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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议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4 18:16:33

长恨歌主题议论文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会稽郡),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他是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与杜莆齐名,也称“李杜”. 杜甫(712-770),字子美,汉族,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杜甫在我们的心中,是一个饱经沧桑,关怀国计民生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河南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1]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白氏祖籍山西太原,白居易的曾祖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遂移家于河南新郑.[2]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葬于香山.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被后人誉为“诗仙”.汉族,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今属吉尔吉斯斯坦),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享年61岁.其墓在今安徽当涂,四川江油、湖北安陆有纪念馆.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南到洞庭湘江,东至越州(会稽郡),寓居在安陆、应山.直到天宝元年(742),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两年半,就赐金放还而去,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屈原而后,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汉、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他是屈原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称,他与杜莆。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语言平易通俗;刘白".后世将李白和杜甫并称“李杜”,葬于香山. 杜甫在我们的心中,被后人称为“诗圣”,被后人誉为“诗仙”,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既反映了时代的繁荣景象.公元846年白居易于洛阳去世,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但仍然心系苍生、杜工部.屈原而后,是一个饱经沧桑.后世称其杜拾遗,反抗传统束缚.李白存世诗文千余篇,与刘禹锡并称",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他的诗被称为“诗史”,遂移家于河南新郑,东至越州(会稽郡),见新郑山清水秀,虽然躲避了战乱,在京仅两年半,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贫困失望的境地.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形式多样,唐朝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白居易的曾祖父移居下邽(今陕西渭南).[2]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有“诗仙”之称. 杜甫(712-770).直到天宝元年(742),过着飘荡四方的漫游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道士,有《李太白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其墓在今安徽当涂,也称“李杜”、《三吏》.汉族.他的诗歌总体风格清新俊逸,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字乐天,四川江油,南到洞庭湘江,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郑东郭宅(今新郑市东郭寺村),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形式多样,号青莲居士、《三别》等名作,然后由高天师如贵道士授录济南(今山东省济南市)的道观紫极宫.李白生活在盛唐时期,就赐金放还而去,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生活相对安定;,二十五岁时只身出蜀,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自号少陵野老,开始了广泛漫游生活,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胸怀国事、《卖炭翁》、《琵琶行》等,白氏祖籍山西太原,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官至翰林学士、魏以来的乐府民间吸取其丰富营养.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寓居在安陆,出生于碎叶城(当时属唐朝领土,但后来声名远播,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大多集于《杜工部集》,号香山居士,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李白被召至长安,表现出蔑视权贵,供奉翰林.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与李白合称“李杜”,也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和腐败.他具有超轶寻常的艺术天才和磅礴雄伟的艺术力量,又号醉吟先生.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应山,他第一个真正能够广泛地从当时的民间文艺和秦.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北征》.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汉,4岁再随父迁至剑南道绵州,世称“元白”,他有“致君尧舜上,河南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湖北安陆有纪念馆,他与杜莆齐名.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759年杜甫弃官入川、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字子美,汉族,白居易的祖父白湟曾任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县令,从此踏上了忧国忧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左赞善大夫,也称他杜少陵.762年病逝于今安徽境内,家学渊博,杜甫创作了《春望》.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1]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1],关 怀国计民生的一个现实主义的诗人 白居易(772~846),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秦安县),有“诗魔”和“诗王”之称李白(701-762),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字太白,语言平易通俗,集中提高而形成他的独特风貌.李白的诗以抒情为主。

这是一首著名的杭州西湖春景诗。作者于唐穆宗李恒长庆二年(822)七月,除杭州刺史,十月到任,至长庆四年五月底离杭赴洛阳任所。此诗即作于作者卸杭州刺史任之前夕。

诗的前三联绘景,尾联抒情,全诗则情景交融,物我划一。首句鸟瞰西湖春日景色,谓其“似画图”。作者以具有如此浓重感 *** 彩的字眼儿入诗,并非偶然。在孩童时代,白居易曾立志要到杭州做官,心愿得酬,自然为之欣喜,其对杭州的深情于此可见一斑。此诗不仅是白居易山水诗中的佳构,亦是历代描写西湖诗中的名篇之一。

“乱峰”以下三句,具体描绘如画之景∶群山环绕,参差不一,湖上水面平展;排排青松装点着山峦,如重重叠叠的翡翠,皎洁的月亮映入湖心,象一颗闪光的珍珠,这是多么诱人的美景呵!然而诗的旨趣并没有凝滞在范山模水的层面上,“碧毯”二句出人意表地把笔舌转到对农作物的体察上。在山水诗中嵌入农事,弄不好会雅俗相悖,很不协调,而白居易却别出心裁地把农事诗化了━━早稻犹碧毯上抽出的线头、新蒲象青罗裙上的飘带。如此精妙新奇的比喻本身不仅体现出作者对湖区人民的关怀,使读者由此可以联想到正是这位自幼向往杭州的白刺史,一到任便体恤民瘼,浚井供饮,把杭州变成了人间天堂,从而铭戢其德惠。同时,在诗的写作上也是一种变格、一种可贵的出新,它比作者描绘西湖的另一名篇《钱塘湖春行》,立意更加新颖,语言益见精妙。

这首诗的结构曲折委婉,别有情致,特别是最后两句“以不舍意作结,而曰‘一半勾留’,言外正有余情。”(《唐宋诗醇》)那么其“言外余情”是什么呢?这得联系作者的有关行迹和创作来探寻。除杭州刺史之前,白居易原在长安任中书舍人。面对国是日荒,民生益困的现实,屡屡上书言事而不被采纳,眼见时局日危,朋党倾轧加剧,便自求外任,来到杭州。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认为做隐士不好,做京官也不好,只有做杭州刺史闲忙得当,正合其意,即所谓“□溪殊冷僻,茂苑太繁雄。唯此钱塘郡,闲忙恰得中。”这话是出自《初到郡斋寄钱湖州李苏州》一诗,在其他篇目中尚有不少类似的说法,这既是作者的心里话,也是此诗的“言外余情”。

