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论文素材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多样性结构中的—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近百年来，随着湖湘人物在历史舞台上的出色表演，湖湘文化已受到世人的广泛瞩目与确认，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无庸讳言，这些研究虽然数量繁多，名目各异，但距离整体把握和具体把握，似乎还有一定差距。刘旭教授主编的《湖湘文化概论》，就是力图缩短这段差距，从系统思维中走近湖湘文化本质的重要尝试。整体把握的关键是找到一个足以总揽全局的窗口，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本著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像众多学者那样把目光投向事实与现象的表面，而是着重关注那对于文化整体最具有统帅意义的东西——它的灵魂。这一“灵魂”不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是深蕴于整体中的内核，那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并足以“鼓天下之动”的总枢纽——它的基本的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著者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饰、不受拘束的生猛活脱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强力特色，具有鲜明的英雄主义色彩。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一普遍性范畴一旦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就成为—种“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自强不息”是“天行健”的宇宙精神的基本形态，而在湖湘文化中，则将它列为“人极”的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品格。这一概括是极其全面的，也是极其精当的。在此之前，论者常用“湖湘人物性格”或“湖湘文化性格”对此进行概括。对照之下，本著的深度就鲜明地凸现了出来。“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是“湖湘人物性格”形成的内在原因，是—个比“湖湘人物性格”更高一层的概念。诚如黑格尔老人所言：“外延最广，也就是内涵最深……概念愈是高级，它的明确性亦愈大，愈确定，愈发挥，愈深邃，因此它的领域也最广。”无疑，这是湖湘文化研究中的—个历史性的突破，也是本著的第一大贡献。本书的出色之处不仅在于揭示出了湖湘文化最基本的文化精神，而且在于它对形成这—独特精神的独特环境进行了“沿波以讨源，振叶以寻根”的剖析。作者认为，事物最基本的形态是空间与时间，空间与时间是事物运动最基本的外部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事物的性质。就空间而言，湖南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是一块马蹄形的地域。后有重山，前有大泽，在古代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是信息比较闭塞的地方，但另一方面又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地方。环境的艰苦，锻炼了人的坚强勇毅的性格。环境的闭塞，培育了人的独立思考，不随人俯仰的精神。古人所谓“深山大泽，实产龙蛇”，即此之谓。从时间来看，楚人含有古蛮族的血统，后与炎黄文化融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又保有蛮族文化生猛雄健的遗绪。而地域的封闭性，更使这种独特的基因得以绵延不绝。文化的核心是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于是湖湘文化和具有此一文化性格的人就在这一特殊的土壤中应运而生。作者的这一论断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的，因而也是使人信服的。时间与空间毕竟是事物发展的外部条件，众所周知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那么湖湘文化形成的内因究竟是什么？作者高屋建瓴地将它归结为在这一地域上的人的系统运动。这一系统运动的合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著文化，即群苗文化，也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南楚文化。一是中原文化，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湖湘文化就是二者冲突与融会的结果。中原文化的“文雅”与群苗文化的“蛮野”这两大基因的结合，就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的“倔强”、“刚坚”、“峻激”的风格。所谓“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即此之谓。这就是湖湘文化“深湛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然后“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自立”的重要原因。湖湘文化的形成，正是以上诸多因素系统运动的必然结果。著者由此归纳出—条结论：“湖湘地区高山大湖的地理环境，发达的农业经济，各民族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这一系统概括，将湖湘文化的渊源揭示无遗。这是本著的第二大贡献。本书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对湖湘文化的内系统结构的全面揭示上。内系统结构是基本精神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寄附体和具体形态，同样是人们认识的误区。著者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湖湘哲学思想湖湘哲学思想，以宋代胡安国为开创者，历胡宏、张拭、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以至毛泽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以理学的道德精神与经世致用的实事实功相结合，这种学术文化的特色一直延续到近代……近代史上湖南人才辈出，虽然他们的政治立场可能很不相同，但其讲理想、重经世的学术文化风格却是—致的。”湖湘文学艺术禀承着屈原忧国忧民的文学传统和胡安国“经世致用”的哲学传统，湖湘文学艺术具有“文道合一”的明显特点。以曾国藩为首的“湘乡文派”，就是此一特色的代表。这一特点，在毛泽东身上也鲜明地反映出来。湖湘史学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也在湖湘史学中反映出来。湖湘史学具有以下明显特点：一、经史并重。以经义作为批判历史的最高依据，述史是为了阐发经书义蕴，阐发经书内蕴是为了维护历史传统。二、说古是为了道今，批判以往是为了针砭时弊。研究历史并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检讨兴亡教训，寻求国家中兴和救亡图存的历史借鉴。“这种为经世致用而重视史学的精神，为当前政治服务而重视史学的传统，影响了湖湘史学的发展方向。”湖湘教育湖湘教育大兴于宋代，历时千年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岳麓书院就是此一传统的见证与代表。湖湘宗教任何宗教都具有双重的属性。一方面，它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文化的其他形态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是自然力量与社会力量在人的意识中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出于前者，湖湘文化对宗教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南岳大庙中的佛道儒共处就是典型事例。对于后者，湖湘文化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湖湘学者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开始，都主张“入世”，坚持“实学”，强调“学以致用”，所以都从社会学与认识论的角度对宗教进行过批判。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阴谋活动，抵制尤力。湖南是我国近代“教案”最多的地区。抵制洋教成了全地区的一致活动。湖湘民俗民风湖湘是我国民族最多的地域之一。在漫长的岁月里，各个民族由于历史沿革、居住地域、生产方式和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孕育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和民族风情，又互相渗透，彼此影响，汇合而成一种个性鲜明独具—格的湖湘民俗文化。湖湘科学技术由于对实践与实用的重视，湖湘科学技术素称发达。早在商周，青铜冶炼已具相当规模。近代的锑都，更为全国冶炼之冠。马王堆出土文物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它们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将湖湘文化独特的科学品格尽现无遗。以上诸多方面，将湖湘文化的基本精神，实化为具体的存在方式，真正达到了列宁所说的“真理总是具体的，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那种“多样性的统—”的境界。这种严密、精审的“具体”剖析，是极具有说服力的，对于矫正当前肤浅的学风来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1、主题背景音乐选用韶乐——反映上古尧舜执政为民天地人和。2、高举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彰显楚文化的核心。3、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等文化高台4、诸如曾国藩、谭嗣同等近代史名人5、中国革命先驱毛泽东、何淑衡、蔡和森等6、有关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会可以到网上喳喳！

刘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

一、湖湘水文化概述

《管子·度地》：“故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泄，因大川而注焉。”水是人类生命之源、水文化与城市交通关系很大，人类文明起源于水，人与水紧密相连、相辅相成，人顺应了水势，获得生命的基本条件和生活的便利、安全，水通灵了人性，承载了人的思想、艺术和精神，构造成水文化的基石。

潇湘是湘江与潇水的并称。多借指今湖南地区。我们将隶属于长江水系的湖南洞庭湖以及湘、资、澧、沅四大水系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称潇湘文化，亦即湖湘文化。潇湘文化是自春秋时期长江中游最早发展的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朝诗人杜甫《去蜀》诗云：“五载客蜀鄙，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宋朝诗人陆游用“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的诗句来称赞潇湘地区人杰地灵、如诗如画的美景。

潇湘水文化主要集中城市为岳阳、武昌、长沙、永州、常德等地。所谓水文化，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关于如何认识水、治理水、利用水、爱护水、欣赏水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历史的长河中，潇湘文化结合当地不同的经济人文、风俗民情形成不同类型的水文化。潇湘地区是一片文化艺术的热土，自古以来文风鼎盛，人文荟萃。有古代战国时期汨罗河投江殉国的士大夫屈原，更有当代挥斥方遒的建国领袖毛泽东；有“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江畔岳麓山下千古文化流传的岳麓书院，更有让范公感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四大名楼之一岳阳楼……

