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茹公主墓研究论文
罗新，男，1963年生，现任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981年－198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199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民族形势与社会整合》。 1979-1981年，在湖北襄阳地区中学（今襄樊市四中）读高中；1981-1985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读本科，获学士学位；1985-1986年，在武汉工学院（今武汉科技大学）任教；1986-1989年，在湖北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1989-1992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92-1995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1995年-- 在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工作 1 《青徐豪族与宋齐政治》，《原学》，第一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2月。2 《北大馆藏<给事君夫人韩氏墓志>辨伪》，《文献》，1996年第1期，1996年1月。3 《从依傍汉室到自立门户---刘氏汉赵历史的两个阶段》，《原学》，第五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7月。4 《从萧曹为相看所谓汉承秦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1996年10月。5 《五燕政权下的华北士族》，《国学研究》, 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6 《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韩国学论文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9月。7 《枋头、滠头两集团的凝成与前秦、后秦的建立》，《原学》，第六辑，1998年5月。8 《墨山国之路》，《国学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9 《陈敏“七弟顽冗”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1998年5月。10 《关注高耸天外的昆仑山——评新译〈西域考古图记〉》（书评），《光明日报》，1999年5月21日。11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文物》，1999年第5期。（与王素、宋少华合写）12 《走马楼吴简整理工作的新进展》，《北大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13 《吐谷浑与昆仑玉》，《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2001年2月。14 《吴简中的“督军粮都尉”简》，《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15 《元散曲所见祆教资料》，《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16 《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大出版社，2001年。17 《走马楼吴简中建安纪年简问题》，《文物》2002年第10期。18 《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19 《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20 《仇池行》，《文史知识》，2002年第11期。21 《北朝墓志丛札（一）》，《北大史学》第9辑，北大出版社，2003年。22 《说〈文馆词林〉魏收〈征南将军和安碑铭〉》，《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23 《话说飞狐道》，《文史知识》，2004年第4期。24 《监池司马简及相关问题》，《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5 《吴简所见之督邮制度》；《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7月。26 《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7月。27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28 《北魏直勤考》，《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29 《从可汗号到皇帝尊号》，《唐研究》第十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30 《走访突厥三大碑》，《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31 《陈留公主》，《读书》2005年第2期。32 《可汗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33 《回鹘牙帐城掠影》，《文史知识》2005年第5期。34 《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国民族报》2005年7月29日第7版。35 《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北大史学》第11辑，2005年8月。36 《契丹古城青草长》，《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37 《跋北魏郑平城妻李晖仪墓志》，《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6期。38 《北魏孝文帝吊比干碑的立碑时间》，《文史》2005年第4期。39 《吴简中的“作部工师”问题》，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40 《北齐韩长鸾之家世》，《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41 《匈奴单于号研究》，《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42 《闲说吕无党》，《书城》2006年第1期。43 《北魏太武帝的鲜卑本名》，《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44 《再说暾欲谷其人》，《文史》2006年第3期。45 《也说吴平斛》，《吴简研究》第二辑，崇文书局，2006年9月。46 《另一个敕勒川》，《历史学家茶座》第5辑（2006）。47 《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研究》2006年第6期。48 《匈奴：故事还是历史》，《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6年第12期。49 《虞弘墓志所见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学》第12辑（2007年1月），50-73页。50 《柔然官制续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73-97页。51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魏元则、元宥墓志疏解》，《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22-28页。52 《雪中的游思》，《历史学家茶座》第7辑（2007年第1期），88-94页。