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妃毕业论文
杨贵妃恃宠善妒，其弟国忠招权纳贿。皆因唐明皇纵情声色，治国无方。安史之乱，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仓皇幸蜀，逃离长安。群龙无首，领袖无能。马嵬曙，陈元礼纵兵逼哄。明皇声色之徒，徒之奈何，贵妃遂缢。
唐朝皇后以外另设：四妃（即三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正一品。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以上三等是为二十七世妇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 以上三等是为八十一御妻 还有六尚各司，分管宫内车马服饰。 唐玄宗开元年间 除皇后外对妃嫔称号另作更改。拓展资料:唐朝后妃:唐朝处于民族大融合时期，受胡俗影响颇深，社会风气比较开放，儒家传统思想和女性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力大大减弱。因而唐朝对后妃干政防范不严，唐朝后妃参与政治的愿望较为强烈，方式更为直接。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必然使不少唐代后妃为此付出被废与被杀的代价。唐朝后妃被废与被杀的主要原因，不在于年老色衰，也不在于无子嗣，而在于参与政治斗争的胜负。身处深宫的后妃们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切身利益，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了政治斗争，成者安享荣华富贵，败者或身居冷宫，或削发为尼，甚至失去身家性命。也有后妃未参与政治活动却无辜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参考资料: 如果你想网页或者手机都是可以下到的，现在已经是没有什么限制了。
《长生殿》是一部爱情悲剧的巨大著作。叙述唐明皇在开元以后，纵情声色，委政权奸，国政日非。杨贵妃恃宠善妒，杨国忠招权纳贿，激起拥有重兵之番将安禄山。称兵造反。哥舒翰潼关不守，兵败降贼。明皇束手无策，仓皇幸蜀，逃至马嵬曙，随行将士杀死杨国忠，陈元礼纵兵逼哄，贵妃佛堂自缢，摇摇将坠的大唐江山到此才获得一线转机。是作者通过民间传说中唐明皇和杨贵妃有着真挚爱情的故事，更根据历史把他们的爱情在现实中所发生的坏的政治影响而写出的。此后便摭拾白居易的长恨歌；唐人小说玉妃归蓬莱；元人杂剧等故事，写出唐明皇对于杨贵妃的怀念，以及二人原系天仙，谪居人世，终于回到天宫，永为夫妇作结。《定情》是《长生殿》里的第二出，叙述唐明皇宠爱杨玉环，册封为贵妃的事。作者简介：洪升（1645—1704）字昉思，号稗畦，又号南屏樵者，钱塘（今杭州）人。康熙七年（1668）入国子监肄业，终身未入仕。康熙十二年（1673）作《沉香亭》传奇，后改写为《霓裳舞》。至二十七年，又重取更订之，易名《长生殿》。康熙二十八年（1689），因在清圣祖孝懿温诚仁皇后佟佳氏大丧期间于寓所演出，被言者所劾，革去国子监学生籍，一时株连达五十人左右，时人诗云：“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翌年在浙江乌镇失足落水而亡。他是和孔尚任齐名的剧作家，作品有传奇《长生殿》，杂剧《四婵娟》一种传世，另有《锦绣图》待考。其余作品均佚。今人章培恒著有《洪升年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长生殿与红楼梦《红楼梦》与《长生殿》,《长恨歌》主题的一致性《长生殿》的作者,是清初的文学家,戏曲家,诗人洪升.《长生殿》是洪升的代表作,是中国古典戏剧的峰巅,是戏剧界永恒的保留剧目.《长生殿》直接取材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同《歌》,《传》一样,《长生殿》主要描写的是李,杨爱情.其实,《长生殿》的创作初期并不是这样的.《长生殿》的创作历经十年,前后三易其稿.初稿名《沉香亭》,主旨是写李白作"清平三绝",感叹太白一生不幸遭遇;二稿名《舞霓裳》,"去李白,入李泌辅肃宗中兴";"后又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马嵬之变,已违夙誓,而唐人有玉妃归蓬莱仙院,明皇游月宫之说,因合用之,专写钗合情缘",此为第三稿,即《长生殿》.同《长恨歌》,《长恨歌传》一样,《长生殿》问世三百年来,文学界对于它的创作主题探讨,也是众说纷纭,但令人奇怪的是,文学界对《长生殿》主题的认识,几乎与对《歌》,《传》的主题研究基本一致.首先是"政治主题"说.认为《长生殿》表达的是"兴亡感叹"思想,借安史之乱的历史题材,寓故国之思于明皇贵妃的浓情蜜意之中.由于作者对故国眷恋之深,所以对降贼二臣刻意讽刺,对异族入侵极端憎恨.对李,杨"占了情场,弥了朝纲","逞侈心而穷人欲,祸败随之"的封建统治规律,给以深刻揭露和提示,以"垂诫来世".假借唐代"安史之乱",总结明王朝灭亡的教训,抒发对清初社会大动荡的强烈感叹!二是"爱情主题"说,认为《长生殿》作者明确交代:"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劝惩淫乱,垂诫来世,而在于宣扬"至情"主义,歌颂"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坚贞爱情.认为作者表现了进步的,民主的,自由的爱情理想,鼓吹"真心到底"的"儿女情缘",以"至情"对抗封建礼教.三是"双重主题"说.有人认为《长生殿》的主题既有"劝惩"思想,又有歌颂意图,二者之间是"矛盾"的,复杂的,作者自己也说不清 .也有人认为作品的双重主题是主副关系,唤起民族意识为主,歌颂纯真爱情为副.还有人认为"双重主题"是辨证统一的,歌颂爱情悲剧加深了对社会动乱的痛恨,相反,谴责异族入侵,更强化了爱情的悲剧气氛.除以上三个主要方面以外,对《长生殿》主题研究还有两种说法,一是混合主题说,是对以上三个方面和稀泥;二是自伤主题说,认为作者在剧作中暗隐了自己难以出口的事情,或者是爱情婚姻方面,或者是家庭社会方面,总之,有不得已的事情,假借李杨的故事,顾左右而言它,表达自己心中的隐痛.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长生殿》不仅创作主题与《长恨歌》雷同,就连学术界对两部作品的研究,理解,矛盾,争论,和稀泥都基本相同.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长生殿》直接取材于《长恨歌》,洪升与白居易在创作过程中的思想感受,立意原则,取舍标准都是完全相同的.据洪升在《长生殿》"自序"和"例言"中交代,《长生殿》的创作,"止按白居易《长恨歌》,陈鸿《长恨歌传》为之",只写缠绵诚挚的李,杨爱情,对《天宝遗事》,《杨妃全传》中记载的故事,适当用于剧中"点染",但"一涉秽迹,恐妨风教,绝不阑入".这与《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创作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无独有偶,不仅《长生殿》主题与《长恨歌》相同,《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与研究中的分歧,争论,也同《长恨歌》如出一辙!迄今为止,红学界对《红楼梦》主题的研究,大致也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言"情"主题说.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作者创作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宝黛爱情的歌颂以及对爱情毁灭的渲染,宣扬作者心中的"至情"理想.他"试遣"的"愚衷"的目的就是"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红楼梦》的这种"至情"理想,是对封建婚姻家庭观的反动,追求的是一种进步,民主,自由的新型爱情婚姻观念.二是言"恨"主题.研究者认为,《红楼梦》作者在作品开篇,就表现出一种满腔幽恨的情绪.在冗长的故事中,表达了对"金玉良缘"的愤恨,对"无材补天"悔恨,对封建礼教的痛恨.作者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创作小说过程中,看到的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心中装着满腔悲愤,笔下是对丑恶社会和封建大家庭无情的暴露和鞭笞.2三是言"悔"主题.研究者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悔书",作者开篇就讲了一大套自己"愧则有余,悔则无益"的创作心理,说自己"不肖","无能",以至于"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辜负了"天恩祖德",竟至于"不若彼一干裙钗.说创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将自己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并非"怨时骂世".不论"言情","言恨",还是"言悔"主题,都不脱《长恨歌》"爱情主题","隐寓主题"和"讽喻主题"的范畴.红学界对《红楼梦》主题的认识,除以上三个方面外,其实还有一些重要观点.传统的索隐红学都认为,《红楼梦》的主题"抱着真挚的民族主义感情","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对兴亡更替的强烈感叹!今天的探佚红学和"经解"红学则多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充满了隐情的奇书,书中几乎每一个情节,每一句话,都隐含着当时的阴谋和变故.对《红楼梦》背后隐藏的这些事情,一般多猜测是雍正与他的兄弟和政敌们争夺权势的血淋淋斗争.还有一些学者是混合主题,多重主题的倡导者.至于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主题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在此文研究之列.我们把以上分析同学术界对《长恨歌》,《长生殿》的主题研究加以对照,就会发现,三部作品的主题竟惊人地相似!不仅对作品主题分析得出的思想类别相似,就连对主题争论的内容和切入角度,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基本相同.如果说《长生殿》取材于《长恨歌》,同一题材,同一背景,同一事件,同一人物,前者对后者影响,主题一致可以理解,那么,《红楼梦》与《长恨歌》,《长生殿》似乎风马牛不相及,题材,体裁背景,人物,时间,地点均不同,为什么还会出现以上主题重合的怪现象呢?