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地理学论文主题

我认为可以从人口地理学角度出发，以我国人口分布特点概述基础上探讨分布的影响因素。影响因素可以从一下角度出发：1. 自然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体和矿产资源等）2. 社会经济因素（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活动方式和交通运输条件）3. 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最终完成分析。

摘要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基本资料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万人增加到万人,增幅为。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万人和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和;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和。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中国是一个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正处于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文化巨大变革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还是一个生态环境处于敏感时期的国度，在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期，其人口问题的研究因而也具有了世界意义和世纪意义。从本质上讲，人口问题是指人口过程内部以及人口过程与其它社会、经济或自然过程之间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并导致了不利后果或负面影响。严格来讲，所谓人口问题应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口过程内部出现的矛盾或者失衡；另一类是由于某种人口现象或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某个(些)方面产生了矛盾或者失衡。后一类问题的出现则有三种情况：其一，主要是由人口变动或人口现象导致的，我们可称其为人口主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二，人口作为次要因素和其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可称其为人口次因的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其三，是由于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条件变化导致的人口过程内部的失衡，我们可称其为社会、经济或生态环境主因的人口问题。其中，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是人口相关问题，本质上属于社会、经济或环境问题，而第三种情况和前述第一类问题则属于人口问题。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本质，将直接影响到我们对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的准确判断，以及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的制定及其执行效果。 21世纪中国面临的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将会更加复杂和多变，其影响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将更加凸显。面对这种形势，一方面，我们需要树立正确的人口价值观和科学的认识论，坚持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研究的综合性、实证性、社会性和微观化；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拥有一支专业复合型的人才，并吸引更多的相关学科领域的学者加入人口问题和人口相关问题的研究，各相关学科领域学者在共同研究中的互补、互动将会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

