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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宫廷音乐形态研究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05:48:59

周朝宫廷音乐形态研究论文

影响是有的礼乐的规定,都是为了加强人们的等级观念,最后达到巩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要顺利地推行礼乐制度,必须加强有关礼乐方面的教育,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周王朝设置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机构——春宫。 春宫中有大司乐、乐师、大师等乐官,乐工1400多人,分别负责音乐教育、传授乐艺、表演和其他音乐事务。他们大多数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音乐家,有明细分工,各司其职。《周礼.春宫》中明确记载了最高乐宫大司乐的职务要求:“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晋”。教学科目主要有乐德、乐语、乐舞(大舞)和小舞四种。由于结合礼教,内容都含有伦理道德观念。在春宫中还有小师、磬师、钟师、笙师、鎛师等传授器乐技艺。周代如此重视音乐教育,无疑会对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而各种相关的措施也推动和保证了音乐的发展,从而使周代宫廷音乐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其配合礼教的作用,也给于音乐以很大的束缚,而不能很好发挥其艺术特征,以至到春秋后期,随着新思潮的兴起和民间乐的发展这种典礼音乐便日益衰颓不振了。

周朝的统治阶级深知利用音乐于政治目的,在其建国之初,姬发(周武王)伐殷时,军中前歌后舞,以张士气。灭殷后又作了《象》和《大武》(见《武》)两个大型歌舞以夸战功。以后从姬旦(周公、武王之弟)开始,陆续制定了各种贵族生活中的礼仪和典礼音乐,使音乐为巩固王权统治服务。他们把礼、乐、刑、政并列,也就是使政权、法律这些制度上的统治手段和意识形态的以宗法为内容的礼仪规定,以及与礼仪规定结合在一起的雅乐,构成贵族统治的内外支柱。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元前1027~前481),出现了雅乐的黄金时代。雅乐是礼、乐结合的产物,等级观念深深渗入其间,不同等级的贵族,其使用乐器的种类、数目、舞蹈队的人数,都有严格的界限。周室有王家的庞大的中央音乐机构,名“大司乐”,职掌音乐行政、雅乐的演奏和贵族的音乐教育,人员众多,职能分工很细,各项制度很周备。由于统治阶级重视雅乐的政治作用,因而把音乐规定为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诗、书、礼、乐,并称“四术”,贵族子弟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程序接受这种教育(见大司乐)。雅乐的发达,集中地代表了青铜时代晚期的贵族及奴隶主阶级在音乐文化上的成就,它对于巩固奴隶社会分封秩序和积累音乐艺术实践的经验,发展乐制、乐器等音乐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

周代的音乐结构主要在《周礼》中得到了讲解,如《周礼》中就把音乐作为教育内容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一,西周王朝的建立后,制定了十分完备的“礼、乐”制度。在周初时建立的宫廷音乐机构“春官”,可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和第一所音乐学校,其中的“大司乐”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实施音乐教育 以 礼乐教育为其主体。

培养的对象主要是世子王、诸侯的长子、国子公卿大夫子弟和 学士平民青年,并且按照乐德、乐语、乐舞三种施教内容,系统化、程序化的进行音乐教育。

因为中国历代音乐机构的建立,是为上层统治阶级、为帝王权贵服务的,都是以雅乐、燕乐、祭祀郊庙、仪仗鼓吹等音乐为其内容,也是我国古代实行音乐教育活动的主要机构和场所。

所以到了周代,此时的音乐教育已经有了相当严格的教育程序和教育目标,但是“春官”的真正作用,是为了配合礼乐教育,维护周王朝的最高统治,在先秦时期,音乐教育已获得了它的重要地位。

我想说清楚一点礼乐制度并不是音乐制度。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换句话就是你死了和别人死了音乐是不一样的。礼是礼节,比如披麻戴孝,而乐是音乐,和礼一起体现等级。因此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如果你说有,那只是等经上的,一个怎么怎么样另一个怎么怎么洋

