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音乐家论文参考文献
音乐教育论文篇1 浅谈小学音乐教育创新 摘要:在德智体美教育的全面开展中，小学音乐教学得到重视，小学音乐教育必须创新，只有创新才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本文就小学音乐教育的创新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创新教学措施。 关键词:小学音乐教学;创新教学;教学措施 小学音乐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是培养青少年成为德、智、体、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小学音乐教育也不断推进，小学音乐教育走出偏重于知识灌输、专业技能训练的误区，转为对学生兴趣、素质、能力、个性的全面培养。小学音乐教师必须注重立足于学生主体的发展，创新音乐教育方法。 一、树立创新音乐教学意识 小学音乐教师应该在学习中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专业理论知识水平，为教学实践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音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提高创新设计能力，评价能力和自我诊断能力，对教学内容进行研究发展和创新，及时的了解并汲取新的知识，探索新 教学方法 的运用，重视培养自身的创造性思维，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教学技能，用音乐的动作和音乐的语言向学生传递音乐美感、音乐情感和音乐的创新意识。 二、创新音乐教学素材 目前，由于教育模式的不断更新和完善，课本以外优秀的音乐歌曲层出不穷，有的作品学生很是熟悉，也有的作品学生很是陌生，教师可自行补充教学素材，可以多教授学生感兴趣又比较熟悉的音乐歌曲。例如：优秀儿童频道中的主题曲《大风车》或者 其它 脍炙人口的歌曲，如《蔬菜歌》、《灰姑娘的梦》等作品，既好听又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更利于学生体会歌曲蕴含的情感和崇尚真善美的世界。会器乐的老师还可以把吉他、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带入教室，给学生演奏助兴，为音乐教学素材又注入学生喜欢的一抹色彩。又如，在教授《森林的歌声》一课时，学生为歌曲伴奏环节，倡导学生充分利用身边的元素为歌曲伴奏，借助森林动物的各种形象，让学生在角色板眼中进行音乐的学习，对学生进行教学，接着让学生读一读书中“布谷鸟”和“青蛙”按节奏标记的叫声。这样，巧妙地加入自创伴奏，更利于学生体会学习音乐的乐趣，拉近学生与音乐之间的距离。 三、创新教学方式，加强体验 传统教学模式中，教 唱歌 曲，一般是教师先范唱，然后，再逐句教唱学生，通过反复教唱，达到会准确演唱歌曲的目的。这种教学方法既单一又缺少创新性。笔者认为，音乐学科本身就是需要欣赏和体验的艺术，在音乐艺术的聆听体验之中，让小学生得到启蒙，从而感兴趣的掌握音乐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在音乐教学教唱歌曲环节中，可以让学生以听觉为中心，在反复聆听的过程中体验音乐的丰富情感，掌握基础的 乐理知识 。例如，在欣赏舒伯特的《摇篮曲》时，这首曲子表达了母亲对孩子无限的慈爱和真挚的母子之情。教学中，先欣赏音乐，在体验音乐中引发学生的思想感情。 反复聆听后，学生已基本能哼唱旋律，师生展开交流探讨：(1)“这是一首怎样情绪的歌曲?”(可以从作者抒发的情感、音乐的节奏等角度去思考)(2)“从这首歌当中体会到了什么?”交流完毕，让学生带着情感再次复听，然后，让学生把自己想象成依偎在母亲怀抱里的婴儿，感受真挚的母爱和轻轻的扶慰，最后，舒缓地演唱这首歌曲。又如：在教授《重庆小景》一课时，让学生反复观看课件中关于重庆的一些照片，比如朝天门，解放碑等夜色，并结合重庆自然特色，如小桥、流水、等美丽的画面，充分领会音乐背景，欣赏完后，反复播放歌曲的同时，可让学生用重庆方言朗诵歌词片断，感受巴渝音乐浓郁的风格特征和重庆方言的独特韵味。以这样聆听、体验音乐的方式进行教学，丰富学生的思想感情，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表现音乐的自信心，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参与音乐课堂，走进音乐世界。 四、有效应用多媒体进行创新教学 在小学音乐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是贯彻音乐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让学生在学习音乐中不断激发探索精神，善于发现新事物的能力。创新性的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音乐教学，制作与教材配套的音效动画，让学生在逼真的情境中学习，全面开辟学生的多项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多媒体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可以创设音乐教学情境，目的是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心境，唤起学生的音乐审美注意。