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谱研究论文
年谱中有无作者观点“为年谱而年谱”的倾向,这是当前流行的“为史料而史料”思想的产物,是作家的需要与作者发表论文的愿望相契合的产物。
百年张说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依据20世纪以来对张说研究的文献，从文学史意义、生平与仕历交游、思想、诗歌、文章与传奇等几个方面对张说的百年研究历程进行全面的梳理。
［关键词］ 百年；张说；研究；述评
Abstract： Zhang Yue is a famous literati and statesman at the turn of early Tang Dynasty。 The article bases on the material of literature from 20th centur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on Zhang Yue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gnificance of literature history， life ＆ official position， thought， poetry， essay ＆ legend， etc。
Key words： 100——years； Zhang Yue； researches； review
“开元宗臣”张说在初盛唐转变之交，“前后三秉大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1］，身兼朝中重臣和文坛翘楚的双重身份。然而对张说的研究，却跟张说应有的文学史地位极不相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才逐渐进入文学研究视野。目前的研究专著仅见《张说年谱》［2］，研究论文有大约六十篇。本文将全面梳理百年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主要成就与不足，展望张说研究可供拓展的研究空间。
文学史意义与地位述评
陈子展的《张说一千二百年忌》是20世纪对张说进行专文评说的开山之作，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有唐代隋，张说显贵于开元盛时，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抬高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所以他能主一时坛坫，开一时风气。”［3］惜此后嗣响寥寥。近二十五年，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渐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认识张说在初盛唐之交文坛上所起的作用。葛晓音在《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中，认为张说是介于四杰、陈子昂和盛唐诗人之间的过渡人物，为盛唐文学勾勒出“奇情新拔”、“天然壮丽”的风格和“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的旨趣相结合的理想艺术风格［4］。许总《盛唐诗繁荣的人学视野》将张说置于文化史中予以观照，认为盛唐诗的繁荣除了政治社会背景及文学史自身规律因素外，张说及张九龄标举弘远阔大的审美境象并提拔众多杰出诗人，以其宰辅地位的权威性力量，推动诗歌创作的繁荣和走向，是不可或缺的主观因素的一环［5］。邓小军《盛唐时期诗歌人文意义的再发现》指出，以张说为代表的盛唐人把唐诗提升到与六艺经典同等的高度［6］。这些新见的提出，对于确认张说的文学史地位很有推动意义。
概而言之，对于张说的文学史地位的认识整体上尚有不少值得审视和开拓之处，研究相对薄弱，视野较为狭窄。对张说文学史意义和地位的评价，乔象钟《唐代文学史》涉及张说生平、文学业绩以及诗文、传奇、版本，认为其是“盛唐文学的开路人”［7］，是当下文学史对其评说最为详尽的。其他对张说立有专章的文学史还有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8］、章培恒《中国文学史》［9］、聂石樵《唐代文学史》［10］、王永宽、白本松《河南文学史》［11］等，而更多文学史则对张说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不重视其文学史地位。在张说在初唐渐盛文学的转型意义未被学界正式确认之前，这种局面还将维系很长一段时间，学者对张说意义的探讨，一时之间还很难激起研究的热潮，但是张说文学史地位的评价问题已经渐渐呈现升温之态势。深入理解张说的文学思想、文化活动和诗歌散文创作实绩对唐代文学发展的卓越贡献，剖析其研究未受重视的原因，是将来张说文学史意义研究或有进展的突破口。
生平、仕历与交游研究
对张说生平与仕历考证发明甚多的《张说年谱》，对谱主的文学史地位、籍贯、生平、交往以及作品系年都有比较确切的论述，体例完备，言简意赅，参考价值很高。傅璇琮通过对《唐才子传》的校笺，也梳理了张说的生平、仕途、文学诸方面［12］。海外汉学也对张说的生平及诗歌予以考证评价，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张说传记与文学》［13］、美国学者克罗尔《张说卒日考》［14］、宇文所安（斯蒂芬·欧文）《张说及过渡到盛唐》［15］等，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张说生平仕历的某些细节。通过这些努力，基本理清了张说的生平与仕历的若干问题，比如籍贯归属，就考证得相对明晰；但家世脉络、仕宦系年等似是而非的问题，仍然有待廓清，以明了张说的仕宦生涯对“开元之治”和“盛唐气象”形成的确切贡献。
对张说的政治与文化意义进行评价，学界做过一些努力。曾智安《论张说推动盛唐诗歌 *** 到来的曲折过程》论及张说在贬谪生涯中汲取教训经验，主动迎合玄宗追求时用的政治观念，逐渐实现对现有吏治格局的突破，对盛唐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16］，突破传统囿见，颇见新意。汪篯提出的“吏治与文学之争”为学者关注，杜晓勤《“吏治与文学之争”对盛唐前期诗坛之影响》指出开元前期张说等“文学”派，较之姚崇、宋璟的“吏治”派实则处于劣势，这对于文学的影响是促成以张说为核心的贬谪诗人群体的形成；而张说开元九年复相以后对文坛的积极影响和对诗歌艺术发展的推动，要到开元十五年以后逐渐显现［17］。作为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张说引起了很多关注（包括负面的，如其对封禅的鼓吹、“泰山”称谓的由来等），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但是与文学相关的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张说在国史监修与大型图书编撰中的文化意义、身为文儒的文治主张、三度从戎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对后进的诱掖奖劝对盛唐文学的带动意义，都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对张说交游和同时代作家的比较研究中，丁放《张说、张九龄集团与开元诗风》力证“二张”是开元政坛和文坛的双重领袖，同备识拔文士之功，并考察二人诗歌的渊源和创作倾向，得出结论二张集团代表的是盛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18］。张说、苏颋合称“燕许大手笔”，两人散文充溢着格调雄浑、气势恢弘的盛唐气象，开启了由骈趋散、清拔宏丽的一代新风，王太阁《论“燕许大手笔”》就苏张之关系、“大手笔”之由来及演变、“燕许”散文的共性与个性详加考论，指出二人在唐文由骈趋散的发展史中的开拓之功［19］。但纵观研究史，张说与其他士人的交往研究所见寥寥，实则张说与初盛唐诸多文士如杨炯、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卢藏用、王翰、王湾、李邕、贺知章、孙逖、孟浩然、崔颢、房琯、高力士皆有过从；而以张说为中心的代表初盛唐文化转型的士人群体的研究几乎仍是一片空白，珠英学士集团、集贤学士集团、湘岳贬谪诗人群三个文士团体中张说的地位和意义等重要问题，则较少有学者论及。若能从张说为圆心的诗人交游与诗人群的角度来把握初盛唐文人交往，对于全面理解初唐渐盛的时代风尚和文化背景，当是不无裨益的。
思想研究
唐朝的宗教文化政策是“三教并流”。张说的主导思想是儒家思想，葛晓音《盛唐“文儒”的形成和复古思潮的滥觞》认为张说是以礼乐和仁义扭转初盛唐之交学术风气的关键人物和在复兴儒学的进程中文儒知识阶层的领军人物［20］，持论比较中肯。张说的佛禅因缘也很深，张海沙指出张说不仅与僧人交往甚密，还参与译经，深受空观和定慧理论的影响，而这些禅学思想促使张说在文学理论上提出了崇尚天然、素而不饰的观点，对其创作由初唐渐入盛唐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21］。总体来说，在唐代“三教调和”的背景下，对张说儒释道的思想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其思想的主导性和偏向性，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甚突出；对张说三教思想的融合及其对文化建设的影响问题、道家思想的表现与在文学创作中的印记等问题还重视不足，仍需要做更深入地考察。
文艺思想方面，作为盛唐气象的倡导者与践行者，张说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又强调文学表现的各种艺术，其文艺思想对于初盛唐文风的转变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杨洁琛比较完整概括了张说的文艺思想，其《“完美”的追求：张说文学思想论略》认为张说兼备功用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强调“风雅”、“吟咏性情”，再加上对“风骨”、“滋味”、“文采”、“声律”更为具体的要求，构成张说传统儒家诗教的思想体系［22］。尽管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文艺思想已有一些总结，但仍然值得继续探讨，以对张说在初唐渐盛过程中之于文学的意义予以确认，在更为总体的把握和综合的考察中，横向比较其与同时代的有突出创见的文艺理论提出者如陈子昂、苏珽等的异同，有助于重构张说在中国传统思想史和文艺理论史上的地位。在初唐向盛唐文学转变中，唐初史学家、四杰、陈子昂等已经在理论和创作上有所准备，但是就整个文坛来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创作风尚和创作队伍。要使整个社会出现文学高度繁荣的局面，这一任务事实上是由张说来承担的。张说以四杰、陈子昂的诗歌、散文理论为基础，综合诗歌发展的方向和主张，提携后进而组织起一支强大的创作队伍，改变了个人孤军奋战变革文风的局面，转向形成团体创作的兴盛繁荣，以共同的审美风尚带动诗风的转变，推动了当时诗潮向盛唐转变的进程，这应该是将来张说思想研究的方向。
诗歌研究
闻一多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研究张说的第一人，他把张说的诗介于初盛唐之间，张说不仅承继初唐风格，而且作品整篇匀称，无句可摘，使人精神有所寄托，代表盛唐新调，并认为他是“试帖诗典型的建立者”，对唐诗的影响重大［23］。但此后便无嗣音，学界往往笼统地认为张说多作应制诗，充满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基调，往往与初唐的上官体、颂体诗相提并论，谈不上对张说诗歌艺术价值的客观评价。