因为“皇恩只许住三年”,白居易抱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西湖,这种情绪本身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西湖早已是驰名中外的湖山形胜之地,此诗亦不胫而走,值得玩味的是如今西湖十景中的“平湖秋月”、“翠堤春晓”、“三潭印月”等景观的命名,有的很可能是从这首《春题湖上》中的相应诗句衍化而来的。

在“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面上,一位身着官服的人站在画舫上,看着“日出江花红胜火”的美景,完全陶醉在春日江南的婀娜当中……我眼中的白居易,这么多情,这般陶醉。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人间美景的化身。我喜欢他那“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细心发现和对美好春天的悉心欣赏,喜欢他那“半朽临风树,多情立马人”的深情感叹和对人生的黯然神伤。我更喜欢他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离离原上草,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上,大火无法烧尽那小草的生命,春风吹来,那生命的绿色又重新铺满大地,无论是古老的荒路,还是荒废的古城,在荒路瓦砾间都有它亮丽的身影。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见了青春的美好和大自然的美丽。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朵同情百姓疾苦、忧国忧民的伤感之花。她可怜琵琶女的悲惨身世,同情琵琶女的凄婉人生,于是,用那“枫叶荻花秋瑟瑟”的笔触写出了“别时茫茫江浸月”的伤感之情,情感的芦花在秋叶的凉风中瑟瑟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啊,此时的白居易也是身处被遗忘的角落里的人,处境悲哀,所以“江州司马青衫湿”,在官场的伸张正义抵不住小人的谗言献媚,数年的心血免不了被贬斥的厄运。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多了一份对世事的哀叹,多了一份同情心。

我眼中的白居易,是一枝熬寒凌雪、不屈于官场腐败的红梅。他虽然是朝廷命官,但爱憎分明,敢于直抒己见,利用诗歌直抒胸臆,讽刺和鞭挞贪官污吏,揭露朝廷的黑暗统治。他痛恨“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腐败官吏欺压百姓的强买强卖,他同情“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悲惨、自叹“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的愧疚,他嘲讽“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的糜烂昏庸。读了白居易的诗,我看到了一个刚正不阿的人格,使我学会了明辨是非,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

如今,物是人非,千年又一季,而白居易的诗歌及其精神仍然鼓舞着我们。野火春风中的小草,秋江夜中的那轮明月,风雪寒天中的腊梅,这就是我眼中的白居易。

在中国诗坛上,人们常把李白称作“诗仙”,而事实上白居易才是真正的诗仙!请看唐宣宗的这首赞扬白居易的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从宣宗皇帝的这首诗中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唐时即被称作“诗仙”.而李白被称作诗仙始于清代,因此,李白的“诗仙”荣誉应该还给白居易!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一生著诗词文章七十五卷,计三千八百四十余篇,数量位居唐代诗人之首位.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他的诗歌能充分反映民间疾苦,妇孺能诵,被誉为“人民诗人”.古人有“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歌咏佳句尽为白公所占”等赞语.伟人 *** 曾当众默写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两篇名著,传为佳话,陈毅元帅也对白居易的诗给予高度评价:“吾读乐天诗,晓畅有深意.一生事白描,古今谁能继?” 白居易不仅对中国文学有突出贡献,在世界文坛上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在欧洲,白居易与大艺术家贝多芬齐名;在韩国,古代鸡林宰相以百金换一首白居易的诗,而且能辨明真伪;在日本,醍醐天皇言:“毕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五卷是也!”嵯峨天皇把《白氏文集》置于宫殿之上,做为范本来考试其臣民;据《中国广播报》报道,宇宙行星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命名者有23位,白居易为其中之一,名列第四.因此,人们称白居易为世界级文化名人!白居易不仅诗文盖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官至二品,以刑部尚书致仕,御封“太子少傅”,谥号“文”,人称“白文公”.他曾做过忠州、杭州、苏州的太守,也做过河南府最高行政长官——“河南尹”,留下不少政迹,尤其他晚年达则兼济,在洛阳龙门修缮香山寺、开凿八节滩之善举,广为后世所称颂。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

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

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

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

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

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

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

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

“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

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

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

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

语文是我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门学科,我也对语文有自己的看法.我们每天都要用到语文,向别人介绍一样东西一件事情的时候就需要用语文来描述.表达一件事物也需要用到语文,就连跟别人交流或者向别人介绍自己都需要用到语文,总之,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语文.语文是有趣的能给我们带来快乐.我经常看课外书从书中能学到语文写作方面的技巧与方法,让自己的作文能写的生动有趣或者感人,有一次竟然有一篇发表到刊物上了,写作给我带来快乐.我感谢语文知识帮了我不少的忙,我学会许多成语也知道许多的语法知识,更喜欢古人诗词,从语文中我认识了李白,喜欢他的诗词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气势和豪放,还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深沉.还喜欢孟浩然,白居易,杜甫等诗人的诗词.我看了四大名著,让我通过语文认识名著中许许多多活灵活现的人物,感受到古人通过语文表达自己思想和观念的看法.当自己写了一篇满意的作文时我就会很快乐,当我看别人写的很有趣的文章时,我也会跟着开心笑起来,语文用它独有的魅力在我们的生活无所不在.语文又像我们的朋友,它能帮助我们很多事.当我们不开心时,我们可以通过语文宣泄我们的情感,当我们开心时,我也可以用语文把它记录下来.当有事想告诉远方的朋友时,我们可以通过语文写信写函表达我们意愿,当我们想了解以前的历史,可以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字资料,来直接查阅来了解历史.语文真时我们好朋友.语文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即使商场影院旅馆等到处都是用文字标记的标题和名字,让人更容易了解交流省去许多麻烦.语文是我们离不开的朋友,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许多的方便.。

