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论文中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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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李芒先生所言，远在三四百年前，我国就开始翻译日本文学作品，中华书局1983年版的《日本考》一书的“歌谣”部分，刊载了日本短歌39首，为明代李言恭、郑杰编纂。但这样的翻译活动显然并不具有自觉的意义。而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翻译则有着极为鲜明的自觉意义。提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他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他于1898年翻译了东海散士(柴四郎)的小说《佳人奇遇》，该小说发表于1858年，主要表现的是争取祖国独立解放的情绪，强烈反对专制政治。《佳人奇遇》发表于《清议报》上，梁启超为此写了《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序》，后来改题为《译印政治小说》。这篇序言重点阐述了翻译小说的重要意义，并认为政治小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小说和序言发表后，翻译小说之风大为盛行，评论小说的文章也纷纷问世。据记载，“当时翻译压倒了创作，影响了创作，翻译与创作的比例为二比一”。而评论小说的文章则涉及到了小说与社会、社会改良、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小说的影响等方面。这一现象可谓作品与理论同行。此外，梁启超翻译的《经国美谈》也曾引领潮流一时。这也是篇政治小说，它叙述了古希腊的爱国历史故事，因为与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相配合，所以很受当时青年的欢迎。梁启超身体力行，于1902年在日本主编《新小说》，这是我国最早专门刊裁小说的刊物。要评价梁启超在近代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上的功劳，可引当时吴趼人的话为证：“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因此，若论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近代历程，梁启超当为第一人。在早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活动中，东海觉我(徐念慈)在1908年《小说林》第七辑上刊载的《丁未年(1907)小说界发行节目调查表》也值得一提。文中指出该年出版的日本小说有八种，这也应该算是日本文学翻译活动在近代的源头。这一时期，除政治小说外，家庭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也纷纷登台亮相，作品数量多，参加翻译的人也越来越多。其中林纾、魏易合译的德富芦花的长篇小说《不如归》颇有影响，被称为“家庭小说”的代表。小说批判了歧视妇女的封建观念，也触及当时社会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因而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短期内曾数次再版。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是喜人的。大量的翻译作品给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气。虽然这股风一开始吹进来时便夹杂着强烈的政治气息，但这并不妨碍翻译文学前进的脚步。它开拓了国人的眼界，也开拓了国人的思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了一场漂亮的“准备战”。二、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前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空谷绝音，这既是一场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深刻的文化启蒙运动，对我国的文学史乃至整个现代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大批负有使命感的作家开始了新文学的耕耘。此时期的新文学最大的特色是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特别是日本文学的翻译和通过日语转译的欧美文学，这些作品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大大推动了新文学的发展。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期。以下分三点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的翻译活动作大致的介绍与阐述。 (一)五四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概述这一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繁荣状况大致体现为三个方面：一、译作大量出现。厨川白村、武者小路实笃、秋田雨雀、芥川龙之介、有岛武郎、夏目漱石、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菊池宽、小川未明、藏原惟人、小泉八云、林房雄、本间久违、宫岛新三郎共15位作家在20年代至30年代被翻译的作品达五种以上。这其中又以厨川白村和武者小路实笃为最多。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被翻译介绍到中国。二、文学理论翻译繁荣。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也译过此书)、《出了象牙塔之后》，仲云翻译的厨川白村的《文艺与性欲》、《病的性欲与文学》，周作人翻译的《日本的新村》、《思想革命》，张娴翻译的《与谢野晶子论文集》，谢六逸翻译的松村武雄的《文艺与性爱》等。这些理论既作为中国的借鉴，也用以指导现实。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在这一时期的受重视与鲁迅不无关系。尽管《苦闷的象征》是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帕格森的生命哲学写成的，但鲁迅仍从“为人生”的角度着眼翻译了此书。文学与性的关系被众多作家关注，这既与文学理论的译介有关，也与社会现实有关，“性解放”在当时曾经广泛流行。三、众多中国作家参与翻译活动，译者人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们甚至组成文学社团，以文学阵营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开展译介活动。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未名社是较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的代表人物鲁迅、周作人、郁达夫等均积极参与翻译，也熟谙日本文学，为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开辟了坚实的阵地。除了翻译日本文学，他们还通过日语转译俄国文学、欧美文学作品。 (二)五四时期周氏兄弟及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五四前后，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留学日本。因此这一时期蜚声文坛的名家多少都与日本有着联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周氏兄弟二人。鲁迅1902年前往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周作人1906年留学日本，1911年回国。他俩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顶峰位置无庸赘言。他的创作带有高度的责任感和明确的目的性。就是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对翻译的最终意义——为人生、为社会——亦有着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选择被翻译作品时，往往不受当时文坛流行的流派所左右，注重引进弱小的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正如他自己所说：“在翻译，而尤其注意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鲁迅总共翻译过十四个国家近百位作家两百多种作品，其中数俄国和日本最多。五四运动之前，鲁迅较多的是翻译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疾苦的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鲁迅则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剧作、小说和文艺理论。厨川白村、鹤见佑辅的理论翻译得最多。作品则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芥川龙之介的《鼻子》和《罗生门》，夏目漱石的《挂幅》和《克莱喀先生》，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和《阿未的死》，菊池宽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鲁迅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是以挑剔的眼光进行选择的。对此日本的竹内好先生给予了客观而明确的评价。竹内好先生认为鲁迅从日本文学吸收了许多东西，不过“鲁迅先生对于日本文学是具有相当严肃的批判的眼光的(虽然爱好不同，但是周作人也是如此)”。因此鲁迅在引进日本文学时，不引进当时日本文坛流行的自然主义，而是只引进他认为重要的流派。这也可以说是鲁迅在翻译上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色。要评价鲁迅对翻译文学的贡献，茅盾的一句话颇具权威性：“从严格的思想与艺术的评价出发，对外国文学作了严肃与认真介绍的，则开始于我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导师——鲁迅”。