八十年代以来对张说诗歌研究多维度次第展开。许总《论张说与盛唐诗歌审美理想》将张说的诗歌艺术创作置于唐诗史的大背景中，认为其诗歌创作实践以时代性主题为基点和核心，其多样化表现特点是时代各种艺术范式和类型的融汇，提到其对诗境的构造是对新的艺术理想和境界的标举和倡立［24］；杜晓勤从文化阐释的角度指出张说在诗歌表现题材、诗歌形式、诗境、骨力等方面都作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为开创盛唐诗歌新风貌作了全面的准备［25］。还有一些论文对张说诗歌的研究涉及到风格、境界、气象、韵味、体裁等诸方面，张说诗体现魏晋与齐梁诗风的结合的倾向，是初唐跨入盛唐的新起点的标志之一，其诗歌创作在题材深化、构思方式、文体类型、表现风格等方面呈现出多样化，这些认识是非常可喜的。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如张说诗歌发展脉络、诗风的多样性、诗学渊源及影响、时代性主题的表现力度、应制诗的价值估量等则几无学者触及，值得进一步梳理和挖掘。
题材方面，学界对张说诗歌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山水诗的关注相对较多，如葛晓音《唐前期山水诗演进的两次复变：兼论张说、张九龄在盛唐山水诗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开元前期的山水诗虽然再度复兴了齐梁诗风，却并未重蹈其绮靡的覆辙，原因之一便是张说的正确引导，兼取大、小谢两种不同的风格，促使晋宋与齐梁两体趋于合流；而张说更大的贡献在于其以一代文宗的地位引导诗歌发展的方向［26］，概括张说在山水诗的发展上所做的努力。张说贬谪岳州，诗风为之一变，人谓得江山之助，关注者相对较多，这对于研究的深入很有帮助，但对于其山水诗承前启后的意义似乎未能形成共识，而对张说其它地域如京洛、蜀道、荆州、岭南等诗作则未加深究。张说其他诸如送别诗、边塞诗、感怀诗、咏史诗、感怀诗等题材，都没能引起学界重视，对张说诗歌艺术如体裁、格律、修辞等方面的研究也是亟待填补的空白。目前所见极少部分涉及到地域、音乐等题材的研究论文是对张说诗歌进行多面阐释的尝试，丰富了研究的畛域，但是多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少有创获，这也许是将来张说诗歌题材研究突破的重点，而张说诗歌对于后代诗人诗作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
散文、骈文及传奇研究
张说存文二百五十余篇，但对其文章方面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一方面是散文研究方法论上的单调，一方面也在于对张说文价值认识的不足。初唐时骈文大行于世，张说将部分表奏改为骈散夹杂，在应用文转向散文化的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如王太阁《论张说散文创作的“新变”》认为张说开一代散文之新风，文章体式上运散体之气于骈体之中，气格情调则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之气，文法技巧开创以传记手法撰写碑志［27］，颇有建设性，然而对此的探讨却显得异常单薄。而对于张说散文“大手笔”的认识则相对深入一些，如肖瑞峰《论“大手笔”张说的散文》从时代特征着眼，以张说的礼乐雅颂和碑文墓志两类文章为研究对象，指出其散文特点是创作手法多样，体式骈散兼行，气势雄浑，肯定了张说在文体革新过程中最早大量创作“笔”类应用文的重要作用［28］。张说的碑志久负文名，他力图摆脱传统碑文虚假和程式化的弊病，以创作手法之新、章法结构之变开创了碑志文创作的新局面，但费解的是，学者很少对这块肥沃的土地勤加开垦，几无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对张说文研究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缺少整体把握，往往未能深入，少有研究者通过作品的细读来把握张说的创作心态，多凭一、两篇作品的阅读印象遽下结论，往往采用简单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缺乏对其散文与韵文创作真正深入的剖析。张说在唐代文章史的发展中具有转折作用，研究其文整体的创作情况，探讨其骈散相间、运散于骈的艺术创造，以及其于宏丽之中洋溢雄浑大手笔的气格，对确定张说的文学史地位是很有帮助的。
传奇研究是张说研究中的新领域。早在五十年代，王运熙就提出张说可能是《虬髯客传》的作者一说，认为其可能填补盛唐无传奇的空白［29］，但臆测大于坐实。对张说传奇进行考论后面还有一些视野有所开阔的研究成果，然而囿于文献的匮乏，对于张说是否撰有传奇，撰有哪些传奇，学界尚未统一认识，这限制了张说传奇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版本与系年考证
作品系年与考证方面，陈祖言《张说年谱》和陶敏、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0］对张说的大部分作品予以系年，据理考证、精细梳理，不可不读，但其中仍有一些遗漏舛误之处；朱玉麒在整理《张说之文集》过程中检讨张说诗文重出、误收的几类原因，并对重出于他人名下的张说作品二十八篇、误收于张说名下的他人作品二十四篇进行了辨识，很见功力［31］。版本方面，万曼对《张说之集》的版本介绍详尽可信，颇有发明之功［32］；朱玉麒研究宋本《张说之文集》的流传，对宋刻本的著录与影宋本的发现作了介绍［33］，材料详赡，考辨精细，较有参考价值。
既是初唐渐盛之际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又兼为唐代诗文由初入盛的发展过程中关键人物之一，张说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文学特长建功立业，展现盛唐蓬勃慷慨的精神风貌，但是张说研究整体上来说仍然相对冷落，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通行的唐诗分期研究法，忽略了过渡阶段的作家作品；其二，研究多以印象式的批评为主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张说文学以歌功颂德为主调；其三，张说作为封建统治的中坚分子，本身会受到历史阶级主义者的批判，而力倡封禅，则被认为助长了玄宗骄奢淫逸的执政作风。可喜的是，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文学研究方法的丰富、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整理，新时期张说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涵盖文艺理论、美学思想、诗歌创作、散文韵文创作、传奇创作、文化政策的制定及其文化活动、文士提携、对盛唐文坛的影响等诸方面。但是各方面的研究都还存在诸多不足和谬漏之处，研究领域狭窄，热点过于集中在其政治地位、山水诗等，研究往往失之总体性、厚重感，尚不足与张说在文学史的地位相匹配，还有很多空白亟待填补（如，仍无学术专著以及点校本、注释本面世）。加之学界对张说的研究向来关注不足，且言其一端，各自为阵，没有出现以张说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者，目前很难扭转张说在文学研究史上地位不高的现实，这是十分遗憾的。学界呼唤对张说更为整体、全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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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现在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家谱、族谱，是一个家族的生命史。它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指纹图谱研究论文
（1）Xin Zhou, Zhangwan Li, Guangyi Liang, Analysis of volatile components of Curcuma sichuanensis . Chen by gas chromatography – mass spectrometry,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and Biomedical Analysis，43（2007）：440-444（SCI收录）（2）Jing Zhu, Xin Zhou, Hu Zheng, Zhangwan Li. Enantioselective determination of dencichine in rabbit plasma by high-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electrospray mass spectrometry, Journal of Chromatography B ，840（2006）：124-131（SCI收录）（3）周欣，雷培海，赵超，陈华国. 金钱蒲根茎挥发性成分的研究，中国中药杂志，2007，32（2）：168（4）周欣，王道平，张雪琴，等.降香挥发油的指纹图谱研究，中草药，2006，37（6）：864-865（5）周欣，张雪琴，袁牧，王道平. 液相色谱-电喷雾质谱定量测定银杏内脂的研究，中国中药杂志，2005，30（21）：35（6）周欣，王道平，梁光义，等.丹参药材水溶性部分HPLC指纹图谱研究，色谱，2005,23(3):292-295（7）周欣，李章万，张雪琴，等. 银杏叶片剂中银杏黄酮的HPLC指纹图谱研究,中国药学杂志，2005,40(2):93-95
目的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建立注射用灰树花倍他葡聚糖的指纹图谱。方法采用Shodex OH pak SB-804HQ色谱柱，以0．2mol／L磷酸二氢钠溶液为流动相，流速0．5mL／min，柱温35℃，以示差折光检测器（RID）进行检测，建立反映药材、中间体和注射剂多糖活性成分的指纹图谱（1）；采用Agilent Eclipse XDB-C18色谱柱，以乙腈为流动相A，水（含0．05％磷酸）为流动相B，进行梯度洗脱，流速1．0mL／min，柱温30℃，以二极管阵列检测器（DAD）在波长254nm处进行检测，建立反映药材其它成分指纹特性的指纹图谱（2）。结果10批灰树花发酵菌丝体药材、中间体和注射荆的相似度均在95％以上，多糖活性成分在药材、中间体和注射剂之间表现出良好的相关性，方法学考察结果也符合要求。结论建立的指纹图谱既体现了多糖活性成分的相关性，又体现了药材其它组分的指纹特征，可用于灰树花药材鉴定和注射剂的质量控制。提供色谱柱
董氏族谱研究论文
董姓有诸多历史可考，其历史至少有4000多年。董姓的起源，从惠连氏族往上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帝。“董”初指能制绳索的草，惠连氏族是一支擅长制草绳的部落，他们以草为图腾。据传，惠连的孙子董父擅长驯养龙(即鳄鱼)。某年，有人向舜帝敬献了几条蛟龙，需要专人饲养训练，朝廷就指派董父驯养。董父精心驯养这些蛟龙，教它们学会各种舞蹈。舜帝很高兴，便根据这一职业赐他们氏族称豢龙氏，并赐董姓。从此，董父的子孙后代便以董为姓。董的古址在今山西境内，是夏商时代的侯国，后为晋所并。 另据汉代的考证，董姓另一支的起源是以官职为姓，是春秋时期晋国董督晋典的后代。 一、董姓迁变 董姓来源与其他姓氏不一样，其特殊之处就在于它不断与其他民族交流。据说早在先秦时期，董姓族人就进入甘川滇黔等广大地区，与当地土著混居，融入土著之中。此外，也有西南、北方等外族融入董姓。 董姓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声名卓著。当时活跃于晋国的有董狐和董安子，而董狐被后世誉为“良史”，为后世史官树立了榜样。当时，董姓主要活跃于山西、陕西、甘肃南部、河南地区。到秦汉时期，董姓已扩展至河北、山东，进入了浙江、广东，还有西部的四川。那时，董姓名人有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被王允、吕布所杀死的董卓、东汉洛阳令董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甘肃、四川的董姓已繁衍成大姓，同时向贵州和云南迁移。这时，有人称蜀国“四相”之一的三国名臣董允，医学家董奉，南北朝外交家董琬。进入唐宋时期，董姓的重心在滇、黔地区形成，并大批移民东南。这时候，董姓艺人大量涌现出来，有琴师董庭兰、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金戏曲作家董解元，当然，也有唐朝宰相董晋。明清以后，东北的董姓得到发展。