长恨歌主题思想议论文

我们看到,(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纪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已、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 《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 由于“美”与“恶”的结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恨歌》塑造的贵妃形象是一个足可与荷马史诗中的海伦相媲美的美妇形象。征城掠地、政治兴亡与这种女性美的力量对比,甚至都有些黯然失色了。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 《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但即使在礼防较宽的唐代,白诗的这种公然将“重色”、“风情”当作诗歌主题,尽情讴歌女性美的描写也已经对某种道德规范和文学轨仪造成了冲击。也就是说,白居易在这样处理感情问题时,早已面临着道德的压力。他在道德与感情之间有时也有非此即彼的选择,有些可能更为无形但仍约束人心的道德锁链是他不愿接受而抛在一边的。这使我们联想到他早年曾有的恋爱经历。正式结婚前,白居易曾与一名为湘灵的女子自由恋爱,但家庭和社会不能接受这种婚姻,原因即在于它是非礼结合,两人的关系是属于两情相悦的私下结合,而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也是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根本原因。再加上家庭对白居易幼年的影响,使他的世界观和个性在两个并列的世界中形成:一个是道德和仕进的世界,另一个是感情和个人生活的世界;父亲代表前者,母亲代表后者。这幼年的两个世界——道德和感情,实际上成为白居易人生和文学创作所围绕的两大主题。联想到《长恨歌》又未尝不是对往事的痛苦回忆,我们便不难理解,白居易在道德与感情问题上也常常陷于困境,在其成长过程中也必然发生过若干次精神危机,他的感情生活也肯定会有不少难言的隐衷。或许应该这样说,这些来自早年生活的情感体验便构成了他不畏“结靡”之攻击而大胆进行感情主题创作的动力。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在此之后,元代白朴的《梧桐雨》,清代洪异的《长生殿》等据此而创作的作品,不论主题思想还是艺术成就与白诗相比,已然失去了太多的东西。 注释: ①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未戏元九、李二十》。 ⑦见陈鸿《长恨歌传》。 ③白居易《与元九书》,见《白氏长庆集》。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

1、爱情主题说。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

2、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

3、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

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诗人在这首七言古诗中,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交融在一起,故事曲折动人,情感缠绵悱恻,具有极强的感染力,读来荡气回肠。诗人没有直抒“长恨”之情,而是将它融入了叙事中,通过烘托、渲染等,使 “长恨”之情逐层深入,使 人对这两个字体会更加深刻。

以上就是我整理的《长恨歌》中心思想,感谢阅读。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议论文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

