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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毕业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17:00:29

谈鲁迅小说的艺术特征毕业论文

鲁迅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95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为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鲁迅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混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鲁迅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鲁迅先生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它以平凡的社会生活为题材,整体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鲁迅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一)

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孔乙己祝福; 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相结合狂人日记。

鲁迅先生

(二)

艺术风格的多样化 整体上注重白描也有出色的抒情小说伤逝和杰出的讽刺小说肥皂以及乡土小说故乡。

(三)

格式上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势 第一人称主人公独白体狂人日记,截取生平片段概括人的一生孔乙己从事件中起笔药,从事件的某些场面来写离婚。

(四)

在表现手法上堪称中国现代小说的典范 在情节上不求曲折离奇而重情节的深刻蕴含,在塑造人物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①会形象上具有极强的社会概括性

②白描手法

③画魂灵直接揭示人物心灵秘密

④用典型环境和典型语言表现人物 ⑤精选典型细节

孔乙己

一、鲁迅小说的艺术特点首先在于真实。二、鲁迅先生也十分擅长于发掘蕴涵深刻社会意义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来集中突出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三、鲁迅先生擅长用“画龙点睛”的手法描写人物形象,运用具有特征性的细节刻画人物的性格。他善于根据作品的内容,调整语言色调,营造艺术氛围,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浅析鲁迅小说的的艺术特点恩格斯针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同样,我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也产生了巨人的时期。鲁迅就是这个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创作作品数量丰富,影响深远,在诗歌、小说、杂文等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并且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鲁迅的小说创作,先后结成《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三个短篇小说集。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拨动了千百万读者的心弦,使青少年一代受到感染和教育,永远不能忘怀。本文试从语言、结构、人物形象、题材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一、 简笔传神的语言风格“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固然是一个奇迹,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 鲁迅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小说的。他主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他的小说的语言具有文约意深、简笔传神的风格。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特色。(一)锤炼字句,准确、精炼。例如《药》中写:“华大妈在枕头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钱,交给老栓,老栓接了,抖抖的装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两下。”这一段话用了“掏”、“掏出”、“交给”、“抖抖的”、“装入”、“按了两下”等动词和形容词,形象地描写勤劳俭朴的华老栓夫妇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血汗钱,要拿去买人血馒头治儿子的痨病时小心谨慎地沉重心情。(二)联辞结采,出神入化。鲁迅运用比喻、借代、对比、排比和反复等修辞手法,使作品出神入化,耐人寻味。 1.比喻:如《药》中写:“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用提着颈子的鸭来比喻人们踮着脚伸着头,拥挤在刑场周围看斩首的情形,反映了他们愚昧、麻木。比喻新奇、贴切。 2.借代:如《孔乙已》中写:“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喝。”用“短衣帮”指代穷苦的人,用“穿长衫的”指代当时有钱的上层分子。用不同的衣衫代替不同的人们,发人深思。3.对比:如《故乡》中写闰土少年形象是“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项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二十年后的闰土形象是“他头上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采用对比手法描写闰土的少年和二十年后变成一个“木偶”人,表现了鲁迅对闰土的无限同情。4.反复:如《孔乙己》中第三、第四和第六节有:“才可以笑几声”、“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反复了三次,说明孔乙己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是一个笑料。还有掌柜讲:“还欠十九个钱呢!”“你还欠十九个钱呢!”、“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等四次反复,说明掌柜不关心孔乙已的死活,只关心孔乙己“欠十九个钱”,表现孔乙己的可悲命运。 5.排比:如《伤逝》中有几处排队比句式:五个“这样的”、二个“我憎恶”、三个“我要”,表现涓生倾吐对子君的思念和悲伤的心情,抒情色彩很浓。(三)标题简洁,高度概括。例如《伤逝》可以理解为“伤悼死去的子君”,也可以解释为“伤怀流逝的时光和逝去的子君”。《药》,不是治病的药方,是由革命烈士的血染的馒头作“药”治痨病,含义深长。《故事新编》八篇的标题是《补天》、《奔月》、《铸剑》、《起死》、《非攻》、《理水》、《采薇》、《出关》,其中《补天》原名《不周山》,《铸剑》原名《眉间尺》,改后的标题更能表达作品的主题思想。《补天》寄托作者造就新人、补天救民的宏愿,《铸剑》表现作者铸剑报仇的战斗精神。二、以显示个性为准则的小说结构形式 鲁迅小说不以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取胜,而是以塑造栩栩如生的个性著称。他的小说结构以显示人物个性为准则,结构形式丰富多彩。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主要有:(一)单一线索结构。以一个中心线索贯串整个故事情节。如《一件小事》分撞车前和撞车后来写,结构分明。《社戏》从看戏前写到看戏后,按时间顺序组织结构。《幸福的家庭》把青年作家的构思与现实的纷扰交叉起来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困难处境。《肥皂》围绕着“把皂”与孝女的关系展开故事情节,巧妙地揭穿了四铭的假道学面目。(二)两条线索结构。可以主线和副线出现,也可以明线和暗线出现。《故乡》主线写“我”,副线写闰土;同时又以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故事情节。通过二十年前天真活泼的看西瓜的小闰土与二十年后凄苦的闰土形象的对比,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穷困的生活现实;二十年前闰土喊“我”为迅哥,亲密无间,二十年后闰土叫“我”为“老爷”,前后称呼的对比,突出了阶级的存在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还通过宏儿与水生的关系、儿时的“我”与少年闰土关系的对比,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药》有明线和暗线两条线索,明线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小栓治痨病,暗线是革命者夏瑜被统治者残杀,两条线索通过人血馒头贯串成一个故事情节。这样明暗线的情节结构是很巧妙的,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三)截取生活片断结构。这是通过几个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的写法。《孔乙己》属于纵向片断型结构,按先后顺序写孔乙己几次到咸亨酒店的情景。《阿Q正传》从总体看是纵向片断型结构,但其局部写“优胜纪略”、“恋爱的悲剧”、“生计问题”、“从中兴到末路”、“革命”“不准革命”和“大团圆”,写阿Q生活的方方面面,又是横向片断型结构。(四)采用倒叙和补叙的笔法。先写结局,然后补叙、追忆人物的悲剧过程。如《祝福》,先写祥林嫂之死,然后补叙她悲剧的一生。《伤逝》从涓生搬回会馆、追悔子君之死写起,然后回忆他和子君认识、相爱、同居、分离、子君死亡的悲剧过程。(五)按事物的内在逻辑关系来组织情节结构。《狂人日记》通篇都是写狂人的病态心理,但可以从中理出一条线索。狂人从历史上研究,发现字缝里是“吃人”;而且看现实社会是人吃人的社会,看出吃人者的虚伪手法;最后,狂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大家都来推翻这人吃人的社会。这篇小说层次分明,逻辑性很强。(六)采取侧面烘托与正面描写相结合、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安排小说的结构。《理水》第一节写现实文化山上的学者议论到底有没有禹这个人;第二节写绅士和学者恭迎大禹;第三节写大禹治水的英雄形象。写文化山上的学者和水利考察大员的腐败,从反面烘托了大禹的一心为公,同时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组成浑然一体的结构。 茅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评价鲁迅小说的结构形式时说:“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家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三、典型化手法塑造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鲁迅小说中,有些篇章是以农民为题材的。这些作品描写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农民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在人生海洋中的呻吟和挣扎,塑造了许多真实的农民形象甚至驰名世界的典型。在这长长的农民形象的画廊中,有以精神胜利法著名的阿 Q ,有怀着恐惧死去的祥林嫂,有倔强泼辣的爱姑,有慷慨好客的六一公公,有背负着生活重担,忧郁的闰土。对他们的描写,鲁迅多是撷取他们生活中的一个断片,或所谓“半生事迹”,或是从童年写起,直到二三十年后的种种切切。这样人们也就可以从他们身上更清楚地看到一个时代农民生活的历史,看到鲁迅对造成他们灾难的社会根源的探索。我们不知道阿 Q 童年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但闰土少年时代的生活风貌,却被写的生动具体,有生有色。他是那么智慧、勇敢,心胸开朗,说起海边农村的事来,无论是田里看瓜、刺猹或海滩上捉跳鱼、拣贝壳,无不滔滔不绝,娓娓动听。从《故乡》里这个活跃在瓜田海滩上,健壮、活泼,见多识广,口齿伶俐的闰土,我们很容易联想到《社戏》中摇着航船生气勃勃,敢于闯荡的双喜、阿发、桂生„„,这群农民的孩子和闰土一样,虽然小小的年纪,却都有适应农村生活的本领,他们除了放牛、撑船、钓虾外,“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两三个还是弄潮好手”。劳动生活锻炼了他们的胆量,大自然广阔的天地丰富了他们的智慧,而且他们都有着劳动人民传统的淳朴、厚道和热情。长年生活在这偏僻的海边小村上的农民,十之有九都不识字,不懂得那么多的圣贤经传。小朋友们在一起玩乐,虽然年纪相仿,“但论起行辈至少来,却至少是叔子,有几个还是太公,一村老老小小,也绝没有一个会想出‘犯上’这俩个词来”。村里的农民们,都是慷慨好客,友爱热情,一家有客人,都是大家的小朋友们在田野里放牛、钓虾,钓的虾都是小客人。这些农民的孩子,千方百计地劝说大人,让他们摇着船带小客人去看戏,并尽心地照料途中的安全。看戏回来的航程中,偷罗汉豆吃是《社戏》最引人兴趣的场面。因为煮豆是要请客吃的,所以阿发兴奋地说:“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这样淳朴、厚道的思想,在“人不为已,天诛地灭”地旧社会里,象一粒光明的火种,使人心明眼亮,看到生活地未来和希望。 