二、湖湘水文化之景观篇

（一）潇湘八景

潇湘八景之说，起于唐宋之际。其最早的记载，见于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谓“八景”，即“潇湘夜雨、平沙落雁、烟寺晚钟、山市晴岚、江天暮雪、远浦归帆、洞庭秋月、渔村夕照”，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中、下段。“江天暮雪”是描述长沙市橘子洲冬天的景致。

在历代文学家、书画家的艺术浸染中，在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中，潇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文化概念。古今中外，无数的潇湘画卷均可谓“画中有诗”，而浩繁的潇湘诗作也同样“诗中有画”。先人的诗句触发了后人的丹青灵感，古人的画作熏陶着今人的诗情文心。对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艺术家来说，“潇湘八景”已成为他们表达心境的手段和寄寓情感的依托。而诗画合一、物我交融的“潇湘八景”也不再是具体的八道风景，更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艺术符号，一个能够唤起人们无尽审美感动的触媒，一个可以引发人们无数玄思妙想的契机。

八种景致就如同岁月冲刷之下淘沥出来的八粒金砂，凝聚着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的心血与灵性。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东京大学教授芳贺彻将中国古人对八景的选定过程称为“风景的洗练”过程，指出“‘潇湘八景’作为画题具有诗的观念性和包容性，因此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的变动而生存下来”。

如今有些部门为了发展旅游业，将八景指定为回雁峰、清凉寺、昭山等景点，以吸引人们“到此一游”。这无疑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也助长了经济对艺术的冲击。实际上，正因为“潇湘八景”的八个命题本身缺少确指性和限定性，才为艺术家的自由想象准备了广阔的空间，也为他们的多种诠释提供了充足的余地。

（二）“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洞庭湖地区吸纳沅、湘、资、澧四水及其他中小河流共九条于其上，自古以来即为肥沃的低洼之地。宋朝范致明在《岳阳风土记》中引《山海经》言：“洞庭，沅澧之交，潇湘之渊，是为九江之门。”《战国策》云：“秦与荆战，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读史方舆纪要》说其“横亘七八百里”，程恩泽《国策地名考》（引《巴陵旧志》）说其“横亘七百余里”，诸说皆志其大。时至今日，仍承“八百里洞庭”之说。

洞庭湖吞吐壮盛之貌与横无津涯之势，亦波撼着历代文章题咏。该地区远古湖湘先民拥有卓绝智慧并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对于喜借外物以抒己意的庄子，这片地区简直就是启发其哲学智慧的源头：“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洞庭湖地区许许多多的山川、地名和草木鸟兽等物产，成为人们体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自然载体。湖湘先民的文明智慧甚至启动了国内南北文化交流扩散。而洞庭湖畔，最为著名的便是岳阳楼了。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前瞰洞庭，背枕金鹗，遥对君山，南望湖南四水，北眈万里长江。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誉，与江西南昌的滕王阁、湖北武汉的黄鹤楼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北宋范仲淹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岳阳楼著称于世。除了范公登岳阳楼游览洞庭湖抒“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怀外，唐朝的孟浩然用“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将洞庭湖波澜壮阔描绘得淋漓尽致（《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杜甫“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感叹“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不禁“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刘长卿亦是愁，“楼前归客怨秋梦，湖上美人疑夜歌。”“终期一艇载樵去，来往片帆愁白波。”（《岳阳楼》）；李白则“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从而“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展露诗人自己豪爽快意之态（《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三、湖湘水文化之人文篇

（一）毛泽东——橘子洲头咏叹调

生在芙蓉国湘江流域的毛泽东，他的童年到青年时代是喝湘江水度过的，绿水青山培养了他的艺术天性、悟性和灵性，春看细雨，夏品涛洪，秋展满江，冬赏冰雪。水，成了毛泽东作品中十分重要的意象。毛泽东诗词中描述的水很广泛，从江河海水写到雾雪冰凌。咏江有“万里长江横渡”、“漫江碧透”、“龟蛇锁大江”；咏河有“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咏海有“饮茶粤海未能忘”、“白浪滔天”、“颠连直接东溟”；咏湖有“洞庭波涌连天雪”；咏雨有“红雨随心翻作浪”；咏雪有“万里霜天红烂漫”；咏雪有“长空雁叫霜晨月”；咏冰有“千里冰封”、“已是悬崖百丈冰”，等等。他是当之无愧的写水的杰出人物、咏水诗词的巨匠。

位于湘江长沙段江心的橘子洲，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型自然内河沙洲，宛如彩带，风貌独特。此地四季风光各异，春来，明光潋滟，沙鸥点点，芳草萋萋；夏日，浓荫蔽日，杨柳依依，河风习习；秋至，清香一片，红橘满枝，层林尽染；深冬，凌寒剪冰，江风戏雪，别有韵致。1925年的寒秋时节，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重游橘子洲，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橘子洲更是声名大噪。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毛泽东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豪情曾经给我们这一代人以极大的人格感召。他青年时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水，议论国事。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毛泽东不但爱国爱家乡爱人民，同时他的宏大气魄以及他多姿多彩的人生改变了中国的命运。1961年他曾经写道：“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并感叹这种境界为妙哉，妙哉！体现了他对潇湘大地的垂爱。他在《七律·答友人》的诗中写道：“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斑竹意指湘妃湘夫人，在毛泽东的笔下，湘江水、洞庭波，令人如此倾醉，不由在橘子洲头咏叹自己的旷世情怀。

（二）沈从文——沅水江畔的流水叮咚

在湖南的现代作家中，特别擅长于书写江水美景的最杰出的代表便是沈从文先生。沈从文是从湘西大山里走出的作家，离开家乡多年最令他想念的是山中那条清澈见底的河流和像河水一样明净清纯轻灵活泼的山中女孩翠翠和那些同样心地善良淳朴如山中溪水的山中百姓。

湘西拥有那样美丽的风光：清莹的河水映出水底凌乱的碎石；微风吹过竹林，发出沙沙的轻响；乳白色的雾霭腼腆地在薄暮的夜色里飘浮……景致柔美而宁静，远离都市的喧嚣与浮华，有一种出尘而卓然的清丽，似林泉深处悠然飘出的牧歌。《边城》里的人情亦如水，却不是如水样淡薄，而是一如湘西的河川明澈纯净。

沈从文善于写“水”，善于表现“水”，无论是显性还是隐性的“水”在其作品中都随处可见，他笔下的水是有灵性的，“水”作为其文学作品的精神文化原型，渗透着作者孤独情结的生命体验，并从中可探寻潇湘文化在湘西这片土地上对沈从文影响的传承性，有着超现实的价值意义和审美取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湘西水域独到的“水文化”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不可小视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多的文人骚客有这样的理想情怀，心胸气概，自然之水一旦被文人笔墨渲染，其就有了审美的意味、有了思想与灵魂，自然之水便成为了审美之水、文化之水。

四、结语

水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湖湘文化的核心要素。湖湘地区作为水乡泽国、鱼米之乡，河湖密布，水域发达，千百年来人们与水建立起了不同寻常的关系，人文地理也因水发源，社会经济因水而兴。湖湘水文化作为我国区域水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湖湘的水文化就是潇湘人民长期与水共生共荣中的一部历史画卷，是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开拓创新、勇于拼搏治水精神的体现，也是潇湘作为文化之邦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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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毕业论文