唐代宫廷音乐机构论文研究

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为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与历代社会发展、政治制度相适应,与宫廷、民间社会音乐活动的繁荣昌盛相适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体制的不断地完善,促进了音乐教育活动的蓬勃发展,培养了诸多的音乐人才,在教育、表演、组织、管理等方面,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中国论文网 首谈燕乐起源及其发展隋唐时期的音乐机构是适应宫廷燕乐的高度发展而建立的,燕乐即宫廷燕乐,燕乐专指天子以及诸侯宴请宾客时用的音乐,它来源于汉族传统音乐的不断积累和汉魏以来外族音乐大规模的输入,实质上是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的精华在长期的沉淀基础上以及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催化下的必然产物。宫廷燕乐沿用隋朝九部乐,到了唐太宗时增为十部。“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隋炀帝时,又增加了康国、疏勒两个乐部,这就是隋代“九部乐”的宫廷燕乐体制。唐代宫廷燕乐起初完全承袭隋代燕乐体制,“高太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至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废除“礼毕”,十四年,又将“燕乐”列为首部,于是形成了唐代的“九部乐”。唐代“九部乐”中的“燕乐”,不同于广义宫廷燕乐的含义,而是一个具体的乐部名称。贞观年间,“景云现,河水清”,协律郎张文收集制作了《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这是一部宣扬帝王的功绩、歌颂太平盛世的乐舞,一般用于庄重场合表演。哲学上有句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一种文化,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如果连饭都吃不上,连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大家想想还会有人创造音乐、从事音乐教育吗?所以说呢,唐代音乐首先也是基于社会发展背景有社会的发展,所以音乐才能有更好的进步。隋唐音乐机构的发展和建立提到唐代的音乐机构,不得不提起太常寺,太常寺是唐代掌管礼乐的最高行政机关,由太常卿主管,规模甚为庞大。古书上是这样记载的:“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暑,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当时唐朝全国人口也只有5000万人,光太长寺就有数万人,可以想想,这样的比例在封建社会绝对是空前的。太常寺下面有两个机构,第一是大乐署。大乐署主管对音乐艺人的训练和考核,它既管《雅乐》,又管《燕乐》,内部有若干位乐师担任教学。当时政府对于音乐艺人的训练与成绩考核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第二个鼓吹署,顾名思义,鼓吹署即管理鼓吹乐的单位,主管用在仪仗活动与宫廷礼仪活动中的鼓吹乐,兼管百戏(古代对诸种戏、乐舞的总称)。教坊是管理乐工、领导艺人演出的机构。唐高祖建国之初,便设立了内教坊,教坊是归太常寺管辖,属于宫廷内部专门设计的音乐教育部门,目的是为皇帝提供娱乐性歌舞表演。据《教坊记》上记载,教坊的成员有男有女,还有儿童,总人数能达一万人以上。唐玄宗时,特别重视教坊这一专业的音乐教育机构,大大拓展了教坊的规模。教坊的设立,客观上为俗乐的不断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条件,促进了音乐分工,培养了一大批宫廷音乐家,音乐技能逐渐流传入民间,促进了民间音乐的发展。梨园因设于禁苑附近之梨园而得名。“开元二年,以上天下无事,听政之暇,于梨园自教法曲,必尽其妙,谓皇帝梨园弟子。”梨园是宫廷中培养歌舞人才和器乐表演人才的地方,由皇帝亲自组建并经常由皇帝亲自组织排练,梨园中音乐教育内容多数是法曲,也有一些器乐的合奏,唐玄宗的创作也多半交给梨园表演。可以说,它是宫廷音乐艺术精华最集中的地方。总体看,较完善的音乐形式与内容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水平的音乐人才;高度繁荣的音乐文化是音乐人才培养成果显著的标志和最好的说明。因此,音乐教育为唐代音乐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不仅推动唐代的音乐繁荣,并对以后的音乐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叙述隋唐时期音乐教育的特点隋唐时期是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促使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并使中国音乐走向了世界。在新世纪的今天,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频繁,我们在继承和发展祖先们留下的宝贵音乐文化遗产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化,不断融合后形成新的文化,使中国的音乐在世界的舞台上再放光芒。第一,交流广泛:南北、中外音乐得到广泛交流的机会。正如前面所讲的——“唐代不仅与天竺、高丽等邻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与中亚、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具有社会性:社会音乐活动广泛开展,无论是在宫廷内还是在社会上,音乐教育活动都有很大发展。《凉州行》中“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就是对当时音乐教育普及程度的真实描绘。此外,在唐玄宗的亲自倡导下形成的“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的爱乐局面。第三,音乐教育活动非常发达,官办音乐教育活动逐渐完备,培养了大量的音乐人才。隋唐时期音乐机构的建立和音乐教育对后世的影响深刻,这种专业化、体系化的音乐教育机构可与当今的音乐学院相媲美,即使对于今天的国民音乐教育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首师大英国史国家重点学科。其它几个都是中国古代史,难度一样。 我去年报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关系史。没上,只招了三个。

李氏朝鲜宫廷服饰文化研究论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中国明朝皇帝的龙袍有九龙,五爪。还有日月星辰等12章,平天冠是12琉。亲王郡王的衣服上都有龙,只是数量和爪数少。即便是五爪龙,也叫蟒袍。亲王的衣服也叫蟒袍,只有皇帝穿的才能见龙袍,因为天无二日。朝鲜国王是郡王,特赐亲王五爪蟒袍,琉9,九章。蟒袍红色,都是明朝亲王的服饰。