《长恨歌》对《红楼梦》创作的影响《长恨歌》是叙事长诗,《长恨歌传》是史记体文章,《长生殿》是剧本,《红楼梦》是小说,三个方面的四部作品差异很大.但是,只要你认真阅读这些作品,你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确确实实存在着前后相继关系.《红楼梦》和《长生殿》,都是受《长恨歌》深刻影响,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模仿《长恨歌》创作出来的.1,在思想境界上,三部作品都宣扬的是"至情"理想,都深刻表达了对"至情"幻灭的沉痛和无奈.《红楼梦》和《长生殿》中宣扬的"情种"精神,以及爱情因不可抗拒的原因毁灭后的感伤和哀叹,都是出自于《长恨歌》的"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展示出的思想境界.李,杨和宝,黛一样,同是爱情悲剧的承担者,又同是悲剧的制造者.如果说《长恨歌》和《长生殿》宣扬"占了情场,弥了朝纲"的矛盾主题,《红楼梦》中的宝,黛二人,何尝不是"占了情场,弥了仕途",否则,在《红楼梦》卷首,作者那么痛心疾首地悔恨自己"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辜负"天恩祖德"做什么?李,杨和宝,黛本身都在追求情投意合的人间至爱,本意并非想"弥了朝纲"或"仕途",但客观上悲剧毕竟都发生了,发生的原因说到底都是性格的悲剧,用《红楼梦》中形容黛玉的花签令说,"莫怨东风当自嗟".三部作品都没有把爱情悲剧浅薄化,没有描写成一般的生离死别,而是通过对爱情复杂性的解剖,体会到了"情场"与"朝纲","仕途"之间两难选择的尴尬与困惑.三部作品的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共同点,就是在展示作品主人公命运悲剧的同时,作者不仅没有谴责和追究主人公造成悲剧命运的自身原因,反而对他们的痴情和悲剧下场给予了最大的惋惜,同情和歌颂,造成了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李杨爱情与宝黛爱情的悲剧,不是传统的善与恶斗争的结果,而同属于善与善,善与美内在矛盾的结果,悲剧的制造者和承受者是同一个人,难道李隆基的朝政不是自己因爱情而"怠"的?难道《红楼梦》作者的"一世无成,半生潦倒"不是自己沉湎爱情造成的?"果"无法谴责"因",因此悲剧的主人公无法作出理直气壮的抗争,同时又无法自悔自责,因为爱情毕竟是无限美好的.总之,对这样的爱情,既不能简单地谴责,也不能简单地歌颂,只能采取近乎写实的手法,加以意识流式的描绘了.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学中,确实找不出三部作品中李杨与宝黛这样相似的爱情婚姻思想了.32,在作品结构上,三部作品都按照悲喜两大阶段构建故事框架和悲剧发展过程,并分别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长恨歌》和《长生殿》的前半部分,描写了李,杨"芙蓉帐暖度春宵","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旖旎生活;《红楼梦》的前半部分也描写了宝黛在大观园中风中听戏,花下读书,逐步由"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的游移感情,发展到非彼此不娶不嫁的专一感情经历,描写了二人互相试探,互诉衷曲,彼此盟誓的曲折过程.三部作品的这些过程描写,用的都是现实主义手法,基本以白描为主,其中不搀杂神秘因素.而在三部作品的后半部分,则都是描写悲剧的产生,发展和结局,用的又都是浪漫主义手法.《长恨歌》和《长生殿》中,杨妃"婉转蛾眉马前死",死后到了"海上仙山",再描写二人的生死恋,这时的故事就并非尘世的事情,使用的基本是浪漫主义手法.《红楼梦》后的半部分已经遗失,真实情节已经不可知,但从前半部分预设的"太虚幻境","放春山遗香洞"等场景看,也似乎应该是浪漫成分大于现实成分,不过已无法确知了.3,在虚拟世界中,三部作品共用一套子虚乌有的神话系统,构成独特的神话世界.这三部作品中的神话世界,迥异于传统的"天界","道教","佛教"神话体系,而是作者独创的玄妙而又美丽的独特体系.在《长恨歌》中,"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飘渺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在《长生殿》中,海上仙山变成了"蓬莱仙境"和"月宫仙境",仙子变成了织女大士和牛郎真人,以及蓬莱山和月宫中的一帮仙女.在《红楼梦》中,他们又变成了"太虚幻境"中"放春山遗香洞"和人间的"大观园",其中有"警幻仙姑","钟情大士","引愁金女"和"度恨菩提".《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明显是出自《长恨歌》中的仙山"太真院",以"太虚"对"太真",当非偶然.大观园"楼台高起五云中",就是套用的《长恨歌》的"楼阁玲珑五云起".《红楼梦》中对警幻仙子的描写,也明显受《长恨歌传》中"冰雪姿,芙蓉冠,露绡披,俨然如在姑射山"的影响.虽然有所变化,不过换汤不换药,神话体系都是独特而一致的,与其他神话体系迥然不同.实际上,三部作品在好多具体情节描写上,也是相沿一致的.《红楼梦》中金钗和宝玉,从根本上就是来自《长恨歌》和《长生殿》中李,杨的定情信物"金钗","玉合".《红楼梦》中宝,黛,钗,湘间三角关系,同《长生殿》中杨贵妃与梅妃,"三国夫人"的关系也完全相同,就是书中人物对爱情的游移和吃醋性格,也仿佛剿袭而来.《长恨歌》中的"临邛道士",在《长生殿》中变成了"杨通幽",到《红楼梦》中,又一变而为"空空道人",连道士的身份都没变.在幻境中,《长生殿》中的唐明皇,曾在睡梦中,梦见一个怪物,把自己扯入水中,大惊之下高喊"高力士何在"?《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在梦中,被夜叉鬼扯进迷津,惊慌中高叫"可卿救我".《红楼梦》中宝玉所做的《危画词》,第一句是"恒王好武兼好色",而《长恨歌》的第一句是"汉皇重色思倾国",两首诗的第一节,用韵也完全相同.好多读者感到奇怪,《红楼梦》中出现了"太上皇"的提法,说"当今皇上"以孝治天下.作品的背景是清朝,而清朝只有一个"太上皇",那就是乾隆六十年退位,让位给儿子嘉庆,自己做太上皇.乾隆退位时,《红楼梦》早已成书,所以书中出现"太上皇"是奇怪的.说奇怪也不奇怪,清朝没有"太上皇",唐朝却有"太上皇",他就是李杨爱情的主体之一唐玄宗李隆基.安史之乱后,由于他的儿子唐肃宗久已在灵武即位,他只好当了"太上皇".《资治通鉴》中就记载了他退位后,与皇帝儿子的一番谈话,要求儿子"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这也大概就是《红楼梦》中说当今皇帝"以孝治天下",听命太上皇允准皇妃省亲的来历.《红楼梦》中还有一处颇堪注意,书中交代作品"朝代年纪""无考",同时交代,不妨假借"汉唐".作者为什么不假借宋明偏偏假借汉唐呢?原来,《长恨歌》诗中本是唐朝故事,却假借汉朝敷衍,第一句说的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唐朝皇帝在诗中成了汉皇.《红楼梦》受《长恨歌》影响,自然顺手"假借汉唐"了.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红楼梦》中两次出现"大明宫"的提法,清廷并没有什么"大明宫","大明宫"是唐朝皇宫最主要的宫殿.44,在艺术手法上,三部作品也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长恨歌》是叙事长诗,但它决不是简单地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的叙事,而是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想象和渲染.《长生殿》前半部分采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后半部分采用的则是高超的浪漫主义手法.《红楼梦》呢?大概所有读者都承认,他既有"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自传记实特点,又有虚无缥缈的浪漫渲染艺术风格,与《长恨歌》,《长生殿》的艺术特点是一脉相传的.其一,三部作品都具有淡化情节,借叙事而抒情的特点.《长恨歌》流传久远,早已证明其艺术的卓绝.前半部分集中概括了李杨长期爱情活动,但其重点并不是具体的爱情活动,而在于这些事件体现的性质和倾向,其高潮在于杨贵妃惨死而李隆基作为帝王却无可奈何的心灵震撼.其后半部分叙述得似乎详尽淋漓了,其实并不然,只是为人物抒情提供基础,契机,为作者的感情寻找喷发点.其结尾实际上是不结而结,"用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茫茫无绝期",为读者留下多少感叹,想象的余地.《红楼梦》的艺术特点与此基本相同.作者描写宝黛的爱情,主要着力点并不在于二人之间卿卿我我的场面,而是着力于诗化情景的展现.读《西厢》,听琴,葬花等内容,明显有诗化倾向,其核心不是叙述故事情节,而是展示人物的微妙情感和情感在生活中的流动,起伏,回旋.读者在这里获得的不是曲折动人的故事,而是撼人心魄的精神感受.其二,三部作品都具有叙事者与作品人物话语交错互渗的特点.《长恨歌》是叙事诗,但作者把杨贵妃由故事中的人物转化为抒情诗的第一主人公,把她镜头一步步推近,让叙述者站在人物的角度或立场上,引导读者按照人物的弦索,去体味叙事者的爱憎,从而并达到强烈共鸣,创造出一种抒情诗的浓郁气氛.诗中的好多具有强悍震撼力的语言,可以理解为作者的话,也可以理解为作品主人公的话,《红楼梦》更是如此,它虽然是记实性小说,但作者决不是简单地写人状物,而是创造出诗化的场面,用诗化的语言,描写诗化的思想.在黛玉葬花一节中,作者由叙事者的角度巧妙地转到人物的角度和立场,引导读者按照"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意识去理解领会,比描写一百件"风刀霜剑"的故事,更有震撼力!其三,用复义语言,表现复杂的思想.最先发现这个问题的,是《红楼梦》的评点折戚蓼生,他敏锐地地看出,《红楼梦》的艺术特点在"一声两歌,一手两牍".其实《红楼梦》的这种特殊艺术手法,就直接来源于《长恨歌》.古代高明诗人往往都十分重视运用汉语言的歧义现象,认为"以两解更入三昧"(李光地《榕村语录》),是诗人尽力追求的一种精妙境界.《长恨歌》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是运用复义手法的典范."倾国"二字,在这里既可以理解为"倾国倾城"的美女,也可理解为不理朝政导致政权倾覆的昏君.以上分析的目的,不是研究《长恨歌》对《长生殿》的影响,而是研究《长恨歌》和《长生殿》对《红楼梦》的影响.