诚然，鲁迅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1927年之后，鲁迅的翻译重点转向译介苏联革命文学作品和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鲁迅是继梁启超之后的第二个领路人。周作人与鲁迅同为译介日本文学的先锋人物。他同样也注重翻译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他与鲁迅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开了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之先河。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文学亦包含小说、戏剧、文艺理论等不同形式的文学著作。在文艺理论方面，他除了翻译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外，重点是翻译“白桦派”的理论。这其中主要以《思想革命》、《旧日的新村》、《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为代表。周作人是最先在中国介绍日本新村的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与白桦的人道主义在结构形态上明显地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所以，周作人在1918年《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里，认为白桦派几乎成了文坛的中心，对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白桦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这种文艺理论指导相适应，周作人大量译介了白桦派作家的作品。例如：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清兵卫与壶卢》，武者小路实笃的《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某夫妇》、《婴儿屠杀中的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集》等。另外他还翻译了江马修的《小小的一个人》，国木田独步的《少年的悲哀》，石川啄木的《两条四痕》。他与鲁迅合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内收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等15位作家30篇作品)。周作人与鲁迅在翻译日本文学时既存在相同点也存在不同之处。相同点存在于早期，他们的文学观亦较相近，所以在翻译弱小民族文学作品这一点上，他们表现了高度的一致。后期的鲁迅由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不断向共产主义转化，而周作人则热衷于白桦派的人道主义思想，以至兄弟二人最终成了不同阵营的对垒人物。当然，这一现象的最终产生存在着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并非单纯由某个方面的因素决定。尽管周作人后期的为人处世颇受世人的指责，但就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而言，他与鲁迅是当之无愧的两面大旗。�2. 其他作家的翻译活动�除去周氏兄弟之外，中国亦有大批的学界人士以极高的热忱投入到日本文学的译介之中。文学理论方面有：罗迪先译《近代文学十讲》(厨川白村)，李达发译《日本文坛之现状》(宫岛新三)，樊仲云译《文艺思潮论》(厨川白村)，徐祖正译《爱与认识的出路——失了恋的人的道路》(仓田百三)。�文学作品方面有：夏丐尊译《女难》、《夫妇》(国木田独步)、《棉被》(山田花袋)、《秋》(芥川龙之介)；田汉译《菊池宽剧选》、《海之勇敢者》、《屋上的狂人》(菊池宽)、《桃花源》(武者小路实笃)；张资平译《不幸的男子》(武者小路实笃)、短篇小说集《别宴》(谷崎精二等)、《和解》(志贺直哉)、樊仲云译《桃色女郎》、《剧本》(武者小说实笃)；孙百刚译《出家及其弟子》(仓田百三)、《新村》(武者小路实笃)；张定璜译《死及其前后》(有岛武郎)、《殉情诗抄：海边的恋爱，断章》(佐滕春夫)等。此外，陈嘏发、徐傅霖、陈箸、方光焘、周白棣、章克标、汤鹤逸、许幸之、徐祖、郑伯奇、刘大杰、谢六逸等均有译作面世。 (三)“左联”时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 “左联”时期是指从1930年“左联”成立到1937年的抗战开始。这一时期翻译文学最显著的特色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高度繁荣。这一风潮既和国际形势相呼应，也符合国内文艺事业的需要。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文艺理论，更是明显地带有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色彩。代表作品有：山田房吉《日本无产文学史的概况》(钱芝君译)、佐藤清《文学及社会及时代精神》(张资平译)、西三郎《俄国文学的现实主义的发达》(高纷译)等。还有关于各种流派的艺术表现方式的理论译作。例如本田喜代治《写实主义与文学》(侍书行译)、兆村喜八《表现主义的艺术》(张资平译)、荻原蒴太郎的《象征》(孙亻良工译)、宁冈良一《日本之个人主义文学及其渊源》(张资平译)等。�文学作品的翻译内容多样，各种流派的作品均得到译介。其中主要有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方光焘译)，谷崎润一郎的《恶魔》(查士元译)、《春琴抄》(陆少懿译)，白桦派作家正宗白鸟的《向那里去》(方光焘译)，新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杜子春》(程鼎鑫译)，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拿破仑与新癣》(黄源译)，无产阶级文艺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假期》(聂绀驽译)和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章克标译)等。这一时期作品的翻译与日本进入其近代文学之后流派纷呈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文学作品其时在中国的翻译是开放式的。�这里还有两个作家的翻译活动值得一提，他们是郭沫若和夏衍。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于1928年流亡日本后开始译介日本文学。在这之前，他主要译介的是德国等其它国家的文艺作品，尤其是诗歌。他于1935年翻译了《日本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丰岛与志雄的《工人之子》，小林多喜二的《替市民》，德永直的《“抹杀”不了的情景》，芥川龙之介的《南京之基督》、《密柑》，志贺直哉的《真鹤》、《正义派》等15位作家的19篇小说。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很注重马克思主义学说，所以他选择翻译的作品中，属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占大多数。夏衍是现代文学戏剧界的泰斗之一。他从事文学活动则是从翻译外国文学开始的。他于1902年留学日本，1927年因参加日本工人左翼文艺运动而被驱逐回国。译作高尔基的《母亲》代表着他翻译活动的最高成就。这一社会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夏衍使用两种日文译本翻译出来的。另外，他还翻译了日本作家的不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北美印象记》，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芥川龙之介的《败北》，金子洋文的《地狱》，藤森成吉的《牺牲》，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郭沫若曾经说过：“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这既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揭示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繁荣的原因。据不完全统计，我国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一期间，大约翻译出版了日本文艺理论、小说、剧本等三百余种，大大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坛，也极大地影响和推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三、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从50年代开始继续进行。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日本文学的翻译情况，本文拟分三阶段进行阐述。这三个阶段是：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文革十年的日本文学翻译和新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 (一)建国十七年的日本文学翻译从1949年到1966年间，据《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记载，共44位日本作家的75种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内有小说、小说集、诗歌集、民间故事集、文学普及读物等。大量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作家：小林多喜二、德永直和宫本百合子。 (二)文革十年 1967年至1970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可以说是等于零。直到197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作为被定性为反动作家的三岛由纪夫，此时他的作品在中国的出现并不作为文学上的研究，而是被定位在军国主义的政治位置上供批判用。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小林多喜二的《沼尾村》、《在外地主》和《蟹工船》。 (三)新时期日本文学翻译 1977年文革结束，一切百废待兴。看腻了几出样板戏的文艺界、文学界渴望着精神世界的再度重建。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现象的出现即是人们这种渴望的表现。