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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论文格式

发布时间:2024-07-05 00:28:42

佛教文化论文格式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约公元前563~前483年)释迦族人,是古代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他29岁出家修行7年,遍访当时的智者名人,最后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被佛教徒尊为“释迦牟尼”(释迦族的圣人)。他传教40多年,80岁去世。佛教的基本教义是“四谛”(谛是真理的意思),“八正道”,“六道轮回”等等。“四谛”的第一谛即苦谛——人所经历的生老病死一切皆苦。第二谛是集(集是因的意思)谛——一切苦难的原因在于人有欲望,就会有行动,就是造业(造孽),就要轮回(转世)。第三谛即灭谛——必须消灭一切欲望,才能消灭苦因,断绝苦果,达到不生不灭的涅盘境界。第四谛为道谛——只有按“八正道”修道,才能消灭一切欲望。“八正道”即正见解,正思维,正语言,正行为(正业),正生活(正命),正精进(毫不懈怠),正念,正定。 “六道轮回”——这六道是分别是,天道、阿修罗道、人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这六道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循环,人做了好事,死后进入天道;做了坏事,死后进入地狱道。佛教用修行的方法去掉修行者自己的欲望,罪孽和烦恼,以达至善,摆脱轮回,进入不(转)生不死的涅盘境界。基督教则认为,人的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或上天堂,或下地狱,本来就是不(转)生不死。人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摆脱自己的欲望和罪恶的,既无法消除过去的罪,也无法保证现在和将来不会犯罪。正因为如此,造物主上帝(道)派遣他的独生爱子降生成为人,就是耶稣。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圣子耶稣为担负和消除世人的罪被钉于十字架,受苦受难,舍身流血,死后3天复活,身体变为不朽不坏的灵性身体,显现于门徒后,升天。人信靠他,自己的罪才会被消除,才能获得拯救和永生,与神和好,死后灵魂升天,与主同在。末日基督再来时,要使死人身体复活,活人身体改变,成为灵性之体。

你是佛学院的吗,这么懒怎么成佛啊,去把三藏十二部给我抄一遍

你是学佛得吗,你了解佛教吗,如果不,请您不要写,切记,阿弥陀佛

我个人认为首先应该先大体的介绍一下这个寺庙的方位,具体位置,然后稍微介绍一下周围的环境.再来,结合这个寺庙的建筑介绍一下这个寺庙的历史,文化包括曾经在里面修行过的比较著名的大德高僧等等,最后介绍一下这个寺庙现在的具体情况,包括人数,面积,建筑等等.

佛教文化论文

人人都有一颗心。而佛学就就是教人眀心识性,轻物质,重精神。抛却一些历史的因素,我觉得佛学确是真科学。像人的意念从心中生,善恶由心中发。人之美丑,并不重要,追求的该是心灵的真,善、美。真像征知识与理性,而善代表道德,因此真与善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真未必善,而善也未必真。我个人认为,善更重要些,康德说过:一个人可以没有知识,但不能没有道德,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道德。 而美呢,我想那是一种纯粹主观的概念,美的标准因人而异。但我想,美应该是更高的层次,一个人只有拥有真与善,他才肯能被称作美。真善美,是人的理想追求。人类追求真善美,就是追求品味,追求觉悟,就是追求快乐的人生。有道是,结缘结上缘,向上求知最根本;人往高处走,无私奉爱人最美! 在众多佛陀菩萨中,我最为赞赏的是地藏王菩萨,世人知道的地藏王菩萨,是从那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而起,殊不知却还有另一大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区区十六字,确是真真,真善,真美的完全体现。地藏王菩萨普度众生的特点:哪里最艰苦,就到哪里去。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最艰苦的地方,当然是地狱。所以地藏菩萨的工作对象,是在地狱里度极重罪的众生,那些 恶贯满盈的众生,只要改恶从善,至心诵念地藏菩萨圣号,可以解除一切苦厄,使地狱相,隐而不现。医生治病,要注意防与治相结合,地藏菩萨度众生也是如此。 对已堕地狱的,令其离狱。但工作的重点,还是放在末堕地狱的众生身上,如何令其护持善根,永远不造堕地狱的恶业。 在《十轮经》卷三,介绍有四类十一种罪,能使人堕入地狱。(一)五无间罪:①杀父,②杀母,③杀阿罗汉,④出佛身血,⑤破和合僧。(二)造五无间四根本 罪:①杀、②盗、③淫、④妄语。(三)谤正法。(四)疑三宝。若人犯上述十一种罪中的任何一种,必堕无间狱中。地藏菩萨向人们广泛宣传这十一种罪是堕地狱 的种子和因缘。使人们认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特别要认清堕地狱的极恶业,才能避恶趋善。不造此类的恶业,就不受恶报,免堕地狱。 不得不说,佛学对社会的安稳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使很多人在心灵使得到了依托,精神得到了升华。举一真实例子:在中国教育部最近举行的一次调查中,3087名12岁至20岁的中国乡村学生中,有69%的人回答“会感染”或“不知道”。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中国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共同调查中,2500名15岁至20岁的中国少年中,有一半说不出艾滋病3种感染途径中的任何一种。 记者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获悉,中国儿童和青少年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了解不得不用“极为缺乏”来形容。由这种无知而引发的“歧视艾滋孤儿”、“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等一系列问题,更日益成为危害这些年轻生命身心健康的严重社会问题。 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由于地处毒品走私猖獗的“金三角”地区,加之与泰国、老挝、缅甸临近,因此,艾滋病感染流行的趋势十分严峻。当地的不少青少 年,因为吸毒或到境外打工而感染上艾滋病,1992年发现的当地最早的艾滋病感染者,就是两名被拐卖到泰国的花季少女。 与此同时,在 西双版纳,佛教拥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因此,从1998年开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选择与当地佛教界合作。2003年,在联合国儿基会的资金支持下,西双版 纳州佛教协会成立了艾滋病关怀与帮助场所“佛光之家”,利用僧人的特殊地位和佛教的“五戒”、“慈悲精神”等教义教规,为当地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有关 艾滋病、毒品预防宣传教育的信息,开展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咨询和关怀,为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帮助。 祜巴龙庄勐,是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佛学会的会长,也是中国佛学会的副会长。9月22日,他在西双版纳“佛光之家”与几位艾滋病感染者交谈,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助。祜巴大长老用他的特殊威望, 告诫他的虔诚信众:不但自己要远离毒品、远离艾滋病,还要教育你们的孩子这样去做。 祜巴大长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佛教讲‘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语、不饮酒吸毒。做到了这几点,基本上就不会得艾滋病。” 50多岁的艾滋病感染者黄志银对记者说:“我经常来佛寺参加活动,用我的现身说法告诫青年人,千万要洁身自爱。”1994年,老黄在泰国打工时感染了艾 滋病,幸运的他11年来没有过严重发病,也没有传染给妻子和女儿,他说这和他乐观的生活态度有关,自己已经这样,就要多帮助别人不要走上同样的路。37岁 的李芳,也和老黄一样,是“佛光之家”的关怀对象,她通过自己缝制香包再拿到寺庙出售给香客,生活已不像以前那样拮据。“佛光之家”每周请感染者谈一次 心,并一起用餐。周围人看到“佛爷都和他们一起吃饭”,渐渐地也就消除了对他们的歧视。 几年来,在联合国儿基会的支持下,“佛光之 家”已举办了有542名僧侣参加的10期僧人和宗教管理人员培训班,介绍艾滋病的流行现状和防治知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卡罗尔·贝拉米曾说:“随 着艾滋病的蔓延,感染人群日益年轻化,每天都有超过一半的新感染病例发生在25岁以下的年轻人身上。 如果说佛教故事不可信,佛学是迷信,这一真实事例却是证明了,佛教能几千年屹立不倒,佛学能经久流传的真实定义。 我对佛学的认识,从他的导人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开始,接触的越多,却越觉得自己的无知,佛学的博大精深,值得我用一生去慢慢的揣摩,推敲。不能说用去感化他人,但佛学真实的改变了我。体会佛学的精神,让心得到安宁。一种氛围,让时间得到真善美的气息。