我们都知道,《长生殿》的作者是洪升,而洪升创作《长生殿》时,坦承自己是完全按照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创作的,现在的问题是,与《长恨歌》与《长生殿》主题与创作手法完全一致的《红楼梦》,究竟是谁创作的?《红楼梦》作者推论白居易和陈鸿是唐代人,《红楼梦》的作者自然不可能是他们.而洪升则是清初人,《红楼梦》与《长生殿》又是如此惊人的一致,他会不会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呢?会不会是他,在《长恨歌》的影响和启迪下,先后创作了《长生殿》和《红楼梦》呢?首先,他有没有创作《红楼梦》的思想基础?清初江南的士大夫阶层,在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把明清易代时的社会大动荡,同唐朝的安史之乱相比.洪升的家庭的确是显赫的"百年望族","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明季祖孙太保五尚书".在清初改朝换代中,先是"外面架子未倒,内囊渐渐尽上来了",随后受"三藩之乱"牵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洪升既然创作了感叹兴亡的《长生殿》,也完全具备发出《红楼梦》中兴亡感叹的时代和家庭基础.5其次,洪升自小受具有"遗民"思想的老师毛先舒等人影响,具有强烈的改朝换代,兴亡感叹意识.洪升本人经历了家庭的"天伦之变",后半生过着极为贫困潦倒的生活,与前半生形成了巨大反差,随后又因为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被永远革去国子监生籍,"断送功名到白头",对朝廷怨恨情绪更深了.洪升完全具备发出《红楼梦》中怨恨语言的思想和人生基础.再次,洪升有创作《红楼梦》的文化功底,他的家族诗礼传家,世代簪缨,富有藏书,号称"书海",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对诗,词,曲的造诣尤深;一生创作了四十多部传奇,还评点过小说《隋唐演义》和《女仙外史》,熟悉小说创作;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熟悉"假语村言".在《长生殿》序言中自己承认,特别熟悉《长恨歌》和《长恨歌传》,而这些都是创作《红楼梦》的必备条件.最重要的是,洪升具备创作《红楼梦》的个人感情生活基础.洪升的妻子黄蕙是自己的嫡亲表妹,文化教养很好,善于音乐绘画,但为洪升的"无能不肖"还了一辈子眼泪.洪升的两个妹妹冰雪聪明,十分美丽,但由于家庭败落,婚后生活不幸,双双年轻夭亡.洪升的一大群表姐妹,曾在清初组成著名的文学团体"蕉园诗社",各自都出版过诗集,洪升与这些姐妹们青梅竹马,从小感情很好,但这些姐妹们后来都有各自的不幸,正可谓"万艳同悲".洪升的姐妹们,应该就是大观园姐妹们的生活原型.正像《长恨歌》与《长恨歌传》是为杨贵妃作传一样,《红楼梦》的创作目的也是给姐妹们作传,就是作者在书中交代的"闺阁昭传".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洪升在创作《长生殿》的十年里,很可能姐妹们与他有共同的爱好,并一起参与过李杨爱情故事的酝酿.如何能证明这一点呢?直接的证据早已淹没了,但间接证据还是有的,证据就在这些姐妹们出版的诗集上!洪升在创作《长生殿》时,别号为"啸月楼",其含义大概同长生殿的"月宫"相关.他的表妹钱静婉,诗集名为《天香楼集》,天香者,桂树也,月宫之别称也.洪升友人说洪升致祸的原因,就有"桂子飘香是祸胎"的说法,可见"天香"与《长生殿》意义相关.倘非钱凤婉与表哥洪升有共同爱好,何以取此名号?洪升的这个表妹,很可能就是《红楼梦》书中宝钗的原型.洪升的另一表妹冯又令,诗集取名《湘灵集》.这个别号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原来和白居易《长恨歌》有着深刻关系."湘灵"是白居易的初恋情人,二人感情甚深,但终于没有结成连理.白居易对此耿耿终生,撰写《长恨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与湘灵的爱情遗恨引发的.《红楼梦》中为甄仕隐丢失的女儿取名"香菱",似乎也有这个原因.试想,如果不与表哥一起读《长恨歌》,冯又令为何取此室名?洪升这个"湘灵"表妹,很可能就是《红楼梦》书中湘云的原型.洪升的一个最亲近的表妹,名叫林以宁.林以宁的诗集名《凤潇楼集》,凤者,后妃也,潇者,斑竹也,正是《红楼梦》中"潇湘妃子"林黛玉的生活原型!《红楼梦》书中处处把黛玉喻为芙蓉花,其原型林以宁就曾创作过一部传奇《芙蓉峡》.由于早已失传,其内容已不可知.但我们可以推测,他们表兄妹的文学创作活动,都是受了白居易
皇后四夫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以上正一品)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上正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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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藩镇割据的形势已经形成。唐代宗时，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唐德宗还力图平藩，但是引起朱滔、李希烈、朱泚叛乱。结果发生奉天之难。战争持续了5年，最后虽然朱泚和李希烈等败死，但是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从此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化。
由于通西域，外族服饰文化对唐宫产生的影响，还反映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西安出土的石刻上记载着妇女胡装的模样，就是极好的见证。唐代从西域传来的胡歌舞；从中亚传来的胡腾舞；表演时急转如风的胡旋舞，舞者所穿的衣服就可以称作胡服。唐代是我国政治、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是封建文化灿烂光辉的时代。唐统一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对外贸交易发达，生产力极大发展，较长时间国泰民安。尤其当盛唐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中心的时期，更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的一页。这个时期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并融入我国文化之中，从壁画、石刻、雕刻、书、画、绢绣、陶俑及服饰之中，充分体现出来。时至隋唐，中国服饰最明显的特点是双轨制。在大的祭祀场面，穿汉人的传统衣服。在平时，唐代的常服是胡服（即鲜卑装）系统，唐代国家统一，经济繁荣，形制更加开放，服饰愈益华丽。唐代女装的特点是裙、衫、帔的统一。在妇女中间，出现了袒胸露臂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东壁壁画上，有一个梳高髻、露胸、肩披红帛，上着黄色窄袖短衫、下著绿色曳地长裙、腰垂红色腰带的唐代妇女形象，从而对“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有了更形象的理解慢束罗裙半露胸，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在唐代，只有有身份的人才能穿开胸衫，永泰公主可以半裸胸，歌女可以半裸胸以取悦于统治阶级，而平民百姓家的女子是不许半裸胸的。当时，唐朝半露胸的裙装有点类似于现代西方的夜礼服，只是不准露出肩膀和后背。唐代女服的领子，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短襦长裙的特点是裙腰系得较高，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丝”。“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唐代的裙子颜色绚丽，红、紫、黄、绿争艳斗研，尤以红裙为姣姣者。街上流行红裙子，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盛唐时期，就已经遍地榴花染舞裙了。也许是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杨贵妃最喜欢着黄裙，那是地位的象征。“慢来罗裙半露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想开放的程度。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影响社会风尚、衣冠服饰的一个重要因素。服装是社会政治气候的睛雨表。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尤其是贞观、开元年间，政治气候宽松，人们安居乐业。唐朝的京师长安，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在古城西安，雁塔晨钟、草堂烟雾、灞柳风雪、骊山晚照、华岳仙掌、碑林石刻仿佛还萦绕着袅袅的盛唐之音。和唐朝政府有过友好往来的国家，曾经有三百多个。灿烂的中国文化，通过他们传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东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仍把唐朝时期的服饰作为正式的礼服，可见影响之久。外国的友好使者云集长安，也把他们的文化的种子，播撒在八百里秦川。唐朝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艺术都吸引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异国衣冠服饰的兼收并蓄，使唐朝服饰的奇葩开得更加鲜艳夺目由于唐朝采取开放政策，对西域、吐蕃的服饰兼收并蓄，因而“浑脱帽”、“时世妆”得以流行。这就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第三次大变革。与前两次服饰大变革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服饰大交流是由南北走向向东西方向流动。
研究唐朝论文
唐朝 中外交往在大秦景教与匈奴通婚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经济方面;贞观之治时期，采取“静以抚民”的政策，减轻农民的赋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得社会的生产力的得到提高。取得一定社会效益。对外交往方面：一面和草原的“突厥部落和谈，一方面聚集力量实行征服拓疆的准备。