这时候，董姓族人出现了明朝抗倭名将董邦政，著名书画家董其昌，清代文学家董说，画家董邦达。当然，还有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战斗英雄董存瑞，甲骨学家董作宾。 二、董姓名人 一代名儒董仲舒 董仲舒，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时期，武帝颁布诏书，下令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敢谏之士。董仲舒三次上书，三献论述天和人的关系的《天人三策》，博得汉武帝的赞赏，委以江都相之职。这种“天人感应”的学说把封建统治尤其是皇帝的权力予以神化，谁反对政治统治，反对皇帝，就是反对天，就是大逆不道。这种学说适应了统治者愚化民众的统治心理，被汉武帝采纳了。为了实现这种学说，董仲舒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求以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促进政治上的统一，实现大一统。 到汉宣帝时，当时儒生对奉为经典的五经有不同理解，所以宣帝决定进行一次大讨论，这次讨论由萧望之主持。讨论中，儒生们把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作为同党，互相纠合起来反驳攻击观点不一样的人，被班固称为“党同伐异”。 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一心钻研孔子学说，曾作数十篇文章论说《春秋》，后来合编为《春秋繁露》。他在书中杂并阴阳五行学说，强调天意，君权神授，从唯心主义角度论证了汉王朝存在的必然性。书中还提出了封建的“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以及人性分上、中、下三等的荒谬论点。 据说董仲舒在帐幕中讲读经籍，然后由其门弟子依次传授后来者，因此竟有弟子未曾见过先生面的。董仲舒日常生活严格遵照礼仪，一丝不苟，专心致志讲学，三年时间竟然没有空观赏室外园林，为弟子们所敬重。成语“目不窥园”就是出自这个典故。 董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二十九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一。▲寻根溯源 1、出自己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颛顼后裔董父精于饲龙，很得帝舜的赏识，故赐董父以董为姓，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 2、出自官名。据《姓氏急就篇注》所载，周朝有大夫辛有，其二子在晋国任职太史，董督晋国典籍史册，子孙世袭官职，并以官为姓氏，称为董氏。 3、其他源流。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参胡的子孙便有以董为姓者。另外，朝鲜族等也有董姓。 ▲得姓始祖 董父。颛顼帝的己姓之后，廖叔安有一子叫董父，他对龙的习性很有研究。于是帝舜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舞蹈。帝舜非常高兴，就封董父为川（今山东定陶北）侯，还赐他以董为姓，其后代就以董姓自居，董父也被尊称为董姓始祖。 ▲繁衍播迁 董姓出于同一宗源，均为高阳氏颛顼帝之后裔。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这一时期，据史书所载的董姓族人繁衍迁徙情况有：出自晋国太史一支的辛有后裔董狐裔孙董翳被封为翟王，都高奴（今陕西延安市城东延河东岸），后其子孙又迁居陇西（今甘肃临洮）；西汉董仲舒为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其曾孙由广川迁至陇西，后人又迁往河东（今山西夏县西北）。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百姓四处流散，大举迁往南方，安徽、江西、江苏、湖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均有董姓迁徙而来者。隋唐时期，是董姓一大繁衍时期，福建、广东又有董姓迁居者。又唐代固始（今属河南）人陈元光父子开漳入闽及王潮、王审知入闽时都有董姓加入。宋元时期，金兵入主中原及蒙古军队的南下再度迫使董姓南迁，浙江余杭一带此时出现董姓族人。明清之际，台湾、南洋群岛及欧美一些国家和地区均分布有董姓居住者，董姓这一时期可谓遍布海内外了。今日董姓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 ▲郡望堂号 董姓郡望主要有陇西郡、济阴郡等，其中以陇西郡最望。 1、陇西郡，战国时治所在狄道（今甘肃临洮南），三国时治所在襄武（今甘肃陇西南）； 2、济阴郡，治所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县西北）。 ▲堂号有： “陇西”、“直笔”、“良史”、“豢龙”、“正谊”、“三策”等。 ▲宗族特征 1、纵观董姓名人，可以看出董姓是一个多武夫将帅和画家的姓氏，忠臣良将辈出，在历史舞台上争相竞妍，各展风姿。 2、董姓字行辈份层次分明，特征显著，如董贻玖所修《董氏族谱》中载有湖南一支字行为：“名初怡世业，继序振家声，祖泽由来远，诗书裕后昆。”又董德庵所修《董氏宗谱》中载有河北一支为：“维士生亨，初伯叔仲，汝文继夭，圣国祯祥。” ▲名人精粹 董狐：春秋时晋国史官，孔子赞其为秉笔直书的“良史”。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县东）人，西汉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地位。 董安国：西汉内史，曾著农书十八篇。 董忠：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西汉时被封高昌侯。 董宣：圉县（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时以秉公执法，廉洁奉公著称于世，有“卧虎令”和“强项令”之称。 董昭：定陶（今属山东）人，东汉时曹操谋士。 董王己：陈留（今河南开封县东南）人，东汉屯田都尉，著名女诗人蔡文姬之夫。 董正：东汉时番禺（广州）人，以雅性高洁，累辟不仕为世人敬仰。 董昌：东汉浙江余姚人，官至蜀郡太守。 董遇：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三国时任曹魏大司农。 董厥：义阳（今河南桐柏县东）人，蜀汉时任职尚书令，被称为“良士”。 董和：湖北枝江人，蜀汉时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 董奉：侯官（福建福州）人，三国时神医。 董景道：弘农（今河南灵宝南）人，西晋经学大师。 董征：南北朝时顿丘（今河南清丰南）人，曾官至平东将军。 董僧慧：姑熟（今安徽当涂）人，南朝萧齐之义士。 董展：隋代汝南人，长于作画，与展子虔齐名，又雅号：“智囊”。董纯：隋代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北）人，以功进位上开府、拜柱国、爵郡公。 董庭兰：陇西（今属甘肃）人，唐代宰相、琴家，以善弹《胡茄》而扬名。 董源：钟陵（今江西进贤西北）人，五代南唐画家，擅画秋风远景，作品有《夏景山口待渡》、《潇湘》、《夏山》、《溪岸》等。董枢：河北元氏(今河北石家庄附近)人，北宋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 董槐：今安徽定远人，南宋时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被封许国公。 董俊：藁城（今属河北）人，元朝大将。 董其昌：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代书画家、书画理论家、鉴赏家，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传世作品有《烟江叠嶂图》、《潇湘白云图》、《夏木垂阴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董邦达：浙江富阳人，清代著名画家，被誉为清代画中十哲之一。 董必武：黄安（湖北红安）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董振堂：河北新河人，宁都起义领导人之一，原在国民党任职，后起义投奔共产党，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等职
董（Dǒng）姓，源出有：【源流一】源于己姓，出自帝舜赐予颛顼后裔飂之子的姓氏，属于帝王赐姓为氏。相传，颛顼的己姓后裔中有个人叫飂叔安，史书上亦称廖叔安。飂叔安有个儿子叫董父，他对龙(马)的习性很有研究，于是舜帝就任命董父为豢龙氏，让他专门养龙。在董父的精心驯养下，许多龙学会了表演各种舞蹈，帝舜很是喜欢，就封董父为鬷川侯(今山东定陶)，还赐他以董为姓氏，他的后代就是董氏，世代相传至今，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史称董氏正宗。董氏族人大多尊奉董父为得姓始祖。【源流二】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周朝大夫辛有的儿子，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春秋时期，周王朝有个大夫叫辛有，辛有的两个儿子都在晋国任太史，负责董督(考察并收藏之意)晋国的典籍史册，以官名称为董督。在史籍《左传·昭公十五年》中记载：“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适晋为大史，籍黡与之共董督晋典，因为董氏。”这两个董督的后代世袭晋国史官，一直担当晋国的太史令，其后裔子孙遂以先祖的官称为姓氏，称董氏，世代相传至今。其中一个叫董狐的，时为晋侯史官，其后代则世代为侯氏。【源流三】源于己姓，出自颛顼帝之孙子吴回的后裔，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据史籍《元和姓纂》记载，传说重黎是一位氏族首领以谆耀敦大，光明四海。颛顼任命其为火正，专门管理火。颛顼逝世后，其侄子高辛(玄嚣的孙子)继位，即帝喾(帝俊)，帝喾任命重黎为“祝融”之官称。后来共工氏作乱，帝喾派遣重黎前去镇压，重黎多次镇压而不成功，帝喾大怒，将重黎召回论罪处斩，然后以重黎的弟弟吴回接替重黎的官位，继续为祝融之官。吴回有个儿子名终，因为封在陆乡(今山东平原)，所以叫陆终。陆终有个儿子叫参胡，因住董地(今山东濮城)，其后裔子孙就以居邑名称为姓氏，称董氏，世代相传至今。【源流四】源于地名，出自汉朝时期董泽，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董泽，是古代的一个大湖泊的名称。在史籍《后汉书·郡国志》中记载：“文喜邑有董池陂，古董泽。”古籍中所指的“文喜邑”，就是汉朝时期的“河东闻喜”，即今山西省运城地区，是“千古山西二雄”之一关羽的家乡，其时有一巨大的湿地地貌，因水中盛产“董蕖”因而称“董泽”。“董蕖”，就是古人对莲藕的一种称谓，在今天山西、陕西地区，菜市场上仍有称莲藕为“董菜”者。传说，董泽曾“浩淼数百里”，后被人类破坏，逐渐成为盐湖，最后干涸，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只留得一个“运城市盐湖区”的行政名称。在董泽周围生活的住民，很早就有以其居住地名为姓氏者，称董氏，世代相传至今。【源流五】源于蒙古族，出自汉朝时期南匈奴族屠各部奥矣·毛都氏部落，属于文化上汉化改汉字姓为氏。蒙古族呼勒都古德氏，源出汉朝时期南匈奴屠各部奥矣·毛都氏部落，其实是古肃慎民族的一个分支，在东汉时期曾一度改汉姓为胡氏。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奥矣·毛都氏部落的一个分支，逐渐北迁居于大青山一带原始林区(今蒙古肯特山区)，因此被称为“林中之民”，辽国的契丹族人和后来西夏国的党项族人则称其为“蒂奇斯族”，金国时期的女真族人称其为“呼勒都古德”。与古突厥语“奥矣·毛都”的意思一样，古女真语“呼勒都古德”也是“林木、林中人、森林猎人”之义，后因以为部落名称和姓氏。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历史过程中，奥矣·毛都氏部落以及呼勒都古德氏部落皆成为蒙古兀良哈部落下属诸部，逐渐成为蒙古族。