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论文2000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
摘要: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
系。
在汉字教育中,如果能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继承汉民族优良的品质,发扬民族传
统的认知智慧,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实现我国的思想原创,意义极大。
关键词:汉字教育;传统文化;思想原创
人类社会的每一步前进,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发展,甚至
人类自身的每一点进化,无不是以思想原创为动力的。
思
想原创的实现,是建立在深厚的文明积淀和有容乃大的广
采博纳基础之上的。
具体地讲,要有自己的源头活水,要在
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精神的汩流中,汲取丰厚的营养,还
要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广泛吸纳其他先进文化的精髓,惟其
如此,才能实现思想的原创。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有着不
同形式的呈现,诸如文化典籍、语言文字,等等。
文章仅就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谈一点看法。
一、汉字的文化学意义与汉字教育
汉字被称为“历史的活化石”,“中国文化的脊梁”。
作
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汉字承载了极其丰厚的文化信息,极具
文化学意义。
的确,作为世界上正在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以它象形象意的独特品貌,使其更具备文化学意义,每
一个汉字,仿佛都是一个活化石,形象活泼地呈现出汉民族
文化心理,昭示着汉民族文化进程的轨迹。
通过一个个静
态的汉字,我们可以步入古人动态的历史文化圈。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首先表现为它袒呈了政治、宗教、
道德、文化变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在构成形态。
第一,文化变迁问题。
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了一个由
女权向父权过渡的时代,但这却是一个史无验证的时代,而
汉字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如“姓”字从女从
生,《说文解字》云:“姓,女之所生也。
”可见,所谓同姓,就
是同一女性祖先的人,甚至有人认为,“姓”就是女权时代
一个部族的族号,这说明女性曾经作为部落首领活跃在历
史舞台上。
这一点从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中也可得到证明。
中国最古老的姓氏都从“女”,如姬、姒、姜、嬴等,这些都证
明了女权时代的存在。
从甲骨文中,我们还看到了女权的
消亡,男权的兴起。
在甲骨文中,称今王“王”,而称先王为
“毓”、“后”,从甲骨文字形看,二字都是生育的象形,这既
可以证明女权时代的存在,又说明了其没落的结果,因为,
“先王”已是历史“陈迹”了。
而“父”字,甲骨文像人手执杖
形,一副家庭主宰的形态。
在甲骨文中,从女的字除了用以
姓氏之外,大都含侮辱意,如妾、绥、奴、婪等,无不说明女权
的式微没落。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可以看出,女性不仅
堕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而且已不被当作人看了。
金石文字
中,将“姓”字改写从人从女就是明证。
另外,世界所有民
族,都经历了由渔猎向农耕文明的过渡,这一点也可以从汉
字中得到显现。
比如“田”在甲骨文中就有狩猎和田地两
义,这说明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农业文明季,那时候
的人们,还根据农业文明的特点,确定时空意识。
如“年”
字,甲骨文从禾从人,字形示意是人背着禾,表示收获和收
成,《春秋》中所记载的“有年”、“大有年”用的正是此意。
而古代农耕,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落后,一年只收成一
次,因此,古人便以禾黍的收获,确定了时间上“年”的意识;
再如“春”字,甲骨文字形从田从耒耜,表示耕作,被用以表
示时间概念。
通过汉字的使用还可以看出,在农业文明的
国家里古人对农业的崇拜。
“社稷”本是土神谷神,为人所
祭祀,后用以称国家。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文明变迁在文
字中的显示,如果我们在汉字教育中,注意到这种文化信
息,对于受教育者了解祖国文明的发展,无疑具有一定作
用。
第二,道德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求善为目的的伦
理文化,与西方的求真型文化不同,中国自古就注重道德的
教育与修养,以德立国,以德治国,强调忠恕仁孝,等等,并
建立了一套体制完备的道德伦理体系,旨在建立一种和谐
的群际关系,等等。
汉字也在一些侧面展示了这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如“仁”字,从人从二,《礼记》、《孟子》中都云:
“仁者,人也。
”《论语》中云:“仁者,爱人。
”《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
”段玉裁注云:“犹言尔我亲密之词。
”显然,“仁”
字的创制,是从人的本性入手,针对人类的群际关系而言,
体现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
另外,“善”、
“美”、“和”、“恕”,等等,都体现了华夏民族传统的道德信
念。
其他诸如宗教问题、宗法文化问题,都可以在汉字中找
到清晰的踪迹。
二、汉字中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与汉字教育
汉字的文化学意义,还表现在缩影式地传导中国传统
的认知方式、文化心理、价值取向等内隐文化结构。
从认知方式看,中国人长于直观地把握世界,重体知而
轻认知,重体悟而轻分析,重形象而轻抽象,等等,这种认知
特点,在汉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汉字的创造,是先民“仰
观天象,俯察地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结果,造字方
法是“画成其物,随体诘诎”的“依类象形”,所造的字是“物
象之本也”。
众所周知,汉字是由图画发展来的,因此,文字
极具形象色彩,无论是初文象形字,还是后起的会意形声
字,都是形象斐然。
这些造字原则与方法,都体现了汉民族
传统的重体悟、重具象的思维模式或认知方式。
从哲学的角度看,汉字也是充满东方智慧的文字,文字
中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辩性和审美灵动性。
中国传统哲学
对宇宙、人事理解把握的认知方式,就是阴阳调和、美恶相
兼、正反相容、始终相生的“一体二元”的方式。
在《易》中,
阴阳二爻表示相对立的两端事物,两爻相合构成八卦,诞生
了宇宙间的天地雷风等物质,它们阴阳调和,相反又相正,
对立又融容,演成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从乾坤始,至既济未
济终,未济意味着开始新的循环,其间蕴涵了阴阳对立,相
推相转的辩证思想。
《老子》一书中,也蕴涵着深刻的辩证
统一思想,如“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
“故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第二
章),“重为轻根,静为躁君”(第二十六章)等等,都是就事
物的两端相仇相因立论的。
这种思维品格,在汉字孳乳过
程中的“反训”现象里,得到了清晰展示。
所谓“反训”,是
指一个字具有相反相对的两个义项。
如《书·泰誓》:“予
有乱臣十人。