给你点资料，自己看着删减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最繁荣,最发达，最开放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疆域西至中亚的里海与咸海；北越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东起库页岛，朝鲜半岛；南到越南。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0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李渊在隋朝时继承唐国公；在隋恭帝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陇西李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汉朝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带有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皓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推行鲜卑化政策，李氏被迫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宋朝被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历史： 李渊开国 隋朝末年，由于隋炀帝的失道离德和出征高句丽失败，农民起义在各地兴起（参看隋末农民战争）。617年五月，太原留守、唐国公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起兵，十一月占领长安，拥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是为隋恭帝。李渊任大丞相，进封唐王。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同年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自己称帝，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都城仍定在长安。由于第三子李玄霸早死，长子李建成被封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唐朝建立后，李渊派李世民征讨四方，剿灭各方群雄。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四方征战有功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兄长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李渊自动退位，让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 贞观开元 太宗时期将为突厥所支配的蒙古高原纳为势力范围，唐朝北方的诸民族专称李世民为天可汗。内政方面承继了宰相制，发展完善和确立了后世运用的三省六部和科举选士制，又推行均田制，实行租庸调制，网罗了一大批精明强干的大臣。这时期社会秩序安定，经济繁荣，历史上称为“贞观之治”。其政绩的总结《贞观政要》成为日本和朝鲜的帝王教科书。 唐太宗死后，第九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高宗时期对外接受了新罗之请，终于灭了高句丽和百济并于白江口大败日本水师援军。高宗健康状况不好，许多政事都交给皇后武氏来处理。高宗死后不久，武皇后立太子李显为帝，是为唐中宗。不久又废中宗为庐陵王，改立另一个儿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平定了徐敬业领导的反叛后，在天授元年（690年），皇后武氏废睿宗秸号称帝，改国号为周，武后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自称皇帝的女人，前后掌权50余年。由于武后死后的谥号中“则天”二字，所以近代以来一些学者称其为“武则天”，但这是一个不严谨的称号。 在武周十五年统治时期，武后为了制衡甚至打击高宗以来的世家大族的权力，所以对以科举进身仕途的官员大力提拔。狄仁杰是其中的代表。她又安排她的侄儿党羽武三思和武承嗣等人担任重要机务。传统史学家对武后批评，如索元礼、来俊臣和周兴等官员在她的鼓励下替她以告密、酷刑等监视群臣。武后又常绕过门下省，中书省直接对官员发号施令，开了破坏官吏制度的先例。男性内侍张昌宗弟兄和薛怀义等。不过传统男性皇帝的后宫亦很多。武后对佛教亦大力推崇，例如武周时期的佛寺兴建频繁，使用年号证圣、大足等；这与李氏皇族推崇道教和如贞观、永徽、景云、开元等年号相对。另外武后成了后来唐朝后宫女性争权的效法者。 神龙元年（705年），敬珲和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拥立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唐朝的政权。李旦被立为相王。中宗却一直受到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后的旧有党羽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和敬珲等人全部被流放或诛杀。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后，安乐公主则曾要求被立为皇太女。在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韦后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少帝，并欲加害相王李旦。李旦的儿子，当时是临淄王的李隆基在姑母太平公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拥立李旦复位。后睿宗妹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发生权力之争。延和元年（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是为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3年，唐玄宗将太平公主赐死，党羽或杀或逐，结束了这段史称“韦后之乱”的混乱政局。同年改元开元。唐玄宗在位44年，前期（开元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迅速发展，农业上发明了曲辕犁和筒车，使得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国力迅速上升，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这一时期被认为是继汉武帝时期之后，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鼎盛局面。首都长安城人口达一百余万，面积84平方公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唐 首都 长安为首都，洛阳为东都 君主 -开国君主 -灭亡君主 共20位 李渊 李祝 成立 (隋末农民战争) (618年) 灭亡 (白马驿之祸) (907年)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907年梁王朱全忠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0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 “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李渊在隋朝时继承唐国公；在隋恭帝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 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汉朝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带有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皓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推行鲜卑化政策，李氏被迫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 唐朝连同宋朝被历史学者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唐朝论文主题
君道，即封建帝王治国的基本理念与统治权术，其核心内容是儒家所倡导的"仁政"、"仁义"原则。
这个问题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因为它关联着国家的安定与王朝的巩固。
在中国历史上，对君道发挥最好的当属唐代贞观君臣。
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开创了辉煌的"贞观之治"。
一、健全完善、居安思危的贞观君道贞观时期的君道集中表现为：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它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主要方面，是君道思想发展的最高峰与最繁荣阶段。
（一）屈已纳谏 任贤使能
君道不只是由君主来完成与发展执行，而是在君臣共理的情况下，由君主为代表而施行的统治理念与权术，它是整个统治阶级最高层的使命。
在唐太宗时期，中国正处于贵族政治的最高峰，贵族是社会的精英，垄断一切统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统治与治理好国家，他们必须认真纳谏与任贤使能，这是社会与时代对统治集团的精英们的要求。
在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要处理好君臣关系，这是进谏与纳谏的基础，也是任贤与使能的关键。
反过来，帝王的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无疑又促进了君臣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基础。