明朝初期，蒙古族呼勒都古德氏即有取汉姓为董氏、胡氏者，至清朝中叶以后，大多数族人冠汉姓为董氏，少部分人称胡氏，世代相传至今。加入董姓群体中的北方外族、西南、南方和主要出现的事件有：西汉初期的匈奴族、三国时吴国的山越族、晋朝时的氐族、南北朝北魏时的羌族、唐朝吐蕃人的董部落、五代后梁时羌人、宋朝时的高句丽人等均有董姓人融入汉人之中，清朝时满洲八旗姓董鄂氏、栋鄂氏、佟佳氏、珠赫勒氏等全体族人的改汉字姓董。致使北方地区多董姓，这些少数民族与汉人长期混居，逐步文化上同化而成为当地的董姓汉族。自汉至唐，云贵地区的董姓已成为大姓，云贵地区的土著董姓后来逐渐同化为西南地区的汉族。【源流六】源于满族，属于汉化改姓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⑴.满族董鄂氏，亦称栋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世居董鄂(今辽宁桓仁、宽甸一带)，是满族著姓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董氏、栋氏等。⑵.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giya Hala，祖先原为汉族，东汉末期被辽东鲜卑乌桓部虏携，融入鲜卑民族，后逐渐演化为辽东女真，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董氏、邓氏、陈氏等。⑶.满族珠格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术虎部，以部为氏，满语为Juge Hala，世居乌喇(今吉林永吉)、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萨哈尔察(今黑龙江北岸俄罗斯境内布列亚河流域)等地，是满族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董氏。⑷.满族珠赫哷氏，源出金国时期女真术虎部，满语为Juhere Hala，汉义“冰冻”，世居乌喇(今吉林永吉)，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董氏、术氏等。⑸.满族朱胡氏，源出元朝时期女真海通猛安朱胡氏族，满语为Juhu Hala，在明朝时期的汉姓即为董氏。
董（Dǒng）姓源出有三：1、出自己姓。据《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资料所载，颛顼后裔董父精于饲龙，很得帝舜的赏识，故赐董父以董为姓，其后代亦以赐姓董为氏。2、出自官名。据《姓氏急就篇注》所载，周朝有大夫辛有，其二子在晋国任职太史，董督晋国典籍史册，子孙世袭官职，并以官为姓氏，称为董氏。3、其他源流。据《董氏世谱》所载，帝颛顼的后代陆终有一子叫参胡，姓董董姓迁徙分布:董姓出于同一宗源，均为高阳氏颛顼帝之后裔。据史料所载董姓的发源地在山东定陶北部、山西西南部、山东平原县一带三个地方。秦汉时，董姓在今山西、甘肃、河北、河南较为集中。另外，陕西，山东定陶、高青，广东广州，四川资阳、德阳，浙江余姚、湖北襄阳、枝江，福建福州，河南禹州、伊川、南阳、开封、杞县、信阳、灵宝等地也散居有董姓族人。后在不断的繁衍过程中，甘肃、山东两地董姓发展成当地望族。各地的族谱不尽相同 ，跟你这个比较接近的是：湘乡潭市、衡阳董氏 谱称湘乡董氏来自黄州，先世出于抚州乐安流坑。始迁祖尹忠，字敷奏，自班长子；尹芠，字藻翰，自班五子；尹升，字选阶，自联长子。明永乐间三公由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来湖广，始隶潭州。后忠公继徙湘乡务门前，落籍潭市下泥二湾，复迁十五都；芠公分徙衡阳，子孙析居新化、祁阳、宁乡、善化；升公始隶潭州、宝庆，继落湘乡潭市之下湾，复徙十五都，卜居连山湾。清乾隆40年（1775）三支共建祠于十五都坪上，名"醇儒堂"。清嘉庆元年（1796）三支合修族谱，同治元年（1862）续修。三支合派：自尹其必绍，志大文兴邦，定国安芳世，修心乐上湘，敦名加瑞庆，积德厚荣昌，祖序斯清盛，嗣贤益茂良，太和传启迪，儒学耀先光。其他：衡山董氏车头老班：道德宗周孔，文章启人承。车头、龙翔原班：人承明正训，儒泽绍心传，孝友垂家范，诗书庆国恩。黄桑桥原班：人怀三第祖，奕世衍其传，孝友垂家范，诗书庆国恩。华容万庾五谷村董氏世可启吉良，邦传鼎大芳，鸿儒怀德盛，令绪嗣徽长，静山大辉续。新派：作善多生福，修文自有光，克遵先进训，永远亨荣昌。沅江董氏派其上翁庭，仲芳学大人，佐理清朝辅，声名万世荣，祖泽光辉远，宗支发达长。浏阳董氏派序：明良朝益盛世代永兴昌克子显耀绍先贤三策奇才汉文传扬大典正光前。长沙东乡荷塘桥董氏派文：允振家声，隆文世泽，崇德象贤，光宗华国，忠孝教敦，诗书学达，端本培元，其祥长发。连城董氏字辈:德永祖荣 尚元崇文 木大其水 国家世盛 肇启书兴 志诚昭宪 业绩颖昌 瑞宁聪健 毓圣登强
董姓是一个古老的姓，董姓的由来，有两种说法：其中一支持起源很早，相传黄帝的已姓子孙中有个叫叔安的，被封于飂（又作蓼，在今河南唐河县），称为飂叔安。飂叔安的儿子董父，为帝舜驯养龙，被舜赐姓为董，任为豢龙氏，封之于鬷川（今山东定陶县），他的后代便以董为姓。
本科毕业论文年谱
首先1、论文里面不可以出现“我”这个词，用笔者、或者本研究都可以。
2、论文不要有感叹号。
应该以陈述句为主，问句主要在写文章的结构和结论的时候使用，其他的地方能少就少。
3、论文杜绝排比句，排比句很没有学术逻辑。
4、直接引用不超过文章全文的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间接引用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避免直接引用，一个小技巧就是把直接引用放在注解里面。
5、一定要有页脚
6、全文的结构，题目，摘要，前言，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结论。
7、对别人的结论表示否定的时候，一定要文明。你心里觉得别人观点不通，也要文明地表示，某某的观点或许有错误。
8、标点符号要规范，逗号，句号，分号，冒号，引号，书名号。
9、论文要重复，不断重复你最中心的思想。
一、 题目
题目中要有限定语，不然写到头晕也也不完，保命策略。
标题不要超过两行。
题目中的名词小于四个，同时要体现关键词。
要有一个偏动词的词语。
举例，《明清时期眼镜诗歌和文人文化研究》 名词：明清时期，限定词;名词，眼睛诗歌，文人文化;动词，研究。
名词很关键，因为要在之后进行名词解释。
二 、摘要，摘要一般写3句半
第一句，点出研究对象，研究的方法轻微地点一下，之后再展开。
第二句，研究的背景
第三句，你的研究成果(写得模糊一点点，不然没有人看，但是也不要太模糊。
最后半句，轻微地点一下文章的意义，高度概括即可。
关键词，不要超过五个。
三、前言
1、定义，这个问题主要是为了要扣题
针对文章题目中德每一个名词，一个名词定义一下。
拿前面的题目作例子，《唐朝时期xx诗歌和文人文化研究》 解释，什么是xx诗歌，什么是文人文化等
这个部分主要是为了限定，限定!!定义好了，之后才好写，也比较不会被人挑刺。
2、前人的研究成果，两个部分
一个是，先摆放前人的研究成果，这部分就是为了显示你读了书。之后的参考文献的罗列也要根据这个部分来，不可以看了什么就写什么。
展示自己的研究角度，想要表达的是，之前说得很对，但是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都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我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然后是解释你的研究方法，借鉴了谁的方法，融合了谁的方法，总之瞬间提高论文质量。@知识薯 @穿搭薯 @薯队长
毕业论文，泛指专科毕业论文、本科毕业论文（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博士学位论文）、博士后毕业论文等，即需要在学业完成前写作并提交的论文，是教学或科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掌握一定的毕业论文写作方法与技巧，能够使我们更好的完成毕业论文。1.毕业论文材料的收集整理方法与技巧1．1 广泛地搜集、阅读论文提出的问题要集中， 材料的收集却要尽可能地广泛。一般说来，至少要做好以下三方面的知识、材料准备。1）能够反映研究对象本身各种具体特征的专题材料充分熟悉对象，是正确认识对象的必不可少的前提。除了直接了解对象本身的各种具体特征（通过有关作家的全部作品，有关问题的各种知识，……），还要把握一切能够影响研究对象的生成和发展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或精神、物质因素。只有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时才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2）作为明确方向和思想指导的理论准备所谓科学研究，就是通过正确、严密的分析、概括和抽象工作， 从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中找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来。这项工作，本身就要有正确的理论（专业理论和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起作用的哲学思想）所指导。科学实践和发展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进行一项研究工作，不仅需求充分的专业理论、知识，最好还能力求广泛通晓其它有关学科的理论和知识。通过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相互渗透，相互启发（例如， 用系统的方法分析艺术形象的美学特征和社会功能；把模糊数学的方法引入修辞学研究中去）， 往往可以更好地带来新的发现；新的突破。3）别人对于这一问题已经发表过的意见这方面的材料要尽量搜集。别人已经解决的问题，自然不必再花力气去作重复劳动； 充分吸收别人已有的经验，或是了解别人所遇疑难的焦点所在，对不同观点仔细进行比较研究，既可以少走弯路，也便于发现问题，就象兵法上所说的那样，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1．2 认真地整理、辨析要使材料发挥作用，还需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下一番辨析、整理的工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使材料系统化，条理化，真能有助于分析、解决问题。整理材料的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种：1）制成文献、资料的目录索引。可以利用有关的现成材料（图书馆、资料室的目录卡片和报刊索引等），根据自己的选题加以编写。2）剪报、札记、文摘卡。这一类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必须力求眉目清楚。一要详细注明每则资料的作者、篇名、出处、发表日期，二要有细致合理的分类。3）大事记、年谱或著译年表。通过这一类材料的编写，可以加强对于研究对象的总体印象，有助于在胸有全局的基础上深化对于某一专题、某一侧面的研究。2 毕业论文内容写作的方法与技巧2．1 论文的结构论文的结构，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从一般的情况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作“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引言的作用，主要是说明选题的原因，概述前人已有的成果和尚存的疑难、争执，提出本文所要探讨、解决的问题；正文是分析、论证的过程；结论则是整个研究成果的总结性的表述。有的文章在引言之前，还有小标题目录和全文的内容摘要。2．2 提纲的作用论题拟定，材料大致齐备，动手写作论文之前，应仔细拟出论文提纲。提纲也有个反复修改补充的过程。这步工作做好了，论文已大致成竹在胸。一个成熟的提纲，有助于树立全局观念，从整体出发，去考察每一个局部，并考虑个部分之间应有的逻辑联系。