关于人口为主题的地理论文

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与社会发展十几年来，城市农民工、外来工、流动人口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群体，城市中的众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中的众多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是由这个群体完成的。虽然他们在城市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客观地说他们只是城市中的边缘群体；但是，毋庸置疑，城市农民工、流动人口的问题，意义却极为重大。它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和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劳动要素相对集中，再加上工业区域劳动市场价格的吸引作用，造成了农村人口向某些中心区域的迅速集中。人群的集中也带来了市场活动、商业经营以及服务业的发展，人群集中本身也创造就业机会。上述诸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使得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以及所谓“现代化”成为同样的一个历史进程。这样，在将近200年的时间里，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即多数人口形成了聚集居住的格局。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由于受到世界列强的侵略，以及受到军阀割据的困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均衡，有些地区，比如上海，城市迅速扩张，另一些地区则完全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即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由于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样，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而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到，由于矛盾长期积蓄，中国城市化任务的压力就显得无比沉重，需要在短期内解决长期积蓄的问题，出现了短期内城市化需要加速发展的局面。显然，这会带来新的发展上的不协调。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一。迄今为止，中国社会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社会。此种差距已有长久的历史，今日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仍然是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处在一个历史时期，既有非常原始的农耕社区，也有达到欧美水平的后工业化发达社区，比如上海的浦东社区。差异如此悬殊的社会结构，在世界上并不多见。一般说来，城市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基础设施、资金投入等，都是农村所无法比拟的。尤其是中西部落后的农村与东部一些发达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为例。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倍数大约为－倍，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城乡经济差距曾经有所缩小，从指标上看，降到－倍。但到了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此种差距又有回归的趋势，即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为农村居民的－倍左右。90年代中期，差距扩大到－倍，到了90年代末、21世纪初叶，两者的差距更扩大到了超过倍的水平。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由于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大，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就处于不同的阶段。一些发达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已出现了生活富裕起来的阶层从城里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也就是说，进入了城市化发展的第二阶段：“市郊化阶段”。然而，绝大多数地区，却仍处在第一阶段，即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阶段。由于不同发展阶段同处于一个历史时期，这样，政策上就无法统一，顾及了第一阶段的对策，必然就与进入了第二阶段的对策相忤逆，反之亦然。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二。此外，根据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内地人口总数已达亿，即使按照较高的指标计算，城市人口也仅占到总数的％，这样，即使达到不太高的标准：60％的人口城市化，也面临着完成3亿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任务。如此巨大人口的城市化，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不仅面临着城市多方面设施的投资与建设任务，而且还面临着使数亿人改变生活方式的艰巨努力。此乃城市化困境之三。现阶段我国的城市化战略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采取的是一律严格控制的对策，即在对策上不鼓励任何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后，采取的是鼓励发展小城市战略，同时，对于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正式居民人口仍然实行比较严格控制的做法。当然，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开了暂住型的流动人口，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因此，实际上，农民工还是更多地流向了大城市。户籍制度以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分析像中国这样实施严格户籍制度的国家在世界上是很少的。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我国要建立起严格的户籍制度呢？户籍制度在当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对策。从本质上看，户籍制度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其核心是在为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资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秩序。1949年以后，我们曾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先是在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革命。接着，在1956年实行了城市私营经济的改造。到了5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关系了。从法律上说，财产资源属于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了。然而，全民所有与集体所有究竟应该怎样实现，却是件难事。因为，财产、资源的分配需要一定的规则或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起一种社会屏蔽的机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便应运而生了。该制度将人口的大多数限制在农村，仅允许居住在城市的人享有城市的基础设施。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在城市和农村人力资源配置的基本倾向就是试图最大限度维持较多农村人口和较少城市人口的格局。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放松了对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限制，加之产权、文凭、技术证书等作为社会屏蔽和筛选的功能越来越突出，户籍制度的社会功能已经大大削弱，中国才开始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尤其是在1982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的经济政策，农民工流入城市骤然增多，从此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民工潮。从宏观结构的角度看，大量农民工的流入城市，表现为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的重大变迁。农民工的流入城市并不是政府计划运作的，而是农民工自主的一种选择。对于农民工的流动，我曾在四川、重庆地区十余个县对于外出农民工的家庭做了问卷调查。从调查中可以看到，农民工在市场流动中实现的劳动力配置，确实与政府、单位的计划管理没有太大关系，政府组织的流动仅占3％，而90％以上都是农民工自己或亲友运作的。在市场环境下，劳动力流动有两条基本规律：第一、劳动力总是从价格低的地方流入价格高的地方；第二，流动人口的经济活动能力高于流出地人口的平均水平。我们的调查数据印证了这两条定理。首先，我们发现，远距离迁移、到本省以外去打工的占大多数。我们知道，四川、重庆位居我国西部，而收入较高的地区大多在东部沿海、所以，多数人为追求高收入，自然是远距离外出。对于此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证明，外出地点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可见是经济规律使然。其次，流出的人口多是具有较强经济活动能力的，这一点在年龄结构上展现得一目了然。35岁以下的外出农民工占到总数的88％，所以说，外出的几乎都是高能量的劳动力。所以，在国内的招工告示中，我们常常看到对于应聘条件的限制，如“年龄在35岁以下”等等，这种对于年轻劳动力的规定，在全世界其他国家很少见到，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外出劳动力的年轻特点。所以，市场配置的结果是将十分有活力的年轻劳动力与资本密集的东部沿海区域相结合、与投资高度密集的城市区域相结合，此种结合的结果，当然会创造较高的效益。采用市场手段配置劳动力当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较典型的问题就是，大量高素质、高经济活动能力的劳动力流入了收入较高的城市地区，从而使得农村中出现以老人、儿童、妇女居高的人口结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如果产业的升级、经济的跃进已经使得资本聚集到了沿海地区和城市地区，那么，远离资本的劳动力既不能获得收入也不能创造效益，我们确实没有道理让强壮劳动力呆在农村守穷，所以，不流动反而是对谁都不利。关于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在市场条件下，市场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是优胜劣汰，于是，市场形成的第一次分配往往非常残酷，即优胜者与失败者之间形成巨大差异，优胜的企业可以成为亿万资产的集团，失败的企业则一文不名，甚至宣布破产。然而，在市场体制下，分配绝不是仅仅通过这样一次环节，而是要经过多环节的再次分配。比如，税收制度、个人所得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贫闲线制度、医疗保障、失业救济制度等等。在再次分配的多环节中，比较多的是体现出分配结果上的公平因素。然而，当我们考察流入城市的八千万到一亿农民工时，我们却发现无论在初次分配环节，还是在再次分配环节和多次分配环节，城市农民工均处于不利的地位上。以往多次调研证明，相对于农民工所付出的劳动而言，农民工的收入是较低的。在不少国营工厂里，农民工的收入，仅相当于正式职工的一半甚至更少。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所完成的初次分配中只能获得较小的份额。市场分配的原理告诉我们，在市场分配的体制中，应通过多次分配的途径，使得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农民工得到应有的补偿，这样，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新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将给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很多变化，影响着中国经济和社会走向。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政府已经着手增加科技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力支持企业创新，促进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采取有力的措施保护知识产权，给企业的创新活动创造健全的法制环境，同时加快科技教育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国家还将通过重大专项整合有限的科技资源、加快攻克事关全局和长远的科技难关，带动相关领域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实现从引进模仿国外技术到自主研发为主的转变，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二、协调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三驾马车”，改变增长动力 2006年政府在医疗和教育改革、平稳物价、调控房地产业等方面的措施，将改善消费环境，刺激内需。新的措施将改变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经济增长过多依赖于投资与出口的现状，使我国经济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有助于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合理布局，提高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水平；适当扩大进口，有助于引进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改善国内资源短缺情况。这些措施的实施将使得贸易不平衡状况得到缓解，改善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优化投资结构将使得投资粗放、政府主导、政府投资过大的状况得到改善，提高投资效率。三、推进新农村建设，注重长远发展从短期来看，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业税的取消和农业补贴，合作医疗的推行，不但直接增加内需，而且会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增加农民的消费需求，有利于保持国内经济稳定增长。从长期来讲，加强农村教育与卫生事业投入，可以提高我国未来的人才素质，对于提升国家竞争力有着深远的意义。四、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大事。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不仅是我们明天的重要保障，同时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质量。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够切实减轻居民增加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居民放心地消费，有利于我国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广大居民基本生活需求以外的高层次保障需求应该通过发展补充保险、商业保险来解决。五、解决分配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已经显现。而这种不公平性尤其体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而不同行业，尤其是国有垄断行业与其他普通行业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区域差距主要体现在东西部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不仅带来了对社会公平的质疑，同时收入结构的扭曲将导致包括经济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畸形，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能否成功地解决上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关系到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因素，国际环境总体上对我们的发展有利，但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国内有许多有利条件，但也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和困难。因此，我们必须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落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部署，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作为高一的地理论文，不抄显然是不现实的，理由1，高中生没那时间没那能耐搞研究，2，人口地理可大可小，选题大了不现实，小了要往精里写怕你写不出来，不对，一般人写不出来。3。人口地理通常和历年的统计数据有关，什么人口啊，经济啊，人口迁移，人口构成啊神马的。高中生显然那什么4。高中的论文没必要写那么专业，5。给你的见议是找两本书看看，然后把里头的某个方面作一个自我的总结评价。这样应该差不多了。6。不行的话可以选个题先，再到网上找些相关的论文，然后自己总结一下吧。现在大学的论文都是90%的抄袭率，高中小论文不抄明显是不顺应历史潮流的。也许我不该教你这些，不过喷了这么多，给点分意思意思呗！重编一下，鄙视在我前面的复制党，我可是一字一字码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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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教育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方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措施。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反思，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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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迅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的对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要】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处于弱势境地，并且我们可以找到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后对于改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提出相应策略。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对策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拥有量较少，而且资本的质量不高，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家庭教育资本运作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虽然在流动人口家庭教育中存在优势的方面，比如孩子的自理能力很好、坚强、乐观的品质，但是，总的来说，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总体情况十分令人堪忧。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存在的问题