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各具特色的东亚三国中日韩三国传统服饰在继承与新变中不断发展。中国是以汉服和旗袍为代表,日本和韩国则是以和服和韩服为代表。在时尚日新月异的今天,中日韩三国传统服饰到底能否继续自己的美丽传承呢? 中日韩三国传统服饰——汉服汉服,即华夏衣冠,中国汉族的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此不能与“唐装”、“和服”相混合。其由来可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一直到明代,连绵几千年,华夏人民(汉族)一直不改服饰的基本特征,这一时期汉民族所穿的服装,被称为汉服。自炎黄时代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式,历经周朝代的规范制式,到了汉朝已全面完善并普及,汉人汉服由此得名。 中日韩三国传统服饰——和服在日本称为“着物”或者“吴服”,意为从中国的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的服装。在日本的奈良时代,也即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初期和服为唐服翻版,之后的盛装十二单的外套华服也被称为“唐衣”(李氏朝鲜礼服长上衣也称为唐衣,虽然两者已经有了更多的民族特色)。和服虽由汉服发展而来,但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已经发展岀自己的民族特色。如男服的裤子,江户时期之后女服腰带逐渐增宽到比较大的尺度,腰带鼓节移到后背并发展出种种样式,也是区别和服与汉服的主要标志。和服衣料上的纹饰等往往也具有鲜明的日本民族特点。 中日韩三国传统服饰——朝服唐代时期,新罗与唐朝交往甚密,服饰特点几乎与唐朝无异,李氏朝鲜中期之后朝服吸收了明朝服装式样,特别是女服朝高腰襦裙发展,而官服、朝服、宫廷重要礼服亦一直保留汉服制度,并随汉服变化而变化,如唐朝时官员的乌纱幞头的后系带为下垂带样式,新罗官员幞头同为此样式,而明代之后改为展角样式,李朝也改为短展角;如李朝王后大礼服一直都为中国皇后翟衣样式。而现代朝服和汉服的主要不同之处:汉服一般是交领右衽,也有对襟的(V字领),而朝鲜服装的交领不明显,近似小v领;女服裙子束的特别高,而且下襬十分宽大、蓬松。

看电视上好像是仿照中国明朝制式 两肩 前胸后背 绣金龙图

宫廷文化论文宋词研究方向

有没有题目呢?有题目的话好说点 ,这样太笼统了,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

宋词 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它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极盛于宋代。据《旧唐书》上记载;“自开元(唐玄宗年号)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的都市里有很多以演唱为生的优伶乐师,根据唱词和音乐拍节配合的需要,创作或改编出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这便是最早的词了。从敦煌曲子词中也能够看出,民间产生的词比出自文人之笔的词要早几十年。 唐代,民间的词大都是反映爱情相思之类的题材,所以它在文人眼里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被视为诗余小道。只有注重汲取民歌艺术长处的人,如白居易、刘禹锡等人才写一些词,具有朴素自然的风格,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以脂粉气浓烈的祟尚浓辞艳句而驰名的温庭筠和五代“花间派”,在词发展史上有一定的位置。而南唐李后主被俘虏之后的词作则开拓一个新的深沉的艺术境界,给后世词客以强烈的感染。 到了宋代,通过柳永和苏轼在创作上的重大突破,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尽管词在语言上受到了文人诗作的影响,而典雅雕琢的风尚并没有取代其通俗的民间风格。而词的长短句形式更便于抒发感情,所以“诗盲志,词抒情”的这种说法还是具有一定根据的。 词,大体上可分类为婉约派和豪放派。婉约派的词,其风格是典雅涪婉、曲尽情态;象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几道的“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等名句,不愧是情景交融的抒情杰作,艺术上有可取之处。豪放词作是从苏轼开始的。他把词从娱宾遗兴的天地里解助出来,发展成独立的抒情艺术。山川胜迹、农舍风光、优游放怀、报国壮志,在他手里都成为词的题材,使词从花间月下走向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从我们今天读者的情趣来看,象“大江东去”之类的豪放派的作品更易于接受。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词有词牌。词牌的产生大体有以下几种情况:沿用古代乐府诗题或乐曲名称;如《六州歌头》;取名人诗词句中几个字,如《西江月》;据某一历史人物或典故,如《念奴娇》;还有名家自制的词牌。词发展到后来逐渐和音乐分离,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你可以参考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对你来说,它应该是有价值的。

论文选题立意,

论文主要写做方向和目前有的资料比如  研究故宫文化的传播,就应该是互联网背景下故宫传播研究等。

如果研究故宫文化的深层次的文化,建议使用,故宫与礼乐文化的关系研究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研究论文