”疏云:“《尔雅》云:‘乱,治也。
’谓治理之臣有
十人。
”即“乱”有“治”义。
再如“介”有“大”、“小”二义,
“落”有“终”“始”二义,“受”兼“施”“受”二义,等等。
这一
类“反训”字,就是人们在创造和使用文字时的一种哲理蕴
涵,是民族智慧的显现。
汉字的审美灵动性是自不待言的,它的具象性,使其自
身从产生之日起,就具备了一种形式美,而在使用历史中,
人们根据审美的需要,对其体势不断加以美的修正,使其呈
现出多姿多态的美。
甲骨文瘦峭峻锐,金石文温敦厚重,篆
书含聚内敛,隶书外拓放逸,楷书端庄雄秀,草书飘逸虬曲
等,无不显出或动或静的美。
另外,汉字是矩形结构,每一
字都有中心和重心,又使得它呈现出秀雄浑凝的力象。
再
一点,汉字的内质充满了审美的敏感,汉字的意象更能抽象
演绎出人无限丰富的想像与联想,被惊叹为“诗之魂”,从
而启迪了诗歌创作的灵感。
认知心理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积淀而成的,具有较固
定模式的认知心理。
可以这样说,当代人包括当代青年,无
不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其脉管里流淌的都是祖先的血液。
汉字中的民族认知心理的蕴涵是极为丰富的,在汉字教育
中,充分注意这一点,对于继承汉民族优秀的品质,发扬汉
民族灵动的智慧,实现当代的思想原创,无疑将大有裨益。
三、结语
汉字是一种具备文化学、哲学、美学意义的符号体系。
如前所述,思想原创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需要从传统
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
然而思想原创是不能一蹴而就
的,它是人类文明积淀到一定厚度,人们在反思了这些文明
之后的智慧爆发;而且,思想原创也不是几个人甚至一代人
所能实现的,需要数代人的不断努力。
因此,要实现我国的
思想原创,需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培养其广博的传统文化
素养,以及广采博纳的眼界,这样就会缩短我们思想原创的
实现时间。
而中国的基础语文教育中,汉字是其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如果能在教育中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蕴涵,对于
从小就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意义是极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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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论文2000字
茶原本不是姓茶，是姓荼、姓槚，是神农尝百草而得之，故先为药用。经过多少人的演化、改进，去粗取精，终于形成了茶。中国唐朝是茶文化的发端，期间不但有陆羽的《茶经》问世和禅宗"吃茶去"公案的诞生，中国茶还漂洋过海到达日本，这也为以后日本茶道的演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这种说法可能和风行宋朝的"斗茶"有关，除此之外，在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记载着宋代对茶之产地、茶季、采茶、蒸压、制造、品质鉴评等发展情况。 在公元4-5世纪，中国茶最早传到了朝鲜（古高丽国）。到了明代嘉靖年间，中国茶文化知识开始在欧洲传播，这在威尼斯作家拉摩晓写就的一本《中国茶摘记》里有详尽的说明。明代万历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沙俄。明崇祯年间，英国威特斯船长专程率船从中国购买茶叶。到了清代顺治年间，中国茶开始传入到德国。十九世纪末期，中国茶叶、茶树、茶种又先后传入了印度尼西亚、印度、锡兰、乌干达、马来西亚等国……中国古代茶文化之花可谓遍地开放，在世界各地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采。于是中国这朵民族文化的奇葩一变成为世界的了，及至今日，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没有不饮茶的国家，没有不饮茶的民族"了。 中国茶文化的关键不在于茶叶的本身，而在于茶文化的内涵上。从茶文化的内涵上来看，其"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最为重要，它是一种行为文化和心态文化，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上升至哲理高度，"茶是人生"便由此而发，若再品出更深的境界，就成了"吃茶去"公案的禅宗开示以及茶道的精神之源。茶文化由于有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加盟，形成了茶礼、茶德、茶道、茶艺等等，这就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部分。但是它又不是完全脱?quot;物质文明"的文化，而是两者相结合。先前，中国老百姓不太注重茶文化，因为每天要饮茶，方知青、红、黄、绿茶之类，这多半是和自己的饮茶习惯有关。但是，真正喜爱和关心茶文化的人，并不注重茶类之分，茶品之分。茶类、茶品他们早已烂熟于心中了。比如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君山银针、毛尖、毛峰、云雾等，谁人不知？而是注重着这些茶的"味"外之音--感兴着一种民族的审美趣尚，浸润着一派清雅的文化氛围，涵养着一个廉净的精神境界，充溢着一缕优美茵蕴诗意，提升着一种道德的精神素质。所以我说，茶文化精神层面上的一切是关键。在这一点上，日本的茶道体现的较为深刻。 星换斗移，时移势迁，人们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是适用于宇宙间万事万物，茶文化何能例外！在举世审美价值、审美标准、审美观念剧变的情况下，青年人首当其冲。中国的美食甲天下，然而抵挡不住麦当劳、肯德基等等的冲击，茶不也难逃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星巴克咖啡等洋饮料的夹击吗？遑论茶文化！令人难过的是，时下一些"酒文化"、"咖啡文化"、"可乐文化"等这些不在精神文明范畴的亚文化，倒是充塞在各种媒体的时尚版块中大放异彩，真叫人看不懂了。振兴中国茶文化的呼声已经响起了许多年，然而，一直到今天，却收效甚微，有识之士，憬然忧之。我想，现在国内寥寥可数的几本茶刊，如上海的《茶报》杂志、杭州的《茶博览》杂志、广州的《茶文化》杂志等且都是内部刊物，流通范围太小。唯江西的《中国茶文化》号虽为公开发行，但也只能将就在《农业考古》编辑部的名下。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茶文化刊物的悲哀，但无论怎样讲，这些办刊之人毕竟是弘扬中国茶文化的领头羊，他们真是劳苦功高，让读者能深刻而又具体的感悟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茶文化中有许多细致的情况，圈外人是难以知识的，通过这些刊物，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我想读者对此会十分感激的。 这样能不能就振兴和弘扬中华茶
