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编辑系统
《民国时期浙江地方银行的农贷研究》【作者中文名】 刘志英; 张朝晖; 【文献出处】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极度衰败、农村金融极度匮乏、农民深受高利贷盘剥的状况下,作为新式金融机关的浙江地方银行却将资金投入农村,将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资金部分地流还农村,这一新举措无疑给资金枯竭、高利贷横行的浙江农村金融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浙江农村经济带来了活力。该行在农贷工作中善于因地制宜、顺势而谋、大胆探索,体现出了具有典型意义的特点。 -------------------------------------《期待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向纵深拓展》【作者中文名】 朱英; 【文献出处】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即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只是其关注点主要围绕乡村社会与文化等层面,在经济方面的探讨略嫌不足。建国以后,学术界在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也主要是重点考察土地占有关系和农民生活贫困化等问题,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90年代以降,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和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越来越引人瞩目。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三农”问题的提出,史学界更以极大的学术热情与强烈的现实关怀充分发挥史学的参与功能,投入到对“三农”问题源头的探讨之中,分析历史,吸取其中蕴含的智慧,以期帮助人们认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迄今为止,无论在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上,对近代乡村经济史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主要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较多薄弱环节。为了将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今后需要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争取新的突破。首先,在重视农业史研究的同时,应加强对乡村手工业史的分析,因为在促进乡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作者中文名】 李德英; 文献出处】 近代史研究,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成都平原是租佃制度发达的地区,押租制度在此地十分流行,不仅对该区域的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也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通过对一些县级档案资料和土改档案资料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近代成都平原的押租与押扣,并非如有关学者所说的仅仅是加强剥削的手段,它们有着更广泛的内涵,是该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缴纳押租,佃农不仅获得了土地的佃种权,而且通过押扣的方式使自己交出去的押租金获得了一定的利息。从制度上看,租佃双方的经济关系比清代以前更趋平等。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作者中文名】 江国华; 【文献出处】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作者中文名】 杨涛;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6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推行在当时堪称典型。但由于统治者对自治本意的歪曲及对官办模式的偏重;由于严重的财政危机,国地税改革的功利性与不断加重的捐税;由于下层群众被排除在文化资源拥有者之外,民智民力水平的低下;由于官府与新、旧士绅对基层政治资源的争夺;加之统治者处理民变措施的失误,地方自治陷于困厄并引发江苏省反自治民变。其突出表现为抗捐抗税、反对户口调查、捣毁学校与自治公所等。反地方自治民变表现的社会动员的缺乏、国家—社会关系失序的教训十分深刻。 --------------------------------------------------《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运作脱节之分析》【作者中文名】 杨发源; 刘敏; 文献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Social Science Journal,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管理制度与实际运作之间脱节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清代城市管理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现象。清代地方城市管理制度受到政治体制的制约,而管理执行者素质低下、敷衍塞责,导致晚清地方城市治安管理制度与管理运作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 -----------------------------------------------------------《翁同龢晚年思想述论》【作者中文名】 周立人;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爱国政治家翁同龢(1830-1904)是近代中国颇具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他因主张革新、支持变法事业,1898年7月遭顽固派开缺革职乃至编管严惩的政治迫害。至1904年7月去世前,翁同龢在故乡常熟度过了人生最后 ———————————————————————————————《张謇与晚清社会变迁》【作者中文名】 谢俊美;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tong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晚清社会变迁; 爱国政治家; 民族性; 【英文关键词】 social vicissitude of late Qing Dynasty; patriotic statesman; national features; 【摘要】 作为近代中国的杰出人物,张謇在晚清社会变迁中充当了重要角色。他由实业而教育,由教育而政治,几乎参与了晚清社会的重大活动。