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艺术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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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发明，它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也是金属治铸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发明后，立刻盛行起来，从此人类历史也就进入新的阶段－青铜时代。中国使用铜的历史年代久远。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1973年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型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却不能否认它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中国存在一个铜器与石器并用时代，年代距今约为5500~4500年。中国在此基础上发明青铜合金，与世界青铜器发展模式相同，因而可以排除中国青铜器是由境外传播而来之说。 “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一般把中国青铜器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即形成期、鼎盛时期和转变期。形成期是指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也就是中国传统体系的青铜器文化时代；转变时期指战国末期－秦汉时期，青铜器已逐步被铁器取代，不仅数量上大减，而且也由原来礼乐兵器及使用在礼仪祭祀，战争活动等等重要场合变成日常用具，其相应的器别种类、构造特征、装饰艺术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一、形成期距今4500~4000年龙山时代，相当于尧舜禹传说时代。古文献上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遗址里，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形成期的铜器有以下特点：１、红铜与青铜器并存，并出现黄铜。甘肃省东乡林家遗址，出土一件范铸的青铜刀；河北省唐山大城山遗址发现两件带孔红铜牌饰；河南省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内出土一件含锡7%的青铜容器残片；山西省襄汾陶寺墓地内出土一件完整铜铃，系红铜；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土两件黄铜锥；山东省栖霞杨家圈出土黄铜残片。发现铜质制品数量最多的是甘肃、青海、宁夏一带的齐家文化，有好几处墓地出土刀、锥、钻、环和铜境，有些是青铜，有些是红铜。制作技术方面，有的是锻打的，有的是用范铸造的，比较先进。２、青铜器品种较少，多属于日常工具和生活类，如刀、锥、钻、环、铜镜、装饰品等。但是应当承认当时人们已能够制造容器。此外，在龙山文化中常见红色或黄色陶鬶，且流口，腹裆部常有模仿的金属柳钉，如果认为这时的铜鬶容器与夏商铜鬶，爵、斝容器功能一样的话，当时的青铜器已经在或开始转向礼器了。３、一般小遗址也出土铜制品，一般居民也拥青铜制品。此外，这个时期的青铜制品多朴实无饰，就是有纹饰的铜镜也仅为星条纹、三角纹等等的几何文饰，绝无三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感。二、鼎盛期：鼎盛期即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及战国早期，延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乐器也主要用在宗庙祭祀活动中。礼器是古代繁文缛节的礼仪中使用的，或陈于庙堂，或用于宴饮、盥洗，还有一些是专门做殉葬的明器。青铜礼器带有一定的神圣性，是不能在一般生活场合使用的。所有青铜器中，礼器数量最多，制作也最精美。礼乐器可以代表中国青铜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礼器种类包括烹炊器、食器、酒器、水器和神像类。这一时期的青铜器装饰最为精美，文饰种类也较多。青铜器最常见花纹之一，是饕餮纹，也叫兽面纹。这种纹饰最早出现在距今五千年前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玉器上，山东龙山文化继承了这种纹饰。饕餮纹，本身就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吕氏春秋·先识》篇内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故此，一般把这种兽面纹称之为饕餮纹。饕餮纹在二里头夏文化中青铜器上已有了。商周两代的饕餮纹类型很多，有的像龙、像虎、像牛、像羊、像鹿；还有像鸟、像凤、像人的。西周时代，青铜器纹饰的神秘色彩逐渐减退。龙和凤，仍然是许多青铜器花纹的母题。可以说许多图案化的花纹，实际是从龙蛇、凤鸟两大类纹饰衍变而来的。蝉纹，是商代、西周常见的花纹，到了春秋，还有变形的蝉纹。春秋时代，螭龙纹盛行，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把其他花纹差不多都挤掉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制作工艺的精巧绝伦，显示出古代匠师们巧夺天工的创造才能。用陶质的复合范浇铸制作青铜器的和范法，在中国古代得到充分的发展。陶范的选料塑模翻范，花纹刻制均极为考究，浑铸、分铸、铸接、叠铸技术非常成熟。随后发展出来毋需分铸的失蜡法工艺技术，无疑是青铜铸造工艺的一大进步。在青铜器上加以镶嵌以增加美观，这种技术很早就出现了。镶嵌的材料，第一种是绿松石，这种绿色的宝石，至今仍应用在首饰上。第二种是玉，有玉援戈，玉叶的矛，玉刃的斧钺等。第三种陨铁，如铁刃铜钺，铁援铜刃，经鉴定，铁刃均为硕铁。第四种是嵌红铜，用红铜来组成兽形花纹。春秋战国时也有用金、银来镶嵌装饰的青铜器。东周时代，冶铸技术发展较高，出现了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总结性文献《考工记》。书中对制作钟鼎、斧斤、弋戟等各种器物所用青铜中铜锡的比例作了详细的规定。由于战争频繁，兵器铸造得到了迅速发展。特别是吴、越的宝剑，异常锋利，名闻天下，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铸剑的匠师，如干将，欧治子等人。有的宝剑虽已在地下埋藏两千多年，但仍然可以切开成叠的纸张。越王勾践剑等一些剑，其表面经过一定的化学处理，形成防锈的菱形、鳞片形或火焰形的花纹，异常华丽。中国青铜器还有一特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过任何肖像。不少的青铜器用人的面形作为装饰品，如人面方鼎、人面钺等，但这些人面都不是什么特定人物的面容。更多的器物是人的整体形象，如人形的灯或器座；或者以人的整体作为器物的一部分，如钟架有佩剑人形举手托住横梁，铜盘下有几个人形器足之类，这些人形大部分是男女待从的装束，而且也不是特定婢奴的肖像。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立体像、人头像，大小均超过正常人，均长耳突目，高鼻阔口，富于神秘色彩，应是神话人物。商周青铜器中数以万计的铜器留有铭文，这些文字，现在一般叫金文。对于历史学者而言起着证史、补史的作用。中国青铜器的铭文，文字以铸成者为多。凹入的字样，称为阴文，少数文字凸起，称阳文。商代和西周，可以说铭文都是铸成的，只有极个别用锋利的工具刻字的例子。西周晚期，开始出现完全是刻成的铭文。战国中期，大多数铭文已经是刻制的，连河北省平山中山王汉墓的三件极为典重的礼器，都是契刻而成，其刀法异常圆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古人认为青铜器极其牢固，铭文可以传流不朽，因此要长期流传的事项必须铸在青铜物之上。因此，铭文已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的重要材料。三、转变时期；转变时期一般指战国末年至秦汉末年这一时期。经过几百年的兼并战争及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具有中央集权性质的封建社会最终建立，传统的礼仪制度已彻底瓦解，铁制品已广泛使用。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器物大多日用化，但是具体到某些青铜器，精美的作品还是不少的。如在陕西临潼秦始皇陵掘获的两乘铜车马。第一乘驾四马，车上有棚，御者为坐状。这两乘车马均为青铜器铸件构成，大小与实际合乎比例，极其精巧。车马上还有不少金银饰件，通体施以彩绘。第二乘马，长、高米，可以说是迄今发掘到的形制巨大、结构又最复杂的青铜器。到了东汉末年，陶瓷器得到较大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从而把日用青铜器皿进一步从生活中排挤出去。至于兵器，工具等方面，这时铁器早已占了主导地位。隋唐时期的铜器主要是各类精美的铜镜，一般均有各种铭文。自此以后，青铜器除了铜镜外，可以说不再有什么发展了，因而本网对中国古代铜器发展的研究，至隋唐为止。追问：复制别人的这个我刚看过鄙视这类团队回答：我只是代表我不代表团队啊·········· 追问：额这话我喜欢采纳了