53 《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黄留珠、魏全瑞（主编）《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五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6月，181-184页。54 《近年における北京吴简研讨班の主要成果につぃて》，日本长沙呉简研究会（编）《长沙呉简研究报告》第3集，东京：2007年，103-108页。55 《试论曹操的爵制改革》，《文史》2007年第3期，51-61页。56 《跋前秦梁阿广墓志》，《出土文献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57 《杀人石猜想》，《中华文化画报》2008年第1期，第120-127页。58 《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59 《横笛莫吹行路难》，《中华读书报》2008年3月12日。60 《斯德本与中国艺术史》，《书城》2008年第4期。61 《论阙特勤之“阙”》，《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第192-202页。62 《横绝大漠心飞扬》，《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第138-144页。63 《高昌文书中的柔然政治名号》，《吐鲁番学研究》，2008年第1期。64 《松下宪一《北魏胡族体制论》评介》，《北大史学》，第13辑。65 《跋北魏辛凤麟妻胡显明、辛祥及妻李庆容墓志》，《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10月。66 《“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1期，第121-131页。67 《从民族的起源研究转向族群的认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2008-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53-264页。68 《高句丽兄系官职的内亚渊源》，《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的性质》，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9年。69 《王化与山险》，《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70 《吉木萨尔二工河古突厥文刻铭的调查与思考》，《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5月。71 《为你跋山涉海》，《书城》2009年第10期。72 《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2009年第4期。73 《北魏申洪之墓志补释》，中国文物研究所主编《出土文献研究》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74 《北魏道武帝的鲜卑语本名》，《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9月，31-42页。75 《2010年9月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传承》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2010年12月，第56-67页。76 《华夏文明西部边界的波动》，《大观》2011年第1卷（总第5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3月，第40-47页。77. 《茹茹公主》，《文景》2011年4月号（总第74期），第40-51页。78. An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Inner Asian Political Titulary, in: Mehmet ?lmez ed., ?tüken’den ?stanbul’a Türk?enin 1290 Y?l? (720-2010) Sempozyumu Bildiriler, ?stanbul: ?stanbul Büyük?ehir Belediyesi Kültür ve Sosyal ??ler Daire Ba?kanl???, 2011, pp. .《北魏皇室制名汉化考》（日文），《魏晋南北朝における贵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东京：汲古书院，2011年9月，第247-258页。80.《说北魏孝文帝之赐名》，《文史》2011年第3期，第49-61页。81.《北魏太武帝东巡碑的新发现》（与李泉汇合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9期，第99-109页。82.《一曲风高奏古宫——读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中华读书报》2011年6月22日第9版。83.《蒙古国出土的唐代仆固乙突墓志》，载台湾政治大学编《中原与域外》，2011年。 《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3月。（与叶炜合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杀人石猜想》，中华书局，2010年5月。《历史的高原游牧》，中华书局，2011年1月。 《吴简研究》第三辑（罗新、宋少华主编），中华书局，2011年6月。《Chinese Scholars on Inner Asia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11月。（与王素合作）《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叁】，文物出版社，2007年10月。（与王素合作） 铃木宏节《暾欲谷碑文研究史概论》，《中国史研究动态》2006年第1期。主持选、译《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中华书局，2006年10月。 我年轻时，某个赶写博士论文的冬夜，在里听了朱哲琴的《黄孩子》，那种空旷萧索的孤独感和无望感，恰好匹配了我写不下去却不得不写的绝境。“在白人的大街上，有许多蓝色目光。……在黄人的家庭里，有许多黑色目光。”歌词把白人蓝眼与黄人黑眼相比对，倾诉东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落。歌里唱道，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个黄孩子。”和唱歌时的朱哲琴一样，我听歌的时候，已经知道了自己是“黄种人”。那首唱遍中国的《龙的传人》里就有一句“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我们被教育去认知并认同自己的黄种人属性，被教育承认自己的皮肤是黄色的，尽管肉眼看我们的皮肤一点也不黄，除非是生了某种特殊的病。这许多年间，如同周伯通努力忘记《九阴真经》那样，我们逐渐把一团又一团的教育浆糊从脑子里清除出去。种族思维逻辑下的众多概念已经不再流行了，我们知道了人种分类是伪科学，也明白了人类体质特征的差异其实是几万年来生存于地球不同环境所发生的适应性变化而已。在西方学术著作与公众媒体上已很难找到“蒙古人种”、“黄色人种”这样对东亚的标签了。不幸的是，这些标签及其代表的种族思维在两百多年来种族思维的受害地区如中国，却还远远没有成为陈迹。即使在中国近年所出的考古报告中，我们依然很容易读到骨骼分析的专章，其中常常有人种方面的数据与推测，特别是边疆古代人骨的种族分析，诸如有多少属于欧罗巴人种，有多少属于蒙古人种，等等。等而下之的，还有对古代族群骨骼的细致分类，全然不顾古代族群的根本属性其实是政治单元而不是血缘集合。毫无疑问，对于种族思维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我们常识教育中的空白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现在恰好有了一部反思种族思维的上佳教材，这就是奇迈可（Michael Keevak）的新著《成为黄种人：种族思维简史》（Becoming Yellow: A Short History of Racial Thinking）。