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还是“东南互保”,清末宪政,抑或辛亥革命,乃至民主共和政治的创建、清帝退位等等,无不看到他的身影和他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追踪时代,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进步,不失为近代中国的一位爱国政治家。张謇的人生事业是近代社会变迁的留痕,带有强烈的民族特性。他的政治理念及其实践活动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借鉴和启示。 -------------------------------------《张謇庚子年间东南意识略议》【作者中文名】 刘学照; 【作者英文名】 LIU Xue-zhao（Department of Histor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文献出处】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张謇; 庚子年; 东南意识; 【英文关键词】 Zhang Jian; the year of 1900; consciousness of Southeast China; 【摘要】 庚子年(1900年)间,上海报刊时论凸显出一种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立论的东南意识,表现出上海和东南绅商关心时局发展和国家命运的社会主体思想。张謇作为江苏和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代表,他在庚子年向东南督抚的陈言献策中,也显露出与上海庚子报刊时论类同的东南意识。特别是他提出的“西北”与“东南”的“名、实”互存论,是一种深涵政治哲理的时局观,它为我们考察张謇的政治思想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自立军事件中唐才常与张之洞关系考》【作者中文名】 张小强;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学院政治与经济系 副教授;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在自立军事件中,历来流行这样的观点:在起义前唐才常曾通过日本人与张之洞联络,表示自立军拥立张之洞据两湖独立,而张之洞犹疑莫决,对自立军的早期准备活动持默认态度。如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张篁溪在《自立会始末记》两文献中均有记述,说“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借日本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均转见杜迈之编《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9页、76页)。黄鸿寿著《清史纪事本末》也说,“方才常在汉也,尝借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之洞先颔之”(同上书,第26页)。更有学者据此得出张之洞后来捕杀唐才常是杀人灭口、销毁罪证的结论。如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说,“唐才常在准备起义前,还曾经过日本人去同张之洞联系,表示自立军可以拥戴张之洞据两湖而宣布独立。张之洞没有马上答复他”。后来因“东南互保已经成立,他不需要借助于唐才常。在军官告密以前,其实他已经知道自立军的谋划,因此,他很容易地把这场起义扑灭掉。他立即把唐才常等人处死,显然...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南地区精英阶层社会心态探析》【作者中文名】 周学文; 【作者英文名】 ZHOU Xue-wen （School of Sociology;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China）;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江苏 苏州; 【文献出处】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Fuling Teachers Colleg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2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 东南地区; 社会心态; 精英阶层; 【英文关键词】 the Boxer Campaign; southeastern China; social psychology; elite class; 【摘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当北方义和团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时,南方却相对的比较平静。出现这一强烈差异的原因,与南北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南富北穷、政治上的南松北紧、文化心态上的南新北旧而使得各自的精英阶层产生不同的社会心态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东南互保”前期地方对外政策》【作者中文名】 李崇德; 【作者单位】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文献出处】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udan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4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东南互保; 地方督抚; 自主外交; 【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走上了对外宣战的道路,而地处东南的督抚们根据地方实际需要和全局形势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中央的对外政策。这种全新的自主外交方式虽“背经离道”,但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评一代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作者中文名】 孔祥吉; 【作者英文名】 Kong Xiang ji; 【作者单位】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 【文献出处】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7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赵凤昌; 张之洞; 辛亥革命; 信札; 【摘要】 赵凤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他长期担任张之洞幕僚,积累了大量函札,被革职后又在上海参与了庚子事变中的东南互保,预备立宪,以及辛亥革命前后的重大事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将珍藏于国家图书馆善本室的《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影印出版之前,作者考述了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揭示了其藏札中精彩的篇章。 ————————————————————————————《风雨四十年——对清朝总理衙门的浅析》【作者中文名】 刘琛;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大众科学(科学研究与实践), Public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总理衙门; 近代化; 清政府; 洋务运动; 【摘要】 文章针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第一个专门外交机构--总理衙门作了粗浅的分析,全文分为三部分,先是探讨了总理衙门设立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然后简要分析了其主要职能,最后探讨其意义。鉴于对总理衙门的意义历来都备受争议,所以文章重点放在第三部分,并在其中渗透作者的倾向。 ——————————————————————《社会生活史图像试题解析》【作者中文名】 郭子其; 【文献出处】 历史学习, History Learning,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中,可以明显地发现,除了有关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试题外,还有社会史试题,高考命题者采用社会史的新范式来命题,给高考试题增添了耳目一新的意境与面貌,也有效地发挥了高考的 ————————————————————《中国工业化路径初始选择的失误》【作者中文名】 王云秀; 【作者英文名】 WANG Yun-xiu（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China Petroleum University; Beijing 102249; China）;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北京; 【文献出处】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工业化; 路径; 初始; 失误; 【英文关键词】 industrialization; option; mistake;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选择了一条以军事国防为中心的工业化路径,民用工业成为军事工业的附属和补充,"求强"高于"求富";"求富"服务于"求强"。由于路径选择的失误,不仅军事工业注定不会成功,本该发展的民用工业也非常滞后,致使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遭受严重挫折。 ————————————————————————————《《盛宣怀传(图文版)》前言》【作者中文名】 夏东元;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文献出处】 历史教学问题, Hist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正>我在半个世纪前专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之始,即确定以学术界少人间津的洋务运动作为研究重点。与此同时,将与洋务运动关系较深的李鸿章、盛宣怀、郑观应三人作为洋务历史人物重点研究对象,其中尤以盛宣怀作为重中之重。这是为什么?这要从1861年至1901年40年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及盛宣怀对洋务事业的巨大贡献谈起。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守旧派思想研究》【作者中文名】 黄庆林; 【导师】 史革新; 【学位授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6 【论文级别】 博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黄庆林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8-03-13 【关键词】 义和团运动时期; 清政府; 守旧派; 思想; 【英文关键词】 Yihetuan movement; Qing government; conservational group; thought; 【中文摘要】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朝政府守旧派是指通过镇压维新运动执掌朝政大权、维护传统旧体制、排斥西方文化、利用义和团以灭洋泄愤的封建政治文化派别。他们活跃在戊戌政变后到庚子事变八国联军侵华时期,要求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继承传统,保守旧有的政治文化秩序。这些人主要包括载漪、载勋、载濂、徐桐、刚毅、崇绮、赵舒翘、启秀、英年、董福祥、毓贤、李秉衡等清朝王公大臣。 严格说来,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清政府守旧派已经不能算是纯粹的守旧派了,相对于洋务运动时期的守旧派,他们的思想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要求在保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学习西方,求得国家的强大和发展;他们也曾要求奉守与列强签订的和约,保障列强在中国的使臣和传教士的安全,力求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进行国家建设;他们自觉要求保护国家权益,防止利权流失。因此,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与早期的洋务派相似。 尽管守旧派思想落后、守旧、排外,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但不可否认,其中有某些积极的内容:他们对于国家利权的维护、对于民生休戚的关怀、对于内政建设的意见... ————————————————————————《北洋海军中的闽籍将领》【英文题名】 Officers from Fujian in Beiyang Navy 【副题名】 对晚清一个特殊军事群体的研究Research about an Special Military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作者中文名】 黄建平; 【导师】 王民; 【学位授予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 【学位年度】 2007 【论文级别】 硕士 【网络出版投稿人】 福建师范大学 【网络出版投稿时间】 2007-11-06 【关键词】 北洋海军; 闽籍将领; 群体; 派系; 军事素质; 【英文关键词】 Beiyang navy; fujian navy officer; group; clique; military qualities; 【中文摘要】 从某种角度看，晚清中国海军闽人群体可以称为在近代中国所形成的几个带有明显地缘性的军事集团之一。虽然这个集团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性较弱，不同于湘军、淮军等这样的政治与军事集团。但鉴于这个群体的出现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特征，对其作整体考察和研究也具有特别意义。在晚清发展最为成熟和力量最为强大的北洋海军中，闽人占据了重要地位，其逐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海军将领群体。