浅说中国文化若说中国文化，只怕要从远古时期说起。但这一时期，一来离我们太远，二来我也不太清楚，便从封建时期说起。许多讨论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承认一桩事实：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倾向于人间的，是关心人生，参与人生，反映人生的。我们的圣贤才智，历代著述，大多围绕一个主题，即治乱兴废与世道人心。无论是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各家的传经事业，韩欧柳苏的道德文章，程朱陆王的心性义理；无论是先民传唱的诗歌、戏曲，还是村里平淡的快板、小说，皆洋溢着强烈的平民特性，以及那无所不备的人伦大爱，同对平凡的留心与尊敬，对于千秋家国的情怀，对苍生万有的期待，激荡交融，缤纷灿烂地构造了平易近人，博大久远的中国文化品格。然而前头还有一个“近代”。任何东西到了近代都很奇怪，文化也不例外。数不尽的冲击难以详述，单挑最惨的一回——五四运动。之前已有“弃旧易新”的新文化运动将传统文化砍杀得飘摇欲坠，随后紧跟着爆发了五四运动，彻底树起了“白话文学”的大旗，文言最后成为一件历史文物躲进史书一隅供人瞻仰。这两次运动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在文化上却是严重的“左倾”。白话文学固然激发了俚语俗言的活力，提升了大众文学的地位和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力，却也设置了与文言文学不可逾越的天堑，几乎削去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力。老一辈学子影响尚轻，对于我们其误就越发明显了。以往属于孩童启蒙的“小学”教育，属于读书人必备的经学常识，都在新式教育的推动下，变得无比艰涩与隔阂，特别是近年来，电视、电脑等大众媒体的普遍流通，更造成了一个“畸形文化”当道、社会价值浮动的生活形态，使我们在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上模糊了着力的点，漫漶了精神的面，却易于目迷五色地跌入学者所批评的“时尚文化”的辐射圈内，变得中不中，洋不洋。余秋雨在《风雨天一阁》中写道：“只有文化，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此三言一语道破文化的本质作用，可谓精辟。中国文化历时五千载，到底何去何从，便不是我这个毛头小子可以阐述的了。只好双手合十，默然祈祷，了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对母语中文难以割舍的孺慕之情。
化工论文2000字
《不同方法脱除茶叶中咖啡碱的效用比较研究》 国内外茶叶脱咖啡碱方法主要有热水浸提法、有机溶剂萃取法、膜分离法、沉淀法、柱层析法等方法.普遍使用氯仿或者二氯甲烷萃取.但是二者皆有很大的毒性,操作不当可能会有危险. 如果不能用有机溶剂的话,最理想的溶剂就是水了,茶叶中的咖啡碱在热水中的溶解度比其他物质要大,但是需要准确测定提取出了多少咖啡碱. 升华法：咖啡因在120℃以上开始升华,到180℃大量升华,冷却后成针状结晶．利用该性质进行提取．目前国内高校多采用升华法进行教学,控温182～185℃,升华15 min,冷却后得到5～6 mm 长结晶,结晶呈白色针状,即纯咖啡因． 另外比较简单的还有热水浸提法,根据咖啡碱易溶于80℃以上热水的性质,国内外一些研究人员从茶叶初制工艺入手,探讨在茶叶初制过程中采用水浸提法去除咖啡碱的可行性.津志田腾二郎等研究发现,无论是茶鲜叶、蒸青叶还是萎凋叶直接浸入85℃的热水中,大约1min 后,咖啡碱迅速被溶出,溶出率达71% ,浸泡3min 后,咖啡碱的溶出率达83%.而当热水温度为60℃时,从茶鲜叶及蒸青叶中溶出的咖啡碱则很少,说明咖啡碱的溶出受热水温度的制约.吴小崇研究表明,浸提温度从80℃上升到90℃,咖啡碱的浸出率可从 提高到 ,但5min 以后咖啡碱浸出率的差异不明显. 溶剂提取法：是用极性溶剂从茶叶中浸取,然后把浸取液进行液-液萃取分离,最后浓缩并得到产品.目前工业化生产主要采用此法.产品收率为5% 10%,产品的纯度约为80％～98%,所用有机溶剂如：丙酮、乙醚、甲醇、己烷以及三氯甲烷等.该方法使用多种有机溶剂,生产成本高,有些有毒物质的有机浴剂使产品和操作不尽安全,且易造成环境污染. 离子沉淀法：离子沉淀法是利用金属能够沉淀而使其与咖啡碱分离,如铜盐、铅盐或三氯化铝.该方法使用了对人体有毒的重金属作沉淀剂,影响制品安全. 柱分离制备法：柱分离制备法有凝胶柱,吸附柱和离子交换柱.近年来注重提高纯度的研究,为此以层析柱分离的研究较多,此项技术的关键是柱填充料和淋洗研究表明,采用柱分离制备法纯度可达％,如用凝胶柱分离可高度脱咖啡碱,其残留量仅为.但柱填充料如吸附型树脂,亲脂凝胶等非常昂贵,且淋洗时要用多种,大量有机溶剂,显然对工业化生产是不合宜的. 膜法提取技术：茶汁中加入左右果胶酶,在50℃下保温4小时,以分解果胶酶,从而可提高超滤时的透过速度.再用截留相对分子质量40000~50000的超滤膜进行分离,约12%茶多酚被截留,而咖啡碱不为膜所截留.透过液再用反渗透进行浓缩.比用蒸馏法的得率高18%以上.浓缩液再进行干燥后可得产品. 综上几种方法,前两种设备需求小,无毒害作用,但产量低,适合教学或实验之用；后三种使用的化学剂对人体有明显的毒害作用,适合工业用生产；膜法提取技术应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还需进一步降低超滤膜的生产成本.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化工行业发展迅速，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我国化工行业经营环境也日趋复杂，面临的风险和安全隐患也越来越大。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化工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化工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化学工程学科集群分析
一、我国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科集群现象
经过调查统计,我国共有100多所高校招有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硕士研究生,该专业研究方向过多,一个专业出现87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划分有的甚至是跨学科的。如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是属于工学的,应用化学专业是属于理学,可应用化学居然是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的一个研究方向。同属于一个研究方向,研究方向的名称也是多样化的,缺乏统一标准,如安徽大学、南昌大学的绿色化学工程,上海大学就称为绿色化学与工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请教了化工领域的专家,给这87个研究方向做一个归类,分为9个大的方向(表1)。由表1可以发现我国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是存在学科集群现象的,表现在:专业的学科建设,已经不单是化学工程的问题,而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研究的所有领域,包括应用化学、环境化工、工业催化、资源与材料工程、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与技术、过程系统工程、油气加工及石油化工等。我国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科集群的力度较大,表现在:各个高校的研究方向基本上都比较多,如清华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其研究方向都是传统与现代并存,传统化学化工的研究方向所占比例较大,如化学工程,包含的研究方向较多。部分代表21世纪化学化工发展方向的研究方向,在很多学校都受到重视,如资源与材料工程,研究方向也比较多。
二、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科集群的创新及竞争优势
本文选择山西省高校做研究,分析其师资力量情况,以分析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集群的创新及竞争优势。山西省作为我国化工3大生产基地,化学化工产业是山西省的支柱产业,化学化工专业是山西省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的学科优势之一。选择山西大学、中北大学、太原理工大学的化学化工学院为样本(见表2),按照前文对学科集群的认识,这些学院都有9个以上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科集群规模。其中论文指该学院教师被SCI、EI、ISTP3大检索刊物收录的论文数。中北大学的数据包含了CA论文。山西大学的数据不包括ISTP论文。专著指该学院教师出版的学术专著数,不包括教材。项目及奖项指该学院教师申请的省部级以上项目、经费及省部级以上奖项。发明专利指:该学院教师申请并且授权的发明专利。3所高校的化学化工学院拥有一定数量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博士学位的教师也占到了较大比例。3所学院教师的科研成果也较为可观,被3大检索刊物收录的论文数量较多,出版了一定数量的专著,申请了一定数量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山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大攻关项目,以及“863”项目,甚至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各1项。中北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承担过“973”项目,获得过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国防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中北大学和山西大学还拥有发明专利十几项。从师资力量来看,应该说学科集群让山西省高校化学化工领域的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使得山西省高校化学化工专业在全国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