此书着力于再现西方社会对东亚人群进行描述和理解的观念史变迁，考察了“黄种人”观念的起源，人种分类理论中“黄色蒙古人种”在西方科学界的定型，以及这一学说如何传播至东方并为东方社会广泛接受的知识过程，是一部有关种族思维有趣却沉重的社会文化史。不难理解的是，“黄色人种”的本意是指皮肤为黄色的人种。可是，奇迈可此书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却是，把东亚人的肤色归类为黄色，并非经验观察的结果，而完全是一种近代科学的新发明。十八世纪中期之前的各类西人旅行报告中，对东亚人（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肤色的描述多是白皙、略暗的白色、橄榄色等，绝少认为东亚人在肤色上与欧洲人迥然有别。包括旅行家、商人和传教士在内的观察者注意到，东亚不同地区的人群体质特征有相当程度的差异，比如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比起来肤色要暗一些，但这种差别与欧洲各国间的差异一样，只是深浅之别。这才是经验观察的记录。那时常常被西方观察者归类为“黄皮肤”的，恰恰是在十九世纪被纳入“白人”范围的印度人。色彩不单单是对物理现象的客观描述，还带着各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价值与情感。笼统地说（当然只是就奇迈可所要论述的方向而言），西方传统中白色代表着神圣、纯洁、智慧和高贵，黑色象征着邪恶、污贱、死亡和野蛮，黄色则意味着不洁、低俗、病态与恐怖。当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被认为与西方一样是文明社会的时候，西方旅行者看东方人的肤色是白的，一点也不黄。但随着西欧工业革命的发展，古老的东方社会越来越显得落后、停滞与衰退，东方人的肤色也就慢慢失去了被描述为白色的资格。奇迈可调查了这种转变，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观察者称东亚人的肤色近似白色但并不是白色，到底是什么颜色呢？棕色、橄榄色、灰白色、铅色，等等，总之再也不是白色了。不过，几乎还没有人以单纯的黄来描述东亚人的肤色，因为黄色的确并不是一个可以在东亚用肉眼凭经验观察到的肤色。白色被欧洲人垄断之后，如何描述东亚人，似乎在相当长时间和相当广的范围内，难以达成一致。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等欧洲中心主义继续成长，超越经验观察，由近代动植物分类学、人类学和进化论主导，才最终实现了东亚人肤色由白向黄的历史性跳跃。十八世纪中期开始的人种分类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中的种族思维取代了古典的经验描述，自然体系中的人类在科学上得以分门别类。人种分类学史上第一个重要的学者是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他在1735年出版的《自然体系》中把人类分为四种，其中欧罗巴白种人、美洲印第安红种人和非洲黑种人都是那时已广为西方社会所熟悉的说法，只有亚洲人的肤色他用了一个并不明确的拉丁词fuscus，通常可以理解为深色或棕色。在1740年的德文译本中，这个词被译为德语的gelblich“微黄”。奇迈可认为，这是亚洲人种的肤色从各种可选择的颜色最终走向“黄色”的重要一步。而更重要的一步是由林奈本人迈出的。他在1758-1759年出版该书第十版时，把亚洲人的颜色由fuscus改为luridus，而这个词可以译为黄、淡黄、蜡黄、苍白、死一般的颜色，等等。奇迈可强调，林奈并非简单地要在白与黑两极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过渡色，他其实是在找一个暗示病态和不健康的词来指称亚洲人，因为林奈说过，植物呈现luridus颜色就意味着悲伤和可疑。十八世纪后期，所谓的科学种族论（Scientific Racism）里程碑性的发展来自于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Johann F. Blumenbach, 1752-1840）。这位号称体质人类学之父的德国科学家不满意林奈等人以大洲为单位和以肤色为标准区分人种的做法，转而采用体质特征特别是头骨形态分析的方法把人类分为五个种群，分别命名为高加索人种、埃塞俄比亚人种、美洲人种、马来人种和蒙古人种。他发明的人种名称中，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这两个词都具有不可思议的、巨大的生命力，即使在种族思维正在被抛弃的今天，它们仍顽强地频频出现在各种科学与通俗文字里。尽管布鲁门巴哈认为肤色的分类不精确易混淆，而且他自己只专注于头骨分析，但他还是把流行的肤色分类与他的头骨分类相结合，从而出现了白色高加索人种、黑色埃塞俄比亚人种、红色美洲人种、黑褐色马来人种和黄色蒙古人种的五大人种分类法。在奇迈可看来，正是由于蒙古名称为学界所广泛接受，与该人种相联系的黄色也就稳定下来，一枝独秀，成为所有各备选颜色中最终的胜出者。从此，东亚人种就具有了蒙古体质与黄色皮肤的双重标签。1795年是科学种族论的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布鲁门巴哈创造了“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等全新概念。之后的数十年间，尽管仍有人对如何更好地描述东方人的肤色存有争议，东亚人的“蒙古人种”属性则已普遍视为定论。布鲁门巴哈为什么采用蒙古来命名东亚人种呢？奇迈可分析，这并不是一个随意的、方便的选择，也不是因为蒙古人头骨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据说这是以高加索命名白种人的理由），而是因为蒙古人是历史上最令西方惊恐的东方人，这个名称足以唤起西方对于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的历史记忆。布鲁门巴哈反复提示蒙古与鞑靼的区别，他把鞑靼之名给予突厥人，认为包括鞑靼在内的中亚以及中东、南亚和北非人，和欧洲人一样都属于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则专指东亚人。布鲁门巴哈创立的体质人类学立即把人种研究当作该学科的全部内容，迅速把科学种族论推向极致。处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红种人、黑褐色人种和黄色人种，如同处在黑夜与白天之间、文明与野蛮之间、完美与恶贱之间的过渡。人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不仅仅是生理性差异，还反映了道德与智力的差异。解剖学所证实的高加索人种较大的脑容量决定了白种人的智力优越于其他人种，而且浅肤色和高眉骨也与他们最高的道德水平有因果关系；蒙古人种特有的浅黄肤色和内眦赘皮，与他们生性中的狡黠阴暗、僵化死板有直接的相关性；而埃塞俄比亚人种的深肤色、低眉骨与厚嘴唇，则表明他们仍然接近于猿类。既然人的道德与智力差异取决于生理差异，那么，不仅人种之间，而且各人种的亚种之间的差异，也会指向血统的优劣之别，比如日耳曼人就比其他白人要优越得多，而对白人纯洁性和高贵性威胁最大的是白人中的犹太人和吉卜赛人。这就进一步推动科学种族论走上更荒谬、也更邪恶的不归路。奇迈可的注意力集中在肤色上，特别是所谓蒙古人种的肤色上。他用了很大篇幅描述体质人类学家以科学研究的严谨和细致，百折不挠地投身于测定肤色的科学事业，他们设计各种方法，发明各种仪器，积累和分析有色人种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肤色属性的详实数据。他们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初，早已深信蒙古人种的黄皮肤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肉眼难以看到，那是因为黄色隐藏在表象之下，只有科学测量、科学实验和科学计算才能还原黄色的真相。