各部分所占的篇幅应与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相称，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既要重点突出，又要照顾全面。2．3 要有正确而多样的研究、分析方法初学学术论文写作的人，往往容易犯归纳多而分析少的毛病。要么是就事论事的材料罗列，要么是轻易而简单化地得出结论，不善于通过有层次、有根据的分析、论证，充分显示其思想观点的说服力和深刻性。这里就需要注意研究方法或分析方法的改进、提高。一般说来，有以下几种：1）哲学的方法这是指如何根据唯物主义辨证法对于哲学基本范畴（现象和本质，存在和运动，原因和结果……）的理解，正确解决具体研究工作中的本体论和一般方法论的问题（比如，从认识对象的现象到认识对象的本质）。2）历史的方法这是强调尊重对象本身的历史具体性的方法。它要求研究工作者必须充分熟悉客观对象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占有大量资料，从中寻找出客观对象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性。3）逻辑的方法这是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运用形式逻辑和辨证逻辑所揭示的关于人们思维的一般规律（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 对客观事物的各种现象进行逻辑分析，寻求它们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并用理论的形态加以体现。4）假说的方法所谓假说，并不是随意的幻想和碰运气的猜测，而是以一定的经验事实材料为基础， 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依据，借助于研究者的活跃联想或直觉感受， 提出的一种富有预见性、然而尚待继续验证的新观点。它们虽然还不能称为科学的结论，但却常常是新思想、新理论的萌芽。科研成果的正确获得，往往是和上述各种方法的另国而紧密地结合使用分不开的。2．4 引用材料的方式材料是文章的血肉。但是，援引不当，交代不清，也会影响文章的质量。引用材料的方式有这么几种：1）完整引用。照录原文一句或一段话，不能任意删削或添加别的内容。前后要加引号。如果引文单独成一段，每行均比其它文字往后空两格。2）概括引用。用作者自己的语言将引文的原意转述出来。前后无须加引号，也不用其它格式或符号加以突出。3）分析引用。将引文的内容拆散、打碎，和论文作者自己的阐述分析文字自然地糅合在一起。这样可以避免由于单独的引文太多而使文章显得累赘或影响风格的统一。
未到不惑之年的我，治学的时间不算很长，要谈治学经验，确实有些惶恐。但毕竟在求学的道路上已经跋涉了近二十年，其中有些甘苦，写出来供想入学问之门的同好们参考，也许不无启发。一我生长在乡村，从小读书虽然比较用功，但课外却没有什么书读。上初中的时候，才开始读小说，印象比较深的，是读了繁体字版的《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之类。由于所读的书被撕得破烂不堪，无头又无尾，只记故事情节，不管书名和作者。所以上大学后系里举行摸底考试，我连四大古典小说的作者是何许人也答不上来，为此，没能进入快班学习。不过，由于在中学读的古典小说稍微多一点，在高中的时候已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文言文写书信，而且所读的小说大都是繁体字版，上大学后对于认繁体字倒是不觉得困难。后来我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与中学打下的基础不无关系。我七七年考上武汉师范学院（即现在的湖北大学），同年级的同学年龄悬殊比较大，老三届的同学比较多，知识基础也比我们年龄较小的同学要厚实。尤其是上大学后不久的摸底考试，我成绩不及格，更感到有些自卑。回想起来，自卑并不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自傲比自卑更可怕。因为知道自己不足才感到自卑，而知不足然后才会发愤图强，既求超越自我，也力求超越他人。读大学时，读书真有如饥似渴之感，那时并没有想到今后会走上做学问之路，只觉得成绩不如人，上的学校也不是名牌，总想赶上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赶上考入了名牌大学的同学，以摆脱自卑。自己觉得古典文学的基础稍为好一点，于是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古典文学方面。读大一时，我就开始每天背诵古典文学作品。先是跟着老师，讲一课背一课，因为背诵得比较快，就超前背诵。教材的作品背诵完了，再背诵其他选本。我采取的是反复记忆法。在弄懂作品文意的基础上，每天早上背诵一遍，晚饭后散步时再重背一遍，夜晚入睡前再默记一遍，第二天早锻炼跑步时又默背一遍。一周后，再把本周所背诵的作品全部复习背诵一遍，一个月后又把本月所背诵的内容全部过一遍。这样，一篇作品一天之内经过三、四次的背诵，一周、一月内又经过复习，就不容易遗忘。论背诵的功夫，我们这一代青年学者已无法跟老一辈的学者相提并论。虽然现在的电脑可以迅速检索有关信息资料 ，但并不能代替人的记忆。尤其是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大脑中不储存一些优秀的作品，就很难提高自己的艺术感悟能力和审判判断能力。创造往往是基于联想，而联想又常常源于记忆。要对作家作品有新的发现和创见，仅仅是增强理论的修养是不够的。要分析评价一篇或一类作品的优劣好坏，总得有另一篇或另一类作品作为直接或潜在的参照。临时寻找参照的作品，并非不可能，但总不如记忆来得快捷，最关键的还是记得多，能够随时产生联想，发现新问题。治学的根本在于解决前人未曾解决或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善于发现问题。记忆则是发现问题的基础。在大学一、二年级，我学习古典文学的重点是在先秦文学。背诵的也主要是《诗经》、《楚辞》、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曾经一度对古代汉语产生过兴趣，阅读了一些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后来觉得还是古典文学更有意思。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即使将来做不成学问，学古典文学，也可以自娱身心。其实，只要有兴趣，做任何学问都能自得其乐。这一段时间对先秦文学和古代汉语的重点学习，为我后来从事唐宋文学的研究，打下了较好的文字基础。到了大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论文。当时正逢学术界开展对唐代边塞诗的讨论，于是尝试写了一篇论边塞诗的文章。虽然文章没能达到发表的水平，但得到了任课老师张国光教授的大力鼓励和表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重点也开始转移到唐宋文学方面。我进行学术研究，是从宋南渡词人张元干开始起步的。我比较习惯于用比较的读书方法，即同时找几本书来阅读，看学术界对某一个专题或某一作家作品的研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在阅读中，发现有关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对张元干的生卒年和籍贯说法不同，因此想探讨个究竟，看哪一种说法符合实际。读了张元干的《芦川归来集》后，发现张元干文集有明确记年的作品中已明确提到自己的年岁，生年并不难确定。于是想进一步弄清张元干的生平事迹。本来早在六十年代，曹济平先生已写了一篇有关张元干生卒年的考证文章，而我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怎样去查找论文，只知道在图书馆里找书读。不过对我自己来说，当时的无知倒引发了我深入研究张元干的兴趣，不然知道有人已解决了问题，自己可能不会再动脑筋了。在弄清张元干生年的基础上，写出了一篇《张元干生平事迹考辨》，作为本科毕业论文。文章虽然弄清了张元干生平中的一些问题，但还有不少疑点未能解决；而文章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张元干本人的作品和常见的史书。阅读的书十分有限，有些问题自然无法解决。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继续收集有关张元干的材料。三年后，考取了本校曾昭岷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曾师既长于古典诗词的创作，也长于鉴赏分析，对于文字学考古学和版本校勘，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唐五代温、韦、冯词用力更深，于是我确定以唐宋词作为主攻方向，而以张元干为突破口。在曾师的指导下，我广泛阅读了与张元干同时的数十家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从而写出了硕士学位论文《张元干年谱》，并积累了一些与张元干同时的南渡词人的史料。二1986年12月，我随曾师昭岷先生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词学讨论会，提交了一篇《王以宁其人及其词》的大会论文，由于王以宁其人其词，很少有人提及，他的生平事迹更鲜为人知，因此这篇论文得到了施蛰存先生的首恳，发表在他主编的《词学》第四辑上。这对于我这位初出茅芦的青年求学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在这次讨论会上，又获知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将招第二届博士研究生，曾昭岷师决定让我提前一年硕士毕业，去报考唐先生的博士。如果说考取博士后，是我求学之路的一根本性的转折，那么曾师让我提前一年毕业，则是关键，使我把握住了人生难得的一次机遇，而上海的词学会又是一个重要契机。报考博士之前，我已经确定将做学问作为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主要方式，把追求学问的高境界和高品位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而读硕士期间，虽然在资料文献方面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思维方式总摆脱不了原有的框框，于是想考取博士继续深造，以超越自我。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如愿以偿，考入唐师圭璋先生门下攻博，从此眼界大开。在读书方法上，唐师指导我要注意纵横读书，他举例说：你研究张元干，不但要读与张元干同时诸家的文集，还要读张元干前后作家的文集。由此我领悟到，要真正透切研究一个作家，既要熟悉与他同时的作家群，还要了解他之前和以后的作家群，或者说，要研究一个作家，必须了解一群作家甚至一代和几代作家。这工作量虽然比较大，但只有这样，作家作品的源流演变、艺术个性和贡献地位才能真正弄清楚。研究文学，又不能光是看文学，史部、子部群书也得有所涉猎，这样才能充分掌握研究文学所需要的资料。于是我又比较集中地读了一些张元干身后一批作家的文集和史部、子部书集，又获得了一些新的史料，对《张元干年谱》进行了修订，并经唐师的推荐，1989年由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我原来在文献考据方面花的功夫稍微多一些，而思辨能力和理论分析比较差，常为此而苦恼。曾想今后就只从事文献资料的考据与整理。唐师知道我的想法后，鼓励我说，你们年青人，不能扬长避短，而要扬长补短。既然知道自己的不足，就应设法弥补这一不足。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思辨能力，我曾认真地阅读了一些西方的哲学原著。而读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收获更大。读《手稿》时，我有时半天时间只读完其中的一两页，仔细琢磨原著的论证思路和论证方法，力图理解和把握其一个问题是从哪些角度和哪些层次进行分析。这本书啃完后，自己的思辨能力也不知不觉地大有提高。