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法学论文安乐死

尊严死和安乐死的区别在于自然死不采取任何主动促进死亡或缩短生命时限的方式，在自然死的过程中从不维持病人的措施。尊严死即自然死他不同于安乐死，不主动为临终病人提供致死手段和方法自然死亡。也就是允许病人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

安乐死即病人在危重濒死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家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的许可,通过对病人注入致死量的药物,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生前预嘱说明

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胡晓翔认为，生前预嘱的倡导是顺应文明的潮流。从伦理学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科学对待死亡的态度。对于有了生前预嘱的病患，医生会进行严格筛选，面对那些疾病终末期患者在任何医疗手段都回天乏力时，才会选择尊重病人的权利。这和安乐死有本质区别。

中国不支持安乐死

安乐死意为“无痛苦死亡”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结束不治之症患者的痛苦，由医务人员采用医学的手段对患者死亡过程的选择和调节，使死亡状态安乐化，以维护人死亡的尊严与“幸福”。安乐死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是一个重大的伦理学和社会学问题，在我国的立法尚属空白，在很多的国家也很有争议。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其立法也是十分严谨，但是仍不完善，缺少一定的灵活性。我认为安乐死对象应该基于患有不治之症的，肉体和精神都承受着严重的痛苦的，应得到其亲属的同意才可进行的，更应该有相应的申请程序才可的。

