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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7 03:48:48

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论文参考文献

[1]汤用彤,“论格义——最早一种融合印度佛教和中国思想的方法”(发表于1948年),载于: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1991年,第284页。[2]【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四,“晋高邑竺法雅”,汤用彤校注,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年,第152页。[3]同上书,卷第六,“晋庐山释慧远”,第212页。[4]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发表于1933年),载于:《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2年,第90-116页。[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213-214页。[6]参见:吴汝钧,《佛教大词典》,商务印书馆,北京,1994年,第373页。[7]参见:《颜氏家训》五,“归心篇”。[8]参见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2-294页。[9]参见:《中国哲学辞典大全》,“格义”条目。[10]参见: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6页。[11]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14页。[12]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00、103页。[13]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2年,第153页。[14]参见:严复,“译〈天演论〉自序”。[15]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52-156页。[16]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1992年,第90-116页。[17]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03页。[18]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82页。[1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13页以后。冯友兰先生将中国佛教和佛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格义;2.教门;3.宗门。[20]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52页。[2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第213页。[22]例如刘康德在他的《阴性文化》(上海,1994年,第232-236页)中便执此观点。[23]霍伦斯坦,《人的自身理解》,法兰克福·美茵,第121页。[24]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载于:同上书,第115-116页。[25]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二分,第九章,第167-168页。[26]汤用彤,“论格义”,载于:同上书,第292-293页。[2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第五,“晋飞龙山僧先”,第195页。[28]【晋】僧睿,《毗摩罗诘经义疏序》,见《出三藏记》卷8,《大正藏》卷55,第59页。[29]胡塞尔,《全集》I, 第142页。在涉及陌生经验时,胡塞尔实际上偏重于使用“结对”这个术语,它表明在感知领域内通过本我而对他我进行的类比之特征。但是,胡塞尔所强调的“本我与他我……是在原初的结对中被给予的”(同上书,第142页)这一必然性并不适用于交互文化的过程,即不适用于通过本己文化而对陌生文化进行的类比。[30]胡塞尔在他生前发表的著作中,包括在《笛卡尔的沉思》中所讨论的课题几乎仅仅局限在交互主体性上。他在《笛卡尔的沉思》中尽管“不得不放弃”“对这样一些意义层次的更详细的研究,这些意义层次给予人类世界和文化世界本身以其特殊的意义,因而也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带有特殊精神谓语的世界”;但他同时也强调这样一个必要性;“对陌生文化人类及其文化的同感,……这种同感也需要得到意向性的研究”(《全集》I,第162页)。在他关于交互主体性课题的研究手稿中(《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第一、第二、第三部分,《全集》第13-15卷),我们已经可以确定,胡塞尔在澄清交互文化理解方面曾做过大量的工作。黑尔德在关于“家乡世界、陌生世界,一个世界”文章的第一部分对这个问题领域进行了极为妥切的“再构”;这个“再构”也包括刚才所提到的在交互主体性和交互文化性之间的结构相近性,它贯穿在《胡塞尔全集》第15卷的始终。(参见:黑尔德,“家乡世界、陌生世界,同一个世界”,载于:《现象学研究》,第24/25卷,第308-324页。[31]实际上在动物世界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现象,它们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事实,但我们在这里只能关注文化人类而必须将其他问题忽略不计。[32]胡塞尔曾以蜡像陈列馆的女士像为例。这个例子表明,在对一个他人的统觉立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仅是他我(alter ego)的外表,而且主要是它的行为。[33]我在胡塞尔本人那里尚未发现他曾做过这类在我看来是十分必要的术语性解释,尽管他在交互文化的研究中也常常使用“共现”这一概念。[34]参阅前面“分析篇”中关于主体的自识、互识与共识的意向分析,以及“意识的共现结构”等。[35]黑尔德,“欧洲与交互文化理解”(手稿),第3页。[36]参阅:黑尔德,“欧洲与交互文化理解”,第3页。[37]我们也可以在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找到这方面的例证。参阅靳希平先生在《海德格尔早期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的“引言”中对“Bhutatathata”这一概念及其中译的分析。[38]如果我们将目光不只是停留在中国文化史上,而是同时也朝向整个世界的交互文化史,那么我们肯定还可以为这个普遍性认识找到更多的例证。当马丁·路德将《圣经》译成德文时,他用德语的“Wort”(语词)来翻译希腊文的“ ”(逻各斯)。而后,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们看到,这个翻译先被接受,但随后便展示出更多其他的可能性,如“Sinn”(意义)“Kraft”(力量)“Tat”(行动)等等。近代完成的中文本《圣经》也不言而喻地用中国文化的中心概念“道”来解释“ ”。所有这一切都遵循着前面所描述的交互文化理解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格义的方法在西方文化中同样是一个常常被使用的方法,它在某种程度上也证实了荷伦斯坦(E. Holenstein)的观察结果:“在一个文化中得到强烈表现的结构也可以(至少是部分地)在(几乎是)所有的文化中找到。”(荷伦斯坦,《人的自身理解》,法兰克福·美茵,1985年,第133页)