在音乐教学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用于音乐教学的起始阶段和结束阶段，可起到愉悦审美环境，唤起审美注意，激发审美渴望;用于教学过程的各环节和教学内容的连接，能达到承上启下，培育新的审美心境，唤起新的审美注意和审美渴望;用于教学内容之中，则会使原有的审美要素，更加丰富多彩，产生更佳的宜人，感人，化人的审美效应。 总之，创新教育对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新要求是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音乐的艺术特性、情感特性，能使学生在学习音乐时陶醉在艺术活动的欢娱之中，学习音乐的过程即是对艺术乐趣的追求过程，这一优势是音乐学科独具的。在创新教育的新形势下，教师必须遵照创新教育的要求，充分发挥音乐教育的独特优势，致力创新音乐教育的新方法，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向纵深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松.小学音乐教学中激发学生思维创新的措施探微[J].教育，2016(9):00019。 [2]刘慧.小学音乐教学中的创新教育策略探讨[J].教育科学：全文版，2016(2):00034。 [3]陈洪珍.小学音乐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实施研究[J].北方音乐，2014(8):161。 音乐教育论文篇2 浅析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摘要：在音乐教学中，教师应将德育寓于音乐艺术美之中，充分挖掘和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培养学生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感、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等，不断发展学生德育上的自我教育能力。通过音乐教育，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可望更好地发挥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关键词：音乐教育;德育;德育功能 一、音乐教育与德育的关系 音乐教育，主要培养学生热爱音乐，对音乐产生浓厚的兴趣，通过参与音乐活动和实践，体验感受音乐，发展自身的音乐能力，而不光是单纯的培养音乐知识与音乐技能。育“人”而非仅育“才”是普通音乐教育的重要特征。德育的“德”字的本义“道德”或“品行”。“德”也是一个人的品格和价值观。学校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和受教育者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与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社会思想道德影响，并通过受教育者积极的认识、体验与践行，以使其形成教育者所期待的品德的活动。音乐教育与德育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互相辅助、密不可分。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音乐教育并不是音乐家的教育，而首先是人的教育。音乐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一项塑造“人”的工程。音乐教育通过生动的音乐艺术方式，寓德育于音乐艺术教育之中。蕴含伦理道德内涵的音乐作品，能使学生在提高音乐审美感受、表现力的同时，心灵得以净化、道德情操得以升华、人格得以完善，从而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 二、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表现 学校音乐教育以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发挥着独特的育人功能，其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从先秦儒家诸子认为“乐教”可以“善民心”、“移风易俗，莫过于乐”，到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把“歌乐”作为学校教育必不可少的学科之一，都说明了我们的先辈很早就意识到了音乐教育的育人功能。笔者从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这三点展开论述： (一)以乐辅德 音乐德育的功能，从古到今倍受重视，无一不以音乐作为滋养，浸润心灵。音乐运用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美妙的音色来表情达意，直接触动学生的情感中枢，震撼学生的心灵，对学生的情感世界、道德观念的渗透和影响都很大。因此，在小学音乐教育中，寓德育于音乐教育之中显得尤为重要。 1.以乐引情，抒发情怀 一部好的音乐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能激发人的崇高情感。优秀的音乐作品通过流畅优美的旋律、鲜明清晰的节奏、真挚完美的情感、和谐完整的结构、清新质朴的音乐风格塑造出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极具震撼人心的感染力，鼓舞着整个民族，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每当给学生范唱那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心里总涌动着一股暖流，心潮澎湃。