依据进化论理论，在人类进化的两极之间，即完美阶段高加索人与原始阶段非洲黑人之间，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代表了进化过程的一个中间阶段，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东亚虽然有过较高级的古代文明，到一定时候却停滞僵化，以致远远落后于西方。有些东亚人看上去不仅不黄，而且似乎比许多欧洲人更为白皙，那也一定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有过欧洲血统的混入。奇迈可专辟一章讲种族思维在医学中的发展，围绕三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来说明十九世纪科学种族论的深刻影响。第一个是“蒙古眼褶”。按照人种分类的生理学描述，蒙古人种眼睛细长且小，有明显内眦赘皮（又称蒙古褶），眼角上眼皮覆盖下眼皮。医生发现部分欧洲人儿童期也会出现眼内眦赘皮，在进化论的视野下，这种现象恰恰成为白种人进化程度高于黄种人的证据。第二个以蒙古命名的病症是“蒙古斑”，这种骶部色素斑本是一种良性的先天胎记，普遍出现在世界各人群中，但因非洲人皮肤色素较深、欧洲人皮肤色素较浅，均不易察觉，故于东亚人群中最为常见，最初被认为仅见于东亚，因而被西方医学界命名为“蒙古斑”。一种科学解释把这种胎记看成人类进化中脱落了的尾巴的遗痕，而这种遗痕不见于白人，同样说明白人的进化程度是最高的。对于部分欧洲婴儿中也存在的这类胎记，有些学者解释与中世纪蒙古人的入侵有关，这种解释又被用来佐证人类混种的危害。第三个就是十九世纪后期英国医生John L. Down发现并命名的“蒙古人病”。这种现已改以发现者姓氏命名的“唐氏综合征”，是染色体变异造成的遗传性智障疾病，最初只在欧洲人中发现，因为患者面容都很相像，脸部较宽，眼睛小而上挑，与人们理解中的蒙古人种的面部特征颇为相似，发现者遂称之为“蒙古人病”或“蒙古傻子”。白人患了智障疾病怎么会呈现蒙古人的面容特征呢？符合进化论的解释是，智障疾病就是人类进化的反向衰退，高加索人种衰退的结果，就是回到较低级的蒙古人种阶段，所以会有蒙古人的面容。按照这个荒诞的病理理论，如果蒙古人种也发生智障衰退，患者就应该呈现黑人的面部特征。后来在白人以外、包括东亚在内的世界各人群中都发现了这类病患，旧的病理解释也早已抛弃，这个有着强烈病态特征的“蒙古病”名称却被医学界沿用到差不多二十年前。正如有些医学机构所批评的，至迟从科学种族论兴起以来，以种族为根据的病理分析已经成为某种本能反应，把种族、族群这类假定以血缘依据划分边界的社会单元，与某些病患的发生机理和流行范围联系起来。这种做法直到目前还颇有市场，尽管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医学杂志已开始要求作者不再以种族作为解释变量。我们举一个在中国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关于脚的小拇指趾甲分叉的种族或族群解释。脚小拇指趾甲分叉，在中国有许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从种族或族群角度切入。比如，有人说这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也有人解释这是汉族的特征，还有人认为这是满族的特征。最浪漫的解释把这种疾病现象与明代洪洞县的移民传说联系在一起，说具此特征者都是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的后裔。这种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指甲疾病（Onychoschizia），可能仅仅与营养缺陷或身体脱水有关，从种族角度寻求病理解释只能是缘木求鱼。每个文化体、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种族思维传统，但只有西方的科学种族论带有科学的光环，并作为近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部分进入非西方世界。奇迈可考察了黄色蒙古人种观念在中国和日本被接受的过程，发现中国人接受此一观念更加主动，因为黄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负面意义（表色情涵义的“黄色”一词是后来从西方yellow journalism转化而来的），诸如黄帝、黄河等专名的传统以及黄色的尊贵地位等因素，使中国人接受黄色人种归类并无困难，需要剔除的仅仅是西方人附加于白色与黄色的种种价值褒贬。而日本传统中黄色并无这种积极用例，因此接受过程较为曲折。奇迈可还发现，中国人最早接受这一观念并积极推广鼓吹的，是那些有机会接受西方教育或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而对于日本的崛起，中国反西方的社会行动如义和团，西方的反应之一就是“黄祸论（yellow peril）”的出现。黄祸论虽然是针对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但历史依据却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西征，全然不顾历史上中国是蒙古征服的受害者，而日本也差一点就遭受蒙古征服。蒙古人种与黄色人种这两个标签结合起来，才可能推动“黄祸论”的流行。从1972年Richard Lewontin发表那篇人类基因多样性在人群中分布比例的文章以来，以“种族（race）”这一类的标签把人类划分为不同集团与亚集团的传统分类法，开始越来越失去其生物学的依据。研究者相信，人类基因多样性主要存在于个体之间，比较而言，地域与族群间的差异反倒无关紧要，而且在种族与种族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根本不可能描画出有科学依据的分界线。最近有关基因与种族、基因与族群关系的研究显示，现代人类基因多样性的现状，是人类在约十万年前走出非洲很久以后，晚至五六万年前才加快速度形成的，是人类基因在个体之间、集团之间历经长久的反复交换的结果，这个过程就是“网状演化”（reticulate evolution），而所谓种族，则是更晚的“社会-文化建构”（socio-cultural construct）。这种“社会-文化建构”的本质，则是政治性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认识在中国社会还远远不是常识，即使在知识分子中，即使在研究历史、民族和族群问题的学者中。事实上，我们经常听到的是《龙的传人》那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种族认同。正如歌里反复唱着“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明明身在东亚的写歌人和唱歌人，却用“遥远”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脚下的土地，说明他们不仅接受了西方的种族观念，也主动以西方为中心点来测量和描述东亚。只是，蒙古人种、黄色人种、黄皮肤这样的观念与词语，在今天的西方主流媒体上，在西方科学论著中，却基本销声匿迹了。这不仅是出于所谓“政治正确”，其实主要是出于“知识正确”，因为现代科学早已脱胎换骨，抛弃种族思维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奇迈可这本《变成黄种人》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很高的科普价值。只有深入了解种族思维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才能知道种族观念、人种分类知识是多么的荒谬和危险。
