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阳明的论文题目

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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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强调审美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重大意义和作用。王守仁认识到，作为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审美活动不同于纯理性的认识活动和实践理性的意志活动，而是一种具有感性自由的生命情感活动。这种审美活动的实现存在于审美主体的生命体验中。这种体验既非感性直观又非逻辑理性的心理活动，而是对于生命存在意义的瞬间把握，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如情感、想象、直觉、欢乐、痛苦、意志等内心活动密切相关的。因此，体验亦即是生命体验，它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使人进入心醉神迷、物我消融的“至乐”境界。正是这审美体验，无生命、无意义的自在之物才可成为审美对象，世界才会向我敞开，意义才能生成，同时，我的心灵也会得到提升，我的存在价值才能被确证。就此，王守仁以观花为例作了很形象的描绘：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 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如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里，王守仁谈的是花的存在与花存在的意义的问题，亦是认知活动与审美活动的问题。依认知活动，作为客观存在的花，在山中自开自落，独立地存在于人的主观意识之外。无论你看到它与否，它总会存在于此，与我心无关。并且，花的颜色在科学实验中不可能出现“一时明白起来”的现象。此时的花，只能是作为一个与主体无生命交流，毫无“意义”的自在之物而存在，“与汝心同归于寂”，不是对象，不是价值实体。但在审美活动中，由于审美主体心灵的情感投射，审美主客体的意向性活动，才使那种“与汝心同归于寂”的毫无生命意义的存在物生成为审美对象，才有了花存在的意义，“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由于我的体验(看)，此时的花就有了我的“良知”(生命)，与我的生命无间隔地一气流通，并成为确证我的生命存在的对象。因此“花”就不在审美主体之外了，而是审美主体的喜怒哀乐等生命活动的显现。“花”的意义的获得正是审美体验作用的产物。同时，王守仁认为在审美活动中，由于意向性结构，审美主客体同时产生，不可相离，并且审美主体可达到超越时空，亘古亘今，与天地万物同流的关涉人的终极关怀的最高境界。因此，他对审美体验作了进一步论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它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又问，“天地鬼神千古见在，何没了我的灵明，便具无了?” 曰：“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万物尚在何处?” 这里与观花一样，王守仁强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中的互动关系及其主体心灵的主导作用。天地鬼神万物的意义和生命是我的灵明的投射，是我的灵明的延伸和另一体。同时，作为有限的生命存在，我的灵明也只能是无限的天地鬼神万物的一部分，与其同体，一气流通，不可间隔。这里，王守仁对审美主体生命意识的感召，就表明其体验美学关涉到人的终极关怀。作为审美对象的天之高远和地之深广，其自身是无法体认的。只是由审美主体在“仰高”、“俯深”等超时空、冥物我的审美活动中，天地才生成了高远深广的审美意象。同时，审美主体也感到了宇宙之无限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因此，他感叹“俯仰天地间，触目俱浩浩”，但王守仁更要以渺小之灵明去征服、统摄那无限之宇宙。这是多么崇高、伟大的人类意识! 如果没有人的意识(如死的人)，天地万物还有何美丑可谈，更无生命意义可言，世界就永远只在吾心之外。王守仁认为，“乐”作为心之本体，圣人、常人初非有别。只是常人不能象圣人那样有“真乐”，主要在于自寻忧苦迷弃，为世事所累，不能保持一种澄明的“虚灵”心境状态。这种‘虚灵”的心理状态是审美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虚灵”不是无知无识的空虚，而是一种“人生山水须认真，胡为利禄缠其身”的那种精神充实、不为世迁所累和自由的状态。由此，一旦体悟到“良知”(一念开明)，“反身而诚”，那活泼泼、怡悦自得的‘孔颜之乐”也就朗现了。为此，他提出了审美体验的两种基本方式即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他说：“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自去消融，真个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所谓“觉”就是指主体的心理活动，是自我醒悟，对人生真谛的瞬间把握，同时也是自我心灵的升华。又说：“可知是体来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是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的。”如果前者“觉”只注重了“顿悟”方式的话，那么，这里“体”则关注的是那种渐进性的生命体验过程的方式。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或把握，都有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的不断深化过程。对作为“至乐”境界的“良知”的体验，更是如此。前述可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是人生、社会、历史的统一体。“致良知”凝聚着他的审美方式对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价值的认知和情感，更是他一生在功与过、荣与辱、达与穷之中细细品味人生，体验生命意义的理论升华。用生命体验人生意义是王守仁体验美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审美体验的核心。综上所述，王学由于对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肯定，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使其美学具有典型的体验美学特色。这种体验美学是以“至乐”境界为目标，强调超然的与天地同体，美善合一，美丑自融的“孔颜之乐”。美是礼的感性显现。这种体现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美(至乐)只能在审美体验中把握。在审美体验中，审美主客消融，世界向我敞开，生命意义的瞬间生成，我的存在被确证。这种体验以“虚灵”为前提，有顿悟式的“觉”和渐悟式的“体”，而细细品味人生、社会、历史更是王守仁所崇尚的。至此，我们可以说，王守仁的美学是体验美学。正是这种体验美学，王守仁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有了独特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同以上回答，立身，立言，立功，基本属于完人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号阳明，他是明朝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典事迹，创立心学，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不动一兵一卒，搞定两广土匪，一心一意为天下苍生着想。具体的呢，可以看《明朝的那些事儿》，这里面有他的个人奋斗历程，再者这本书很好，闲暇之余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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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研究论文