太宗朝的君臣关系总体来说是相当融洽与亲密的。
太宗非常注意发展君臣关系。
他虚心求谏，认真纳谏，并正式开启了"君相议事，谏臣与之"的局面，这在当时是极为开明与有利的，它直接促进了贵族政治的大繁荣。
至于后来出现的谏臣无远见，廷议不能决等欠缺，则只是帝王具体操作过程中由多种复杂原因引起的，而在贞观朝，虽然存在其局限性，但却由于唐太宗坚强的个性、英雄的风度与自觉的精神，反而能使群臣避其疏漏以纠其见识寡浅。
加之唐初金谏魏征等都是刚正不阿、远见卓识的大臣，往往有敏锐而独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
这也是任贤使能的君道和良好的君臣关系在发挥作用。
太宗认识到任贤是重要的，而使能则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帝王统治国家的重中之重。
太宗这种治国理念使他能驱策英雄、网罗贤才而游刃有余，他网罗的皆为"贤臣"而非"忠臣"。
群臣文化素质很高，贞观宫廷盛况空前，大臣皆是文惊八方、政辉朝野之辈。
他们君臣关系之良好，大大推动了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发展。
唐初沿用与发展的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太宗培育的垂范后世的良好政风"贞观风"，也都使得他能笼络中下层有才之士，在他周围形成一个高智慧的人才群体，这保证了他们君臣能共图唐王朝繁荣大业。
另外，太宗朝的省官开辟与发展了"无为而治"的新局面，其精兵简政有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与群臣能力的发挥，也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观察唐初社会，以从更深层次提出建议与意见，从而更有效的推动社会的稳步发展和政治统治的成熟，这也是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得以顺利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推动条件。
这些都为大唐的兴盛打下了坚实基础。
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焉。
"①
（二）恭俭节用 宽厚爱民
这两方面是贞观君道的关键方面，也是唐代繁荣的重要前提。
中国的贵族政治发展到唐初已达鼎盛，由于社会基础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动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等原因，贵族政治盛极而衰的迹象开始出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从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以维护隋末以来乱极而治的大好政治局面，贞观之初，太宗曾对侍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
"②"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③太宗身体力行，公卿俭约为先，整个社会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与宽厚习惯。
他们又大力推行轻徭薄赋、舒缓刑罚、偃革兴文，与民休息等温和政策，这些都为唐初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太宗君臣虽在贞观十七年前后日趋奢侈（这是历史和人性的悲哀，也是王朝历史发展的毒瘤。
），但却仍具有较长远的的眼光和较强的自制力，他们能将已欲与人欲密切联系起来，其贵族血统的开放心态使他们能保持一种理性思维。
他们君臣身上仍很大程度上带着的雄武之气与流淌着的野性的血液，刚创建唐王朝的喜悦与 *** 尚未得以完全发泄，这些转移到这方面，也使他们比较容易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投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大发展中。
另外，唐朝宰相制度的发展与唐初宰相权势的相对扩大，尤其是贞观君臣论政和宰相封驳权等有利于制约皇帝的随心所欲，有力地减缓了帝王的不良发展倾向，也有利于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实现。
乾隆皇帝曾归纳良好的君道在于知人和安民。
这是千古帝王治世之要道。
贞观君臣不仅做到了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而且还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所以贞观君道能呈空前绝后之繁盛，为历代帝王君道之冠。
二、错综复杂、参差不齐的帝王君道中国封建帝王君道在大发展的同时，又呈现错综复杂、参差不齐之势。
有的开传统而又与传统君道相对立，有的总体上合乎传统君道，有的又在特定条件下部分调整。
在这其中，时代的影响，尤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发展演化和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君道的发挥有着重大影响 。
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早期，君道呈现出不稳定发展状态。
由于政治、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德治与法治两种统治方式轮流出现，到汉武帝时基本定型，此后随着中国封建政治、经济的发展，各朝统治者奉行的基本上都属于德治范畴。
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对帝王的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对君道的影响则相对处于次要地位。
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最关键的就是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与发展。
在贵族政治阶段，军人、贵族在政治上占有支配性地位，而他们当权的时期，也就是中国封建政治由产生、发展到成熟、繁荣的时期。
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与政治是开放性的，这有利于君道的完善与成熟，是君道在总体上发挥比较好的阶段，在屈已纳谏、任贤使能两方面尤为突出。
贵族政治带来的贵族的高贵与开放心态、较为丰富与娴熟的政治阅历，使得他们有信心、有气魄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
当社会发展演进到唐朝，由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发展成熟和变迁，贵族政治发展到顶峰并开始衰落，逐渐向官僚政治发展，而官僚政治的严谨性与出身阶层的下层性，使得他们在总体上较为注重后二者：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由于这两大阶层的相持与融合，他们彼此互相冲突与妥协，过渡时期的唐朝君道在总体上就既注重屈己纳谏、任贤使能，又注意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
无疑，唐中期以前在这方面做得最好。
此后，进入宋元明清时期，官僚政治已比较成熟，对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的强调更为突出，而对屈己纳谏与任贤使能者虽然也时有要求，但却相对忽略。
宋明理学既由此而生，又在此中起了重要而不可替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它是君道理念侧重点发生重要转折的理论基础的顶点。
由此可见，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就对帝王君道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经济与文化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着与促进了帝王君道的发挥。
总体上来说，屈已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四者均是中国封建帝王君道的重要组成方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化及由此而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变化而呈现出错综复杂与参差不齐的景象。
他们虽然大多都较重视这些方面，但可惜大都未能将之贯彻始终，反而使之割裂，故不能充分发挥威力。
他们顺应的大多只是各王朝的现实利益和统治集团的切身利益，却未能充分注意到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的类似点与共通点，仅试图用其中一部分来发挥君道的作用，岂有不偏之理？唐朝尤其是其中期以前，之所以能将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二者结合起来，并且使帝王在注重现实利益的同时，不自觉地综合运用了这四者，从而有了君道的大发展与繁荣，这四者的结合是极其重要的。
屈已纳谏可以使帝王倾听来自底层的声音。
谏臣着眼于细微之处，能给予及时的补救，而这就必然要任贤而使能，也只有更好地任贤使能，才会真正做到屈己而纳谏。
这样，在贤臣与谏臣辅佐下，帝王往往会恭俭节用与宽厚爱民，这又使得他有屈已纳谏与任贤使能的前提与保证。
四方面相结合，帝国又怎么会不强盛壮大，帝王君道又怎会得不到良好发挥呢？ 注释：① 吴兢著：《贞观政要·清高宗序》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②③ 吴兢著：《贞观政要·君道》第2页，岳麓书社，1991年版。