复制古代壁画的常用手段就是临摹这种临摹方法和传统的对原壁临摹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而且有一定难度。首先，要克服图片资料匮乏的困难。为了避免被动的摹写，我们搜集与壁画内容相关的文字资料，尽可能多的获得关于壁画的信息，尤其涉及壁画的绘画风格以及人物的服饰样式、颜色等一些细节都记录下来，力求在理解的基础上开展复制工作。然后，深入分析壁画绘制的方法、步骤。比如，从中央美院的茹茹公主墓壁画摹本中可以看出，壁画是在未干透的白灰壁上用小棍等硬物划线来起稿的，之后用墨线勾勒轮廓，再用朱砂、朱磦、石青、石绿、白、黑、黄等色填彩，主要采用淡彩平涂但不填满的施色方法，很多颜色靠近线的地方都露出墙色底子，局部有晕染。现和大家分享一下具体的临摹步骤。第一步拓稿。把摹本平铺于干净的地面上或放在较大的桌子上，用透明的塑料薄膜罩在上面，用较细的记号笔小心翼翼的印描。线条用黑色实线双钩，颜色线可用虚线或红色记号笔标出。第二步拷贝。拷贝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摹本为依据，直接拷贝摹本的拓稿就可以了。尺幅小的可以使用拷贝台，尺幅较大的，像高润墓墓室壁画有6米多长，使用拷贝台很不方便，可以在拓稿下面衬上白纸，上面固定好高丽纸，线条便能很清晰地显现出来，用HB的铅笔一丝不苟、分毫不差的把线条拷贝下来。在拓稿和拷贝过程中，由于塑料薄膜很光滑，用力稍稍不均便会错位，因此固定好上下两层的位置至关重要。另一种是以照片为依据，做拷贝工作得借助于投影仪。我们在复制高润墓壁画时只有一张7寸照片，利用投影放大的方法，把影像调整到考古报告中记录的尺寸，然后把图像投在纸上，再用铅笔轻轻描出线条轮廓。高孝绪墓、元祜墓壁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方便快捷。第三步勾线。勾线是临摹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为了使线条呈现自然旧色，勾线前在墨汁中加入了适量土黄色。)线条的形状和精神气韵都要和原画完全吻合，悬腕勾线很难控制线条的形状，在郝建文老师的示范指导下，我掌握了悬手不悬腕勾线方法，以手腕依托着纸掌握线条的形状，手握毛笔稍高一点运力于笔端，勾长线时可以肘为支撑点，“心要静、气要匀”，这样勾出的线和原作比较相近。茹茹公主墓壁画线条饱满有力，笔锋变化不大，运笔有疾缓差别，在勾线时要把握不同线条表现不同质感和神韵，强调线的表现性。比如：勾勒神兽的线要矫健飞扬;用紧劲连绵、变化微妙的线来勾勒皮肤;圆润流畅、富有动感的线适用于人物服饰;仪仗用具的线则要坚实硬朗;建筑、兵栏很明显是用了界尺。第四步着色。着色在临摹过程中承载着两层含义：一方面客观再现壁画的原色彩;另一方面是将纸上作画表现出墙上作画的厚重感，达到色薄味厚的艺术效果。首先，调制一种和白灰墙接近的底色，我们称之为“调墙色”。大家像吃火锅一样围着一个大盆围了一圈，七手八脚的就把需要的各种颜料(主要是水粉颜料、国画颜料、矿物颜料)挤好了，又用油画笔、板刷、大勺子充分搅拌均匀，然后涂到纸上待干后和原画对比。墙色关系到整个画面的基调，涂到纸上要和白灰墙最大程度接近，这样一遍遍的调整，一直达到最满意为止。涂底色时用板刷平涂，要均匀不见痕迹，不见笔触，特别注意的是线条两侧既不要压住墨线，又不能留出白纸，可用小红毛来细心涂之。有的服饰如朱雀的翅膀等有颜色的部分，底色要调稀，薄薄地打一层即可，这样，上朱砂或石绿时容易出厚重感。着色时也要分出颜色的干湿浓淡，有的地方颜色吃到墙壁上了是底色未干时着色;有的颜色和底色是两层则要干着色;色彩的浓淡也是以原摹本为依据。此外，笔触可有意识顺着物象的结构走，这样容易画出立体的效果。小棍划出的凹痕起稿线也需着色体现，分出凹痕的受光面和背光面，用客观写实的方法表现出这种特殊的起稿线。颜料要选与原壁画同质的矿物色，这样容易画出“简淡而雅正”的色彩效果。第五步做旧。为了呈现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历史沧桑感，真实再现壁画的脱落、破损、变色等尤为重要。做旧的方法多种多样：1.用海绵或毛巾轻拍，来表现壁画出土时粘连的泥土。操作时手法要轻，可以一层层叠加，类似于龚贤的“积墨”法，这样才真实自然。2.水洗。用蘸清水的毛笔在需要洗的地方轻轻揉搓，切不可把纸揉破，再拿干笔把脏水吸掉。可以使色彩发暗变旧。3.手揉。把两种相邻的颜色趁湿揉到一起，使之自然融合，小面积用手指，大面积用手掌。4.轻扫。用板刷蘸色按颜色的方向轻扫，表现水泐的痕迹。5.喷色。把稀薄的颜色装到喷壶里，在需要的地方均匀喷洒。这种方法在火烧变黑的墓室壁画用的较多，或是用于最后调整时统一色调。做旧方法灵活掌握，用秃了的毛笔，小卫生纸团等都是不错的工具。做旧也有虚实主次之分，有的地方是清楚的旧，有的地方是模糊的旧。画面的残破、裂痕适度表现即可。对于画面的整体感要了然于胸，切不可过分的注重破损细节的刻画，而失去壁画本来的气韵。第六步调整。根据壁画的整体效果，调整色调，线条等细节。壁画面积较大，又是多人合作，细心检查幅与幅之间的连接是否顺畅，颜色是否统一，旧痕是否一致、画面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在墙皮脱落处出现了墨线)等。这种对摹本和照片进行复制的工作，需要临摹者具备“借尸还魂”的能力，通过研究推理壁画的风格特点，最大程度的接近原壁画的气韵。这项工作突破了条件限制，复制出展览所需的摹本，使更多人能看到我国古代壁画的风貌，对宣传、推广古代壁画具有重要意义。
高洋的墓地在河北邯郸磁县湾仗营村，村里还有石像，不过现在是不是还存在不知道了。 然后就是兰陵王的墓地在 磁县刘庄村口。
邺城墓葬研究论文
我认为秦始皇陵埋的是和尚鲁智深，同意我的举手？
曹操墓的真实性是不存在疑问的，“倒曹派”列出的许多反证，其实在以前的考古发掘中都是有类似的发现可以将其推翻的。虽然观点有所不同，但是专家们都表示，考古是很严谨的事情，应该远离利益的争夺。专家对这些考古发现进行了多次论证，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及随葬品时代特征，认为这座大墓年代为东汉晚期，结合文献记载，判定该墓的墓主人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魏武王曹操，大墓即文献中记载的高陵。专家们给出了六个依据，认定这座东汉大墓为魏武王曹操高陵。第一这座墓葬规模巨大，总长度近60米，砖券墓室的形制和结构与已知的汉魏王侯级墓葬类似，与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称；该墓未发现封土，也与文献记载曹操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的情况相符合。第二墓葬出土的器物、画像石等遗物具有汉魏特征，年代相符。第三墓葬位置与文献记载、出土鲁潜墓志等材料记载完全一致。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等文献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于洛阳，二月，灵柩运回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门豹祠西原上”。调查资料显示，当时的西门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桥南行一公里处，地属安阳市的安丰乡丰乐镇。这座大墓就在西门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后赵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也明确记载了魏武帝陵的具体位置就在这里。第四文献还明确记载，曹操主张薄葬，他临终前留下《遗令》：“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也在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证：墓葬虽规模不小，但墓内装饰简单，未见壁画，尽显朴实。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证皆为曹操平时“常所用”之器，看似精美的一些玉器等装饰品也应是曹操日常佩带之物。第五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和石枕，证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据文献记载，曹操生前先封为“魏公”，后进爵为“魏王”，死后谥号为“武王”， 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铭称“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时的称谓。第六墓室中发现的男性遗骨，专家鉴定年龄在60岁左右，与曹操终年66岁吻合，应为曹操遗骨。曹操高陵的发现，印证了文献中对曹操高陵的位置、曹操的谥号、他所倡导的薄葬制度等有关记载是确凿可靠的信史。千百年来，这些问题扑朔迷离，异说种种，疑雾重重，并由此产生了对曹操的许多怀疑和曲解。曹操高陵的确认，扫去阴霾，解决了诸多历史悬案，让人们新获许多历史信息，将为曹操及汉魏历史的研究开启新的篇章。发掘成果为汉魏考古树立了准确的年代标尺，相关领域的研究将获得新的突破。权威论证曹操高陵的发掘，尚有许多工作仍在进行，如陵园建筑、墓地布局的调查等。