试论我国安乐死的立法选择摘要：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或称怜杀（Mercy killing）。原意是指在人类外力的作用下安然告别人世。这项提议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人们提出，1936年英国首先成立安乐死自愿协会，提出安乐死法案，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法”的国家，但是很快便于1997年废除。2002年，荷兰下院通过法案，使安乐死合法化。而本文中提到的特丽案件中对于安乐死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对于本人意愿、伦理以及法律实务操作中的一些问题。美国植物人特丽•夏沃的生死使人们再度开始对安乐死的大讨论，本文通过对一些观点的分析总结来阐述对这个话题的法律思考。关键词：安乐死；法律；伦理Try to discuss the selection of legislation of euthanasia through Terri Schiavo’incidentAbstract：Euthanasia is not a verdant noun. Euthanasia one etymology produce Greek euthanasia, and " death" two phrases succeed by " bright ", the original meaning mean that says good-bye to this world under the function of the human external force safly. The proposition propose as far back as 1930s people British establish the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euthanasia first of all 1936, propose the euthanasia bill , Australia i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pass " euthanasia law " in the world, it is abolished but benefited quickly in 1997. In 2002, Dutch Lower House legalized euthanasia through the bill . And Terri Schiavo’incident dispute in euthanasia concentrate on to one's own will, ethics , legal practice some questions operate , mainly specially. The American vegetable is specially Terri Schiavo’incident；Fertile life and death make people begin the free discussion to euthanasia once again in summer，this text explains the legal consideration of this topic through summarizing in analysis on some views. Key words： Euthanasia； Law； Ethics特丽•夏沃是一个害羞的女人，喜欢小动物、音乐和篮球。她从小在宾夕法尼亚长大，1982年认识迈克尔•夏沃，两年后结婚。他们后来搬到了佛罗里达州，在那里特丽就职于一家保险机构。由于常年减肥，特丽饮食功能紊乱，最终导致26岁时（1990年）彻底病倒。医生们说，由于钾失衡，她的心跳停止跳动，在被救活之前，脑部缺氧长达10分钟，导致严重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1998年，在医生将特丽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且无任何康复可能后，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他认为，这是尊重特丽的意愿，因为她曾表示不愿用人为手段维持生命。但这一要求遭到了特丽父母的反对。此后，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迈克尔和特丽的父母进行着旷日持久的官司。特丽的进食管曾两度被拔除，后又根据州议会紧急通过的法令而两次重新插上。2005年3月18日，佛罗里达州法院第三次裁决拔掉她的进食管。之后，美国国会对这起案件进行干预，授权联邦法院对此案进行审理。联邦法院法官3月22日做出裁决，拒绝下令将特丽的进食管重新插上。此后，特丽父母又几次向不同的法院提出上诉，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就这样13天后特丽在争论声中离开了人世，逝者已矣但是对这件事的争执还在继续，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的“安乐死”又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一、安乐死的概念及国内外安乐死研究概况（一）安乐死的概念及主体对象1．安乐死的概念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安乐死一词源出希腊文Euthanasia，由“美好”和“死亡”两个词组成，又称安乐术[1]，或称怜杀[2]（Mercy killing）。对安乐死的理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因为“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理解则把安乐死局限于对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或死亡已经开始的病人,在濒死状态下忍受着精神与肉体的极端痛苦时，在其本人或家属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不再采取人工的方法延长其死亡过程，为制止剧烈疼痛的折磨不得不采用人为方法无痛苦地结束病人的生命[3]。当前，我国民间对“安乐死”一词的理解多是狭义的。2．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植物人并不是“安乐死”的主体对象。我们谈“安乐死”，一定要有这样一些前提：（1）安乐死的对象是那些当前医学条件下毫无救治可能、处于临终阶段、正在遭受不可忍受痛苦的患者；（2）患者本人有安乐死的强烈意愿；（3）必须由医生采取行动，并选择没有痛苦的终结方法[4]。由此可知，安乐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在临终患者的明确请求下，为解除患者无可忍受的痛苦而由医生对其死亡过程进行的主动医疗干预行为。（二）国内外安乐死的研究概况1．国外安乐死研究概况1935年,全世界第一个提倡自愿安乐死的团体在英国正式成立。自50年代起，一些西方国家开始尝试为安乐死立法。探索、争论了20多年后，197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颁布了《自然死亡法》[5]。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关安乐死的法案。1993年2月9日，荷兰议会通过了默认安乐死的法律，此后又一放宽安乐死合法化的尺度，1999年8月10 日通过的最新修正案规定，凡16岁以上的人，若患绝症到生命末期，均可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安乐死，12岁至15岁的青少年，要似要求必须经其父母同意。现在，荷兰每年大约有25000人以安乐死的方式告别人生。1994年10月20日晚，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近百万市民通过一部名为《他自己选择死亡》的电视目睹了一位63岁的老人接受安乐死的全过程。目前，安乐死在荷兰很受公众的支持。80%以上的荷兰人赞成安乐死。在英国，近年来要求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据统计，50年代英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安乐死应合法化，但目前这一比例已上升到了82%。1993年2月4日，英国最高法院裁定了英国第一例安乐死案件，同意了一位年仅21 岁患者的父母和医生的申请，停止给他输入营养液。1996年4月24日，又裁定允许为53岁的珍妮特-约翰逊太太(已成为植物人4年多)实施安乐死。1998年，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尽管安乐死还不合法，但英国已有万人在医生的帮助下以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多数德国人也赞成安乐死。1994年德国一家民意测验所对1004名德国人进行的调查显示，83%的人赞成安乐死，30岁以下赞成安乐死的人甚至多达88%。在德国，安乐死协会的会员1994年已达万人。1999年，德国外科学会首次把在一定情况下限制和终止治疗作为医疗护理原则的一个内容。 1992年10月1日，丹麦实验了停止延长无药可救的病人的生命的法律，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4个月内就有4 5000人立下遗嘱，表示愿意在必要时接受安乐死。以色列1998的也实行了首例经法院批准的安乐死，耶路撒冷一家医院的医生给一名49岁的身患绝症的男性病人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麻醉剂。 1996年5月25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6]，从而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拥护者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最后，澳大利亚其它一些洲的议员也在准备制定本洲的安乐死法。美国最新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包括医生在内的美国公众中，支持安乐死的已占多数。1994年，世界许多媒体都报导了美国一位身患绝症的老妇在儿女们轻唱的平安歌中平静地离开人世的“诗意死亡”[7]。2．我国公民对安乐死的看法改革开放以后，安乐死的观念传入我国，并很快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从1992年起，在每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案组都会收到有关安乐死的提案，要求我国立法，使安乐死合法化。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中国临终关怀之父”崔以泰教授和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儿科专家胡亚美教授都是安乐死议案的提案人，他们不仅在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进行着努力，而且都表示，自己在必要时也要实施安乐死。目前，我国赞成安乐死的人主要是老年人和高知识阶层人士。上海曾以问卷形式对200位老年人进行了安乐死意愿调查、赞成者占；在北京的一次同样的调查中，支持率则高达；另据《健康报》报道，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近千人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91%以上的人赞成安乐死，85%的人认为应该立法实施安乐死二、伦理道德以及人权保护上是否可以接受（一）安乐死并不违备伦理道德为了减轻患病者的痛苦，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特定的临终患者实施“安乐死”，在伦理学上是可以允许的。但具体实施的时候，还是会涉及到很多感情问题，比如特丽的父母，就很难接受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因为营养和水分缺乏而导致的死亡。这种人之常情，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对安乐死的法伦理学解读，也许会突破目前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僵局。安乐死实现的是何种利益？安乐死能否成为一种权利，首先要看它为人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以人的需要为分析起点。人的存在有三重关系维度[8]。人的作为肉体存在的自然必然性，决定了人要通过物质生产的实践来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并由此建构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永远的主体，物作为客体只存在对人的单向效用，不存在人对物的有用性问题。但人必须是以群体的方式，才能实现寻求需要满足的现实物的活动，这是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必然性，即是说，只有在人的联合中，才能获得直面自然的勇气和力量。物质生产的实践既创造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同时又生产了人类的社会关系，它引起了人的不同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生活需要，如交往、合作的需要、归宿与安全的需要、友谊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等等。