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尝试过写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你知道论文怎样写才规范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敦煌舞手姿语言及其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敦煌舞的审美性在于它所标志的特殊形态美,体态中体现出的S形三道弯,是敦煌舞自身表演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符号,与之相交流互通的是手姿语言的形态美,敦煌舞在受佛教文化影响和历史舞台的渲染下,展现出它的神秘色彩。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走来,对敦煌舞所传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一步步走进人们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中,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就使这样的意识形态语言表达更具有真实性和审美性,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在不断的被发现和创造。

关键词:

敦煌舞;文化;姿语言:形式美;

引言:

敦煌,如遗落在西部大漠中的一颗明珠,依揽着它弯弯的月牙泉,矗立在中国的西部,沙漠、莫高窟、壁画、戈壁,都在映射着它千年的文化沧桑。在莫高窟中,一幅幅走过了千年历史的壁画,“反弹琵琶”、“飞天”“六臂观音”“金刚力士”等画像被刻画在了天花板以及每一处可见的墙壁上。现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氧化和风吹,从最初的金色到现在泛着深深的砖红色,让它更加富有神圣感,因为承载了千年的历史。正是这莫高窟中的壁画,传承发展出当今一门醇厚多彩的舞蹈文化,那就是敦煌舞。敦煌舞在舞台表演中所展现出的人物形象和舞蹈语言在莫高窟壁画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形成了独特的审美性。在舞蹈中展现出的体态、手姿以及气息,是属于敦煌舞的语言,它带有自己的舞蹈风格和韵律呼吸,尤其是手姿的形式美,展现出不同于其他古典舞蹈的文化语言。

一、敦煌舞手姿语言的丰富性

在敦煌舞的语言中,手姿能够呈现出多样的变化和表现,在手姿的展示下,可以发现其内蕴和外像所透露出来的佛教文化色彩。从延伸和发展来看,从最初的佛教文化和信仰祈求被一位法名乐僔的和尚开凿刻在了墙上,后经过十个朝代的民间艺人绘画,形成了一幅幅带有神灵气息的壁画。后在壁画的画像中,提炼出敦煌舞的体态和手姿,敦煌舞的体态是S型三道弯,是从壁画中提炼出来的舞姿体态特征,敦煌舞的手姿包含了“佛手”、“魔鬼持杖手”“菩萨手”“持花手”“伎乐手”等一系列不同人物形象所持有的手型,手姿受壁画中佛教文化的影响,也出现了“佛手”、“菩萨手”一类的命名。在敦煌壁画中不难看出,这些佛像的神态和体态,都是一种祥和、包容、大爱,也是其潜在的精神。敦煌舞的语言就是在壁画中被提炼和挖掘出来的,呈现在舞台上的舞蹈表演,是将在画像中的人物形象再现到舞台中,在舞蹈剧目的文字介绍中,也常常会标写出自于哪一个石窟来自第几号的画像,这样更能使观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和深入人物形象,审美性在表演中逐渐被认可和提高。

在敦煌舞手姿中的“佛手”,就是在这样的画像中被刻画出来的,手姿中“佛手”的塑造,是由拇指和中指相对捏,其他手指立起来,在两指相捏形成的手型轮廓来看。非常像凤眼,与壁画中相对应,在舞蹈手姿中,呈现出独特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蕴含了一定的佛教语言。在手姿语言的形式美的阐释中,在手姿不同的变化和演变中,可以看到自敦煌舞发展以来,从最初到至今呈现在世观中的原始生态的佛教文化形态。佛教文化思想的影响和敦煌壁画佛像的审美,对敦煌舞中手姿形成真实性、再现性,如“礼拜手”、“飞天手”,以及在壁画中佛像“飞天”、“菩萨伎乐”。在舞蹈创作中来讲,敦煌的手姿语言是在舞蹈表演中最大的表情符号,手姿的运用和表达,在一定的审美和意识形态上,形成独立的美学价值,在形式美的外在来看,人物形象映射出的手姿,在一定的范围内,推动了舞蹈表演的内在情感和思想。如舞蹈《千手观音》,[1]千手观音又称千手千眼观世音、千眼千臂观世音等,是我国民间信仰的四大菩萨之一。千手观音是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阿弥陀佛的右胁侍)合称为“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的人物形象取自于佛教文化中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人物形象,舞蹈动作多以手臂及手姿来表达内在的形式美,在舞蹈的队形上加以创作,犹如孔雀开屏一样,将手上的舞蹈文化展现的栩栩如生,在手姿的变化中,感受着“千手”带给观众的视觉上的冲击。由于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千手观音的形式美得以审美和敬畏。在敦煌舞的不同手姿语言中,还有一种是持有乐器,如“长绸舞”“反弹琵琶”“鼓与琵琶”等,手中持有“鼓”“琵琶”“长绸”等道具。这与舞蹈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当舞蹈人物形象手中持有道具时,舞蹈形式感在特定的塑造下会更加生动,依然在手姿语言的语境中再现出佛教文化的底蕴,它代表了祈福、信仰等内在的形式美以及唯美、古典的外在美。

