭河寨出现了一尊用来祭祀崇拜的石狗，石狗面目狰狞不怒而威，生动逼真、线条优美，胸前刻有“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为我市境内首次发现。据了解，石狗崇拜在如今广东雷州潮州广西上思等地还有存在（以雷州一带为多），之前我市还从未发现过。据记载，雷州是古代南蛮族的发祥地，“旧有瑶、僮，侗、僚与黎”等少数民族聚居，其中瑶族就将狗视为“图腾”。石狗在雷州人的心目中，先是图腾崇拜，然后变成了呈祥灵物，人们把这些造型各异、千姿百态的石狗放置于村口、井边、房前、屋后，希望石狗能够为他们驱邪镇妖，保佑一方平安。石狗造型奇拙古怪，有具象类、抽象类、人格化类，又有文相武相之别，千姿百态、形神各异、栩栩如生。究竟是仁义信都铺门一带自古以来的风俗还是后来从别处迁移过来的，值得仔细研究。在村民找到的出土陪葬品中，青花瓷、坟坛、帽顶饰、帽额饰、墙砖等成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关注的焦点。胡庆生馆长告诉记者，这两件清代石青青花瓷色胎没有釉，外面青花是笔点画，用的料是国内石青青花料，底部有鸡心。青花瓷和药罐型坟坛在坟墓中是配合使用的，用来作乘谷子的容器，也就是人死后的“粮食仓库”。以往发现的清代墙砖比较薄一些，而且都打磨过，但这次墓中发现的砖却比较厚也没有任何打磨过的痕迹，究竟是人为所造成的还是清代不同时期墙砖规格就不一样，值得进一步去探讨。3个清官帽顶饰（其中一件镏金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为我市首次发现。顶子是做官的代名词，清代官帽顶上装有铜、珊瑚、宝石制成的顶饰，分别代表不同的官阶，民间俗称顶子，谁取得了功名，便说谁有了顶子。顶饰底座有用金的，也有用铜的，上面雕刻花纹，官员的品级不同，其上顶珠的颜色和材料也不同。至于为什么一个墓穴中有3个帽顶饰、3个玛瑙帽额饰，依然是个谜。
有，只是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陪葬品的数量和档次不同。普通一些的，可能会有钱，瓷器之类的，各类工艺品啦等等，主人生前喜欢的物品， 大多都是墓主人生前享用过的和死后享用的东西。像以下的，就是王公贵族奇珍异宝。慈溪夜明珠 ，慈禧太后死后葬于清东陵定东陵，随葬有大量的珍宝，包括闻名中外的夜明珠在内。慈禧死后，夜明珠含于其口中，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寝陵被军阀孙殿英指挥的军队所盗。后辗转流落到宋美龄手中，被当做鞋饰，随即不知去向。九龙宝剑，乾隆皇帝陪葬宝剑。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董玩家兼藏家莫过于大清的乾隆皇帝。他在位60年，又当了4年太上皇，64年间广收名画古帖、珍异古玩。死后这些奇珍异宝与之同埋裕陵的地下宫殿中。这其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当属放在他身边的一柄九龙宝剑。然而，这件国宝被军阀孙殿英盗出东陵后，颠沛流离，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之谜。怎么的，，你想去挖？？？呵呵..........这个东西很难说，，要看墓葬人的地位，，地位高的就有比较好的陪葬，金银器、高档瓷器、珠宝、玉器、漆器之类；一般的普通老百姓也就是一些普通瓷器，铜钱之类的普通东西，，还有一点就是和各地的风俗有很大的关系...有的地方就是再穷的人都要有玉荣宪公主墓，公主头戴赤金凤冠，身着珍珠团龙袍服。缀满宝石、珍珠的凤冠，佩以金丝点翠和形状各异赤金孔雀步摇，衬以“岁寒三友”和“喜葛登梅”等金碧辉煌的金簪，富丽堂皇，光彩照人。在众多雍容华贵的装饰品中，“众星捧月嵌猫宝石金钗”以金为托，珍珠作星，猫眼宝石嵌在正中，形成众星捧月之势，最为引人注目。“珍珠团龙袍服”由十万余颗珍珠串乡成八团祥龙图案，四周间以祥云和海水。绚丽多彩的花纹和纯洁高雅的珍珠，组成了这件珠光闪烁、世所罕见的袍服，向世人展示了荣宪公主生前的风采。青铜的灯台：常被制成灯奴的形状，双膝跪倒手托宝盏，亦是贵族墓中常见之物。 空槽钺：具有滇国特色的古代武器。 凸刃斧：具有滇国特色的古代武器。 雀翎玉衣：金丝穿成的玉衣。 例如有以下案子：“古墓传说” 5男子挖开村民家清代祖坟偷走陪葬品四川在线消息（省公宣 四川在线记者 陈俊）一次闲聊中，在资阳市安岳县李家镇水竹村附近承包鱼塘的冉某，听说水竹村有座古墓，里面有值钱的陪葬品，就打起了盗墓的主意……今年12月，冉某与4名盗墓同伙先后落网，被盗的陪葬品清代陶瓷枕头也被警方追回。目前5人已被刑事拘留。清代祖坟被人撬挖 墓地已有200余年历史5名盗墓人被刑拘 陪葬品清代陶瓷枕头被追回再有，2011年【解说】近日，在贵州遵义县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发现一座清朝古墓，精美的陪葬品让在场人员惊叹。10月19日上午，遵义县文物部门在龙坑镇桂花社区的建设工地上发现一座清朝古墓。桂花社区总支书记穆文平告诉记者，由于曾经有人在附近耕地时捡到首饰等物品，所以他们肯定这是个古墓。【同期】遵义县龙坑镇桂花社区总支书记 穆文平：肯定是个古墓，因为在我们这曾经有同志耕地的时候捡到首饰、金银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就马上向我们政府文管处报告，请求他们来验证，到底这个墓，是怎样的墓。【解说】记者在现场看到，古墓外围是砖石结构，砖石上均烧制有“清故任母张恭人某某”等字样，内墓墓棺是木制结构。墓室呈东西向，墓主为女性，身长1．6米左右，骨骼保存完好，头戴金饰镶玉朱雀冠，脚垫镏金碧玉莲花台，胸前挂的佛珠等随葬品清晰可见。据考古专家初步推测，墓主生前应是官宦富有人家，从墓葬结构及砖石风格看，它应该属于清朝晚期。据专家介绍，这个古墓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在贵州实属罕见，这对研究晚清遵义的丧葬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是黔北历史考据具有说服力的实物依据。
有，只是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陪葬品的数量和档次不同。
夜郎自大的夜郎国在哪里？
商朝墓葬考古研究论文