可以以‘天生丽质难自弃’作为论点来写一篇议论文。写一个人只要有才干,总会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这需要自己去发掘和锻炼。二,每个人的人生中,总有无数的机会,抓住了,就会一飞冲天,获得成功。三,虽然天赋才能很重要,但是不能缺少勤奋和努力。最后用只要是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这句话做结论陈述。例证可以使用诸葛亮隐居山林却得刘备三顾茅庐,韩信少年寥落尔后拜将领军这类。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长恨歌政治主题论文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冬,三十五岁的白居易被授周至县尉,当时,他与好友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听到当地民间流传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纪的故事,深有感触,于是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陈鸿为此诗撰写了一篇《长恨歌传》。《长恨歌》以其标格卓异的风姿赢得了古今无数的读者,甚至当时长安妓女以“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自夸,并因此身价倍增。“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①,不仅是作者的自我肯定,也道出了众多读者的心声。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是读者争论的焦点问题,观点颇为分歧,约可分为三派:其一,爱情主题说。认为从作品宫中多宠的宪宗;其三,双重主题说。认为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谕诗或爱情颂歌都不恰当,它是暴露与歌颂的统一,讽谕和同情的交织,既为李、杨的爱情悲剧一掬同情之泪,又为他们的误国失政一叹遗恨之声,二者交相融汇而不是机械叠加。此外,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认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根据全诗的内容和情节发展,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渺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渲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所以,我们认为《长恨歌>并非是一篇政治讽谕诗,而是一篇歌颂爱情的诗篇。如果说李、杨的生离死别是个爱情悲剧的话,那么,这个悲剧的制造者最终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不叫人遗憾。《长恨歌》所写的历史题材是依照史实想像而成的帝纪间的爱情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唐玄宗又是唐朝历史兴衰转折期中的关键人物。由于受重道德而视爱情为罪恶的传统观念之根深蒂固,读者对于《长恨歌》的认识,便常常游移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或者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文学批评混淆起来,或者以伦理的批评取代审美评价,从而产生理解上的困惑与分歧。这种分歧,大概在白居易写这首诗的时候即已存在。当时,白居易、陈鸿、王质夫闲谈玄宗与杨妃的故事,王质夫说:“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他期待白居易的是表述爱情。陈鸿则不然,他认为,白居易写《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②赋予《长恨歌》以伦理说教的意义。白居易本人则认为,该诗表现的是“风情”,并非如同《秦中吟》、《新乐府》那样的正声。唯其如此,他在编集时才把它归入感伤诗,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③《长恨歌》以“情”为中心的主旋律始终回旋激荡于全诗之中,当白居易把“情”作为描写对象时,那种被他承认的人皆有之的情潮便会以其固有的人性之美奔涌于笔端而无从遏制,即使他心存讽谕,只要着意深入感情的领域,作品便不会以讽谕说教的面貌出现。《长恨歌》写作之初,未尝不曾出现过如陈鸿所说的“惩尤物,窒乱阶”的念头,写作的结果却是倾注着作者感情的爱情描写。依照正常的艺术感受,读者是很难从中感受到女人是祸水,李、杨之恋是唐帝国衰亡根由的。假若白居易真的把这个故事写成讽偷诗,使全诗充满了“尤物惑人”的讽刺与说教,其价值将如何,我想,是很难与此篇分庭抗礼的。诗人以历史为素材,又不拘囿于史实,在文学与历史的隔膜中求得平衡,超越时空局限,并与人们普遍意义上的情感产生共鸣,因而取得审美意义上的成功。读者掩卷之余,甚至会忽略造成这一爱情悲剧的根源,而完全将审美意识集中于李、杨之间缠绵悱恻、难舍难分的感情渲染。生离死别的悲痛、绵绵长恨的情思、宛转动人的传说、虚无缘渺的仙境完全将读者带进一个透明的纯情世界,它没有尘世间的喧嚣与龌龊,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淀着历代读者的理想,一种对真情向往的共鸣使这首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由《长恨歌》故事的展开来看, “人宫专宠”、 “马嵬惊变”两段情节都有历史记载可据,涉及的主要是一个“专宠”问题,以及与之相连的“女祸”之类历史观念。在中唐时代,执拗地回顾这段历史还反映着一种对开元盛世无比怀念的情绪。与其他专宠故事相比,李、杨故事的特殊魅力确实与它包含的政治内容有关。这个故事恰恰成为安史之乱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中心和导火索。由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政治制度将皇帝置于政治生活的中心,天下兴亡系于君主一人,给君主造成问题的又不外乎宠信奸侯、耽于享乐。因此,当时人们在总结这一历史事件的教训时,基本上只能着眼于宫廷政治史,李、杨关系于是也成为议论 的中心话题。然而,在推出这两位事件的中心人物和确定了被谴责的对象杨妃之后,李、杨故事并没有顺利地向失德荒政、女色祸国的政治解释模式发展,而是转向赞叹女性美、歌颂忠贞爱情这一主题,这基本上是属于民间传说的。因此,在这种主题转变中,民间叙事模式和其中所反映的社会大众心理,起丁关键作用。当然,这一主题变化还包含着杨贵妃形象的变迁这一重要问题。这也是《长恨歌》成功的基本原因之一,它遵循了美妇题材和爱情题材作品的一般趋势,满足了人类感情的一般需要,而没有违背这种趋势去过分强调故事的政治涵义。 正是由于诗人追求功利的淡化与艺术的深化,以“情”为中心,描绘了中国版的“人鬼情末了”的动人场景,是一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作品。其中凝聚着诗人的理念,也层层积演着历代读者的美好理想,人性的赞美使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了互动。惟其绵绵“长根”的豆古主题和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 使此诗获得了永恒的魅力。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吧!长恨歌朝代:唐代作者:白居易原文: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花开日 一作:花开夜;南内 一作:南苑)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阑 通:栏;飘飘 一作:飘飖)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译文:《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白居易的《长恨歌》