音乐家郑秋枫用行云流水的音乐拨动了人们的心弦，歌词勾勒出中国大地春华秋实、山海壮阔的雄伟景色。学生透过老师洋溢着激情的脸和深情的歌声，深深被打动了，歌词“我爱你中国，我要把最美的歌儿献给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唱出了人民的心声，抒发了豪迈的爱国情怀，感人肺腑、震撼心灵。又如《再唱山歌给党听》、《浏阳河》、《龙的传人》、《国家》、《中国人》等，这些歌曲洋溢着对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新中国、社会主义热爱之情。学生在聆听、歌唱时，感受激情的旋律、品味歌词的内涵，内心的情感得到丰富和滋养，进而提升了民族自豪感与责任感。 2.以歌励志，乐学善思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 文化 是人存在的根和魂。文化基础，重在强调能习得人文、科学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运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涵养内在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发展成为宽厚文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人。音乐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人文素养、音乐素养和情感态度，形成乐学善思的品质。五年级的《红星歌》是七十年代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它以生动的歌词、轻快的节奏、流畅的旋律激励了几代人的成长。课前，笔者让学生在家上网观看这部经典电影，了解歌曲的时代背景，通过预习，了解历史，积淀人文知识。课堂上，教师通过挖掘歌曲音乐要素中的节奏进行对比，让学生思考节奏在表现歌曲情绪的作用。 通过原谱与把附点八分音符节奏改为八分音符节奏型的 歌谱 作对比，在演唱中感受到附点音符更能贴切地表达小主人公潘冬子加入红军的激动心情。接着又让学生思考：歌曲运用了重音、f、渐强等记号，对表现歌曲有何作用?有的说：表达了潘冬子立志跟党走的信念更加坚定。有的说：让歌曲更加雄壮有力，精神更饱满。在 学唱歌 词时，又让学生思考：我们身处和平年代，为何还要学这首歌?“闪闪的红星传万代”传承的是什么精神?引导学生边学边思考，形成乐学善思的品质。 3.以曲为媒，凝神聚气 《音乐课程标准》指出：所有的音乐教学领域都应重视学生的艺术实践，积极引导学生参与各项音乐活动，通过音乐艺术实践，培养良好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合唱是多声部演唱的歌唱艺术，凝聚了集体的智慧和情感，它通过多种题材、体裁，以音响为表现手段，抒发情感，提高感受美、鉴赏美的能力。笔者曾指导学生参加广州市第十三届中小学合唱节比赛的训练，为使所有学生所发出的声音达到和谐统一，不厌其烦地示范、讲解、并逐一辅导，让学生努力做到个人的发声与整体的发声揉为一体。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学生慢慢懂得了声部间彼此合作的重要性，注意力高度集中，听从指挥，努力达到各声部之间均衡和谐，创造至善至美的境界。经过角逐，最终荣获了广州市总决赛特等奖的殊荣。可见，凝神聚气的团队精神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二)以乐促智 智力是在认知方面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包括注意力、观察力、 记忆力 、 想象力 和思维能力。音乐教育可以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发展，古今中外名人如孔子、卢梭、歌德、列宁等大都酷爱音乐，音乐对于他们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1.开启心智，想象创造 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想象力是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创造出新形象的能力。音乐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语言，它看不到、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它以旋律、节奏、和声、音色等要素作为基本的表现手段，通过声音刺激人们的听觉器官，从而使人们在头脑中产生想象而获得听觉形象。三年级《音乐中的小动物》的教学内容为欣赏一组以小动物音乐形象为题材的歌(乐)曲。在欣赏管弦乐曲《公鸡和母鸡》中，让学生充分熟悉主题音乐后自由创编表演动作。当听到母鸡报蛋声的主题音乐，有的学生蹲下身子、张开手臂随乐曲扇动着，有的摇摆着身体神气地转着，有的曲着手臂一张一合模拟母鸡的翅膀拍打着，形态各异。当听到公鸡报晓声的主题音乐，学生变换了动作，或伸长脖子引亢高歌、或在嘴巴前张开手掌做出小喇叭的模样叫着、或是左手放在头顶模拟鸡冠、右手伸展在体侧模拟公鸡漂亮的羽毛，创意十足。在宽松的教学氛围下，学生随着美妙的音乐尽情表演，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创编中得以培养。 2.训练听觉，促进记忆 记忆，是过去 经验 在人脑中的反映，心理学告诉我们，没有记忆就无法学习，离开记忆，人的复杂心理活动不复存在，知识经验无法积累。