分期通过对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明确了商文化序列和西周、东周文化分期。简言之，商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期，通常以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文化为三者的代表，但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自1～4期均属于夏文化。西周文化据丰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据西周青铜器则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属于武王至穆王、恭王至夷王、厉王至幽王3个阶段。东周文化，春秋自公元前770～前476年，分作3期，每期约100年；战国自前475～前221年，也分作3期，每期约85年。都城与聚落城的出现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城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最早。那里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揭示出中国早期都城的面貌。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使人们对商代中、晚期的都城有了认识。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是商代的方国城址。西周的都城一在周原（见周原遗址），一为丰镐。前者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都邑，后者是西周时期的京城。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如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进行防卫的城墙，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东周列国都城。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布局，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宫殿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在都城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由堂、庑、门庭等组成，其格局形式为后世的宫殿所继承。在偃师商城中已出现大城中有小城的格局；至东周时期都城均包括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国君居宫城，平民区与作坊则在郭城内。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多见小型居址和手工作坊及墓葬等。其中有少数规模较大，如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发现当时社会成员与其生前生活状况相对应，死后的葬制也反映出他们的等级差别。君主与大贵族的墓规模宏大，还设有墓道，已知有的四条、有的两条或一条。随葬品极丰富，包括青铜、玉、漆、象牙等各种质料的珍贵物品，许多大墓中有殉人。在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还发现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中型墓一般无墓道，但有棺有椁，并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石器、骨牙器及漆器等。晚商至西周早期，殉人之风颇盛，在一些中型墓中也发现一至数个殉人。商周贵族还以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数量，显示死者生前所属的等级 。小型墓一般有棺，随葬品以陶器和少量兵器最为常见。在各个遗址中几乎都发现被丢置于坑穴中的尸骨，有的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致的。经济生活商周两代历时千余年，通过考古发现社会经济获得了可观发展。农业作为主要经济部门，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去满足手工业者的需要，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手工业的分工更细。科学技术也有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东周时期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有采矿、铸铜 、冶铁、制陶、琢玉、制骨、纺织及漆工、木工等门类。青铜手工业青铜手工业在商周时期处于繁盛阶段。工匠们从矿山采掘铜矿石进行冶炼，提取铜金属后，与铅、锡等合理配比，铸造出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如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及货币、建筑构件等。品种之多，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礼器的数量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在各个都城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工匠们使用泥范，熟练地采用分铸法，铸造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并将焊接、鎏金、嵌红铜等技术用于制作青铜器。这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冶铁制品冶铁制品出现于西周晚期，但对铁的认识可上溯至商代，当时工匠们已将陨铁嵌在兵器的刃部加以利用。春秋时期，铁金属被用于制作剑、鼎等器具，并出现了生铁与铜制品。其中生铁的发明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已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是古代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与制陶工具很多。从商代中期开始，工匠们用高岭土烧制出原始瓷器，向日后发明青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漆器的出现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西周漆器已出现了镶嵌螺钿的工艺。东周漆器除木胎外，还有夹纻胎，工艺更精。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扣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扣套的器皿。商代与西周的丝织品，已知有绢、罗等。