社会实践所建构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它不同于人与物的关系，它是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使人与物的单向效用关系摆脱了粗陋的、原始的“动物学”性质，使主体的自然需要带上了社会文化的印记，使客体的效用能否实现为现实的价值存在形式，受到活动主体的生活态度，活动方式等的制约，这不是因为客体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不是主体不需要某些客体的属性和功能，而是取决于一种更高的价值形态。因此，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精神生活的需要以外，由于人的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产生，人还有认识自我和追求自我完善的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利益是满足需要的东西和条件，因此，与人的三层需要相对应的就是人的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格利益三个利益领域。其中，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其核心是人格尊严。人格尊严作为一种价值，内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发生在人的自身内部，不是主体对身外之物、身外之人的需要，而是主体对存在于自身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需要，简言之，人格尊严作为一种利益是内在的，与其他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不同。它因出生而当然发生，因死亡而当然消灭，确确实实是“生则带来、死则带走”的权利。而其他利益关系都是主体对自身以外的物和人的关系，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人格利益属于身信领域的关系。意味着人除了对物的支配权之外，对自身也有支配权，前者实现的是物质利益，后者实现的是人格利益。安乐死的利益基础是人格利益。人格利益的核心是人格尊严，即个人的自由自主。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身体，包括选择死亡。这意味着要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独立的决定去过自己的生活，而不受强迫或干预。（二）安乐死不是侵犯人权而是保护人权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在宪章中提出：“健康是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和虚弱的现象。”死亡作为人的生命的一个阶段，同样需要一种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态，安乐死正是这样一种完满状态，实质上是一种实现了人格尊严的状态。显然，安乐死带给我们的不是物质利益，也非社会利益，而是人格利益。这是我们讨论安乐死是否是一种权利以及是何种权利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说，要说安乐死是一种权利，它只能是一种人格权，而不是物质上的或社会上的权利。不过，这里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安乐死如果是自主、自由支配自己的利益的人格权，是否会和人格利益中最关键的生命权发生冲突？问题的关键是对安乐死本质的看法。安乐死的本质是死亡吗？安乐死即安乐地死亡。这里“安乐”所界定的是死亡的状态，不是死亡的原因和性质。它不过是用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消除死亡痛苦，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所以安乐死所解决的矛盾，不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死亡质量”问题；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不是“为什么死”，而是“死得如何”。可见，安乐死是以解除人的死亡痛苦为唯一目的，使人死得安乐，维护人的死亡尊严。如此一来，那种把安乐死称为是一种死亡权的说法，就显得很可笑了。因为，死亡本身不可能成为一种利益，死亡不可能成为一种需要，相反，生命的存在是其利益之所以产生的前提。况且，死亡是一个必然的结局，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可见，安乐死如果是一种权利，也不是死亡权，而是自主权，是人格权[9]。三、法律实务中安乐死出现的一些问题（一）安乐死合法化的精神探源1．安乐死能否成为法律权利安乐死可以成为法律权利吗？没有合理的理由限制安乐死，并不意味着安乐死就能成为一种法定的权利。权利是以体现社会意志的规范的认可为前提的。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利益要求都能成为权利，权利是人的利益要求与社会的规范性要求的统一，是人的个体意志得到了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安乐死典型的是一种人的意志的体现。有学者把安乐死说成是死的权利。其实死是人的一个宿命，是无法逃脱的必然，也无法体现人的意志，因此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利。安乐死则是对人的实存的一种反思、限制和决定。具体来说，一是安乐死是个人要求的，体现个体的意志。二是安乐死要符合规范，得到社会意志的认可[10]。如此，安乐死才能成为一种权利。2．安乐死成为法律权利的条件安乐死必须体现个体的意志，这是确定无疑的，否则就是谋杀了。这意味着无法表达和不具备个体意志的个体，是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的。至于要得到社会的整体意志的许可或承认，首先要看它是否能得到社会道德习俗的认可和承认。显然，在现代社会，也正如我们上面所论证的，安乐死是可以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存在的。起码在我国，它能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但安乐死作为一种道德权利，是否就必定转化为法定权利？这当然取决于合法化过程的几个限制性因素。立法者在将应有权利通过立法的形式转换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中，要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限制：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主观因素的限制以及法律形式本身的限制。正因为这些限制因素的存在和不可避免，使得现有的法律权利不能完全再现应有的权利[11]。所谓客观因素的限制，是指任何应有权利要求都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权利的客观因素包括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民族传统等，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权利主张就会不同，因此有些应有的权利可能在某个时代、地区得到确认和保护，而在另一个时代和地区则得不到保护[12]。（二）我国是否具备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在中国社会，安乐死作为一种应有权利是否可以转化为法定权利呢？我们可与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做个比较。荷兰之所以能使安乐死合法化，至少有四个有利因素：1、荷兰的医疗服务在全世界来说，可以说是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95%以上的老百姓有私人医疗保险。长期疗养也包含在保险范围内，而且涵盖没有私人保险的少数人民。2、缓和医疗非常进步。几乎每一家医院都有疼痛控制及缓和医疗中心，与之相较，其它国家的类似中心少而昂贵。3、纳粹占领时期，只有荷兰的医生不参与纳粹的“安乐死”计划。这个因素显示荷兰医病关系有高度彼此信赖的传统。4、他们的家庭医师制度推行的很不错。大部分的病人与医师都有长久的友谊关系。显然，这些条件在中国还远未具备。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现在还没有能力保障每个人都能接受较好的医疗条件。很多人在医治无望的情况下，不愿意让亲人多花钱而想到一死了之。中国目前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特别是在广大贫困农村，由于基本的医疗保险尚未建立健全。许多人得了个小病就面临巨大的家庭经济危机，主动谋求死路是他们最好的解决办法。中国目前医院的医疗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医学上无法挽救的濒死者的确认，需要达到一定的医疗水平，具备一定的医疗条件。最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医疗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死亡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可见，客观因素的限制不支持将安乐死从应有权利转化为合法权利。四、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及结语（一）安乐死的立法构想安乐死是一个涉及伦理、法律和医学等方面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当代社会，为制定政策和立法之目的，审视安乐死必须立足伦理，要围绕生命价值、个人自由和人权保障等来看待问题。讨论安乐死的最佳情景是国家经济、法制、医疗保障和公民的观念达到一定的发达水准，根本问题是病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得到保障。从伦理上来讲，绝对禁止或全面开放安乐死均不可取，我国社会目前不具备讨论安乐死的理想条件，从立法上来讲，我们仍需创造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要严格规范安乐死使用的对象范围、主体范围、实施条件、申请程序、审查程序、操作程序，和明确擅自实行安乐死的刑事责任，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安乐死职责的刑事责任，并明确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以安乐死为例必须符合下列条件：1、实施安乐死的对象必须是根据现代医学和技术断定已身患不治之症，并死期又迫在眼前的病患者；2、实施安乐死的目的是为了减轻或消除病人的痛苦；3、病人忍受的肉体痛苦，达到任何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4、病人意思清楚并能表达自己的意识，必须有其本人真挚的嘱托和承诺，且该嘱托和承诺是在事前或行为当时作出。在病人无法表达时，近亲属及其他人不得代为请求，医生也不得主动实施；5、除安乐死外，无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法来减轻或消除痛苦；6、应由医生实施，其他人无权实施，且实施安乐死必须有三名医生研究同意，在经主治医生批准；7、实施安乐死的方法必须合乎伦理而且被认为是妥当的。（二）结语2006年5月9日，金陵晚报报道了这样一则消息：“南京一位年仅5岁，名叫龙龙的小朋友意外发生车祸导致昏迷，在龙龙父亲的情求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院长陈忠华教授与南京市第一医院的专家共同给龙龙会诊，确定龙龙已经是脑死亡，虽然龙龙能依靠呼吸机呼吸，但最主要的生命体征已经不存在了，龙龙的父亲双眼含着泪水，拔掉了龙龙的呼吸机，对龙龙实行了安乐死，并把龙龙包括双眼在内的多处器官捐献给四位极需帮助的病人，而龙龙的遗体则送往东南大学医学院作医学研究。虽然龙龙的情况并不是完全意义的安乐死，但却可以做为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安乐死立法提供参考。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公开讨论安乐死以来，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两方各执一词。不少学者认为，安乐死合法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但进行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虽然安乐死在我国尚不合法，但必须承认，罹患重病且无救助可能者的家属因无力承担巨额医疗费用等原因停止对患者的有效治疗而让其“自然死亡”的情形在我国客观存在。如何保障患病者得到有效治疗，最起码能够最大限度的减轻其死亡前的痛苦，使其能够安详、有尊严地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是一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问题。在对生与死的权利仍有重大争议的情况下，国家可考虑先行立法对这一特殊人群在医疗、法律等方面的应有权利给予切实保障。参考文献：[1]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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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安乐死论文参考文献