三、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学科集群的协同创新模式
山西大学至今已与国内20余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与日本岩手大学、香港浸会大学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及科研单位签订协议,开展交流。在校企合作方面,与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钢铁(集团)公司、天脊集团等大型企业,在产品研发、岗位培训等多方面进行了良好的合作。太原理工大学与山西化工研究所建立了山西省化学工程技术中心,还与山西焦化集团公司等6个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中北大学安全工程系与航天一院、航天三院、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第二炮兵工程学院、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和相关生产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科研项目合作。从产学研合作角度来看,三所高校都与国内外相关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从企业合作的视角来看,在研发方面,与山西省的产业集群密切相关,合作领域主要为新能源技术、环境化工、生物工程与技术。3所高校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集群与山西省的产业集群具有一定的协同关系,构建了学科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创新的模式,围绕着山西省的产业特色,为山西省地方经济服务。
四、我国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集群的路径
从以上3所高校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单个高校某个学科的集群,在3所高校内部相关专业之间建立了学科集群,集群的方式是建立化学化工学院,统筹化学化工各个专业,从多学科、多专业、多研究方向的角度,进行学科集群。关于区域性学科集群,即单个高校与该高校所在地高校、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集群,3所高校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实效。集群的方式是产学研合作,与山西省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从而服务地方经济。关于跨区域性学科集群,即单个高校与该高校所在地之外高校、研究所和企业之间的集群,中北大学有一定的建树,却没有进一步深入。中北大学之所以能够有一定建树的原因是该校原来是部属院校,与其他部属院校具有一定的合作关系。因此,中北大学的跨区域学科集群,仅仅局限于与兄弟院校的合作,还没有进一步深入到与其他省份企业的合作上。
五、结论
第一,我国高校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有87个研究方向,扩散性较强,涉及到了化学化工的各个领域,表明该专业的建设具有学科集群现象,并且已经以建院的形式,完成了单个高校某个学科的集群。第二,学科集群有利于团队建设,从而能够产生一定的创新成果,与产业集群一样,使得高校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第三,学科集群与高校所在地产业集群存在一定的协同关系,也就是说,学科集群首先必须与高校所在地经济发展特色密切相关。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产学研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第四,从学科集群的路径来看,单个高校某个学科的集群已经完成,区域性学科集群也具有了一定的规模,跨区域性学科集群还有待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我们相信,在区域性学科集群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走向跨区域性学科集群。
化工类毕业论文范文二：生物质化学人才培训思考
一、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的需求分析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已跃居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我国能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却严重不足,石油供需约缺口1亿吨,天然气供需约缺口400亿标准立方米。而且,由于清洁利用的技术难度较大,化石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引发了诸多的环境问题。生物质能是第四大一次能源,又是唯一可存储和运输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生物质能将缓解能源紧缺的现状和减少化石能源造成的环境污染。我国幅员辽阔,又是农业大国,生物质资源十分丰富。据测算,我国目前可供开发利用的生物质能源约折合亿吨标准煤。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发展生物质能”。同时,随着化石资源日益枯竭,化学工业的原料也将逐步由石油等碳氢化合物向以生物质为代表的碳水化合物过渡。目前,世界各国纷纷把发展生物质经济作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以生物质资源替代化石资源,转化为能源和化工原料的研究受到普遍重视。政府、科研机构和道化学、杜邦、中石油、中石化、中粮等大型企业争相研发和储备相关技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海南正和生物能源公司、四川古杉油脂化工公司和龙岩卓越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依托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柴油生产技术,相继建成规模超过万吨的生产线,产品达到了国外同类产品的质量标准,各项性能与0#轻质柴油相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我国对以生物质为原料生产化学品(即生物基化学品)极为重视,已列入科技攻关的重点。例如,生物柴油生产过程中大量副产的甘油是一种极具吸引力的非化石来源的绿色化工基础原料。从甘油出发生产1,2-丙二醇、1,3-丙二醇和环氧氯丙烷等大宗化工产品,已经实现或接近产业化。新兴产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核心是人才的竞争。浙江是经济大省和能源小省,能源资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次能源消费自给率仅为5%;而气候条件优越,是我国高产综合农业区,森林覆盖率达60%,生物质资源居全国前列。浙江省乃至全国的生物质能源产业和生物质化学工业的蓬勃发展,对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