深入讨论了哲学对音乐的意境、功能、题材等方面意境对建筑在单体建筑、聚落规划、皇家建筑群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古代哲学对社会的影响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浅论中国古代哲学中对音乐与建筑的影响

摘要:本文指出中国传统音乐与建筑都受到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的影响,尊重自然法则,倡导天地人和的中国古代哲学理念。深入讨论了哲学对音乐的意境、功能、题材等方面意境对建筑在单体建筑、聚落规划、皇家建筑群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而提高人们对传统音乐以及古代建筑的认识。

关键词:古代哲学;传统音乐;古建筑

中国拥有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无论是音乐又或是建筑都有自己完整的体现。建筑与音乐拥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音乐是流动的建筑。音乐与建筑的杰作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哲理、情感已经风土人情。其二者自古就被哲人用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与理想,都是艺术表达的最高形式。

哲学反应着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反省以及对世界万事万事的思考。中国古代哲学是文化的支持,它不同程度的影响着音乐与建筑体系的构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思想有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学说、易经、八卦等。这些对音乐的五音、乐器、演奏形式,建筑的聚落分布、单体设计、色彩运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自古就追求天、地、人、宇宙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一、“天人合一”在音乐与建筑中的体现

在道家哲学中以自然来作为事物原则的依据,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一物两体”、“分一为二,合二以一”等。这些都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辨性。他们把宇宙的演化视为一系列生成、转化的过程,把天地、万物、动、静、形、神视为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矛盾统一体。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自然而然地影响到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意义及方式。有人对中国古典乐这样评论:“当古典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间,你可以体悟到空气中流动的是高山、是流水、是丝竹、是冬雪,是千古缠绵不绝的生命呼唤。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觉,正是中国古典音乐特有之美。”这便是音乐对天人合一的最好阐释。

中国传统建筑也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天人合一宇宙观,它是建筑发展理念中最为根本性的理念,在皇家建筑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天”的概念自远古人的朦胧意识发展到最终的天地之道,周易中文作“仰着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由于对天地的崇拜,祭天祭地祭祖,祭祀类活动成为国家机构中央,地方甚至乡村的重要建筑活动,从而兴建起的祭祀功能的建筑,自远古祭坛到失传的明堂,以至明清两代的坛庙以及地方社坛神社建筑。北京的天坛就是最好的代表。受到风水学的影响,中国古代建筑讲求人与自然的融合统一。在古代皇家建筑群已经民居布局中都十分讲究对称、有序、主次分明。我们今天在所见的大到紫禁城,小到斗拱、天井又或是门当,这些都是人们通过进一步的关于自然环境的具体认知及对自然的规律把握,使得天人合一观念逐步与建筑完美融合的产物。

二、阴阳五行说在音乐与建筑中的运用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古代人民的思想与行为。音乐与建筑都是古代人思想的重要体现形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着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五行中认为世界的万事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个元素构成,万事万物相生相克。