在晚清北洋海军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这个群体始终是与其联系在一起的；晚清北洋海军建设中处处有他们的身影，海军建设的兴衰成败也从一开始就与他们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在近代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问题上他们也成为倍受争议的群体；这个群体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其出现是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海军建设的重要成果；同时，他们的表现和作为也成为检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这个群体的基本概况、形成过程、所作贡献以及历史局限性研究，除了从回顾这个群体的历史，展现其全貌的角度有其意义。同时，这种系统研究的视点也延伸向了另外一角，即晚清海军建设成败的经验。 ————————————————————————《近百年来李鸿章研究著作述评》【作者中文名】 章育良; 曹正文; 【作者单位】 湘潭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文献出处】 湖南社会科学, Hunan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摘要】 李鸿章从1862年率淮军进入上海并担任江苏巡抚起到1901年签定《辛丑条约》后去世,在晚清政坛上沉浮近40年,尽管他去世已有100多年了,但盖棺尚未定论,史学界对他的评价至今仍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毁之者斥之为“汉奸”,“刽子手”,“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1]由于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争议性,对他的研究所涉及的面也就比较广,本文仅就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的研究著作作一简要述评,以期有助于李鸿章研究的发展。一、中国大陆研究根据百年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中国大陆的研究可以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解放前(1901—1949)、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改革开放后至今(1979—)。(一)解放前(1901—1949年)这一阶段研究李鸿章的著作要首推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部传记是在李鸿章去世后不到两个月写成的,也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梁启超分别从军事、洋务和外交等方面对李鸿章进行了剖析和评价。在军事方... ————————————————————————《探析中日近代化结局殊异之因》【作者中文名】 姚晓玫; 【作者单位】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安徽芜湖; 【文献出处】 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aibei Coal Industry Teachers' College(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化; 洋务运动; 明治维新; 国家干预经济; 【摘要】 近代化是指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转型过程。中日两国近代化从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科学文化开始,到变革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都经历了较为近似的路径,但结局却迥然不同。究其原因,可从社会变革的力度、对待东西方文化的态度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措施三个方面找到答案。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作者中文名】 秦英君; 【作者英文名】 QIN Ying-jun（Editorial Board; Journal of CNU; Beijing 100037; China）; 【作者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北京; 【文献出处】 史学月刊,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近代; 西方科学文化; 文化解读; 特征; 【英文关键词】 modern era;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feature; 【摘要】 近代以来,中国从传统的科学和技术向近代的科学和技术转变,是在西方科学文化影响下完成的。这一过程亦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知过程。这一认知过程中,不同人物对接纳西方科学文化有或深或浅的解读,其中,“道器”与“体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是近代中国人解读西方科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与逻辑》【作者中文名】 易杰雄;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 【文献出处】 学术界, Academics in China,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1期 期刊荣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关键词】 “蛮、夷、戎、狄”; “法、术、艺”; “西学”; “新学”; 新文化运动; 【摘要】 中国认识、处理中西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下述这样四个阶段:一是认为中华以外均不学无术的“蛮、夷、戎、狄”,他们无任何值得我们吸取的东西可言的阶段;接着是认为西方的坚船利炮乃“法、术、艺,不足以言学”的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借法自强”、搞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展经济的方法;第三阶段是认为西方文化也是一种学问—“西学”,不过它仍不能与中国文化相提并论,只是一种次要的学问,而且就是这些学问也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论”。与此相对应的社会运动是想改变社会制度,先是搞“戊戌变法”,想引进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然后想搞“民主共和制”;第四阶段是把西方文化称作“新学”,与此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旧学”,于是出现了“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必须改变其社会文化土壤,“全盘西化”。开始是全盘“法兰西化”,接着是“全盘俄罗斯化”。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后,这些国家都放弃了“俄罗斯文明”,重新回归“西方文明”,经过七八十年的重大曲折,对照苏、东易帜后又...