满族的祭祀活动,神秘庄重,从程序到内容都十分讲究。整个祭祀过程分为:祭祖、祭神、祭神杆、祭星4个部分。在祭祀的前 3 天,全族人就要着手准备了:要在院子的大门当中悬上一把谷草,这就是表示从挂草把的日子起,一直到祭祀完毕,不许头戴狗皮帽子和身穿孝服以及身体不洁的女人入门,而且此时也不许周济乞丐。此外还要准备一些祭祀的食品,这里最主要的有:黄米饭和几头猪。祭祀的日子一到,主祭人将暂存于外边的祖宗匣子请到家中,放在西炕南头的桌子上,然后再将屋里常设的祖宗匣子取下来放在下边。祭祖,一般安排在白天。主祭人先将供桌及祖位架摆放好,然后将祖先请出,再把一头祭祀用的纯黑猪,抬到屋内南炕沿下。一切准备完毕后,主祭人诵读祭文,此时,所有参加祭祀的人都要按辈分依次跪听。读完祭文后,叩首起身,然后众人把猪抬到供桌前杀祭。杀祭时要将猪毛退净,并将大小蹄角和猪胆放在供桌的右边,然后再将猪抬到供桌上,猪头向外,脚要向右。祭神,有白日祭和夜晚祭两种。白日祭一般在祭祖之后。其程序是:将祭祖时所杀的猪分解成12件,连同内脏一起到锅里煮,锅里不放任何调料。锅里所煮的肉,在上供之前都不许吃。供品摆设整齐后,先请主祭人在前跪读祭文,参加祭祀的人仍要按辈分依次跪听,然后主祭人率众人行叩首礼。夜晚祭神,一般分为两步。首先要从祖宗匣子中按先后次序请出七位祖先,放在祖架上,再请出两位摆设在祖匣盖上,每位设净水一盅,黄米一碟,将香碗、祭台放在桌上,然后燃起香和白蜡。之后,主祭人束腰铃、扎裙子,带领众人击鼓祈祷。然后在神位前杀猪祭祀。其次,在杀猪祭祀后,主祭人还要率众人进行背灯祭。此时要将门窗遮闭,不准人出入院内,如有外人来也不许进屋。主祭人将灯吹灭,手持铜铃,舞动腰铃,口中念念有词,祭毕,重新点灯,叩首,将祖神像放入祖宗匣子里,双手举起放到西墙祖宗板上,再将门窗打开,准许人出入。背灯祭所用的肉,要过 3 天以后,家人才能吃,但不能送给外人。祭神树,是在日出时将祖先木像请到祭树前,面向东北。将一张干净的纸挂在树上,然后把祭猪抬到神树前,主祭人跪在祭猪的左方,众人跪在其后。在杀祭之前,先用酒或干净的水往猪耳朵里灌,猪感觉痛痒,就摇头摆耳,众人就认为这是神来享用了,如果猪没有什么反应,那么就是不祥之兆。杀祭之后,将猪分解成七部分,放到锅里煮,猪胆、下鄂骨及下水等挂在树上。主祭人将肉供上,叩首之后,众人将肉分食,但要把各部分的骨头送到神树前。祭索伦杆子,也称祭天,一般是在祭祖后的第二天举行。祭索伦杆子用的猪,必须是无伤、纯黑的公猪,杀之前先将猪绑起来,放在索伦杆子前面,烧香祷告,然后再杀。猪骨头不能乱扔,要在当天晚上埋在索伦杆子下面,还要将猪脖子里的一块骨头挂在索伦杆子上面,猪胆、猪肠、猪膀胱等物放在索伦杆子上面的斗里,让乌鸦、喜鹊来吃,如果 3 天之内能被吃掉,便认为是很吉利的。祭星,是在月落以后进行的。祭星的日期,不论是在某月,都要安排在初三或初五两天进行。等月落之后,先在上屋北炕当中设一个方凳,点燃香蜡。祭星人身穿黄纱袍,手拿血盆、尖刀,在室外西侧,距离祖宗不远的地方,把祭猪杀掉,这时屋内要将灯火熄灭。杀完祭猪后,祭星人咳嗽一声,屋内点灯开门,将猪抬进屋内退毛、分解。然后再将猪抬到原来的地方,叩首祭星,这时屋内再次熄灭灯火。祭毕,将猪抬回屋内,但不能见灶火。据说,熄灯闭光能使人神之间的距离缩短,既可以“对天直语”,又能使神明直接察觉到祭祀人虔诚的心情。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它将满族民间萨满祭祀的主体部分,通过典礼形式固定下来,对参与祭祀的人员、方式、地点、供物、器用等都作了明确规定,下面分别加以叙述。1、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中的神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分常祭、月祭、报祭立杆大祭数种,每种祭祀的神祗有时相同,有时则不同。如:朝祭神。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圣帝君。姚元之《竹叶亭杂录》云:“太祖在关外时,请神于明,明与以土地神、识者知明为自献土地之兆,故神职虽卑,受而祀之。再请,又与以观音伏魔画像,伏魔呵护我朝,灵异极多。”由此可知,释迎牟尼、观音、关圣帝君是明代由汉族地区传入的。夕祭神。夕祭诸神主要是民族神,如:阿珲年锡、安前阿雅喇、穆哩穆哩哈、纳丹岱挥、纳尔珲轩初、恩都哩僧固、拜满章京、纳丹威瑚哩、恩都蒙鄂乐、喀屯诺颜等。其中“唯纳丹岱辉为七星之神,喀屯诺颜为蒙古神,以先世有德而祀,其余则均无可考”[14]。祈福神。满语称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以柳树枝为婴儿求福也如此。马神。为皇帝所乘御马,为马群致祭于堂子,求牧群繁殖。田苗神。满语称尚锡神。八纛。又称八旗大纛,出师批告及凯旋,告祭于堂子。天神。是萨满祭祀中至高无尚之神,以神杆代替。2、清代宫廷祭神、祭天场所清代宫廷涉及国家大典的有祭天、地、太庙、社稷等。这有专门的场所,如天坛、地坛、太庙、社稷坛等。此外,涉及民族大典的祭祀场所在坤宁宫和堂子。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堂子图”。 3、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定。4、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朝祭诵神歌祷词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朝祭供肉祷词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初次诵神歌祷词二次诵神歌祷词末次诵神歌祷词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夕祭供肉祝词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其中包括:朝祭神前祷词夕祭神前祷词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堂子飨殿内祝词堂子亭式殿内祝词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堂子飨殿内祝词堂子亭式殿内祝词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5、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夕祭神仪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堂子立杆大祭神仪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隶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诵神歌一次。