二、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的知识结构
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模块是一个新生事物,并未包含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之中。在《专业目录》中与之接近的是生物工程专业。生物工程专业培养掌握现代工业生物技术基础理论及其产业化的原理、技术 方法 、生物过程工程、工程设计和生物产品开发等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专业人才。生物工程专业重点关注围绕生物技术进行的工程应用,而生物质化学工程重点关注通过化学工程技术(包括生物化工技术)对生物质资源进行加工利用的工业过程。可见,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模块与生物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知识体系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人才培养模式仍处于探索之中。生物质的组织结构与常规化石资源相似,加工利用化石资源的化学工程技术无需做大的改动,即可应用于生物质资源。但是,生物质的种类繁多,分别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属性,利用技术远比化石资源复杂与多样。可见,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必须具有扎实的化学工程基础,并熟悉各类生物质资源的特点、用途和转化利用方式。因此,浙江工业大学将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的培养目标定位为:既能把握和解决各种化工过程的共性问题,胜任化工、医药、环保和能源等多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工艺开发、装置设计和生产管理等工作;又能将化学工程的基础知识灵活运用于生物质资源的转化利用和生物质化工产品的生产开发等领域,胜任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化工等新兴行业的工作。
三、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一)组织高水平学术会议,营造人才培养氛围
2007年4月,浙江工业大学与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和浙江省科技厅共同主办了“浙江省生物质能源与化工论坛”。中国工程院学部工作局李仁涵副局长分析了我国能源技术的发展状况,强调了发展生物质能需注意工艺过程的绿色化。浙江省科技厅寿剑刚副厅长介绍了浙江省能源消费状况和新能源技术研发动态,鼓励省内外的科技工作者为改善浙江省能源紧缺现状而努力工作。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回顾了浙江工业大学的发展历程,介绍了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科在生物质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特色和人才培养思路。浙江工业大学的计建炳教授和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蒋福康教授主持了学术交流与讨论。闵恩泽、李大东、舒兴田、岑可法、沈寅初、汪燮卿等六位院士分别从我国发展生物能源的机遇与挑战、我国生物质能源产业发展状况、生物质燃料(清洁汽柴油、生物柴油)利用技术、生物柴油联生产物利用技术和以生物质为原料进行化工生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精辟论述。2009年4月,浙江工业大学承办了“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第84场———生产生物质燃料的原料与技术”。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马淳安教授在开幕式上致辞,介绍了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学科在生物质能源领域开展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重大科技专项咨询专家组组长、浙江工业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生物质能源工程研究中心主任计建炳教授主持了学术交流与讨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两院院士闵恩泽做了题为“21世纪崛起的生物柴油产业”的 报告 ,重点阐释了我国发展生物能源和生物质化工的机遇与挑战。在两次会议上,来自石油化工研究院、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和中粮集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分别介绍了生物质原料植物的选育、生物质原料的收储运物流供应体系、生物质原料的梯级利用、生物质液体燃料的制取技术、生物柴油的生产实践及其副产物综合利用和生产生物柴油的反应器技术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会议期间,闵恩泽院士等人应邀参加了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建设暨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方向建设研讨会。闵恩泽院士指出,迈入21世纪以来,针对日趋严峻的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国家高度重视能源替代战略的发展和部署,新能源代替传统能源、优势能源代替稀缺能源、可再生资源代替非可再生资源是大势所趋;因此,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根据国家发展需求调整学科设置、进一步促进交叉学科的发展也势在必行。闵恩泽院士认为,在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的时代背景下,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化工的产业发展为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方向的建设思路符合当今化工产业的发展趋势。近距离接触学术泰斗,聆听专业领域的前沿进展,极大地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通过组织高水平学术会议,浙江工业大学营造了培养生物质化学工程人才的良好氛围。
(二)理论与实验课程体系
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浙江工业大学将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模块的主干学科确定为化学工程与技术,针对生物质资源加工利用过程的特点,对化工原理、化学反应工程、化工热力学、化学工艺学、化工设计、分离工程和化工过程分析与合成等主干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梳理。此外,增设了生物质化学与工艺学和生物质工程两门专业课程。生物质化学与工艺学重点讲授糖类、淀粉、油脂、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蛋白质、氨基酸等生物质的结构、性质、用途,以及加工转化为化工产品的生产工艺。生物质工程从原料工程学、转化过程工程学和产品工程学等角度出发,为学生讲授生物质资源转化利用过程中的工程原理、工程技术和生产实例。化学工程与工艺国家特色专业综合实验室在中央与地方共建高等学校共建专项资金的资助下,为生物质化学工程(专业)方向增设了酯交换法制备生物柴油和生物质热解制备生物原油两个实验,并在积极筹备开设生物柴油品质测定、淀粉基两性天然高分子改性絮凝剂的制备和易降解型纤维素-聚乙烯复合材料的制备等实验。