二、敦煌舞审美视野下的手姿语言立于佛教文化中的人物塑造

敦煌舞的审美视野正是漫步在大漠敦煌的神秘里和内在气息中的大爱、包容及“飞天”的乐舞精神。支撑审美文化元素不可缺的部分正是“手姿”表达和展现的内蕴,在舞蹈《飞天伎乐》中,同样以手姿命名的是“飞天伎乐手”,受佛教文化的影响,手姿上的舞蹈语言形象与“飞天”众多菩萨的画像相辅相成,是经过提炼和加以美化的手姿。从最初佛像化身中的合掌式礼拜手(双手合十),发展到多样化的手姿,在塑造人物形象与精神的进程中,手姿的语言是无声的但是有力的,如敦煌舞中的人物形象“金刚力士”,其舞蹈动作康健有力,质感奔放,手姿呈“魔鬼手”形态或以“拳”状展现,在手姿上体现的形态来看,这种有力和震慑,对人物形象产生了有效的塑造且具有一定审美性的推进。“金刚力士”取材于壁画的画像,也同时在佛教文化中的历史上做过详细的人物介绍:[2]佛教的护法神金刚密迹,亦称金刚力士,是一些手执金刚杵在佛国从事护法的卫士,法意则誓愿成为亲近佛陀、扞卫佛法的金刚力士。后世所传的金刚力士,就是秉承这位法意的誓愿而来世间的护法神。后来,他成为五百金刚的队长,被称“密迹金刚”或“夜叉王”,再后他又一分为二,分化为两个金刚力士,专门把守山门,被称为“哼哈二将”。

保卫佛国与佛法永远不受侵害。由此可见,“金刚力士”在舞蹈的塑造过程中,佛教文化彩色的描绘,使得人物形象更加明朗立体,真实清晰。带有“魔鬼手”的手姿与金刚体态,更加提升了舞蹈人物的审美性,舞蹈中呈现的金刚力士手姿为五指张开的力量型,身为护法,在手掌上的力度能够彰显出人物的特定性和护法的震慑性。再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人物形象,在定义下为飞天或飞仙,也可以说是敦煌壁画中和敦煌舞中的专用名词代表。在飞天形象的塑造上,由于飞天形象的多样性,人物的手姿可谓多样化,常见的“莲花手”、“佛手”、“鹿指”、“散花掌”以及手持琵琶、丝绸、萧笛等一系列语言手姿。在敦煌舞蹈作品创作中,敦煌舞手姿的使用性用来塑造人物时是非常重要的,就如刚才所提到的“金刚力士”和“飞天”,两者存在明显的手姿差异。在敦煌舞中还有莲花童子形象,莲花童子,也成为“持莲童子”,在佛经中记载为佛祖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民间出现过一种儿童生活习俗,七夕节摘莲花扮成莲花童子样以来祈福。在舞蹈中多呈现的手姿为“兰花指”、“鹿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能够显现出童子的俏皮可爱,在区分度上也是非常清晰的。手姿在舞蹈的传承和发展中借鉴文化的滋养做出创作。敦煌舞中人物舞蹈形象的确立,在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几乎全部呈现,他们带着自己特定的舞蹈形象和动态手姿,从画中走出,形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舞台上的人,也可以说是舞者。在舞台表演中的造型上看,手姿在定格中说着不一样的话,带着对人物不同的阐释,在音乐和服装背景的融合中,像带着一层历史的面纱,等人们去揭开,去观赏,去探索。

三、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语言的相融相合

敦煌舞带着自己特殊的文化符号,讲述着一带一路下沧海遗珠的故事,从壁画中走出来,在舞台中呈现时,常常使人感动流泪。由于在敦煌舞中承载了历史的信仰和精神,对人视觉冲击的力量是强烈的。佛教文化与敦煌舞手姿的.融合,正是基于在对莫高窟壁画的研究和描摹。敦煌舞手姿语言的表达与佛教手印的表达相通,在查阅敦煌舞手印的过程中,能够探究到两者相同的气息,那就是———精神文化。莫高窟壁画传递给我们的信息蕴含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语境,在这样的语境之下,舞蹈与文化相结合,将这样的历史语境通过身体的语言讲述出来。在舞台之上,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促成了《千手观音》、《妙音反弹》、《步步生莲》等优秀艺术作品的创作,作品中的包含的手姿语言,又是整个舞蹈的画龙点睛之笔。佛教手印在书中对手势的描绘与敦煌舞中手姿的刻画,意象中的交融,是在另一个方面通过一种身体的语言表达内蕴和外象。我们在欣赏的同时,能够触摸到文化之下的精神所在,我们站在了莫高窟壁画中,我们站在敦煌舞表演的舞台上,我们揭开了佛教文化晕染下敦煌舞神秘的面纱,最终,我们懂得了手姿语言讲述的话语和情感。敦煌舞与佛教文化的相融相合,仿佛是与莫高窟壁画跨时代的对话,手姿语言的延伸与传承,就是对话中积淀的元素符号,这样的元素符号能带来不一样的文化情感认知。看到舞蹈中“礼拜手”或是“佛手”等不同的手姿表现时,已把象征性的外象内化了,形成了敦煌舞意蕴的传递。由此看来,敦煌舞手姿语言的形式美,像一首意蕴深长的诗,又像一个历久弥新不灭的神话。

敦煌舞的语境色彩,承载了千年的历史,站在滚滚的年轮中,不停的传递与构建,在莫高窟的壁画中走出来。敦煌舞在佛教文化的晕染之下,一种相同的文化气息与内蕴,被人所捕捉和创作,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敦煌舞表演形式之下,手姿语言的元素支撑了其整体的精气神,正是这样迥殊的艺术元素,使得人物形象自然而立体,是结构的本身决定了要素的产生,也是佛教文化与敦煌舞的融合,促进了手姿语言的构成。我们站在岁月的长河之中,回望历史,发掘与创造着不同的美,当我们再次站在沧海遗珠敦煌莫高窟壁画前,感受着那扑面而来熟悉的气息,我们应像历经千年一代代画匠一样,怀有尊崇之心,感受着大爱所带来的大美。