音乐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音乐记忆力，这种能力是指人经历听音乐的过程，对音高、音强、节奏、音色等所形成的音乐在头脑中有所反映、再现，从而产生了音乐记忆力。音乐教学活动都以聆听为前提，学生在聆听过程中会产生注意、记忆、想象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并促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的发展。 小学低年级学生跑调(音不准)的情况比较普遍，原因就是记不住音高。教学中发现，听音模唱能帮助记忆音高解决音不准的问题。刚练习时每次听一小节单声部旋律，如：①135-||②1b35-||③246-||④2#46-||然后凭记忆用lu音哼唱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原先唱不准的学生基本能唱准了。于是听唱两小节，之后听唱四小节，记忆力强的学生听唱音程、和弦。经过循序渐进的训练，学生内心听觉能力和记忆力明显增强了。 (三)以乐怡性 1.高雅审美，唯美至善音乐作品之所以具有感染力，是因为它渗透着作者强烈的情感，蕴含在作品中的立意美、情境美、音韵美、曲调美、配器美、伴奏美等审美因素能激起听众的审美感情。小学音乐教材的歌(乐)曲或表达孩子们的心声，或蕴含着一个美好的寓意，百听不厌，百唱不烦。欣赏教学中，呐独奏曲《百鸟朝凤》奔放热情的旋律、明亮高亢的唢呐模拟百鸟争鸣和唱的曲调，可使学生联想到生气勃勃大自然景象，抒发美好欢乐的心情。名曲《二泉映月》哀伤的曲调让学生体会到作者阿炳在黑暗的旧社会里的不幸和那份追求光明、乐观向上的可贵精神。欣赏《 春节 序曲》时学生会情不自禁地跟随明快的旋律做着敲锣打鼓的动作表现人们在节目里热闹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欣赏这些音乐文化精萃的作品，能使学生的音乐素质修养、审美情趣会越来越高雅。 2. 才艺展示 ，自信阳光《音乐课程标准》指出：要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注重自信心的培养。因此，为学生提供尽量多的自我表现机会，给予自由发挥的舞台恰恰就是尊重学生的个性创造的好办法。自信是一种良好的心理品质，培养学生的自信心，有利于形成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提高其心理素质与思维力、抗挫力、行为力等。音乐教学的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歌唱教学中根据学生的特长为其提供表演的机会。如：识谱能力强的学生示范演唱旋律，节奏感强、拍子准确的学生指挥全班歌唱，声音美、表情好的学生带唱歌词，竖笛音色美、指法准确的学生为歌曲伴奏，以点带面，激发全体学生的表演热情。在分组练习时让他们与性格内向、表演能力弱的同学合作，帮助同学克服自卑等不健康心理因素，增强自信。久而久之，学生勇敢、自信的品质从一点一滴中培养出来了，促进了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三、结语 实践证明：经过长期音乐熏陶的学生，其性情、精神、气质以及思想意识、 思维方式 乃至生活方式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能让其一生获得健康的心理、良好的行为习惯。因此，学校音乐教育应发挥以乐辅德、以乐促智、以乐怡性的美育功能，从而达到全面育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音乐课程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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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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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写学堂乐歌啊，这就使20世纪初的新型学校音乐教育，代表人物沈心工，李叔同，曾志忞，其中李叔同的作品审美功用更高些也可以写写那些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一般学校的，专业的都可以啊才发现你这问题是09年的，我的回答肯定没有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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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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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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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指作者在音乐 教育 论文中引用、参考过的文献资料，包括观点出处和引文出处，是音乐教育论文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教育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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