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处于劣势，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以后由于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的限制，使得流动人口只能从事一些劳动时间长、生产环境差危险、报酬低的工作。导致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短，甚至忽略对子女的教育。

第二，流动人口家庭社会资本不足。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关系局限于老乡和亲戚，基本没有其他寻求支持的渠道。家庭中与子女互动不足或者由于沟通方式不当导致子女的叛逆甚至是反社会行为的出现。父母多采用控制性和干预性的互动方式，支持性和引导性的互动方式运用不足。父母在寻求教育支持网络时感到非常无力，他还是保留非常保守的观念，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要自己来管，家长很少与学校主动联系，他们认为包括学校学习在内的很多方面的内容要自己来教育，没有意识到孩子也是社会的，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办法教育的时候借助于社会资源和一些专业的咨询机构来寻求帮助。等到子女真正的出了问题，触犯了法律交给有关部门来管理，已经来不及了。

第三，家庭文化资本非常有限。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很多母亲不识字，对教育的内容和采取方式认识有偏差，这些对于子女的教育十分不利。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如赌博等。

(二)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导致教育过程中出现问题

由于父母在获得经济资本时的流动性的特点、职业的特点和家庭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很多流动儿童有被寄养的经历导致亲子关系不够亲密，引发教育问题。

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不足，导致父母教育的无力。不知如何和学校配合共同面对子女出现的问题，也不知如何取得社会教育资源网络的支持。流动人口家庭的社会支持网络局限于公有和老乡，同质性强，而且处境类似，对子女的教育没有太大的作用。

由于父母的文化资本不足对教育观念存在一些偏差，强调父母的权威，家庭互动缺乏平等沟通的氛围。流动人口家庭互动围绕学习和花钱的问题展开，互动多为控制性互动和干预性互动，引导性互动和支持性互动不足。导致孩子在心理上远离父母，在行为上出现问题。在家庭教育的价值观上，流动人口家庭普遍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在行动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流动人口家庭文化生活匮乏，甚至出现赌博等不良的娱乐方式。

总之，由于家庭教育资本处于劣势导致家庭教育的运作情况不佳，需要其它力量的介入来共同关注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

二、流动人口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只能从事收入低、危险、技术含量低、经常面临失业困扰的、工作时间长的工作，消费能力有限，直接表现为住房面积狭小，流动儿童没有学习的空间，客观化文化资本占有较少，工作时间长使得家长与流动儿童互动时间少，影响了家庭教育的效果。

由于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决定了，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范围局限于亲戚、老乡和工友，获取对流动儿童教育支持的资源十分有限，对于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出现的问题他们大多数时候只能独自面对。由于长期的户籍制度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制度安排之外，流动儿童无法进入正规学校就学，只能在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即使我们看到一些正规学校在逐渐接受流动儿童，但是据笔者了解由于教育资源有限他们也只能接受极少的流动儿童入学。子女没有好的学校入学也使得家长对于子女取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信心不足，但又无能为力。

三、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措施

(一)增加流动人口的家庭教育资本

韦伯利用“封闭”这个概念来描述把人们置于次等地位的过程，透过此过程，一个群体垄断了优势地位，向它界定为下层的或不合资格的外部人关闭机会。任何方便的、看得见的特征，例如种族、语言、社会背景(social source)、宗教、以及缺少一份特殊的学校文凭，都可以被用来把竞争者宣布为外部的人。通过限制获得机会(opportunities)和资源的获取(access)，封闭容许集体把报酬最大化。群体内部的人分享共同的文化和身份，并因而分享使排斥合法化的规范。

对于流动人口家庭教育资本匮乏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问题的表面，而应该从反对社会排斥入手，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的处境才能真正改变流动儿童的处境。

1.规范劳动力市场，增加就业

对雇主的不良行为进行规避，促进新型服务企业的发展、对在长期失业者中招募工人的企业的财政刺激、对低技术劳动力市场管理的改善、意图在失业者和潜在雇主间建立联系的临时就业，处理妇女特殊需求的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对小业主给与支持和政策倾斜。城管和小贩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上演已久，小贩大多是流动人口和社会低收入阶层，流动儿童心思细密，对于父母被追赶的情景十分不解和感到愤恨，从而引起他们对于执法者和整个社会的误解，小小的心灵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他们靠自己的双手挣钱还会被驱赶，为什么来到城市会受到如此的对待，这个城市到底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反社会的情绪会在幼小的心灵开始萌芽。因此，对城市的小摊贩运营进行合理的规划，给流动人口一定的自主谋生的权利，对他们的劳动给予一定的尊重是改善流动人口家庭现状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善流动儿童处境的措施。 2.提升能力