佛教文化论文2000字

中国佛教哲学在当代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若果有,又有什么样的现代价值?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又需要通过怎样的现代转换工作,以建构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进而发挥其现代作用?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现代价值应该说明的问题。佛教,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提供的解脱之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信仰体系、哲学体系,也是价值体系。佛教逐渐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信仰,已延续2500多年,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这表明佛教的持久活力与恒久价值。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佛教在未来社会如何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既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实践问题。佛教的命运决定于对社会的关怀,佛教的现代价值决定于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自从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当代人类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又拥有毁灭地球、毁灭自然的手段。人类社会的进步应归功于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问题也出自人类自身,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敌人也是人类自身。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现代化涉及物质生活、制度规约和思想观念诸多层面,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堕落、良心丧失等负面现象,表明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这为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宗教人文精神的佛教哲学,提供了调整人的心灵,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空前的历史契机。我们认为,要对中国佛教哲学进行重估、重建,阐发其现代价值,就需要深入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以及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需要深入厘清中国佛教哲学资源,揭示其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具有真实意义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需要把佛教哲学基本原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向、方法提供有意义的参照意见。三、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以上论述表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组基本矛盾在当代人类社会,有的改变了形式,有的则是更加尖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重要原理日益得到充分阐发,并经创造性诠释后其作用开始彰显;把佛教哲学思想运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有助于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减少人类的现实痛苦,满足人类的新需要,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一)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佛教以其人生的解脱之道,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价值、理想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其中的无我观和解脱观更是对于世人的自我观念的转化、心理的调节、心灵的完美,具有参照、借鉴意义。佛教根据万法和合而生的缘起论,提出了无我观。无我的“我”是指常住、整一而有主宰作用的自体(本体),这个永远不变的本体,就是我。佛教否定有实体的我、灵魂的存在,排除有我的观念。无我是佛教的基本观念。无我观的主要内容是无我执、无我见、无我爱、无我慢等。佛教所讲的我执是指执著我为实有,即对于自我的执著。我见是执著有实我的虚妄见解。我爱是对自我的爱执,也即我贪。我慢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心态。由我执必然带来我见、我爱和我慢。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源,烦恼之本,主张无我,无我执。无我执要求消除在认识、欲望和心理诸方面的偏执、错误,用现代眼光来诠释,无我观包含着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人格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思想。当前,社会上有的人成为了生理需求、物质欲望的奴隶,奉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盗窃走私、吸毒卖淫,……这是人性的扭曲,人格的堕落,人类的悲哀。佛教的无我观有助于缓解对现实境遇的执著,对治物欲横流,淡化享受,淡泊名利,提高精神境界。佛教解脱观的实质是生命意义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对超越和提升的追求,使人能以长远的终极的眼光客观而冷静地反思人生的历程、审视自身的缺陷,并不断地努力规范自己,提高境界;也有助于在个人心理上产生安顿、抚慰、调节、支撑、激励等诸多功能,从而缓解甚至消弭人的种种无奈、焦虑、烦躁、悲伤和痛苦。佛教认为解脱是个人的业报,是善业所得的乐果。一个人若能遵循因果法则,就会确立向上的价值取向,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使自己人心向善,除恶为善,从而有助于净化人心,完美人生,扩而大之,也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完善社会秩序。(二)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这里讲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民族、人与国家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人与人的关系重要问题有二:一是由于民族、宗教、领土、资源、利益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动乱冲突,此起彼伏,某些地区的人民正在遭受战争的苦难;与此同时,不仅上述传统安全问题没有解决,更有甚者,近年来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日趋严峻。二是南北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贫困,甚至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饥寒交迫,难以度日。从理论层面来看,佛教的一些基本理念,对于化解这些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上述两个问题中,和平与和平共处是最大的问题。众所共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自戕,残杀生灵数以千万计,如果21世纪再重演世界大战,人类有可能同归于尽。要避免战争,就要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而根源之一即是不懂得人类共依共存,自利利他的缘起之理,不重视沟通、和解,视他人为仇敌,不尊重他人生命。佛教的平等理念强调人人本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尊严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和平。佛教的人我互相尊重的思想,有助于人类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理想,建设人间净土。和平来自对人我平等的深切体认,和平从平等中确立,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是真正的、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佛教的慈悲思想体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关爱,也是远离战争,呵护和平的。佛教的慈悲济世和“五戒”(1)、“十善”(2)均以“不杀生”为首。杀生被认为是最大的罪过,要堕入地狱。佛教强烈地反对杀生,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崇高品格。