主要农民形象有阿Q(《阿Q正传》)、祥林嫂(《祝福》)、单四嫂子(《明天》)、爱姑(《离婚》)、七斤(《风波》)、闰土(《故乡》)等。 鲁迅的小说集中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并对他们的前进道路进行探索。所以孔乙己、陈士成的人生悲剧都是封建制度走向崩溃时期的历史悲剧,因为科举制度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封建制度一崩溃,走科举之路的知识分子就必然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鲁迅不选科场上的得意者丁举人做主角,而让穷困潦倒的孔乙己们做主角,就反映了他对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认识,鲁迅正是要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告诉人们:随着封建社会走向历史行程的末尾,曾经给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带来过希望的科举之路,早以成了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如果说《呐喊》中的孔乙己和陈士成,作者是含着眼泪为他们送葬的话,那么《彷徨》中的四铭和高而础,作者是毫不怜惜自己的憎恶和讽刺,竭力诅咒他们的死亡。不论四铭、高而础或者他们那伙狐群狗党,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但骨子里却荒淫无耻,庸碌无为。他们仇恨一切新事物,疯狂咒骂“五四”新文化,口口声声要“挽颓风”“存国粹”,作者用漫画式的手法,揭穿这伙“做戏的虚无党”的龌龊本性。对这类封建卫道者的有力鞭挞,是同文化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相适应的,在五四运动高潮时,统一战线中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胡适为代表就已经开始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统一战线内部的分歧逐渐发展成为分裂,在这次分裂中,鲁迅一方面在深入地思索和探求,一方面继续着“五四”前期的战斗,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封建军阀和他们的奴才展开了规模巨大的斗争。主要知识分子形象有狂人(《狂人日记》)、吕纬甫(《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涓生、子君(《伤逝》)、陈士成(《白光》)、孔乙己(《孔乙己》)、四铭(《肥皂》)、高尔础(《高老夫子》)等。 四、从容的叙事方式叙事是小说最重要的表达方式,而叙事方式的特点则是小说作者个人风格的最直接的彰显。作为一位在理论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实践上以30多部中短篇小说垂范的小说家,鲁迅在小说叙事方式上不断探索、创新,从而形成极具个性特征的叙事风格。准确把握鲁迅小说叙事方式的特点,对于我们实施鲁迅小说的教学,无疑有着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鲁迅小说叙事方式主要具备简洁、冷峻、从容三个方面的特点。(一) 简洁。简洁体现小说家叙事时信息呈现的高效。鲁迅继承中国文学语约意丰的传统,在有限的篇幅里多角度多层次呈现丰富的信息,表达深厚的情感,传达深刻的思想。其小说文字的投放量与呈现的信息基本成反比,显示出同时代及后世小说家难以企及的经济和高效率。他一生虽然没有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留存的三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就承载的信息量而言,大多可视作长篇巨制的浓缩。为臻此效率,鲁迅的叙事力求简洁,在内容的剪裁、文字的删削、叙述角度的精选、结构的安设等方面殚精竭虑、惨淡经营。他的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有意识地“简化”旁观者对当事人行为的反应。《祝福》由此而变成一个“我”所知道的苦女人的故事,《孔乙己》记录的是一个酒店伙计眼中的落魄读书人的遭遇。《药》采用双线结构,让夏瑜的革命活动与华老栓一家的琐碎生活构成对比,在突出主旨的同时,省却了不少的篇幅。否则,茶客谈话中的夏瑜狱中生活,改为正面描写,既费笔墨,又不能见出当时民众对夏瑜事迹的反应。至于鲁迅通过词语的推敲打磨造就的“简洁”,教学中可沿袭古典诗词的“炼字”传统。杜甫《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七个字,写了四种动作,表达三种情感。鲁迅小说中叙事词语的简洁,也在追攀这样的高度。《孔乙己》里表现孔乙己为“回敬”别人对自己的奚落而“排出九文大钱”,被打残后的“摸出四文大钱”;《药》里面华老栓在装钱的衣袋外反复“按一按”,康大叔“抓过洋钱”后还要“捏一捏”;„„凡此种种语词的选用,都可看出鲁迅对文字最大表现力的有意追求。在教学鲁迅小说时,应当留意这种有些“刻意”的追求。(二) 冷峻。冷峻指的是小说家叙事时情感表达的高度节制。简洁的外在标志是文字的投放量,而冷峻的标尺是情感投入的深度。小说家的情感越深厚,其叙事越能收敛情感的偏向或外溢。鲁迅小说叙事的冷峻,是对中国文学似淡实浓外癯内腴传统的继承和光大。在教学中,我们尤其要扣紧鲁迅作品里那些貌似无情实有情的文段和句子。《祝福》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是“我”问四叔家的短工祥林嫂“怎么死的”,结果短工这样回答: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 这就是典型的“冷峻”!反问里蕴涵着短工的愤苦和无奈。读者正是从这样的“无情”处感受到“有情”。《药》里面当茶客们谈完夏瑜的狱中生活,为华老栓、华小栓的“好运气”进行廉价恭维时,鲁迅写道:“小栓也趁着热闹,拼命咳嗽。”这句话真是“阴冷”到读者的心里,激出却是作者对普通民众“哀其不幸”的一腔热血!(三) 从容。从容体现的是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对观点传达的隐藏能力。中国古典小说由于与说唱表演的密切关系,好议论,爱说教。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者总是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急于对故事人物的言行进行评判,急于按照作者的意愿去决定人物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鲁迅的小说创作在技巧上有一个走向“圆熟”的过程,其中就包含了其叙事方式渐趋从容的自觉追求。他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议论成份较多、创作意图较明显的作品都做过反思,《药》、《孔乙己》以及收入于《故事新编》里的一些作品的叙事方式,其从容的特点已能显现。倍受关注的《药》结尾写到的夏瑜母亲、华小栓母亲见到一只乌鸦的情节设置,作者似信手写来,不作一语雌黄,却让读者搜肠刮肚劳神焦思去寻求作者的用意。有人说是为了渲染坟地荒凉,有人说意在揭示迷信的破产,还有人说乌鸦是孝鸟,此时出现在坟场,可加重老年丧子的悲剧性,„„这些见解的出现,正是“从容”的叙事方式带来的“硕果”。同样,在《孔乙己》的结尾作者没有明确直白地交代孔乙己的结局,而是不厌其烦地叙述掌柜在年关、第二年的端午、中秋、再到年关对孔乙己所欠十九个钱的态度,末了加上一句著名的“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说明作者在叙事时充分注意到人物命运与自身性格发展逻辑之间的关系。 五、排除了悲观、痛感的悲剧美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写在纸上的人生戏剧。人生戏剧的两大类型,是悲剧与喜剧。鲁迅的小说兼有这两种类型。悲剧题材在鲁迅小说中占有的比重,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药》、《明天》、《白光》、《祝福》、《在酒楼上》、《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等,都是悲剧性的故事。它们示人以悲,却又感人以美;它们是哀痛的艺术之花。(一)由于鲁迅从事文学活动的目的是“改革国民性”,所以他的小说创作,大抵不是以伟大的英雄人物,而是以有弱点的普通人物为对象的。鲁迅笔下的悲剧,几乎都是普通人物的悲剧。在新年“祝福”声中死去的祥林嫂,是地主家普通的女佣;在未庄“革命”之日冤哉枉死的阿Q,是农村中普通的雇农;在“孽风和毒焰”中悲惨毁灭的子君,是普通的知识妇女;等等。他们的身上有太多的弱点,冷酷的人生难以容许他们存在。所以,这一类小说的悲剧美,主要地不是由悲剧人物本身的精神美点,而是由作者的美学评价中体现出来的。(二)由于悲剧人物大抵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而鲁迅又从“改革国民性”目的出发,对之采取善意批评的态度;所以,鲁迅的某些悲剧小说往往夹带有喜剧因素。 《孔乙己》、《阿Q正传》这几篇小说,乃是悲喜剧交融的边缘题材。小说中的孔乙己和阿Q,本来是喜剧性的人物;但他们无法挣脱社会的桎梏,不得不走向悲剧的毁灭。因此,我们对他们发出的是“含泪的微笑”,悲剧的美感中掺进了喜剧的美感。(三)鲁迅在“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时,掌握着审美阈内的分寸感。他小心地避开了那些凶残的、流血的,引起人痛感的场面,代之以折光后的含蓄的形象。无论是阿Q与祥林嫂的死亡,他都这样做了。比较明显的是《药》里面革命者夏瑜的被斩,作者虽然竭力去渲染氛围,但却不去正面描画悲惨的瞬间。夏瑜的就义,是通过华老栓与刽子手康大叔“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细节来交代的。于是,排除了“恐怖”的悲剧美,反而增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四)鲁迅的悲剧小说,多数也是与悲观主义绝缘的。在他早期写的《药》中,虽然有着他自己的“安特莱夫式的阴冷”,但夏瑜墓上的花环,从墓上飞走的乌鸦,还是杳冥中希望的象征。《故乡》的收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思想;月光下的路在向前伸延,作者把宏儿、水生托付给未来。《长明灯》中的放火者,尽管被永远地囚禁了,但结末却是孩子们呼应的歌声:“„„火火火,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死后“含着冰冷的微笑”,它使人联想到一匹嗥叫的“受伤的狼”,“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们还要看到,《伤逝》并非单纯地“伤逝”;一切都逝去之后,涓生毕竟喊出了这样的声音:“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由此可见,在鲁迅的悲剧小说中,反抗的音响是一篇比一篇强了。“文学是战斗的!”鲁迅的诗神不是悲哀的安琪儿,而是“举起了投枪”的战士。所以,鲁迅创造的悲剧美,最后就化为执著人生的、战斗的激情。六、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鲁迅的小说不以奇巧的情节惊人,却以高度的真实感人。他说:“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号召:“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创造“真的新文艺”。他的小说善用写实手法,生动地描写人物的富有特征的言语和行动,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 鲁迅主张真实,善用白描手法,但不排斥象征艺术。他采用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相结合,熔铸出丰富多彩的形象。他翻译《域外小说集》时期,鲁迅对安特来夫“调和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翻译的《谩》和《默》,写实带有了象征意味,大大强化了表现的力度和深度。鲁迅把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寻求写实中的超越和真实中的深刻,使作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 《狂人日记》就是写实与象征的产物。鲁迅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成因:“„„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现,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吃人”是旧制度旧礼教本质的形象化身,狂人对周围目光(包括狗和死鱼的眼睛)是疑虑和紧张,对周围景物荒谬怪异的感受等,是狂人产生“吃人”臆想的心理图象。作者以写实手法为狂人展示了生动逼真的心理图象,它是真实的。但它对于常态而言,又是变异的、夸张的。而这真实性的变异、夸张又恰是象征手法的起点,是深入表达作者主观情感意念的有效途径。在小说中,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是狂人指称古老传统的陈腐习惯的象征符号;赵贵翁等众多的眼睛暗示着“吃人”的威胁。所以说,《狂人日记》是写实手法与象征艺术的成功结合。 鲁迅小说的写实手法和象征艺术相结合,既使读者感到自然亲切和生动逼真,又使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鲁迅小说博大精深,不仅具有深邃的思想,而且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读后令人灵魂震颤,回味无穷。这是因为它在艺术上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同时,还吸取了外国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鲁迅小说从观念批判的高度,对社会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时弊和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论文小说艺术特征的模板