对流动人口进行免费的技能培训，增加就业能力。很多流动人口由于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自主创业没有资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危险，劳动环境恶劣，劳动时间长。进行培训后部分流动人口有可能从事一些技能性的工作，提高家庭收入从而改善流动儿童的境遇。

3.收入支持

收入支持这里是指社会保障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流动人口面临受伤或者失业的情况下，有一笔资金作为临时性的救助，以防止家庭经济条件迅速的恶化。目前，流动人口由于户口以及工作单位的临时性原因，很多流动人口都没有社会保险。很多流动儿童也由于户口的原因没有保险，无论生病还是出现意外伤害，损失由他们自己承担。如果父亲，家里的顶梁柱遭遇到不测，家庭就坠入无限的困境中。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机制，把流动人口纳入其中，使他们有一定的安全感，无论整个家庭陷入何种境地都能使流动儿童的各种权利得到保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4.地域扶持倾向

这种尝试的理念是，特殊的城市贫民区或受剥削的地区，需要建立在广泛基础之上的针对经济、社会和基础设施等的行动(Rodgers， 1995b)。

2005年以来，为改善农民工的居住条件，重庆市南岸区采取“因地制宜、政府投入、社区管理、以寓养寓”的模式，投资250多万元，在各街道建设“阳光公寓”。只需“一人一天一元”的低费用，农民工就能住进环境整洁、设施完善的公寓房。截至2007年7月，南岸区已建成7个“阳光公寓”，入住农民工5000多人。政府在能力的许可下，可以参考重庆的做法，建设流动人口公寓。给流动人口家庭安身立命之所，给流动儿童一套学习的桌椅和一盏点燃希望的台灯。

(二)发挥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正功能

在布迪厄看来，学校所传递的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而非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文化遗产。学校运用支配阶级所赋予的权力关系将其文化定义为合法的文化资本，在教学过程中通过符号暴力过程强制性地传递。由于被支配阶级的文化与支配阶级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他们的子女常常是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失败者，无法取得足够的、支配阶级定义的合法文化资本。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文化资本分配不平等结构，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文化资本的循环传递与阶级关系的循环传递。

教育的再生产功能是否意味着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公平的机器?是否意味着教育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我们知道，教育具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是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合法途径。自从教育作为一种社会选拔机制以来，在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教育给处于社会劣势阶层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通往社会上层阶级的途径。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传统社会的地位世袭，使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获得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教育给大众提供了平等竞争的舞台。

在打破这种循环使得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议题上，科尔曼报告给我们增加了信心。

科尔曼报告的历史性意义是，它把教育的平等，放到社会经济平等的背景上。教育的平等受制于社会经济平等，反过来也影响社会经济平等，从而把教育平等问题提高到改造社会的整体目标上。

那么，学生家庭的社会背景，怎么会影响到他们的学习的呢?科尔曼研究发现，处于弱势的学生，他们觉得环境过于强大，不可能通过教育改变他们的人生，他们对自己的前途缺乏自我期望，觉得没有盼头，学习的“士气”就比较低，从而造成学习成绩较低，而且差距越往后越大。在流动儿童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儿童都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学习差强人意，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很多人读完小学就不读了，能读到高中，考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是少数。

科尔曼向国会证明，教育机会的平等，要从教育的结果来考察，因为正是对受教育结果的期望，影响了学生的自我评估，决定了学生的学习状态，也造成了因种族、肤色、宗教等因素下，弱势人群教育机会的实质不平等。

正是科尔曼报告的这一结论，为后来美国普遍实行的“肯定性行动”或称“平权法案”铺平了道路。公共教育事业大幅度地向弱势人群倾斜，实行所谓“为了平等的反向歧视”。在中小学强制性黑白合校的同时，大学招生，政府机关雇佣和提升等方面，普遍实行倾斜性政策，照顾黑人和其他弱势人群。这种措施是特定历史状态下的阶段性的措施。因此，几十年后，这样的做法是否已完成其历史使命，是否应该逐渐终结，具体措施是否适度，成为争议的焦点，也为此出现了一系列司法诉讼，至今没有平息。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公共教育事业对弱者的倾斜，明显地改善了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教育机会的平等性。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公平合理的教育制度，促进社会公平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因此有一定的机会可以减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至少它可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们向较高的社会地位去努力。有些国家一经独立就致力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社会。不管社会环境如何，教育的改造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它一旦传播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的阶层，改造的趋向便是平等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流动儿童摆脱贫穷边缘的社会地位，平等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和文化生活。

(三)针对流动儿童教育的政策建议

1.改革户籍制度去除身份区隔

我国的户籍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合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也在不断制造着依附于身份的城乡分割，以有没有户籍作为资源分配的依据，违反了社会公平正义原则。

在教育领域来说，正是城乡户籍的存在，造成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无法得到与城市儿童同样受教育的权利。解决问题的根本在于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

消除户口的社会附加功能，切断户籍身份与利益之间的关联，改变户口与就业、医疗、社会保障、教育、住房等公民利益挂钩的不合理现象，实现城乡一体化管理;逐步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建立对流动人口的动态管理制度。 2.调整现有义务教育格局，消除身份歧视

在流动人口特别集中的城郊结合部，要提高公立学校的招生能力，或者增设新的学校，来解决局部区域内农民工子女入学紧张的现象。

社区和学校牵头，办好农民工子女家长学校，提高农民工教育子女的能力，使流动人口家庭尽快适应城市生活。

3.发挥学校教育与社区的教育的功能增加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社会资本

学校主动与家长沟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只是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职责家长的错误。采取灵活多样的交流方式加强学生家长之间的互动，互相交流教育心得，营造好的教育气氛。把同质性较高的家庭分成小组，如单亲家庭小组、多子女家庭小组，学校负责讲解这些家庭的子女容易出现的问题，及早发现子女出现问题的征兆对症下药进行解决。