自从太虚法师大力倡导人间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关注世界和平,渴望世界和平,呼吁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当代佛教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在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北贫富悬殊问题,一部分人的生活贫困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弱势群体和下层劳苦大众的生存,还将因此而构成动乱的根源,并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对化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指针。佛教一贯重视慈悲济世,帮助人解除痛苦,给人以快乐。佛教的布施是重要的修持法门,即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于人,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为他人造福成智。当前两岸佛教都着力发扬菩萨“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慈大悲精神,充分发挥佛教的慈善救济的功能,扶贫济困,施医送药,赞助“希望工程”,教化失足者和罪犯等等,使受救济者既得到物质的援助,也得到精神的提升。此外,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瞋愚痴、欺瞒等思想行为,也严重影响了现代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诚信。在这方面,佛教的道德规范,如“十善”的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都具有直接的对治意义。应当说,佛教“五戒”中的前四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和不邪淫,似可以作为当代人类正在探讨建立的普世伦理的重要参照。可以预见,若能高扬佛教的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准则,以及相关的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道德规范,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必将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的关系,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与诚信的关系。(三)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促进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如果说,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则不仅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赖以生存与延续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全面的良好的保护。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有时也会走上一条与自然相抵触的道路,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甚至是野蛮的掠夺,正严重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变人类生息长养的生存环境,从而也就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当前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尖锐性,但是在认识深度上有待提高,在价值取向上有待调整,而在这些方面,佛教哲学思想也有一定的参照价值。首先,作为佛教哲学基石的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都是由众多原因、条件和合而成,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还宣扬宇宙万事万物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圆融的思想。应当肯定,这都是精微的思想,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有着独特的意义。比如,人类生存的地球村,由大地、海洋、天空以及各种动植物等所构成,如果大地退化,海洋毒化,臭氧层日益变薄,动植物种群不断消失,地球母亲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人类也就难以生存了。我们认为,佛教的缘起论和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可以为当代的环境哲学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佛教的依正果报论,强调众生生命的生活环境,包括山河大地、国土家园,以至整个环境世界,都是众生行为带来的报应。佛教还宣扬“心净即国土净“的思想,提倡报国土恩。这其间包含的主体与环境不可分离,主体精神活动引起主体与环境的变化的思想,环境的改善有待于众生主体主观世界的净化的观点,以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情怀,都是具有启发性的。再次,佛教基于缘起论而高唱的尊重他者、尊重异类、尊重生命,众生一律平等、众生悉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观,从根本上承认他类生命的生存权利,这不仅和那种滥杀异类,任意糟蹋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径不同,也有别于那种以为保护环境是人类对弱者的怜悯、恩赐的观点。佛教的众生平等观,既和“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也有别于“环境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基于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还提倡素食、放生等行为,这既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精神康泰、清心少欲、澄心静虑,也有利于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维护生态平衡。可见,若将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应用、落实于生态学,无疑将有助于建立完整的生态伦理学说。最后,佛教的理想论是以众生升入极乐世界为最佳理想境界。极乐世界,被描绘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鸟语花香,这体现了佛教对理想生态的设定,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自古名山僧建多。佛教徒历来喜好依山傍水建筑寺庙,寺庙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明水秀,青松翠柏,梵殿宝塔,肃穆幽静。即使是建立在喧嚣闹市里的庙宇也是花木葱郁,清净幽雅。可以说,佛教是重视环保、摄护生态的楷模。总之,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也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人类的心智。佛教有其因袭讹传、穿凿附会的谬误思想,佛教哲学也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诸多具体问题,但是它可以从某些方面提供世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所缺乏的解决思路,这就是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灵建设,以调整人的价值取向,改变人的心态,转换人的意识,提升人的智慧,从而有助于人类社会诸多矛盾、问题的解决。由此,我们还想再次强调,佛教哲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就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思想资源并作出应机应时的阐释,需要不断加强对现代社会的关注、关联,需要对社会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及时的应对。我们认为,佛教哲学无疑是具有现代价值的,而佛教哲学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真正落实和充分展示,关键在于人们的努力,也有待于人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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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佛学是正信正见的、蕴涵着无限科学性的至高妙完备的信念体系,而不是蒙昧的、迷信的学说。一位大哲人曾经说过:“初知科学远离宗教,深知科学归依宗教。”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理。初知科学的人会很自大、很自以为是,以为天下事很快就可以为自己所全知,并以为科学是万能的,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浅层次上变得很唯物,其实是非常执着于物质世界的实相,而丧失了人性中极其宝贵的空灵、妙觉自性。认为宗教只是宣扬迷信的虚幻的东西,而根本不能领悟和感受宗教的精髓所在。他们根本不懂得伟大的宗教思想学说中不但包含了至高妙的能在精神上超然于不可企及的无限和超脱、化解烦恼、苦难的智慧和方法,更包含了宇宙的终极智慧和方法,包含了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境地的,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大智慧和至妙法门。