长恨歌主题辨析论文

《长恨歌》的叙事艺术,既有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赓续,又有拓展与突破。《长恨歌》对叙事艺术的创新和发展,表现出与现代审美观念惊人的契合,其叙事策略与叙事话语,穿越千年岁月,具有某种现代品质和价值的美感特征。其美感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诗艺之间彰显着“不同之同”、“同而不同”,具有一种“坚奥的美”([英]鲍桑葵)。这是《长恨歌》研究尚未触及的阐释空间。因此,在现代审美理念的观照下,我们将在重读中收获新的审美感悟和文化信息,作品也会在重读中焕发新的艺术生命和价值。换个角度说,文本在形成中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会重现在后世的审视中。这种解读所发掘的内涵和价值,对创作和批评都是很有意义的,而不是仅仅印证西方文论、现代文论的有效阈限。 叙事意识的多元性 《长恨歌》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四友斋丛说》卷二五),其引人入胜,令人激赏,不只是故事和人物,还有其叙事态度和叙事方式。而决定其叙事态度和方式的是叙事意识。正是叙事意识的多元性,使得《长恨歌》的创作在审美范畴突破了传统的樊篱。 l、疏远“载道”、“言志”、“明理”的诗学传统,在古代文人最有心理障碍的题材中,挑落了君臣纲纪神圣不可侵犯的面纱。在《长恨歌》大胆纵情的书写中,耽入爱河的帝妃与世俗红尘男女没有本质区别。男女主人公情的痴绝乃至性的沉湎,在毁灭中的无可奈何,在心灵创伤中难以自拔,在幻灭无助时憧憬超自然的力量,“生命情调”的体验尽显于诗人笔下。把“生命情调”表现得如此大胆、坦率、执著、真实,这在中国古代叙事诗中是前无古人,也是后无来者的。“载道”、“言志”、“明理”的诗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古代的文学“工具论”。国人直到20世纪末才算是挣脱了“工具论”的枷锁。白居易竟然在千年之前冲破了“工具论”的桎梏,不能不让人敬佩其文学上的胆气和识见。诗人对历史中的玄宗和杨妃并非没有腹诽和讽喻,我们只要检索《长恨歌》以外的白诗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但是,在以民间传说为素材来塑造新的文学人物时,诗人不但疏远了传统诗道,也否定了惯于讽喻的自我。正是这种疏远和否定,催生了新的文学典型。这里,对美的理想形态的憧憬、想象与追求,打破了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创作定式。 2、背离“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圣人之规,在中国封建时代视为文学正统的诗歌领域,将笔触伸入到神灵世界,不仅写了“不见玉颜空死处”的怪异,又写了碧落仙界的神奇。这在诗中不是作为典故偶而涉及,而是建构了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叙事框架。其构思立意从总体上背离了孔子之说。在封建时代的主流文化中,这种叙事意识并不被认可。唐朝孟棨《本事诗�6�1嘲戏》载:“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也?’”可见,从正统中出走需要怎样的胆识和才力。人天生死形魂离合使《长恨歌》中的李杨故事具备了完整性和传奇性,其“有一定的长度”的完整性正暗合亚里斯多德提出的史诗标准,而故事的传奇性则回应了唐朝新兴的传奇文学的审美诉求,具备舞台表演可能的潜质。 3、走出“红颜祸水论”,颠覆历史本事,使女主人公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新唐书�6�1玄宗本纪赞》代表了典型的传统看法:“呜呼,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自高祖至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这里既把安史之乱归罪于杨妃,又对玄宗没有汲取所谓的历史教训充满惋惜。而白居易在《长恨歌》的创作中,则与“红颜祸水论”彻底划清了界限。纵观白居易诗作中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对女性才德的激赏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我们就不难理解白居易为什么摈弃了祸水论,不难理解诗作为什么对玄宗夺媳秽行、杨妃因忌悍出宫以及与安禄山关系暧昧之类的闱壶之玷一律芟刈,不难理解杨妃为什么在诗中获得全新的人格定位和情感定位。诗中的杨妃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人物,而是获得新生的文学形象。白居易以崇高的诗美祭奠杨妃,是因为这位风华绝伦才艺超群的女性,在个人生死存亡家国兴衰续绝的关头,以身殉国,以死殉情,以女性的牺牲换取男性生命的拯救,在神化成仙后又以女性的宽宥实现了对男性心灵的拯救,充满了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和人生选择智慧的痛苦。“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根据审美理想和人物性格逻辑的叙事,表现了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义的真实。 4、接近乃至认同世井传说的价值判断,使得《长恨歌》的叙事具有某种平民化书写的风格。关于李杨故事在民间传说中的原貌,我们只能从零星材料和《长恨歌》、《长恨歌传》的追溯中略知大概。在世人的传唱中,历史远去留下的深刻背影,不是五千年前那场浩劫的罪魁祸首,而是兼具动乱的当事者和受害者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时过境迁五千年,时空的距离效应蒸发了历史的血腥,过滤了历史的沉重,留下了男女主角的风情和憾恨,并藉此拨响诗人感伤的琴弦。当李杨情史在民间传说、坊间传唱中经过宽宥的洗涤,乃至蜕变之后,白居易则顺应延续这个轨迹,使之脱胎换骨,经过圣洁化、理想化的艺术处理,在中国诗歌史中推出先前不曾出现过、后来也不再出现的文学形象。这种叙事,不仅仅是题材处理的方法问题,而是审美价值在叙事中的一种转向。联系到白居易生平与人民的接近,诗风的平易近人,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借鉴等等情况,《长恨歌》叙事的民间立场、民间意识,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创作的自觉。 5、对文学张力的营构意识。