终极关怀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记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关怀临终者可以让我们悲切地觉察到：不仅他们会死，我们自己也会死。当我们知道自己和众生一起正迈向死亡时，就会产生一种几乎心碎的脆弱感，感受到每一时刻、每个众生都是那麽珍贵。一、临终关怀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幸遇佛法，走上念佛的道路，对后生一大事不再担忧，人生之旅才算真正有了意义。但还有太多的人，比如我们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左邻右舍等，平生无缘得遇佛法，即使有所接触，也难以生信，一期人生将成虚度。对於他们，我们可以在其临终的特殊时刻，用我们的爱心来传达佛的宏恩，使之也能信心开发、往生极乐。尽管会很生疏，还是让我们试着了解精神层面的知识，并对临终者提供最大的帮助。1、此生的结束生命结束时，生理上要经历"四大分离"的苦楚，全身有如重物压迫，意识暗昧，手足抽搐，忽冷忽热，气喘身颤，唾液乾涸，精疲力尽，容颜消失，眼不能视，耳不能闻，口不能言，犹如百千把剑割裂身体。临终者心理上要经历复杂的意识活动，首先是"全景式回顾"："一生善恶，俱时顿现"，生命中的一切逐一浮现，而且，不仅看到一生的事件细节，还会看到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经受自己带给别人的一切感觉。当临终者看见自己的生命史重演时，会遭遇类似的问题："你这辈子做了些什麽？你为别人做了些什麽？"所有这些都突显一个事实：死亡是面对面接触自己的时刻，在死亡时，无法逃避自我的真面目。在此时刻，善业众生自忆先前所作令人喜悦的善事，陷入幸福的回忆中，无极苦逼迫於身，坦然而终；恶业众生对自己所经验到的许多事情感到羞耻，觉得那些似乎不是自己做的，生起恼恨、恐惧之心，众苦逼迫，犹如生龟脱壳，感觉天地崩溃，看到离奇幻相，听到古怪声音。2、临终关怀生命能留给临终者的，是深度的恐惧：恐惧离开所爱的人，恐惧尊严荡然无存，恐惧要依赖别人，恐惧此生毫无意义，恐惧因愈来愈强的痛而失去控制，最大的恐惧就是对恐惧本身的恐惧，越逃避，它就变得越强大。临终者正在丧失他的一切：他的亲情、他的财产、他的身体、他的心。我们在生命里可能经验到的一切损失，当死亡来到时，全都汇集到一起，因此，临终者怎麽可能不悲伤、痛苦、愤怒呢？因此，我们要再三向他肯定：不论他感觉如何，不论他有多麽挫折和失望，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可以直接把自己放在临终者的立场上。想象躺在床上的人就是我们自己，正在面临死亡，痛苦而孤独，然后问自己：我们最需要什麽？最希望眼前的亲友给我们什麽？我们将发现，临终者所要的，正是我们想要的：被真正地爱和接受。临终者期待被看成正常人而非病人，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替他按摩，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应该仁慈善巧地告知临终者：他正在接近死亡。临终者从直觉上知道自己已为时不多，却仍然依赖别人来告诉他。如果家人不告诉他的话，他也许会认为那是因为家人无法面对那个消息，然后，他也不会提起这个主题。这种缺乏坦诚的状况，只会使他感到更孤独、更焦虑。让临终者把他真正想说的话说出来，温暖地鼓励他尽可能自由地表达对临终和死亡的想法，这种坦诚、不退缩地披露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让临终者顺利转化心境，接受生命，好好地面对死亡。临终者常常会为一些未完成的事焦虑，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能释怀。如果我们不能帮助他处理未完成的心事，他就不可能全然放下，就会紧紧抓住生命，害怕去世。首先亲友必须学会放下，学会放下临终者。如果我们攀援着临终者，就会给他一大堆不必要的头痛，让他很难安详地去世。临终者必须从他所爱的人那里听到两个明确的口头保证：一、允许他去世。二、在他死后，亲人们会过得很好，没有必要担心。我们坐在所爱的人床边，用柔和的语气告诉他："你将要过世，死亡是正常的事。我们希望你可以留下来，但我们不要你再受更多的苦。我们相处的日子，我们将永远珍惜。现在请不要再执着生命，放下，我们完全诚恳地允许你去世。"有些家庭拒绝让他们亲爱的人离开，认为那样才是对亲人的爱。让我们想象自己就是在生命边缘的亲人，想象自己站在即将远航的游船甲板上，所有的亲友都在岸上挥手道别，船已经离岸了，除了离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此刻，我们希望亲友如何向我们说再见呢？尽力帮助临终者解脱对一切财物、朋友和亲人的执着，让他清楚交待如何分配财产，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清楚，这样才可以真正放下。临终者最后的念头，对未来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死亡的那一刻，心是完全不设防的，很容易被情绪所主宰，而最后一个念头或情绪会被极端放大，淹没整个认知。在诸苦交集的关头，素无宗教信仰的人难免会慌乱痛苦，生起恐怖、焦虑、贪恋、恼等恶念，从而转生恶的境界。因此，四周的环境非常重要，一定要宁静和谐，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临终者死在家里，因为家是人们觉得最舒适的地方，在临终者能看见的地方挂一张佛像，使他眼中见佛，心中有佛。如果是在医院里，有很多方法可以提供帮助：带来一张佛像，摆一束鲜花，打开念佛机，建立一个温馨的氛围。亲友应提起正面的情绪和神圣的感觉，如爱、慈悲和恭敬，尽量放下攀援、欲望和执着，痛苦和悲伤将会破坏祥和的气氛，使临终者失去死亡时刻的平静。保持自然，保持我们平常的样子，单纯而平等地跟他沟通，让他感到我们真的关心和接受他。提醒临终者：他一生中有很多做得好的事情，让他觉得生命是建设性和快乐的，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美德上。当我们眼睁睁看着所爱的人离开人间，强忍悲痛不哭出来是很困难的，所以，亲友要提前把执着和悲伤处理掉：一起哭出来，表达出对临终者的爱，说再见，在死亡时刻真正来临前完成这个过程。在临终者断气的一刻，不要过度表露悲伤，因为临终者的意识在那一刻特别脆弱，亲友在临终者床边的啜泣，对他而言，犹如雷声和冰雹。3、助念我们眼前的人正经历着可怕的痛苦，我们几乎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不知道该怎麽做才好，此时，应把我们的心整个开放给临终者，为他的痛苦生起慈悲心，为他启请阿弥陀佛的神圣力量，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名号。阿弥陀佛会慈悲地出现在临终者上方，以爱心凝视他，以光明加持他，净化他过去的罪业和目前的痛苦。把阿弥陀佛的无量愿力以及西方世界的清净庄严在临终者耳边熏习一遍，使之生起往生西方的正信，告诉他："娑婆世界犹如火宅，没有什麽好留恋的。你若称念阿弥陀佛的名号，愿生西方净土，到了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手持莲台出现在你面前，迎接你往生西方。你以前即使有再大的过失，也不要放在心上，阿弥陀佛不会舍弃任何一位众生。只要一心念佛，决定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由亲友组成助念团，分班助念，使临终者随念，如果六字、四字圣号难以提起，随念一个"佛"字即可，如果连"佛"字也提不起来，心中知道有佛即可。（经云："临终不能观及念，但作生意知有佛，是人命终得往生。"）让临终者安详地死去，死后不要让身体受到干扰，让他的心保持宁静，并持续助念到最后的时刻（断气后八小时）。通常情况下，临终者往往不能了解阿弥陀佛的慈悲，唯恐念佛功夫不够，把握不住自己。阿弥陀佛泯念他颠倒散乱之苦，慈悲现身，垂手接引。临终者见佛显现，蒙佛光注照，身心安稳，如入禅定，自见坐金莲花，受生七宝池。阿弥陀佛对众生的临终关怀，可谓慈悲周全之至。多数人在昏迷的状况下去世，但他们还是会敏锐地觉察周遭事物。因此，不断积极地对昏迷者讲话是很重要的，首先对他表达明确的关怀，赞美他的善行，然后为他助念。二、帮助亡者由於缺乏对生命的了解，我们会认为对亡者再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信念只能加深我们的痛苦和孤独。其实，生死之间并无任何区隔，慈悲心的力量和温暖可以伸展到任何境界中。1、中阴身临终者断气大约八小时后，身体完全冷却，神识逸出体外，如释重负，但所见光明渐渐消失，神志也变得昏沈迷惚，在三日半之中，忽可出现一刹那的清醒，不知自己已经死去，呼唤家人的名字，寻求家人的帮助。或可寻见家人，如在梦中，对家人说话，却见他们视若无睹，想尽办法还是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内心甚感悲哀、愤怒、挫败，"犹如鱼在热砂中受苦"。当发现自己没有身影、在镜子里没有反射、在地上留不下足迹时，才终於了解自己已经过世。承认已经去世所带来的惊吓，足以令它昏厥过去。三日半后，神识依我执和习气生成酷似前生的身形。因为处於由死亡到转生的中间状态，故称为中阴身。中阴身与生前形貌相同，身体完美（即使生前有残缺），身高如孩童，以气味为食，四大细微，非肉眼所能见。由意识所化的中阴身，能知他人所作、所思，有前知回忆及明白事理的特能，从前各生的经历在此时能随意活现於目前。中阴身耳根灵敏，虽游荡於远地，一闻召唤，必立即前来。中阴身有不可思议的通灵，能见到肉眼所见不到的事物，还能遥见其所应去处，随意往来於宇宙空间，无影无碍，欲往何处，随念即至，还具漏通力，墙壁、高山均能通过。中阴身有两种心理倾向：一、飘忽不定，孤寂凄苦。二、"依於淫欲倒心"。它不属於任何一道，当因缘成熟时，就会以各种方式转生。中阴身形成之时，习气的种子苏醒过来，顿觉清明，感觉"如同天和地又分开了"，此后进入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幻境。中阴身会重演生前的一切经验，重新经历很久以前的生活细节，再度造访所曾游历的地方，甚至包括"仅仅吐过一口痰的地方"。中阴身每过七"天"要被迫再次经历死亡时的痛苦经验。一切都在快速进行，前世的恶业以非常集中而混乱的方式出现。在中阴境界中，中阴身因不能宽恕自己而在心中呈现审判的景象：善心化成白色的守护神，重述前世的善行，为自己辩护；恶心化成黑色的司恶神，数记前世的恶行，提出控诉；业的镜子为审判的最终结果提供证据。在第一个七"天"，有两种平行的光明化现，一种是色彩明亮的佛光，另一种是色彩暗淡的轮回之光，认证前者则入佛土，认证后者则入轮回。通常，中阴身惧怕灿烂的智慧之光，而由习气邀集来的轮回之光却使它感到温暖。当业力的狂风吹起时，眼前会突然出现各种可怕的亮光、幻影、声音，又见生前所杀害的众生前来索命（这些都是生前业力的显现），中阴身在恐怖的黑暗中逃避，却被贪、、痴化现的一白、一红、一黑三个深渊挡住去路，中阴身又又渴，苦不堪言，被恐惧所征服，到处寻找避难所。事已至此，中阴身完全成为无主游魂，投生欲望不可抑制，但四面袭来的乌云、密雾、雷电、骤雨、猛火、恶兽、暴客、魔鬼使它到处逃窜，它孤苦无依，肝胆俱裂。同时，越来越强烈的六道之光前来勾摄，中阴身被自身业力牵引，应生何道，即随彼道之光而去，毫无选择馀地，於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各处分别见宫殿、集市、战场、石窟、荒野、铁城等境相。极善之人生天界，极恶之人堕地狱，没有等待因缘的必要，所以不入中阴。信心深厚的念佛人，临终之时阿弥陀佛慈悲加佑，心中欢喜踊跃，顷刻间往生净土，也没有中阴身的过程。2、超荐诚如前面所介绍的，中阴身敏锐的觉察力使它特别容易接受眷属的帮助，因为没有肉身的束缚，它的心会变得很容易被引导，只要把善念导向它，就有很大的利益。帮助亡者最有力的时间是在受生中阴的四十九天内，尤其是前二十一天。在前三个星期内，亡者和生前的关联比较强，比较能接受家人的帮助。最有效的超度方法是称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我们用真爱和诚意为亲人祈祷。如同火会燃烧、水能止渴，阿弥陀佛一有人启请，就会立刻出现。