从此，也激发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每当文思枯竭时，读一读哲学著作，总能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或新的思路。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哲学是使人聪明、给人智慧、给人思想的学问。除得益于唐师的具体指导外，我也比较注意广泛吸取校内外其他学者、先生的治学方法。比如，本校吴调公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授的古代文论课，我也主动选修了。课中他也谈到比较读书法，并让我们比较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名著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和我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课后我认真地读了这两部名著，并从文学史观、文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异同，虽然我并没有写出有关论文，但由此而了解和领会了这两部名著的理论精神，增加了自己的文学理论素养。又比如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沈玉成先生，在一次闲谈中曾说及中华书局的傅璇琮先生读书采用的是一网打尽的方法，他每读一本书，把凡是需要的、可能有用的材料都全部记下来，这样可避免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而重复翻检一本书。我也努力尝试运用这种读书的方法，果然效果不错。我在继续搜集张元干研究资料的同时，凡是有关其他词人的资料也一并收集。早先我写15万字的《张元干年谱》，搜集材料前后用了六年时间；而40万的《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从专门为之搜集材料到写成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在阅读几部大部头的著作，如南宋史书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金石著作王昶的《金石萃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等，一边收集有关宋代词人生平事迹的资料，一边也注意收集与我当时能想到的诸多课题有关的资料，自己编制这些著作的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这为后来写博士论文《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博士毕业前夕写成的《宋代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系列论文，所需要的大量原始资料都是在收集其他资料时附带收集的，并没有为此课题而专门去查阅资料。对于初入学问之门的探索者来说，有了观点和材料，怎样写成论文，如何驾驭和使用材料，从哪些角度切入和论证？也是一个颇费心机的问题。我也曾为此而感到困惑和迷茫。一次，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陈贻欣教授曾谈到他的门下高足读研究生时，常常拿他的文章来揣磨他写作时的思路和方法，并与他讨论和验证。我从中也受到很大的启发。练习书法，有一个临摹碑帖的过程，掌握了运笔、布局的基本规范后才能求变化。写文章出同样如此。不过写文章的临摹，是仿效前贤的写作技巧和方法，而不是因袭其观点和材料。我曾经花了一个月的时间，集中研读了一批著名学者的论著，如先师唐圭璋先生的《词学论丛》、程千帆先生的《古诗考索》、吴调公先生的《李商隐研究》、陈贻 欣先生的《唐诗论丛》、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和《李德裕年谱》、袁行霈先生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等，阅读时的重点不在他们得出了什么结论，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主要揣磨他们写文章的思路和方法，对个体作家研究和宏观把握文学史现象的切入角度。从此开拓了自己研究的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我的博士论文在行文结构上就很得益于前辈学者论著的启发。博士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宋南渡词坛的发展演变。上篇是探讨南渡词人的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注意不多，需要大量的原始材料来论证。而整个论文是理论分析性的，过多的引证原始材料会影响行文的流畅。从陈贻 欣先生的论著中我受到一种启发，即将有关论证材料放入注中，正文只出结论性的意见。这样就保证了上篇与中、下篇行文风格的一致，读起来也比较简洁流畅。从临摹到突破，还需要借鉴与会通。临摹是为了突破和超越。而要突破和超越，就不能仅局限于本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而必须借鉴其他邻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与本学科原有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从而形成自己的学术个性，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或提出新的见解。攻博期间，我比较广泛地涉猎了文学社会学、接受美学、传播学、科学哲学、叙事学、心理学等理论著作，丰富了自己的理论修养。从文学社会学理论中，我借鉴了其中研究作家代群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在博士论文中，依据对宋代词人代群更迭嬗替的过程，对宋词作了新的分期。济南大学崔海正教授《宋词分期问题研究述略》一文在考察了数十年来对宋词分期问题的研究成果之后，认为我所提出的有关宋词分期的见解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关于宋词分期的最全面最详尽的说明，其论说之创新、见解之独到不言而喻。（《中国韵文学刊》）受叙事学、接受美学和科学哲学有关理论的启发，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对唐宋词的发展流变进行了新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受到海内外词学研究同行的关注。有关成果主要体现在《论东坡范式》（《文学遗产》）和《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等论著中。崔海正在评述近年来苏轼词的研究状况时，认为在对东坡词本体内涵特征研究方面，最见创获的应是王兆鹏先生提出的'东坡范式'的新命题，该命题对东坡词本体特征的论证，确实表现出宏通的视野和较强的穿透力，发人思考（《东坡词研究述略》，《文学遗产》）。台湾词学博士黄文吉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出版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中评价拙著《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是词史研究今后在方法学上求新求变的一个代表（台北万卷楼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2月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也到了大陆词学界的充分肯定，1996年获得了第二届（19891992）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的中篇侧重对南渡词人的心态进行分析，这除了艺术感悟力和对词坛背景、词人身世的了解之外，也很得益于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关于宋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及其对宋代文学发展的影响，前人未曾留意。拙文《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首次予以具体的探讨，文章虽然都是从具体的历史材料出发，理论性的分析不多，也没有直接引用什么新的理论概念，但这一选题的思路，则是从传播学理论中受到启发的。攻博的三年，是我求学之路中最关键的三年。由于求学心切，学习环境又比较好，南京学界名流荟萃，使我得以耳濡目染各家治学之长，而藏书又丰富，也使我如鱼得水，每天十一二个小时可以畅游书海之中。在这三年中，我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治学方法和理论修养都有着根本性的转变和突破。尤其是唐先生淡泊于名利、专心于学术的人格精神和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治学态度，更使我终生受用不尽。他的人格风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否则，愧对先师的培养，有辱先师的门风。三1990年博士毕业回到母校湖北大学以后，我的研究范围仍集中在唐宋词方面，也旁及唐宋诗和其他文献。就研究的层次而言，从目录版本、辑佚校勘、辨伪考据到鉴赏阐释、理论分析、从个体作家研究到作家群体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近十年来都有所涉及。目录学，是进入学问之门的基本途径。不懂得目录学，做学问就很难全面占有资料，也很难发现新的材料。要研究一个作家的作品，先得了解他有多少作品和哪些作品。而要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情况，先须了解他的作品集有哪些版本。而要详细知道作品集的版本情况，就必须熟悉版本目录之学。先师唐圭璋先生长于词学目录版本之学，在他的熏陶下，我也比较留意版本目录之学。先后撰写了《张元干〈芦川归来集〉版本源流考》（《南京师大学报》）、《宋濂文集版本源流考》（《宋濂暨江南第一家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版）等。在《两宋词人年谱》中，对谱主葛胜仲父子、叶梦得、向子 和吕本中著述的版本源流、递藏存佚情况也作了详细的考查。又撰写了《宋词大辞典》（我和同门刘尊明博士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出）中所有唐宋词籍的版本词条。近应约负责承担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国古籍提要》唐宋金元词籍提要的撰写任务。目前正在撰写中华书局约请的《中国文学史料学丛书》中的《词学史料通论》书稿。对目录版本的熟悉和了解，为我的研究工作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应中华书局之约，我和同门师友编纂《全唐五代词》，这项辑校一代总集的工作，如果不熟谙版本目录，很难顺利进行。比如，晚唐人易静的《兵要望江南》，今出的几种校辑本收词多寡不一，而海内外一般学者所知见的版本只有三、四种，而我则收集了八种海内外传藏的旧钞、刻本，为确定《兵要望江南》所收词作的首数提供了比较全面的依据，从而使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重点项目《全唐五代词》得以按时完成。我又撰写了《〈兵要望江南〉版本和作者考辨》（《国学研究》第四卷）一文，对该词集的版本源流和有关作者的真伪问题作了详实的考辨。《全唐诗》中，所收晚唐诗人唐彦谦的诗作有四十首和宋末元初戴表元的诗歌互见，究竟是唐诗还是戴作，颇有争议。我在弄清唐彦谦和戴表元诗集版本源流的基础上，并根据作品的内证，写出《唐彦谦四十首赝诗证伪》（《中华文史论丛》第52辑），考实了这些互见诗作应是戴表元的作品，而由明人作伪羼入唐彦谦诗集中。这一研究成果已得到专家们的认可。我阅读和研究的重点本来是在词学方面，之所以能够解决一点唐诗中的疑难问题，也是得益于目录学著作。