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墓保存随葬品的条件较好出土有绢、纱、罗、锦、刺绣等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它们织造精良，色泽鲜艳，纹样华丽表明2000余年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制作玉器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商代的治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制作出各种色泽、不同用途的器具与装饰品。特别是利用原料天然色泽的变化而制成的俏色玉器，更是反映了工匠们的才智和玉器工艺的成就。商代与西周的玉器均为软玉，东周时期已用硬玉，并将玉器与金银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出包金、镶银的精美华丽玉制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铸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化与艺术文字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当时的文字多刻在甲骨、铜器及玉石器、陶器上，也有部分写在玉石片、简牍、丝帛上。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相当丰富，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商代与西周的乐器除陶埙外，还有鼓、钟、磬等。东周墓中还出有箎、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且十二个半音俱全，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其发现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如四羊尊、象尊、鸮尊等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方面看，都是上乘的艺术品。以装饰风格而论，西周中期以前的花纹崇尚繁缛，给人以庄严和神秘的感觉；其后兽面纹之类的纹饰逐渐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风格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花纹。商周时期的雕塑以玉雕、石雕最多，另有陶塑、骨牙雕、木雕等。妇好墓出土的一批玉石雕像和雕花象牙杯，是晚商雕塑艺术的代表。南方的东周墓中则出有精美的漆木雕。长沙出土的帛画是中国保存最早的绘画作品。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先后跨入青铜时代。如北方草原地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及晋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西南地区有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东南地区有湖熟文化（见吴越文化）、吴城文化、百越文化及湖广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这些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存在交流，又各具特色，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见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都同时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地方文化的因素。商周时期千余年间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促使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夏商周是一部断代史，在安阳殷墟中的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没有任何物证，能够证明历史上有这么三个朝代，所有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发现，都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也为研究这三个朝代提供珍贵的证据。
由于时代久远，一些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早已经随着岁月灰飞烟灭，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面去判断。而在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周家庄村的一处古代墓地，被初步认定为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将对研究商朝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周家庄村南约200米，东距洨河约2000米处的这个墓地群自从发现之后，河北多家文物单位联合对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
到目前为止，以这个墓地为中心的勘探面积达到了约40万平方米，而且还实验性地挖掘约300平方米的遗址，出土一些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器物。
这个墓地群一共有22座商代贵族墓，其中17座已经抢救挖掘，但根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22座墓地几乎都有盗墓的痕迹，但墓地结构还保持相对完整，而且还有两座墓地带有墓道，营造讲究，椁室采用木条垒拼，显然这种墓地主人当时下葬规格非常高，说明墓地主人的身份不简单。
根据这里的墓葬的形制和以及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里的墓地结构与殷墟十分相近，可能在时代上也相距不久。
在抢救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和填土中发现了殉人和大量殉狗，对研究当时的殉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30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除了还发现一些青铜残片外，也还发现了文化叠层。也发现了两条古河道，考古工作人员对古河道的宽度及走向、叠压、堆积情况进行了图形绘制，对研究当地水系的构成以及改变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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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考古挖掘，在这个墓地周围还发现了大量商代后期遗存，一些小型生活区和手工业区也被发现，但于这个墓葬群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这个墓葬群的配套遗址。