三星堆遗址是1931年英国牧师董宜笃()在广汉获悉当地农民燕道诚因车水溉田挖出石壁、玉璋、玉琮、玉壁等一大批玉石器而被发现的。根据燕氏家族提供的情况，董宜笃得到这批玉石器出土的消息时，已事隔两年，实际上，这批玉石器是1929年出土的。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已近七十年了。� 在这近七十年中，四川省内的文博考古单位和大专院校，先后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并开展了多种学科参与的综合研究，现已初步揭示出：在夏商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的成都平原上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中心，这个文明中心有其自身文化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以及中原夏商文明以外的其它地区的方国文明存在着密切联系；其主要的文化内涵表现在以下方面：1．具有政治中心性质，其规模超过周围相邻的城址；2．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有规模可观的玉石器加工作坊和高超的玉石器加工技术；3．有分布范围达3至4平方公里的夯土城墙遗址；4．自然水系的合理利用与治理；5．有较为完善的宗教礼仪祭祀制度。这些重要内容构成了三星堆遗址的主要文化内函。� 三星堆遗址在过去的调查发掘中，因工作地点的不同，曾被分别称为“真武宫遗址”、“横梁子遗址”、“月亮湾遗址”、“中心场遗址”等等。因同属一个遗址群落，故在1980年以后，统一命名为三星堆遗址。� 近几年的调查表明，三星堆遗址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鸭子河南岸大堰村至西外乡高涧村一线临河的高台地上，在马牧河南岸的三星村一带的高台地上也有较为集中、丰富的文化堆积。遗址的分布中心是真武村及三星村。� 在三星堆遗址周围的广汉、什邡、彭县、新都等地区，还调查到十余个相当于三星堆上层文化的古遗址，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广汉金鱼乡石佛寺遗址、兴隆乡烟堆子遗址、什邡市人民——新安遗址等。三星堆遗址周围地区的一般遗址的发现，正显示了三星堆遗址在周围古遗址群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地位。一、考古发掘三星堆遗址发现后，于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1980年以来，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十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比较重要的有1980?986年三星堆Ⅰ、Ⅱ、Ⅲ区的发掘；1986年三星堆Ⅱ区两个祭祀坑的发掘；1988?989年东城墙的发掘；1991?992年西城墙的发掘；1995年南城墙的发掘：1997年11月?998年5月仁胜村土坑墓的发掘等。� 现已基本查明，三星堆遗址包含着两种文化面貌不尽相同、且又有前后承继关系的遗存：一种是三星堆早期遗存，或称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其相对年代大约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代；另一种是三星堆晚期遗存，即三星堆二至四期文化，或叫三星堆遗址上层文化，其相对年代大致在夏至商末周初或更晚。� 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早期遗存，在四川盆地内有广泛的分布。绵阳边堆山、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汉源狮子山等处遗址，都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在成都平原还发现了相当于三星堆一期的遗址，其中有新津龙马宝墩遗址、都江堰市青城乡芒城遗址、温江县万春乡鱼凫城遗址、崇州市双河古城遗址等，这些遗存已被命名为“宝墩文化”。在这些遗址内都发现了夯土城墙，城址规模较大，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这些古城的发现，说明在三星堆一期，蜀人正由原始公社向文明社会过渡，出现了大小城邦组织，为后来出现高度发达的夏商时代三星堆古蜀文明奠定了基础。以三星堆二至四期为代表的晚期遗存，除在盆地内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地区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外，在川北的嘉陵江、川西南的青衣江、大渡河流域也有分布。另外，在三峡地区的商周遗存中也见较为强烈的三星堆文化因素。在陕南汉中地区、鄂西地区，也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二、三星堆文化的一般特征(一)三星堆早期遗存三星堆遗址早期遗存的一般特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陶器。主要为泥质灰陶和夹砂褐陶两大类。灰陶中以泥质青灰陶和灰白陶为最多。褐陶中有表面磨光的黑皮陶；有内黑外褐、或内褐外黑的黑衣陶。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橙黄陶。器形主要有锯齿形口沿罐、花边形口沿罐、喇叭口大翻领罐、敞口镂孔圈足豆等器形。其中不乏有制作精美、表面磨光的礼仪用器。陶器制法多手制，但轮制亦占有一定比例。多平底器和圈足器。有的平底器的底较厚，似假圈足。纹饰有细如粗线的绳纹、篮纹、重叠绳纹、网格纹、米粒纹、缕孔、细弦纹、齿纹等。� 2．石玉器。石器是主要的生产工具，以斧、锛、凿为主，器形较小，加工较精致。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脱离了粗放的农业阶段，出现了较高级的农业经济，农业的高度发展为生产工具的精细加工提出了技术要求，同时，也为后来生产精美的玉石礼仪用器准备了条件。� 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玉璧、玉环、玉圭等小型的玉石礼仪用器。仁胜砖厂工地墓葬中出土有玉牙璧、玉锥形器、玉矛、猫眼石球等。� 3．房屋建筑。在地面挖沟槽，筑木骨泥墙，两壁抹草拌泥，并经火烧烤。� 4．宗教意识。在房屋基址出现奠基坑，以青壮年或儿童作为奠基用的人牲；在胜仁砖厂工地发现坑位方向一致的墓葬22个，有的坑内埋入骨架仰身直肢，有的人骨架身躯不全，似经肢解。有的坑内埋有经肢解的动物牺牲，坑壁及坑底经反复夯砸或拍打，坑内的人的躯体和动物牺牲似也经过夯砸或拍打，这是一种特殊的掩埋方式，其性质有待进一步研究。� 5．城的出现：在成都平原与三星堆早期遗存同时期的其它遗存中，已普遍出现了夯土城墙。这些古城遗址群中的城邑没有一个形成了象三星堆古城这样的中心都邑，只有三星堆早期遗存发展成了蜀国的中心都邑，最后创造出璀灿夺目的三星堆晚期青铜文明。�(二)三星堆晚期遗存 1．陶器。可以分为三期：� 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岗上层一、二期(郑州白家庄期)至殷墟早期(殷墟一、二期)。�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年代相当于殷墟晚期(殷墟三、四期)至西周早期。� 2．玉石器。此时玉石礼器大量出现，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工具的礼仪化是三星堆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可将这些出土的玉石器纳入遗址的分期范畴。1984年在真武仓包包处还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其中石璧大小依次递减的顺序重叠放置于祭祀坑中。该坑的时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说明在这一时期三星堆文化已有较为完备的礼仪祭祀制度。� 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经整理研究后可知，一号坑部分玉璋和玉戈年代较早，有的可能早至二里岗时期，个别的还可以早到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时期。一号坑其余的玉石器大致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的玉石器的年代相于殷墟二期。�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一是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二是以工艺精良见长，如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三是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3．青铜器和黄金器。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二期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 在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一号坑的下埋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而一号坑的青铜器早的可以早到二里岗上层一、二期，晚的在殷墟一期偏早阶段，而不见晚于殷墟一期的器物。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的年代相当于三星堆遗址三期的前段。�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二号坑下埋的时代大约在殷墟三、四期之间，出土的青铜器年代都在殷墟二期的年代范围内，但有早晚之间的差异，可以分成早、晚二组：早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早段，晚期组相当于殷墟二期晚段。二号坑在三星堆遗址的分期上相当于三星堆遗址的三期晚段。� 两个坑出土的青铜器中，除青铜容器具有中原殷商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风格外，其余的器物种类和造型都具有极为强烈的本地特征，这些青铜器的出土首次向世人展示商代中晚期(前14?1世纪)蜀国青铜文明丰富多彩的文化面貌。�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以祖先崇拜和动、植物等自然神灵崇拜为主体的宗教观念，这是早期蜀人最主要的精神世界。�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着衣服三层，最外层衣服近似“燕尾服”，两臂平抬，两手呈握物献祭状。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一、二号祭祀坑分别属于商代中期和晚期，大量精美的青铜器的存在，说明这时期三星堆遗址处于繁荣鼎盛时期。而三星堆青铜器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早期甚至夏代。1976年在三星堆遗址北面高骈乡发现的土坑中，出土了一件近似二里头文化的铜牌饰。1987年在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祭祀坑中，又出土铜牌饰两件。铜牌是二里头文化中特有的铜器，在商文化中已不曾见到。有学者推测三星堆出土的铜牌饰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晚期到商代早期，这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生产可上溯到商代早期或夏代是不成问题的了。�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一是种类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二是形体大，其中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长142厘米，重400多克，其上用双勾手法雕刻出鱼、鸟、神人头像和箭等图案。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是一柄权杖，同时又可看作是具有巫术原理的魔杖。传说蜀的国王鱼凫是以渔猎著称，因而后世尊奉为神，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也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4．房屋建筑。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址的房屋主要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形式，以长方形和方形者居多。是在原生地面上挖沟槽，槽中立木柱，间以小木棍或竹棍作为墙骨，在两侧抹草拌泥成为墙壁，并经火烧烤。屋面用五花土铺垫，并经夯实。开间一般较大，面积在15?0平方米左右。其中一间大房子进深8�7米，开间23米，面积约200平方米。圆形房子一般不挖沟槽，直接在地面上掘柱洞立木围成一圆圈，圆圈中心立擎柱以支撑屋顶。柱子之间无壁墙，估计是一种干栏式建筑。屋内有火塘。� 5．宗教祭祀。1986年7月和8月，在三星堆遗址内先后发现两个商代祭祀坑。随后，学术界对两个祭祀坑的性质争论很大，有人认为是祭祀坑，有人认为是器物坑，有人认为是窖藏，更有人认为是陪葬坑。经过对出土文物的整理研究和学术界一段时期的讨论，现已比较倾向于“祭祀坑”说。从两个坑出土的器物的使用性质和功能分析，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都不属于日常生活用器，也不属于一般性的礼仪祭祀用器，而是仅适合于大型宗庙内使用的像设、礼仪用器和祭祀用品。两个坑内埋入的器物，同一坑内的器物年代差距较大。从器物的种类、用途和年代距离以及同一器类之间彼此连续发展，无文化面貌上的差异等情况来看，反映出是同一国家的先后时代不同的两个宗庙内的用品。两个不同时期的宗庙被毁后，再掘坑将宗庙重器埋入坑中。造成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同一国家内统治阶级内部权力的转移即改朝换代所造成。在宗庙被毁后，举行祭祀的礼仪，将宗庙器物焚后埋入坑中。� 除1986年夏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大型祭祀坑外，1986年春天在一、二号祭祀坑西侧还发现两个小型祭祀坑，坑内出土铜器和玉石器，器物也经火烧过。这些情况说明有关三星堆晚期遗存的祭祀遗迹在三星堆遗址的分布是比较广泛的。� 6．城墙建筑。在遗址东、南、西三面发现城墙。这些城墙虽然曾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城墙基础依然存在。以调查和试掘结果表明，东城墙现残长1000余米，估计原长度应为1800米左右，北偏东12度；西城墙被鸭子河和马牧河冲毁，现残长800余米，北偏东25度；南城墙在中段向南拐折，残长约600米。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1600?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约3�5?�6平方公里。城墙横断面为梯形，墙基一般宽40余米左右，顶部现存宽度约20余米。