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从1978年开始又恢复了生机，迎来了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继五四时期之后的第二个高峰期。下面分两个阶段进行阐述： 1. 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翻译可谓是全方位的翻译。严肃文学作品、日本文学史、作家传记、儿童文学、侦探小说均得到翻译，作品数量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期共有529种文学作品、44种儿童文学作品得到译介。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日本文学的研究工作也得到了重视。全国各地日本问题、日本文化或日本文学研究机构纷纷建立。例如，1979年9月“日本文学研究会成立”1985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与原国家教委合作在原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日本学研究中心”(现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等等。这些机构的建立无疑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活动。第二个原因是翻译出版的某种程度的系统性。这一时期的许多译作均由不同的出版社结集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众多日本名作，如丰子恺译《源氏物语》，周作人、王以铸译《枕草子·徒然草》、申非译《平家物语》、《日本谣曲狂言选》。另外，还有日本古典诗歌集《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而以系列的形式系统地翻译日本文学的丛书系列当推1986年出版的《日本文学流派代表丛书》的面世。该丛书由李芒、李德纯、高慧勤主编，于1985年—1988年间由十家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内有浪漫主义作家森鸥外的《舞姬》；自然主义作家岛崎藤村的《家》，山田花袋的《棉被》，德田秋声和正宗白鸟的合集《战争受害者的悲哀》、《新婚家庭》；现实主义作家夏目漱石的《哥儿·草枕》，石川达三的《爱的终结》，山崎丰子的《女系家族》；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的《舞女》，佐藤春夫的《更生记》，舟桥圣一的《意中人的胸饰》等十一部。另外一套集子《日本文学当代丛书》由刘和民主编，共五卷。第一卷《夕雾楼》，是水上勉等的中篇小说选；第二卷《冰点》，是三浦绫子等女作家作品选；第三卷《磋跌情》，是石川达三等的长篇小说选；第四卷《砂女》，是安部公房等的中长篇小说选；第五卷《仙惑》，是电影和话剧剧本、诗歌选。这种以系列形式大规模地译介日本文学的活动在90年代成为主要特点。原因之三，此时中国文坛历经十年的荒芜之后，急需注入新鲜的血液。但中国文坛的重新建构并不是一夜之间便可以完成得了的。因此译介外来文学，引进外国文学以充实中国文坛便成为一时之需。这时的引进和五四时期的引进从表面上看虽然很相似，但却存在着质的区别。五四时期是将这种引进作为对抗旧文学的武器，意在革新思想，是新文学的奠基石。而这时的引进则更多的是填补文革之后的空白，当自我本身无法在较短时间内提供精神食粮时，翻译外来作品是最为简捷有效的。这也是这一时期翻译作品不少属通俗文学而非纯文学作品的原因。 2. 90年代，90年代日本文学在中国译介的最大特点是：翻译文学作品系列化，热点集中，特别是作家个人的作品集系列出版。文学上出现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发展有关。90年代的中国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商品意识、经济意识逐渐构成社会的主流。商业集团化使得各家出版社在发行某一作家的作品系列集之前，必须考虑其经济效益，小打小闹的操作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让位于有影响的作家个人作品系列集。这也是商业集团化在文学中的反映。当然，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作家作品的系列出版也有利于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九十年代较有影响的三套作家个人作品系列。1991年日本文学研究出现了三岛由纪夫热，起因有二：1)学术研究无禁区的原因使然。2)80年代中期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才开始被介绍到中国。在这之前三岛由纪夫一直被作为反动作家而被禁闭于研究的禁区之内。与1971年翻译其《忧国》作为批判之用不同，90年代人们对三岛由纪夫的研究大体有两个主要方向。一种倾向对其作品的艺术价值、文学性格、审美意识等的观照；一种则通过对其艺术美的分析，揭示其丑恶的反动性。总而言之，这股文学研究热在批判其反动政治态度的同时，也肯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创作上的可挖掘性。由于这一研究热潮的推动，加之该作家在现实中因激烈的自毁行为而披上了神秘的外衣，不少读者希望能够读一读他的作品，至少能够有所了解。1995年作家出版社很快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其中包括“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天人五衰》，以及《假面自白·潮骚》、《忧国·仲夏之死——短篇小说集》、《爱的饥渴·午后曳航》、《金阁寺》、《阿波罗之杯——散文随笔集》、《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舞》、《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共11本。这既满足了研究者的需要，也适应了文化市场的需求。1994年江健三郎继川端康成之后，成为日本第二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对他作品的研究，随之成了90年代的又一个热点。作家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性的人》、《广岛札记》、《死者的奢华》等。在这之前，中国读者对大江健三郎是很陌生的。可大江健三郎早已是日本战后文学的重要人物。《战后日本文学史》称“大江健三郎塑造了独特的形象，创造了独特的文体，终于成为新时代文学的旗手”。他的作品因大量消化吸收了西方的文学技巧，又扎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和审美情趣，因而获此殊荣。1996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日本“都市文学”代表作家村上春树的精品集(林少华译)，共有《挪威的森林》、《青春的舞步》、《象的失踪》、《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五部小说。村上春树是目前日本最受欢迎的纯文学作家之一，被称为“80年代的夏目漱石”。他的作品多以现代大都市青年男女为主人公，展示物欲横流的大都市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孤独和冷漠，青年人主体意识的丧失和对纯真感情的真诚怀想。译者林少华认为他的作品“善于把西方冷静的理性分析，荒谬的梦幻意识同日本文学传统中的精髓熔为一炉，多以刻画大都市中小人物尴尬处境和青年知识分子失重的精神世界见长”。村上春树的创作一反日本小说常见的细腻委婉、优美纤细，而是简洁、明快、幽默，可读性强。这种风格显然打破了日本纯文学文坛的沉闷气息。四、结语日本文学翻译在中国的历程，经历了两起两落。维新运动到五四之前的这一时期为开创期，梁启超是引导这一开创时期的主要人物，为第一次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两次高潮分别是五四至新中国建立之前和新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译作数量多，译者群大，涉及面广。不同点在于前者是一次革新旧文化的翻天覆地的质的变化，重在吸取。后者重在介绍，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坛的补充，另一方面是人们用作了解、借鉴外来文化的媒介，不存在质变的问题。两次低潮分别出现于抗战时期和文革时期，原因不言自明。近一个世纪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也随着中国文坛经历了风风雨雨，而众多译者对此做出的贡献令人钦佩。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随着地球的不断变小，前景将更加广阔。参考文献: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1，《中国日本学年鉴1949—1990》。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1992，《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陈玉刚编，1989，《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何德功，1981，《中日启蒙文学论》。东方出版社。何乃英，1997，《日本当代文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德纯，1996，《物欲世界的异化》，见《挪威的森林·译本序》，漓江出版社。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秦弓，1995，《觉醒与挣扎》。东方出版社。唐月梅，1991，〈从美的困惑到危险的美与丑——论三岛由纪夫的审美意识〉，《世界文学》第1期。王成，1992，〈1991年日本文学出版研究综述〉。见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日本学年鉴1992》。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王向选，1991，〈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王中忱，1995，〈边缘意识与小说方法〉。见《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译序》。光明日报出版社。西乡信纲等著，佩珊译，1978，《日本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1995，《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严绍汤玉，1987，《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湖南文艺出版社。叶渭渠，1995，〈“三岛由纪夫现象”辨析〉。见《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代总序》。作家出版社