(三)实习、实践和毕业环节
生物质化学工程模块依托化学工程省级重点学科和生物质能源工程研究中心建设,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专职教师14人。其中,正高职称5人,副高职称7人,11人具有博士学位,7人具有海外 留学 经历。生物质化学工程模块教师的科研成果成功实现产业转化,与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生物质化学工程模块不断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宁波杰森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温州中科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共建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的合作协议,设立了企业专项奖助学金,拓展了实习实践 渠道 ;还依托化工过程模拟基地,引入计算机模拟实习、沙盘模拟等方式,丰富了生产实习环节的教学手段。同时,生物质化学工程模块修订完善生产实习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根据实习厂和仿真软件编写实习手册,强化对实习的质量监控与反馈,建立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增加“内培外引”师资的力量,加快实习指导师资队伍建设;从实习方式、实习内容、考核办法和师资队伍等多个角度出发,确保生产实习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强化学生的工程意识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生物质化学工程模块教师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科技厅重大招标项目、浙江省科技计划项目和企业委托开发项目数十项。从这些科研和工程开发项目中选取的毕业环节课题,更加贴近科学研究、工程设计或工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能够全面检验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及其综合运用能力,全方位增强学生结合工程实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生步入工作岗位打下良好基础。依托实践教学平台,从“产品工程”的理念出发,选取若干个恰当的产品,串联实验、课程设计、实习、毕业环节和课外科技活动等教学内容,帮助学生理顺知识体系,建立起绿色化学和节能环保的基本理念。以生物柴油为例,核心反应是酯交换反应,可以采用水力空化等技术强化反应过程;产物需要采用精馏方法分离,生产废水需要采用电渗析等方法加以分离;生产过程中还涉及流体流动和传热等问题;生物柴油这一产品可以将多个实验内容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有效降低实验原料的消耗。教学可以选取其中部分内容作为单元设备设计进行,可以将生物柴油生产车间作为化工设计的教学内容,可以选取部分内容作为学科课外科技项目或毕业环节的研究内容,还可以将生物柴油生产作为创业大赛的竞赛内容。学生可以到生物柴油生产企业进行实习,将工艺革新、过程强化和产品工程融为一体,并通过实验室规模与工业化规模的对比,强化工程意识。
汉字起源的研究论文2000字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关于文字发展的学术论文篇二 文字的形成和发展 摘 要：通过对文字起源和形成的简单论述知道了汉字的主要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在汉字的各个时期的演变过程。从而让我们对汉字有更加深入和系统化的理解，正确把握文字发展方向，以便于我们能更好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字。 关键词：文字的起源 甲骨文 金文 小篆 隶书 楷书 行书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有着文化传承的国家。汉字作为中华文化重要载体，它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一、汉字的形成 1.汉字的起源 关于汉字的起源，就像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样有着很多古老的传说。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最有名的要算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然而成系统的文字是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只是文字整理者或编辑者。文字是在劳动中产生的，最初只是一些传递简单讯息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是原始社会晚期被人们刻在或彩绘在陶器上面，还有少量的被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这些符号比殷墟的甲骨文要早的多，它们可以说是汉字的源头。 2.文字体系形成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目前商代文字资料主要是河南安阳殷墟占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上的文字，被叫做“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也最能代表商代的文字特色。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在造字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字构形上看，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象形性，便于理解。 二、文字的发展 当一种成熟文字的体系形成之后，它要想延续下去必然要有一定改变和发展。作为世界上唯一保留至今的古老文字，汉字的发展经过：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这几个过程。 1.甲骨文和金文 距今约3400年前到2700年前的殷周时代，可以称之为甲金时代。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知最为古老的汉字体系，其单字的数量已达到4000-5000个，足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标示吉利，黑色标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于是便被叫做甲骨文。 古文字学家对十万余片中的文字进行研究，发现骨甲文字的结构已由独体走向合体，有了形声字，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四千六百多个甲骨文单字中，已经辨识了一千七百多个。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2.战国文字――小篆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一连串的改革;其中，统一文字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策。整个工作由丞相李斯主持，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以秦国文字作为规范的基础;二是将秦国已有的正统使用的籀文即大篆的形体，加以简省删改，同时吸收民间的字体中的一些简体、俗体字，进行规范。统一后的字为了与原先使用的大篆相区别被称为小篆。秦小篆书迹保留下来的以秦始皇所立诸石最为主：琅邪台、泰山原石及拓本残存，都是小篆很好的体现。 3.隶书 隶书的产生也有一个传说。相传秦朝有一个叫程邈的徒隶，因为得罪了秦始皇，被关在监狱里。