可以。1、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2、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而儒学鼻祖，孔子的文章是我们课本中比不可缺的。所以王阳明心学可以很好的作为论文的理论依据。

道德心理学来源于西方心理学，具有高度的经验性和综合性，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交叉学科。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道德心理学理论浅述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道德心理学理论综述》

[摘要]道德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道德认知的研究、道德情感的研究和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三方面。皮亚杰的道德认知发展三阶段理论和柯尔伯格的三阶段六水平理论为道德认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艾森伯格从亲社会的独特视角研究了道德认知的发展;道德情感理论受到了心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良知理论和移情理论是该领域的重要理论：道德行为理论的研究主要探讨道德的心理机制和道德行为的形成。

[关键词]道德心理理论;道德认知发展;道德情感;道德行为

[作者简介]刘亚娟，苏州大学教育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吴荣先，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江苏省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应用心理学，江苏苏州，215123

道德心理是指人类道德言行的心理状态、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凡是涉及道德问题的心理现象都属于道德心理的范畴。人类对道德心理的研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国外最早可追溯到休谟和达尔文，国内最早可追溯到荀子和孟子。但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道德心理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从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算起，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道德心理学理论发展到今天有很多理论出现。道德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成分组成。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道德心理学理论进行论述，旨在为道德心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争论的平台。

一、道德认知发展理论

道德认知的发展是道德心理结构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而心理学家、道德学家们对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而且形成了很多有体系的理论，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和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

(一)皮亚杰的三阶段道德发展理论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道德认识发展经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是前道德阶段(0～5岁)。此时儿童的思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其行为直接受行为结果所支配;对道德的概念还很模糊。第二阶段是他律道德阶段(5—8岁)。此阶段儿童对道德有了一定的认识和看法，但也只是认为道德即规范和规则，遵守规范和规则便是符合道德的，反之就是违反道德的，只重视行为后果，而不考虑行为动机，因此他又称此阶段是道德现实主义;此时的道德就是服从权威。第三阶段是自律道德阶段(8岁以后)。他们开始认识到道德规范的相对性，体验到了规范之外的东西，如责任、公正、动机等，因此皮亚杰又称之为道德相对主义，此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的本质区别就是儿童逐渐形成了“良心”，对道德的认知和判断已经升华到一个比较高的境界。