曲折的流年、苍凉的传奇(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2.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3.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二)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2.营造气氛的高手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给你个提纲,自己加些感受就400字了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在文学创作中,有叙述、描写、虚构、烘托、渲染、夸张、讽刺、抒情、议论、对比等手法。表现手法的分析是一种很泛的题目,答题时要注意完整地理解题目的答题要求,要简洁准确地答题,对有些题目如欣赏写作技巧的题,应结合上下文语境、文章题材与体裁风格等来准确把握,选取其中最主要的一种回答即可,不必面面俱到,如小说塑造人物的种种手法,如散文抒发情感的种种手法等,尽量抓到得分点。

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出现的社会文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以《烦恼人生》为例,它展示了当代中国一普通工人的一天生活、吃饭、赶车、 上班、带孩子、做家事、睡觉、做梦等,无疑是无数中国 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难以超越和摆脱的困境。作者池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能 够超越个人自我情感来审视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烦恼中不乏追求。这也是池莉作品的独特之处,她能于沉 重灰暗的人生画而中透出活力和亮色,在烦恼中隐含 着对生活、对生命的追求和挚爱。 把目光投向一些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描写他们的七情六欲和卑微的生存,在当时那个“广而大之现实主义“还没有得到充分反思的背景下,有一定的意义。。“新写实主义“貌似写实,但巧妙地回避了生活中真正尖锐的问题,避开了现实的本质矛盾和冲突;表面上写小人物的低级生存、无奈和认命,却对现实生活中的不公正、压抑的人性本源不加以深入的描摹和批判。这种取巧的方式得到了上下两个方面的认同,可谓双赢的典型例子。