怎么不能用简短的语言来讲呢？又是去网上找得发表点自己的看法
近代史研究编辑部
一生独爱《文史知识》
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胡绳同志是我们党的理论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著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以及时政评论。他不仅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政治活动家，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贡献了心力。作为学者，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他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据我所知，他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很深，对近代史研究所的发展十分关注。在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在这里回忆他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以作为对他的怀念。其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有的是听说的，可以说是亲历、亲闻、亲见。我是晚辈，对他与范文澜、刘大年，以及其他近代史所老一辈学者的关系知之不多、知之不详，我这里回忆的，只是胡绳与近代史研究所关系的点滴而已。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始人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胡绳同志自己说，他与范文澜初次见面是1949年，那时候他们刚进入北京。此后便来往不断。从近代史研究所印制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中，可以约略看出范文澜、刘大年、胡绳信件往返讨论学术问题的情形。近代史研究所是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的。1953年，经毛主席批准，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它是党内讨论中国历史问题的机构，不发号施令，由陈伯达任主任。委员会开过一次会，决定加强历史研究，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以郭沫若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以陈垣为所长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就是根据这个决定成立的。以此为序，近代史所改称第三所。刘大年和胡绳是这个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最年轻的成员。从1954年近代史所也就是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起，田家英、胡绳、黎澍就一直是我所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胡绳担任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1985年胡绳同志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前，才辞去了我所学术委员的头衔。他与我所名誉所长、早他一年去世的刘大年关系密切，常相往来，这是众所周知的。《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收有胡绳写给刘大年的信，讨论诗韵，真情坦率，可见一斑。刘大年几次告诉我，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会一定要聘请几位所外的知名学者，并常举田家英和胡绳为例。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大约是1975年。当时传闻胡绳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担任领导工作。有一天胡绳同志到学部召开座谈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中说起学部的刊物《新建设》，胡绳同志便提起民国初年的《建设》杂志以及后来的《中国建设》杂志，同时如数家珍地谈起民国时期的历史，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1979年近代史所创办了《近代史研究》杂志，杂志的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这是他即将出版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的一章，希望借刊物来征求学术界的意见。1981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出版。他希望近代史所学者给他提意见，特别给我所丁名楠研究员写信，恳请批评。我所近代政治史研究室全体研究人员开了两天会，提出读后感，虽然对书中若干史实和技术性问题提出了不少意见，但对本书作者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追求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量深为佩服。当时，政治史研究室主任何重仁几次告诉我，他为胡绳著作中体现出来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的概括力所深深折服，反复研读，反复琢磨。据说胡绳曾对刘大年说，他的书不是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正史要由近代史研究所去写，所以他不用“中国近代史”一类的书名。可惜，直到今天，近代史研究所也没有写出一本完整的中国近代史的“正史”来。这是需要近代史所的学者们反躬自省的。1982年，胡绳应邀率团去美国芝加哥参加学术讨论会，在为数不多的成员中，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名中年研究人员。在芝加哥，胡绳为首的中国大陆学者与秦孝仪为首的台湾学者有过学术上的正面交锋。此行对于促进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相互了解，对于推动两岸中国近代史学者的学术交流，良有裨益。1985年初，近代史所副研究员王来棣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就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发表了与胡绳同志商榷的文章。不久，胡绳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来棣很紧张，有人说，“得罪权威，早晚要倒霉”，好像发表了与胡绳不同意见的文章，就是捅了马蜂窝。王来棣赶忙写信给胡绳同志，申述这种担心。胡绳于5月10日给王来棣复信，说明她的“顾虑是完全不必要的”，并且心平气和地就王来棣提出的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胡绳在信的末尾说：“我作为您所评论的书的作者，虽不尽同意您提出的基本论点，但是还是认为您的文章发表是很好的事。您的文章不但能引起读者思索有关的问题，而且对于书的作者也是有益的，这将促使作者进一步考虑您所提出的问题。”这封信，经胡绳和王来棣同意，发表在同年的《近代史研究》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他领导下的一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就学术问题进行完全平等的讨论，这对于促进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后，胡绳对我所王庆成研究员有关洪秀全早期思想的研究文章，对余绳武研究员有关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文章，都有过明确的赞扬意见。1986年，北方某学术刊物发表了一篇贬低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抗英作用的文章。胡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曾指示近代史所要有所作为。近代史所所长余绳武在所内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批评。