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九十二年，八十六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 *** 的成立准备了条件，从而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五四运动也是现代中国青年运动的发端，正是在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青年学习进步的大学校，是青年锻炼成长的大熔炉。

广大团员青年首先要讲政治、顾大局，要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严守纪律、认真学习，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在是非面前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头脑清醒；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以集体、学校、社会利益为重，积极承担任务，主动接受锻炼，发挥自己的才能，主动化解在集体中出现的矛盾；坚定的信念，伟大的目标，来自于自身的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成熟，因此我们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武装头脑，指导行动，牢固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更好的担负历史赋予的重任。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五四精神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具体到我们学校，我们自身就是努力实践“求知、求真、求实”的校训，以“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为处事做人的原则。

求知、求真、求实，要求我们牢记求真务实以学为本的天职。

而且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克服自满情绪，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发挥创造潜能，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用自己的文明行动，优异成绩来报答父母、回报学校。

与人为善，善待人生要求我们始终怀着一颗善之心、平之心、坦之心、诚之心、真之心去面对每个人每件事，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与人为善，善待人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造、不断付出艰辛劳动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只要我们默默耕耘，默默用功，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要求自己、对待待别人，我们就会积小善为大善，积小胜为大胜，积平凡为伟大。

最后让我们携起手行动起来，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努力实践“求知、求真、求实”“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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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九十年祭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二十世纪到来后不久，在中国大地上会发生这样一场以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为主要内容的规模空前的群众性运动？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更不是任何人所能制造出来的。可以说：这以前的全部历史，已为这场运动的到来作了充分的准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下，中国一步步丧失独立的地位，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蒙受了巨大的屈辱。人民在痛苦地哭泣着、反抗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这种沉沦的步伐大大加快了。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带给中国人心灵上的创痛，是以往历次对外战争失败难以比拟的。曾经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吴玉章沉痛地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战后，西方列强以为中国这条“破船”快要沉了，纷纷扑过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时，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一连串令人惊心动魄的事件，竟发生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中国人的心头。人们再也无法沉默，无法继续忍受下去了。爱国救亡和思想解放，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开始被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最早提出“救亡”的，是严复1895年的一篇文章。孙中山比他看得更远，前一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宣言里就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怎样才能将中国从绝境中拯救出来？人们普遍意识到：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必须在各方面来一个大的变革。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人们为什么不惜作出任何牺牲，一定要奋起革命？中心的一点，就是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他们当时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沦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有一个专制、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在统治着，只要把这个政府推倒了，中国就可以获得新生，一步步建设成一个现代国家。他们把革命看做是为建设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这次革命也带来一次思想解放。皇帝，历来被看成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如今也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抛弃掉呢？但是，历史前进的路程是曲折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出笼，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一幕幕丑剧紧锣密鼓地上演。中国的状况仍在一天天坏下去。周围仿佛一片黑暗，看不到它的尽头。有志气的爱国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开始了新的探索。他们痛定思痛，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入手，认为共和制度所以不能真正得到巩固，根本原因在于缺少一场对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彻底批判。陈独秀写道：“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要救亡图存，要变革，要在思想上来一个解放，这已成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谁也阻挡不住的时代潮流。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它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民主和科学是专制和迷信的对立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旗手陈独秀，在他创办的风靡一时的《新青年》杂志上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民主和科学。他写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他又写道：“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他有一段名言：“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民主”和“科学”（也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提出，是切中时弊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遗留的恶果。它在中国社会里有着盘根错节的巨大势力和影响。向这两个大敌全面宣战，需要极大的勇气。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批判，其尖锐彻底的程度、所向无前的声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不仅是新文化运动中真正以白话文从事小说创作的第一篇，在新学运动中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且就其对旧社会、旧文化鞭挞的精辟深刻来说，在当时也可说无与伦比。《新青年》的影响不断扩大。各地拥护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风起云涌般相继出版。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革命等口号的提出，使运动触及的社会面远比辛亥革命更为广泛。这次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大讨伐，起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使许多原来处在麻木不仁状态的人猛然惊醒过来。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它清扫了旧地基，为人们接受新思想作了重要准备。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做到这样，但它是不够的，需要继续前进。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的，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做到。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就是循着这个方向不断前进的。从个性解放到改造社会五四运动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在西方近代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他们用来反对旧文化、旧礼教的思想武器，主要是以个人为中心的“独立人格”和“个性解放”。他们把个人的权利看得高于一切，认为：“社会集多数小己而成者也。小己为社会之一员，社会为小己所群集。故不谋一己之利益，即无由致社会之发达。”陈独秀写道：“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奴隶道德者，即丧失此中心，一切操行，悉非义由己起，附属他人以为功过者也。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他们的着眼点还只在个人利益，而不是人民的整体利益，他们所追求的还只是个人的解放，而不是全体劳动人民的解放，但用这种思想来反对专制和迷信，仍有着巨大的进步作用。这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出路。那时候，挪威作家易卜生在中国有很大的影响。胡适在1918年写了《易卜生主义》，说：“易卜生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故我这篇文章只写得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易卜生有一个著名的剧本《娜拉》，女主人公娜拉不愿意做“丈夫的傀儡”而离家出走。有人称赞这个剧本表现了“女性的自觉”。鲁迅却作了一篇《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他在后面又说：“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这些话是辛辣的，但显然是更清醒而现实的认识。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时统治着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是强大的，中国社会的现状是那样黑暗和腐败，决不是任何个人奋斗所能改变；离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不会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如果只是从文化领域着手，停留在这里，不进行社会的变革，同样会流于空谈，不能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人们不能不继续向前探索。