被称之为“诗的共同特点”的文学张力,源于英美新批评理论家艾伦�6�1退特1937年《论诗的张力》一文,随后被用之于包括角色、结构、情节、语言等等在内的文学各个层面的研究。诗的张力被认为具有多义性、情感饱绽、包孕矛盾对立、内在的动感等特征。千年之前的白居易不可能对文学张力作出概念的界定,但是他的创作主张却有相似的论述,并体现在他的诗作中。白居易在述及感伤诗的创作时说:“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谓之感伤诗”。这近似一篇创作过程论,又逼肖诗歌文学张力理论的古代版:在创作过程中,外在的事物与内心的情理及其之间多种对立的文学元素,在感遇(感触、感觉、感悟、体验)中牵、动、随、形(牵连、冲撞、抗衡、比较、映衬、交合、生发),使受众的思维不断在多极之间往返、游移,在多重观念影响下产生立体感受(张力)。《长恨歌》作为感伤诗的代表作,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对这种文学张力的营构。《长恨歌》的题旨具有多维向度:它既是民间传唱的意蕴升华,又是历史本事的颠覆文本;既是诗人情感历程的纪事载体,又是对历史、人生、情感去向的诗意追问。诗人对笔下人物一往情深,提供了命运转化的支点,却又不得不残酷地让他们走向无法挽回的悲剧,这与阅读期待形成巨大的反差,却又反常合道。诗中的玄宗以天下之主却不能庇一妇人,陷入无从消解的悔恨;杨妃太真侧身仙界却心系红尘,坚守誓盟却无力回天,只得溺于绵绵不绝的长恨。诗中互文、叠映、闪回、逆收,使叙事充满了张弛开阖起伏跌宕的动势。这些作为有机整体的文本中相互矛盾因素的组合和相互作用形成巨大的文学张力,不断冲击读者的心理承受能力,考验读者的审美鉴赏能力。应当说,《长恨歌》叙事中的这种“不动之动”的文学张力的生成,只能来自诗人的有意识经营,而其识见才情又足以副之。 叙事意识的复杂多元,镕铸了《长恨歌》叙事艺术众美兼具的品格,既体现出传统诗艺的濡染,又有与现代美感的契合。其审美判断有极大的接受面,由此引发题旨判识的见仁见智,引发审美冲动的多彩多姿,诗作因此成为一部把美和情与广大受众永久分享的文学经典。《长恨歌》中的故事不再是历史的影像,而是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式。这种叙事个性,带来了叙事结构的开放性和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所谓“开放”,与“封闭”相对,指与外界有联系。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与环境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则为开放系统。叙事结构作为一个系统,其开放性的界定,应指文本形成过程与外界有联系、与环境有信息交流,具有某种有意设置的不确定性和缺失性。《长恨歌》的叙事,与民间传说、历史本事、时代氛围、作者情感历程紧密联系,并产生互动。在叙事中,历史本事不断离散并受到颠覆,民间传说作为基本素材受到过滤和扬弃,时代情绪和呼唤影响叙事的调式并得到体现,诗人的情感历程隐含于叙事之中并烙上鲜明的印记。千百年来,《长恨歌》的叙事艺术给受众带来震撼、愉悦和陶醉,而叙事中的空白处、简略处、存疑处和缺失处则带来了困顿、疑窦、期待的失落和求索的欲望,受众以史书纪事与逸闻、民间传说、诗人情殇之史与相关诗作、同题材创作的作品(如《长恨歌传》《长生殿》)去论证、注释、解读文本,与诗中的男女主角形成对视和交流。文本在形成和阐释中的信息交流互动,使《长恨歌》的叙事结构成为开放系统。其开放性,表现在叙事的诸多节点中,其中又以高潮结局部分为最。 l、恩宠部分的空白处 杨玉环的入宫,诗中以“杨家有女初长成”,“一朝选在君王侧”一笔带过,而夺媳的复杂过程则成了空白。杨入宫后受到专宠,诗作对惊艳、赐浴、恩幸作了种种渲染,而宫闱中争宠的勾心斗角和因忌悍和不检点而出宫的秽行丑闻则消解得无影无踪,杨氏一族恃宠而骄败坏国政的种种劣迹则置之空缺。渔阳鼙鼓作为叙事的转折出现在背景中,而没有和玄宗沉湎女色构成因果关系。这些空白、间断所遮蔽的历史本事、宫廷秘闻在民间传说甚至在《长恨歌传》中均有生动的陈述,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猜测和征索。叙事在历史本事的间隙和边缘机巧穿行,行文和本事若即若离,不即不离,似乎要指向讽喻,似乎在导向讴歌。其飘忽的叙事形态把要表达的张扬到极致,要规避的轻轻撇过。这些间断和空白是一种有意识的叙事犹豫和游移,富于诱惑,易成误导,所形成的开放性,提出一种无言的邀请,致使千百年来为其主旨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马嵬事变的简略处 马嵬事变是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的大关节。天日无辉、风云骤变的场景,急转直下、存亡取决于呼吸之间的情势,生死抉择中百转千回的心态,种种激化的行为冲突、心理冲突,本应形诸文字,何况白居易又是擅长繁复的高手,但在诗中仅简缩为四句:写玄宗的屈服——掩面救不得的无可奈何,写杨妃的屈死——婉转蛾眉马前死。就是这四句,也是为后文张本。玄宗因屈服而受到苦思无期、天人睽别的命运惩罚,杨妃因为屈死而得到神化成仙的命运补偿。叙事把极易出彩、出戏的场面、行动、心理、情感以简笔出之,把偌大的再创作空间留给他人施展身手,也把一个个问题留给读者思索、拷问:承诺和情感为什么如此脆弱易折?君威和智术为什么这样不堪一击?难道是别有隐衷,只得秘而不宣?还是出于叙事策略的考虑,“伤心朝恨暮恨,回首千山万山” (唐窦弘馀《广谪仙怨》),真正的幽深本不宜诉诸繁复的文字? 3、“不见玉颜空死处”的千古之谜 明明“婉转蛾眉马前死”,何以改葬时“不见玉颜空死处”?全诗这一真正难解之处,并非疏忽,乃是故意留下的疑窦。首开怀疑杨妃死于马嵬先声的,是俞平伯先生(《小说月报》20卷2期《<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俞氏在详加剖析后认为:当年死于马嵬的蛾眉并非杨妃,而是她的替身,她逃走后当了女道士。“不见玉颜空死处”,实指玄宗回朝改葬,却发现杨妃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临邛道士升天入地,其实是“明皇密遣使者访问太真”。“只是唐之女道士迹近倡家,非佳话也”,“而太真以贵妃之尊仍不免风尘之劫,贻闱壶之玷,可恨孰甚焉……明皇知太真在人间而不能收复水,史乘之势甚明”,终于铸成千古长恨。另一种破解来自后世学者对刘禹锡《马嵬行》的剖析。白居易的诗友刘禹锡提出杨妃服用金屑酒致死而不是缢死的新说法,其本意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要为“平日服杏丹,颜色真如故”张本,因为服用了急救用的杏丹杨妃死而复生,故马嵬坡留下的只是空死处。还有一种破解是杨妃逃脱大劫流亡日本,并以在日本留下种种遗迹和传说为证。