(一)、长袖善舞——高超的写作技巧 “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沉香屑—第一炉香》) 1、华美的语言和缤纷的意象——天才之翼 (1)、纷繁的意象和出色的描写技巧 “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 院子正中生了一棵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瓷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色的雏菊。” ( 《金锁记》)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承认,从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就描写城市生活、人生情感的当代小说作家,很少有人像张爱玲那样能够以其完美圆熟的技术、文字的功力、深刻的人生观、犀利的观察与丰富的想像力,即是以炽烈迸发的才情成就于文坛。在那个垦荒与洪流的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语言尚处在胡适之、郭沫若自五四时期创造的直抒胸臆的白话诗体,对创作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而象张爱玲这样优美畅达、厚积薄发的文字是很少见的。应当说,张爱玲是避于我们文学发展的潮流之下,向我们展示了文学的另外一些层面的。上述特点可以说是张爱玲作品呈现的最主要特征,在四十年代即被评论家所承认。 文字表达中,对意象的扑捉,精当的描写,用比喻通感来写情状物以推进情节和烘托人物心理是张爱玲作品最突出的方面。这其中,包融了她对生活细致的观察,丰富的想像力以及对作品写作背景、人物塑造上的经验和总体把握。这在她的中短篇作品中得到了出色的表现。如在《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一段情景描写: “……墙里的春天延烧到墙外去,满山轰轰烈烈开着野杜鹃,那灼灼的红色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杜鹃外面,就是那浓蓝的海,海里泊着白色的大船。” 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处奇幻的境界。这不是客观性的描摹,而是以主观意识和想像加入其中,来对作品主题和人物进行环境映衬和心理烘托,表现出主人公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模糊的意识和恐惧的心理。它完全是与作品融为一体,不但起了烘托,而且用于行文的转折(这是主人公在路上的一段情景描写),起到提示和暗示作用。做为作者初期的创作,象《沉香屑·第二炉香》这一时期的作品显然在意象的扑捉、情景的烘托和情节的暗示上过于看重和强调,有些吵,有较重的刀爷痕迹,但另一方面,却显示出了作者在这一方面过人的能力。有些描写于细微处见精神,却又起伏跌荡,如虹飞碧落,给人目不瑕接之感。如《倾城之恋》中一段风的描写: “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向前飞……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 (2)、深刻的心理刻划和充满灵性的通感运用 张爱玲小说对于人物的心理刻划是非常成功的,人物的举动,对话,背景的移换,甚至光线、气味,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④如《金锁记》中童世舫与长安恋爱的一段,完全用眼光、气味和感觉表达出了人物沉浴爱河的心理状态: “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一点对方衣裙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大众隔开了。空旷的绿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 尤其是女作家在运用通感方式进行描写上有充满着艺术灵性的表达能力,使作品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写人的感觉: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的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是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金锁记》) 这是一个女人情长气短的窒息绝望。作者把人的感受和心理状态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行为,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再如一些形象而极具美感的比喻描写成为文章的亮点,使作家的文字具有很强的阅读价值,如: “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金锁记》) “振保觉得她完全被打败了,得意至极,立在那里无声的笑着,静静的笑从他的眼里流出来,像眼泪似的流了一脸。” ( 《红玫瑰与白玫瑰》) 2、自己的文章——于平凡处的写作方法 (1)、参差对照的写作手法 “……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⑤ 上述引文是作家自己对创作的认识。作家根据自己创作的题材选择了认为合适的写作手法,虚伪中有真实,浮华中有素朴,人物在回忆与真实间徘徊。在今天看来,作家的创作也是相当含蓄而内敛的。她把精力运用到故事的营造中去,写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活动,特别是善于抓住人物一刹那的心理变化——欢乐时的一丝苍凉,勇敢时的一丝恐惧,作家把这种心理感受如抽丝般自人物心底抽出,一丝一丝,编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成为一只蝴蝶——永恒的人性灵魂的翅膀,放飞掉。 正是基于此,张爱玲的小说创作过程从初期纷繁的意象,浓烈的色彩,多人物的长情节逐渐走向淡化,开始追求简单的故事和不着痕迹的作风。在这一阶段,作家在情节的推动,时间跨度的起转承和上的手法十分高超。比较长的情节之间是一段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 “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褪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金锁记》) 而有些只是一句话: “……露出一座灰色小白房,炊烟蒙蒙上升,鳞鳞的瓦在烟中淡了、白了,一部分泛了色,像多年前的照片。” (《连环套》) 诸如此种的写作手法,使作品呈现出一种宁静、冲淡的美。同样,张爱玲小说的结局也非常精彩,一两句话的收尾,戛然而止,无尽的余韵在后面延伸。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金锁记》) (2)、营造气氛的高手 由于叙述手段和高超的心理描写技巧的运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可以随时营造出不同的气氛。作品中的人物在现实背景中随时的“出离”,成为特定情节中的特定人物。《倾城之恋》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品中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倾城的乱世之中,一旦两人独处,展开他们感情的“对决”,作家只是几句景物的交待,就让他们成为舞台剧中的演员: “一眼看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 3、中西合璧—传统小说语言和意境同现代小说技法的融合 借鉴中国古白话小说的语言和意境,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也是历来所为人垢病之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对其进行指责,认为这使其作品变得不够扎实,陈腐阴暗。应该说,这种评价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其一,是看这种学习和借鉴是否值得提倡。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旧有的文化体系被否定和粉碎,重新建构,小说家们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以现代口语为基础,形成了新的文化语言。三四十年代是这种语言的成长期,这时从旧的语言中汲取营养,是肯定为文化潮流所不容的。但即使在新的文学语言成熟的今天,张爱玲作品的语言风格依旧向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向旧的文学语言汲取营养?张爱玲的文学语言直接从古白话小说中汲取材料,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晓畅、生动、传神,一如京剧中的西皮流水调,虽有做作的伊呀声,但一如流水般的宛转动人。作品中的有些词在当代语言中已经极少使用,如“匝、挫、浑头浑脑”,但不乏恰切妥贴之处。其二,在评价作家的同时,应该根据其特定的时代和条件,在作家创作的当时,新文学语言并未成熟。相对而言,作家的文学语言已经相当完美圆熟了。诚然作家作品中不乏直接照搬和套用古白话小说中的句子,使语言生硬造做,成为恶俗滥调。但就于整体而言,她的中短篇小说成就已有定论,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学习和借鉴的成功。即使在文学语言成熟丰富的今天,张爱玲的文学语言依旧属于佼佼者,这给我们留下了思考和学习的课题。 张爱玲作品中运用、体现出的传统的东方式的意境和情趣,将在其它章节简述。

毕业论文鲁迅的小说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其精神特征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者,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等。他们深受封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一心想求得功名,充满旧式文人的酸腐气味,作者对他们既有批判,也有同情; 第二类是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和追随者,如《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等。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第三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和反抗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以及《药》中的夏瑜、《长明灯》中的疯子、《一件小事》中的"我"和《幸福的家庭》中的"文学青年"等。他们具有现代的意识、进步的思想和改革的要求,也曾有过为自己理想而奋斗的辉煌历史,但他们的反抗几乎都以失败而告终。这类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是鲁迅最为看重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鲁迅希望大家通过他们失败的故事,看到他们的悲剧既是时代的悲剧、社会的悲剧,也是他们自己缺乏"韧性"精神和斗争策略的结果。 鲁迅创作《伤逝》的目的,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同类题材小说,不是为了表现青年人为争取恋爱自由和婚姻自主而对封建婚姻观的反抗,也不是为了歌颂当时风行一时的"个性解放思想",而是为了指出"个性解放思想"的局限,探讨受"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一代"五四"反叛青年在冲出家庭的牢笼后如何才能走上"新的生路"。 鲁迅在写作这篇小说的两年前,即1923年12月,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过一次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娜拉》是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一部社会问题剧,曾被译作《傀儡家庭》在中国公演,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当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如何走出家庭,而鲁迅则在演讲中告诫大家:"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两年之后,鲁迅旧话重提,是因为他认为"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仍然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他在《伤逝》中不厌其烦地12次用了"新的生路"一词。《狂人日记》中作品通过主人公狂人的眼睛,观察了他身边的人:"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然而,他们不但没有起来反抗吃人的人,反倒也要跟着吃人。狂人为此而困惑,作者为此而愤怒:"是历来如此惯了,不为以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在狂人或作者看来,这些人如果不改,最后终会被吃掉的,而未来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些"或者还有"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身上,因此,他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作品不仅表现了彻底批判封建礼教的勇气,还表现了作者"忧愤深广"的人道主义情怀,表现了他以文艺创作来改造社会和人生的总体精神。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狂人日记》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 狂人的形象具有"狂"与"不狂"的两重性。狂人的"狂",一方面在于他所具有的精神病人的特征,一方面也在于他对传统和世俗的反抗;而狂人的"不狂",则在于他"超前"的思想认识,说出了当时人们不敢说或根本还没有想到的话。如同历史上凡是反抗传统、反抗社会现存秩序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视为"疯子"一样,狂人的思维和语言常常是离经叛道的,但他的观察和结论却是丰富和深刻的。因此,狂人实际上是一个敢于向传统挑战的已经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敢于向现实的世俗社会挑战的清醒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者的象征形象。然而,鲁迅对于狂人的命运和前途却并不乐观,因此,在作品的"文言小序"中预感到了他的结局:"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