如是诵歌三次,祷祝九次毕,然后进亭式殿,叩头,诵神歌,祷祝三次,合掌致敬。而亭式设内之司祝亦跪祝。如遇皇帝亲谐堂子祭天,则按宫廷仪礼,出仪仗,致飨殿和亭式殿拜家。 树柳树枝求福仪礼求福仪礼可以在朝祭或夕祭时进行,也可单独进行。祭祀前数日,司用官、司俎、司香等到九家满族中进取棉线并片,敬捻绳索两条,夹以小方戒绸各三片,酿礼酒。前一天,司俎官二员带司俎二人,司俎满洲二人,前往灜合,会同奉辰院官员,监看,欲取高九尺,田径三寸的完整柳枝一株,用黄布包裹,运回坤宁宫,届时安设树柳枝石于坤宁宫户外廊下正中。树柳枝于石,柳枝上悬挂镂钱净纸条一张,三色戒绸三片。 神位的安置和朝祭、夕祭相同,西炕供佛、菩萨、关圣帝君,此炕供萨滴诸神。悬挂神幔,摆设各类供品,比较有特色的是求福神箭,箭上系练麻和从九家满族中攒取棉线捻就的棉索一条,另一条棉索上系各色绸片,一头系西山墙上,一头穿出户外,系于柳枝上。遇有皇帝、皇后亲诸行礼,入坤宁宫,立于南首,司祝擎神刀,待视三次,每次祷祝,太监等歌“鄂啰啰”。祷毕,司祝左手擎神刀,右手持神箭走出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以练麻拂拭柳枝,诵神歌。举神箭,将练麻献给皇帝,皇帝三捋而怀之。太监鸣拍板,歌“鄂啰啰”,如此仪式进行三次,同时向皇帝、皇后献棉索。皇帝、皇后叩头,坐于西炕,举酒洒于柳枝,并以桌上所供之糕夹于柳枝所有枝叉,最后享受福胙,礼毕还宫。所余福胙均不令出户,分给司俎及宫中太监等,不可剩余。鱼之鳞骨由司俎官持出,投洁净河内,柳枝上所夹之糕,亦令众人食之,不能剩余。 如上所举夕祭、立杆大祭,树柳枝求福祭等,是满族萨满祭祀中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基本上保留了满族萨满祭祀的古俗。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传统来自民间,后尊照皇帝的谕旨,加以系统整理,将民间松散的祭祀仪式系统化,典礼化,并作为民族祭祀仪式,一直保留到清代末年,历时近300年。研究萨满信仰,不可不注意这一文化现象。傅佳在《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一文中讲:“我在内宫伴读期间,曾叫太监领我去坤宁宫看了两次跳神。到了坤宁宫,先看到殿外东南角立着一根楠木神杆,上面有一个盌形的东西,内置五谷杂粮,说是专供‘神鸟’吃的。在坤宁宫的西暖阁里据说供着萨满神……正殿当中放着两张长桌,上置铜铃铛、琵琶、三弦、大鼓、摇鼓、檀板、神刀、神箭等物。不一会,进来两个‘萨满太太’(萨港教的巫祝),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钿子,足登绣花厚底鞋,一个弹起三弦,另一个腰间系上成串的铜铃铛,一手拿着摇鼓,另一只手拿着椅板,就跳了起来。她先在中央跳,后又向四方跳,口中不断地用满文喃喃歌唱。太监们告诉我,她唱的无非是向天地神祗和四海神灵求福求禄,驱魔祛病的意思。”又说,“我在宫内,每天都会见到有人赶着两口猪进苍震门,据说这是祭萨满神用的。”[18]从这段文字可知,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一直延续到清末,从未间断。6、清代宫廷的萨满禁忌清代的萨满祭祀不仅仅限于宫廷,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宫内居住的皇子,紫禁城内后住的皇子,王贝勒贝子公等,公侯伯大臣官员及闲散满洲军,除宫内居住皇子奉旨在坤宁宫祭神外,其余都在本家内设祭。麟庆在其所著《鸿雪因缘图记》“五福神祭”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1835)家中举行萨满祭祀的情况,其仪礼完全按《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的规定进行。伴随萨满祭祀的还有一系列的禁忌习俗。归纳起来有如下数种。1、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罗、锡林觉罗姓之满人祭祀,均用猪。大内每日朝、夕祭各用猪两头。祭天用猪一头。春秋大祭,马神祭用猪一头。求福用鲤鱼两条。小孩出痘疹,避用猪、糕祭天。去祟时用小猪祭天。2、凡满族人等,祭祀所用之酒与糕,皆自酿造和制作,并不沽之于市。是以大内特设神橱,制作各种祭品。3、凡神位必供于正室。背灯祭祀之肉,例不出门,其朝祭之肉,除皮骨外,一概不准出户。凡食祭肉,虽奴仆经家长使役,也不得一边吃肉一边出门,必下咽方准出祭室。4、凡祭祀用猪之满族人家,如遇墓祭,丧祭,皆不用猪,包括皇帝的陵寝祭也如此。5、祭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色,不许有杂毛。6、凡满族豢养牲畜之家,不许猪进入祭室院内[19],倘有走入者,必省(避杀字)而祭之。与之相关的语言禁忌如:猪死曰“气息”,背灯祭之猪曰“牺牲”,焚所挂纸线曰“化之烧燎”,猪之头、蹄削去其毛则不曰“刮之”,而曰“燖之”。7、已整理好祭品和酿酒的人家,不去丧家。倘遇不得己之事,必须往者,必等新更月建后,或更衣沐浴。过三日后方可入祭室。若本家有丧事,必请出神位,暂时安放于洁净之室。若族中孝服,则在大门外脱去孝服,始可入院内。如无另室之家,则净面洗目,焚草越火而过之始入。8、祭祀之室及院内,不许持鞭人进入。祭室内不许哭泣、责处人,不语伤心事,不言忌讳恶语,要择嘉祥吉庆之事言之。以上忌讳之事,康熙皇帝屡降旨于故老,所谓忌讳之事,训戒严切,成为家训的重要内容。