而深知科学以后,才会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渺小和有限,未知世界的博大无垠,产生深深的敬畏感和赞叹之心,不再自大和狂妄,进而想要追寻如何才能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境地的智慧和方法。而伟大的宗教正可以提供这样的智慧和方法,因而宗教是其自然的归途。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仅仅是由于纯粹的科学的启示而归依的宗教,不一定就是正见、正信的宗教,如果没有正见、正信的指引,有可能陷入外道甚至邪教。也许有人会说,佛学中缺乏教会人们如何生存的法术和技能,这就是缺乏科学技术的表现。[1]是的关于生存技能方面的东西佛经中确实讲的比较少,佛的智慧有个基本的出发点:人只要能基本生存,更多的终生就应当去注重如何修身养性、修炼自度,而不能在生存技能上太多的关注,否则易导致对物欲的追求、贪图享受、玩物丧志、为奇技淫巧所累等等严重阻碍正常修炼的弊端,我想这正是佛经中没有过多包含能够提供修炼者如何生存的技能和法术的重要原因。但有关医道方面、特别是在有关“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至高妙养身祛病的智慧方法方面却提供了丰富而完备的论述。人类这种生灵在地球上已经具备了生存的优势,无须再传授给人类过多的生存法术和技能,人类就应当齐备了很好的生存条件,一方面,如果人类始终能本着与天地宇宙自然和谐共生发展进化的方式生存,人类不可能滋生出更多的怪病和人为的灾祸,人类可以不需要建很多高楼大厦桥梁公路、制造出飞机汽车等就能够获得非常好的生存条件和环境,不会造成污染和环境破坏生态破坏,更不会制造出足以毁灭人类自身千百遍的核武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可怕的电脑信息攻击武器等等。 人类若能遵从佛学的心性和智慧的修炼,可以无限开发出人自身的潜在智能获得远远高于世俗科技所能带来的外在化工具手段。[2]人们只要注重精神的内守,病安从来?只要注重修身养性用佛学的智慧指导人生,就可以避免和消除人类相互的争斗和敌意;另外一方面,佛陀告诉我们:“烦恼皆菩提。”这是在告诉我们,生老病死或是遭遇到种种烦恼、苦痛和不幸正是修炼的缘份和机会。总之,佛学中包含完备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如何和谐共生发展的智慧和方法,无论是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道德伦理学等方面都提供了最为完备的智慧和方法。在这些方面的智慧和方法也远远超越了世俗人类的层次。关于佛教信仰及其学说是否属于迷信的讨论:“佛教之信仰,乃是智信而非迷信”(梁启超语)。佛的精髓和教义不但不主张迷信,且是较之世间一切学说(包括科学技术),最彻底的也是最完备的、最有效地能够反对和根除迷信的学说及其智慧和方法。为什么呢?佛法认为:不但虚幻的信是迷信,执著于实有、实相的信仰也是迷信。都是应当破除的。但世间的人智的科技之智却往往只能破除虚幻不实之迷信,自身却深深坠入执著于实有、实相之信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人只有修炼佛法才能使自生超越十分有偏见、残缺不全的人智,而获得佛性的显现、智慧的提升。西方也有一句古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3]这句话中蕴含着人们不要过分自以为自己是能思考的智慧生物而得意。岂不知就是由于人类太偏爱思考(主要指借助语言符号系统进行逻辑、理性思辨而玩弄思维游戏和概念游戏),以至于自误入思维障碍而不能自拔。这句话十分深刻的点明了人类智慧的有偏和残缺不全。人类智慧的弊端及其根源在于肉身的欲望、前世今生之业力、精神意识之我执,自以为是所形成的阻扰和障碍。人类不充分认识到自身智能的残缺不全、偏狭蒙昧,还自以为是地认为科学万能、科学至上,提倡唯科学主义,那将会在以偏代全、残缺有限的人智引导下在歧路上越走越远。当今人类人文精神和认识体系主导思想的误入歧途,导致当今人类用错误思想和意识支配和驾驭了科学技术,再加之由于科学助长了人的自大和自以为是, 这样当今的人类已经把科学技术变成了反宗教精髓的武器,变成了敌视和抗拒修炼的强大的障碍;一个例子:相传爱因斯坦晚年,曾深刻地反省过自己所提出的相对论,认为是在人类的见地未能驾役它的情况下过早地发表出来,给人类带来的灾祸可能会大于福祉。第二、佛学在应用法术和科技的目的问题上与世俗目的的辩析有的佛学学者认为,佛经中包含了很多的科学技术,甚至把佛经与科学技术等同起来,这是极为不切合实际的。佛经中确实谈到了一些法术,但仅是教会人们寻求大自在、解脱的根本智慧和方法,而绝不是教会人们如何寻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的智能和法术,佛经中之所以不过多的谈及法术和科学技术就在于要避免误导人们刻意的去追求法术和科学技术而落入外道和魔道。可是当今的人类就恰巧在这一问题上误入歧途,并且在这个泥潭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一定程度上,佛学是提倡和重视智慧和方法的,但是佛法所倡导的是要在正信正见中寻求大自在、大解脱的根本智慧和方法,而绝不提倡寻求物质享受和精神享乐的智能和法术。这也正是佛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一些优秀的宗教之精髓所在。而当今的人类正是在这一点上与佛学的精髓背道而驰,反而认为:宗教提倡严格的高要求的禁欲、持戒是反人道的、反人性的,是应当加以批判和抛弃的,千百年来宗教精髓和世俗人生观念的争论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的。关于应用法术和科学技术,到底目的何在,是用于修炼获得大解脱大自在还是用于过世俗的好日子?一直也是宗教和世俗发生冲突的焦点所在。好的宗教倡导的是自觉自愿的修炼,而不是强迫性的,是提倡、指点和启迪,而不是强制、蛊惑和欺。好的宗教对世人的态度是:大力提倡和鼓励每一个世俗的凡人都能够按照高标准、高要求进行勇猛精进的修炼,修炼得好的将会得到好的果位,不愿从事修炼而只是热衷于过世俗生活者也不会对其进行盲目干预,更不会采用强制、蛊惑和欺的方法。对这类人,佛学只是认为其没有修炼的缘份。正如《妙法莲花经》所说:“他们机缘还没有成熟,与其听了不相信引起反感,增加罪业,还不如让他们离开,也是好的。”[4]佛经告诉我们关于生存的法术只是要掌握到能获得温饱就足够了,超过温饱再去追求法术从而获得更舒适的生活这就完全违背了佛学的精髓和宗旨。如果将科学技术和法术用在正信正念的修炼中,那么法术和科学技术所达到的水平越高对修炼者越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法术始终不能够刻意地去求,更不能超越见地的去开发和利用。否则必然落入外道甚至邪道。法术正像金钱对人的作用,对于见地较高的、能够正确驾驭金钱的人所掌握的金钱越多越能够带来福祉,反之,对于不能够正确驾驭金钱的人,掌握的金钱越多,越能够带来灾祸,不但会危害自己也会危害他人。生活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典型例子:海南省的一些十分贫穷的农民家庭,因为征用土地而一夜之间暴富,几年以后这样的暴富没有给他们带来福祉,反而带来了灾祸。而世俗的见解正好与佛学的精髓相反,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更好的追求世俗的精神生活的满足。这正是当今人类已经走入歧途还不自知的一个最大的误期。事实上, 当今社会的物质文明较以往是大大丰富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已基本获得了温饱,然而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人有精神需要,并且这是人类最本质、最根本的需要,物质生活方面的温饱条件不过是人类为获得这一最根本、最本质需要的一种物质前提。不要说物质温饱,就是物质极大的富足也决不是人类生活最根本和本质的需要。那么温饱以后的人们究竟应当更关注什么呢?毫无疑问,应当更关注自己精神家园的美好构建,通俗的说就是应当更关注人类自身的精神和心理健康的美好构建和健全发展,这才是事关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类最根本、最本质的需求所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对此应当加以反省和节制,如果对人类追求物欲的满足不加以节制,任其无限发展,必将导致人类精神境界的堕落和人性的退化。最终人类将丧失了自己的本性而退化为动物,只不过是比普通动物在获取衣食住行方面更有智慧和本领的动物。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贫穷生盗贼,富贵起淫心。”这种说法,其实也是十分片面的。贫穷和富贵不是影响人心的根本要素,关键要看个人的先天秉赋及其周围的社会精神氛围和社会价值观的导向。庸俗唯物主义往往认为:贫困使人坏,富贵使人好。而另一些肤浅的唯意志主义、唯心论者却认为:富贵使人坏,贫困使人好。这都是十分片面的。有人认为,人类对物质文明的追求应当是无止境的,并认为有多高程度的物质文明才能支撑起多高的精神文明,二者应当永远同步。这种观点不过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而已。因为只要获得了温饱,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是可以达到无限高远的,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也可以达到无限的高远。古今中外那些在精神境界上堪称楷模的圣哲先贤们无不是这样。这些圣哲先贤们没有一个是在大富大贵之后其精神境界才达到了十分的高远的。有些虽然具有了大富大贵的条件,但却自愿放弃了大富大贵的生活,大都自愿终生选择了淡泊却温饱的物质生活。反之,一个过份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哪怕是一个十分聪明而有才干的人,其精神境界必定不可能高远。古往今来,没有一个精神境界十分高尚的人,是过份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这里有个问题应当特别注意,人类追求驾驭自然的手段和能力应当是无止境的,但这种追求绝对不属于追求物质享受,而是属于人类追求精神需求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分。