墙体由主城墙(即墙心主体部分)和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主城墙呈梯形，采用平夯法夯筑，两腰经铲削修整，并用圆木棒横向拍打，表面十分平整、光滑、坚硬；内侧墙和外侧墙采用分段夯筑法筑成，每段夯筑到一定高度，经切削修整后，又再继续接夯。在主城墙局部，已经出现使用土坯砖来增加城墙高度，这是中国城墙建筑史上发现的最早使用土坯垒筑城墙的实物例证之一。另外，内、外侧城墙为多数呈倾斜状的斜行夯层。有的地方能看到分块版筑的情况；有些夯层为堆土垒筑，夯筑方法显得较为随意。这一方面说明了城墙的建筑离版筑技术的出现时代不远；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城墙的体量较大，全部使用版筑技术来夯筑城墙满足不了工程进度的需要。� 在城墙外侧均发现有宽约20?0米的濠沟，濠沟的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相沟通，组成一个既有利于防洪排灾、又有利于防御和交通运输的综合性水系工程。由此可见，对水系的利用和治理是古蜀文明的一大特征。� 在城墙的夯土内发现的陶片均属于三星堆遗址一期(即相当于龙山时期)。在东城墙、西城墙和南城墙的试掘中，都发现了城墙夯土叠压在一期文化层之上，同时又被二期或二期偏晚的文化层叠压的地层关系。另外，在濠沟内沉积的主要是三、四期的地层，这说明三星堆遗址城墙的建筑时代在二期(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在二期之晚至三、四期(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早期)。�三、三星堆文明在中国夏商文明中的关系、地位和作用古代的蜀国，地处中国西南的边陲。关于蜀的历史，除甲骨文和《尚书·牧誓》外，晚至春秋与战国之交，蜀和中原的交往才见于文献记载。而关于蜀国春秋战国时期青铜文化的面貌，则是晚至本世纪三十年代才认识的。至于夏商时期的青铜文化情况，学术界则是一无所知。三星堆夏商青铜文明的发现和确认，使人们对古蜀文明认识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填补了古蜀文化和古蜀国历史的空白。�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其实，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础早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奠定。龙山时期，各个大型的族团已经形成。这些族团之间的互相兼并、交流融合，最后以夏族为主体的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建立。传说记载蜀族是帝喾封其支庶于蜀后发展起来的民族，并有“禹生于石纽”、“禹娶于涂山”的传说。石纽和涂山分别在蜀巴二地，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夏代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早期阶段。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陶以及近似于二里头风格的铜牌饰、玉璋等器物。传说记载和出土材料都说明古蜀民族的产生和中原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中原青铜文明一经出现，古蜀民族就对中原青铜文明因素加以吸收。三星堆青铜文明作为中原地区以外的一个方国文明，它的产生和中原青铜文明有直接联系。� 仁胜砖厂土坑墓中出土的玉锥形器，具有分布于长江下游及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玉锥形器的风格。良渚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年?200年之间，三星堆出土的玉锥形器的年代估计在距今4000年左右，说明在龙山或二里头早期，三星堆早期的居民不但与中原地区有较为密切的文化交往，甚至与远至长江下游或太湖地区的居民也有文化方面的交往，这些重要发现使我们对认识三星堆文化的视野由巴蜀地区拓宽到中原地区乃至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 商文明是中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从三星堆文明中的商文化因素消长变化的情况分析，也可以看出商文明对蜀文明的发展也起过重要促进作用。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壁、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约公元前15?4世纪)的青铜礼器中，尊、瓿、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而到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世纪左右)，玉石器的戈、璋中，大量出现独具地方风格的器物形制；青铜尊、虽然形制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和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极具地方风格，表现出强烈的地方民族个性。这时具有古蜀民族自己特点的青铜文明已经形成。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既有其自身特点，又与中原夏商文明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三星堆文明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Ⅰ式玉戈和Ⅱ式玉戈的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有大量发现，相反，在中原地区这种形制的玉戈仅在殷墟妇好墓中见到。这说明这种玉戈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商代的青铜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仪用器为代表，这些器物造型庄重、纹饰繁缛，具有威严、神秘之感，而以动物和人像为题材的造型则较少；尤其是独立人像的青铜制品，则几乎不见。三星堆青铜文明则大量出土人像、人头像、人面具以及神树造型的青铜制品，无疑更加丰富了中国商代青铜文明的内容，填补了中国青铜文明的某些空白。� 中原地区商王朝至商代晚期已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四海”的强大的奴隶制国家，商文明对其周邻的方国文明产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作为一个远离商王朝的蜀国，在商代已具有自身特点、且可与商文明媲美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使我们有必要对商文明以外的周邻地区的商代方国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重新评估。大量的地下出土材料说明，中国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各自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陈德安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三星堆工作站站长� (责任编辑林向) 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的构架特征赵殿增三星堆考古的主要收获之一，就是证明了川西平原存在过一个从原始社会到古国方国形成阶段的古文明中心(1)，不少研究者已正式称之为“三星堆文明”。这个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精神文化，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原始宗教体系。要全面了解三星堆文化的面貌和价值，就需要对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必要的研究。本文拟从部分出土文物反映的三星堆时期特殊崇拜习俗入手，对其原始宗教构成的特征作一概要的分析。