满族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这是一种崇拜自然神和祖先等多神的原始宗教,由野祭而逐渐演变为堂子祭、家祭等形式,其中家祭进入清初宫廷就形成了清入关前的宫廷祭祀礼俗。在清代宫廷礼仪中,最具有满族民族特色的仪式当属萨满祭祀。而沈阳故宫的清宁宫应是萨满祭祀走向宫廷化、典制化后最早的祭祀场所。因此,在清宁宫内恢复举行萨满祭祀典礼,成为清帝驻跸盛京宫殿期间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活动。

清宁宫祭神典礼原为清太宗时期举行的一项宫廷萨满祭祀仪式,来源于本民族氏族部落的民间家祭,参加者为皇帝、后妃及其爱新觉罗氏家族的主要成员。清入主中原后,宫廷祭神典礼的地点则移至仿照清宁宫格局而改建的北京宫殿的中宫坤宁宫。满族萨满祭祀分为朝祭、夕祭和祭天(还愿) 三类。其中朝祭、夕祭均于清宁宫室内举行。朝祭的主要祭祀对象是佛祖释迦牟尼、观世音菩萨、关帝,祭位设于室内西墙正中;夕祭所供则是满族传统的部落神、祖先神及星辰神等,祭位设于室内北墙或西北墙角。其礼节略有区别,大体仪式如下:

祭祀前数日,备办供品,由事先从盛京皇族妇女中挑选出的办理祭祀者,先精心挑选黄米、黄豆等,再以之制成糕饼和米酒等供品。至祭祀之日,清晨,先举行供糕饼仪式,皇帝身着吉服面向室内西侧神位跪,女萨满(乾隆时规定由盛京居住的皇族妇女中挑选)

手执神鼓、神刀,系腰铃,边舞边用满语唱(念) 神歌神词,诸护卫人等击拍板、弹三弦、琵琶、月琴等伴奏,萨满祭毕,皇帝向神位行叩拜礼。随后进牲,即将家养黑色无杂毛公猪一口抬入清宁宫内,置于西炕前神案上,皇帝等再次向西跪,由主祭萨满将凉水或酒灌入猪耳内,猪摇头则认为神已“领牲”,皇帝等叩头谢神。然后将祭猪去毛皮头蹄内脏等,按部位分卸为若干大块,置室内北炕东侧大锅内煮之,半熟时捞出,于供案上摆成猪形,萨满仍如前领祭,有献祭肉、献香、献酒等仪式(夕祭时尚有熄灯而祭的仪式,称为“背灯祭”),皇帝等随之叩拜行礼。待祭肉再重新置于锅内煮熟后,切成大块分给参加祭祀者(包括经皇帝允许的异姓大臣和侍卫),用自带的解食刀割食,称为吃“福肉”。