《故事新编》写作的最初起因,和《呐喊》的写作同时,“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⑵。现代题材就是当时的《呐喊》和《彷徨》,古代题材就是后来的《故事新编》。《呐喊》《彷徨》写作的持续时间较短,写完即编定出版。《故事新编》酝酿写作的时间极长,8篇小说从第一篇《不周山》(1922年)到最后一篇《起死》(1935年),前后经历了足足13年,至最后编定成集时,已经是晚年成熟的思想了。《呐喊》、《彷徨》基本按照写作年代排列,联系比较松散,虽然也具有若干形式特征,内在线索仍较隐晦。两书如果保存其佳作,而删除无关紧要的几篇,并不影响其整体思想和结构。《故事新编》则不然,删去其中任何一篇,都会使整部作品残缺不全,发生结构性的破坏。在鲁迅一生的创作历程中,后来编成《故事新编》的8篇小说由于写作时间延续极长,和其他创作有其历时性的相应。例如《呐喊》可相应于《不周山》(《补天》),《彷徨》、《野草》可相应于《奔月》、《眉间尺》;《不周山》的女娲试手补天,正是《呐喊》打破“铁屋子”的努力,《奔月》的孤独落寞之感和《眉间尺》的悲愤绝望,又和《彷徨》、《野草》的情绪相通。鲁迅1923年以《不周山》结束《呐喊》,最初似乎仅是试笔运用古代题材而已,其思想属《呐喊》的一部分。但在陆续写成《奔月》、《眉间尺》之后,则已有了集聚古代题材为一类的设想。1930年,在《呐喊》出第2版时,鲁迅删除了卷末的《不周山》,则重编新集的决心似乎已下,所谓回敬成仿吾当头一棒,事后看来,或许仅是涉笔成趣的一个玩笑罢了⑶。《故事新编》是所谓“神话、史实和传说的演义”,8篇小说追溯中国民族文化历程的起始,犹如《朝花夕拾》10则追溯他个人文化历程的起始,其根本主题有严肃的意义。8篇小说组成了一个颇为庞大复杂的结构,其内容亦真亦幻,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小说,又掺以杂文笔法,隐含了鲁迅强烈的思想个性,有着颇深的象征意义。《故事新编》8篇,如果按照写作顺序排列,其次应为(1)《不周山》(《补天》,1922年,北京),(2)《奔月》(1926年,厦门),(3)《眉间尺》(《铸剑》,1927年,广州),(4)《非攻》(1934年,上海),(5)《理水》(1935年,上海),(6)《采薇》(1935年,上海),(7)《出关》(1935年,上海),(8)《起死》(1935年,上海)。这一历时性的写作顺序,在编写成集时,作了两方面的重要调整,一是顺序调整,一是篇名调整。成集后的顺序调整,其次为(1)《补天》,(2)《奔月》,(3)《理水》,(4)《采薇》,(5)《铸剑》,(6)《出关》,(7)《非攻》,(8)《起死》。这里的调整主要有两篇,即原来在写作时间上居前的《铸剑》、《非攻》在成集时被分别移后了。成集后篇名调整也有两篇,即《不周山》改名为《补天》,《眉间尺》改名为《铸剑》。《故事新编》在编定成集时所作的这些调整相当重要,各单篇作品在调整后互相结合,由历时性转为共时性,形成了一个浑然整体。它们已不再作为单篇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而是作为整部作品和其他时期作品发生关系。《故事新编》在编定后隐含着一种象数文化结构,其内在系统的思想内容颇为丰富。今试排列如下,并作若干阐发。附图在《故事新编》的象数文化结构中,11篇小说按横栏看,其次序为时代的上溯。《补天》、《奔月》是开天辟地的神话,此为上古。《理水》是大禹治水,此为夏;《采薇》是殷周之际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此为商周;两篇小说的时间跨度为夏、商、西周,此为三代。《铸剑》写楚王的剑客,《出关》写孔老相继,此为东周的春秋。《非攻》写墨子,《起死》写庄子,此为东周的战国。《故事新编》8篇小说就这样从远古神话延续战国,给整个中国先秦历史勾勒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对于中国历史文化,鲁迅早年在《呐喊》首篇《狂人日记》中有过震聋发聩的评价:“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故事新编》则从《狂人日记》再往上溯,系统探求中国历史文化多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如果仅以“吃人”两个字概括,并不恰当。《故事新编》构成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认识,其思想比早年丰厚多了。8篇小说按竖栏看,可分为左、右两组。左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补天》的女娲、《理水》的禹、《铸剑》的侠、《非攻》的墨,鲁迅基本持肯定态度,其思想核心为禹墨侠,此为阳。右边一栏的小说主人公为《奔月》的羿,《采薇》的伯夷叔齐,《出关》的老子、孔子,《起死》的庄子,鲁迅基本持否定的态度,其思想核心为儒道,此为阴。虽然肯定和否定这样的提法未必恰当,但基本倾向还是可以感觉出来。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是有所继承的,其主要内容就是禹墨侠。大禹的三过家门不入,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侠的嫉恶如仇,在鲁迅极其强烈的内在性格中,可以看出这三种精神的影子。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鲁迅一生批判的主要方面就是儒道。在禹墨侠和儒道两方面一褒一贬,既和五四以后的时代风气相关,而鲁迅的独特个性也有重要作用。从禹墨侠上升到《补天》,从儒道上升到《奔月》,8篇小说四阳四阴,涉及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取舍两方面以及他一生的思想倾向,结构极为严整。

毕业论文鲁迅短篇小说

1902年在日本中国中国章锑嗯周迅学习以前,字于沙嗯,后改名周树人,字河南,浙江绍兴人。青年学习诗书经传的自习,像非官方杂记和民间绘画。洋务派创办于1898年就读于南京江南水师学堂,重新考入附着的地雷上学路南师校几个月后,来到新学校联系。 1902年到日本留学。四月到弘文学院毕业后在1904年4月,六月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1920年8月被聘为北京大学,艺术讲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21年12月早期时代,“阿Q正传”中的“晨报副刊”连载中最重要的代表。 1923年,第一 - 短篇小说这个集合,“呐喊”出版。 1926年出版的“犹豫”。除了小说,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写了不少散文具有独特的风格,与“印象”为代表的自1918年以来。 1925年出版的散文集“热风”。从那时起,几乎每年的散文集出来。 早期的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院长和院长的文献。 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教授。十月抵达上海,上海已入驻以来,专业写作。 1930,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创始人之一,是主要领导,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大渝街”,“翻译”等重要文学期刊。 1936年因劳累和肺部疾病在上海逝世,享年55岁。