于是，“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各种报刊纷纷参加社会改造和中国出路问题的讨论。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如此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正从表层向更深层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新的觉悟的表现。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中国的现实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的爱国青年中已逐渐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什么样子，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长时期来，许多爱国者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作为中国仿效的榜样。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当时来说，确实也没有其他可以效法的榜样。但随着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它的内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地暴露出来，贫富悬殊的状况令人触目惊心。二十世纪初，对欧美社会认真作过考察的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只有国家繁荣富强这一个目标是不够的。他写道：“欧美强矣，其民实困”，“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社会主义思想，本来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内在矛盾日益暴露而又无法根本解决的情况下产生的。孙中山把自己提出的民生主义也称为社会主义。尽管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许多天真和模糊的地方，但他在许多人正醉心于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便敏锐地看到西方社会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着它的阴暗面，力求加以避免，并且热烈地同情社会主义，同情劳动大众的命运，这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隔不了几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更加令人震惊的灾难和混乱。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更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在许多人面前树立起新的榜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先进分子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西方世界的后尘，沿着这条老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何孟雄写下这样一段话：“欧洲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人及中产阶级的沦到不幸的地步，我们中国在产业萌芽的时会，当然要对于欧洲资本主义造出来的罪恶务宜具一种戒心，有旁的较好的法子当然采取好的法子。未见得资本主义是必经的阶段，即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将来的革命是免不掉的。难道劳动阶级铸定必需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吗？” 中国国内社会状况出现的新变动，也深化了这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辩论。那时候，张东荪主张：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发展实业，不必再去谈什么社会主义。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他说：“空谈‘主义’必定是无结果。”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等立刻对他提出批评。他们说：中国要发展实业，要增加富力，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争论；问题在于，增加的富力是使大多数人都能享受到幸福，还是只归少数人垄断。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他们举出中国现实生活中已出现的实例说：“譬如开滦煤矿、京奉铁道，总算是北方物质上的大工事，不但北方多数人未曾因开滦煤矿、京奉铁道减少生活的苦痛，而且矿坑烧死工人几百名，铁桥压死工人几百名，假使没有开滦煤矿、京奉铁道，这几百工人或者还不至一齐惨死；可见只知开发物质文明，却不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即令各省都开矿筑路，也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当然，这些先进分子那时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是相当肤浅的，他们还不可能指出民族资本的发展在现阶段有它的积极意义，也不可能了解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在中国还是以后的事，更不可能懂得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多么艰巨而复杂的事业。但他们在当时就尖锐地指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果听任用资本主义的方法来发展实业，结果将会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国社会的改造应该以社会主义为方向，要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同时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这是中华民族经过长期探索后产生的新的认识，形成的新的理想和信念。五四时期那样多先进分子奔集到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来，是不难理解的。他们是立志救国的忠诚的爱国者，怀着强烈的正义感和历史使命感。最初，传入中国的新思潮中，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那些先进分子从对各种思潮的反复比较推求中，得出结论：只有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才能救中国，别的办法都不能救中国。随着对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渐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后又看清了应该先把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作为现阶段的基本任务，但他们的长远目标始终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个没有理想和信念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前途的。许多先进分子从爱国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一旦这种理想和信念在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中坚定地树立起来，它就成为一种新的动力，使中国历史开始以新的姿态大踏步向前迈进。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走在五四运动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直接导致5月4日爱国运动爆发的，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把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来，学生中久已郁积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了。5月4日，北京大学等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当时散发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学生们向社会各界展开宣传，取得公众的支持。运动像野火一样，迅速从北京蔓延到全国，从学生的抗议活动发展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原来潜藏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力量，仿佛从地平线下突然喷涌出来，这是过去没有看见过的。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了。一场把千百万群众卷进来的运动，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中的人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学生们去街头演说，到工人区进行调查，举办平民学校，冲破以往知识分子的狭小圈子，接触社会，发现在自己周围还存在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开始看到自身存在的弱点，明白在改造社会的同时也需要改造自己，于是提出要把“小我”融于“大我”之中，奉献给“大我”。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各种新的刊物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五四后的一年间达到四百种之多。研究新思想的团体也纷纷成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以前连一部也没有。这时，国内出现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在北京，1920年初，由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一些学生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是利用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书籍，分别阅读。不懂外文的同志，则请通晓外文者帮助他们。再过一个时期，又筹集了一些资金，买了一批书籍。学习的人渐渐多了，于是就在1921年11月1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公开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列名这个研究会发起人的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都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上海，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除陈独秀等外，李达、陈望道、李汉俊等是从日本回国的留学生。这两个中心，同湖北、湖南、山东、广东和海外一批受过五四运动深刻影响的先进分子建立起联系。1921年7月，也就是五四后两年多一点时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李达回忆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思想准备，组织准备都有。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经过了多年的教训，完全懂得别的路不行”。他们作出自己的抉择，是以多年实践检验过的事实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九十年的时光，很快就流逝过去了。回顾八十年前我们的先人经历过的这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令人兴起无穷的感慨。在那一代青年人周围，是令人感到窒息、令人满怀悲愤的黑暗环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已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对有志气的爱国青年来说，剩下的只能是置个人生死安危于度外的英勇拼搏。他们面前的现实任务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他们心中期待着的是在未来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今天，中国的状况同当年相比已发生根本的变化，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现实的奋斗目标，人们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全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奋斗。重温往昔的历史，无疑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