攻博期间，先师唐圭璋先生指导我读清末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志》，读书中发现了唐、戴诗作互见的问题，于是深入下去，终于取得了这份成果。辑佚校勘成果，除《全唐五代词》外，另有《兰皋明词汇选》和《明词综》的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之一）。这次校点的《兰皋明词汇选》，是自康熙元年初刻以后首次校点印行。《明词综》初印后，本世纪曾有《四部备要》和《明词汇刊》两种直翻原刻本，未曾校勘。此次校点出版，既经校勘，又辑录有前人补选诸作，比原刻本要完善。在对唐宋词人、诗人生平事迹的考证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张元干年谱》和《两宋词人年谱》两本专著和《王以宁生平事迹考辨》（《中国文学研究》）等，对前人一直不甚了了的六位谱主和王以宁的生平事迹都作了详尽的考证。苏州大学杨海明教授认为《两宋词人年谱》考辨精审，确是近年来难得见到的一部年谱力作（台北《中国书目季刊》）。《宋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研究》第六辑）和《江西派诗人谢逸、谢 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等论文，考定了洪炎、邓肃、谢逸兄弟、韩驹等比较著名的诗人的生卒年，也解决了一些前人没有解决或疑而未决的问题。对于词话资料的考订，我也作了一点努力。在查阅编纂《全唐五代词》所需资料的过程中，常常见到古今学者引用《乐府纪闻》一书，却从未有人注明其版本来源和依据，引起了我的怀疑。于是写成长文《〈乐府纪闻〉考》（《文献》连载），在一一考察清人词话所引《乐府纪闻》的五十多则史料的来源出处后，终于弄清了这部佚书的性质和成书年代。一个人的见闻毕竟有限，不可能读尽天下书。虽然在考据中我力图充分占有材料，但有时也不免浮躁，将材料依据不足的看法急于写成文章。1995年我在《文学遗产》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据〈金石录〉考证杨炯的卒年》，依据宋赵明诚《金石录》中的一则史料对初唐杨炯的卒年作出了新的推论，但属于孤证。同年湘潭大学陶敏教授在《文学遗产》上发表文章指出拙文的孤证不能成立，而且据新史料订正了拙文的看法。我一方面去函对陶教授的指教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也自我反思，从中吸取教训，以期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更扎实和严谨。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正常的学术争论和不同的学术见解有助于学术的发展和进步。不能因为别人对自己的观点提出批评或商榷，而视为对自己的轻蔑。这也是先师圭璋先生生前倡导、要求的学风和门风。在文学史研究中，考据是一种历史判断，主要在于求真和证伪；理论批评则是价值判断和审美判断。就一个人的才性而言，可以重此而略彼，或者长于此而短于彼。然而就文学研究的系统而言，二者都不能偏废。文学发展过程的基本事实不弄清楚，就无从进行理论批评和分析；如果文学史研究，仅仅停留于弄清文学史实，而缺乏理论批评和价值判断，那么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无从谈起。我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是力图将这二者有机结合，考据与批评并重，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当代新的批评方法兼融，在还原文学发展史的真实过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批评。在理论批评方面，无论是对个体词人的研究，还是对词人群体的观照，我都着眼于词史的流变，或者说是从词体词艺词境递嬗变化的角度来探讨词人词作，并力图建构出词史研究的新框架。在创作主体的层面上，我比较注重词人群体的研究；在词作本体的层面上，我提出了范式批评的设想（见拙文《走向规范与科学漫谈范式批评》，载《古典文学知识》），力图将传统的文学批评中模糊性的感性的把握方式转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阐释。《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就是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而这种努力和尝试获得了学术界的认同。《东方丛刊》1993年第3-4期曾载文，评论该著是冲破了前人对两宋作家按王朝世系划分历史阶段的作法，创立了'代群分期法'，将两宋词作家分为六代词人群体，相应地也把三百余年间词史划定为六个阶段。这种阐释，更切近宋词发展的实际，真正把握了宋代词学的血脉和整体。同时，作者从词学研究的新构想出发，从'抒情范式'的角度，总结出唐宋词中的三种抒情范式：'花间范式'、'东坡范式'、'清真范式'。并认为唐宋词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表现为这三种范式更迭演进的过程。（第13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扬忠研究员也认为，这对改变词史研究中简单地进行作家作品论列的习惯做法，对于突破以'豪放'、'婉约'两分法来硬套宋词的发展史的传统格局，而建立一种词史研究新框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词史研究新框架的成功尝试》，《北方论丛》）。对于词史的研究，我力求把各个时期的词人词作放在同一层面、同一链索上来考察，看每位词人究竟有哪些开拓性和独创性，以明确而清晰地描述出词史的发展历程，范式批评是出于这种构想，《唐宋词的审美层次及其嬗变》（《文学遗产》）与《英雄的词世界稼轩词的审美特质及其新变》（《河北大学学报》）等系列论文，也是基于同样的目的，不过是想变换角度，从词的审美内涵的三大层次人物层、情感层和场景层进一步揭示出唐宋词史发展变化的轨迹。在治学的道路上，我不想自己的思维方式过早地形成一种框框，陷入一种模式，而试图不断地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视野，变换切入的视角，不断发现和解决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最近我尝试将计量文献学、计量历史学和定量社会学的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词学研究，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我和刘尊时博士合撰的《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首次对宋代词人的历史地位和影响进行了量化衡定，引起了学界同行们的关注和兴趣。目前我继续和刘尊明博士合作，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古代诗歌史进行深入的研究。从攻博到现在，已整整十年。虽然这十年中我出版了三本专著，主编了几本书，发表了八十余篇论文，但与学界同辈的同行们相比，成果仍微不足道，而未来的学术道路更漫长，还需要不断地开拓和进取。对自己的求学之路作了一番简略的回顾之后，想起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的结尾说的一段话：自谓少时用心于学甚劳，是可谓善学者矣！其将归见其亲也，余故道为学之难以告之。谓余勉乡人以学者，余之志也；诋我夸际遇之盛而骄乡人者，岂知余之志哉！这段话于我也是心有戚戚焉。渺予小子，岂可与大文豪宋濂相提并论？只因写此文之志与宋先生有些相通之处，故联想而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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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研究谱系论文
视觉传达学术论文篇二 视觉经验与视觉传达设计 [摘 要]观者的视觉经验对视觉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设计者应根据观者的视觉经验充分调动其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使其“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设计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之中,让观者通过欣赏与设计者的审美体验相沟通,以此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 [关键词]视觉传达;视觉经验;视觉心理 在 现代 设计中,视觉传达设计的主要功能是调动所有平面的因素,达到视觉传达准确的目的,同时给观众以视觉心理满足。当今,视觉传达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发达,设计师在视觉传达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受众群体的视觉心理,清醒地认识到信息接受者不是机械的、被动的受纳器,而是一个具有积极主动的内驱力的主体,只有在充分理解和掌握有关视觉心理的知识之后,才能更好地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各种现代制作技术的优势。其中,观者的视觉经验对视觉信息的准确传达起着重要的作用。设计者应根据观者的视觉经验充分调动观者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使其“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设计作品的理解和感悟之中,让观者通过欣赏与设计者的审美体验相沟通,以此来达到信息传达的目的。 一、视知觉与视觉经验 视知觉有时会受到视觉生理机能和生活文化经验积淀的同时作用。人的感觉并非先天固有的功能,没有体验过的东西可能无法感受到,而丰富的生活经验又有可能使某种感觉功能格外发达。视觉所感受到的不仅是眼前所见的信息,过去积累的信息也会参与 影响 。而且,由于生活环境、视觉经验、生活体验及专业知识的不同,对同一形式的认知会出现差异,这种差异来自生活和 社会 ,与先天的个性差异有所不同。正如阿恩海姆在《 艺术 与视知觉》一书中指出:“眼前所得到的经验,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从一个人毕生所获取的无数经验当中 发展 出来的最新经验。因此,新的经验图式,总是与过去所知觉到的各种形状的记忆痕迹相联系。” 1.生理机能上的视觉体验 英国著名的视觉心 理学 家格利高里告诉我们:“对物体的视觉包含了许多信息来源。这些信息来源超出了我们注视一个物体时眼睛所接受的信息。它通常包括由过去经验所产生的对物体的认识。这种经验不限于视觉,可能还包括其他感觉。例如触觉、味觉、嗅觉,或者还有温度觉和痛觉。”由于生活经验的参与,视知觉还具有一种能动作用,“知觉不是简单的被刺激模式觉得的,而是对有效的资料能动地寻找最好的解释”。我们能从倒立的金字塔形上“看出”不稳定感,是来自对实物的印象。我们有了在斜面上的物体会滑落的生活经验,才能在看斜线时感觉到动感。在色彩构成中,白色分量“轻”,黑色分量“重”,红色使人兴奋、刺激,蓝色给人以沉静感,这些感觉同生活中对实物的感受经验也是大致吻合的。再如,我们能从以频闪式样制造的霓虹灯广告牌上看到字母、图案、花边等不停地移动,但实际上仅仅是灯光的时亮时灭,它们自身并没有运动。由于灯光迅速地相继在相距不太远的位置上出现时,会在人们的大脑皮层中产生某种生理短路,神经兴奋就从一个点迅速传向另一个点,与这样一个生理过程相对应的心理经验就是我们看到的同一个光点的位移。正如鲁道夫·阿恩海姆所说:“我们在不动的式样中感受到的‘运动’,就是大脑在对知觉刺激进行组织时激起的生理活动的心理对应物。这种运动性质就是视觉经验的性质,或者说,它与视觉经验密不可分……事实上,一切视觉现实都是视觉的活动造成的。只有视觉的活动,才能赋予视觉对象以表现性,也只有具有表现性的视觉对象,才可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媒介。” 