一、认识作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诗书经传的传统文化教育。1898年离家赴南京求学,进入清末“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1902年,鲁迅东渡日本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日文补习后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由于“幻灯事件”的刺激,深感改变国民精神的重要性更甚于医治他们的身体的疾患,遂弃医从文,去东京倡导文艺运动,先后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两册,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重要论文。 1909年鲁迅回国,要杭州、绍兴等地中等学校任教。1911年冬,他根据切身感受写下文言短篇小说《怀旧》,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鲁迅”这一笔名,之后,又接连写下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祝福》、《伤逝》等20余篇小说,后结为《呐喊》、《彷徨》两集出版。与此同时,鲁迅开始了以稍长的论文和短小的“随感录”为主要形式的杂文写作,纵论历史时政,直面现实人生,批判封建礼教,抨击复古倒退,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结集为《野草》出版。 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病逝,他把自己毕业的精力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文学事业。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此用出了高度评价:“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二、了解背景 乔峰(周建人)在《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中说:“早先的制度,乡村里分为社(城内称保),社中常有庙,叫做社庙。庙中虽塑有泥神,但老百姓不全迷信。那庙不全作敬神之所,实际上寄存着若干水车及农具,兼作‘贮藏库’用的。每年于一定时间做的戏叫做‘年规戏’,社庙里每年做的年规戏就叫做社戏了。” 张代敏在《〈社戏〉里的“社戏”》说:“‘社戏’里的‘社’原指土地神。……‘社’又是古代划分地区的一个小单位。……从顾炎武《日知录》中的‘以县统乡,以乡统里’看,‘社’便是村。绍兴至今尚保留着‘阮社’、‘谷社’这样的村名。每个社有社庙——土地庙,庙里供着土地神。按规定,春秋两季要祭社,即祭土地神,祭社的日子叫计日’。……古时绍兴的祭社,为行令作诗。春祭谓‘春社’,是祈农之祭,秋祭谓‘秋社’,此时农家收获已毕,立社设祭,是为了酬报土社。绍兴,后来发展为以演戏来祭社。这时演的戏便叫‘社戏’,因为每年要演,亦叫‘年规戏’。” “后来,社戏不限于祭祀土神,演社戏的时间亦不限于春秋两季。如农历三月二十八的‘东岳大帝’的生日,九月二十七的‘舜王大帝’的生日,都演社戏,六月十六日是‘包爷爷’的生日,在皇甫庄的包殿——包拯的神庙前,这时也演社戏。也可以简单地说:凡一村或几村合伙出钱,为祭神而演,大家可看的戏便是‘社戏’。”三、赏析文本体味《故乡》和《社戏》的“乡愁” 鲁迅的《故乡》、《社戏》以幽微淡远见长,在淡淡的乡愁中闪烁着诗性与智性的光芒。 首先,这两篇小说都是从回忆乡间之事出发,抒发“我”的感怀。《故乡》中写船虽只是轻描淡写的几笔,却是以“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来结构其叙事的,进而形成一种“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归乡”模式。而《社戏》则不尽相同,它基本上写“我”的追忆少年时代对社戏的所见所闻和所感,其中写到了大船、小船、白篷船、乌篷船等各式各样的船,所有这些“船”都郁结成一个“愁”字,成为鲁迅记忆中无法忘却的风景。 其次,鲁迅在小说中善用“月”的意象烘托环境,展示了浓重夜色笼罩下的一片宁静、详和与一丝希望。 《社戏》中这样写道:“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朦胧”一词在此用作动词,极言“乡愁”的可感可触。又如“月还没有落,仿佛看戏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离开赵庄,月光又显得格外的皎洁,回望戏台的灯火光中,却又如初来未到时候一般,又漂渺像一座仙台楼阁,满被红霞罩着了。”将月的皎洁与灯火的漂渺相对照,渲染出依依不舍的情绪和氛围。《故乡》先后两次写到“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使“月”成为小说的中心意象,它俨然成了昔日闰土青春朝气和“我”的美好愿望的象征。 可见,鲁迅在小说中采取童年视角和成人视角叠加的叙事手法抒发离感的“乡愁”,正是源于他对农民和农村的“深刻的眷恋”之情。《社戏》和《故乡》“表现出知识分子传统的乡村情感,乃至有古典作家田园山水诗的意境追求。”