同时，保护展示规划也已开始着手进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综合自身研究成果，逐一列出证据，对当前几个最为流行的质疑进行回应，最终指出：曹操墓不可能造假。质疑：核心证据石牌伪造回应：地层关系无法造假石牌为真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就是考古地层关系，石牌发掘出土，这种地层关系是没有办法造假的。石牌上的皮壳、土垢、水垢无法造假到这种程度。此外，有从事清理地层、绘图、清点文物等工作的众多人员见证了考古现场。此外，从文字方面，石牌上的文字的结构、书体、用法以及文字内容都经得起时代风格、典章制度、组合关系检验。鉴于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或印章，唐际根指出，“如果是造假，当造墓志或者印章啊！”质疑：魏武王称号为假回应：史书多有此种记载对于大墓的质疑中，自始至终都有关于“魏武王”称号的质疑。有观点指出，这种称呼将阴名和阳名混为一体，没有任何文献中提及。研究院综合既有的研究成果列出了文献中的相同表述：东晋孙尴《魏氏春秋》中“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彻”；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卷二十三·五行三》：“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事实上，曹操生前是魏王，有自己的封地，武王虽是谥号，但也只能是有封地前提下的“武王”，故应称“魏武王”。历史上还有中山靖王、鲁恭王等称呼存在。质疑：鲁潜墓志为假回应：二者字体差别甚多曹操墓热议中，早年发掘并指出了曹操墓现今方位的鲁潜墓志，此番也连带受到了质疑。质疑者认为，墓志本应记述墓主生平，但鲁潜墓志却指出了曹操墓的位置，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研究院指出，墓志内容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不能用今天的眼光衡量最初的阶段。此外，也有观点质疑鲁潜墓志的文字跟曹操墓石牌字体相近，因此认为是同一人造假。但是研究院调出图片比对，指出这是个“伪质疑”，事实上鲁潜墓志的字体同曹操墓石牌字体有很多差别，但与同时期的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刻石相同。反对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石牌很正常。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郝本性说，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至于“武王”前加上“魏”，就更容易解释了，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天下历朝历代“武王”很多，不加魏武王，又怎能分出是哪朝、哪代的呢？质疑“武”字写法是缺乏相关文字认知。对把“武”字“止”部错写为“山”一说。郝本性说，在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阶段，碑别字特别多。据《碑别字新编》记载：“每个字头下有多达几十种甚至百余种不同的结构的字形，而其中通常习见的异体字或俗字不过数种。”这主要是因为书写人用笔不同等原因造成的。“就好比甲骨文，在100多年前，谁都不知道有这种文字。但不知道并不代表就可以断定它根本不存在吧？”郝本性举例说，曹操墓中“武”字“止”部写为“山”与《鲁潜墓志》中的“武”字相同，恰巧证明了碑别字存在的一致性。而有关学者以此来判定曹操墓是假的，不仅缺乏对那一时代文字的认识认知，同时也有悖科学的态度。质疑曹操墓不该殃及《鲁潜墓志》。“苏州三国文化全国高层论坛上，与会学者质疑曹操墓而殃及《鲁潜墓志》造假，是没有道理的。”郝本性说，如果说怀疑曹操墓造假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鲁潜墓志》造假的动机又是什么？仅仅是为给10多年后曹操墓的发掘做铺垫吗？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鲁潜墓志》是1998年4月，安阳县农民徐玉超在该村西北取土烧砖时无意发现的，其后交给了文物部门。那么，如果该农民造假的话，他不卖该墓志赚钱，而是交给文物部门，其目的是什么？再者说一个农民的墓志造假水平，能瞒过这么多的考古专家，而且这个农民还懂得后赵时期的碑别字，他有那么高的历史知识和文字水平吗？“从《鲁潜墓志》发现至今，考古专家从没有质疑过它的真实性。”郝本性说，而此次因其给曹操墓的发现提供了比较确凿的线索，并因其碑别字上的写法，背上造假“恶名”，若鲁潜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想？西方神话中的“羽人”曹操墓也有。中国传统的“龙”的形象，一般是以元宵节舞的那种形象。而在曹操墓中出土的“龙”，却有三种不同的形象，它们更接近蛇的形象，但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形象 。
曾侯乙墓研究论文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充分证明楚灵王时期，楚国礼乐的发达
刚好考试也考这个 希望可以帮到你湖北随县擂鼓墩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编钟，是目前同类出土乐器中一支数量较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宽，音律较准，保存较好的乐器。是我国十二乐音体系中最早具有半音音阶关系的一套完整的特大型定调乐器。它表明早在24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的编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惊人成就。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对我国古代音乐史有着重大意义。1)整套编钟共64枚，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钮钟19枚，分三组排列。中下两层为甭钟，有45件，也分三组。编钟之外另有一件是楚惠王铸赠曾侯乙的铜钹。这套编钟是目前所见古代编制最为庞大的一套编钟，为后人了解曾国宫廷音乐的规模、音乐活动情况进一步提供了实物资料。它标志着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所达到的高度水平。2)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十二律齐备。钟上共有2800多个错金铭文，记载了当时楚、齐、晋、周、申、曾等国的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的对照情况。这些都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各地音乐文化交流的实际情况，并为研究战国时期的古代乐律提供了实证资料，这也说明我国音乐文化中的旋宫转调问题不止是确凿有据的理论，而且已有音乐实践成果。3)多数甬钟可发两音(分别在鼓部和隧部)引发了研究者对双音规律实际运用的范围、意义及出现时代的思考。4)编钟的上层钮钟的律制与三分损益律近似，说明三分损益律较早运用于实践中。各组编钟八度音程的音分值皆不同，户层三组编钟的律制近似纯律，说明这套编钟是复合律制。由此可以看出，从编钟制作、月律学理论等方面，研究者都能从曾侯乙墓编钟得到直接的解答和启发。