如果说人类社会在未能达到物质生活条件的温饱时,应当不惜采用过分偏重于开发和刺激人类对物欲追求,激发和促使人们大力发展物质文明的方法是有其一定必要性的话,那么一旦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温饱以后,就不可再过分注重发展物质文明,而应当将重点转过来,注重发展和构建精神文明了。在温饱之后评价人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标准和根本准则归根到底是决定于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是否自在、充实和幸福,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人的财富、名望、地位无关。一方面人类对物欲满足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另一方面,人类这种宇宙生灵在宇宙中发展构建物质文明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人类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穷尽认识宇宙大道,但是一个获得物质温饱的人,只要善于构建精神家园,是可以在精神上获得无限的充实、满足、快慰和自在的。反之一个不善于构建自身精神家园的人,即使其物质生活条件再怎么富足也很难获得精神上的充实满足和自在。例如,一个拥有五星级饭店的老板,由于挂碍太多、太过于算计而反倒不能拥有一个安稳的睡眠,而一个内心无牵挂的街边流浪汉,只要随便席地而卧就能拥有一个香甜的睡眠。第三、佛学是倡导通过精进勇猛勤勉的高标准、至为严格的向内的心性修炼追求至高妙完备的人生境地的,而绝不是消极厌世逃盾、退缩和保守的不提倡进取向上的人生哲学。事实上真正的宗教精髓是极反对懒堕、反对不求上进的,佛学十分强调从事精进勤奋的修为实践,并将精进和勤勉列入八正道之中,道家的无为也决不是提倡什么也不做和不为,这里无为境界是道家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不要人为的去乱为、胡为,去干预自然大道,只有彻底领悟了什么是不合道的行为并善于放弃,才能达到无为而无所不为,达到随心所欲合于道的至高境地。而随遇而安、安贫乐道这是一种人生寻求至高无上的超凡脱俗,至高的心灵大自在、大解脱的大智慧、大至理。正信正见的佛法是超人智本体论的、超人智形而上学的、超方法论、超认识论的大智慧,佛学在建立了终级的,完备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在具体的做事和修为的过程中不是空洞的学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是非常注重踏实,精进、实事求是的精神的,在这方面的高标准和高要求较之世俗的学界来得更为严格、完备,对不同层次的修炼者提供了丰富完备的修炼法门,其系统性和可操作性是高度完备和智慧的,只不过方法和道路不尽相同,人间世俗中好的方法和道路,佛学也不排斥,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利用,佛学把人智的科学早已包容在自己的法术范畴中,佛学的修炼法门不仅适用于地球的生灵,并且适用于整个宇宙生灵,在人类这个层次进行修炼,佛学是知道应当充分的重视和利用人智层次的法术也就是科学技术,因为,作为世间法的科学技术,世间的凡人在使用它时会感到:它具有看得见摸得着、可操作性强、可重复性稳定性较好的特点。但这种重视和利用应当时时为更高层次的见地所把握和引导。关于如何正确领悟和认识佛所倡导的出世的精髓要义:(一)、远非人世间所曲解误会的狭义的、消极、逃避的出世,反而是主张积极的顺乎天道、因果缘由的最高层次最高境界的入世、救世、渡世;(二)、佛陀所倡导的出世仅仅是去除抛弃阻碍自性显现、导致无明的世俗的肉身感官欲望、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的部分,由此才能在更高层次和境界上提升和肯定人生价值、生命价值并倡导积极地、精进认真勤勉地去追求至高的人生境界;(三)、佛陀所倡导的出世,也不仅不会导致对人生价值生命价值的消极、厌世、逃避、颓废的态度,反而是最彻底最实在的批判并消除任何对人生对生命及其无限潜在价值的消极、厌世、逃避、颓废、漠视的态度的、最为完备并能够提供切实可行可操作的智慧法门的学说。佛陀所倡导的提升和拔高人生价值与境界的修炼的要求远远超过了一切世俗的勤奋和认真所能达到的程度,其勇猛精进勤勉奋发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是世人所难以想象的。其原动力和深层次的心理内驱和动因不再是世俗常规的那种对感官享乐和虚荣满足的追求所激发出的世俗心理动因和内驱力,而是一种高度升华了的、对至高无上生命价值和境地——至高无上的人生自我完善、无上自在的、能够充分彻底的调动激发修炼者勇猛精进奋发向上的驱动力量。这是一种至崇高至清纯的精神力量;(四)、佛陀所倡导的认真求实精神的要求也远远高于世俗世界对认真求实的最高要求。这既是一种高标准、高要求的行事、修为的认真求实精神,又是一种高度智慧的、绝对不会由于认真求实得过度而导致执着于人和事的实相,进而遭致无明的至高妙态度。而世俗的人智所提倡的认真求实却不可避免地会由于执着于世界的实相而遭致局限或陷于无明。第四、佛学以及老庄学说的精髓要义和终极目的另有所在,其至高妙完备的人生哲学、心灵安慰学说以及完备的解释学的功能和价值只是佛学的浅层功能和价值,而世人往往误以为是其最大功能和价值所在。从人生哲学的角度来看,佛学不仅饱含至为高妙完备的能使人生获得最好的空灵超越性和最大的安慰、解脱的人生哲学,佛学中更蕴含着至为高妙完备的精神安慰和心理分析学说,是至为高妙完备的解释学,可以说较之当今世俗学科中的人生哲学、心理学及其咨询学说以及解释学更为博大精深、高妙而完备。佛学是人类在遭遇生命之“轻”(闲极无聊、空虚)[5]、“重”(挫折、打击、痛苦、不幸)境遇时最好的精神港湾和避难所,能给世俗的人们提供一定层次的化解和超越生命之“轻”、“重”境遇时的最佳方法,能使世人获得一定层次的超脱精神和空灵自在之感,因而可说是人类心灵和精神的终极家园。佛学在这里所提供的方法作用绝不是“阿q”似的简单的“精神胜利和超越之法”,而是极具说服力、极深邃透彻、极具安慰性的,是至高妙完备和智慧的方法。但是这些作用和方法仅仅只是佛学的浅层次的功能和价值所在,而不是佛学最根本最重要最奥妙的精髓要义所在;很多学者往往将此误认为是佛学最高的、最根本的功用和价值所在。这又是一种误解。为了对此问题作为一番较深入的探讨,这里有必要简要地谈一谈什么是学佛所倡导修炼的终极目的和所要达到的至高境界?在这一问题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我认为学佛和修炼的初期目标应当是使自身建立起完备的宗教信念体系,有利于使现代人逐渐深刻地意识和领悟到超然一切、常葆空灵、宠辱不惊、得失不嗟、淡泊名利、清静无为、“应无所著而生其心”的至理妙机,以至最终能够培养出以出世之心,精进勤勉地去行入世之事的高妙人生态度,如此将有助于抵御各种不良诱惑,在任何挫折和磨难的境遇中都能保持极积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进而达到一种健全而完备的人生境地,而终极的目标则是:真正达到、“应无所著而生其心”、明心见性[6]、空灵自在、中道无为的至高境地。而从另一个角度说佛学和道家学说的终极目的和精髓要义是在于提供了一种向内深层次的开发智慧的一整套可操作性十分强的高深学说。其向内深层次开发智慧的深度可达到唤醒基因层次的潜在的记忆、潜在的智能的程度。 劝世、劝善是方法,但不是根本法,是宗教的浅层的功能作用,而至高至深层次的功能作用则是对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给出了至为高妙完备的通过修炼,充分开发自身的无限潜在智能、得道成佛的大法。能提供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修养方法能找到好的精神心灵的慰籍的港湾的功能也只是宗教的浅层次的功能和作用,退守、隐居也只是修炼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之一,但不是根本法。根本法是通过退守隐居获得排除外界干扰、清心寡欲、清净无为、与世无争…,也就是佛家倡导的澄怀无住、息心净念、清净六根、去除七情六欲,道家倡导的清静无为、清心寡欲、心斋、坐忘的内炼修为的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根本的目的和方法还在于清静无为,在于通过至高妙的正静定、坐忘修炼而得道成佛。清心寡欲、无为、齐物我、齐万物、物我两忘、澄怀无住、清净六根、持戒、行善布施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方法,是为了去除我执、妄念、人为的乱干预天道。总之,伟大的宗教思想学说中包含着能够提供人们完备的信心体系以及心灵的自我慰籍、自我调节、自我激励的机制和智慧,不但包含了至高妙的,能在精神上超然于不可企及的无限和生发出高妙的超脱精神,能使人们产生深深的敬畏感和赞叹之心,不再自大和狂妄,深深地知道自身的渺小和有限,未知世界的博大无垠,以及能给予人们化解烦恼、苦难的智慧和方法,更包含了宇宙的终极智慧和方法,包含了人类如何超越自身局限,充分开发自身潜能、完善自我、提升自我进入至高妙的大解脱、大自在境地的切实可行、可操作的大智慧和至妙法门。第五、世俗佛学和学佛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佛学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把佛学看作是一种理论学说,是一种好的人生哲学,这是世间学人的普遍态度和共识。用此态度和认识是根本不能领悟真正佛学中的精髓要义的,是不能悟道见佛的。要想真正悟道见佛,不能通过寻常做学问的方法,更不能凭借理性思辨、甚至语言、逻辑、概念,因为“道可道,非常道”[7]、“禅可言,非真禅”,只能通过实践的方法,而且这里的实践也不是寻常“行千里路、破万卷书、交八方友”式的实践,而是身体力行、全身心投入的实修亲证。其方法更多采用的是体悟性的高妙修炼方法而不是仅仅凭借人智的理性思辨、借助语言逻辑概念甚至思维去进行所谓“实践出真知”的方法。[8]这种把佛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学问、哲学理论和思想的看法,正是世俗佛学的又一误区。因为建立在理性思辨、凭借语言逻辑概念体系、思维体系基础上的人智是有偏和残缺不全的。语言和理性思维只能是在一定层次上才是可以借以悟道见佛的工具,但是有相当的负面作用和局限性,特别是在不具备一定高度的修炼层次情况下,仅仅凭借语言和理性思维就想去悟道见佛就更为有害,往往会陷入佛所说的语言障和思维障而不能悟道见佛,还会误解和曲解佛、道的精髓要义。