当"南无阿弥陀佛"的声音响起时，从阿弥陀佛身上所发出的巨大的光将遍亡者的身心，使他得到彻底净化，把他从混乱和痛苦中解脱出来，施给他深度、持久的安详，并迎接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每当我们想到过世的亲人，每当他的名字被提到时，就把我们的爱心送给他，然后专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多少，随个人所愿。亡者的神识在受到祈祷的力量引发之后，能够清楚地感觉我们的一切思想、念头，因此，可以毫无障碍地了解我们向他开示的教义，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不能构成隔阂。因此，开示的人应专心一意，而不只是照本宣科，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亡者是活在实际的经验里，比起我们，更有能力了解真理。对於亡者的帮助，并不限於死后四十九天。帮助过世的人，任何时候都不嫌晚。我们要帮助的人即使已经过世一百年，为他念佛超荐仍然是有益的。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临终关怀” 的调查问卷下面是我查过的资料1摘要】目的了解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护理。方法对唐山市六所医院的护士进行了临终关怀态度及知识掌握情况的调查。结果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但对相关知识掌握仍存在不足。结论应系统的向护士进行相关知识的教育。【关键词】临终关怀护士 1967年世界上第一个临终关怀组织-“圣克里斯多弗”关怀中心-由英国人桑德斯博士在伦敦创立〔1〕，临终关怀也由此开始逐步在世界更多的国家、地区发展。1988年，天津首创了我国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近二十年来，我国的临终关怀事业也经历了由无到有，由不被人了解到渐渐为众多人所熟悉的过程。临终关怀是指向临终患者及家属提供一种全面的照料，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等方面，使临终患者的生命得到尊重、症状得到控制、生命质量得到提高，家属的身心健康得到维护和增强，使患者在临终能够无痛苦、安宁、舒适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2〕。为更好的提供临终病人的临终关怀、采取相应的对策提供依据，调查了目前临床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认识情况、实施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 1 研究对象与方法对象选取唐山市六所医院（其中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一所二级甲等医院，一所传染病院，一所中医院）的护士。其中年龄20～50岁，平均年龄岁，全为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问卷调查，经预试验校正。由作者亲自发放，调查对象自填问卷，统一指导语。共发放问卷263份，有效问卷260份，回收率100%，有效率。调查内容包括：1）一般资料（科室、年龄、职称、职务、学历）。2）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的态度及与临终关怀有关的知识的掌握情况。 2 结果护士对开展临终关怀的基本态度见表1。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见表2。表1 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略表2 护士对临终护理知识的掌握情况略 3 讨论护理人员对于临终关怀的态度 “临终关怀”这一概念进入我国已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安乐死”也不再是新鲜的话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生命质量，临终关怀事业是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必然需要〔3〕，体现了社会的进步。调查中有护理干预对的护士认为医院有必要开展临终关怀，大部分对晚期病人进行心理护理有效也是认可的，说明护士对临终关怀的态度总体是积极的。只有的护士认可临终关怀的目标是预防慢性症状带来的痛苦，可以看出护士对临终关怀的目标不是十分明确。而认为护理临终病人有利于护士成长的有，也是同意率较低的题目，说明护理临终病人的过程对护士有各方面的影响。临终关怀开展的场所开展临终关怀的场所有医院、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以及社区每种场所开展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开展的方式、方法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对于医院是否有必要单独设立科室收治临终病人，同意者只有。医院并不是临终关怀开展的唯一场所，但每天都有病人处于临终状态，如何在医院更好的以适宜的形式开展临终关怀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提高护士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临终关怀的发展虽然护士对临终关怀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仍缺乏系统的认识。调查显示，护士对临终知识的掌握情况不好，除晚期镇痛药物一题外每题的答对率均低于60%，最低的一题是关于临终病室应保持的条件，答对率只有25%。医院不是专门的临终关怀机构，普通医院的护士未能很好的将对临终病人的护理区别于普通病人，临终病人需要的心理、环境、营养等方面也就不能很好的得到有针对性的“特殊”对待。因此对于护士应进行系统的临终关怀知识的教育，这样才能更好的开展临终关怀，体现现阶段“以病人为中心”的现代医学模式，造福人民和社会。【参考文献】〔1〕刘艳.对临终关怀的探讨〔J〕.青岛医药卫生,2004,36(1):48-49 〔2〕殷磊.护理学基础〔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11 〔3〕余静,刘小国.我国临终关怀的现状与展望〔J〕.中国误诊学杂志，2003,3(10):1489-1491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情况的调查为了解护理人员对临终关怀知识的掌握程度，对北京市一所综合医院和一所肿瘤专科医院的120名护理人员进行有关临终关怀知识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护理人员的临终关怀知识处于一般水平，优秀率仅％，以临终、临终关怀基本知识缺乏最严重。两所医院不同护龄、学历的护理人员掌握临终关怀知识程度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临床护理人员普遍缺乏临终关怀知识。 2 “临终关怀” 满城难寻金羊网 2006-12-03 15:13:43 专家指出：临终关怀服务尚未进入市民视野，亟待发展本报讯记者许琛、通讯员文燕媚报道：目前临终关怀在我国几为空白！昨今两天，首届生命关怀论坛在广州举行，主题为临终关怀。与会专家表示，眼下国内每年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需求者享受到临终关怀。记者了解到，广州没有一家公立医院设有临终关怀服务。临终关怀是“稀缺资源” 在论坛上，中国生命关怀协会秘书长罗冀兰介绍，临终关怀是指对于走向死亡的人进行的“全人”（身体、心理、宗教信仰等）、“全方位”（自生病到死亡到丧事过程中病人及病人家属的压力疏导）的关怀，目的是减轻临终者及其家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临终关怀服务的主要人群应是众多平凡的老年人，他们大多慢性病缠身，死亡过程缓慢。要达到上述要求，既需要专业的医生、护士、护工组成的医疗队伍，也需要社工、宗教服务等人员。但目前这一服务在中国极其稀缺。临终关怀与“孝道”相克广州的情况如何呢？据了解，目前广州临终关怀服务工作还未大面积铺开。除宁养院外，仅有广州友好医院及一洲医院等两家民营医院专门设有临终关怀科，而公立医院都未设。由于传统孝道根深蒂固，多数人对临终关怀持有排斥心理。广州友好医院老年关怀科一位医师称，友好医院在2002年专设老年临终关怀科，但一直生意冷清。广州一洲医院也存在病源不足的问题。为了有效利用病床，目前两家医院的临终关怀病房都住进其他病种的患者。记者采访发现，“临终关怀”并不能得到广州市民的理解。一位市民说：“让亲人在最后时刻由别人照看，怎么说我们都于心不忍，只有守着亲人才能够表达孝心。”也有市民认为：“俗语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将病人推给别人，不是要承担不孝之名？”针对这种现象，有社会学家认为，中国的“孝道”要求父母临终时子女要守在身边，而“临终关怀”则有点背道而驰，让中国人接受还需要一个磨合期。广州将建临终关怀大楼据了解，2001年以来，广州市共投入亿元，建成了1239个“星光老年之家”，为老年人提供了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等多项服务。但目前一些社会机构提供的临终关怀则形形色色，甚至漫天要价。因此，亟待建立临终关怀的专业队伍及制定统一标准。 “我国每年需要临终关怀的人中，只有不到千分之一能享受得到”，论坛上专家指出。缺口为何这么大？据分析，首先是临终关怀尚属于非医保项目，无资金保障；其次是正规医院一般不收治这类病人，因为不愿影响治愈率考核；还有就是经费问题，让综合医院承担临终关怀，难免长期的住院及重复检查等，医疗资源浪费，病人也开支过大。因此，专家们认为应主要由基层乃至社区医院进行。值得欣慰的是，今年广州将投入2000多万元建成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据介绍，这座国内第一座临终关怀大楼位于市老人院，名为慈爱楼，能容纳200个床位，同时还设立ICU重症监护室，专门为临终的老人及其亲属提供服务。 3有人认为，临终关怀，其实就是把老人放到养老院等死，是子女不孝的表现。什么是临终关怀？几百年以前，临终关怀，是指给虚弱或生病的旅行者以庇护。而在现代，该词表示对濒临死亡的老年患者给予亲切的抚慰、良好的照顾和尽可能的帮助，使其安然故去。最早对临终病人的照料是在1967年，在英国伦敦由桑德斯首创的圣克里斯多费临终关怀医院。其后，1974年，美国首家临终关怀医院建立。 1982年，美国国会颁布法令在医疗保险计划（为老年人的卫生保健计划）中加入临终关怀内容。口老龄化、人们对有尊严地死亡的关注促使临终关怀的需求量大大增长。谁需要临终关怀？在发达国家，临终关怀的对象是那些濒临死亡的人，即通常诊断生命只有6个月或不足6个月的病人。按照规定，临终关怀医院不向病人提供治疗。因为临终关怀的目的既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通过提供缓解性照料、疼痛控制和症状处理来改善个人余寿的质量。其中，病人的尊严是一个最为关心的问题。临终关怀强调病人和其家属的情感的、心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精神的需要。临终照料主要是在病人的家中提供，当病人无法选择家庭照料时，临终关怀照料可以在医院、护理院、或其他设施中进行。我们需要临终关怀吗？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特别是城市独生子女大量涌现，社会对临终关怀的需求将越来越强烈。我们需要转变观念，不要以为临终关怀是将家庭成员的工作转移到社会，使照料工作社会化，是子女的不孝。要知道，临终关怀，不只需要医院、医护工作者，社会的参与，更多的，是需要家属的支持。如此，才能让临终者走得放心，走得安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医生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我国没有安乐死的规定那属于故意杀人