社会工作毕业论文致谢

大学生活又即将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生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怎样写毕业论文才更能吸引眼球呢？以下是我整理的社会工作毕业论文致谢，欢迎大家分享。

千古长沙，湖湘文化，大泽深山，湘水源远。三湘弟子通晓时务，千年学府钟灵秀，四水书生经世致用，百代弦歌贯古今。

楚湘福地，心之向往，得偿求学于斯地，幸也。然冬雪难留，时维三月，别期忽至伤离别。撰文之际，回顾三载学涯，上下求索略有所得，亦多欣喜。感恩贵人助我斩荆棘，敦促勤勉，携我向上。

明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首谢恩师XX教授，X教授德行高才，授业解惑，润物无声，不吝相授。时常教诲学生多读书以治学。毕业论文选题之初，卢教授躬身亲授，定题目，理思路，为我指明研究方向，引我上路。承蒙赐教，终身无忘。再谢XX大学诸位师长，开明智，倾囊相授。待学生如子，不论学习生活，无微不至。

五世修得同窗读，后谢同窗之友。初来乍到，异乡他客多不便，窘迫之际，热心帮扶，相亲相勉。点滴日常，共赴课堂。闲时课余，交流思辨之所得，相携秀水青山间。一别南浦，不知何日再得相见，万望得偿所愿，顺遂平安。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四谢我的知己——XXX、XXX，相识八载，亦如初见。颓败无力之时，振我精神；踯躅不前之刻，予我后盾；精神得意之中，与我同喜。孤帆难入沧海，独酌怎得和乐？飞鸟振翅于天，风雨皆是历练。云外天际尚远，起起落落常伴。

最后厚谢我的父母，舐犊情深，春晖寸草，从蹒跚学步，到燕南千里。昊天罔极，事事躬亲。怜我饮食不惯，千里邮寄补给，日日问询平安，殷殷期望早日学成归来。另外感谢我的男朋友，撰文之时，常敦促勤勉。知我怜我，知子之来之，愿共御以琴瑟。

纸短情长，有感而发。聚散终有时，还望诸位安好。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有幸得以在XX大学求学三载，受熏陶于千年学府文化底蕴，得教诲于授业恩师循循善诱，受鼓励于同窗好友陪伴左右，亦沉醉于岳麓山早樱红叶。犹记得初入学府，踌躇满志，一心修得经世之才，以法律之绳伸张人间正义。须臾间，千百昼夜，终学有所成，故谢于四方。

一谢父母，生我育我，护我拥我。感谢父母25年前赠与我生命，让我在温暖幸福中健康成长。感谢父母言传身教，教生性顽劣的孩儿懂礼明理，让我能一直心怀正气立于天地之间。感谢父母护我身侧，虽未常伴左右，却始终能感受父母的宠爱，让我能始终葆有最纯粹爱与善良。感谢父母对我永远的支持和理解，遭遇挫折时做有温暖港湾，向前奔跑时无后顾之忧，始终勇敢追逐自己的人生。二十五载，孩儿尚未尽孝，反累父母为我操心受怕。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愿父母身体康健，福寿延年。

二谢恩师，授业解惑，受益终身。特别感谢我的恩师屈茂辉教授，本篇毕业论文是在恩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受困于资质愚钝，所学不及老师万分之一，文章有不足之处，深感羞愧。求学三载，感念恩师于我困顿迷茫之时，以调侃之语，劝我迷途知返，指明前行方向，提醒我多读书。感谢法学院所有老师，对我寄予厚望，传道授业解惑，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教我博学如海的专业知识，授我踏实严谨的务实精神，传我审问慎思的人生态度，赠我明辨笃行的处世箴言，使我受益终身。学生必谨记恩师教诲，继往余生。愿恩师万事顺心，幸福安康。

三谢好友，同窗相伴，永生铭记。同窗相伴，相交相知，互利互勉，结伴而行。感谢XX师兄、XX师兄对论文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XX师兄、X师兄、XX等各位同门师兄师姐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对我的包容与照顾，感受到屈门大家庭的温暖。感谢我的好姐妹XX、XXX在过去三年里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感谢同门X、XX等同门在论文撰写期间对我的鼓励与帮助，让我能坚持写完这篇毕业论文。感谢陪伴我走过人生最精彩部分的人，是你让我知道前行之路，虽然艰苦但不孤独。三年同窗，无论何时，总伴左右，临近离别，万般不舍。然聚散终有时，何处不相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愿好友前程似锦，一往无前。

四谢自己，过往已矣，前路可期。我虽资质愚钝，好在坚持不懈，虽未成功，但有成绩。如今迈出校园，前路漫漫，切勿懈怠，艰苦奋斗。当谨记教诲，以已之所学，达已之理想，终不负所望。愿自己勤勉攀爬，初心不改。

胸中感激，难以尽付笔端。铭记于心，结草衔环。

人在光阴似箭流，校园时光即将结束，记忆仿佛仍停留在开学之际，转瞬便迎来毕业。这两年的研究生生活过的很充实，老师将自身所学倾囊相授、为期半年的法律实践学习，我如一棵小树苗从中汲取养分。

毕业论文的完成，我首先想感谢XXXX和老师们，没有学院提供丰富的图书、数字资源，我的写作将如无根之木，风吹即倒；没有老师们的细心指导，我的精神世界将如贫瘠之地，缺乏知识的养分。在此，我感谢导师XX老师，他的谆谆教诲让我明白资料准备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也让我理清了论文写作的思路。同时，我非常感谢XX老师对我的论文所提出的修改意见，陈老师严谨细致，查看初稿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有如醍醐灌顶，让我明白了论文存在的问题。

我还要要感谢我的室友和同学。同处一片屋檐下，大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会互相进行督促，给予鼓励。特别是XXX同学。在论文开题阶段，XXX同学与我讨论梳理了论文的争议焦点，寻找论文的创新点，让我对论文的写作方向更加明确。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家人。论文写作正值新冠肺炎期间，你们的支持和鼓励让我能够静心学习，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

苍天予年岁，不应虚此生。在此祝愿母校的明天会更好！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称之为湖湘文化。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湖湘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文化。身在其中的湖南人，都无不深受她的影响，接受她的洗礼，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打上她的烙印。对于许多湖南人来说，他们都因有这一文化的深厚底蕴而骄傲，而自豪。正是有了这一文化的熏陶，那些走南闯北的湖南人，才能演绎出自己光芒的人生，并为世人所敬仰，从这一意义上说，湖湘文化又超出了她的地域，成为了中国乃至世界所关注的文化。" 南下的中原文化，在文化重心南移的大背景下，湖南成为以儒学文化为正统的省区，被学者称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儒学正统特色，无论是周敦颐、张南轩，还是王船山、曾国藩，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追求，都是以正统的孔孟之道为目标；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常使我们体味到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妙处，"诚"、"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蛮民的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质直、刚劲的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体现了他对这种二重文化组合的自觉运用。三重演进与湖湘文化的因缘。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以后。历史上，湖南“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是一块"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的荆蛮之地。那么，在这块"四塞之地"上如何会形成以中原文化为主要源泉的湖湘文化呢？两宋之时，中国文化发生了三项重大演进，这三重演进对湖湘文化的兴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继先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两宋时期兴起了理学文化思潮。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思潮，理学的主要特点在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综合。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要求重新解释儒学经典，力图使儒家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得以振兴。另一方面，它又大量汲收、综合了佛、道两家的宇宙哲学和思辩方法，将其补充到儒家学说中去，将儒学发展为一种具有高深哲理的思想体系。由于理学能够振兴儒学，发展儒学，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需要，故很快成为了一种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直至延续到晚清时期。魏晋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均在北方。代表中国文化主体的中原文化本来产生于北方，自东晋以后到两宋之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南移，而文化也随之南移。特别是由于北方的一些游牧民族不断地骚忧，出现了两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靖康之乱，致使中原地区战火不绝，这迫使中原人士纷纷南下。于是，向来居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方的地位开始下降，而南方在经济、文化方面逐步崛起。到两宋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已经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到了靖康之乱以后的南宋，有名的文人均在南方从事文化教育活动，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省成为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派、建立了许多著名的书院。两宋时期中国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学术现象，即儒学演变为一个个具有地方特色、历史传承的地域学派，这便是所谓的"儒学地域化"。两汉时期儒学亦很鼎盛，但兴盛的契机是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就成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意识形态。根本上来说，汉代儒学是一种统一的儒学。宋代复兴儒学的思潮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文化思潮，它不是通过中央或地方官学，主要是通过地方的书院来开展学术研究与传播。一批批立志于重振儒家信仰、重建儒家知识体系的新儒家学者集聚于各个地域的不同书院中，潜心著述、授徒讲学。于是，一个个具有各自学术传统、思想特色的地域学派就形成了。在北宋时期，有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兄弟的洛学；到了南宋，又有了朱熹的闽学、胡氏父子及张栻的湘学、陆九渊的象山学等等。理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更具有综合性的新儒学的文化形态出现，又由于文化重心南移和儒学地域化，必然使这种以儒家为核心、综合释道的文化形态在南方繁衍、发展。最终，中国文化的这三重重要演进促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地方学术形态-----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崛起，并在日后大放光彩。