唐朝（618年~907年），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李渊于618年建立了唐朝，以长安（今陕西西安）为首都，后来又设洛阳为东都。其鼎盛时期的公元7世纪时，中亚的沙漠地带也受其支配。在690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迁都洛阳，称神都，史称武周，也称“南周”。直到705年唐中宗李显恢复大唐国号。唐朝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后日渐衰落，至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共延续了289年，传了21位皇帝（加武则天则为22位皇帝）。唐在文化、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文化方面，当时的东亚邻国包括新罗、渤海国和日本的政治体制、文化等方面亦受其很大影响。军事方面，在继北魏破柔然之战之后，唐朝又一次取得了中原王朝对大漠部落的军事上的巨大胜利。经济方面，到了唐玄宗时期，出现“开元盛世”，唐朝经济已经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拜占庭以及阿拉伯。“唐”这国号是晋的古名，泛指今山西省的中心地域。传说君主尧号称“陶唐”氏。周朝时在现今湖北省有一小国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为北周八柱国之一，佐命有功，被追封为“唐国公”，爵位传至李渊，隋代周后，累官居太原留守，起兵后，李渊自称“唐王”，后废隋帝杨侑遂建“唐”朝。 唐朝灭亡后，五代的李存勖所建的后唐和十国的南唐都自称是唐朝的承继者而用“唐”作为国号。事实上他们的皇帝与唐王朝并无血缘关系。唐朝皇族李氏自称出自汉族的赵郡名望,同时李氏家族也是陇西军事贵族。陇西李氏从秦代开始就是中国著名的武将军人世家。这个家族涌现过西汉飞将军李广等著名将军。不过也有人对此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唐朝皇族李氏为鲜卑血统。而《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则称唐朝皇族李氏是老子李耳的子孙，十六国的西凉开国君主李暠亦是其远祖。北周时期，奉行关陇集团的本位政策，李氏改成“大野氏”，这是一个新创立的姓氏。北周灭亡后，又恢复为李氏。唐朝连同隋朝被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是相继于秦汉之后的中国第二帝国时期，日本历史学者则普遍认为唐朝是中国“中世”时期的结束。唐朝国力在中国历史上数一数二，因此华人也被称为“唐人”，现今西方华人聚居处也被称为“唐人街”。
唐朝山水诗的毕业论文
李白的诗李白(701--762)，字太白，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素有“诗仙”之称。他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既是一个天才的诗人，又兼有游侠、刺客、隐士、道人、策士等人的气质。儒家、道家和游侠三种思想，在他身上都有体现。“功成身退”是支配他一生的主导思想。 李白留给后世人九百多首诗篇。这些熠熠生辉的诗作，表现了他一生的心路历程，是盛唐社会现实和精神生活面貌的艺术写照。李白一生都怀有远大的抱负，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对功名事业的向往。《梁甫吟》、《读诸葛武侯传书怀》、《书情赠蔡舍人雄》等诗篇中，对此都有绘声绘色的展露。李白自少年时代就喜好任侠，写下了不少游侠的诗，《侠客行》是此类诗的代表作。在长安3年经历的政治生活，对李白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政治理想和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胸中淤积了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愤懑。愤怒出好诗，于是，便写下了《行路难》、《古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等一系列仰怀古人，壮思欲飞；自悲身世，愁怀难遣的著名诗篇。李白大半生过着流浪生活，游历了全国许多名山大川，写下了大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优美诗篇，借以表达出他那种酷爱自由、渴望解放的情怀。在这一类诗作中，奇险的山川与他那叛逆的不羁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契合。这种诗在李白的诗歌作品中占有不小的数量，被世世代代所传诵，其中《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最杰出的代表作。诗人以淋漓挥洒、心花怒放的诗笔，尽情地无拘无束地舒展开想象的翅膀，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历险和追求，让苦闷、郁悒的心灵在梦中得到了真正的解放。而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诗句，更把诗人的一身傲骨展露无遗，成为后人考察李白伟大人格的重要依据。 李白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怀人民、不忘现实的伟大诗人，也十分关心战争这一重要问题。对保卫边疆的将士予以热情的歌颂（如《塞下曲》），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则给予无情的鞭挞（如《战城南》、《丁都护歌》等）。李白还写了不少乐府诗，描写劳动者的艰辛生活，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与同情（如《长干行》、《子夜吴歌》等）。 李白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艺术魅力，这也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色。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调动了一切浪漫主义手法，使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李白的诗富于自我表现的主观抒情色彩十分浓烈，感情的表达具有一种排山倒海、一泻千里的气势。比如，他入京求官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想念长安时，“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样一些诗句都是极富感染力的。 极度的夸张、贴切的比喻和惊人的幻想，让人感到的却是高度的真实。在读到“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这些诗句时，读者不能不被诗人绵长的忧思和不绝的愁绪所感染。李白的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李诗中常将想象、夸张、比喻、拟人等手法综合运用，从而造成神奇异采、瑰丽动人的意境，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义诗作给人以豪迈奔放、飘逸若仙的韵致的原因所在。他的语言正如他的两句诗所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明朗、活泼、隽永。 李白的诗歌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中唐的韩愈、孟郊、李贺，宋代的苏轼、陆游、辛弃疾，明清的高启、杨慎、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受到李白诗歌的巨大影响 。（短了些，我是小孩哦！不好，请原谅，你选别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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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文化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内容和形态丰富多彩，包括以山水为载体的文化形态和以山水为表现对 象的文化形态。从以山水为载体的形态来说，又可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 所谓山文化，就是以山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山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尚书·盘庚》中就有记载：“ 古我先王适于山”。远古时代，我们的先人就以山中为活动场所。中国的许多名山声誉远播，都有各自独特的 文化内容。它们因所蕴涵的主要文化内容不同，而成为不同个性的名山。最著名的有五岳、佛教名山、道教名 山、风景名山等等。 五岳，在中国的众山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五岳地处神州大地的东南西北中，都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 岳之首的泰山，以文化、自然混合遗产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一定意义上说，五岳可视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一种缩影。 佛教名山，在中国众山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中国有佛教名山二百多处，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其中列入国家 重点风景名胜区的有十多处，佛教文化最集中的当推四大佛教名山。你要感受一下佛教文化，了解佛教在中国 的发展，知道佛教文化有哪些内容，那么佛教名山就是最好的见证。这些佛教名山又保存着形形色色的艺术。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就在佛教名山之中。中国古代雕刻、泥塑、壁画等的精华，也需到佛教名山 中去探访。 道教名山，是中国特有的古代文化现象。中国有道教名山一百多处，在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道教文 化著称的有十多个，诸如青城山、龙虎山、武当山、茅山、崂山、千山、三清山、齐云山、仙都山、冠豸山、 九宫山、王屋山、崆峒山等都是。龙虎山“峰有九十九，水有泸溪河”，包含景点一百六十多处，人文景观十 分丰富，为道教正一派发源地，有著名道观大上清宫，张道陵的子孙历代张天师世居这里的天师府。武当山是 很有特色的著名道教名山，这里层峦叠嶂，峰奇谷险，洞室幽邃。“五里一庵十里宫，丹墙翠瓦望玲珑”，宏 大的道教建筑群隐现于山麓涧谷之中，体现了“仙山琼阁”的意境。