萨满祭祀神帽

祭天或称还愿祭,所祭对象为天神(满语称“阿布凯恩都哩”),一般于清宁宫祭神次日举行。主要供品祭器都陈放在清宁宫宫门南侧庭院中索罗杆(神杆) 前。其间也有领牲、萨满跳神唱念祭词领祭、皇帝叩拜行礼等诸项仪式。所不同者,祭祀时男性参加者于院内露天处,女性于室内正对索罗杆处。每次祭祀过程中要更换神杆,并于祭祀时将所献祭猪的喉骨套于杆尖,将猪内脏等碎肉置于杆顶锡碗内。

祭礼中有将祭猪各部位肉少许切于碗内供祭,再倒在支在院内的大铁锅内,连同米饭一起煮成“小肉饭”,祭者同食。

关于在清宁宫内恢复举行萨满祭祀典礼一事,康熙帝三次东巡,有御临清宁宫的记载,但从乾隆时的档案记录证明,迄今为止并未见有康熙帝于清宁宫祭神的确切记录。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帝东巡盛京,于九月二十八日及三十日均至清宁宫行九献礼。十月初一日行大祭礼,十月初二日还愿。祭祀所用神幔、垫褥、香碟等,俱由北京带到盛京使用。乾隆十九年(1754年) 定例,以后凡遇圣驾巡幸盛京,所有清宁宫祭祀应行事宜,均照乾隆八年之例。除所供神幔、垫褥、亭座……外,所需器皿有应修理者,均由盛京内务府大臣负责修整,故于清宁宫依祖制重行悬幔祭神家祭之礼应首推乾隆帝。

自乾隆八年(1743年) 始,清高宗弘历曾四次东巡祖宗发祥之地,每次均于清宁宫隆重举行祭神祭天活动,这在《清高宗实录》上有明确记载:

乾隆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皇帝至清宁宫祭神;三十日,皇帝至清宁宫祭神。

乾隆十九年九月“己丑,上诣清宁宫祭神”。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丁亥朔,上诣清宁宫祭神”。

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己酉,上诣清宁宫祭神。礼成,赐扈从皇子、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等食胙”。

萨满祭祀用品

作为成例,嘉庆、道光二帝亦照行不误,并留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御制诗文,嘉庆帝有“留都正寝额清宁, 孝训于昭凛敬听。神幔悬楣伸孝享,葛灯挂壁式仪型”和“正寝祀神万福基,酌匏执豕典昭垂。壁间灯挂常瞻仰,楣际幔悬勿改移”等多首诗作。道光帝则写过“祀神黄幔仰神龛,万福之原万世覃”的诗句,该诗匾现陈列在清宁宫中,成为人们印证清宁宫史迹的表征。

索罗杆

清帝东巡期间清宁宫举行的萨满祭祀属大祭,包括朝祭、夕祭、背灯祭和祭天(还愿) 等类型。朝祭、夕祭及背灯祭均于清宁宫室内举行,而祭天还愿则在清宁宫室外的庭院举行。清宁宫朝祭神位设于宫内西墙正中;夕祭神位设于宫内北墙西部。神龛有架,上悬黄幔,下置神板,陈设有香匣、索匣、香碟和幪子。今沈阳故宫仍保留有部分清乾隆时期清宁宫祭神的祭器和萨满所用之神具,如萨满帽、萨满鼓、萨满铃、萨满腰铃、萨满刀、索绳(子孙绳) 等,是为清帝东巡于盛京宫殿举行萨满祭祀的实证。关于乾隆东巡时清宁宫祭祀情况,早有学者引用乾隆八年的档案材料证明,清宁宫大祭之时,乾隆帝参加了包括朝祭、夕祭、背灯祭的全部祭祀活动,共用猪八口,即乾隆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和三十日两天,每天四口,朝祭两口,夕祭两口。背灯祭后,乾隆帝与宗室王公用小刀自割食胙(猪肉),视为“皆祖宗所赐之福”。祭天一般在大祭的第二日举行,用猪一口,于清宁宫前院内宰杀作为牺牲,将牲之内脏等切碎置于院内神杆上的锡斗内以饲鸦鹊。又用小米与切碎牲肉在院内临时架灶煮“小肉饭”吃,而大块牲肉则放置清宁宫内大锅煮熟,祭祀完毕后,分给宗室、侍卫、太监、杂役人等食用。乾隆八年,乾隆帝奉皇太后一同东巡,所以皇太后也应参加了清宁宫祭天仪式并依礼而行。