皮亚杰是第一个提出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的人，也是第一个应用实证的方法对道德认知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的人，这是其最大的贡献。但由于皮亚杰对儿童道德观念的研究是从属于他对一般人类认识发展问题的研究的，因而他不可能对儿童道德教育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

(二)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三水平六阶段模型理论

柯尔伯格在1980年提出了他最新的、最全面的道德发展阶段模型。他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三水平六阶段：水平一：前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儿童，对规则中的是非善恶观念十分敏感，依据行为的实际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道德。这一水平分两个阶段。阶段一：惩罚与服从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是自我中心的，所谓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而避免惩罚的，他不考虑他人的动机和利益，把自己的观点和权威观点混淆。阶段二：相对的快乐主义道德定向阶段。所谓对就是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利益，他能把自己的、权威的、和别人的利益及观点区别开来。水平二：习俗水平。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认为规则是正确的，有维护秩序的内在愿望，行为价值是以遵循规则的秩序为依据的。阶段三：好孩子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的人采纳的是一种与他人维持良好关系的观点。阶段四：遵从权威与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定向阶段。此时人把社会观点与人际关系或动机相区别，依据自身在社会制度中的地位来确定人际关系。水平三：后习俗水平。此时个体认为道德决策不仅取决于原则、利益、动机，还必须为社会所赞同，社会是按公平和仁慈来运作的。阶段五：民主地承认法律的道德定向阶段。本阶段人采纳的是一种超越的社会观点，理性的个体意识到权利和价值优于社会依附和契约的观点。阶段六：普遍原则的道德定向阶段。这一阶段人真正懂得了道德本质，将用于社会治理的普遍伦理内化为一种道德的崇高境界。

柯尔伯格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道德的发展做了系统的研究，其理论源于皮亚杰但又发展并超越了皮亚杰，他整合了传统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这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外他还进行追踪研究，不仅有对美国本土被试的追踪研究，还有对土耳其、以色列等国家的跨文化的追踪研究，这使得他的研究更具普遍性。

(三)艾森伯格的亲社会道德发展理论

艾森伯格对道德心理的研究是从亲社会道德情景方面开始的，她认为“一个人必须在满足自己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与满足他人的愿望、需要和价值之间作出选择”，也就是说个人利益和需要帮助的人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艾森伯格认为儿童亲社会道德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自我关注的享乐主义推理;阶段二：需要取向的推理;阶段三：赞许和人际赞许的定型取向推理;阶段四：包含有两个小阶段，即自我投射的移情推理阶段和过度阶段;阶段五：深度内化推理。

艾森伯格开辟了道德研究的一个新的通道，即从亲社会道德方面做了理论研究，弥补了前人单一研究的不足，特别是弥补了柯尔伯格从道德禁令方面研究的不足。但是她的研究多是通过对儿童的口头报告分析得到的，可靠性值得置疑。另外她的研究因为是在亲社会的情景下进行的，所以难以在一般情景下推广。

二、道德情感理论

道德情感是个体对社会道德现象是否符合自身的道德知识经验而产生的情绪体验，是主体有意识的评价性的心理反应。道德情感的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一般来说，可表述为：心理激动—分析评价一形成定势。

(一)孟子的道德情感理论

孟子认为，凡人皆有四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规定：“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里的“心”首先含有情感之义。恻隐之心，一般表现为同情心，羞恶之心表现为一种羞耻感与憎恨之情，辞让之心表现为一种宽容大度之情，是非之心更多表现为对善恶的情感认同与拒斥。有鉴于此，朱熹认为，孟子“所谓四端者，皆情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在善恶分析中，不仅有

理性的分辨，而且有情感的认同：好善恶恶已不单纯是理性判断，更是一种情感上的接受或拒斥。正是德性所蕴含的情感之维，从一个方面构成了向善的内在动因，并为知转化为行提供了一个过渡平台。