今年是伟大的“五四”爱国主义运动90周年期间。在九十年前，在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青年运动中，爱国主义精神同民主科学精神凝聚为一体，共同创造了既有深刻内涵、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推动着中国历史的进步。“五四”运动三年后，在中国革命汹涌澎湃的伟大洪流中，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告成立。这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革命不断深入和中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此，团组织团结和带领一代又一代青年，沿着党指引的正确方向，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九十年后的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前，全县上下紧紧围绕十二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下大力气壮大三大产业、实施三大工程、推进三大攻坚，全力建设“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文明、民生殷实、环境优美”的新XX。同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将是近年来我县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压力催生动力，挑战蕴育机遇，作为新时代的有志青年，我们要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责任，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自觉投身XX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以此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以此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此为自己的最大光荣。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引领，大力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把青少年的个人志向与国家和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成长融入到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1、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武装青年、引导青年。全县各级团组织要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全局，把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团的十六大精神结合起来，引导青少年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科学发展的意识、增强促进科学发展的能力，夯实坚定理想信念的基础。 2、坚持以生动活泼的主题教育活动凝聚青年、引导青年。要紧紧抓住纪念建国60周年、“五四”运动90周年、建队60周年的有利契机，广泛开展 “民族精神代代传”、“祖国发展我成长”、“振兴中华我自信”等主题教育活动，深入开展青少年道德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通过体验教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继续开展“迈好青春门、走好成人路”主题教育活动，举行规范的成人宣誓仪式，进一步强化中学生的公民教育。 3、坚持以当前形势教育青年、引导青年。今年青年思想教育工作契机多、考验大，我们要用县委关于当前形势的科学判断统一青年思想，引导广大青年认清我县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到贯彻县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上来，维护社会安定和谐。 4、加强网络信息化建设,抢占思想教育阵地。要把网络信息化建设作为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作为共青团组织吸引凝聚青年的重要阵地，全力推进各级团组织的网络信息化建设。团县委在去年开通工作博客的基础上，今年又开通了共青团XX县委网站，尽可能多地借助网络这一平台教育青年、引导青年。六月底，具备条件的基层团组织要开通工作博客，构建涵盖省、市、县、乡、村的共青团工作网络。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就是要以建功立业为主题，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推动XX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作贡献。 “党有号召，团有行动”是共青团的优良传统。全县各级团组织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县委、县政府壮大三大产业、实施三大工程、推进三大攻坚的重大工作部署上来，围绕党政大局创造性地开展团的工作。 1、组织青年在推动转型发展中担当重任。要充分发挥青年人才、智力、科技等优势和生力军作用，引导广大青年不断强化创新意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积极投身节能减排行动，在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消化吸收再创新中大显身手，以优异的创新成果促进全县转型发展。 2、组织青年在推动安全发展中争做表率。要大力开展群众性青年安全生产创建活动，通过创建“青年安全生产示范岗”，进一步增强广大青年职工对安全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加强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大限度地消除事故隐患，以青年安全生产促进全县安全发展。 3、组织青年在推动和谐发展中体现作为。要深入开展“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保护母亲河”、“希望工程”、“手拉手”等品牌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参与到引领风尚、保护环境、传播文明、扶弱济困等实践活动中来，以青少年文明和谐行动促进全县和谐发展。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就是要以促进青年就业创业为重点，充分履行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职能。 1、突出重点，竭诚服务青年就业创业。针对青年就业难的问题，各级团组织要突出抓好青年技能培训，提升青年就业创业能力。要通过举办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基地、青年创业交流会等活动，在全社会营造鼓励青年创业、支持青年创业的良好氛围。团县委将积极运作青年创业小额贷款项目，争取政府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支持，对拥有创业项目、具备创业能力，而在创业资金上存在困难的青年进行直接的资金援助，扶持青年自主创业。 2、整合资源，竭诚服务青少年成长成才。各级团组织要发挥优势，引导青年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深入开展形式多样的青年文化行动，服务青年学习成才。要继续抓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服务社会。扎实抓好“留守儿童”关爱工作，为进城、外出务工、就业青年解除后顾之忧。深入开展“真情助困进万家”、“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助残助学等惠民行动，切实为进城务工青年、下岗失业青年、残障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等群体排忧解难。 3、以人为本，竭诚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履行县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领导组办公室职能，协助政府管理青少年事务，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共同做好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积极参与专项整治和综合治理工作。开展“法制教育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活动，加强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深化“青少年维权岗”创建活动，推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相结合的法制教育网络，着力营造全社会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良好环境。弘扬“五四”精神，勇挑时代重任，就是要大力加强团的自身建设，永葆共青团的生机与活力。 1、坚持党建带团建。党组织从制度安排、干部配备、工作指导三个方面的带动，对于基层团组织建设和基层工作至关重要。坚持党建带团建，团组织要充分依靠党组织的力量，积极争取党组织的支持；要紧跟党建步伐，努力在有党组织并且有团员青年的地方建立团组织；要努力使团建与党建在工作空间和工作内容上紧密结合。 2、大胆探索基层团建创新。以团县委机关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机，积极探索新领域区域建团、联合建团、网络建团等新的有效方式，大胆探索和创新基层团组织建设的有效载体和途径，在有条件的村尝试开展村村联建、村校联建、村企联建等团建方式，扩大对新兴领域的团建力度，进一步建立健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运行机制。今年，将结合县内实际情况，下大功夫在农村团建、企业团建、学校团建和“两新”组织团建中建立一批团建创新示范点，以此带动全县各级团组织加强基层团建工作。 3、加强团员和团干部队伍的建设。要加强团员的经常性教育，规范入团教育，把好入口关，不断提高“推优”的数量和质量。要加强对团干部队伍的培养和教育，在农村鼓励和支持大学生村干部兼任村团支部书记，力争使所有大学生村官都能够加入基层团干部队伍。 4、履行“全团带队”职责，加强对少先队的领导。抓住少先队建队60周年的契机，大力加强少先队基层建设、队伍建设和基础工作，切实抓好少先队基层组织示范点建设。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青年运动史，谱写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壮丽篇章。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县广大团员青年一定能继续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光荣传统，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以“青春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实现XX经济社会的新发展贡献力量！