会后，我结合这次会议的讨论，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在当时的《红旗》杂志发表。这篇文章采用说理的办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依据鸦片战争的历史事实，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反驳，后来为多种书刊选用。1987年，我所研究员陈铁健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一篇讨论红军西路军的论文，引起了党内高层的反应。刊物和作者本人都感到紧张。当时的所长余绳武同志后来告诉我，胡绳同志在院里召开了一个小会，参加人除了院里负责史学工作的副院长和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还有作者、《历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主编、刊物的责任编辑等。胡绳宣读了杨尚昆、李先念和邓小平等同志此前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批示，然后说，研究无禁区，作者在研究中没有犯什么错误，但是已经有了发表党史研究文章的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历史研究》以后就别再发表党史文章了。胡绳作为院长并没有对作者提出批评，他只是说，这类问题中央已经有了意见，我没有向你们传达，责任不在你们，对学者采取了保护的态度。1990年，是近代史所建所40周年。所里决定以学术形式纪念自己的节日。我们办了两件事，一是铸了一个范文澜铜像，以示景仰与怀念；二是召开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扩大近代史所的影响。范文澜铜像揭幕仪式，胡绳同志前来出席，并在仪式上发表了即席演讲。这篇演讲高度赞扬了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功绩，对范文澜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批老学者表示了深深的怀念。这篇演讲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我们在那年9月举行“近代世界与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胡绳同志应邀前来出席开幕式，并在开幕式上发表了《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演讲。这篇演讲是事先准备好的，演讲后，胡绳稍做了一点修改，交给我，嘱我送《人民日报》发表，后来收在《胡绳全书》第3卷。2000年5月，是近代史所建所50周年纪念，我们开了一个会来庆祝。这时候，胡绳同志身体不好，我们不敢、也不忍心再邀请他亲临指导了。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工作非常支持，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近代史所从他那里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我们研究所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只要我们邀请，他都积极参加，并且发表演讲，演讲稿从不需要别人代拟。前述近代史所成立4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如此，1991年9月我们在沈阳召开“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也是如此，1993年1月我们在北京召开“近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还是如此。他说过，你们开国际讨论会，我去替你们接待外宾。所以，那几年我们召开的国际讨论会，都要单独宴请海外学者，请胡绳、刘大年同志做东。这样做对扩大近代史所在国外的影响很有好处。1996年中，考虑到近代史所在香港史研究中有一定成绩，我们打算在香港回归前后在香港召开一次有关香港历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需要筹集资金。我给胡绳同志写信，汇报这一想法，并希望借重胡绳同志的名望向香港的商业巨头寻求资助。没想到，胡绳同志极为痛快，允诺替我们设法。他要我给他写封信，正式提出这一要求，并且建议直接向一位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的香港富商提出。对我这封信的写法，他几次亲笔修改，然后退给我重新打印。胡绳同志在我这封信上写上批语，希望这位副主席有所措手。大约在这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胡绳亲手把这封信交给了这位副主席。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这位副主席没有理睬我们的要求。这年11月中旬，在广东翠亨村举办的孙中山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向胡绳同志报告香港这位富商没有任何表示。这时候我明显地感觉到胡绳同志面露失望的神色。有关香港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12月在香港大学召开，虽然我们指望的资助没有拿到，但胡绳同志对这次会议的关注和热情，令我们十分感动。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的学科结构、人才状况十分了解。1991年中，他曾到近代史所发表演讲，谈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些想法。在谈到近代史所的工作时，对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很称赞。十年来，由于老成凋谢，新的研究人才接续不上，虽然我们力求吸引新的人才，中外关系史研究仍然没有恢复到兴旺的时期。我作为所长，深感愧疚！大约1990－1991年间，胡绳同志提出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机构。那时候近代史所所长是王庆成同志。王庆成同志与我商量后，我们起草了报告，论证了开展当代中国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建议先在近代史所组建当代中国史研究室，然后发展到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国史馆。这个报告送到院里以后，便没有下文。我没有就此事再问过胡绳同志。我后来想，也许是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当代中国研究所已经有了眉目，我们这里的设想就不便再提起了。1996年初，我曾随金冲及和广东社科院院长张磊同志，到胡绳同志家里，商量以孙中山研究会名义，借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的机会，在广东翠亨村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那时候，胡绳同志身体很好，头脑清楚，对讨论会召开的主旨，指示得很清楚。这年11月中，讨论会在翠亨村如期召开，胡绳同志出席。但是，我感到他脸上浮肿，步履缓慢，身体大不如前了。后来听说，半个月后他住进医院作肺癌切除手术。1997年，我曾三次给胡绳同志写信。一次是4月，因为近代史所的所刊《近代史研究》将在8月满100期，考虑到创刊号及创刊号后都曾发表过胡绳的文章，我和编辑部期望胡绳同志能在100期上发表文章或者题词。这对刊物和读者将是很大的鼓励。我在信中说：“《近代史研究》同国家的改革开放一起起步，十几年以来，在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方面，苦心经营，做出了一定的努力。您的大作，自创刊伊始，多次在该刊发表，深受读者欢迎。兹逢百期之会，您似不能无文。您无论是给他们写几句话，或赐一墨宝，编辑部都将无比高兴。编辑部在6月15日以前收到，便能赶上制版印刷。”结果我们准时收到了胡绳同志写的题词。我后来从胡绳秘书那里知道，他写这个题词时，正抱病出席江苏盐城举行的胡乔木铜像揭幕仪式，因化疗用药过重，白血球降到很低，昏睡了一整天。稍好一点，勉强写出了这个题词。这个题词中，胡绳同志对《近代史研究》创刊100期表示祝贺，同时谨重提一个建议：把1919年以前的八十年和这以后的三十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在说到1840－1949年的历史时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个题词发表后，对统一中国近代史学界的认识很有好处。