孟子对最基本的人性方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对道德情感的朦胧的描述，这些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道德情感中最基本的四种。人只有形成了这些情感，才会去做道德的事情。

(二)王阳明的理论

王阳明主张“无心则无身”，强调道德主体的情感品格;主张“心外无善”，注重道德行为的情感驱动;主张“致极良知”，开发道德自律的情感机制，由此形成了他系统的道德情感理论。王阳明注重内心体验，强调精神生活优越于知识性活动;强调直觉，而不是分析;强调人的情感本质。

王阳明在宋明理学繁盛时期提出的道德情感理论，是理论界的一朵奇葩，改变了中国当时理性研究独占鳌头的局面。他的“心外无善”是道德发展的高级阶段，即道德已经内化到人心中，做事只需随“心”。此心是道德化了的，它有自己的原则。“致极良知”是指在个体心中已形成了良知，道德情感具有“悲天悯人”的特点，具有一种彻底的人道主义的情怀。

(三)霍夫曼的移情理论

霍夫曼的道德情感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移情。他认为，移情在道德情感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提出了移情的四种水平，即普遍移情、自我中心的移情、对另外个体的移情和超越情景的移情。霍夫曼还解释了内疚在移情性苦恼中的作用，并将它与惩罚的焦虑和弗洛伊德的内疚做了区分。另外还试图确定移情和道德原则的关系，认为移情情感的唤起可以激活道德原则。霍夫曼的研究解释了移情的产生和发展，阐释了内疚和移情情感的关系以及移情与道德原则的关系。他第一次对道德情感理论进行了详细而全面的研究，然而，他没有解释儿童如何学会在对他人的关心和自私自利动机之间平衡。

三、道德行为理论

道德行为是在个体对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自觉认识基础上，自由选择后而表现出来的行为。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包含两个基本含义：一是面对利益时的道德冲突;二是面对冲突时的道德选择。

有道德冲突才有道德行为的选择问题，道德冲突的大小同所选择的道德行为价值是成正比的，道德冲突越大，所选择的善的行为价值就越高。

道德行为过程一般分为发动、进行和终结三个基本阶段。与此相适应，道德行为的心理机制可分为道德心理的激活、道德心理持续和道德心理平衡三个过程。在道德境遇的外在诱因和道德情感的内在驱动下，道德行为被激活，而道德行为是一个持续的活动，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在行为的持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行为完成以后，道德冲突解除，道德动机得到了实现，此时道德心理重新平衡，道德行为终结。因此也可以说，道德行为是解决个体内心冲突、维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强调了道德行为成分，他认为道德行为是习得的，儿童的道德行为是观察学习和模仿的结果。社会学习理论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了儿童会模仿社会榜样的亲社会行为和攻击行为，但是这种只强调模仿学习的理论，使得道德行为好似失去了主体的能动性。而道德行为是由个体内心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意识发动的。不过社会学习理论对道德行为的形成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操作过程，这点是道德行为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道德行为是道德心理中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它不仅和道德认知有关，还和道德情感有着密切的联系，道德认知是道德行为的前提，道德情感在一定程度上能激发道德行为。另外道德行为还和环境因素、个人目标等外界因素有关。目前中外对道德行为的理论研究还仅停留在一些零散的观点水平上，很少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出现，这是道德心理理论研究的空缺。

综观中外对道德心理的研究，道德心理学理论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特别是对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研究。另外我们不应该仅停留在研究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水平上，还应该进一步对这三个维度细分，应该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对三者关系的研究仅仅是一些简单的阐述，还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模型。道德心理是很复杂的，它不仅与个体有关，还和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道德心理的研究还要与社会环境相联系。总之，道德心理学理论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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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论文素材