近来，全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实地考察后指 出：武当山是我国现存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明代道教建筑群，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风景名山，指的是以审美文化著称的名山。诚然，美是中国名山共同的特点，上述几类名山都有很高的审 美价值，只是风景名山这方面最为突出。“天下名景集黄山”，古往今来的游人，把奇松、怪石、云海、温泉 视为黄山“四绝”，素有这样的赞誉：“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堪称世界公园。庐山的风 光也极有魅力，飞瀑泻泉，云雾缭绕，自古就是人们探奇寻幽的胜地。雁荡山向以奇峰、怪石、飞瀑、幽洞、 深谷闻名于世，历来号称“东南第一山”。“武夷山水天下奇，千峰万壑皆画图”，游武夷山，既可放筏九曲 观光，又可攀援登山探胜，使人们沉醉在武夷山水之中。“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美景胜桂林”，泛舟漓江之 上，穿行群山之间，宛如置身于一幅漫长的山水画卷。武陵源、九寨沟、黄龙，都是新发现的明珠，被誉为世 外桃源、童话世界、人间仙境，虽然初放光彩，却顿时蜚声中外。这些穷山僻野一跃而为世界级的风景名胜区 ，这种文化现象标志着当代新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中国众多的名山中，还有一些名山的文化沉积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面对骊山这个历史悠久的游 览胜地，不禁想起这里似乎是一个古老的历史舞台。 所谓水文化，就是以水为主要载体的风景名胜区。各种不同的水域有不同的特点，诸如江河、湖泊、海滨 等各有自身的条件，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化内涵。 江河文化，这淤积在江河两岸的文化现象，似乎向人们诉说着中华民族的古往今来：黄河为什么被誉为中 华民族的摇篮？为什么被视作古老文明的象征？她孕育出了什么样的灿烂文化？黄河流域地势自西向东逐渐下 降，横跨我国地形上的三大阶梯：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黄河下游冲积平原。她奔流直下，沿途 有哪些雄险的奇观？刘家峡水库、三门峡水库等，对黄河水利的开发有什么意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知道的。 苏东坡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写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自古到今，多少才华出众的 人物在万里长江留下了他们的遗迹！此外，那打帮河上的黄果树大瀑布，蔚为雄奇的壮观，历来为游人所激赏 。那钱塘江口的涌潮，自古以来被称为天下奇观。大大小小不同的江河，往往有自己的特色，从而孕育成各自 的文化。 湖泊文化，也是中国山水文化的重要形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以湖泊为主体的就有近20处。我国的名 湖风姿万千，大都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伴随着美丽动人的神话传说，兼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双重美。从黑 龙江的五大连池到广东的七星湖，从杭州的西湖到大理的洱海，都有令人流连忘返的魅力。 海滨文化，记录了中华民族走向海外的历史，留下了抗击外来侵略的遗迹，如今又是对外开放的象征。胶 东半岛的蓬莱，以“海市蜃楼”驰名中外。蓬莱仙岛，自古就寄托着炎黄子孙向往大海的理想。丹崖山巅蓬莱 阁，面海凌空，气势雄伟，是神话传说中“八仙过海”之处。秦始皇为求长生不老，派遣方士徐福率领数千名 童男童女入海东渡采仙药。徐福就是从崂山境内的小岛登上航船的，这里后来就命名为徐福岛，中华民族走向 海外就是从此开始的，如今徐福岛也就成了很有意义的纪念地。徐福东渡到了日本，给日本带去了华夏文化， 就在那里定居和繁衍。徐福被日本人民尊为农耕、医药之神，关于他的业绩日本史志也有记载。近年来，随着 徐福故里等的发现，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引起中日两国学者的关注。厦门南部的鼓浪屿，素有“海上花园”之 称，四季如春，环境幽雅。明代民族英雄郑成功，为收复台湾就在这里操练水师。鼓浪屿日光岩陡峭的巨石上 ，镌刻着“闽海雄风”四个大字，右上方刻着：“郑延平水操台故址”。日光岩山麓还有郑成功纪念馆，陈列 着收复台湾的文物。旅顺口，周围峰峦环绕，口外礁岛棋布，自然风光绮丽，而又是海上门户。景区内文物古 迹很多，其中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各种遗迹，是中国近代史的见证。 中国山水文化的又一重要形态，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文化现象。这是人们从审美需求出发，以对山水的 审美体验为基础而创造出来的，是人们的审美创造的结晶。这一形态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园林、山水诗文、 山水绘画等。 园林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园林史上，有皇家苑囿和私家园林两大类。汉代的皇家苑囿，开始 模仿自然山水，反映人们对自然山水的欣赏。自汉代以后，私家园林逐渐发展起来。从此彼此参照，相互渗透 ，至明清发展到高峰。除京城以外，苏州、无锡、扬州、杭州等城市，都是当时园林荟萃之地。现存的环秀山 庄、网师园、拙政园、留园、寄畅园、个园、何园等，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国园林主要由假山 、水池、花木、建筑组合而成，是一种综合艺术品，讲究诗情画意，追求意境的创造。经过长期的造园实践， 形成了完善的园林艺术理论和精湛的造园技巧，使中国山水园林在世界园林史上独树一帜。 山水诗文，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兴起以后，到了唐代进入了成熟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张若虚的《春江花 月夜》，以月照春江情景交融的意境而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开启了山水诗的新曙光。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 ”，许多名山胜水都有他留下的诗篇，令人为山川的神奇秀丽而惊叹，为山水诗创作开拓了广阔天地。杜甫对 祖国山水也倾注了无限深情，他写的《望岳》、《登岳阳楼》等堪称千古绝唱。孟浩然和王维被誉为唐代山水 诗派的双璧，高适和岑参则以描绘塞外风光著名。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中国历代山水诗异彩纷呈，许多风 景名胜区都召来了历代诗人的吟赏，山水诗在中国文学史上蔚为大观。汗牛充栋的山水诗，从各个方面发掘和 体现了中国山水之美，也扩大了风景名胜的影响。与山水诗并驾齐驱，描摹山水的游记也渐渐发展起来。唐代 的元结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奠定基础的当以柳宗元为代表，宋代诸名家各辟蹊径，明清山水小品绚丽多彩 ，一直发展到当代而历久不衰，各具时代特色的名篇佳制层出不穷。在各种形态的山水游记中，大致可分为两 大类：一类重在抒情和议论；一类重在考察和写实。前者的特点是使山水役于人，将山水视为表情达意的手段 。柳完元开创了以山水游记抒写人生感怀的优良传统。到了宋代，这类游记更为人们所普遍重视，时而还将叙 事、写景、抒情和议论融为一体。后一类的特点是探索山水的“真”、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体现在忠实地描述山 川地貌上。《徐霞客游记》可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发扬了郦道元《水经注》开创的传统，又吸取了陆游《 入蜀记》的经验，达到了科学和文学的完美的融合。在他的游记中，不但看到美妙传神的景观描写，而且更可 见出他那“志在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精神，与他一同感受攀登的艰险，分享到达佳境的乐趣。 山水绘画，是以山水为表现对象的又一重要审美创造领域。在世界上，中国是山水画出现最早的国家。魏 晋南北朝时期，顾恺之、宗炳、王微等都从事山水画创作。到了唐代，山水画更走向繁荣，出现了青绿山水、 水墨山水等多种流派。历代山水画的大师们，既重视“外师造化”，又强调“中得心源”，主张采山川之灵， 向大自然探求画理和画法，留下了灿烂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山水画遗产。近代以来，吴昌硕、黄宾虹、张大千、 刘海粟等，又把山水画推向了新高峰，使之具有新的时代特色。中国山水画，是绚丽的山水孕育出来的，而又 使山水得到审美表现。 总之，中国山水文化以人化的山水的面貌出现，呈现出不同形态的美。它是美丽的景观和辉煌的文化的结 晶，与哲学、宗教、美学、文学、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以及科学技术等都有密切关系，使多种文化 现象融为一体。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不慕儒家圣人，愿为道教信徒，志在求仙，迹同隐游，所以“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然而他是一位天才诗人，傲岸不羁，蔑视权贵，“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呤》）。所以在他创作的许多惊天动地的诗歌中，也有不少山水篇章，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寒门庶族的刘裕当了皇帝，王谢大家的门阀受到打击，诗人谢灵运愤愤然遨游山水，却体会到大自然山水之美是具体的实在的。他说：“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序》）就象人生必需衣食一样，大自然山水是适合人们憩息游赏的对象和环境。在观念上摆脱了汉代礼教化了的、魏晋玄虚化了的山水观，他发现了浙东山水绚丽多姿的自然美，大量创作了以欣赏山水为主题的诗歌。