�一、三星堆文明几种特殊的崇拜习俗三星堆文化的一大特色，是表现思想观念意识形态的出土文物异常丰富，为我们探索当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具体线索，在城址、遗址、作坊、墓葬等遗迹和造型奇特的众多器物之中，常常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因素，如土埂城墙的建设、高柄中空的灯形豆、鸟头形的器把、数量众多的各式石璧，大都包含有原始信仰方面的内涵。其中最突出最能集中反映三星堆精神文化的，则是祭祀坑中出土的成批成组专门用于祭神的文物。� 三星堆遗址中心及附近地区，曾多次发现埋葬神器礼器的长方形土坑，目前学者多认为是祭祀坑(2)，它们是反映三星堆宗教观念和祭祀活动的重要实物例证。虽然在埋藏原因方面尚有多种不同的见解，但在坑中出土的文物主要是用来祭神的这一点是比较一致的。出土的器物包括人像、神象、灵兽、神树、礼器、祭器等几大类。均与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活动有关。器物形态极为奇特怪异，从中可以窥视三星堆文明原始宗教信仰崇拜方面的一些特有色彩。� 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地位显著、造型奇异，说明当时人们有一种崇拜眼睛的特殊习俗。最引人注目的，是那种突目人面具，例如大面具(K2②∶148)，眼球极度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长达16�5厘米，直径13�5厘米。另一对突出目面具(K2②∶142；144)，双目突出似一圆柱，长9厘米，直径10厘米。此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了对眼睛特有的敬重。“眼睛”纹常常作为主题花纹出现在重要图案的中心部分，如大立人像(K2②∶149；150)头顶花冠的两侧、身披法衣的双肩中心，就有一对巨大的“眼睛”纹。这些实例证明，崇拜眼睛是三星堆古人信仰观念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种崇拜的社会内涵和精神实质，是对以“纵目”为特征的蜀人始祖之神“蚕丛氏”的崇拜(3)。史籍中记载下来的传说中蜀人的始祖名叫“蚕丛”，其唯一的形体特征就是“纵目”。如东晋时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一书中说：“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称为“纵目人冢”。三星堆大量出现突目巨眼的图像，正是蜀祖蚕丛神像的具体体现。以面具眼饰来表现祖先崇拜观念，构成了三星堆原始宗教体系的特有组成部分。� 三星堆文物中还特别强化了对人“手”的夸大和神化，表明对“手”的崇拜是当时又一项独特的信仰习俗。这种现象首先反映在青铜人像群上，如大型立人像(K2②∶149；150)，就有一双超过比例一倍以上的大手，平举在正前方视角焦点的显著位置，作执物奉献祭祀状(也有的认为是作“掐指一算”之类的手势)。较小的一尊兽首冠人像(K2③∶264)，与大人像双手姿态大体相同，只是两个小指翘起，更象是在作“手势”。神

神秘面具与三星堆文化面具承载着人类思维意识的发展和宗教情感，在史前人类独特的社会条件下孕育诞生，几乎与文明史同步发生，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面具。世界上许多古老部族、民族都有自己的面具，面具反映了民族宗教心态、民俗心态和审美心态的发展与变迁，是一个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巨大怪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共出土15件面像，A型3件、B型8件、C型4件。最出色的面具当数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该面具宽138公分，高65公分。一对雄视古今威武雄壮的扫帚眉，眉宽近7公分，眉尖上挑。扫帚眉下，一双炯炯巨睛，更是可以惊倒天南海北的游客，因为眼球从狭长的双眼中柱状外突，突出眼眶长达16公分，中部还有一圈镯似的箍，宽2．8公分。有棱有角的鹰钩鼻，阔嘴嘴角上翘接近耳根，招风大耳状如猪耳，却竖直向斜上方伸出，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这样大的面具不仅在我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上亦极为罕见，这一幅尊容，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上，模样最奇特怪异的面貌。另外两件A型面相略小，其中一件额正中饰有一高68．1厘米的夔龙型额饰，夔龙身尾高高竖起，头端与鼻梁衔接，龙身两侧各有一尾内卷的环形穿，中部一单翅根的刀状羽翅。有人认为与传说中“人的鼻孔与天上的云气相通”有关。别看这个纵目面具风格奇诡怪异，样子显得很凶，但下细一看，朴素的风格却使它显得并不恶，让人在心生敬畏之余，隐隐约约有点喜欢。这个大耳纵目、狮鼻阔口的青铜面具，一天不知要引起多少人的遐想，外国游客把它当作天外来客，许多年轻人认为它就是科幻电影中外星人的奇特形象一。参观者站在它的面前，神采飞扬地说那双凸出的眼是外星人的望远镜，如变焦镜头般地可以伸缩，另一个带冠纵目面具上的冠就是遥感天线，可以接收来自宇宙的神秘信号。古史中说：蜀王杜宇乃“从天堕”，即从天而降，青铜纵目面具确有几分神奇如天外来客一般? 对于这个纵目面具，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一种认为这是“千里眼顺风耳”形象，用夸张的眼球和伸长的大耳，希翼获得超等的望远能力和听力；第二种则认为它与古蜀王蚕丛有关，“蚕丛纵目”，眼睛鼓出来是古蜀蚕丛氏的特征，青铜纵目面具是蚕丛王的神像。过去，“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瑰瑰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还有一种则认为，人像纵目突出双眼，其含义与中原甲骨文的“蜀”字突出“目”字的意义相同，反映了“蜀”字的字根之所在，古“蜀”字的上部象征纵目，纵目人像与《华阳国志．蜀志》有关蚕丛纵目的记载相吻合。其实，纵目的形象是不能适应生存环境的，眼睛那么娇嫩，眼球突出来那么长，很难经受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这一形像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认识还处于原始阶段时，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结果；再有一种说法则认为，这是一个人神合一的艺术形象，蚕丛氏纵目，《山海经》也有一个“纵目”之神烛龙，“直目正乘”的烛龙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也有一说认为“纵目”是二郎神或灵官的眼睛，民国《邛崃县志》记载：“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如蚕，金色，头上额中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贵州道真县的傩戏中有一个角色叫孽龙，其面具眼球突出跟眶5厘米左右，追本溯源，公元前316年，秦国灭蜀后，蜀王子从四川辗转贵州、广西逃到越南北部．似有某种联系：B型面具为人面造型。状若常人．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嘴阔而瘪，嘴角下勾，耳垂上有穿孑L，眉、眼也曾用黑色颜料勾画过。C型面像造型与B型相近，但脸型瘦长，下颌较窄，鼻棱尖直凸出，嘴角上翘。这些面像的用途，学术界意见尚不统一，硕大无朋的纵目神像，可能是古蜀人的图腾徽记或古蜀先王的面像，用于隆重盛大的祭祀活动，是神庙中的主神。B、C型面像虽有变型与夸张，但尺寸与真人之面差别不大，是神庙里用于日常祭祀活动的配神，有人甚至设想，这些面像另有身躯相配套，另有一说则认为当时建筑物宏大壮观，是挂在建筑物上的装饰件。带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现代人有“往某人脸上贴金”的说法，三星堆文物中却真有实物例证。三星堆出土有4件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有圆顶的，也有平顶的，其中一尊青铜人头雕像，出土时带着的金面罩完好如初，金面罩由纯金皮拓展而成，包颐齐额，两边连耳朵都全部罩住，只将眼和眉毛露出。