湖湘文化是华夏文化姹紫嫣红园地一朵绚丽的奇葩，它渊远流长，缤彩纷繁。“惟楚有材”，一代又一代杰出人物，宛如璀璨群星点缀在三湘历史的长空。他们既受到湖湘文化的哺育和陶铸，湖湘文化又因他们而得到传播和弘扬。晚清重臣左宗棠就是这个星群中耀眼的一颗，他的事功得益于承继湖湘文化传统，而他的经世思想又为湖湘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历史上的湖湘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家以内圣外王为修身为政的最高理想，以经世致用为价值取向，主张道德培养与事功追求的统一。与中国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经世思想传统在湖湘文化中表现特别突出。开创湖湘学派的宋儒胡安国，潜心研治《春秋》，奏称：“〈春秋〉大典，见诸行事，非空言比。”他著《〈春秋〉传》，便是出于“思济艰难”、感慨时事的现实需要〔1〕。胡安国子胡宏同样关注现实，志在经世，“口诵古人之书，目睹今日之事，心维天下之理，深考拨乱致治之术”〔2〕。张栻曾在碧泉书院师事胡宏，他他主持岳麓书院，反对以应付科举、猎取利禄为教育目的（“为决科利禄计”），以浸淫词章为教学内容（“习为言语文辞之工”），明确提出书院培养人才的目标，在于“传道以济斯民”〔3〕。岳麓书院传习理学，而以经世致用的学风著称于世，集中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及至近代，封建王朝步入末世，中国面临千年未有的变局，贺长龄、贺熙龄兄弟、陶澍、魏源等一批湘籍士大夫倡导经世致用，成为了19世纪中叶勃兴的今文学派一支中坚力量。陶澍主张“通经学古而致诸用”〔4〕。贺长龄委托魏源编纂煌篇巨制《皇朝经世文编》120卷，倡导经世，呼唤改革，“三湘学人诵习成凤，士皆有用世之志”〔5〕，这部著作为湖湘文化吹拂起一派新风。魏源是晚清经世派的杰出代表，针对当时社会文恬武嬉，日趋腐朽，他深叹：“愤而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6〕他和龚自珍在那“万马齐喑”的“可哀”时代，热切呼吁“自改革”〔7〕，振聋发聩，经世致用的思想传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左宗棠深受湖南乡邦先贤经世学风的熏陶。他早年就学张�创办的长沙城南书院，师从书院山长贺熙龄，并且参加岳麓书院所设湘水校经堂的学习和课试。贺熙龄“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尤加器重〔8〕，赋诗赞许他“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在诗题注云：“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9〕左宗棠也深受贺长龄和陶澍的感染，有机会饱读两家丰富的藏书，经世学识大为增进。他因贺长龄之托，在陶家作塾师八年，胡林翼说他“在文毅（陶澍）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议论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尤为近日楚材第一”〔10〕。贺长龄勉励他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勿苟且小就，自限其成。”〔11〕陶澍见他言论志向，也期许他“将来勋业当在我上”〔12〕。左宗棠对魏源更是服膺备至。他不但推崇《圣武记》“诚著作才也”〔13〕，而且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实则龚博而不精，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14〕。�左宗棠早岁便怀经邦济世的志向，三次会试不第，写诗述怀：“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15〕他写下一副“志趣固不妨高”的名联激励自己和子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16〕科场偃蹇坎坷并没有令他灰心失意，避世隐居，相反地，他“益屏弃词章之业，刻厉于学”〔17〕。他曾自述：“山居无事，正好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篇》、《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18〕他钻研地理，绘制舆图；精读农书，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涉足军事学，探讨历代兵事；他还关注荒政、盐政、河政、漕运和时局形势。他痛感宋学空疏，汉学繁琐，嘲讽当时许多士子“博极群书，不知五谷；宁奔走于风尘，而怠荒于稼穑；名为学者，实等游民”〔19〕。左宗棠继承湖湘文化经世的传统；“穷经将以致用”〔20〕，是他治学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奠定日后功业的思想基础。�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重在身体力行，不在空谈玄理。尚践履、重躬行，是湖湘文化基本精神所在。胡宏说：“学即行也。”“学也，行之也，行之行之而又行之。”“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21〕张栻说：“学贵力行。”“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22〕王夫之同样强调“君子之道，力行而已”〔23〕；“知而不行，犹无知也”〔24〕。�湖湘学者这种重践履、躬力行的务实精神，表现在内圣、外王两个方面。它既包括个人的人格修养，也包括应用世事的政治实践。修德和立政的统一，以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修身的圭臬，以经邦济国作为应世的目标，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济，是湖湘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陶澍认为为学“唯以实而不以华为能”，“有实学斯有实行，有实用”〔25〕，他主政两江，革除弊政，整饬吏治，推行漕务、盐政、河工等方面的改革不遗余力。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26〕他指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7〕。联系实际，务实力行，是湖湘文化可贵风格的具体表征。�左宗棠告诫子侄：“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于家何益？非惟无益，且有害也。”“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28〕实事求是的精神贯穿在他一生的政治理念和实践中。前已述及，左宗棠早岁僻处山乡，即已致力于经世学问的探讨，出山以后，晚清的政治社会条件更为他提供了施展经世抱负的平台。张栻云：“儒者之政，一一务实。”〔29左宗棠正是认真务实的儒者：他总督闽浙，察吏惩贪，兴利除弊；经营西北，修渠、治道、筑堡、栽树；主政两江，治理淮河以灌田济运，增复盐引以裕课便民，增制船炮以加强防务。凡此种种，都表明他为政一方，关心民瘼，致力于办实事，求实效，绝去浮靡，不务粉饰。他促成新疆建省、台湾改制，也莫不是从他对西域边疆和东南海防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建议试造轮船奏中称：“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30〕他以“求是堂艺局”命名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表明他对实事求是精神的追求。在《〈海国图志〉序》中，他进一步阐述“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乃是西方科学技术“日新而月有异”的根本原因〔31〕，表现出对西方务实学风的高度赞赏。直到临终遗疏，他还在呼吁“上下一心，实事求是”〔32〕。左宗棠的整个政治生涯凸现了湖湘文化这种浓烈的务实精神。�经世思想既然要求面对现实，而现实却非一成不变，停滞不前，它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通经致用必然要求因时制宜，与时俱进，摈斥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求新求变的变革精神始终贯穿于湖湘文化传统。王夫之将变革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说：“道莫盛于趋时。”〔33〕“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34〕魏源说：“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35〕他鼓吹：“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36〕这与胡宏“大变革之者，其功大；小变革之者，其功小；不变革者，必沦胥以亡”〔37〕，前后呼应，如出一辙。魏源根据西力东侵、国门开启的新形势，向国人介绍世界知识，提出筹海制夷的纲领，将经世与变法、变法与学习西方结合起来，将晚清经世思潮提高到新的阶段。�左宗棠同样强调中国要变法图强，就必须向西方学习。他十分形象化地阐明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的必要性：“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的结论是：“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38〕他截铁断钉地指出：“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39〕��突破传统的巢穴，冲决固有的桎梏，变革要求勇于进取、敢为人先，这种勇敢开拓的精神是湖湘文化又一熠熠生辉的亮点。向西方学习，除了需要敏锐的思想认识，更需要力排众议、摆脱阻力的勇气和魄力。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在他们的时代，顽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之类论调，依然充斥朝野上下的舆论〔40〕。向西方学习，——虽然还只能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器物层次，但它反映了时代的迫切要求，是当时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魏源在举世以谈洋务为耻的氛围中，突破“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力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自诩是魏源主张的继承者，将自己试造轮船看作是魏源主张的实践——“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41〕。他说，“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他乐观地预见，学习西方的风气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馀。行之数年，……尚何外侮之足虑乎。”〔42〕左宗棠创建福州船政局，与曾国藩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同为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嚆矢；福州船政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学校；他设立西安机器局、兰州机器局和甘肃织呢局，在落后的西北，揭开了工业化的序幕；他第一个用机器凿井、治理泾河，则为中国水利近代化的先声。