楼主您好,我写的一篇《科学与佛法之人生观》不知道对您是否有帮助。一直以来想写一下科学与佛法的文字,末学并不是什么科学家,也不是佛学家。关于现代这个数字化网络时代是否还适用有2500余年历史的佛法,末学想谈谈自己的拙见。 科学是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探讨世界。佛法则是通过心去认知世界,佛家说的“万法唯心”是说宇宙大地万物是在心识上影像的反映,而不是哲学概念上的唯心主义。科学是通过现象用逻辑的归纳的方法总结经验来认知世界。而佛法是破除心的愚昧执著。常常不按常规的逻辑和人们固有的思维方式的规律来回答问题,而是直接破除执著悟求结果。 我们凡夫之所以执著一些无常苦空的假象,正是因为长期被物质世界所迷惑,而这个物质世界不是常的。佛陀智慧的告诉我们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异灭、矿物有成住坏空。既然不是常在的,那么这些现象都是假象,这个假象就如梦幻泡影,如早晨的露水马上会被蒸发掉,如闪电雷鸣来的时候很大的动静,可是马上即逝。我们凡夫执著于这个假象,而且把这些假象习惯的看成常规,而被常规的逻辑思维、惯性思维所左右。也包括在科学领域阻碍发明发现的发展。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发明的相对论,正是突破常规思维才有的这一理论。在原子能没有释放以前,科学家们总有一种信仰,认为全宇宙有一百多种元素在他们想像中,元素内最小单位是原子,它是不可毁灭的。但早在一九○五年时,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已预见到“物质与能力可以相互转换”,他曾经立出一个简单而又明了的公式:E=MC^2。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个能够应付现代科学需求,又能与科学相依共存的宗教,那必定是佛教。” 下面说说佛法与科学的对比: 方法上:佛法在认知世界是观察物件,见诸法无常性,无我性,摒除主观成见和欲求,使正确认识诸法实相。科学是观察现象,创立假设,须依实验证明,使主观成见无所渗入。 观察方向上:佛法是内观。科学是外观。 发现上:佛法是直证实相,无量哲理及方法。科学是一切现象作用,都是相对地存在与发展。 效用上:佛法是彻底明白人生宇宙真相真理,根除忧悲苦恼,解脱生死束缚。科学是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医药等方面的物质成就,由于物质的偏面发展。使人类精神方面失去平衡。 过去许许多多科学上重大的发现,佛教不但不像其他宗教的理论不耐科学的考验而告破产,相反的,都成了佛法理论的有力注解,证实佛法的伟大和正确性。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哲学是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学说,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孙中山先生说:“佛学乃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补科学之偏。”在认知世界的世界观上佛陀已在2500余年前的《金刚经》上明确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金刚经》云:“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所谓世界,是各种各样的因素组合而成,各因素是互摄互含的,不能单独存在的,这样的组合是不可能成为我们意识物件的,所以说世界非世界。但是为了言说的方便起见,不得不给予一假名为世界。实在真实的世界,是无法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就一定会感觉到佛陀的此种说法与现代科学家们所发现的若干符合。现在我们在回来说科学与佛法,一般人认为科学所不重视的“心”的功用。心才是指导一切科学实践的妙用。在现代的网络数字时代一切都明了了,原来科学与佛法并不矛盾。科学与佛法直接的桥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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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化论文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从小的方而讲,一个人只有吸收各种营养,才能健康成长,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单从文化方面而论,应该是没有国界的区分,文化是人类发展的核心动力,宗教文化更是如此,佛教与近代西学传入能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国人精神成长的需求,二是中国文化过于狭隘,儒教只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教也只是教人尊道而行,均没有那种博爱、广大的胸怀,更没有出离生死的大心大行,唯善是从,唯真理是目标,是国人觉起的良好表现,并非是中国文化的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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