曾侯乙墓的出土乐器有9种：编钟、编磬、鼓、琴、瑟、均钟（律准）、笙、排箫、篪，共计125件。墓中室及墓东室皆有乐器。若将此地下乐队编制视为墓主人生前音乐活动的反映，可以判断墓中室为宴饮礼宾所用钟磬乐队。由于文化功能的转变，这类钟磬乐队已经不再是周礼乐制度中的祭礼乐队，而是宴饮娱乐用乐队，其乐或可称为"堂上乐"。中室乐队编制为：编钟65件（其中甬钟45件、纽钟19件、楚王所赠镈1件），编磬32件（全套41件，实际完好9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箫2件，篪2件，总共115件。墓东室是主棺安置之处，并有8具陪葬侍妾的棺木（此与墓西室13具陪棺中的女尸，均为13-15岁左右的青少年女性），这些殉葬少女的身份应为"女乐"。东室乐队编制为：瑟5件，琴（亦称"十弦"）1件，均钟（亦称"五弦"）1件，笙2件，鼓1件，总共10件。以上乐器中的琴、瑟、均钟、篪、排箫、建鼓都是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实物乐器。其中的一些乐器制作具有很高的音乐科技水准。例如带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的竹制簧片，其精细的制作，合乎科学发音原理；符合音响学规律的"异径管"排箫制作，说明先秦乐师在实践中已经懂得，如何通过调整管长与管径的比值来获得最好的发音效果。复原的编磬具备12个半音，音域达3个八度，其音色清澈明亮，要比今天的木琴更富余韵。曾侯乙墓乐器中，成套编钟的出土，不仅是中国音乐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大的收获，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科技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重大发现。由于曾侯乙墓出土乐器所具有的多种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被国际学者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曾侯乙墓的文章在知网>期刊>哲学与人文科学，以及头条>百科等都有发表。
元怀墓志论文研究思路
元氏墓志由于是皇家墓志，所以书刻水平均很高，是很好的学习范本。我个人认为元怀、元略、元倪这三个比较好。元怀跟元略的文物的小本子有（见图），元倪的很难买到。
魏碑中元桢墓志的特点是时间古老，其笔画茂实刚劲，结体紧峻，字体劲拔,意态恣肆，气势雄奇。北魏元桢墓志，刻于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是属于北魏中期的典型碑刻。十七行，行十八字，共三百零六字，高71厘米，宽71厘米。1926年夏出土于洛阳城北高沟村东南，后经于右任先生收藏并移存西安碑林至今。元桢（446年～496年）拓跋晃第十一子，孝文帝元宏之从祖。皇兴二年（468年）封南安王，加征南大将军，中都大官，内都大官。孝文帝即位，任凉州镇都大将，都督西戎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西域校尉，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征为内都大官，出为使持节，侍中，开府，长安镇都大将，雍州刺史。后因“不能洁己奉公，助宣皇度，方肆贪欲，殖货私庭，放纵奸囚……”等罪，削除封爵，以庶人归第，禁锢终身。后孝文帝南伐，桢从至洛，议定迁都，复封南安王，出为镇北大将军，相州刺史。太和二十年八月二日逝于邺。享年50岁。谥曰惠王。该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葬于邙山，《魏书》《北史》均有传，此志是元魏宗子志石时间最古的。
《元怀墓志》的艺术水平在众多魏碑书法中，无疑是最为出色的一种。它不仅由于元怀的身世显赫，其墓志必然由一代高手书丹镌刻，还由于它出土较晚，出土后又得到了精心的保管，字迹清晰如新，保留了书刻的原貌。甚至可以“透过刀锋看笔锋”，观察到笔锋毫颖的细微之处，觉察到书家书丹的运笔及转折提按。所以《元怀墓志》是一个便于欣赏和临习的极好范本。《元怀墓志》的书法属于较为标准的魏碑字体，曾被称为魏碑的“馆阁体”，它的风格和书刻与公元522年（北魏正光二年）的《张猛龙碑》极为相似，如两者中的“鲁”、“春”、“岳”、“年”、“之”等字，从笔画到结构，几乎看不出区别。由于《元怀墓志》和《张猛龙碑》的书刻时间相距不远，甚至可以大胆猜测，两者由同一位书家书丹。对《张猛龙碑》历来评价极高，康有为说它是“正体变态之宗”，但由于原碑石风化漫漶严重，即使是早期的宋拓本，碑中许多字已缺损，模糊不清，给临习带来了很大不便。《元怀墓志》正好弥补了《张猛龙碑》这个缺陷。我们可以从《元怀墓志》中，体会理解《张猛龙碑》等魏碑书法的用笔和笔画的特点。
商朝墓葬考古研究论文
分期通过对商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明确了商文化序列和西周、东周文化分期。简言之，商代文化可分为早、中、晚3期，通常以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文化为三者的代表，但也有人认为二里头文化自1～4期均属于夏文化。西周文化据丰镐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据西周青铜器则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属于武王至穆王、恭王至夷王、厉王至幽王3个阶段。东周文化，春秋自公元前770～前476年，分作3期，每期约100年；战国自前475～前221年，也分作3期，每期约85年。都城与聚落城的出现可上溯到龙山文化时期，都城则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最早。那里发现的大型宫殿和各种作坊遗址，揭示出中国早期都城的面貌。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的发掘则使人们对商代中、晚期的都城有了认识。偃师商城发现于1983年。黄陂盘龙城遗址则是商代的方国城址。西周的都城一在周原（见周原遗址），一为丰镐。前者是周人灭商之前的都邑，后者是西周时期的京城。东周时期经济发展，城市迅速兴起，列国都城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齐、鲁、燕、晋、赵、秦、楚的都城及东周洛阳城、郑韩故城城址中，有的未发现城墙，如二里头、殷墟、周原、丰镐；有的则发现了用夯土筑起、进行防卫的城墙，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东周列国都城。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布局，对宫殿区、作坊址、平民居住区、王陵区和平民墓地等具有统一安排。宫殿常建在地势较高的地点，并筑成高台，在都城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在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宫殿建筑，由堂、庑、门庭等组成，其格局形式为后世的宫殿所继承。在偃师商城中已出现大城中有小城的格局；至东周时期都城均包括宫城和郭城两部分，国君居宫城，平民区与作坊则在郭城内。商周时期的村落遗址也有大量发现，多见小型居址和手工作坊及墓葬等。其中有少数规模较大，如河北的藁城台西遗址。墓葬发现当时社会成员与其生前生活状况相对应，死后的葬制也反映出他们的等级差别。君主与大贵族的墓规模宏大，还设有墓道，已知有的四条、有的两条或一条。随葬品极丰富，包括青铜、玉、漆、象牙等各种质料的珍贵物品，许多大墓中有殉人。在殷墟的侯家庄商王陵区还发现大规模的祭祀场所。中型墓一般无墓道，但有棺有椁，并有较多的青铜礼器和玉石器、骨牙器及漆器等。晚商至西周早期，殉人之风颇盛，在一些中型墓中也发现一至数个殉人。商周贵族还以随葬青铜礼器的组合与数量，显示死者生前所属的等级 。小型墓一般有棺，随葬品以陶器和少量兵器最为常见。在各个遗址中几乎都发现被丢置于坑穴中的尸骨，有的身首分离或残缺不全。商周时期墓葬的情况，与奴隶社会的阶级关系是一致的。经济生活商周两代历时千余年，通过考古发现社会经济获得了可观发展。农业作为主要经济部门，已能提供较多剩余产品，去满足手工业者的需要，并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手工业的分工更细。科学技术也有较快发展。这一时期创造了辉煌的青铜文化。东周时期还完成了青铜时代向早期铁器时代的转变。商周时期的手工业有采矿、铸铜 、冶铁、制陶、琢玉、制骨、纺织及漆工、木工等门类。青铜手工业青铜手工业在商周时期处于繁盛阶段。工匠们从矿山采掘铜矿石进行冶炼，提取铜金属后，与铅、锡等合理配比，铸造出不同用途的青铜器具，如礼器、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装饰品及货币、建筑构件等。品种之多，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尤以礼器的数量最大，也最具代表性。在各个都城遗址中几乎都发现了铸铜作坊址。