1.安乐死并不违背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是安乐死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于医生在安乐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伦理上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用医学手段结束病人的生命与传统的医生道德相冲突。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医生的职责在于救死扶伤，当医生帮助病人结束生命，促成病人的死亡违背了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但道德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传统的道德要求和规范产生于传统社会，随着现代医疗条件、病患关系的改变，传统的医疗道德要求显示出一定的局限。第一，就疾病的概念来讲，现代疾病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指人的生理上的不健康，人的心理上的不健康也严重的威胁到人的生存，疾病的概念也由单纯的生理扩展到人的心理，人们对心理上的健康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医生的职责也不应该仅仅关注人的生理，对人的精神以及心理也应该给予同等的关注。第二，道德总是在冲突中存在，当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坚持更高的道德。健康的生理并不是人生的全部目的，如果仅仅把保存肉体的存在作为人生的目的，显然违背了人的本质。人是追求意义存在的生物，肉体的存在相对于人的整个生命和存在的意义来讲，只是一种手段，而这种手段是否应该存在，最终取决于这种存在是否与最终的目的相违背。当肉体的存在阻碍甚至损害生命意义的实现，就应该毁坏掉肉体。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为病人寻求一种更文明更减少的痛苦的生命实现方式，当然是一种责任。第三，减轻病人的病痛和延长病人的生命之间本来就是相互矛盾。止痛而不缩短生命不仅是许可的，更是医师的义务。困难的是，止痛药的往往会同时缩短病人的寿命，那么，作为医生是否应该为了延长病人的寿命而拒绝给病人服用止痛药，所以，在延长生命和减轻痛苦两者之间不应该用一方否定另一方，而是要寻求二者之间的最佳结合点。既不要为了减轻痛苦而过度伤害生命，也不要片面强调生命的保存而否定了减轻或终止痛苦的必要。当减轻痛苦的必要超出了生命存在的必要时，医生就有义务利用各种手段减轻或者终止病人的痛苦。第四，现代生命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使人的生命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传统道德在解决现代问题的时候必然会造成实践中的一系列困难，比如，对一切病人实行尽可能的医治是资源不允许的，现有的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不可能实现传统道德的要求。对有些疾病的医治超出了家庭的实际负担能力，恪守医生的传统职业道德，不仅是不可能的，还会对社会对他人造成严重的负担，甚至导致家破人亡的悲剧。要认识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正确认识安乐死的本质。安乐死的本质是生命的一种方式，安乐死的本质既不是杀人也不是自杀，而是帮助他人实现生命的意义，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医生在安乐死中所扮演的角色不是杀人而是助人，而医生的行为与传统的医生的职业道德也不违背。“新的可能性带来了真正的新问题：医生应该遵循只要他们能够就要保存人类生命的原则，还是他们应该在‘不自然’延长生命质量远远低于正常时不去使用他们新的力量？科学进展使许多处于临终状态的人延长生命成为可能。在这里，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医生只要他们能够就应该保存人类生命，还是当按照正常人的标准病人处于超常期的生命质量不值得活下去时，他们应该不做出特别的努力去‘反抗自然’呢？”[44]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对生命的能动性是人的本质的体现，人既然能够主动干预人的生命实现人的生存的延长，人就有权利主动干预实现生命的终止。医生在安乐死中扮演的角色是医生的职业范围所在，不应该受到道德的非难。 2.安乐死的消极后果是可以消除的安乐死作为死亡的一种方式，与其他结束生命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安乐死作为一种死亡方式与杀人与自杀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如果在对安乐死的界定和实施中缺乏限制，必然会给社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鉴于安乐死在历史上曾经造成的人道灾难（希特勒曾经用安乐死对犹太人和残疾人进行过屠杀）和严峻的现实，很多人对安乐死的后果提出了担忧：其一，一些不孝子女为脱摆赡养老人的义务而钻安乐死的空子，造成社会的悲剧。其二，当病人因为经济原因不愿继续接受救治，因而申请以安乐死结束生命时，这无疑是因为贫困而自杀，这必然形成社会的非人道。其三，安乐死合法化提案的发起人之一的北京儿童医院儿科专家胡亚美曾指出，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安乐死可以节约我国有限的医疗资源，把它用于更有治疗希望的病人身上。然而人们也担心，这样一来将造成在医疗资源的分配上弱势群体更弱，而强势群体更强的局面，造成新的社会不公。其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能会利用安乐死来达到自己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并以此逃脱法律责任。其五，安乐死容易让死亡成为一种义务，从而造成老年人的负担。比如，“一个中年人，上有要进养老院的父母，下有将上大学的儿子。他既要为老人进养老院花钱，有要为儿子上大学花钱。假如他的钱数有限（这种情况往往很少见），只能顾及一头，供儿子上大学就供不起父母上养老院，供父母上养老院，儿子又上不成大学。如果自杀还没有成为一种‘义务’，这个人并不会认为父母继续活着是不应该的事，因而很自然地出钱让父母进养老院，让儿子别寻他路，他自己别无怨言，他父母和孩子也觉得只能如此。但是，一旦自杀成了老人的‘义务’，希望别人自杀也成了社会可接受的合法念头。”[45]就第一种情形来讲，禁止安乐死并不能避免这样的悲剧。作为第二种情形，如果既没有对这部分人进行经济上的救助，又不允许其安乐死，显然会造成更不人道的后果。而第三、四种情形，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安乐死本身，而在于制度的不健全。这些消极性后果应该从制度上入手解决，并不能由此否定了安乐死。关键在于第五种情形。义务具有客观性，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有为他人和社会的福利而做出贡献的义务，必要的时候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与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权利并不矛盾。社会保障个人生存的义务，个人也有为国家奉献自己的能力甚至生命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是对立的存在，权利和义务的消长也是在不断的变动中的，对人的生存权的维护并没有否定个人有牺牲自己生命的义务。而有安乐死的义务也并不意味着人就一定要自杀，安乐死作为义务具有客观性，但不能把安乐死的义务性质与自杀的合理性混为一谈，更不应该认为安乐死是义务就意味着人一定就应该选择安乐死或放弃对疾病的治疗，安乐死的义务是对应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存在，而人最终“应然”的选择是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结果。安乐死所导致的消极后果实际上并不在于安乐死本身，安乐死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的不健全，安乐死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完全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完善来解决的，如果因为困难而否定了安乐死本身，势必会给社会和个人造成更大的痛苦，造成更大的不人道。3.被动安乐死并不侵犯人的权利从道德上来讲，“不得杀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道德法则，而被害人的承诺并不足以使实施者的杀死行为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在安乐死问题上，安乐死的特点就在于死亡的过程要由他人帮助实现或直接实施来实现。从主动安乐死来看，主动安乐死因为死亡是个人的意愿，作为参与其中的个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人实现自己的目的，只要证明了死亡是个人的权利，安乐死就不是对生命权的伤害，帮助安乐死的人也不是杀人。这在前面已经做出了证明。安乐死是否侵害他人生命权的争论主要集中到被动安乐死中，被动安乐死的特殊性在于被动安乐死的对象缺乏明确的意志表达，安乐死并非是对象本身意志的体现。被动安乐死是否就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他人有没有对被动安乐死的对象实施安乐死的权利，这一直是有关安乐死讨论中的一个难题。而要解决这个难题就要从安乐死的对象来分析。被动安乐死的对象主要是脑死亡者、脑瘫婴儿和植物人。就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讲。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有区别于正常人的以下特征：第一，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不具备形成人的意识的能力，不具备人的精神。第二，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没有也不可能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人的本质。从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来看，脑死亡者和脑瘫婴儿现在不是人，将来也不是人。他们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就不能在实际上形成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针对脑瘫婴儿实施的安乐死就不是对人的权利的侵犯。被动安乐死中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植物人。“医学上认为：脑外伤后连续昏迷不醒一周、半月左右者并不少见，苏醒的机会很大，惟昏迷持续逾一个月以上者始可称为一时性植物状态。逾三个月者为持续性植物状态（persisitent vegetable state PVS），至于永久性植物状态（permanent vegetable state）则在多年随诊PVS之后，经MRI提供客观依据证实之后始可确诊。PVS每见于脑缺氧，大脑皮质广泛损害等严重脑外伤和脑血管疾病之后，患者貌似清醒，故有睁眼昏迷或醒状昏迷（coma vigil）或去皮质状态（decorticated state）去皮质综合证（apallic sydrome）之称。因脑干（中脑、桥脑）上行性激活系统受损不重，故有不规则的醒觉、睡眠周期，患者对周围环境无任何意识反应，缺乏任何思维、情感、知觉、认知，无任何自发语言或自主四肢活动，对自身生存状态了无知觉，有如植物就地生根，故被称为植物状态，俗称‘植物人’。”[46]因此，植物人有以下特点：第一，植物人不同于死人，植物人在肉体上有生命特征。第二，植物人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和其他存在，植物人至少与人还有一定的情感联系。第三，植物人也不同于正常的人，植物人缺少成为正常人所必要的意识，缺乏实践能力，作为重症病人，其生命特征的维持需要社会或他人给予必要的照顾和一定的医疗资源维持生命。植物人不具备人的本质。人的本质中包括这样几个要素，能动性（能动的能力即健全的人脑）、社会性、精神性，显然，植物人虽然具备肉体上的生命特征，但单纯是肉体生命并不构成人的存在。植物人与一般处于昏睡状态的人不同，昏睡状态的人虽然暂时失去了能动性，但昏睡的人却没有失去能动能力，其能动性的恢复是必然的，而不是可能的。植物人不具备社会实践能力，同时也缺乏人基于社会实践和能动能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性，所以，植物人不是现实意义上的人。但植物人也不同于植物，更不同于死人。因为植物人有恢复能动能力的可能，因此，植物人是潜在的人。而这正是植物人能否实行安乐死讨论的关键。反对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的人认为，植物人有恢复的可能，所以不能对他们实行安乐死，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实际是杀死了潜在的人。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美国女植物人特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90年，年轻的特丽因心脏病发作而导致脑损伤，最终被医生确诊为“永久性植物人”，从患病以后15年来，特丽一依靠靠人工进食管维持生命。1998年，特丽的丈夫迈克尔因为不堪忍受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向佛罗里达州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对其实行安乐死。特丽的父母强烈反对，他们否认女儿已经死亡，因为她曾朝他们微笑流泪并做出过其他反应。在这个例子中，从反对和支持的双方的立场来看，反对的人认为植物人有复苏的可能，作为潜在的人应该享有人的权利。而作为特丽的丈夫之所以支持对特丽实行安乐死，主要是因为特丽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己的生活，造成沉重的负担。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权利和义务只有在社会中才具有现实性。植物人的权利也不是单独的存在，植物人的权利要放到社会中衡量。植物人的生存是社会性的，它关系到与植物人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利。植物人的存在并不是无偿的，如果植物人的存在不需要任何的物质条件，他们当然最好可以无限度的存在下去。但现实是植物人存在需要一系列人力物力的投入，植物人的存在有两个基本的问题：第一，植物人的复苏的需要一系列的投入，而这一系列的投入只能换取将来的某种几率很小的可能，这就像进行一项投资，虽然，人的生命不能简单用投入产出来衡量，但维持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投入的巨大也不能不使当事人做出权衡。第二，植物人存在所需要的物质是否超过了当事人的负担。如果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当事人是否有权利放弃对植物人的治疗。一个人不能对他人尽无限度的义务，权利和义务总是在相互的作用中维持一种平衡，如果这种平衡被打破，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公正。如果坚持植物人生存权绝对，这必然超出很多家庭能够负担的能力，也必然会因为植物人的生存而使他人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造成权利义务的失衡。植物人的权利与其他当事人的权利是对立的，在对立的权利中人们要寻求的不是对哪一方实行保护，而是要维持权利的平衡。在对待植物人的问题上，人们往往注意到了植物人的权利，而忽视了病人家属的权利。事实恰恰应该相反，在处理植物人的问题上，植物人作为被动的一方，权利和义务的划分要以其他当事人来决定，而不应该仅仅参照植物人的权利。应该承认，其他当事人有照顾植物人的义务，虽然在义务的具体履行过程中，很难划定一个准确的度。一个衡量尽了多少义务就可以的准确的数量度。但当事人所能够承担义务的能力是有限的，植物人的存在之所以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是因为对植物人的照顾超出了当事人的负担能力，所以，对植物人的照顾要以当事人所能够承受为标准，这不管是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角度还是现实的可操作性上，都是现实可行的。“如果哪个个人已经停止存在，我们就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帮助他的心脏继续跳动下去，或者说没有什么道德理由忍住不去防止这么做。这个主张把个人与人类的一员区分开来。如果我们知道人类的一员处于不可治愈昏迷中，就是说这个人类的一员肯定永远不能重获意识，那么我们将认定哪个个人已经停止了存在。既然有一个属于人类的活体，那人类的一员则仍然存在。但是，在生命的这个归宿之处，我们应当主张只有杀死个人才是错误的。”植物人的生存是关系到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平衡的问题，植物人是否应该安乐死不是由单方面的权利义务决定的，而是要寻求所有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对植物人是否应该实行安乐死，也不能简单的肯定和否定。他人对植物人的生存负有一定的责任，超出了这个责任的限度之外，对植物人实行安乐死并不是对植物人权利的侵犯。总结以上所述，对脑死亡病人和脑瘫婴儿实行安乐死并不损害病人的权利，而针对植物人的安乐死，只要处理得当，也不是对他们权利的损害。