左宗棠大胆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拓创新的精神使他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共同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湖湘文化这种勇于任事、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和湖南人坚强不磨的刚毅性格分不开的。湖南人的性格，《史记》言其“剽悍”，《隋书》谓为“劲悍决烈”〔43〕，近代梁启超则称“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44〕湖湘文化培育出来的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45〕。这种性格在左宗棠身上有鲜明的体现。他恃才傲岸，好胜负气，尝自称：“仆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46〕他自比诸葛亮，治军事与郭嵩焘以“老亮”、“新亮”相称〔47〕。1859年初，左宗棠起用之前，咸丰帝和郭嵩焘有一段对话，鲜明刻画出左宗棠的倔强性格。咸丰帝问：“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想系功名心淡。”郭答：“左宗棠自度赋性刚直，不能与世合，所以不肯出。”咸丰帝说：“趁此时人尚强健，可以一出办事，也莫自己遭蹋。汝须劝劝他。”郭答：“臣也曾劝过他。他只觉自己性太刚，难与时合。”〔48〕左宗棠雄杰自喜，俯视流辈，特立独行，大开大阖。他年近古稀，犹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率兵西征，豪迈不减当年。曾、左晚年不和，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写了一副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挽联既颂逝者、又复自谴责。虽然两人“所争在谋事之大，而不及其私事”，左自称“晚以议论时事，两不相合”，彼此“非好相攻击也”〔49〕。《花随人圣庵摭忆》作者云：“予颇疑曾文正为一极深沉有心术之人，性毗阴柔，实师黄老。而左文襄则为阳刚，好大言出奇计之人，但粗豪耳。两人赋性绝不同，故不易��合。”〔50〕性格的差异毕竟也是两人不和的一个原因。�湖湘文化激荡着爱国精神，绵延不绝，它推动湖南仁人志士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这种爱国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远溯屈原，屈原孤愤沉湘，《离骚》哀叹：“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屈原以“皇舆”指他所忠爱的楚国。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张�和他的岳麓弟子，也都力倡民族大义，坚决抵抗金人南侵。“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惜乎姓名多无考。”〔51〕明清之际，王夫之奋举义旗，抗清救亡；其后隐居荒山，通过著作对朱明覆亡作理性反思，抒发眷念故国的沉痛情怀。�在崇尚理学的湖湘文化熏陶下，左宗棠心目中的爱国也是等同于忠君，他的爱国思想与理学坚持君君臣臣的封建伦理纲常联系在一起。正是为了维护清皇朝的统治，他效力朝廷，成为残酷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的一名主将。然而在他的时代，列强步步进逼，民族危机严重，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独立，成为时代主要的历史任务。外国侵略和边疆衅端，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君国之忧”。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只是一名偏僻山乡的私塾教师，却密切关注战局发展。他在写给老师贺熙龄的信中一再诉说，自己“埋头牖下，如蛰瓮中，军中议论，末由闻问”，见到“洋事支离至此，令人愤懑”；“山居无聊，言念时艰，不胜愁愤”〔52〕。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丧权辱国，为他“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53〕。他痛斥琦善“奸谋误国，贻祸边陲”，主张将其斩首，“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54〕；一直到40年后，他仍然愤慨于“洋务实坏于伊手，固为正论所不与”〔55〕。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在湖南巡抚幕府，他同样痛心疾首英法联军侵犯京畿：“夷务屈辱至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56〕《北京条约》签订后，他说：“銮舆返宫，根本幸尚无恙，然辱甚矣。”〔57〕痛恨之情尽显笔端。俄国侵占伊犁，新疆危急，他已年逾六旬，衰病侵寻，依然义不容辞西出玉门，他在给刘锦堂的信中写道：“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58〕南疆底定，他表示：“吾辈数书痴一意孤行，独肩艰巨，始愿亦何曾及此！而幸能致之者，无忌嫉之心，无私利之见，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耳”〔59〕。这与他一向服膺的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或福趋避之”崇高的爱国精神先后辉映。中法战争时期，他奉命与彭玉麟筹划海防江防，他告诉家人：“我与彭宫保（彭玉麟）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60〕他感慨海上用兵以来，“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文如林则徐，不幸为忌者所间，武如陈化成，以身殉国，上奏表示：“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61〕拼命疆场、视死如归的气概。他的诗句：“人生堕地必有死，死者体魄同蜕委。所贵浩气万古存，能塞苍冥立人纪。”〔62〕这不禁使人联想起文天祥千古绝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它们同样是对浩然正气的讴歌。�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此时《中法和约》刚签订不久。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令衰朽残年的左宗棠满怀悲愤，终生遗憾。他在遗折中写道：“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生平，不能瞑目！”他分析战后形势，指出各国虎视眈眈，“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愈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之今日而不可得。”他再一次呼吁：“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移不急之费以充军食，节有用之财，以济时艰”〔63〕。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表现出无限的关注和深深眷恋。�左宗棠的经世思想表现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为了挽救皇朝命运，追求国家富强，他务实求变，开拓进取，发扬了儒家匡时济民的经世精神。他的毕生事功使经世致用、开拓求新的湖湘文化光大发扬；他不但在言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引进西学，将西学融入传统经世之学，更赋予湖湘文化以新的时代内容。�虽然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倡导者一样，是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引进西学，他们学习西方，只是停留在器物层面，没有也不可能触及封建政治体制，但是它毕竟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使中国终于跨出了闭关锁国的门槛。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突破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藩篱，在批判洋务运动的声中蓬勃兴起。是湖湘文化又一次以其求新求变和爱国精神，使继洋务运动而起的维新运动在湖南大地上生气勃勃，如火如荼，走在全国的前列；湖湘文化的传统得到了又一次新的发展和张扬。�一位左宗棠传记的作者说：“时代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他所处的时代。”〔64〕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湖湘文化造就了左宗棠，而左宗棠也没有负于培育他的湖湘文化。��注释：�〔1〕“胡安国传”，《宋史》，卷435，列传194，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7册，第10074页。�〔2〕“书·与吴元忠四首”，《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7—108页。�〔3〕“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10，第1页。�〔4〕“尊经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5〕“近代人才之培植”，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308页。�〔6〕“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7〕龚自珍“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页。�〔8〕左孝同《先考事略》，引自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8页。�〔9〕“舟中怀左季高”，贺熙龄《寒香馆诗钞》，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卷4，第3页。�〔10〕“上程晴峰制军（�采）”，胡林翼《胡文忠遗集》，同治三年（1864）武昌节署刻本，守黔书牍，卷2，第31页。�〔11〕“请将前任云贵总督贺长龄事绩宣付史馆并准入祀湖南乡贤祠片”，《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12〕李伯元《南亭笔记》，卷8，江苏古籍书店2000年版，第103页。�〔1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0页。�〔14〕“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15〕“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56—457页。�〔16〕“联语·331家塾”，《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9—470页。�〔17〕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7页。�〔18〕“与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19〕“与张玉夫”（丙午），江不平校订《左宗棠家书》，上海中央书店1935年版，第9页。辑入《左宗棠全集·附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5页。