大概格式可以这样来：1、题目 2、班级、姓名（如果是课题组，那么按照贡献大小排列，先大后小，一般不要超过5个） 3、内容摘要 4、关键词 5、开题报告中的前面几部分内容：问题的缘起、选题理由、研究内容、目的、意义、核心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综述 6、正文：（1）研究对象、研究方法（2）研究内容、研究假设（3）研究步骤、过程如何（4）研究结果分析和讨论 7、结论 8、参考文献把你要写的内容写上去就好了，可以的话设计个表格更一目了然，不过最重要的是真实可信。

关于五四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中国近代史纲要》 ——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关键词：鸦片战争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近代史纲要》主要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其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80后”大学生的思想带回到近代，让他们从历史中有所感悟，接受先进思想，激发爱国之情，成了任课教师肩上的重任。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是百度文档上下载的，有三千多字，你可以稍作修改。

中国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伟大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把一个极度贫弱的中国逐步变成一个初步繁荣昌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近代，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不仅从军事、经济对中国进行侵略，还从政治文化加以侵略控制，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民不聊生，经济凋敝，一片国将不国的惨状。压迫侵略，必然导致反抗，中国人民积极开展了各中形式的反抗斗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台湾高山族人民的英勇抵抗等，无不体现了在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极大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使得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同时它提出了均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更重要的是在太平天国并不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在面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时，并没有采取像清政府一样懦弱的外交政策，而是积极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是极其鼓舞人心的。虽然太平天国由于内部的种种原因失败了，但它却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中国农民起义战争史的最高峰，它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政权，曾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列强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中国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了；他们翻译外国书籍，学习西方先进的现代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开始有了较为强烈的民族危机感。于是出现了早期的维新思想，出现了一大批以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为己任的仁人志士。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燃烧起了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五四运动是在新的社会力量成长壮大的基础上，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思想解放潮流的思想基础之上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次运动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性，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标志着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从此中国革命真正找到了它所必须依赖的力量基础，五四运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即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以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的地位都是十分明显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被历史证明了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中要的地位，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残酷的战争中，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战胜一切艰难困苦，中华民族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显示了空前的大团结，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抗战。没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就没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这正是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和胜利的重要思想保证。同时使中国人民认识到提高综合国力是中华民族屹立于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只有首先自强，才能在世界上自立。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战争，同时又不惧怕战争的可贵品质，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人类和平进步事业的重大贡献。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和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祖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定的基石。同时积极开展了各领域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尤其是近代以来，科技文化事业飞速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航天领域的重大突破——神州系列成功升空，嫦娥一号的成功发射——圆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来的飞天梦。看着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国人无不倍感自豪与骄傲。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经济繁荣了，我们不会在屈于强权，不会再忍受屈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为荣。当然，放眼今朝，停滞不前便是落后，因此，我们更应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努力不懈，使我国保持飞速发展。尤其作为年轻一代，作为大学生，我们更应使强国富民为己任，认清我们在新时期的责任和使命对于我们每一个大学生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民族正在腾飞！

你好我这里有不知道和不和你的口味我看了下挺好的

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5月4日，主要的爆发背景内容有：1、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2、巴黎和会上列强把中国在山东地区德国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因此但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是失败的；3、当时中国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希望通过签订合约，以获得列强的援助，发动内战获得权力，从而激起人们的反对；4、处于新文化运动后期，人民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发生，科学和民主思想深入人心；5、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入中国后激起人民的不满，从而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论文参考文献

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概括地讲，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前仆后继，英勇奋斗，积极进取，勤奋工作。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源泉，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性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因此，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应该把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总之，五四精神代表着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统一体。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升华了的爱国精神。归结起来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无私奉献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宣传民主科学的进步精神，追寻时代潮流、把握时代命运的伟大精神。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现代知识分子，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导致文化转型的产物。如果将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称之为中国第一代的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则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二代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些由文化冲突而获得主体高度自觉，并勇敢地挑起“向西方学习”重担的现代知识分子，亦被称之为“先进的中国人”。[1] 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士大夫或文人群体，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体现一种公共良知、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并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文化人。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最杰出代表。他的思想、意识、观念、学说、主张和人格等，都典型地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精神特征，尤其是他的现代意识的构成和心路历程及所反映出来的精神特征，可以说，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缩影。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它表现为以下四个统一：一是启蒙与救亡的自觉广泛的统一；二是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的统一；三是刻苦耐劳的精神与进取创新的精神的统一；四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与无私奉献精神的统一。五四精神五四运动要解决的是民族危亡的问题，因此，五四精神就是对解决这个历史主题的主体能够产生强大推动作用的精神。五四精神反映着五四运动不同于前此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新意，又是五四时期那一代时代先锋的崭新的人格特征。作为跨越世纪的一代人有责任将自己即将送走的世纪中所积累的精神遗产带进新世纪，五四精神就属于这样的精神遗产。因此，我们不但应当继承五四精神，而且应当弘扬五四精神。