走近王阳明——感受王阳明的传奇一生。王阳明生于1472年10月31日事逝于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后改名为“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他的母亲怀孕十四个月才分娩，在他诞生之前，他的祖母梦见天神衣绯玉，云中鼓吹，抱一个孩子，从天而降，祖父就给他取名为“云”，并给他居住的地方起名为“瑞云楼”。我又仿佛看到11岁的王阳明在祖父王伦培养下成长。18岁时在回余姚的途中拜访程朱派学者娄谅，娄谅向他介绍了朱熹的格物说和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使他很受启发。20岁是随父亲王华到北京任所，一度热心骑射，继又研习兵法。21岁中乡试，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职于工部，后又担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34岁触怒太监刘瑾，被施廷杖四十，贬到贵州龙场当驿丞，在哪里悟出“知行合一”的道理，史称龙场悟道。最让我敬佩的是王阳明晚年时发生的那些事。那时的他已经45岁了，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王阳明举兵勤王，在袁州聚兵，双方兵力相差悬殊，朱宸濠有18万人马，而王阳明只有3万不到，兵力相差了6倍之多，可就在35天后，这场叛乱就结束了，王阳明是怎么做到以少胜多，速战速决的呢？原来，王阳明先是用缓兵之计迷惑朱宸濠，使朱宸濠以为朝廷早有防备，叛军在南昌不敢行动，为集结兵力争取了时间，朱宸濠发现中计后率兵攻打安庆，王阳明又用围魏救赵的办法，趁敌后空虚攻占了南昌，最终双方在鄱阳湖决战，经过三天的激战，宁王就战败被俘了。最让我感动的是平乱后，王阳明因肺病加重，向皇上乞求告老还乡，病逝于江西南安府港舟中。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吾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正体现了王阳明追求光明，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对死亡的坦然啊！现在，在王阳明故居里，你还能看到王阳明画像上的“吾心光明”四个大字。这一次游历，不仅使我丰富了知识开阔了见识，对王阳明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还让我有了全新的目标——努力学习，做一个像王阳明一样对国家，对民族有贡献的人。

被贬谪之后龙场悟道，体现挫折帮助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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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文学家左思少年时读了张衡的《两京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决心将来撰写《三都赋》。陆机听了不禁抚掌而笑，说像左思这样的粗俗之人，居然想作《三都赋》这样的鸿篇巨著，简直是笑话;即使费力写成，也必定毫无价值，只配用来盖酒坛子而已。面对这样的羞辱，左思矢志不渝。他听说著作郎张载曾游历岷、邛(今四川)，就多次登门求教，以便熟悉当地的山川、物产、风俗。他广泛查访了解，大量搜集资料，然后专心致志，奋力写作。在他的房间里、篱笆旁、厕所里到处放着纸、笔，只要想起好的词句他就随手记录下来，并反复修改。左思整整花费了十年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三都赋》。陆机在惊异之余，佩服得五体投地，只得甘拜下风。

许嘉璐是当今中国的“训诂学”大师，虽然这门学科很冷僻，也很枯燥，但由于当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治学严谨，一个学期选修这门课的学生竟达200多人，以讲《论语》出名的北师大才女于丹也是其中之一。

谈起恩师许嘉璐，于丹说了记忆犹新的一件事。许老师上课都提前到教室，然后站在那里一讲就是50分钟。只有一次例外，他进教室后表情很凝重，讲了20多分钟后说：“实在对不起，同学们，今天我不能讲下去了。因为陆达松先生病危，他是我上大学时得益最多的老师，也是章太炎的再传弟子，我必须马上赶过去。这种情况下，我站在这里也魂不守舍，讲不下去了，只好欠同学们半堂课了，以后我会找机会补上的。”说完，许老师就走了。于丹说，许老师走后，同学们都哭了。大家都能理解许老师的心情，他本来就不愿耽误我们的课，所以没有调课，坚持要给我们上课，然而，他对老师的感情又使他难以坚持。

故事背景：1483年，王阳明在北京的私塾读书。有一天，他一本正经的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问，人生的终极价值到底是什么?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来没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一会，才做出他自认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王阳明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