�〔20〕“会试文·癸巳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06页。�〔21〕“知言·中原”，《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6页。�〔22〕胡广等纂修《性理大全》，卷49，第4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3061页。�〔23〕“论语二十”，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4，《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998页。�〔24〕“论语五”，王夫之《四书训义》，卷9，《船山全书》第7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08页。�〔25〕“钟山书院课艺序”，陶澍《陶文毅公全集》，清道光二十年（1840）两淮淮北士民刻本，卷37，第38页。卷37，第36—37页。�〔26〕“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页。�〔27〕“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07页。�〔28〕“与癸叟侄”，“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21页。�〔29〕“与施蕲州（少路）”，张�《南轩文集》，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绵邑法墨池刻本，卷26，第1页。�〔30〕“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3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6页。�〔32〕“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605页。�〔33〕“思问录内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416页。�〔34〕“张子正蒙注卷七·大易篇”，王夫之《船山全书》第12册，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76页。�〔35〕“默觚下·治篇五”，《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7—48页。�〔36〕魏源《圣武记》卷7，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96页。�〔37〕“中兴业·易俗”，《胡宏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08页。�〔38〕“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3页。�〔39〕“答陈俊臣”，《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17页。�〔40〕倭仁奏，《筹办夷务始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同治朝，卷47，第24页。�〔41〕“《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7页。�〔42〕“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75—576页。�〔43〕《湖南通志》，光绪十一年刊本，引自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6页。�〔44〕“南学会叙”，“饮冰室文集之二”，第66页，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1册。�〔45〕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48页。�〔46〕“答陶少云”，《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595页。�〔47〕“名贤手札跋后”，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光绪壬辰（1892）刊本，卷7，第20页。�〔48〕《郭嵩焘日记》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204页。�〔49〕李肖聃《湘学略·曾左学略第十五》，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7页。�〔50〕“曾左赋性各异”，黄�著、李吉奎整理《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13页。�〔51〕“丽泽诸儒学案序录”，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宋元学案》，卷73，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34页。�〔52〕“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8、21页。�〔53〕“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54〕“上贺蔗农先生”，《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55〕“与陕甘总督谭文卿制军”，《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732页。�〔56〕“答胡润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一》，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57〕“与孝威”，《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4页。�〔58〕“与刘毅斋京卿”，《左宗棠全集·书信二》，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246页。�〔59〕“答刘克庵”，《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出版社1996年版，第325页。�〔60〕“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1页。�〔61〕“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262—263页。�〔62〕“题王君遗像有序”，《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462页。�〔63〕“遗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八》，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604页。�〔64〕孙占元《左宗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湖湘文化特色词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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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内涵是：无须依傍的独立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发展到现代，湖湘文化的内涵则由无须依傍的独立性格发展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发展而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发展为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发展而为顽强果敢的坚执定力。因此如果从作文方面来思考，就应该从创新意识、忧患意识、献身精神、顽强果敢的毅力等方面来思考。如从顽强果敢的毅力这一角度来思考的话，应该说，直接的正面的从顽强果敢来命题，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的，这就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来扣住这种精精神。笔者拟就了几个作文题，试图从体现湖湘文化中的顽强果敢的角度作一个管窥：例1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作文。曾国藩曾说为人以“耐”字为要，不为大府所器重，则以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以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数年，必会通达。“耐”就是受得起、经得住的意思。大凡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都少不了这样一种“耐”的精神，请以说“耐”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例2 现实生活中人们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一件事开始时很有热情，但时间长久了就会产生一种倦怠的心理。与此相反的是“久而敬之”，即无论时间多长，总是以一种“敬”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请以“久而敬之”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例3 请以“生活中的英雄”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记叙文或议论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忧患意识”应该作为重点，这种忧患意识其一是表现在对现状的忧虑，其一是对它的发展趋势的忧虑。举例来说，其一，可以对社会上求大求快的思潮进行反思。如能住七八个人的旅馆就称作为大型旅馆，能停二三辆车的地方就叫大型停车场，还有本来规模很小的超市就叫作大型超市等，学生使用的复习资料的名称有“考霸”的，还有什么“第一考”，什么“无敌”等，这种现象可引发我们的思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快大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盲目地求快，盲目地自大，对我们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忽视。其二，教育的现状也是令人忧虑的，思想道德的教育、高尚的审美情趣的培养、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健康的身体素质的形成，几乎被单纯追求学业成绩所取代，在报考大学选择专业时，绝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工作待遇高的专业，至于基础理论课程等就很少有学生去报，相对艰苦的专业如采矿选矿等专业除了极少数的农村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外，问津之人也不多。如果从这些角度来命题，不也正体现了湖南人的忧患意识，不也正好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吗？如阅读下面这段话，然后作文世人所谓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禄耳。每子弟发蒙，即便以此相诱。故所夸材隽，不过泛滥于记诵词章，而不复知孝弟忠信为何事。朱子谕学者，所云志不立之病，却在贪利禄，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要作好人。