经分折，发现金面罩使用的粘合剂，竟是用生漆调合粘土粘上去的。4000年悠悠岁月，居然设有使其剥蚀脱落，没有褪掉其灿烂金光。黄金属于贵金属，自古以其富丽的形态，辉煌的光泽，和延展性大、质柔软、化学性质稳定等优越的自然属性，被人间视为珍宝，一直到现代都被全人类当作硬通货使用。金光闪闪的金面青铜人头像，显得尊贵而富丽非凡，如同天神降临人间。用句时髦的话说，简直是“酷呆了”、“酷毙了”，这种在当今仍显新潮的扮靓，显示出古蜀先民对生活强烈的热爱，及不同凡响的追求，创造出留芳千古的艺术形象。古蜀先民为什么要在脸上贴金呢?他们的着眼点已无法弄清。一种可能是贴上金面，显示祭祀对象的无比尊崇，和祭祀人无尚敬慕之情。另一种可能或许与古代的巫舞有关，戴上假面跳起巫舞，用以驱除恶鬼消除瘟疫。这种文化起源很早，相传黄帝曾训练了熊、罴等六种猛兽与炎帝作战，六种猛兽可能是六个氏族的图腾；也可能是是一些使用巫术，戴着猛兽面具的舞蹈队伍。尧舜时代“击石拊石，百兽率舞”，说的是敲打着用石头制造的乐器，披着各种兽皮的舞蹈者一齐跳舞。商周时期巫风盛行，周代宫廷傩祭时，就有一个“方相氏”领头，他戴着假面，假面上四只眼睛金光闪闪，穿着黑衣服，系着红裙子，手上蒙着熊皮，一手拿戈一手执盾，领着打鬼的队伍，四处跳跃，发出“傩、傩……”的叫声，以驱除恶鬼，保证一年不生疾病。“傩舞”一直流传了下来，至今西南地区还保留“傩舞”这一传统，这些“傩舞”或许就与三星堆的金面罩、面具有传承关系。戴黄金面罩在中国确属罕见，但在西亚和埃及却有相同的例证，黄金面罩最早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艺术中的许多雕像也是饰以金箔的。埃及的图坦卡蒙王陵的葬殓面具就是黄金面罩。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及黄金面罩，年代虽然比西亚和埃及稍晚，但其大小和制作工艺完全不比后者逊色，三星堆文物中出现了西亚和埃及的文化因素，确实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谜。用黄金面罩盖在青铜人头像上的面具发现，在国内尚属首次，而且出土的40多个青铜雕像中，仅有6个带有金面罩，这样做仅是一种显示尊崇的装饰，还是带有某种巫术的含义?仍是一个谜。2001年10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邮政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邮票一套两枚，分别是中国三星堆金面罩头像和埃及图坦卡蒙金面罩，(图坦卡蒙是3300多年前埃及鼎盛时期的法老。)反映出人们对这两种文化的联系、认识和比较。惹人注意的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头雕像，颈部全都呈倒三角形，它们的下面会不会有泥塑或其它材料制作的躯体?它们会不会是“人祭”的代用品，用以象征被杀的“人牲”? 头颅崇拜作为灵魂崇拜的一个表现形式，在历史的演变中曾留下了遗迹。远古时，有一些民族，曾用猎得的人头做某种祭祀仪式。人牲(人头)用于规格最高的祭祀，被认为是最灵验的。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源于头颅崇拜的猎头之俗多见史载。历史在进步，巫师们在祭仪中也逐渐摈弃人头血祭，遂以人造的骷髅或其它造型面具代替人头。作为历史信仰的遗响，藏族、蒙古族、裕固族、土族、纳西族等在寺庙跳神时，至今仍要佩戴骷髅形面具。

三星堆考古研究论文

三星堆的再次重启探究，得益于我国考古技术水平成熟，能在发掘过程中不破坏文物本身面貌。

三星堆文物的发掘源自于一个偶然事件，在三星堆所在村子，一户农家，在干农活时偶然触碰到了青铜器。由此揭开了三星堆遗址的面纱。

首先三星堆遗址分为三期，一期也就是大部分所说的比中原文明提前几百年的文明，依旧属于原始社会时期，根本就不属于青铜文明，而三星堆进入鼎盛时期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与中原的商早期文明基本属于一个时间段，所以三星堆文明超越中原文明属于无稽之谈，更不存在什么触碰不得，三星堆遗址已经基本发掘完成，只有金沙遗址（也就是继承三星堆遗址的文明）尚未发掘完成，主要是因为出土大量的象牙，还没用合适的保存手段导致的

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对于我国的考古研究及诸多文化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研究作用，其新成果新发现都是我国优秀文化的新血液。那么，关于三星堆的考古研究至今都有什么新发现呢？下面，就到巴蜀文化中了解吧。

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难点：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其难之二，研究和探索三星堆文化的族属和文化渊源，若隐若显，困难重重。由于历史上巴蜀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民族源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长时期的民族交往、民族迁徙与文化振荡，使人们至今对巴蜀内部的民族关系还难于从纷繁中理出头绪。

青铜器艺术论文1000

青铜器伪造，可谓五花八门，防不胜防，简要介绍几类 (一)蚌埠货:蚌埠仿古铜器作坊，大大小小有上百家，铜坯多在山西订做的，也有自家铸造的，主要以电解腐蚀与化肥腐蚀为主，水坑干坑均有，从商周到汉代造型齐全，特点是胎体厚重，锈色松而鲜艳，没蓝锈，器内做不好，有的带范线，但不做垫片，绝大多数不过关。各大古玩市场地摊都能看到。 (二)河南刀:市面上杀人最凶的就是河南造假青铜，河南刀全国闻名，远销海外，河南电解作伪铜器也很多，蓝锈以染色为主，水洗易掉色。河南的老铜改装，多用树酯漆做锈，很嫩火烧易燃。老铜器机械后刻工比较有名，多是素鼎素瓶，刻细小回纹，经局部腐蚀，容易蒙人，细心可看出机械刀削轮廓比较锋利，多不过关，河南的拼装，包皮，移植锈己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各大古玩市场均能看到有河南人放过来杀人的假货，其中有些后错金，宝剑后磨花，己到了乱真的地步。 (三)陕西错:陕西老铜后错做的非常好，有的锈色处理，可谓天衣无缝，不挑出金银丝，几乎看不出是后错，还有一种错银方法更奇了，用铝合金粉末压缩到铜胎凹槽内，这种工艺不适合老铜。普通铜镜，能雕出头版，能改成战国镜，镜背水银沁做的也好，还能在老剑上镀出几何形花纹。江浙一带的藏家易上当。 (四)阜阳工:前几年阜阳水坑做的很好，现在基本是老铜贴工，素的老铜器贴上树酯合成的战国工，非常逼真，阜阳铜器修复也是全国一流，他们能将鎏金残片拚成鎏金怪兽，接缝处理的非常好，上手感觉比较熟，油性重。 (五)荆州造:生坑假货遍布市场的时候，湖北荆州，枣阳一带却研制出高仿水坑，有的高仿品范线垫片都有，瓶足内模还在，身上还有丝织品腐烂痕迹，器物工艺流畅，重量很轻没脆声，铜质也对，有的还做出轻微损坏，足以乱真。这类主要仿战国大尺寸器物，浅浮雕工艺为主，铜坯成型后，经火烧薰黑，再埋入土中腐蚀，由于皮壳厚度不够，器物易露铜，口沿油性重，花纹版模深浅不均，见过一次就会识别了。对青铜仿制做假的重点区域作了五项归纳，它们分别是蚌埠货、河南刀、陕西错、阜阳工、荆州造。四年过去了，上述地方的青铜作假又呈现出新态势，因一些因素限制，我所了解到的只能粗略写一些：一:蚌埠货。四年过去，蚌埠产品己广为人所知，以前密集的作坊己是门庭冷落，好多仿铜的改行玉器加工、经营奇石等等，也有仿铜的辗转去了成都等地，仿制一些巴蜀文化铜马、摇钱树，以及三星堆、滇文化特征的产品，蚌埠现有的仿古作坊，电解做旧的技术并没什么改进，不怎么生产高仿品，以纯工艺品为主，主要仿制汉以上纹饰精美，工艺复杂的产品，简单做一下绿皮，因为是精美的纯工艺品，客商多来北京，广州等地，有的也销往港澳及海外。因为这类产品是纯工艺品，范线僵硬，胎体厚重不做垫片。令人想不到的是，这类纯工艺品，却时常有人发到收藏论坛当做国宝叫卖。二;河南刀。现在河南仿铜日新月异，不断有新产品出来，错金银、鎏金、后工、后刻铭工、后镶松石，新旧拼装、改造、包皮、移植锈己无所不能。河南电脑刻工的产品己不多见，高仿红斑绿锈仿商周的比较多，以觚、爵常见器物为主，很少有水坑品种，新型拼装采用更先进的铜焊技术，做得好的器物外表肉眼无法看出接口，器内接缝为树酯做锈，完全过关的不多，伪刻铭文的字口略僵，细心可看出起刀收刀痕迹，市面常有河南包老铜皮的成套编钟，铜片接缝处理采用铜焊接，以前针扎刀刮可鉴别出的方法完全失效，凡成套编钟弹指敲击象是塑料声音，都有问题。