4.发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增加流动儿童家庭的文化资本

团委、妇联、青少年研究机构等非政府公共组织可广泛挖掘社区教育资源，为流动儿童提供文化资本。比如，妇联联合街道与大学，让大学生进入流动儿童家庭，与流动儿童结成对子，利用双休日、寒暑假对流动儿童提供学习帮助;团委、街道等机构可以培育义工、志愿者队伍，鼓励退休教师、大学生以及其他社会成员成为义工或志愿者，广泛开展义工活动、志愿者活动，指导流动儿童的学习，帮助他们实现学业进步。

总之，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是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任务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只有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协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儿童都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有责任帮助流动儿童家庭充实家庭教育资本，有责任帮助他们改善亲子互动，有责任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

参考文献：

[1]重庆：农民工住上“阳光公寓”

[2]周海玲：《论流动儿童教育公平化的策略――文化资本的视角》，《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年9月

[3][法]雅克・哈拉克：《投资于未来――确定发展中国家教育重点》，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49页。

[4]昆明城乡一体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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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基金助学主题论文

技进步带来的各种发现和发明使人类逐渐强大起来。各种交通工具是脚的功能的延伸，大大拓展了人类的活动范围；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眼睛的延伸，使人类能探测更广阔和更微小的世界，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完善是嘴巴和耳朵的延伸，使远在千里之外的人们能相互沟通，地球成了一个地球村。诸如此类的成就不仅代表了科技所达到的水平，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激光、微波、电视、计算机、网络、核反应堆，这些东西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们充满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它们都影响和控制了我们的生活。现代人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不过人类在享受科技进步营造的舒适生活环境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所付出的生态代价，结果是人类被迫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地球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人类能把自然看作自己的附属品吗？对环境与人类之间关系的重新考虑是本世纪人类文明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本期动态将从五个不同的方面, 谈谈人类面临的几个重大的环境问题。人口：地球难以承受之重现在，每掀开一张日历，就有20多万个婴儿降生在地球上。1999年10月12日，世界第60亿公民在波黑呱呱落地。60余亿人口----这是目前人类的总和。而与此相对照，空气、水、森林、耕地、矿藏......几乎所有生存资源的平均数都在因分母的不断膨胀而日益缩小。人口问题在远比以往更为深广的背景下凸显于世人面前。国际人口科学联盟副主席卡瓦胡先生指出，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率达到4%时，就会给这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的问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萨迪克博士则强调：人口稳定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是一个关键的重要目标。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理事蒋正华说，中国是真正对可持续发展和提高计划生育服务水平实现了政府承诺的国家，充分了解中国的人口政策是经过严格论证的，目标是合理的，工作方法也是在不断改进的。人口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发展问题，摆脱贫困落后、提高教育水平、保护妇女健康、追求生活质量......几乎没有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不需要从人口角度加以权衡。瞩目现实，人口过快增长的警钟确实在鸣响：1830年世界人口还只有10亿，100年后增加到20亿，以后分别只有30年、15年和12年的时间，世界人口总数就增加到30亿、40亿、50亿。现在，全球每年净增人口在8600万以上，却有1700万公顷森林消失，600万公顷土地沙漠化，贫困人口不断上升，并引发诸如白发浪潮、城市化所产生的各种都市症等社会问题。20世纪以前，人口科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鲜为人知，但进入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它在20世纪对人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对人口剧增提出了预警性的分析，使人类能及时认识到控制人口增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采取了相应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各国经济发展和文化背景各异，所面临的人口问题也不尽相同，但寻求最佳的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努力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不应仅是国际人口科学讲坛上的呼吁，而应是各国政府的认同，因为这其实是民众的需要。曾几何时，"计划生育"似乎是一个中国味十足的专有名词。而今，即使是远离经济发展快车道的国家，降低妇女总和生育率的进展都很显著。生育革命，正成为人类跨世纪的选择。这场革命的内容当然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减少。我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要通过少生来促进优生优育优教，促进妇女的健康和妇女的解放，促进计划生育户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世界人口的天平上占五分之一强。只要简单地设想一下，如果中国人口盲目增长，资源破坏，环境恶化，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全面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控制已取得巨大的成就。按70年代的生育率计算，中国实行计划生育20多年来共少出生了3亿人，将中国11亿人口日推迟了四年，将亚洲30亿人口日推迟了三年，将世界50亿人口日推迟了两年。中国计划生育，是事关中华民族的大事，也是事关整个世界的大事。自然资源：取之不竭吗？由于人口膨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对地球影响规模空前加大，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引起了全世界的忧虑和不安。了解和认识全球资源态势，研究与资源开发相关的全球环境问题，对于实现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然界的土地、水、矿物、空气、森林和草地等，是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于地球上的自然物，在没有人类干预前，它们按照自身的规律运动、变化着，只是在人类出现之后，被人类利用，并给人类带来效益，才被人类称为自然资源，简称为资源。地球表面积亿平方公里，70%以上为广阔的海洋所覆盖，陆地面积仅占29%，约亿平方公里。陆地本身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态系统，除了沙漠、冰川、冻土、不宜开垦的山地和土质极差土地外，只有约30%可以耕种。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989年统计，全球土地面积为1306925万公顷，约占全球总面积的1/4，在全球土地面积中，耕地占，草地占，森林及林地占，其它土地占。水是地球上一切生命发生和存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地球上大约有14亿立方公里的水，其中不适宜人类饮用的海水占97%以上，淡水只占3%；淡水中有和分别被储藏在冰川和地下，可以利用的地表水仅占，主要蕴藏在湖泊、沼泽和河流中，其中河水储藏不及。据估计，地球上有1000万个动植物物种，其中被分类和命名的物种资源约160万个。森林资源是地球上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球森林面积公顷，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木材资源，而且对全球物质、能量循环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还是巨大的基因库。草地作为一种可再生资源，为动物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全球草地面积占地球陆地总面积的将近一半。上述土地、森林、草原均是可以更新和重复利用的资源，被称为可再生资源。与上述可再生资源相区别的矿产资源不能再生和重复利用，被称为非再生资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利用矿产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人类已发现的矿物有3300多种，其中有工业意义的1000多种，被列为矿产资源的有160多个矿种，对人类经济有重要价值的有煤、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铅、锌、金、银、磷、硫，盐等40多种。此外，海洋既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又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它包括海水、海洋生物、海底矿产等多种资源，是人类未来发展的主要空间。全球资源有以下几个特征：一，资源系统的整体性和各种资源的相关性。自然资源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各种资源在生物圈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完整的资源生态系统。一种资源的开发，会影响其它相关的资源，一种资源的变迁会诱发其它资源的演变。二，资源的有限性。任何资源都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产资源是非再生资源，用一点就少一点，土地、水、生物等再生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合理利用也会引起水质污染、水土流失、森林急剧减少、草地退化等不良后果，能被人类利用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三，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无论是可再生资源，还是非再生资源，在全球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以森林资源为例，南美洲森林面积最大，覆盖率最高，为，其它各洲的森林覆盖率依次是北美洲、欧洲、非洲、亚洲、大洋洲。