教后生须将此路头，先与他指点明白，方得迤逦向圣贤一路上去。请以“不作贵人，要作好人”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其三，现在提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与时俱进，怎样的思想和行为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二、从阅读的角度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其一是通过考试材料的选择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考试材料的选择是个理想的体现湖湘文化特色的载体。其中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选择古今的湖南本土作家的作品。如2006年的文言文的阅读所选的是曾国藩的《湖南文征序》。如单选择近代作家的作品，除曾国藩外，还有左宗棠、王夫之、魏源、陶澍、蔡鄂等人，就现当代来说，有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湖南对作文方面的要求进行思考，湖南对作文的要求是要写出符合文体特征的文章。那么，命题者在选择阅读材料的时候是否也会选择那些体裁特征非常明显的典范的文章呢？这种可能性从道理上来说也应该是有的。那么引导学生适当地读一些典范的记叙文或者议论文也有必要。即使高考没有考到这个内容，我想对学生也是有好处的。不过笔者不主张在复习过程中刻意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供学生阅读，其实选哪个时代、哪个人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能读懂作品，要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技巧，有了这些，就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三、从题型的设置上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这一点实际上从湖南自主命题开始，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从题目的设置来看，文章赏析题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湖南的特色。当然，除此题外，还有其它的题也很好地体现了湖南高考的语文特色。此外，还有语音题，去年的语音题就对普通话中湖南方言易读错的字进行了考查，等等。当然，从一套高考试题的角度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可以作更多层面的理解。我在此只是谈了些肤浅的看法。在复习迎考的过程中，我们不主张用这种带有明显的猜题性的思考来指导复习行为，但能明确本年度高考的方向应该说对提高复习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湖州，位于浙江省北部，古属吴越之地，楚考烈王十五年（公元前248年），春申君黄歇徙封于此，在此筑城，始置“菰城县”。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吴中起兵，自立西楚霸王，在今湖城中心建 “项王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乌程县”。西汉初年,湖州在吴王刘濞封地之内。三国吴甘露二年(公元266年)孙皓取吴国兴盛之意置“吴兴郡”。至南朝,吴兴郡辖地包括今湖州全境及钱塘(今杭州)、阳羡(今宜兴)等县。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以地滨太湖而名“湖州”，为湖州名称之始。此后湖州一直是当时浙北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城市。先后置湖州路、湖州府。同样，作为吴方言的一个重要的分区，湖州方言在吴方言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作为毗邻南太湖的湖畔城市。吴语区太湖片苕溪小片的湖州方言有有着其自身所特有的一些特点。本文试以实例和比较的方式，仅从语汇方面介绍部分湖州地区方言的独有特色。（一）湖州方言语汇中的浓厚水乡色彩作为太湖边的水乡城市，湖州有着十分浓厚的水文化，在古代湖州便有着“水晶宫”的美誉。作为太湖平原的农耕区，在此处混合了渔猎文化，因而使得湖州方言呈现出十分浓厚的水乡色彩。这种影响，十分鲜明地从语汇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许多的语汇，在湖州有着与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说法，例如虾，这种在东部地区比较常见的小型水产，几乎不分种类被各地称为“虾”而没有任何变化（仅仅在杭州地区会被称为“虾儿”，口气稍微软化）。但在湖州，对于虾，一直都是使用一个独特的称谓：“弯簪”。外地人初来湖州，一般都对“弯簪”这个词极不理解，很难与虾进行联系。事实上，对于很早就将虾列入食用品的湖州人，这主要是取其在烧煮后身体弯蜷的特点而赋予的名称。是一种长期水乡生活的总结与传承。与之类似的，湖州方言对鱼类的分类细致，很多鱼都会在湖州有自己特别的叫法。例如将鳜鱼称为“花鲫鱼”，将鲢鱼细分为花鲢和青鲢等等，都是长期和鱼类接触的水乡人民对于水产的一种具体而朴实的分类。对于太湖边的湖州，水是相当司空见惯的，因而虽然没有临海，湖州人对于水，却是表现出特殊的大气。太湖是全国第三大淡水湖，其主要的两条来水河流均经过湖州流入太湖。对于供养如此巨大的湖泊的河流，他们的名字却十分不起眼。湖州人谦逊地称他们为东苕溪与西苕溪。以至于人们几乎无法想象他们是如何能向无垠的太湖确保供水的。同样的理由，见惯了太湖的湖州人在面对杭州西湖或者北京后海的时候经常发出这样的惊讶：“各么顶都散个宕么（这最多算个池塘么）”。湖州人就是如此，把人家的湖叫塘，把人家的塘叫水坑潭。生来见多了水，一出口就有大气派。这也难怪，除了大海，湖州人大约是不会在水面前失色太多的，如徐迟先生描绘他的故乡南浔（湖州下的一镇）时写到的：在这个水晶晶的地方，一切都是水晶晶的。（二）湖州方言中朴素而形象的语汇表达虽然很多的语汇在湖州方言中的表达与其他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异，然而，要理解他们却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这就要归功于湖州方言的朴素与形象了。湖州方言有大量的语汇来自于对声音的模仿与表现。例如，对于火柴和划炮（一种小型的鞭炮），湖州人将点燃它们的动词特别地定义为“闭”。而不是其他地区那样统称“划”，而“闭”又仅仅特指这两种动作，不可泛用。原来，这个词模仿的是在划火柴时在滑动摩擦点燃火柴时的那种声音。而这个微妙的声音被用来专指划火柴，因为划其他的东西并没有这样的声音产生。蝉在很多地方称知了，而在湖州被叫做“洋斯塔”，这也是一种细致的拟声，在湖州人看来，这个词，要比“知了”更加准确地表现那种酷暑中令人烦躁的声音。和其他地区一样，湖州人也会把事物用于对人的状态的描摹当中，只是这其中有很多地域特色。例如湖州人会将人傻呆呆地或者反应迟钝的样子称为“木头鸭”或者“癌塘仆”，前者是一种江南常见的鸭，平时就是傻傻的样子，而后者是一种生活于水底层的大型鱼，湖州人就认为它“傻傻地趴在池塘底”。“白板”则是以麻将里的白板比喻什么也不知道的外行。不过这样的描摹多是贬义，但不严重，确是很有情趣的表达。有的语汇在湖州专门是表现人精神状态的，而他的外部表现，就成了写他状态的最好材料。比如“醉醺醺”用于醉酒者，既有醉的本质，又有醺醺的酒气；“嘿哒哒”用于表现人的急迫，直接展现急切的人那种急促呼吸的样子。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另外有些语汇则以指示的方式表达其含义。例如在湖州方言中，男人和女人有称“南宁噶”和“逆宁噶”。用普通话就是“男人家”和“女人家”。上午和下午在湖州方言中表达为“上半天”和“下半天”。一个人如果对某件事的理解产生了困难，一时无法明白，就称之“的弗转”，即转不过弯来。这样的指示，也正符合传播学里用符号表达含义的要求。（三）湖州方言中的文言古语沉淀作为浙江北部重要的城市，湖州在历史上，无论经济还是文化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自唐至清末，湖州境内举进士第1530人，其中状元16人。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杜牧、苏轼、吴承恩、归有光等著名文人在此任职。在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里，到处都有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在湖州的方言中也是如此。湖州方言的一大重要特点，就是大量出现的古文言语汇。而且这些语汇至今依然被广泛使用着。首先是代词。湖州地区的方言中，代词是最具文言色彩的，它基本完全保留了文言的用词方式。在湖州，至今依然用“吾”来指代自己，用“尔”指代对方，用“其”指代第三人称的事物，甚至依然用“伊”来指代女性。当然，在吴语中这几个字的读法并不和普通话完全一致，需要听者分析。尤其“其”“伊”在湖州方言里发音几乎一样，如果不懂其差别，将很难识别。其次是一些名词，在湖州依旧有许多古文言词汇在使用，例如以“廿”表示二十，以“镬子”表示锅子，“镬糍”表示锅巴，用“铜钿”表示钱。更多的动词与日常用语都有很深的文言色彩，例如“汰”在湖州方言依然使用而不是用“洗”，藏东西则是“囥”东西，湖州人会把脏这个词很自然的说成“龌龊”，而那句中国人经典的“吃了吗”的问候，在湖州则依然保持着它在文言文时的状态：“食既了伐？”。湖州人依然要每天“着”衣“着”裤而不是穿它们。遇到需要否定的东西，湖州人却从不说“不”，“弗”这个似乎是只有在古文里能见的词汇却在湖州人的生活里依然活跃，“弗要”、“弗是”、“弗好”、“弗晓得”……湖州方言还保留了完整的入声韵系统，那些普通话读来无韵的诗词，在湖州人读来都是琅琅上口，“特别急促”这样的四个压入声韵的词，就是最好的例证。湖州有许多四字短语，虽没有收为成语，却可以用一个典故表达一种极其恰当的情形，最有代表性的便是这个发音为“哇里哇咕”的似乎是日语词汇的短语，正字写做“滑履坏瓜”，不是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的避嫌好习惯吗？好啊，你不纳履，鞋子滑了，踢坏了人家的瓜，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样微妙的情景，生活里也可以遇到，却没有任何现代汉语可以如“滑履坏瓜”一样传神地表现它来。另外就是这句只有湖州才有的告别语了。“百坦”，既是指希望对方一路顺风，也是希望对方可以心平气和，事事坦然面对。难怪许多人认为湖州是个养老休闲的好去处，这样“百坦”的生活态度，不正是修养心灵所需要的么？（四）变化的湖州方言语汇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被用于生活，湖州作为东部发达城市，在清代就引进了许多西方的东西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切，又被湖州方言，以变化记录下来。“洋木头”大概是湖州人第一次见到进口火柴是给的名称，那时的国人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个西洋木棍就能点火，虽然这早已不再神秘，这个名字却依旧流传。“水门汀”则是懂英文的知识分子早年的翻译，只是没有人想到，在今天这个时代，湖州人依然这样叫水泥，就好象他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一样。“电火”就是电灯，朴素形象。而其他诸如“洋火”、“洋钉”、“洋片”这样的名词则表明了他们的来源皆是进口。大抵因为进口的东西都是比较先进的，湖州人索性把“洋”当成了形容词。一个人自我感觉很好，得意洋洋的样子，在湖州就是“洋”。以上介绍和总结的只是湖州方言中很少部分具有特色的语汇，还有很大的缺陷与遗漏，而湖州方言在发音，吐字，遣词造句等等方面还有起独特的一面。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才能更好地了解湖州深厚的方言文化。