因此,在视知觉的能动反应中,有着生理机能基础,虽有智性的成分,但又不同于理性判断。由于感知与经验上的相通,这种“所看”与“所知”同时发生感觉,密不可分。 2.文化经验的视觉体验 (1)个人文化经验的视觉体验。人的感觉能力一部分是先天的功能,也有一部分来自生活的体验和积累。不同的阅历和体验会导致感觉上的差异,专业素质的差别也会影响艺术感受。 人们在观看理解物体时,并不满足于把看到的东西“组织”成一种视觉意象,还要进一步把这个直接看到的形象与另一个形象联系起来。由于很多视象都是模棱两可的,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结构式样对其加以组织,所以在生活中就会出现有趣的现象:专家和外行人会看到不同的东西,不同的专家从中看到的东西也不相同。例如,美术中的三维空间感来源于生活与专业训练,没有受过美术专业训练的人,不可能在石膏像上看出诸多的“素描关系”。对于红色,观者会联想到革命或恐怖暴力,还有喜庆,这都取决于观者的阅历与体验。“只要头脑中预先形成了所观察目标的意象,不管在多么复杂变换的形状中,都能够将这些意象认出来,知觉对象能从以往的视觉经验中得到填充或补足。” 同样的道理,设计中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有所感悟,对于同一设计作品,感受会有简单与丰富之分,体会也会有高下之别。一个人的现时观察,总会受到以往所见、所闻、所知的影响,积累越多,感受就越丰富。这种潜在的经验图式对观察的影响,在设计活动中同样无时、无处不在。熟悉几何抽象画家蒙德里安绘画的观者一眼就能从服装设计大师依夫·圣·洛朗设计的时装中看出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不了解蒙德里安画风的观者则可能只是将它看成大格子式样。 过去的视知觉经验和知识修养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观察面前的对象,也可以妨碍正确地观察,这取决于观者视知觉经验和知识修养的正确程度及水平高低,还有他们与观察对象的关系如何。 (2)集体 文化 经验的视觉体验。在人的视觉 心理中具备一种推论倾向,可以使不连贯的、有缺口的图形尽可能在视觉心理上得到弥补,格式塔心 理学 家称之为视知觉的“完结效应”。能否在视觉的“完结效应”中正确地“填补空白”是与观者的阅历、感悟、想象有关系的。大量事实表明,对色彩、形状的把握能力会随着观看者所在的物种、文化集团和受训练的不同而不同。这就是说,一个集团能理解的,另一个集团的成员就可能无法理解、把握、比较和记住它们。观者对对象越熟悉,填补的空白就越准确。正如贡布里希所说:“由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熟悉的 环境中,我们见到的事物总是与我们的预期相符,所以视觉的节省也就越来越增加了。”对此, 社会 学家BenedictAnderson也提出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 现代 民族国家的形成,源自在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类对身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集体想象。系统的印刷 语言、普及的新媒介(主要是报纸)以及共同的“受难经验”,乃促成“想象共同体”的要素。不经意间,我们的脑海中早已先入为主地为许多未曾谋面的事物定了性,想当然地认为它理应如此。这样一种知觉,其直感性是非常强的,它不是在一件物体和它的用处之间作某种联想,也不是对于某种东西的实际用途的理解,而是对一件因未经实际使用而看不到其功能的物体在视知觉中的直接“补足”或“完结”。 在视觉传达中,任何一种图形或符号的意义都会随着时间和地区的变化而变化。博厄斯在其《原始 艺术 》中提到:不同部落的美洲印地安人所赋予的某些基本图案的各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背景的变化会引起人们对纹样的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这种不同的解释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纹样,使纹样发生进一步的变化。例如, 中国 古人素来喜欢莲花,它象征着高洁,出污泥而不染,尤其深得中国文人的喜爱。在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更成了清净、圣洁、吉祥的象征,成为吉祥纹样“暗八宝”之一,各种艺术品中到处可以看到莲花的图案,与佛教有关的 建筑和建筑物的柱、柱础、砖、瓦等也都有用莲花作纹饰的。而在日本,莲花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它是祭奠的象征。 基于这一点,设计师应充分考虑到观者所属集团的文化背景,在设计 内容 和对象的选择上应具有针对性,否则将导致观者视觉经验的认识混乱。 二、视觉经验与视觉传达对象 好的设计作品需要知己知彼。所谓知己,就是有从视觉主体方面了解人的视觉功能、 研究 感知过程的真实状态;所谓知彼,就是从视觉的对象方面认识形式的相对关系。 对设计而言,不仅仅是解决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 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传播有效的信息。传播有效、准确、可靠的信息是设计信息传播的首要法则,它是设计成功的重要保证。传播的对象是人和人群结构而成的受众群体。设计元素是否能引起观者视觉经验的共鸣,取决于刺激物的结构所拥有的力量与它唤起的有关记忆痕迹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视觉传达中,设计是以单一的或连续的作品形式与受众进行对话,如何选择对话的焦点是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观众通过与设计作品的接触(视感、听感、动感等途径),接受某种信息,随即他会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以社会公众的标准、以生活本身作参照来检验这信息,从而对它作出准确与否、可靠与否的判断,决定是否接受该设计信息,并且以自己的态度 影响 身边的人们对该设计信息的态度。因而,将视觉传达设计的视觉表现置于特定文化背景中来感染受众的精神世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可以将东西方文化做一个比较。由于地域环境和人文环境不同,所以东西方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不同的心理结构与审美心理,这种差异在视觉传达设计中有突出的表现。 例如:中国人有对万物祈福的心理,并由此形成了特有的吉祥文化,希望事物朝着美好的方向 发展 ,标志设计中有吉祥的寓意就容易被受众接受。中国联通公司的标志设计(见图?)就是针对人们吉祥如意的心理期待,标志中的“中国红”是蕴含着中国人几千年情结的颜色,无形中又增加了 企业 形象的亲和力,进一步拉近了与观者的距离。联通标志还采用中国古代盘长纹样的“同心结”图案,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意;标志中的十个空穴则有圆圆满满、十全十美之意。总之,无论从对称性还是偶数的讲究来说,该图案都洋溢着古老东方民族流传已久的吉祥气息。 正是基于对中国吉祥文化的认同,我们才拥有了许多喜闻乐见的、充满吉祥意味的晶牌名称,如恒源祥、金利来、金六福、万利达、永乐、旺旺、福满多等。同样,外国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也要入乡随俗,进行语言文字的文化适应,品牌的翻译要符合中国人的心理,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喜来登、吉百利、都乐等正是注意了这一点。当然,中国的吉祥用语包含着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圈内是老少皆知的,不需做过多的解释大家都心领神会。而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却因为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对事物的联想就会有很大差异,因此中国的某些吉祥物在一些西方国家就会引起误读。如白象、金龙、孔雀、喜鹊等品牌在国外就缺乏认同基础,这是由于白象在英美国家被视为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龙在西方许多国家被视为恶魔与灾难的化身,孔雀在英、德、法等国被视为淫祸之鸟,喜鹊在 英语 里是指爱唠叨、饶舌的人,所以凡是出口商品用象、龙、孔雀、喜鹊等作为商标名称的都要音译或做其他处理,从而避免引起观者的误解与反感。 相同的视觉符号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它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同,只有当知道在特定文化背景或特定阶段里使用的普通平凡的习俗化的程式时,人们才能把视觉符号的信息译释出来。如十字图形,在宗教中象征着上帝,在医疗中表示看护和更深层次的人类救护之爱,在数字中则理解为数据运用的加号。因此,设计者在为国际流通的商品设计时,要注意各地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性,切忌把本国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和价值观念强加给目标市场国的消费者,以免造成沟通障碍。 在相同的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下,民族化、地域化的图形语言是人们了解和熟悉的,不需要任何解释,便于直接解读。设计师可用一种同构的思维方式,将图形语言折射到另一种与其有着某种联系的相通之处的事物上,并造成一种心理暗示,引导人们去联想、想象。心理预设因素显示,人的理解活动发生之前,存在某种根据生活经验而形成的心理期待,它事先设定了理解对象的应有面貌,这种心理定势常常在审视符号时将理解重心导向理解者本人所期待的方向。如,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观者,能很容易地从图2中领悟出书法、太极、砚台、篆刻、碑拓、章法之间的玄妙。 当然,视觉传达设计在体现民族化、地域化的同时,还应利用传统的、地域的图形语言优势来表现现代的精神观念,用解构的民族化图形与现代设计思想相结合,创造一种既有传统文化元素又具现代意识的形象,以独特的个性参与世界文化的发展。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作品就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他的构图结构稳健,画面清丽,色泽时而欢悦,时而雅致,立意隽永而弥满禅机。在作品中我们时时发现设计家对简约空灵的水墨语言精妙的阐释,还不时可见中国传统文人智慧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和谐对话。如图3,设计中既有水墨、笛子等极具中国传统文化意蕴的视觉元素,又有西方设计的构成形式,简洁而意味深长。 综上所述,如果一幅画、一个图形、一种抽象的形式可以唤起观赏者丰富的审美感受,那是视觉“调动”了观者以往的生活体验和视觉经验并由专业知识参与的结果。因此,设计作品要想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设计者必须与观赏者所处的环境条件相适应,以观者的共有经验为根据,充分考虑到观赏者视觉心理的能动反应,与观赏者一道,把与传达信息有关的知、情、意等心理联系起来并统一到“一种经验”中,从而形成互动。 看了“视觉传达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视觉传达专业论文 2. 视觉传达教学改革毕业论文 3. 视觉传达开题报告范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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