再以石油资源为例，全球石油可采储量为3113亿吨，其中中东地区占，北美地区占、独联体各国及东欧地区占、南美洲占、亚太地区占、西欧占。四，资源系统的演变性。全球资源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存在着永恒的矛盾，由于自然界本身的演变规律和人类对资源的干预，引起资源种类、数量、质量、分布的演变，如人口增长，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均资源需求量增加，引起资源消耗量的增长；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作为资源载体的环境质量下降。造成资源再生能力的降低和部分消失，从而使资源数量和质量下降。又如人类社会进步，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原有类型资源数量和品种增加，同时人类发现新类型、新物种、新领域资源，资源利用新途径的出现，使资源种类增加，数量上升，质量提高。近百年来，特别是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人类开发资源手段之先进，能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当今人类已经成为一种超越自然的巨大力量，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范围，由地表向地球深层和太空扩展，由陆地向近海和远洋扩展。现在全球每年开采各种矿产150亿吨以上，包括废石约1000亿吨；人类的农业活动每年可移动3000立方公里的物质，农业用水22901亿立方米，占总用水量的80%；人类每年从海洋中的捕鱼量约1亿吨。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加，资源消耗量的不断增大，加上交通、通信事业的飞速发展，宇宙空间相对缩小，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因此，资源开发利用突破了区域界限和国界，资源配置向国际化和全球性发展。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全球性问题：一是全球性环境问题。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特别是人类活动与地球各个圈层(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影响整个地球表层的环境问题，如由于化石燃料的大量消耗而导致的温室效应所引起的全球变暖，会使极地的冰盖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使得一些海拔较低，土地肥沃的河流三角洲被水淹没，同时还会引起海水倒港灌，污染地下水源。与温室气体增加相关的还有臭氧层的破坏等。二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区域环境问题。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土地退化、森林滥伐、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等，它们的累计效应足以影响全球。如由于土地不合理利用而造成受沙化影响的土地总面积20亿公顷；全球受水土流失和干旱危害的土地达26亿公顷；人类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大量的物种绝灭，仅在热带森林中每天至少就有一种物种正在消失。三是点多面广的工业污染问题。由于工业"三废"(废渣、废水、废气)所造成的土质、水质和大气污染，其累计效应也会影响全球。近几十年来，由于世界各国排入大气中的废气愈来愈多，酸雨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四是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环境问题。由于地球内部和星球之间的运动所造成的个别突发事件，如火山爆发、特大地震、山体滑坡等，其影响经过多级反馈，逐级放大，最终也影响全球环境。臭氧层：人类的保护层众所周知，地球被一层大气紧紧围裹着，从地面算起，从下而上可分为五层：对流层、平流层、中间层、电离层和散逸层。离地面最近的对流层与人类最为密切，给人类带来了云、雨、雾、风、霜、雪等复杂的天气现象；而对流层上方的平流层中有一臭氧层，其浓度为10％，厚度为30公里，能大量吸收来自宇宙的辐射，特别是可以吸收掉99％的太阳辐射到地球的紫外线，从而使地球上的生物免受伤害。所以，臭氧层被誉为"人类的保护伞"，如失去了这个"保护伞"，地球将受到紫外线强烈辐射，物种将难以生存，人类的健康将受到极大的威胁。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正在发生的活生生的事实，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种种不祥的征兆。先看看南极臭氧洞之下的地面生物。在智利南端濒临麦哲伦海峡的地区，河里本来有许多欢蹦活跃的鱼类，今天成了呆木乱撞的"盲鱼"；喜欢游荡的羊群因患了白内障而变为"盲羊"，整天闷闷不乐；连蹦带跳的兔子变成了 "盲兔"，猎人可轻而易举地将它们抓获；自由飞翔的野鸟因双目失明而迷失方向，撞进了居民的院宅......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悲哀又发人深思的景象。谁能想到，臭氧空洞的罪魁祸首是在工业和生活中使用频繁的制冷剂氯氟烃。夏天喝冰镇饮料曾经是古代帝王专享的权利，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工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广泛地使用性质比较稳定、不易燃烧、易于贮存、价格又比较便宜的氯氟烃类物质来做致冷剂、喷雾剂、发泡剂及清洗剂。这些物质可以在大气中长期存在并破坏臭氧层，从而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和影响生物生长。厄尔尼诺1997到1998年，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遭受恶劣气候的折磨。连续的高温使全球森林火灾发作得格外频繁。干旱袭击了澳大利亚、智利等国家，使农作物严重减产。燃烧了近一年的印尼森林大火，几乎把整个东南亚都淹没在浓烟里。看样子地球气候是出了大问题。而事实上，这只是周期性的自然现象。我们只有竭力在它们变幻莫测的脚步中摸出规律，才能更好地面对这两个淘气的孩子：厄尔尼诺和拉尼娜。厄尔尼诺在西班牙语里的意思是"圣婴"，其特征是东太平洋局部海水温度异常上升。与之相对，"圣女"拉尼娜则是指东太平洋水温异常下降。这两种气候现象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经超过了温室气体排放，成为导致气候异常的首要因素。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一直悄无声息地伴随着地球的历史。科学家声称厄尔尼诺在1万5千年前就曾给地球气候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人类认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后半叶，气象学家观察到一种奇怪现象。当西太平洋上空的气压高于正常标准时，太平洋东侧的气压就低于正常值，反之亦然。看一看太平洋长期以来的气候记录，就可以发现，东西太平洋气压呈现一种跷跷板式的关系。这种现象被称为南方涛动。气压的反常引起了气温和降水的异常，对人类社会和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8年成为100年来最热的一年。全世界的农、牧、渔业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打击。由于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升高，造成鱼类大量死亡。1970年秘鲁的鱼捕获量达1200万吨，而经过 1972年的强厄尔尼诺，1973年陡降至200万吨以下。1997至1998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又使秘鲁鱼产量减少为正常年份的38%。海水升温还使世界大面积海域里的珊瑚死亡。印度洋、太平洋、红海的珊瑚都受到了严重威胁。在厄尔尼诺年份与灾难性的森林大火频繁发生的年份之间，有非常密切的联系。1994年悉尼附近的森林发生大火时，正值厄尔尼诺周期。历史上，本世纪发生的许多火灾也是如此。1997到1998年，似乎整个世界都在遭受恶劣气候的折磨。连续的高温使全球森林火灾发作得格外频繁。干旱袭击了澳大利亚、智利等国家，使农作物严重减产。燃烧了近一年的印尼森林大火，几乎把整个东南亚都淹没在浓烟里。现在对厄尔尼诺的成因还没有定论，人们还不知道它是天灾还是人祸。通常情况下，太平洋西部有一个海洋表面温度较高的区域，被称为赤道暖池。这个热发动机把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大云团送进大气层。暖气流越过太平洋，穿过赤道，最后在太平洋东部的阴冷海面上空下沉。暖空气在信风的作用下转而向西流动，形成所谓的沃克环流。在信风减弱的年份，赤道暖池就会东移，使沃克环流区域集中在东太平洋上空。于是，澳大利亚北部的空气变得干燥起来，而南美沿岸的大气更加湿润。这可能是厄尔尼诺即将来临的征兆。这就像是看到天空中密布的阴云，你就知道暴风雨要到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能预测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世界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监测系统，密切关注热带太平洋水温的细微变化。因为这些变化可能是圣婴兄妹到来的先兆。救救森林很多年前曾看过一副含义深远的漫画：生活在"水泥森林"里的城市人排着长队等候进入博物馆观看地球上已很难看到的稀有物种----活着的树。漫画家通过形象和夸张的手法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呼号：救救森林！森林是"地球之肺"，这恐怕是人人皆知的道理。然而人类保护森林的措施却远远跟不上无情的利斧。据世界观察研究所1999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透露，世界森林正在以每年1600万公顷的速度消亡，差不多是一个英国或半个德国的面积。迄今，森林已消失了一半。如果森林继续按这个速度消失，总有一天地球有可能被砍成"光头"。人类年年呼吁保护森林，然而森林面积年年锐减。这看似矛盾，但实则有因果联系。我们需要森林的庇护，但更需要森林的付出。人类在寻求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有的人往往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向森林肆意索取。专家警告说，在人类仍被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功利心所驱使的情况下，森林就难以摆脱目前的厄运。森林是地球的宝藏。正因为如此，砍伐森林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捷径。当耕地和牧场不够用时，有人便向森林索取；当需要外汇时，一些国家不惜对森林乱砍乱伐；当市场上稀有木材家具行情看涨时，森林"家族"中的部分"成员"便要大祸临头。有关数字显示，最近30年，这种类型的砍伐树木活动增长了3 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森林的需求也在年年增长，它象一张大口吞噬着日益减少的森林。以造纸业为例。世界观察研究所的报告指出，造纸工业迅猛发展是世界森林的一大威胁。90年代每年用于造纸的木材消费比1950年增长了两倍，到2013年纸的消费量还将倍增。目前，世界被砍伐的树木有百分之四进了工业国家的造纸厂。美国是纸消费的第一大国，每年人均消费341公斤；其次是日本和德国。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但纸制品消费却占世界的三分之二，这些国家的木材几乎全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因此发达国家对世界森林的减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祸猛于虎。造成森林锐减的正是我们人类自己。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现实。面对千疮百孔的"地球之肺"，人类是否应该反省？