而为了破解这一疑案,走得更远的,是直指李白诗集中《寄远十二首》为李杨两地书,杨妃不仅活着,还与玄宗青鸟往返,再续前缘,《寄远十二首》就是他们的秘密通信。“尸解”则是洪异的《长生殿》对“不见玉颜空死处”的解说和演绎,谓杨妃原系蓬莱仙子,因过暂谪人间应劫,尸解后复藉仙班。也许还有更多的破解有待从历史的深处打捞,不知能否找到开启这段尘封往事的钥匙。看来“不见玉颜空死处”不是叙事行文的疏忽和破绽,而是诗人精心设计的文学“黑洞”,以吸纳、包容种种秘闻、传说,给解读的千思万绪留下了巨大的腾挪空间。 4、没有结局的结局 天子使者对蓬莱仙山的拜访是全诗的高潮。玉妃托物致词之后,按叙事的逻辑和惯性承接而下的应是天人相见的盛会。同以民间传说为素材作于《长恨歌》之后的《长恨歌传》就是这样处理的:“复坠下界,且结后缘,或为天,或为人,决再相见,好合如初”。根据《长恨歌》、《长恨歌传》创作的《长生殿》最后一出,则铺排了李杨同登天界,再证前缘,永为夫妇的盛大场面。这种结局亦多为后世戏曲编撰所采用。白居易却在读者延颈眺望之际,让叙事戛然而止,留下“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绝响,陷翘首以待大团圆结局的读者于惊愕震撼和困惑费解之中。这就在读者心中刻满了问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人物命运和情感去向?为什么要生生扭断情节,在不该结束的地方截止叙事?为什么置读者乐见大团圆结局的期待心理于不顾呢?这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也是意味深长的结局。面对叙事收束与传统期待的反差,读者也许会根据“天上人间会相见”这一渺茫的期愿和无望的慰藉编织一条光明的尾巴,读者也许会根据“昭阳殿里恩爱绝”的提示感悟玫瑰色的结局缺乏情理依据。逆收叙事的非逻辑指向带来的丛丛疑问、种种可能,凸现的正是叙事结构的开放性。 《长恨歌》叙事结构的开放性扩大了叙事空间,多元的叙事意识获得相应的承载,丰富的叙事资源获得足够的容纳;解放了叙事策略,叙次章法和表现手法因变革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叙事语汇的多义性和陌生化得以生成;优化了叙事形态,使之具有腾挪转合的动势和空明洒脱的意境;强化了叙事效果,诗中的空白处、简略处、谜障处、反常处无一不是无言的邀请,召唤并吸纳解析和演绎。 叙事形态的复杂性 叙事的常规以逻辑关系为据,以时空转移为序,但是多元化的叙事意识和开放式的叙事结构,带来叙事逻辑的变异和叙事手法的变化,使《长恨歌》搜奇记逸的文本呈现出非常而复杂的形态,叙事学中的一些通常法则已不足以描述其叙事形态和特征。这表现在: 1、互文、叠映使意象、叙事单元互相生发 《长恨歌》的意象营构和叙事单元组合在表层上是顺时顺承的,但互文、叠映使得彼此之间互相生发,叙事形态因之具有勾连错综、指涉多向的特点,非设伏、照应、补叙、插叙之说所能涵盖。“六军不发无奈何”,“君王掩面救不得”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赓续和印证。正是李杨爱情的过于奢华,才有了聚九州之铁铸此长恨。相思部分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诸多景观,无一不辐射、叠映着昔日承欢待宴的场景,明叙今日之凄楚,暗寓往昔之欢情。高潮部分的“雪肤花貌参差是”,“九华帐里梦魂惊”,“犹似霓裳羽衣舞”,“梨花一枝春带雨”,与恩宠部分的“温泉水滑洗凝脂”,“芙蓉帐暖度春宵”,“缓歌慢舞凝丝竹”,“回眸一笑百媚生”前后绾挽、彼此映发,使当年的繁华隐含沧桑的阴影,使后来的沧桑具有繁华的衬映。女主人公遥寄钗钿重诉密誓,则是昔日欢场的闪回,像一束追光,照亮了逝去的红尘富贵和玄宗的思念追悔,使之具有感情和思想的内涵;又像谜底的浮现,使杨妃的殉难获得理性和情感的支撑。这种互文性构成了叙事形态的多维向度,意象是复合的意象,情感是复合的情感,尽显欢情、离情、悲情的彼此倚伏和互相生发。对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把握,不仅存在创作的整体过程中,也存在叙事单元之间。随着物象转移和意识的流动,读者的情感和思维不断在悲欢两极之间往返、游移,产生复杂多向的立体感受。 2、情节陡转带来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 马嵬事变是情节的第一次陡转。在情感的摧折和爱情的灾难中,首当其冲牺牲的却是女性。其后的诗情和文字亦为之一变,浸透了伤心月色的苍白和梨花泪雨的晶莹。曲折的叙事和凄美的情思交织在一起,带来情节的两分和叙事聚焦人物的转换。相思部分明写玄宗实则处处写杨妃。终日泪垂,长夜漫漫,秋夜梧桐寒雨点点滴滴彻夜连宵敲打玄宗悔恨煎熬的灵台,玄宗的深悔正是杨妃深情的反衬。苦思无梦方士寻觅是情节的再次陡转,叙事之舟由生之此岸驶向灵之彼岸,使故事绝处逢生,玉妃太真成为叙事的聚焦人物,玄宗则成为叙事中的影子人物。这种转换表现了情爱本体超越时空的力量和情爱主体执著追求的精神,展现了另一种境界另一种风流。 3、纵笔入幻,以幻写真 作为世俗世界的人物,李杨故事当终结于玄宗无望的相思,像白朴的《梧桐雨》那样结撰故事。既然生离死别尚不足以一申长恨,那末绮情传奇便突破时空,演绎到碧落仙界。突破时空界限,改变叙事逻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虽早已有之,但白居易的创造性在于:①设置灵界作为一种精神彼岸的象征和存在,诗人借此表达对历史、生命、情感去向的追问和关怀。②虚构中类象的精确描写实现了审美超越。如果揭去神话的外衣,玉妃哀婉的形象、情深的致词、凄美情愫,很难使人相信这一切发生在奇幻的神仙世界而不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过去我们认为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显例,现在看来,诗人是以奇幻玄想解构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借精确的虚拟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性。天子使者的到来,玉妃再次面临抉择。马嵬之变,杨妃选择殉难拯救了玄宗的生命,表现了女性的牺牲精神。如果说第一次抉择是出于被动的话,再次抉择则处于居高临下的主动。既然“昭阳殿里恩爱绝”,玉妃就有充分的理由选择规避和拒绝。玉妃却以中国女性的宽容大度,原宥了玄宗的动摇和失误,以情盟的坚守拯救了玄宗的灵魂。为情而牺牲,又为情而永生,玉妃也因此成为唐诗中的爱情女神,成为歌德所说的“引导我们走”的“永恒之女性”(郭沫若译《浮士德》)。韩愈以文为诗,而白居易以传奇为诗,虽被时人讥之为传奇体,却自有其文体创新价值。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陈寅恪先生的判识:李杨故事由世俗延伸到灵界,始自白居易、陈鸿,人天生死形魂离合的构思,说明白、陈“洵为天才之文士。” 