河北地区在以前发现的商代遗址，比较集中在石家庄北，保定以南的一些地方，但石家庄以南的地区基本上还没有过。这一次周家庄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周家庄的这一片商代贵族墓地，由于盗墓的原因破坏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一些这些墓地需要进行保护和加固处理，而且对已经出土的文物，也需要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
周家庄商代墓地这一带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大发现，还得靠考古工作人员的大量工作。
发现如此多的墓葬，会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我认为一部分人会对墓葬的发源地比较感兴趣，产生探究的兴趣。会带动一部分旅游发展，让本来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这个地向往起来。
我觉得这个发现挺重大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商代的历史。
关于古代文化论文的参考文献大全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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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773～819） 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永济），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柳宗元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认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他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在诗歌理论方面，他继承了刘勰标举“比兴”和陈子昂提倡“兴寄”的传统。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关于讽喻诗的主张一致。他的诗文理论，代表着当时文学运动的进步倾向。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文的成就大于诗。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古文大致为五类。论说：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寓言：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传记：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 山水游记：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骚赋：独具特色。《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柳诗现存140多首，均为贬谪后所作。前人把他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其部分五古思想内容近于陶渊明诗，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另外一些五古则受谢灵运影响，造语精妙，间杂玄理，连制题也学谢诗。但柳诗能于清丽中蕴藏幽怨，同中有异。另外，柳诗还有以慷慨悲健见长的律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为唐代七律名篇，绝句《江雪》在唐人绝句中也是不可多得之作。 刘禹锡始编柳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被群猫捕杀殆尽。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这样说明这组寓言的创作意图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对应关系，麋属于“依势以干非其类”之物，鼠属于“窃时以肆暴”之物，两者正是那种“仗势欺人”、“外强中干”而又“无才无德”的权贵或者爪牙，其下场属罪有应得。而驴只是“出技以怒强”，显然不与麋、鼠同类：因为它并没有“依势”逞己威势，又没有“窃时”肆己暴虐，也没有招谁惹谁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记自己是谁。可以说，驴完全是个弱者，它的悲剧正是因为触怒强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结果。
柳宗元世称柳河东，唐代文学家，《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被群猫捕杀殆尽。
《黔之驴》 柳宗元原文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慭慭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驴不胜怒，蹄之。 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译文 黔这个地方没有驴子，有个喜好多事的人用船运载了一头驴进入黔地。运到后却没有什么用处，便把它放置在山下。老虎见到它，一看原来是个巨大的动物，就把它当作了神奇的东西。于是隐藏在树林中偷偷地窥探它。老虎渐渐地走出来接近它，很小心谨慎，不了解它究竟有多大本领。 一天，驴子一声长鸣，老虎大为惊骇，顿时远远地逃跑；认为驴子将要吞噬自己，非常恐惧。然而老虎来来往往地观察它，觉得驴子好象没有什么特殊的本领似的；渐渐地习惯了它的叫声，又靠近它前前后后地走动；但老虎始终不敢和驴子搏击。慢慢地，老虎又靠近了驴子，态度更为随便，碰擦闯荡、冲撞冒犯它。 驴禁不住发怒，用蹄子踢老虎。 老虎因此而欣喜，盘算此事。心想到：“驴子的本领只不过如此罢了！”于是跳跃起来，大声吼叫，咬断驴的喉咙，吃完了它的肉，才离去。