《南方都市报》报道，据广州市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艾滋病疫情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就是老人的感染例数增加明显。艾滋病虽然被发现还不到30年，但因其死亡率高而至今没有有效药物和疫苗，早已成为专业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一些相关信息也被广泛认知，例如公认的艾滋病高危行为主要有：不洁的采供血、吸毒、不安全的性行为和母婴传播，其中不安全的性行为主要存在于性交易和同性性行为中。从日常生活经验和相关调查数据来看，在商业卖血者、吸毒者和同性恋者中，老年人并不占有特别大的比例，所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个案的增加明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交易传播。《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艾滋病防控人员在与感染老人的交流中，总结这些老人染病的原因是，退休后口袋里有钱但又不是很多，时间空闲，就会光顾一些低档的娱乐场所，有些老人出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不愿意使用安全套，因而不幸中招。老年人买春，并不是单纯的性需求旺盛这么简单，更与文化生活匮乏、精神空虚有关。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乐融融、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形态，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年轻人大多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里的老人。这个极端功利的社会，也没能为丰富老人的生活提供多少帮助，所谓寂寞难耐，老人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生活方式，而从性交易中寻求慰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宣泄通道。老年人热衷于买春，除了感染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几率较高外，还有其他风险。老人因“按摩”或“桑拿”而猝死———也就是传说中的“马上风”，就经常见诸媒体报道。事实上，就在今天，《南方都市报》就有报道，黄埔区一位收购废品的六旬老翁，昨日猝死在一暗娼家中，全身赤裸，怀疑因买春时吃药过度或病发致死。当然，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以前的一个邻居，父亲已经快70岁了，但平日很爱去风月场所“找女人”，邻居母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在他面前抱怨，他被唠叨得烦了，就冲母亲说：是我给钱他去玩的，你就别啰嗦了。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个心思和能力，作为儿子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他身体还很好…… 当越来越多老人走进风月场所寻求性方面的慰藉之时，应该反思和检讨的正是我们———作为社会主流的青壮年阶层，我们没能充分考虑和照顾老人的需要，以至于他们中有些人晚节不保，甚至因此染上本不该有的疾病乃至失去生命。老人感染艾滋病个案增加明显这个现实提醒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和帮助卖血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防控艾滋病的努力中，也应该包含为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提供丰富的精神生活。