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么牌用篆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又创立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欣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在官狱中应用。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且不论这个传说的真假，我们知道隶书是在秦代的时候就产生了，但是他的兴盛却是在汉代。 隶书的出现，是书法史乃至文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此，书法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字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作为书法艺术，它打破了原来篆书单一用笔的局限，而有了十分丰富的变化。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着雄健的力量美。 4.楷书 楷书大约在东汉末年形成，到魏晋时代就逐渐成熟，是对隶书略加改造的一种字体。因其可作为习字的法式楷模，所以叫楷书，也叫“正书”、“真书”。到三国魏钟繇和晋王羲之，进一步规范了楷书的体势，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书体。和隶书比较起来，楷书的线条更平直，字形更加方正。具体说来，汉隶的笔势大多是扁方形状，向外摊开，而楷书笔势则大多是长方形状，向内集中。汉隶的用笔大多带有波折，粗细变化很大，而楷书用笔较平稳，在转折的地方是硬折，粗细变化相对少些。楷书的特点是：用笔规矩、结构严谨、重心平稳。是古往今来很多人习书的首选字体。 5.行书 行书起源于汉代，隶书还占主要地位。因此这时的行书则是隶书的简易流行书体。汉末的行书是隶书的手写体，带有隶意，晋以后的行书，是楷书的手写体，具有楷法。因此行书，则有汉末和晋后之分。东汉的刘德升，擅长这种便于挥运的手写体，写得“风华婉约”，独步当时。其实刘德升所创行书正如李斯所造篆书、秦邈所造隶书一样，只不过是在当时的民间流行书体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改造、提高罢了。行书通过王羲之的推陈出新糅进楷书写法才完美起来。王羲之的《兰亭序》被后世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其书法艺术让人叹为观止。 汉字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这些变化都是为了更方便人们的使用，是一个从复杂到简化的过程。但是，是不是汉字的发展方向就是一味的简化下去呢?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的汉字除了书写交流等使用功能外，与其他文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它的审美功能以及它本身的文化内涵。过度的简化必然会让这些独特的内容缺失，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抛弃。因此，我们只有正确地把握住了汉字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地保护、继承和发展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宝贵文化财产。 参考文献：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6年3月第一版 [2]王世征主编，云志功等著：《中国书法理论纲要》，首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 [3]王镇远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第一版 看了“关于文字发展的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大一学术论文3000字 2. 学术论文的格式及字体要求 3. 关于学术论文怎么写 4. 大学学术论文格式 5. 关于信息的学术论文怎么写
汉字起源的作文（通用6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作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可以分为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议论文。为了让您在写作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我整理的汉字的起源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的其源有种种传说，但多数说法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不过无论谁创造，早起的汉字十分形象。因此我觉得了解一下汉字的起源，就可以了解汉字的构造，减少错别字的产生。虽然现在的一些字失去原来的形态，但是追溯起源，总能找到汉字起源的蛛丝马迹。
我首先了解了“月”的由来：天空中最明显的事物就是太阳和月亮，古人很早也留意到了，所以想把月亮写出来。太阳是圆圆的形状不会变，古人就用“⊙”来表示，但是月亮也用“⊙”表示不是分辨不出来了吗？幸而，月亮的形状是会变化的，有新月、满月、半月等形状，既然不适合用满月的形状，就用新月的形状造了“月”字。甲骨文中的月字不是刚好像一弯新月吗？中国传统的历法，如把月亮的圆缺周期称为一个月，所以与月有关的字还有“期”、“望”等等。
了解了“月”的来历，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汉字无穷的魅力。除了“月”字，我还了解了“船”、“日”、“书”、“羊”。的来历，是我牢牢记住这些字的'笔画，像一年级小朋友看图识字一样，增长了知识，也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古人聪明的才智，让我十分敬佩。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形态优美，内涵丰富，韵味无穷，它总是给人以无尽的诗意与情趣。正是因为有了汉字的产生，才让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得以传承。
屈原用汉字书写了《离骚》，才有了中国最长的抒情诗；司马迁用汉字书写了《史记》，才有了后世的文化瑰宝；鲁迅用汉字书写了《呐喊》，才唤醒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汉字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骚，也让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得以代代相传。
汉字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在没有汉字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通常都是通过结绳记事来记录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的祖先发现这种方法并不能够详细的记录每一件事情，而且还容易出现混淆的局面。他们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记得事情的发生，就想到了用画图的方式来记录事件。
但是图画的方式虽然记录了事情，可是却十分的繁杂，而且还是不能够全面完整的表达他们地思想。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实验，他们发现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形状来表示，于是最早的造字方法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方法就是象形。
但是我们祖先发现象形并不能够概括所有的事件和思想，于是另一种造字方法也产生了，那就是会意法。会意法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字结合在一起，用来表示一种新的意义的造字法。比如两个木合在一起就是林，三个木合在一起就是森，这都是使用会意法造出来的汉字。