《黔之驴》是唐朝大文学家柳宗元的寓言名篇，其寓意一般理解为：讽刺“统治集团中官高位显、仗势欺人而无才无德、外强中干的某些上层人物”①。然而，这种理解疑点颇多：柳宗元笔下的驴似乎不像高官显吏，也未“仗势欺人”，谈不上与“上层人物”有多大关系；相反，它看起来是个可怜的动物，其遭遇尤其值得同情。一句话，这篇寓言的寓意有重新解读的必要。《黔之驴》是柳宗元寓言《三戒》之一，另两篇分别是《临江之麋》和《咏某氏之鼠》。这后两篇的故事大致相似：临江之麋，依仗主人宠爱，日与家犬游戏，结果忘己身份，见外犬而“欲与为戏”，被外犬“共杀食之”；某氏之鼠，也是因为主人宠爱，于仓廪府库中恣意为患，“饱食而无祸”，后换了新主人，仍“为态如故”，结果被群猫捕杀殆尽。柳宗元在《三戒》序言中，是这样说明这组寓言的创作意图的：“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殆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按序言中的对应关系，麋属于“依势以干非其类”之物，鼠属于“窃时以肆暴”之物，两者正是那种“仗势欺人”、“外强中干”而又“无才无德”的权贵或者爪牙，其下场属罪有应得。而驴只是“出技以怒强”，显然不与麋、鼠同类：因为它并没有“依势”逞己威势，又没有“窃时”肆己暴虐，也没有招谁惹谁或者得意忘形而忘记自己是谁。可以说，驴完全是个弱者，它的悲剧正是因为触怒强者而招致迫害致死的结果。柳宗元(773～819)，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世称柳河东。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柳宗元贞元九年 (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调为蓝田县尉。不久，回朝任监察御史里行，与韩愈、刘禹锡为同官，并与刘禹锡一起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柳宗元被擢为礼部员外郎，协同王叔文诸人，在半年内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由是为宦官、藩镇、保守官僚所反对。同年八月，顺宗被迫让位于太子李纯，即宪宗，改元永贞。九月，王叔文集团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永贞元年冬,柳宗元到达永州贬所。在永州九年,有机会深入了解人民疾苦,游览本州山水名胜,写下不少诗文名篇。元和十年 (815)春，奉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六月至任所,官虽稍升,而地更僻远。他在这里兴利除弊，修整州容，发展生产，兴办学校，释放奴婢，政绩卓著。元和十四年十一月病殁。当地居民哀悼他，在罗池地方建庙纪念。现在柳州市柳侯公园内，还有柳宗元衣冠墓。诗歌的数量较少，只存 140多首，都是贬谪以后所作。前人评论柳诗,大多以为是继承陶渊明传统,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的集子,为刘禹锡所编,题《河东先生集》，宋初穆修始为刊行。《四库全书》所收宋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45卷、外集 2卷、新编外集 1卷，为现存柳集最早的本子。宋童宗说音注、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的《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43卷、别集 2卷、外集2卷、附录1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为现行影印本之最早者。宋童宗说注《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45卷,宋建州刻本,现藏北京图书馆。宋魏怀忠编注《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21卷、外集2卷、新编外集1卷、《龙城录》2卷、附录8卷，有《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影印文渊阁本。宋廖莹中编注《河东先生集》45卷、外集 2卷、补遗、附录等，为宋人注本中最后的一种，有□隐庐影印宋刻世□堂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据以排印，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重印本。明蒋之翘辑注《柳河东集》45卷、外集 5卷、遗文、附录等，虽采辑旧注，中多蒋氏自注的部分；有明三径藏书刻本、《四部备要》排印本。柳宗元生平事迹，参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载五百家注柳集卷首，别有《粤雅堂丛书》本）。今人著作，施子瑜《柳宗元年谱》（载《武汉大学学报》1957年第一期，有湖北人民出版社本），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柳宗元年谱初稿》（载《山西师院》1974年第3期）,可供参考。关于柳宗元的研究论著，章士钊《柳文指要》，取材详博，为论柳著作的巨帙，但其中多扬柳抑韩之论。永州八记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上。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觞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式，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钻鉧潭记钻鉧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有树环焉，有泉悬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贸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潀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钻鉧潭西小丘记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有得钻鉧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嵚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冷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古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已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袁家渴记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钻鉧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芜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反流为“渴”。