您是杀人还是提问?没有五千字的,我尽量写,鲁迅在揭示土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第一次逃到鲁镇工谋生,这种对族权和夫权的反抗本是正当合理的。但她不懂这是她求生存的权利,她逃走的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她被强迫改嫁时,也拼命反抗,但这种是对“从一而终”的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最后,她临死时发出究竟有没有魂灵地狱的诘头,虽然表明她对封建神权思想有所怀疑,但她的思想依旧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祥林嫂这一系列的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要深蒂固的封建大网络所捕杀。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吃人的封建制度。 相对单四嫂、祥林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为了不被丈夫离弃,她大闹的,不是离婚,而是不离婚。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使用权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的不愿离婚最终还是离了。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这条不安分的鱼,只能在水池中掀起几点水花,最终还是摆脱不了被吃的命运。她想凭自己个人的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罗网,那只能是妄想。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而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都是由七大人之流操纵的。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在潜意识里,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在封建社会性,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是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的“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但其意义是有限的。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讽刺小说毕业论文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发布时间:2010-9-24 20:9:41 点击:27次 赵轶男(安徽电气工程学校 安徽合肥 230031 ) 摘 要: 鲁迅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小说创作是对先生女性思想阐述的重要方面,他笔下的人物丰富多样,尤为突出的是对女性个性、思想的描写。其对女性形象刻画分为两个来源:一是农村妇女形象,一是知识女性形象。先生揭示出女性在旧中国中的悲剧命运,探求女性未来生活发展之路。本文通过对鲁迅小说中的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分析和评论,从而概括出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所特有的三个基本思想主题:首先,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其次,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再次,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这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三个基本思想主题之间相互交融,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宏观特点。 关键词: 鲁迅先生 女性形象 悲剧 关爱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其重要体现之一就在于他的小说创作.鲁迅先生的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是相当广泛的。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中所说的他写的小说内容都是使他“不能全忘却的”回忆。很明显,先生写小说,往往当作回归到他回忆中的旧中国去游历和探索,因此,他的小说绝大多数取材于自己的故乡——绍兴①。这也正如先生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承认: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先生说他写小说是要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来” ②。因此他深入到中国国民的灵魂之深处去思考、寻验。对于时代与民族而言,鲁迅先生无疑是超前的。因此他无论生前与身后都不能避免寂寞的命运。他总是在思考着人的觉醒和解放,主要是那些在旧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受封建制度及礼教长期束缚的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是凄惨的,人格尊严是受到无情地践踏的,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因为旧中国的三纲五常中女人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她们成为夫权、族权、政权、神权压迫下的玩具,甚至至死也摆脱不了被欺瞒的命运。鲁迅先生一直深切关注妇女问题,并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当中。 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很多,却大都成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先生笔下的女性形象可以大致概括为两类:一是旧社会农民妇女形象,她们多贫困交加、愚昧麻木,如:杨二嫂、单四嫂子、吴妈、祥林嫂、九斤老太、七斤嫂等;二是城市女性形象,她们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个性的自由解放,通过不断的斗争来获得个体的人身自由,如:子君,爱姑。鲁迅先生是如何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以及女性解放的出路呢?通读先生的小说,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基本的主题:“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死”——生命无辜的毁灭;“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奴役残害以及那些女性对此所发自灵魂的绝望抗争。下面就将单四嫂子、子君、祥林嫂三位女性分别给予分析和评论。 一、 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明天》是《呐喊》中的一篇,也是先生写的第一篇描写农村妇女的小说。情节为主人公单四嫂子是一个死了丈夫又贫困守寡的女人,平日里只靠自己的双手去昼夜不停地纺出棉纱来养活她和三岁的儿子宝儿,对生活可以说毫无奢求,她唯一的希望大概只是养育宝儿,望子成龙吧!尤其是当宝儿瞪着一双小黑眼睛想了一刻,便说:“妈!爹卖馄饨,我大了也卖馄饨,卖许多许多钱——我都给你”。孩子稚气童真的愿望以及对妈妈至真的爱恋是怎样温暖了这位可怜妈妈的心啊!这也给单四嫂子带来多大的力量啊!“那时候,真是连纺出的棉纱,也仿佛寸寸都有意思,寸寸都活着”。正是有了这平常而微小的希望,才支持着这个守寡女人的悲苦的心,给她以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通过单四嫂子的生活,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笔触塑造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苦难的形象。她喘息在残酷无道的重压下,却还能为了人间的一点温暖,而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煎熬。却不料这样一点小小的安慰也落了空,病魔和庸医夺去了宝儿的生命,也就等于夺去了这寡妇最后的希望。单四嫂子是那样的纯朴、善良、安分。宝儿是那么可爱、朝气、孝顺。在她们母子的生活中,完全没有一点“分外”的要求,她只是为了起码的生活条件整日里不停地劳动着,她们被剥削得已经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而只能通过母子之间的亲情来互相“取暖”。 单四嫂子是个丧夫的女人,她没有对社会有丝毫怨言,我想在所谓的东方文明地熏陶下,她应该已经麻木了,失去了“没有爱的悲哀”。因为在中国的古训里早已订好了律条:死了丈夫,不能另行改嫁,只能守节。所以徽州地区至今还有那么多牌坊。苦难的生活给予她的微茫的希望,只是为了养大孩子而挣扎着、奋斗着。而当这微茫的希望也幻灭了的时候,死了丈夫又死孩子的单四嫂子,只能把“无所可爱的悲哀”寄托在宝儿魂魄入梦上。鲁迅先生在描写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这样说的“门内是王九妈蓝皮阿五之类,门外是咸亨的掌柜和红鼻子老拱之类”。他们都聚集在这可怜的寡妇周围,但他们除去按照惯例烧纸钱、赊棺材,吞尽这寡妇仅有的一点积蓄外,谁又曾经真正给予她一点同情和温暖呢?可以说单四嫂子所处的环境是令人窒息的。也正如先生在《呐喊》序言里所说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也体现出鲁迅小说的一种创作模式——看与被看的模式。为什么封建的宗法制度可以延续那么长,我想人们的不觉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互不关心,也就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宗法统治的重要支柱吧。 单四嫂子的不幸遭遇,真实地概括了封建宗法统治和礼教压迫下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先生借用一个这样平凡的故事,即广大旧中国劳动群众平凡生活的小悲剧,正是为了向世人揭示那整个时代的悲苦的生活面貌。他的思想是具体地、深刻地:黑暗的宗法制度,封建的旧礼教,在奴役践踏着千百万劳动人民,连单四嫂子这样一点起码的合理的生活愿望也残酷地剥夺了。试想等待单四嫂子的将是怎样一个“明天”呢?先生曾说“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了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自己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如果叙述出静夜中的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到自己儿子的梦,虽然增加了悲凉阴冷之感,但是会使小说更有深度。然而先生却没能这样做,这是他听了钱玄同的意见以后,用了“曲笔”的结果。因为那时的钱玄同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鲁迅先生在修改小说时便毫无顾忌地打破自己原来的构思,为的是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这也同时反映了先生的“爱”的哲学。因为在那样的社会——浓重的黑暗。等待着这个可怜寡妇的,将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无尽的苦痛和悲哀、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这平凡的悲剧,也正是灾难深重的时代悲剧的缩影。所以,可以将《明天》中单四嫂子形象概括为体现了先生对女性“爱”的特点。即爱——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关爱。 二、 死亡——生命无辜的毁灭 鲁迅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从和作者相关的人们里去找,是不能发现切合的了,但因为“杂取种种人”,一部分相像的人也就更其多数,更能招致广大的惶惑。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祝福》里的祥林嫂形象是运用了“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方法。作者这样创作的目的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先生写小说的动机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将下层社会民众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原意其实只不过想将这显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所以鲁迅先生要用小说强调和放大的思想,要开拓的知识,焦点在于“旧社会的病根”,然后“设法加以疗伤”。可以说这些都可以在《祝福》深深地体会出来。而其中焦点不言自明——祥林嫂。《祝福》的情节是众人耳熟能详的,这儿就不加以赘述。我们来看看作者写《祝福》时候的社会时代的背景,当时社会矛盾十分尖锐,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还过着极其痛苦的生活,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到来。随着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使鲁迅不断地加强了对真理的求索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并开始接触各种思潮。他从同情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展到对妇女问题予以足够的重视,并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这是他向封建旧势力战斗,为新事物“呐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收在《彷徨》里的第一篇小说《祝福》则是对那个黑暗社会的轰炸。应该也是《祝福》思想性深刻的一个原因吧。鲁迅先生看到了在旧社会的下层女性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节烈观,因为她们对节烈观看得很重,甚至把它奉为圭臬。在封建时代节烈观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派生物,先生通过这看到了更深层次的男权中心文化,揭露了节烈的腐朽和残酷,也就通过这一窗口看到了整个男权中心文化奴役、压迫妇女的本质,从而达到对女性启蒙的目的。同时,先生又为女性觉醒和解放想出了一条道路,即实现女性“人之自觉”。只有女性自身认识到传统文化中的弱点,才能有所醒悟,也从而打破圭臬实现自由。 《祝福》写的深刻处,应该就在于它通过祥林嫂的悲剧,更充分更集中地表现了封建宗法统治,如何用它的黑暗触角时时处处给祥林嫂以残酷的打击,使她无可逃避地步步被逼向死亡的陷阱。威压着祥林嫂命运的,不只是鲁四老爷的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它的统治支配着政治、经济以及宗族、宗教和道德的一切方面,象一张无形的黑网笼罩着祥林嫂。