艾滋病虽然被发现还不到30年，但因其死亡率高而至今没有有效药物和疫苗，早已成为专业研究和公众关注的热点，一些相关信息也被广泛认知，例如公认的艾滋病高危行为主要有：不洁的采供血、吸毒、不安全的性行为和母婴传播，其中不安全的性行为主要存在于性交易和同性性行为中。从日常生活经验和相关调查数据来看，在商业卖血者、吸毒者和同性恋者中，老年人并不占有特别大的比例，所以，老年人感染艾滋病个案的增加明显，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性交易传播。《南方都市报》的报道中也提到，艾滋病防控人员在与感染老人的交流中，总结这些老人染病的原因是，退休后口袋里有钱但又不是很多，时间空闲，就会光顾一些低档的娱乐场所，有些老人出于身体状况的原因，不愿意使用安全套，因而不幸中招。老年人买春，并不是单纯的性需求旺盛这么简单，更与文化生活匮乏、精神空虚有关。随着生活方式的变革，其乐融融、三代乃至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形态，已经永远地过去了。年轻人大多为了生活而奔波忙碌，没有多少时间陪伴家里的老人。这个极端功利的社会，也没能为丰富老人的生活提供多少帮助，所谓寂寞难耐，老人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生活方式，而从性交易中寻求慰藉，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宣泄通道。老年人热衷于买春，除了感染艾滋病和性传播疾病几率较高外，还有其他风险。老人因“按摩”或“桑拿”而猝死———也就是传说中的“马上风”，就经常见诸媒体报道。事实上，就在今天，《南方都市报》就有报道，黄埔区一位收购废品的六旬老翁，昨日猝死在一暗娼家中，全身赤裸，怀疑因买春时吃药过度或病发致死。当然，不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我以前的一个邻居，父亲已经快70岁了，但平日很爱去风月场所“找女人”，邻居母亲对此非常不满，经常在他面前抱怨，他被唠叨得烦了，就冲母亲说：是我给钱他去玩的，你就别啰嗦了。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有这个心思和能力，作为儿子我很高兴，因为这说明他身体还很好…… 当越来越多老人走进风月场所寻求性方面的慰藉之时，应该反思和检讨的正是我们———作为社会主流的青壮年阶层，我们没能充分考虑和照顾老人的需要，以至于他们中有些人晚节不保，甚至因此染上本不该有的疾病乃至失去生命。老人感染艾滋病个案增加明显这个现实提醒我们，除了继续关注和帮助卖血者、吸毒者、性工作者等，防控艾滋病的努力中，也应该包含为劳碌了一辈子的老人提供丰富的精神生活。

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为118295万人，占总人口的；各少数民族人口为12333万人，占总人口的。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2355万人，增长了；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1690万人，增长了。汉族人口为亿人少数民族为亿人城镇人口是居住于城镇的人口。90年代后，一些地区只要是撤乡建镇了，原乡的全部人口都算作城镇人口。乡村人口相对于城市人口以外的[农村人口，有时包括大城市外的小城镇。在城镇而言，指城市、城镇以外的农村人口。非农业人口：户口中与农业人口相对的人口,比城镇人口范围小。就是70年代说的城镇户口、城市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