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而无际。有小山出水中，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词，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奇卉，类合欢而蔓生，轇轕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葧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飃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焉，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石渠记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倏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酾酾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鷁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石涧记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之日，与石渠同。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小石城山记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奇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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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简简单单，随手就可以写出。但是孝为何这样写，不知我们是否有真真正正的去体会它。这个“孝”字是一个象形文字，它的上面是一个“老”字，而下面是一个“子”。老是指上一代，子是指下一代，上一代跟下一代融成一体叫做「孝」，所以上一代跟下一代密不可分。我们看这个字就好象一个儿子背着一个老子，意思就是当子女的要时刻想着孝顺老人，时刻要把“孝”字放在心上。当父母年迈的时候，一切都要靠着我们，我们就是他们将来的依靠。孔子极其重视孝，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父母尽孝道，无论他们在世或去世，都应如此。但是，尽孝时不应违背礼的规定，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孝。可见孝不是空泛的、随意的，必须受礼的规定，依礼而行就是孝。 我国历史中就有许多为人所传诵的的孝子。“闵氏有贤郎，何曾怨厉娘；车前留母在，三子免风霜”的闵子骞单衣顺母；“葬父贷孔无，仙姬陌上逢；织线尝债主，孝感动苍穹”的董永卖身葬父；慈母怕闻雷，冰魄宿夜台，阿香时一震，到墓绕千回“的王裒闻雷泣墓.......孝是一种纯粹的，朴实的感恩之爱。春秋时期有一个叫颖考叔的小官，有一次，他去见郑庄公。郑庄公赏赐他饭食，他把肉片放在一边舍不得吃。庄公很奇怪，问他是什么原因，颖考叔说：“我的母亲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食物，请允许我将它拿回家孝敬我的母亲。”庄公听后十分感动：一个小官在美食面前都没有忘记老母亲。这种感恩的爱，在“施恩”与“感恩”的因果过程中体现的那么真挚、那么无私、那么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养育之恩呢！孝还是在不严重损害自己身心健康前提下的一种自我的牺牲。晋朝有一位有名的孝子——吴猛。他家境贫寒,只有一间可以勉强遮风挡雨的茅屋,一到夏天,家中热的夜不能眠，再加上蚊子的叮咬，更是难以入睡。看到父母晚上不能好好睡觉，吴猛每晚都拿扇子为父母驱蚊，然后脱光衣服，坐在父母床头，蚊子便都来叮咬他了。一天夜里，父亲起床上厕所，发现吴猛坐在床头，而后，当他看到吴猛身上一个个又红又肿的包，终于明白了。这件事被当地太守知道了，他送了一顶蚊帐给吴猛，这是吴猛用的孝心换来的。这种牺牲自己来表达对父母的爱的行为看似十分渺小，却突然觉得它像巨人一般，需要我们去仰视，令人为之动容！孝更是一种用宽容的心来面对父母的深情。舜，是传说中的远古帝王。相传他的父亲及继母、异母弟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下逃脱；让舜掘井时，却下土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舜登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敬，并封象为诸侯。这颗宽容的心，不仅体现了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更印证了孔子所说的“无违”的实质含义，即以礼来侍奉父母，因为孝，他名垂千古！孝心，是夜空高挂的一轮金黄圆月，皎洁无暇，温娴明朗，普照大地；孝心，是顺势蜿蜒的一条透彻小溪，清可见底，不染污浊，流入山谷；孝心，是一望无际的绿茫茫的草原，满目翠绿，映入眼帘，点缀缤纷世界；孝心，是夏日午后和风中沐浴的风铃，叮当轻拂，拨心中的弦，引起共鸣。“笑声惹情也生情，有孝方知家中暖，无孝怎知人间情。”正是那聚首的欢笑，离别的忧伤，让我们倍加珍惜亲情的可贵。让我们怀着那颗赤诚的心，走啊走……我们的足迹会成为一条永恒的路。而在这条路上，交融了一种亘古不变的最美丽的爱，它，叫做“孝”。
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
戏彩娱亲 老莱子，春秋时期楚国隐士，为躲避世乱，自耕于蒙山南麓。他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衣，手持拨浪鼓如小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他怕父母伤心，索性躺在地上学小孩子哭，二老大笑。 卧冰求鲤 王祥，琅琊人，生母早丧，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使他失去父爱。父母患病，他衣不解带侍候，继母想吃活鲤鱼，适值天寒地冻，他解开衣服卧在冰上，冰忽然自行融化，跃出两条鲤鱼。继母食后，果然病愈。王祥隐居二十余年，后从温县县令做到大司农、司空、太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