以前采用不干胶贴在铜器与兵器上再腐蚀仿做错金花纹的工艺均己淘汰，纯新铸造的工艺没什么改进，孔雀蓝仍然做不出，仿制孔雀蓝依然靠油彩染色，少数移植锈是从废铜上整块剥下，再用胶粘上仿制品上，新手看这类锈，最好用刀刮一下，从北京广州返销河南的东西也多，多是前些年用胶水修复过的，又重新流到河南精加工，于是河南真货多，假货也多，成了全国青铜集散中心。三;陕西错。陕西高仿错金，己从各类老铜后错转向新工艺品，多是臆造品，类似河南的部分产品陕西、山西均有作坊仿制，老铜错铝合金几乎看不到了，河南有种高仿老剑后错金，工艺力度很逼真，金丝上有结晶锈，剑格、同心圆镶有松石，据说这类产品出自陕西，很多是专门针对江浙收藏家特制的，我听浙江有位擅长鉴定铜器的朋友说过，浙江爱好收藏的企业家，人手一把越王勾践剑、或吴王夫差戈，再过几年，也许会迅速扩大到国内外的收藏家人均一把，有朝一日来个华山论剑，场面肯定十分壮观。四;阜阳工。安徽阜阳的树脂贴工，随着藏友对其特征的认识，己经没了市场，因为这类产品的铜坯子多是用废旧残破铜器胶水粘接的，几年后胶水失效铜片纷纷裂开散架，以前贩运这类伪铜器到南方各地的，多不敢来了，还有些砸在手上的，常发在收藏论坛试图蒙出去，阜阳修复铜器的也从树脂补添工艺改为青铜铸造。阜阳工的时代基本己经终结。五;荆州造。荆州的高仿水坑依然在生产，荆州造兵器与铜镜后刻工，己经名扬天下，高仿品供不应求，其中荆州仿造铜兵器己达到乱真的地步，荆州仿制铜剑基本都是水坑，做旧后微有毛口，极易迷惑人，这类铜剑，长短宽窄尺寸应有皆有，老剑新剑后磨花的品种，以菱型几何纹最为逼真，还有些臆造的龙纹凤纹之类，铜兵器错金也是荆州造一大特色，也有错得好的，但大多是画蛇添足，比如剑把顶端错一圈铭文，筒型把上很窄的剑格上也错上细如针丝的铭文，也有所谓烙银的铜矛，其特征均是水坑，皮壳厚度不够易露白铜，铜矛管内常塞有一截烂木头，铜剑有时还配上黑漆剑鞘，漆壳上描有楚式花纹，并用坑泥和水浸泡，然后用塑料纸包着出售。荆州铜镜后刻工多采用素镜，或厚胎不值钱的镜子，纯手工玉雕机雕刻，镜面保持原貌，背面纹饰多是仿汉与战国镜为主，皮壳处理的很好，但钮部多有破绽，纹饰油性重，象擦过皮鞋油似的，因其产量有限，见过这类产品人并不多，据说仿家附近宾馆常年有人住着等货。五;其它。有一种仿品去年上市，我到现在还没弄清产地，造型仿商周中高档器物为主，呈亮皮壳，有范线没有铭文，器内修胎不规整，厚薄不均，胎体轻巧，声音不响，材质非常脆，器耳与器足易断裂，器外有红斑绿锈，还有结晶样石灰锈，从断裂处看，并非青铜铸造，鼎之类很厚的实心耳与足，手电钻打下去呈褐色粉末状，不见铜屑，从工艺流程上看，象是金属粉末模压的，到各大古玩市场放货的贩子，多自称是湖南宁乡出土，这类伪品按常规方法鉴别极易走眼，因此上当的也大有人在。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及鉴定青铜器的方法学习青铜器鉴定的意义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中国古代青铜器是中国的国粹，中国的艺术品当中只有青铜器是被全世界所公认的。从夏代起源，经过商周、秦汉至宋代金石学诞生，从单一的收藏，变为一种学问，一种研究对象。青铜器的价值被世界公认主要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人进入中国，发现中国的青铜器造型独特，做工精美。在西方国家里，18 世纪才出现抽象派和印象派的青铜器造型，在中国 3000 年以前就有了，所以外国人非常喜欢我国的青铜器。如今像牛尊、羊尊、马尊等大部分流散在国外，中国青铜器的艺术地位在世界上可与西方的油画、雕塑相提并论，在世界的各大博物馆里都有一个专门的中国青铜器馆。世界各地博物馆和美术馆，无不把中国青铜器作为馆藏重器，历代收藏家更是把收藏青铜器作为镇宅之宝，世代相传。如今盛世兴收藏，青铜器更是收藏家们竞相追逐的宝贝。中国青铜器的发展经历了历史的不同时期，它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中国古代铜器，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贡献，虽然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我国铜器的出现，晚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地方，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这也是中国古代铜器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并引起普遍重视的原因之一。青铜文化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文化内涵的变迁。因此，学习青铜器鉴定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着深远的意义。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器的鉴定方法青铜是指红铜与锡、铅等其他化学元素的合金,因颜色呈青灰色而得名，其质地坚硬，我们平时所说的铜质在鉴定中很重要的一个门类，在早期的青铜中，其颜色有很多是发深红色的，很多人都把这样的铜红青铜，这种铜质在坚硬程度上远不如后来冶炼出的青铜坚硬，青铜铜质的演变，是一个由深红到青色到黄铜的一个过程，其中在唐代出现了白铜大多用于制造铜镜，到了明代有一些红铜的艺术品，但是其铜制的提纯技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比如宣德炉，清代大多是红铜，这些不同的铜质由于配比的关系远不如现在铜质的质地，由于青铜配比的比例数据并不统一所以造假者制出的铜器质地上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将老铜器回炉使得制造出的铜质很逼真，但是这种方法的不足就是破坏了包浆。古代青铜器是贵族的奢侈品或者是兵器或者是车马器，它有很严格的使用机制，也有严格的制造机制，除了一些简单的民用器之外，漂亮的文饰复杂的礼器、酒器、祭器都是古代上层社会文化的缩影。青铜器大件的东西要不没有，一旦出现，就绝对不是粗制滥造的东西。掌握好每个时期的文饰是很重要的，因为在和伪造者之间是一个比拼知识的过程，只有拥有了足够多的知识之后才会找到一些细微的漏洞，从美学的角度上讲，古代青铜器文饰都很流畅，生动，而且就我们今人来看有很强烈的时代气息，而伪造的文饰呆板没有力度，有的地方还会出现一些很锋利的铜渣，铭文是一个比较难的鉴定，有阳铸和阴铸之分，除了要知道一些简单的字的写法之外，也要讲究美观和力度，阴刻的文字要去观察它底子和锈色的统一。前面提到包浆。包浆是青铜器经历了时间洗礼之后，铜质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之后所产生的依附于青铜器的“外壳”，它包括地子和铜锈两部分，地子是离“铜骨”最近的一层锈，在地子之外的就是我们见到的普通意义上的铜锈了，由于坑口的不同，它所呈现出的样貌也就各有不同，在出土地点好的地方会出现干坑的硬锈，还有沙坑的贴骨锈，枣红皮等等一眼开门的锈，它们的特点是锈色贴骨坚硬，已经与铜融于一体，很难清除，还有南方的水坑，出土地过于潮湿的脏坑，一些传世的物件或者经过人们不断的把玩之后，表面显的油亮，或者是绿漆古或者是黑漆古，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方一些干坑口中，有一种‘泛金’的皮壳，让人感觉它的质地是黄铜或者有溜金的感觉，这种皮壳并没有溜金器那样的亮丽，显的暗淡了许多，这种皮壳虽然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贴骨锈，但是却也是比较开门的皮壳，它并不易仿造，以上罗列的古铜锈只是铜锈的一个大的方向上的分类，即使同一种坑口的铜器所显示出的铜锈也并不是相同的！正因为铜锈的种类如此繁多，而很多初入收藏的人由于所见铜锈有限，所以它也就成了仿造者重点去仿制的要点之一了，仿制者仿制铜锈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一）化学方法仿制铜锈，用化学药品仿制出的铜锈，大多锈色很浮，没有贴骨的感觉，它直接把药品施于铜器之上也就没有地子可言了，它只有绿锈而绿锈也多是呈现粉末状的，如果用坚硬的工具去检查的话，可以发现。而古铜的绿锈很难见到那么多的粉末。就目前来说，红斑和宝石蓝是很难仿造的，假铜器上的红斑，大多是铁锈，仔细去观察的话还是很容易辨别的，一是颜色二是结构。这种方法制出的包浆太过刻意，给人很夸张的感觉，也就是大家感觉过了的原因。即使经过长时间的把玩也不会改变那种松软的质地。（二）将真铜锈粘贴上器物之上，这种方法造出的皮壳很具杀伤力，但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这种锈下面是没有地子的，而且由于胶水的粘和大多是成块状的而且很难具有真铜器包浆那种自然统一的感觉。