安乐死的合法化问题论文

安乐死合法，有人说不合法，那是最虚伪的言词，

个人的生命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剥夺一个人生存的权利，任何安乐死的方式和行为都造成人的生命的结束，是对生命权的不尊重。生命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应该得到绝对的保障。可以避免因为支付昂贵的治疗费用而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并且如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治疗一名濒临死亡的绝症患者，对其进行毫无效果的抢救，这实际上将会大大地浪费社会卫生资源。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是属于个人完全所有的，他有权按自己的绝对意愿对自己的生命进行自由处置，这包括生的权利，也应当包括决定死亡的权利。生存权利要被尊重，死亡的权利也不能被剥夺。我国几乎没有对安乐死进行立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中国现行法律对于安乐死虽然没有做出认可，但也没有明文规定安乐死行为是犯罪，因此，把实施安乐死当作一种犯罪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从实施安乐死的具体操作来看，安乐死实施不具有可行性，安乐死其自身具有非常大的不合理性。而且，于社会而言，安乐死不是帮助病患解除痛苦的唯一途径，相比于安乐死，临终关怀或许才是给生命以尊严更好的途径。

1，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将会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首先，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如果允许帮助其选择死亡，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或减少社会成员对病人生存愿望的支持。人们对于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病人的第一感触将不再是：“你要坚强，勇敢地活下去！”而会渐渐变成：“你都病成这样了，还是安乐死了算了。” 安乐死的合法化会使已经病弱不堪的弱势群体处于一种“应该提出实施安乐死申请的”暗示之中。

2，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不高，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惠及民生大众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尚未建立，缺乏完善的医疗救护和基本的法治保障。安乐死的定义中的无法救治的标准也因这一状况而无法准确判定，公民自愿摒弃生命权利的行为大多数情况下掺杂着许多无奈的其他原因，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自主。除此之外，民众中大多数对于安乐死认知模糊。

3，“安乐死”剥夺了患者的生命，是对神圣法律的蔑视与践踏，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在道德上“安乐死”是对社会公德与文明的玷污与败坏，特别是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它违背了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其量不过是虚伪的人道主义。

一个敏感而有尊严的人，会解读周围的信息。如果他感到自己已经被放弃了，肉体痛苦再加上精神痛苦，将是完全无法忍受的。如果这时候他提出安乐死，那意味着，他要求的不是安乐，而是他不希望再跟这个世界有任何联系了。这样的安乐死，是社会悲剧。

但是，“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实施安乐死有三个条件：

1，医生必须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

2，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

3，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

安乐死医学伦理论文

解说264的你们之中最冷不清楚，无法回答对不起。

简述安乐死的伦理之争。我认为有些人，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与其不痛苦的活着，不如安乐的死去。

安乐死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尊重人的自主权利，尊重生命的价值和尊严，符合人道主义原则；安乐死有利于节约医药资源，有利于家属和社会；安乐死有利于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

按照《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因此，不管“安乐死”是自愿与否，只要是未经法律允许而人为地加以结束，都是对生存权的剥夺，是严重地违宪行为或者违法行为。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莫纪宏教授牟上述观点反驳道：“安乐死”一般都是本人自愿的，是公民个人的真实意愿，这不能算是违反《宪法》。中国“安乐死”第一案被告蒲连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人生三步曲是：优生、优育、优死。‘安乐死’于患者、于家、于国都有利，是社会进步、精神文明的表现。” 当年中央广播电台展开安乐死问题讨论的时候，邓颖超同志亦以一名听众的身份写信给电台表示同意，并说：“我在几年前已经立下遗嘱，当我的生命结束，用不着用人工和药物延长生命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抢救的方法。”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生命的意义何在？一直在拷问着现代人类文明的心灵。安乐死的本质不是授人以死，而是授死者以安乐。不是解决生还是死的问题，而是要保证死的质量。不是从生向死的转化，而是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在患者自愿前提下通过科学的方法对人的死亡过程进行优化调节，使人在死亡过程中避免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优化死亡状态，使死亡安乐化。现代文明社会应尊重患者的生命权与个人选择自由，对患者以临终关怀。