关于湖湘文化论文范文资料

湖湘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企业、个人三个主体进行合力。政府:加大湖湘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举办文化活动进行宣传。企业：文化企业注重继承和创新。个体：自身加强湖湘文化的学习，以身作则，发扬湖湘文化。

湖湘文化的精髓是心忧天下、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兼容并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心忧天下”。

这是湖湘文化的核心内容。无论辛亥革命时期，还是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湘爱国人士既志向高远，又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把“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传统提到新的高度。

二是“百折不挠”。

这是湖湘文化的高贵品格。湖南人民历来就是追求理想而坚忍执著，战胜困难而义无反顾。

三是“敢为人先”。

这是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从屈原求索天地由来开始，湖湘知识群体思想开阔，总能顺应时代潮流，站在中华文化发展的前沿。

四是“兼容并蓄”。

这是湖湘文化的活力源泉。湖南三面环山，北为洞庭，古为“四塞之地”，但就在这块土地上，湖南本土文化充分汲取外来文化的养分丰富发展自身，最终形成了顽强坚毅和灵性飘逸相结合的湖湘文化。

扩展资料：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变革时的民族精神和应世策略。它的多重性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一是中原文化通过移民南下，湖南因而从"蛮夷区"成为儒家正统区；

二是唐宋以前的土著人创造的本土文化，即荆楚文化。

中原移民文化中的经典儒学思想、吃苦耐劳、富有韧性和本土文化中的固执守旧、勇猛剽悍、实事求是的个性彼此长期相触相融相斥，便形成了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经世致用、兼容并包、刚毅倔强、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精神。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传统湖湘文化的精华

关于湖湘文化精髓的概括，学术界比较公认且较典型的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二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百折不挠、兼收并蓄”。人们倾向于后者，认为后者更能体现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更能反映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首先，“经世致用”只是儒家文化的一个共同特征，并不能凸显湖湘文化的地域特色。其次，“实事求是”是儒学本来存在的一种治学方式，它仅是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治学选择。第三，“百折不挠”是湖湘文化作用于文化个体的集中体现。第四，“兼收并蓄”是对湖湘文化开放意识的集中概括。

湖湘文化名人思想研究论文

美术：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近现代湖南名人真的很多，从魏源开始，王恺运，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蔡锷，董必武，蔡和森，向警予，刘SHAO奇，彭德*，粟裕，罗荣桓，毛泽DONG。。。。。。我看还是选毛泽DONG吧。这位把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从传统思想传统世界中从腐朽中已衰**落遭遇奇耻大辱的绝境中拯救出来的巨人（他实际是绝望衰亡的中华民族从死亡中决斗挣扎涅盘重生的代表，他领导了中华民族的斗争。），事实上又使中华民族重新获得了重生再造的机会与可能。其影响遍世界也不为过。

1、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中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政治家。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博闻强识，志向远大。

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先后流放至汉北和沅湘流域。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以身殉国。

2、蔡伦

蔡伦，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

蔡伦总结以往人们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终于制成了“蔡侯纸”。元兴元年（公元105年）奏报朝廷，汉和帝下令推广他的造纸法。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因权力斗争自杀身亡。

3、欧阳询

欧阳询（557年一641年），字信本，汉族，唐朝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唐朝著名书法家，官员，楷书四大家之一，南梁征南大将军欧阳頠之孙，南陈左卫将军欧阳纥之子，南朝梁太平二年（公元557年）出生于衡州（今湖南衡阳），祖籍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4、怀素

怀素（737-799年），俗姓钱，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

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书法率意颠逸，千变万化，法度具备。

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怀素的草书奔逸中有清秀之神，狂放中有淳穆之气”。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文》诸帖。

5、毛泽东

毛泽东，字润之（原作咏芝，后改润芝），笔名子任。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

1949至1976年，毛泽东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贡献以及对共产党的理论贡献被称为毛泽东思想。因毛泽东担任过的主要职务几乎全部称为主席，所以也被人们尊称为“毛主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屈原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蔡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欧阳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怀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

蔡伦、欧阳询、周敦颐、张栻、怀素等。

1、蔡伦

蔡伦（？－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人。汉明帝永平末年入宫给事，章和二年（公元88年），蔡伦因有功于太后而升为中常侍，蔡伦又以位尊九卿之身兼任尚方令。

蔡伦的造纸术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对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千百年来备受人们的尊崇。被纸工奉为造纸鼻祖、 “纸神”。

麦克·哈特的《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100名人排行榜》中，蔡伦排在第七位。美国《时代》周刊公布的“有史以来的最佳发明家”中蔡伦上榜。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特别展示了蔡伦发明的造纸术。

2、欧阳询

欧阳询与同代的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三位并称初唐四大家。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

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最便于初学者，号为“欧体”。

代表作楷书有《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行书有《仲尼梦奠帖》、《行书千字文》。

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论著《八诀》、《传授诀》、《用笔论》、《三十六法》。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

3、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元公集》）。

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4、张栻

张栻（1133年9月15日——1180年3月22日）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右相张浚之子。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

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南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

南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迁右文殿修撰，提举武夷山冲祐观。其学自成一派，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孝宗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去世，享年四十八岁。

南宋理宗淳祐初年（1241年）从祀孔庙，后与李宽、韩愈、李士真、周敦颐、朱熹、黄干同祀石鼓书院七贤祠，世称石鼓七贤。

5、怀素

怀素（737-799年），俗姓钱，字藏真，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唐代书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称“草圣”。

自幼出家为僧，经禅之暇，爱好书法，与张旭齐名，合称“颠张狂素”，形成唐代书法双峰并峙的局面，也是中国草书史上两座高峰。怀素草书，笔法瘦劲，飞动自然，如骤雨旋风，随手万变。

书法率意颠逸，千变万化，法度具备。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怀素的草书奔逸中有清秀之神，狂放中有淳穆之气”

传世书法作品有《自叙帖》《苦笋帖》《圣母帖》《论书帖》《小草千文》诸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湖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