4、逆向收局生成的悲剧价值 《长恨歌》无视阅读期待,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卒章显志应对题中明旨,形成惊心动魄的审美冲击力。诗人悲天悯人,为欲望和追求构建了诸多人性的支点,但善意的初衷却无可奈何地走向感伤归宿。神灵无所不能的法力,文学虚拟无所不达的笔力,都没有给男女主人公带来情缘再续的团圆,而是永无绝期的长恨。人力和天力都无法挽回的悲剧结局,充满了玄关因果的神秘,让读者百思难得其解作出是耶非耶的明确判识,使我们联想到希腊悲剧的宿命主题——命运是不可逆转的。人与宇宙、自然、世界的分裂和对立,是各种哲学的基础,人天分裂对立也是人类悲剧地位形成的根本原因,悲哀也就成了所有文化的底色。长恨的哲学内涵正是人天分裂对立的不可改变,成为诗作现代美感特征的基本核心,感伤正是对人类悲剧地位的敏锐感受和表达,形成笼罩全篇叙事的情感基调。玉妃在天堂对爱的无望坚守比死亡更残酷,但这种坚守表达的正是对命运的抗争,表现的正是悲剧精神。古典的“中和”之美,被绵绵不绝的感伤所冲击、所改变、所遮掩,诗作便逾越了“哀而不伤”的诗教,弥满感伤、凄美的悲剧氛围。《长恨歌》演绎的爱情悲剧、命运悲剧、时代悲剧、美的悲剧蕴含的审美价值,不仅指向个体而且指向普遍,不仅指向历史而且指向未来。 5、叙事形态的对象自我化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带有诗人情感历程和体验的鲜明印记。白居易早年与邻女湘灵恋爱,青梅竹马、赠物寄情而红线难牵。诗人为了寻找流落河北的恋人,远涉北上终因难觅芳踪,留下《冀城北原作》。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而饮恨终身,不时形诸忆念并散发为贯穿一生的伤情歌咏。从青年时代的诗作《潜别离》、《寄湘灵》,到40岁作的《夜雨》、46岁作的《感情》、50岁作的《紫袖红弦月明中》,吐露的正是生离死别永无后期的情殇长恨,比肩连理的青春誓约,赠物表情永结始终的情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的相思,睹物思人物是人非的伤痛,心共花发无人解惜的哀婉,“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的凄清……如果将这些连绵不绝的诗章与《长恨歌》对照读来,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两者的情感体验和表达方式以及情深不永的结局是何其相似相通。《长恨歌》的诗行,栖伏着诗人青春初萌的悸动,明灭着诗人梦断情殇的泪光。玄宗的思念追悔就是诗人的思念追悔,对杨妃精魂的寻觅就是诗人对失落的青春感情的寻觅。诗人与笔下的人物泪眼相对,椎心沥血,渐行渐近,融为一体。从对象自我化的意义上说,《长恨歌》就是诗人青春感情之旅的豪华版。“谁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到自己,就同时感知到一个独特的宇宙。”通过对李杨情殇之史的吟唱,诗人完成了对自我的寻找、对自我的审视、与自我的对话。同时,诗中的虚拟因生命情感的真切体验而获得真实的品质。 《长恨歌》的叙事形态具有复杂性的特征,但并没有失去内在逻辑和节奏控制,意象营构、单元组织、情节安排的顺逆、奇正、张弛、起伏、虚实、繁简、疏密、抑扬、开阖,“收纵得宜,调度合拍”(《养一斋诗话》卷一)而不落痕迹。叙事通过风华掩映、异彩纷呈的复杂性实现了故事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结 束 语 《长恨歌》的横空出世,使中国古代诗歌缺少叙事巨构杰作的说法成为偏颇。叙事经典的缺席,对于唐代诗歌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长恨歌》使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获得全面成就而雄视百代。作为经典,其文学性是穿越文化性的,是超越历史和时代的。“虽然这一切并不一定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性总是通过个体的非自觉活动来展现。文化史也不例外”。作为叙事诗的经典之作,《长恨歌》的诗艺精灵像不倦的舞者,穿越广袤的空间,历经千年岁月,仍活跃在审美舞台,其“坚奥的美”从古典出发却情动现代,产生于一个时代却拥有所有的世纪,属于一位诗人所创造却认同于整个人类。作为经典文本检验时,中国与西方文论、古典与现代文论都可以对其进行有效阐释,又都不能完成终极阐释,继续阐释也就成了必要。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八○六),当时诗人正在今陕西同至县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地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黄埃散漫风萧索”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响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 “不早朝”、 “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 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的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的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黄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也才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人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且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开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像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我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得胜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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