另据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档案史料《清宁宫执事人员人等花名册》得知:清宁宫祭神共有执事官员一百多名,其中准备祭品的人员中有“碓上人”,为六名已婚妇女,负责做糕饼等祭品;“牡丹上人”为二十二名已婚妇女,负责做祭品牡丹(即搓条饽饽);“做酒蒸拉拉人”为五名已婚妇女,做祭品醴酒和清酒等。而“打糕甲丁”“看井领催”“拿猪拉水苏拉(协助省牲、解牲、拉水、煮肉等) ”等由几十位壮丁担任,统一由“阿母孙章京”和“阿母孙领催”指挥。祭祀过程中,所谓“香上人”“锅上人”亦为已婚妇女担任,“引猪满洲”则由两名骁骑校担任。清宁宫祭神女萨满共三名,均为盛京觉罗之妻;还愿祭天时则用还愿男萨满两人,为云骑尉品级章京。其他还有弹弦子、琵琶者由两名盛京宗室头人担任;打鼓、扎板由两名盛京闲散觉罗担任等等。从上述所设祭祀人员和其职责,大致可推断出清宁宫祭神的供品主要为打糕和搓条饽饽,供酒为醴酒和清酒。牺牲为猪,须经过领牲、省牲、解牲并放在清宁宫内大锅煮熟,先供神,后食胙。神享后,由皇帝、皇子、王公大臣、太监侍卫等分食,宫中称“食胙”,民间称“吃福肉”。当然,供品还有香、烛等。祭神过程中,萨满在弦子、琵琶、鼓、扎板等伴奏下,要以满语祈祷歌唱并扭动腰肢,盘旋起舞……文献记载辅以今沈阳故宫仍保有的珍贵遗物,清帝东巡期间于清宁宫内外祭神祭天的历史场景生动、鲜活。道光以降,再也没有皇帝东巡祭祖谒陵驻跸盛京宫殿之事,因而清宁宫萨满祭祀亦寿终正寝。

清朝萨满祭祀活动神秘庄重,从程序到内容都十分讲究,整个祭祀过程分为:

一、祭祖

一般安排在白天,主祭人先将供桌及祖位架摆放好,然后将祖先请出,再把一头祭祀用的纯黑猪,抬到屋内南炕沿下。一切准备完毕后,主祭人诵读祭文,此时,所有参加祭祀的人都要按辈分依次跪听。读完祭文后,叩首起身,然后众人把猪抬到供桌前杀祭。

杀祭时要将猪毛退净,并将大小蹄角和猪胆放在供桌的右边,然后再将猪抬到供桌上,猪头向外,脚要向右。

二、祭神

有白日祭和夜晚祭两种。

白日祭一般在祭祖之后。其程序是:将祭祖时所杀的猪分解成12件,连同内脏一起到锅里煮,锅里不放任何调料。锅里所煮的肉,在上供之前都不许吃。供品摆设整齐后,先请主祭人在前跪读祭文,参加祭祀的人仍要按辈分依次跪听,然后主祭人率众人行叩首礼。

夜晚祭神,一般分为两步。首先要从祖宗匣子中按先后次序请出七位祖先,放在祖架上,再请出两位摆设在祖匣盖上,每位设净水一盅,黄米一碟,将香碗、祭台放在桌上,然后燃起香和白蜡。之后,主祭人束腰铃、扎裙子,带领众人击鼓祈祷。

三、祭神树

在日出时将祖先木像请到祭树前,面向东北。将一张干净的纸挂在树上,然后把祭猪抬到神树前,主祭人跪在祭猪的左方,众人跪在其后。

杀祭之后,将猪分解成七部分,放到锅里煮,猪胆、下鄂骨及下水等挂在树上。主祭人将肉供上,叩首之后,众人将肉分食,但要把各部分的骨头送到神树前。四、祭星

在月落以后进行的,祭星的日期,不论是在某月,都要安排在初三或初五两天进行。等月落之后,先在上屋北炕当中设一个方凳,点燃香蜡。祭星人身穿黄纱袍,手拿血盆、尖刀,在室外西侧,距离祖宗不远的地方,把祭猪杀掉,这时屋内要将灯火熄灭。

杀完祭猪后,祭星人咳嗽一声,屋内点灯开门,将猪抬进屋内退毛、分解。然后再将猪抬到原来的地方,叩首祭星,这时屋内再次熄灭灯火。祭毕,将猪抬回屋内,但不能见灶火。

据说,熄灯闭光能使人神之间的距离缩短,既可以“对天直语”,又能使神明直接察觉到祭祀人虔诚的心情。

扩展资料

清宫萨满祭祀一共有三个场所,坤宁宫、堂子和祭马神室。

坤宁宫原本是明代皇后的寝宫,清代入关之后,在顺治十三年将其改造成了一个萨满祭神的场所。坤宁宫面阔九间,其中东面三间是历代皇帝大婚时的婚房,西暖阁就是萨满祭祀的场所,屋内南、西、北三面建炕,西墙上有神板,屋里面有省猪的俎案和煮肉大锅。

堂子兴建于顺治元年,当年顺治迁都北京,走到丰润的时候,就下令在紫禁城外东南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建一个祭神的堂子,堂子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院子北面面南建有飨殿,飨殿前甬道通向一个八角形的拜天圆殿,也叫亭式殿。

祭马神室在紫禁城神武门内,这里也是清宫萨满诸人联系吟唱和舞蹈的地方。祭马神原来并没有专门的地方,而是在堂子里面举行的,后来才在紫禁城神武门内选了一个地方作为马神祭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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