安乐死论文格式

实施安乐死的行为在满足法定的实体条件的前提下，还必须严格按照程序规则来操作。在程序设计上，有四个关键的内容需要规范：一是病人的申请；二是医师的诊断；三是病人与医师协议的达成；四是医师实施安乐死的行为。而贯穿始终的是法院的主持和监督以及公证机关的公证。法院和公证机关的“第三者”的中立姿态在此程序中必须得到充分的展现。（1）病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申请一律采用书面形式：当病人表达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愿以后，病人的亲属（无亲属时可由病人的朋友）告知医院所在地市的法院（即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及时派工作人员到病房或专门场所主持申请的书写活动。法院必须指定公证机关到场公证。书写申请之前，法院须指定医师判断病人是否处于神志清醒的状态，神志不清醒的不得进行申请的书写活动。申请书为法定标准格式，病人需要书写的主要内容是表达自己难忍病痛、自愿选择死亡的意愿。病人有书写能力的，必须亲自书写；病人无书写能力的，可自己口述申请内容，请亲属或朋友代书。代书时，公证机关必须认真公证，并制作视听资料；法院工作人员必须认真监督，以确保代书的内容与口述的内容相同。申请书写完毕以后，由公证人员当场制作公证书，证明申请的程序和内容合法有效，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最后，申请书、公证书、监督书以及视听资料全部装入“安乐死案卷”（以下简称“案卷”），由法院保管。（2）医师对病人情况作出书面诊断结论法院立即指定病人所在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一名）以及其他医院的权威医师（至少两名）对病人的病情分别独立的进行诊断，在7天之内作出书面结论。书面结论要有医师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书面结论的内容主要是明确判断：病人是否确实患有当前医疗技术无法治愈的不治之症该不治之症是否确实给病人带来了极端痛苦病人是否已经处于临近死期的状态是否确实是除了安乐死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可使病人在一个较长的连续的时间内摆脱病痛。书面结论须详细论证得出结论的医学根据。法院将几份书面结论进行比较，结论一致的，即当几份书面结论全部为肯定的时候，才能视为初步具有符合安乐死的法定条件。若有任意一份书面结论中的任一条结论为否定时，则法院裁定该病人不得申请安乐死。但病人可以要求复诊，复诊仍须按上述程序进行。复诊三次，还是不能达成一致结论的，法院裁定不得申请安乐死，亦不得再次要求复诊。在诊断结论作出以前的“等待期”中，病人可随时撤回申请（授权即无效）；也可单独撤回授权而另行授权。撤回须制作撤回书。撤回权正式行使之前，必须告知法院。法院工作人员和公证人员到场，由法院主持撤回意愿的表达活动，病人在撤回书中表达撤回的意愿。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撤回的程序合法有效。最后，诊断的书面结论、裁定书、撤回书、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3）达成安乐死实施协议对于初步达成安乐死实施条件的情况，法院必须及时组织进行达成实施安乐死协议的活动。病人、病人将要授权的医师、病人的亲属和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全部到场。“实施安乐死协议”为标准格式，病人在协议书中书面表达其授权意愿（关于授权的书面表达的问题，按申请的书面表达的规定办理）。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授权行为合法有效。然后，协议书交给病人授权的医师，医师必须在7天内决定是否接受授权，无论接受与否都得在协议书中表达自己的决定。若决定不接受授权，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通知病人，病人可以另外选择医师授权。决定接受授权的，应当及时通知法院，法院应当及时主持最后的达成协议的活动。病人、医师双方在协议书上作最后签字。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对授权的接受。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最后签字以后，由公证机关制作公证书，以证明协议的内容和达成协议的程序合法有效。法院监督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协议书、公证书、监督书、撤回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4）进入“第二等待期”病人撤回申请的，可以在自撤回申请之日起的7天之后再次申请，7天之内不得再次申请。撤回书、公证书、再次申请的申请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医师没有撤回的，应当及时设计实施安乐死的方案，并制作计划书。计划书要确定具体的实施时间。计划书得有医师的签字和其所在医院加盖公章。制作计划书时，可以征求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意见。计划书必须得到病人及其亲属或朋友的认可。认可活动由法院主持。认可的，在计划书上签字；有异议的，可当场与医师达成一致意见后签字；当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医师必须在3天之内修改，若修改两次以后仍然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法院裁定不得实施安乐死。认可活动也得由公证机关公证并制作公证书。计划书（附本）、公证书装入案卷，由法院保管。（5）最后实施在正式实施之前，病人仍然可以随时撤回申请或授权（协议即无效），撤回活动按前述程序进行，但医师非有正当理由不得随意违反协议。实施的全过程中，病人的亲属或朋友、法院工作人员、公证人员必须在场，任何一方中途不得随意离开。法院有义务确保整个实施过程的正常秩序。病人死亡后，医生当即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为标准格式）中填写有关内容。公证机关对此情况予以公证，并制作公证书。法院工作人员在监督书上签字。实施情况纪要、公证书、监督书装入案卷。最后，上述三方代表共同在“安乐死案卷”封面签字，至此，该安乐死案件进行完毕。法院将整个案卷密封、存档。若出现异常情况，医师必须作出紧急处理，公证机关、法院必须将此情况记录在“安乐死实施情况纪要”中。异常情况的出现若是由医师的故意造成的，必须依法追究医师的法律责任。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则必然也有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人有了远虑，又何尝不是必有近忧呢？古人倡导的“生于忧患”以被几百年后的现代人发挥的淋漓尽致，可一味“忧患”的结果却是我们的一事无成.是啊，要想安乐死就不能再忧患生了！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大黄蜂很可能是飞不起来的，可它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也不忧虑，所以它飞起来了.这就是无知者无畏.而成天闷闷不乐的忧患者，渐渐的被生活所消磨，对未来失去了信心.试问“安心”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做到“安乐”？放不下心灵包袱的人被羁绊住的也许不仅仅是双脚，还有未来吧！有这样的一个人，当他走在一大片冰冻的河面上时，他听见了“咔咔”的响声.他吓坏了，他以为冰面要裂开了所以趴在冰面上不敢动弹.当一辆满载货物的马车驶过他身边时，他的眼神变的很迷茫.是啊，这就是“过度忧患综合症”的表现.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现在的社会，被自己吓倒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被困难打倒的人，是啊，“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这就是真正的原因吧.而罪魁祸首正是那个叫做“生于忧患”的理念.放下你那装满“忧虑”的包袱吧，只有轻装上阵才能获得成功.生活是过出来的，而不是想出来的.相信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没有想出来的辉煌.就像文才是写出来的，口才是练出来的，而不是忧虑出来的，想出来的一样.即使是失败的经验也一定比事先无尽的忧虑要来得实在，只要你有输的起的精神就一定会赢来新的机遇，就会成功.而忧虑只能让你踌躇不前，在梦想门前却要徘徊的人，注定要和梦想相隔，在河的这一边把自己站成岸.但即使你面对的阻碍无法超越，即使你没有好的应对方法，但只要你有敢于面对强敌的勇气，你就会发现奇迹是可以创造的.“车到山前必有路”不一定只是那些事到临头却一无准备之人的开脱之词，“机关算尽”也不一定是好事，有时候我们反而要适当的“头脑简单”到那时你会发现春履与秋痕一样是美好的景色，固然要死的安乐，但人活着不是为了死.是不是安乐的度过医生才更有意义呢！

如果很痛苦可以先用一些止痛的药，如多瑞吉，透皮贴。属于重度癌症疼痛。贴在皮肤上通过皮肤进行全身止痛或打杜冷丁。也可用罂粟壳煮水喝，一次喝大约3到4小梢。你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止痛效果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