因此，他的山水诗虽然有明显不足，但却使大自然山水从古来神化、礼教化而玄虚化的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变为造化的艺术品，焕发光彩，供人游赏，人化了。从此，诗中游子增添一类新的活动，便是宦游；诗中隐士也多了一种新的乐趣，便是隐游。但南北分裂对峙，政治动荡多变，宦游得意者少，隐游情真者寡，诗人胸怀不广，志向不高，眼界趋窄，情趣转细。因而不论宦游隐游，山水诗的思想境界有限，却使艺术表现精致纤巧，出现许多形象生动有致的观赏名句。其代表诗人便是李白深为感佩的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随着隋代的统一，大唐的昌盛，诗人们经历观望徘徊，增长着人生的乐观，扩充着前途的展望，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山水诗的思想境界逐渐高远阔大，艺术表现由形似趋向神似，而诗里的山水形象也从纤巧变为雄壮，从观赏自然形态变为表现诗人自我。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抒写朋友宦游离别情谊，以山水起兴：“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这前途的展望虽然迷茫，但胸怀开阔，情感悲壮。而在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中，这位从中原宦游江南充当县丞的诗人却感到江南早春物候景色的新鲜：“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苹。”洋溢着温暖美好的春意，流露着诗人乐观的情绪。到了大唐鼎盛伊始，约在唐玄宗开元初，出现了王湾《次北固山下》：“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位宦游诗人的眼里展现出一望开阔、前景灿烂的壮美气象，敏锐地预见到一个光辉年代的来临，显示出诗人对太平昌盛的乐观信心和舒畅情怀。所以当时文宗张说对此诗大为赞誉，“手题政事堂，每示能文，令为楷式”（殷璠《河岳英灵集》载）。明代胡应麟则评为“形容景物，妙绝千古”，显示了初唐与盛唐诗的“界限斩然”（《诗薮·内编》）。这是抒写宦游生活的山水诗的崭新特点，是李白少年时代的诗坛所达到的一种高度。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类新型隐士。他们有志济世而不慕荣禄，自负才智而不愿科试，表现为不仕而其实不避世，并且也不拒绝做官，只是不附权势，不受束缚。这使他们博得清高德望，隐士声誉，实则为大名士。他们并不消极隐逸，而常常远游，踪迹甚广，交往甚众，三教九流，贵贱不拘。他们的隐游便与南朝大不相同，广阔天地恰如其胸怀，清明景物正可作寄托，放声歌唱于名山大川、五湖四海，倾诉衷情于明月清风、松间花下。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吟唱“岩扉松径长寂寥，唯有幽人自来去“（《夜归鹿门歌》），但他更有慷慨的高歌：“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水天相连，波涛汹涌，正见出诗人的胸怀和气势。他也有亲切的抒情：“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旅途客愁，从开阔天地和江水月影中得到解慰。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可见这时的隐游山水诗也呈现崭新特点。而比较起来，这类山水诗对李白的薰陶更为深切。 成长于开元盛世的李白，由于家庭和社会原因，使他名不隶士籍，从小在山林隐居环境中博览道家及诸子百家“奇书”，爱好辞赋，学会剑术，更浸染道教，总之是受到奇而不正的教化，培养了一种实质为神仙世界的太平社会的理想和狂想，形成了一种不受封建儒家思想束缚的傲岸性格和反抗精神。这注定了他不走科试正途，而要走隐士兼侠士而名士以成志士的独特道路。结果他虽然被唐玄宗诏命进京，当了两年多翰林供奉，荣耀一时，扬名四海，却不得不辞官出家为道士；虽然被永王李璘请下庐山，进入军幕，似乎得以一遂爱国壮志，却陷入皇权斗争，换来鎯铛入狱，流放夜郎，差点送了老命。政治上的挫折碰壁，使他把赤子般天真情谊奉献给同道和纯朴善良的下层人民，倾诉于无私无猜的大自然。所以他寄情清风明月，漫游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山水名篇。 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在王湾、孟浩然诗里，山水虽已表现诗人自我，但在诗人意识中，人和山水之间主客观界限仍是清楚的，并不把山水形象融化为诗人自我形象，只是用作表现或寄托诗人情怀的客观对象。而在李白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有了变化。他在《日出入行》中说，太阳的运行，“其始与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安得与之久徘徊？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在天宝元年（742）奉诏进京后，拿给贺知章看的《蜀道难》（事见孟棨《本事诗》），当是此前不太久的作品。这首乐府旧题翻新的山水诗，主题单纯，就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而主题思想复杂，表面是承袭旧题而劝诫寻求安乐的游子不要冒险入蜀，实际是在言外象表，歌唱敢于攀越蜀道的大无畏壮志豪情。换句话说，蜀道是寻常游子的畏途，却是豪壮之士的无限风光的征途。诗里表现三个形象：蜀道、游子和诗人自我。对游子，劝其三思：一是“问君西游何时还”？有没有长期远游的思想准备？二是“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究竟抱什么目的远途入蜀？三是“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如果没有远大理想，只为寻求安乐，则不如趁早回家。对蜀道山水，则倾注了雄放壮烈的感情，以极端夸张和非凡想象来表现。开辟这条沟通秦中与蜀中的高山栈道，付出了壮烈牺牲。它“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高峻惊险，神兽敬畏，正是诗人独特生活道路的象征，理想事业的化身。而登途攀越，高可触摸星辰，孤寂凄厉可怖，一旦困顿，则“磨牙吮血，杀人如麻”的猛虎长蛇时刻威胁。这进一步渲染衬托出蜀道的形象特征，显示出诗人的胸襟情怀。敢登蜀道者须有大无畏的意志、毅力和气概，决非凡夫庸人所为。而诗人自我形象既显露于劝诫游子的悲天悯人之情，更融化于蜀道高险而雄壮的形象之中。 李白有不少短小精美的山水律绝，山水具体形象不一，手法技巧各异，看来似乎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特点不明显，而其实相同。例如《清溪行》写清溪感受：“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向晚猩猩啼，空悲远游子。”前二句看来只是以镜比水、以屏比山的修辞精巧，而诗人用意实为将水作明镜，山作屏风，以清水秀山为家。所以末二句说猿啼徒使游子伤感，而言外显示他这位谪仙则清心自在，怡然自适，因为山水就是他的家，合乎理想，恰同仙境。再如《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鸟儿飞尽，一朵白云悠然离去，始终相伴在一起的只有诗人和敬亭山，所以“相看两不厌”。这明白如话的大实话，作用与极端夸张同。而山拟人，人同山，有心与无生相知音，便是一种狂想，却也合乎他“浩然与溟涬同科”的观念。至于他的名篇《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早发白帝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等，不论表现手法是拟人化或反衬法，都是观念上把大自然与自我混同一体，视万物为同类，或一起兴奋鼓舞，或以为留难阻挡，山水形象都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李白有一些山水诗直接写了向往仙境，交往神仙，自是理想的追求，狂想的表现，显出谪仙的不凡。但天宝之后，国家政治昏乱，个人遭际失意，随着年事阅历的增长，使他对人间权贵更为激愤，对天上神仙亦感梦幻，于是怀着美好梦想广游名山。这种变化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有集中典型的表现。它写夜梦中游天姥山仙境和觉醒。诗一开始便断定海中蓬莱仙岛不可信，但高高天姥山却可望可游。于是夜里梦中“飞渡镜湖月”，到剡溪，凭吊谢灵运遗迹。然后“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攀登山巅，领略了大海高峰的奇壮胜观。而在云烟迷雾之中，忽然“洞天石扉，訇然中开”，竟来到了金碧琳琅的神仙世界，霓衣风马，虎鼓瑟，鸾驾车，列仙拥簇，纷纷来了。但就在此刻，梦醒了，天姥仙境不见了，只有诗人自己在枕席之间。于是他深深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人世荣乐原是一场梦，人间万事都是不断流逝的江河水，无可挽，不足惜。因而他要骑鹿访名山，寻求那梦想的美妙仙境。并大声宣布：“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要与权贵统治的人间决裂。这里，现实世界中受束缚的诗人在梦想中自由飞向理想的仙境，客观的大自然山水在梦幻中变成了神仙世界，理想以狂想的形式表现出来，鲜明显示出反抗权贵统治的诗人性格。显然，屈原《九歌》的幻丽，郭璞《游仙》的清逸，南朝山水诗的秀美，初盛唐山水诗的雄壮，在这里融化为一种新的境界，表现出一个新的高度。 狂想逍遥在梦幻山水里的谪仙人，终于在冷酷的政治现实中觉醒。晚年他从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回来，在江夏相逢故人，他悲愤了：“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如人意！不然鸣笳按鼓戏沧流，呼取江南女儿歌掉讴。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江夏赠韦南陵冰》）称意的水，升天的山神仙，傲岸的狂生，英雄的争斗，诗人曾经向往追求的目标都被粉碎了，狂想的理想都幻灭了，索性纵情于世俗的歌舞行乐。反过来看，从这暮年悲愤狂歌之中，恰可见出这位傲岸不羁的天才诗人，在往昔漫游山水的岁月中，始终怀有济世的英雄抱负，从未放弃崇高理想，因而在他的山水诗里也大多豪情奔放，仙姿倜傥，融化于山水形象，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的新的特点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