但是,渗透着作者冷隽的笔调的,又是怎样难以忍受的愤怒和悲哀啊!冷酷、令人窒息的冷酷,不断挤压着祥林嫂,使她无可逃避,更无法逃避死亡的结局。《祝福》的开端写了“送灶”,结尾写了“祝福”之夜。那是作者刻意安排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喜庆景象。纷飞的瑞雪,连绵不断的鞭炮声,“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但就在这喜庆的祝福之夜的纷纷拥抱中,勤劳的一生的祥林嫂却死于灾难深重的饥寒交迫与惨烈的精神戕害。这就是“天地圣众”所给予她的“无限的幸福”!祥林嫂死了,那她是否就解脱了呢?我想那个惟求做稳奴隶的祥林嫂,在受尽肉体的压榨摧残,精神受尽嘲弄凌辱后,最后还必须怀着深沉的恐惧走向死亡。对她来说,死亡不是长期痛苦生活的解脱,而是另一种更痛苦的生活的开始(到阴间去承受锯刑)。鲁迅先生在表现农村妇女所受压迫的痛苦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深度,至今也少有人超越。祥林嫂的形象也成为一个艺术的典型。整篇小说充满了对全部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的烈火般的仇恨,同时也充满了与封建宗法制度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彻底的决裂的精神。 《祝福》中的祥林嫂受到的“关心”来自于柳妈等一系列同属于贫下低贱的劳动妇女,她们所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又是什么?她们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从而产生了冷漠的恶性心理,在强者面前被抑止了的感情蓄积为对弱者的无情精神摧残作了准备,从而得到向弱者身上进行毫无遮拦的宣泄。她们的这种精神病态表现出人与人之间关系带有极大的浅薄性、冷酷性。她们中有的是痛苦麻木的自守,极端冷漠的旁观,有的则是无情的精神摧残和怨毒之气的宣泄。可以说这些弱者在自觉不自觉中肯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信条。而鲁迅先生对这种人物心理的把握是透彻和深刻的,他在处理人物之间的关系的态度是严峻的。对一个无呼唤余地、无反攻能力的祥林嫂来说,这只能是一种伤感而无法申诉的悲剧。先生运用的是一种冷峻的笔法进行描写而非铺排的酣畅淋漓的笔触,因为它们表现出的艺术悲剧韵味不足以传达那种在平静中吃人的现实格调。我们可以将祥林嫂形象概括为鲁迅先生对女性刻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即“死”——生命无辜的毁灭;有人会认为祥林嫂在死前有过对灵魂有无的怀疑,就是呈现出微弱的正转状态,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生命道路上对封建思想和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对在此支配的社会关系的朦胧感受,一种思想变化发展的趋势,对艺术悲剧的影响应该是微弱的。特定的时代环境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悲剧,而对她的“回光返照”也正体现出鲁迅先生的一种希望吧。这在《伤逝》中有很好的体现。 三、 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她们的生命奴役残害和绝望抗争 《伤逝》是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仅有的一篇以青年爱情为题材的作品。小说一开始,就先声夺人地为全篇定下一个“忏悔自省”的调子——“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忏悔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涓生“悔恨和悲哀”是什么?《伤逝》的内涵得到升华,是否仅仅是涓生感伤和逝去的感情呢?小说不仅歌颂了男女青年子君和涓生的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的斗争,更深刻地描写了知识分子心灵的历程。鲁迅先生也因此提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中国青年,特别是妇女,究竟怎样才能从旧势力压迫下得到解放?《伤逝》则成为先生的启蒙主义所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种同封建家庭决绝的态度,的确是表现了“五四”前后第一代知识女性的反封建精神。女主人公子君就是发出这个勇敢的呼声,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义无反顾,坦然如入无人的境地,奔向她所向往的理想的爱情生活。子君也许会在其他方面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爱情问题上,在自己的终身大事上,子君却是无畏而勇敢的。在涓生的记忆中,无畏的子君决不是感情轻浮的少女,她天真、善良、娴静而又纤弱。子君性格也正是由于她所处的家庭环境的影响,寄居在叔父家,在城市上学。以前的她可能一直生活在威严和冷眼中,处于少女时代的子君是同样会有着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可谓是不断地新文化、新思想启蒙了她,时代更为她打开了眼界。当她第一次在生活中发现有一个相知的异性青年涓生,虽然只是一个小职员,生活艰难,但却有一颗火热的心和进步的思想,为她揭开了新生活的帷幕。向她表达了挚爱真情,所以她被感动了并倾心于他,愿意和他携手同行,追求美满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当时支持子君的理想是“爱”,她当时的勇敢和无畏是因为“爱”,是涓生的爱给了她生活的勇气,使她不顾一切地反抗旧社会的伦理教条。涓生是一位首先接受了新思想而觉醒的青年,他启发和关爱着子君。但同时他也是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五四”风暴中追求个性解放的信条之一就是自由之身,谁也没有干涉自我的权利。 子君对未来美好梦幻激励着她为摆脱封建束缚进行了无畏的斗争。但在当时封建势力还很猖獗的社会里,子君比之涓生会有更多的先天弱点,因为她的社会接触不多,她的知识面也不广,但是在她身上值得肯定的是她对新知识、自由美好的渴望和憧憬。我们应该清楚,爱情不是抽象的东西,人也不能生活在对美好事物的憧憬中,更不能生活在抽象的爱里。我认为正确的生活方式应该是生活艺术化,而艺术也要生活化。所以生存的环境对她们的婚姻生活中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他们也必须面对这残酷险诈的人间简单的家具,已经用去了涓生筹来的款子的一大半,而子君也卖掉了她仅有的金戒指和耳环,为他们共同的家加入了一点股份。但最终的结局是涓生被辞退了。共同的生活使他们有充分相对的时间,先是沉默的相视,接着又是沉默……。而子君在新的生活中只能忙于家务,生炉子,煮饭做菜,喂狗养鸡,每每汗流满面,短发都粘在前额上,手也开始粗糙起来。因为忙,所以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是读书和散步。这也最终造成了他们无爱的结局。也为最后涓生说出他们之间无爱埋下的深沉的隐患。涓生说:“不过三个星期”。就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似乎对她已经更加了解,揭去许多失去之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却是隔膜了,即所谓真的隔膜了。作者则说出解决的方法“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涓生与子君是太缺乏生活的经济支柱,从而也使彼此爱的理想的斑斓色彩在不断剥落。涓生对子君的热情也在冷却,而对于子君来说,这新的生活又何尝不使她感到困惑,她只得强颜欢笑,操劳家务,目的只是为了分担一下涓生的辛苦,为这个共同的家努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从这一层面看,子君并没有变。唯一产生变化大概是涓生对幸福的需要观的扩大。因为按照涓生的愿望只是让子君能陪他一起读书、一同散步和聊天,总起来是要生活高雅一点,安闲一点。我想就算他们在经济上完全可以满足这种生活。结局大概也只是“一只新笼子”,生活大概也只能模式化、固定化。他们的理想化的爱也不会有“时时地更新、生长、创造”。这种生活方式只是他们对生活的一种向往。于是,本来以为完全互相了解的子君和涓生,现在却疏远隔膜起来,相对彼此的爱已经成了彼此之间的精神负担,所以涓生已经动摇:“我老实说罢;我已经不爱你了!但对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他放弃了子君,因为在他心中认为子君应该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隔阂,但是出乎意料之外,子君是完全无力承受突然来自爱情的打击,她陷入了恐怖之中,离开涓生之后,毫无生存能力的她只能回到旧家庭中,并终于“独自负着虚空的重担,在灰白的长路上前行,而又即刻消失在周围的威严和冷眼里”。这一结局是悲剧性的,鲁迅先生对此表示了无限的惋惜和沉痛。涓生陷入良心的谴责和痛苦的忏悔之中“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我没有负着虚伪的重担的勇气,却将真实的卸给她了。”“使我希望,欢欣,爱,生活的一切,却全都逝去了,只有一个虚空,我用真实去换来的虚空存在。”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真实,又是一个多么卑怯的真实。作为生者的涓生就必须还要生活下去,所以在小说的结尾鲁迅先生赋予其新的生命希望。“如果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乞求她的饶恕”,“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求她宽容,或使她快意……。”正是这一切,给涓生带来了新的启示和觉悟——“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也反映出先生反抗绝望的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伤逝》的子君的形象体现了鲁迅先生对女性描写的另外一个特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层面:反抗——对来自一切方面的对生命的奴役残害的绝望的抗争。 综观先生的全部小说作品创作,即也就是上文借单四嫂子、祥林嫂、子君三位女性形象来体现出这三方面的特点。当然,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并非孤立地存在于某一形象刻画之中,但我们可以看出先生是有侧重地加以描写的。我们在阅读先生的作品时也同样应该仔细地体会和把握,先生告诉我们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而我们只有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与追求,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神话”的实现上。 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时是很难读懂鲁迅;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才有可能会理会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鲁迅先生曾说:“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我们可以认识到先生写小说上有自己的功利目的的,是要利用小说的力量来改良这社会,而且把文学和人生的改良和健全发展联系起来,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实际上写了两种人物类型:即前面所说的下层农民的灵魂和知识分子的灵魂。可以说先生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深入是与自己的血肉相融的,如上面《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相对来说先生对诸如杨二嫂、单四嫂子、祥林嫂的命运是关切和同情的,重在更加深刻地揭示出在她们身上的国民劣根性,以引起广大民众的觉醒,他是带着责任感去描写她们的处境,着重暴露病态社会的人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是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的伟大拷问,他逼着读者一起来正视人性的卑劣,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先生最终为女性的人身解放指出一条道路那就是绝望的反抗,是对于社会、对于自身、对自己的一个反抗。希望无所谓有无,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正视它并且时刻去追求。“真的猛士,敢于正视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的前方是路需要自己去踏过,鲁迅先生作品的深度就在于他能够穿透现实的黑暗去开掘、体验更内在的更深的被遮蔽的黑暗,进入精神的层面,有的作品还进入了生命存在的本体,即超越他的经验来成就一种存在的追问。 四、 结论 鲁迅先生小说的内涵是丰富的,不是从一种角度就能阐述清楚的,所以我们思考先生的作品和提出我们的问题时应该加以审慎的解读和分析,因为现代小说在先生的笔下得以产生并且完善,可见先生的思想具有时代的超越性,是值得我们去思索和深化的。先生曾在《野草》的题词中写下:“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先生所有的作品中亦透露先生的沉默世界,对中国普通贫民妇女的刻画则是先生对当时黑暗社会对普通平民的残害和压迫的控诉,普通大众的生活尚且如此不堪,更何况是那些没有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呢?先生描绘的女性形象深刻而难忘,先生抓住了她们的生活细节,用自然平实的语言白描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而可悲的劳动妇女。参考文献:① 陈漱渝著.鲁迅风波[M]. 大众文艺出版社② 《与鲁迅相遇》 钱理群 著 三联书店③ 《林贤治评注鲁迅选集》 湖南文艺出版社④ 《鲁迅作品十五讲》 钱理群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⑤ 《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 吴中杰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⑥ 《鲁迅其书》 张杰 杨燕丽 选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⑦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⑧ 《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 上册 朱栋霖 丁帆 朱晓进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⑨ 《鲁迅经典文存》 洪治纲 主编 上海大学出版社

到书店买这本《鲁迅杂文精选》……

《我的失恋》鲁迅的这首诗,不但辛辣地讽刺了当时流行的失恋诗,而且还教育了青年,爱情应建立在共同的志趣的基础上,门第不同,生活不同,立场观点不同,思想感情两样,怎么能相互产生感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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