我根据胡绳同志的意思，撰写了题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及“沉沦”、“上升”诸问题》的文章，1998年初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摘要，同年在《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全文，也引起了学术界注意。第二次是9月11日，我给胡绳同志写信，信中说：“大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对近代史学界是大事。我不揣浅陋，写了一篇书评，未必说到点子上，只是表达我的读后感而已。不妥之处，尚祈不吝指正。我把自己的论文编了一个集子，名为《追求集》，已商妥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特敬请您为拙著书名题赐墨宝，以增光宠。附上《追求集》目录，请过目。”10月初，胡绳同志的墨宝就送来了。《追求集》1998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胡绳同志题写的“追求集”三个苍劲有力的墨笔字印在书的封面上，给这本论文集增添了莫大的光荣。与墨宝同时送到的还有胡绳同志的一封亲笔信，他对我写的书评表示感谢，同时说明武昌首义后，湖北军政府中是否设立了“谋略处”，他没有看到我写的文章，要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一阅。原来，我写的书评中，高度肯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修订再版的意义，指出：无论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都充满了一个深深参与、密切关注现实政治生活而又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学者、大专家的聪慧和眼力。他处理复杂的近代史料，往往居高临下，给人以驾轻就熟、游刃有余的印象。他的著作，不是专门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写的，没有单纯学术著作所常有的古板、书卷气和学院气，因而能为有中等文化水平以上的广大干部和各行业读者所喜读。学者们，尤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总是把它置于案头，常加参考。《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从1981年初版到1997年再版，作者始终坚持了他在探讨中国近代史发基本规律时所使用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坚持了他在表述中国近代史发展基本规律时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有些具体的结论学术界或许还将会有种种讨论，但是他在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指导原则，我以为是值得学者们认真加以参考的。在这篇书评中，我还从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眼光，指出了修订再版中一些技术性的错误，特别对修订再版保留了湖北军政府下存在谋略处一节提出了批评。我在书评中说，至少有两篇文章对谋略处是否确实存在，提出了严重的质疑，其结论是：谋略处是不存在的。其中有一篇是我在1987年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我在书评中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作者是很注意近代史研究的进展的，不可能没有注意这两篇文章。作者修订再版时没有采纳这两篇文章的论点，可能对相关的结论仍然存疑。不过，上述新的结论，十年来没有人起来推翻它，应该可以说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了。过分谨慎未必是对待学术进展的积极态度。”胡绳同志的信，很谦虚地表示他确实没有看到质疑谋略处的文章。顺便说一下，我写的这篇书评在胡绳同志80周岁时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但是只是摘要，而摘要把我对再版的批评全部删去了。我很感谢《中共党史研究》全文发表了我的书评，保留了我对再版书的批评。我认为，胡绳同志是愿意看到这样的批评的。第三封信是10月6日写的，我感谢胡绳同志对《追求集》的题签，同时把我写的有关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文章、质疑谋略处的文章以及几首诗送给他。谋略处的文章是他要过的，其他的东西，可能会干扰他的清听，妨碍他的休息，我很惭愧。胡绳同志对近代史所有关心，也有批评。1998年10月12日，胡绳同志在北京对“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谈话时，谈到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以及是否用现代化作为主题写中国近代史问题。他说：“用现代化作为一个线索串起来写中国近代史，我倒是赞成，是可以这样写，但讲近代史，讲现代化问题，也离不开阶级、阶级斗争。另外，这几年我发表好几篇文章，说现代化和开放都有一个殖民地和独立国家的问题。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来实现现代化、对外开放，这和一个独立国家的开放性质是完全不同的。我这个意见说过好多次，可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的同志好像也不大热情，我很希望他们写点东西。后来我就想，如果我现在来写以现代化贯穿的近代史，到底怎么写法？照我看还是要有阶级斗争的。写近代史，阶级、阶级斗争逃不了。”我对胡绳同志在这里讲到的基本观点完全赞成。据我所知，近代史所名誉所长刘大年同志在去世前，就中国近代史上两个基本问题，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刘大年用的是近代化）问题几度写过文章，发表过意见。我本人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如，1984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的《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1987年在《红旗》杂志第6期发表的《也谈近代中国的“开关”问题》、1996年在《当代中国史研究》第6期发表的《“告别革命”说错在哪里》等文章都涉及这个问题。当然，这些还说不上系统讨论，我想胡绳所期待的正是系统的讨论。所以，胡绳同志这个批评很值得我们重视。最近几年，胡绳同志养病，我一直不敢去看他，深怕打扰他休息，期望他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尽快康复。1995年中，胡绳同志在301医院做大腿的外科手术，我曾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郑惠同志去看过他。这是惟一的一次。2000年3月，我听说胡绳同志自外地回京休息，曾给他写信，代表近代史研究所和我个人表示问候，同时报告近代史所的同志们正在准备按照他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的时限框架，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但是这时候，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了，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胡绳同志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他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贡献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2000年11月5日胡绳同志不幸逝世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召开追思会，我在那次会议上有一个简短发言，初步评述了胡绳同志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中的功绩。我在那个发言中说过：“胡绳同志、范文澜同志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行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拓者。