调查报告协作的一般格式调查报告的格式决定于研究成果的内容。研究成果因学科不同、选题不同、性质不同、研究方法以及实验过程、逻辑推理和结果的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具体撰写时的一般格式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标题标题是对调查报告的高度概括，是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常用一个动宾词组去表达，基本要求是确切、简洁、醒目和避免雷同。调查报告的题目可直接揭示论点，也可点明论述范围。标题可用判断句、陈述句，也可用疑问句。标题一般不要超过15个字，太长的标题可分出副标题来。标题的构思十分重要，好的标题能引人入胜，能使人抓住调查报告的中心议题。 2、署名署名的目的有三个：一是表明作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代价；二是表示作者要对文章负责；三是便于同行或读者与作者联系。为文章署名，只有文章的实际作者才应该署名。是个人写作的，署个人的姓名；是集体的成果，署集体的名字,也可以在集体的名义下，分署参加者个人的名字。 3、单位单位包括作者的单位、作者的籍贯及作者单位所在地的邮政编码。在署名下一格打上括号，在括号里写上作者的单位，隔一个字写上作者的籍贯，再隔一个字写上作者单位所在地的邮编。 4、摘要摘要是调查报告基本思想的缩影，是调查报告的简单介绍，是浓缩了的情报信息，目的是使其他人对全文有—个大致的了解。 5、关键词关键词是指文章中最关键、起决定作用的词语。它是文章内容、观点、涉及的问题和类别等方面的标志和提示。一篇文章关键词的个数根据文章内容需要可多可少，一般3—8个为宜。 6、前言前言亦称引言、引论、绪论、序论或导论，是调查报告的开头部分即开场白。主要内容是提出问题、明确中心论点或阐明研究的原因、目的和方法，或介绍研究的背景、范围及意义，以使其他人对论述的内容先有个概括的了解。 7、正文正文又称本论，即调查报告的核心部分，它是展开论题，对论点进行分析论证，以表达你的见解和研究成果的中心部分，占调查报告的绝大篇幅。正文的内容一般包括实验方法、理论依据、实验结果、分析与讨论等。一篇报告只有想法、主张是不行的，必须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才能确认观点的合理性和真实性，才能使别人信服。因此，报告主题部分的论证是极为重要的。 8、结论结论是调查报告的结束部分，即解决问题的部分，它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整篇调查报告的归结。但不是实验结果的简单重复，而是经过综合分析，将各种数据材料连贯起来，思索判断，逻辑推理，形成总体论点。结论是去粗存精、由表及里、抽象出共同的、本质的规律，它与正文紧密衔接，与前言相呼应，使调查报告首尾呼应。它还要求结论写得措词严谨、准确、鲜明。 9、参考文献在报告最后列出重要的参考文献目录目的有三个：第一，表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尊重；第二，可加大报告的信息量，提高报告的学术价值；第三，他人可以以此为线索查阅资料原文。凡是在调查报告写作或研究过程中起到参考作用的文献资料，都属于参考文献之列。 10、附录各种调查表格、原始数据、研究记录等。就调查报告来说，必须具备题目、署名、前言、正文、结论和建议、附录这六个部分。

这就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

五四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共青团是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是青年学习进步的大学校，是青年锻炼成长的大熔炉。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五四精神也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具体到我们学校，我们自身就是努力实践“求知、求真、求实”的校训，以“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为处事做人的原则。

求知、求真、求实，要求我们牢记求真务实以学为本的天职。

而且要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克服自满情绪，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能力，发挥创造潜能，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

用自己的文明行动，优异成绩来报答父母、回报学校。

与人为善，善待人生要求我们始终怀着一颗善之心、平之心、坦之心、诚之心、真之心去面对每个人每件事，从小事做起、从我做起。

与人为善，善待人生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创造、不断付出艰辛劳动的过程，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

只要我们默默耕耘，默默用功，用自己的善良和真诚要求自己、对待待别人，我们就会积小善为大善，积小胜为大胜，积平凡为伟大。

最后让我们携起手行动起来，把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努力实践“求知、求真、求实”“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奋斗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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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五四运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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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辛亥革命成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辛亥革命也给帝国主义沉重的一击，虽然资产阶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政治纲领，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但帝国主义利用反动的清政府统治来打破中国人民的美梦。自清政府垮台后，帝国主义妄图扶植新走狗，但这些“新走狗”都是短命，一个接一个被中国人民打倒在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再深透点讲，辛亥革命实际上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虽然革命失败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国成立后，国内实业团体纷纷成立，开设工厂、设银行都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里有了显著的增大，无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辛亥革命还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在中国革命影响下，如一九一三年荷属爪哇以及其他殖民地，都广泛掀起民主革命运动。中国人民的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统治遭到破坏。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账。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毛泽东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所以说，从它本身而言，是成功一半，失败一半。但从它对后来中国革命的指导和影响来看，是值得我们赞扬的，而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失败的、不成功的。因此，我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奠基石，它说明了只要不断地革命下去，胜利终有一天会来临！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很难说有完全彻底的。所谓彻底，只能说是基本彻底。自沉阶级革命成功的结果足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即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而剥削制度的更替，并不需要新旧完全彻底决裂，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妥协、融合、并存。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今尚保存君主制和贵族头衔，此即革命不彻底的明显例子。辛亥革命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其成就远逊于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在彻底铲除封建帝制这一点上，远胜于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不仅赶跑了清朝皇帝，还是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从此永绝。从民元到民六，其间虽经袁世凯帝制自为、张勋复辟，但只不过是两场短暂的闹剧，并没有使民国中断，更没有像法兰西那样出现两次帝国、三次共和国的波折。所以说，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