工匠们使用泥范，熟练地采用分铸法，铸造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东周时期还出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并将焊接、鎏金、嵌红铜等技术用于制作青铜器。这时的青铜铸造业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见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侯马铸铜遗址）。冶铁制品冶铁制品出现于西周晚期，但对铁的认识可上溯至商代，当时工匠们已将陨铁嵌在兵器的刃部加以利用。春秋时期，铁金属被用于制作剑、鼎等器具，并出现了生铁与铜制品。其中生铁的发明比国外要早1800多年。战国中期以后，铁工具已在农业和手工业中起支配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陶器是古代居民日常使用的物品，遗址中发现的陶窑与制陶工具很多。从商代中期开始，工匠们用高岭土烧制出原始瓷器，向日后发明青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漆器的出现可上溯到史前时期。西周漆器已出现了镶嵌螺钿的工艺。东周漆器除木胎外，还有夹纻胎，工艺更精。战国中晚期出现了扣器，即在漆制器皿的口缘附加金属扣套的器皿。商代与西周的丝织品，已知有绢、罗等。东周时期的南方楚墓保存随葬品的条件较好出土有绢、纱、罗、锦、刺绣等不同品种的丝织品。它们织造精良，色泽鲜艳，纹样华丽表明2000余年前中国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制作玉器也是重要的手工行业。商代的治玉技术已相当成熟，制作出各种色泽、不同用途的器具与装饰品。特别是利用原料天然色泽的变化而制成的俏色玉器，更是反映了工匠们的才智和玉器工艺的成就。商代与西周的玉器均为软玉，东周时期已用硬玉，并将玉器与金银器工艺结合起来，生产出包金、镶银的精美华丽玉制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金属铸币在东周列国中流行起来，黄金也成为交换的媒介，度量衡器得到了广泛应用。文化与艺术文字的使用是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通过考古发掘，发现当时的文字多刻在甲骨、铜器及玉石器、陶器上，也有部分写在玉石片、简牍、丝帛上。其中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相当丰富，记录了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大事，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资料。商代与西周的乐器除陶埙外，还有鼓、钟、磬等。东周墓中还出有箎、笙、排箫、琴、瑟等丝竹乐器。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八度，且十二个半音俱全，能奏出完整的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乐曲。其发现把中国音乐史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商周时期的艺术品，以青铜礼器最具代表性。如四羊尊、象尊、鸮尊等铜器，无论从造型还是装饰方面看，都是上乘的艺术品。以装饰风格而论，西周中期以前的花纹崇尚繁缛，给人以庄严和神秘的感觉；其后兽面纹之类的纹饰逐渐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风格清新、流畅、纤巧、华丽的花纹。商周时期的雕塑以玉雕、石雕最多，另有陶塑、骨牙雕、木雕等。妇好墓出土的一批玉石雕像和雕花象牙杯，是晚商雕塑艺术的代表。南方的东周墓中则出有精美的漆木雕。长沙出土的帛画是中国保存最早的绘画作品。周边地区的青铜文化在中原地区居民创造灿烂青铜文明的同时，周边地区的居民也先后跨入青铜时代。如北方草原地带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西团山文化及晋北地区的青铜文化；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约文化；西南地区有巴蜀文化、云南青铜文化；东南地区有湖熟文化（见吴越文化）、吴城文化、百越文化及湖广地区的石门皂市下层文化等。这些青铜文化与中原的商周文化存在交流，又各具特色，已达到较高的水平。如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祭祀坑（见三星堆遗址）、江西新干商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铜器及其他遗物，都同时包含有中原文化的因素与地方文化的因素。商周时期千余年间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促使秦汉时期出现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夏商周是一部断代史，在安阳殷墟中的甲骨文被发现之前，没有任何物证，能够证明历史上有这么三个朝代，所有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发现，都是弥足珍贵的事情，也为研究这三个朝代提供珍贵的证据。
由于时代久远，一些关于这三个朝代的遗迹早已经随着岁月灰飞烟灭，我们只能在历史书上面去判断。而在石家庄市栾城区西营乡周家庄村的一处古代墓地，被初步认定为商代后期具有一定规格的贵族墓葬群。将对研究商朝起到巨大的作用。
在周家庄村南约200米，东距洨河约2000米处的这个墓地群自从发现之后，河北多家文物单位联合对进行了勘探和抢救性发掘工作。
到目前为止，以这个墓地为中心的勘探面积达到了约40万平方米，而且还实验性地挖掘约300平方米的遗址，出土一些青铜簋、爵、觚、兵器及玉器等器物。
这个墓地群一共有22座商代贵族墓，其中17座已经抢救挖掘，但根据考古工作人员介绍，这22座墓地几乎都有盗墓的痕迹，但墓地结构还保持相对完整，而且还有两座墓地带有墓道，营造讲究，椁室采用木条垒拼，显然这种墓地主人当时下葬规格非常高，说明墓地主人的身份不简单。
根据这里的墓葬的形制和以及出土的随葬品判断，这里的墓地结构与殷墟十分相近，可能在时代上也相距不久。
在抢救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在墓室和填土中发现了殉人和大量殉狗，对研究当时的殉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佐证。
3000多年来，这个地方的地形地貌、河流走向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除了还发现一些青铜残片外，也还发现了文化叠层。也发现了两条古河道，考古工作人员对古河道的宽度及走向、叠压、堆积情况进行了图形绘制，对研究当地水系的构成以及改变提供了证据。
、
通过这次考古挖掘，在这个墓地周围还发现了大量商代后期遗存，一些小型生活区和手工业区也被发现，但于这个墓葬群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也不是这个墓葬群的配套遗址。
河北地区在以前发现的商代遗址，比较集中在石家庄北，保定以南的一些地方，但石家庄以南的地区基本上还没有过。这一次周家庄的发现，填补了这一空白，为究商周时期历史、地理、文化及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周家庄的这一片商代贵族墓地，由于盗墓的原因破坏还是相当严重的，对一些这些墓地需要进行保护和加固处理，而且对已经出土的文物，也需要利用科技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
周家庄商代墓地这一带是否还有进一步的大发现，还得靠考古工作人员的大量工作。
发现如此多的墓葬，会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促进旅游业发展。我认为一部分人会对墓葬的发源地比较感兴趣，产生探究的兴趣。会带动一部分旅游发展，让本来不知道这个地方的人对这个地向往起来。
我觉得这个发现挺重大的，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商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