范文澜1943年在延安发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1945年发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946年在冀中根据地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是代表在革命根据地延安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范文澜是老一辈学者，由于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从一个经学家转变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又进一步转变为近代中国历史的探索者。胡绳同志1937年发表《“五四”运动论》，1939年发表《论鸦片战争》，1948年在香港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代表了在革命根据地以外从事革命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探求。胡绳发表《“五四”运动论》时只有19岁，还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也不过30岁，他的这本著作在解放后长期被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青年的经典读物。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在北方的根据地出版，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在南方的香港出版，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研究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的成功，为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和兴旺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现在看到刚刚出版的《童稚集》（胡绳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发现胡绳同志在1936年1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中国近代史〉评介》一文，表明他已经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近代史了。这时候，范文澜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转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来。因此胡绳一生对中国近代史的贡献，需要特别引起重视，需要总结。我现在提出这个题目，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做这个题目。这是我的愿望。（本文根据2001年10月30日在湖北襄樊市举办的“胡绳同志逝世一周年座谈会”和11月5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纪念胡绳逝世一周年”会议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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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论文研究近代史任务
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是：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人民在民族压迫下的痛苦以及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是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事实。近代中国人民的斗争，主要的是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为出发点的，因此，必须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不论大小，几乎都曾经欺负过中国，而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结束，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就是说，为了使中国在世界上站立起来，而且站的牢固，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使人民过上自由、幸福、富裕的生活，就必须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扩展资料：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的相互关系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既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的。第一，由于腐朽的社会制度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经济技术的进步，必须首先改变这种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前提，开辟道路。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最终目的和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在近代主要是完成前一任务，在现代主要是完成后一任务。两大任务是统一的，统一于解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2014考研政治近现代史高频考点精解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中日近代化之比较 19世纪60年代起，中日两国都开始了近代化改革的进程。这不是偶然的，两国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而走上改革道路的。然而不同的是，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步强大，中国屡次改革却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反而加剧了列强的瓜分脚步。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国家，大化改新中的全盘中化，明治维新中的全盘引进西方文化，将西方先进技术引进国内产业，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国内天皇制相结合而成的具有本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使日本统一于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之下。 一、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近代前，对两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传统的政治制度。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日本的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与日本不同的是，中国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日本政府统治阶层面临人民斗争不断。30年代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加上藩主的自治权大，促成了后来的强藩改革，这些小规模的改革也为明治维新培养了一批有实践经验的领导者。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
近代史研究杂志
《史学月刊》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不过好像只有学校内部可以流通，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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