渐渐的，我们的祖先发现文字主要是用来记录会话的，他们觉得文字与声音有关，所以就又出现了形声字造字法。
虽然形声造字法出现的最晚，但它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中国有90％的汉字都是根据形声造字法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造出来的汉字，音、义俱全，不仅方便简洁，而且降低了人们实际汉字的难度。
汉字的创造者，我们已经无法追溯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汉字为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笔真正的书写汉字了。想想你已经多久没有用笔来写字了呢？那汉字就要落寞了吗？不，并不是。我们依然欣赏着书法，用汉字书写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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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万年前的原始时代，远古人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意思，后来又学会了用手势，但有些事物用语言和手势是难以表达的，于是有人想出了做记号的方法，可记号太多，容易忘记，后来就用图形表达意思，比如“太阳”就画成一个圆圈的形状，“树”就画成树的模样，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到了这时，需要文字记载的东西就更多了，而光用一些图形符号来表示，显得太繁琐了。于是人们就简化了一些象形字，并把一些象形字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字，让人能更容易看懂。比如把“人”和“木”组合起来，就成了“休”字，意思是一个人靠在树上睡觉。这样又创造出了很多文字，形成了汉字的一个新类型——会意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诸侯国，而这些诸侯国的文字又有所区别，于是出现了一字多义、多字一义的情况，这给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统一使用一种文字——小篆。这种文字比以前的文字简化了许多，但仍有些繁琐，于是民间逐步兴起了一种应急的俗体——隶书。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又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简便美观的文字——楷书。从此以后，汉字就确立了它的方块形态，开始有了间架结构。以后人们又陆续创造了草书、行书等各种各样的字体，也涌现出了像“钟、王”、“颜、柳”、“苏、黄、米、蔡”这些举世闻名的书法家。汉字的发展逐步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而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个数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便于人们查找汉字的工具，像《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等。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字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汉字进行了大胆简化，使人人都能识汉字、用汉字，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汉字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汉字博大精深，千百年来使多少学者为之着迷!今天，老师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汉字知识的课——汉字的起源。 相传，汉字的起源有四种。
第一种是结绳说。古时候人类还没发现文字，但需要记录一些事情，比如：今年又发生了一起战争……，那么人们就用绳子绑上一个结。这就是结绳说。
第二种是八卦说。古时候人们认为天和地、光明与黑暗是融为一体的，于是创造出了这个图案——八卦，在当时，许多巫师用它来算命、占卜……仔细算来，八卦其实也是一种图形，用“—”的不同摆法来表示阵形，而且它仔细看来很像现在的文字，因此人们觉得八卦与汉字起源有关。
第三种就是广为流传的“仓颉造字”。传说有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在记载一些历史时，根据一些事物的特点，创造出了文字。不过，汉字到底是不是这样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第四种比较靠谱，也就是图画说。在多年前，有人发现，在某些岩洞里有许多符号和壁画，有些图画和最早期的汉字颇为相似。现在有人推断，是古代人们为了告诉后代一些事情而画下的。这些图画的发现具有巨大的价值，为后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以上就是四种不同的汉字起源学说。另外，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变迁，汉字也演变出了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等。汉字的魅力让我折服，我对汉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敬佩发明汉字的古人!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今后更要好好学习，将来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汉字的浓厚文化!
这节课真让我受益匪浅！
汉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中国古文里都说文字是仓颉创造的。有的说仓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古书说，仓颉创造出文字后，由于泄露了天机，天上落下来小米，鬼神夜夜哭泣。还有一种传说，说仓颉观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印，启发了他发明文字的灵感。这种种传说都是靠不住的。文字是广大劳动人民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才慢慢的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了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发现了早在6000年前左右，半坡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劾符号和绘画、雕塑、装饰品等艺术作品。半坡人的刻划符号多保留在彩陶上，这可以看做是原始的中国文字。
近年来，中国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墓葬(距今已有4500多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个图像文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这些文字是按照事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所以称为”象形字”。字体的结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因此”象形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已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城市化论文2000字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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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