（三）直接将铜器埋藏于地下若干年，这种方法造出的铜锈很容易识别，锈色很浮，很容易清除。在现代青铜器的伪仿品越来越多，仿制的技术水平也越来越高，鉴定一件青铜器的真伪主要的方法就是针对千穷百态的仿制手段逐一击破。李行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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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论文怎么写:1、当时青铜器的数量及总体情况；2、多夏商西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其特点：铸刻文字的青铜器和青铜农具的种类数量；4、青铜器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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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之眼》鲁赫著这是一本文化探险·原创小说，讲解了四川文化隐藏的巨大秘密故事情节一波三折，是部好作品。里面讲了很多三星堆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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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明小说作者：四川文艺出版社小说类别：生活娱乐总点击：2912 总推荐：0 总字数：474917 更新：10年05月10日评论：27 这是一部科学、系统地反映长江上游古代文明中心?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成果。该书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地展现三星堆文明的内涵，以使广大读者对三星堆文明有一个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全书从文明前夜、青铜器、古蜀王国的政治形态等方面阐述了三星堆文明的内涵，对三星堆文明的农业、手工业、城市、交通、贸易等经济方面进行了具体的论述，并对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及其他地区的文明以至西亚古代文明进行了比较研究。本书将深奥地学术研究成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既具有学术高度，又具有普及性的特点，是科学性与知识性相结合的一部好书。

李白的诗歌《蜀道难》里有一句:“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蚕丛、鱼凫，都是传说中古蜀国的开国帝王。这就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信息”，由于没有发现文字记载，这是口口相传的东西。还有一个叫杜宇的，由于不愿意卷入帝王继承人的争夺漩涡，离家出走，后来化作杜鹃鸟。李商隐的诗中就有“望帝春心托杜鹃”，望帝指的就是他。很可能，三星堆文明，就是以上这些传说中的帝王的后代遗留下来的。至于能不能找到可以作为信史的文字资料，就看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了。我是不赞成把三星堆文明往苏美尔人、古印度人、外星人等上面扯，好像我们中国人就没有能力创造出这样的辉煌一样。那样不自信，何苦呢！三星墩有文字字符，用古彝文解释的是“阴阳人仰望神祖”，不知道为什么官方没有公布。《勒俄特衣》中记载:头戴傲帖脚赤裸，傲帖是男子必带的头饰，有角；古时候彝人不穿鞋子。头顶菩萨耳打洞，指头顶留着辫子，耳朵是打洞的。鼻如鹰嘴眼平眉，额头宽大骨突出，这是描述彝族人特征的话。现在民间祭祀时，会用到用枯草编制的太阳神树和太阳神鸟，太阳神鸟在经书中的解释是孔雀；太阳轮是10月太阳历的模型，彝人崇敬太阳，他们的方位、时节、天文学研究和人与自然相处的法则都源自10月太阳历，所以10月太阳历模型是图腾式图画。《勒俄特衣》记载的人类发展史: 1.混沌初开时 2.天地演变时 3.天降火球时 4.雪族十二子时，开始出现12种生物，六种有血，六种无血。 5.人猿时代，有口不说话，有手不劳作，树叶当衣穿，苔藓当饭吃。彝族历史没有明确的史书记载，多数是靠族谱，毕摩经书和民间传说三部分来传承，带有一定的传说性质，但族谱也非毫无根由。从现阶段到杜宇（笃慕）时代，历经了90多代，而笃慕到石尔恩特是360代，毕魔经书最重要的内容是族谱，所以现阶段各地毕摩祭祀的方式都不同，但对于族谱的代数都出奇的一致，都可以明确数到400多代以上。国内外专家历史 30年考证，古彝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距今有8000~1万年的历史。可以代表人类文明的是历法，10月太阳历也极其古老，经考证，有上万年的历史。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与古彝文明有很深的渊源。山海经里不是很多吗？怎么会没有呢？山海经我们都说是上古神话，也许三星堆文物可以验证，我们未知的文明都是真的呢。连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上都找不到之言片语。好像80年代以前的历史书中还真没有，今后的史书估计肯定会有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地下文物的发掘，也有可能人类真的搞不懂自己从哪来的来了。三星堆遗址的开发，要将发掘的文物保存在附近的历史博物馆里，以供后人了解人类的早起历史。 80年代以前的历史书还真没有，今后的史书肯定会有了。考古发掘是追索历史的最重要史料，它可能会填补一些历史空白，或还原一些历史事实。不过，我们不要去瞎猜。我们只需要慢慢看，最好不发表什么，让考古历史专家用事实去论证。小学课本有记载我的思想认为，古代原始人类是采集狩猎生活，人类为了生存是四处迁移的。最初一枝以盘古帅领古人类进入四川盆地，看到四季春意盎然的四川，自然被丰富的农业资源所惊呆，自然认为进入天府之国。盘古先祖带领族人开天辟地，创造自己家园，盆地，原始森林，构成混沌状态，以讹传讹，盘古开天辟地是劈开一个大圆球，劈开天地的传说。后来人类分支，越来越疏远，甚至为了争食物，发生了战争，战争非常的残酷，一枝被感到北方苦寒之地。这个民族以游牧为生。后来这个民族不断分支，形成各种游牧民族，但是由于人类发展，北方的冬季无法提供实物，开始冬天饿死人的境况，这可能就是年吃人的传说。估计那时数数很少，只能数到九，数完九，再一九二九三九数，这就是中国特殊的历法，冬至数九。数九盼望春天来临，万物复苏，食物到来，这就是值得庆贺日子，春节习俗有此而生。后来出了天才——伏羲皇诞生，观天察地，发明农业生产，农业文明由此诞生。农业文明作为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对社会发展那是日新月异，不亚于现在工业文明的诞生，甚至更有很大进步的意义。农业的发现很和推广应用，生产力巨大发展，促使另一文明强大的诞生。古华夏文明。古蜀国曾经有一段辉煌岁月，可是最终被拥有最先进的古华夏族而同化。估计是秦惠文王灭了古蜀国。

三星堆论文参考文献

☞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青铜遂公盨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青铜遂公盨铭文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岣嵝碑文”（禹王碑）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蝌蚪文龙玺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神龟负洛书玉雕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世界最早的金杖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三星堆古文化遗址神秘的夏朝龙印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电影《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图片，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