关于音乐,我国的古书《礼记・乐记》都有很深入的探讨和记载。它说:“人情有所乐,则发之于声,寄之于音,故自生民以来,即有声乐。”“心有喜怒哀乐,则音有和厉凄清。”我们的先人,创造了音乐并设立五音(宫、商、角、徵、羽)。因其独具的感染魅力,能抒发情志,陶冶情操,烘托气氛,广为大家所钟爱。古人认为雅正的音乐,能净化心灵,使其返璞归真,所以音乐自古有教化的作用。而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告诉我们万事万物多有通感,万物皆有情,因此,五音可通过耳传入心,使人产生各种情愫从而调节五脏六腑,正如《内经・素问》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从上文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代古人就相信人体元阳也在五脏之间升降沉浮,五行相生相克,运化无穷,如果阴阳平衡,五气祥和,则人体健康安适,并且,古人认为听不同的音乐可以调节人体机能,对人的身体健康有益,音乐也拥有了特别的功能。不仅如此,五音与八卦五行、五方、五色、五味都有相应,所以古人说:“不知《易》,无以为医。”

在建筑方面,中国传统的建筑聚落多十分考究阴阳学说,正如老子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群当属紫禁城了。阴阳五行说在紫禁城建筑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在宫殿的布局上:外朝为阳,内廷为阴。外朝建筑布局稀疏,多气势雄伟从而体现阳刚雄健之美。为突出外朝的阳刚之气,特在午门前的中轴线上依次布置了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又在奉天门东西配置文华殿、武英殿作为左辅右弼,使外朝气势恢弘、雄伟壮丽。而内廷建筑布局紧凑,多装饰纤巧优雅以便体现阴柔之美。②在数字上重视数目的奇偶:奇数为阳,外朝反复运用三、五、九等奇数,在内廷则多用偶数。在宫庙的数目和建筑开间甚至台阶的数目上都十分考究。③紫禁城中有许多“礼象五行”之处,则是五行说在宫殿中的鲜明体现。以灵活多样的手法,充分展示了五行方位、色彩、生化过程相互间的关系。古人认为,皇家属土,依照五行学说中还有“相生相克”的说法,特在三大殿中多用红色墙壁和油饰体现“火生土”的规律,尽量少用绿色,也不种植树木,就是为了防止“木克土”从而来满足其国家安定统一之心愿。

三、中国古代哲学对音乐与建筑的影响

孔子认为音乐可以使人品性高尚,音乐是君子不可缺少的部分。但是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利用,音乐成为教化的工具,然而,道家则把音乐上升为另一个高度。《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有声则有分,有分则不宫而商矣。分则不能统众,故有声者非大音也。”意思是最大最美的声音是没有声音,是用内心来听的,而不拘泥于用耳朵来听。道家的这一思想倡导了人性的解放,思想的解放。音乐从此不用再承载道,而承载的是“意境”,意境又与哲学、诗歌、绘画等传统艺术相容相通。同时收到五行的影响,音乐随万物而生,不拘泥不做作,从乐者指尖自然流出,顺应自然,顺应天理。

受到古代哲学的影响,形成了传统建筑观即为一下几点:第一,天人合一宇宙观:其为建筑发展理念中最为根本性的理念,周易中文作“仰着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故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古建筑都有大屋顶,并且屋檐向上,指向天际。这便古人对天的尊重与敬畏之心。第二,是物我一体的自然观:在这种自然观的影响下,古人特别注重与自然的协调统一。古人一直推崇着“虽为人做,尤为天空”的观点。也正因为这样,如今我们才能看到与自然巧妙融合的皇家园林。第三,古人倡导阴阳有序的环境观:在对世间万事万物的长期观察后,先后著有《道德经》、《易经》、《风水》等理论。这些哲学理念体现在建筑群的布局上,还有一部分体现在单独院落的细微部件的摆放上。对现今的建筑设计都有不可取代的影响。(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作合,建筑史论文集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2]徐猛,浅论中国古代建筑与古代哲学,山西建筑,2009年4月35卷第10期

[3]尚涛、丁倩、马立、王莉莉,建筑与音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4]梁思成,凝动的音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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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研究生考试自然也备受关注。以下是一些针对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考研的经验总结:1. 对课程了解透彻作为考研生,首先要掌握的就是课程的内容和基本观点,而掌握好这些内容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哲学知识的关键。因此,在备考期间,一定要认真复习和了解课程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为后续的复习打下扎实的基础。2. 提高分析能力中国哲学的考试难度在于理解和阐述上,因此考生需要具备较强的分析和推理能力。针对这一点,考生可以多阅读相关的哲学文献,提高自己对哲学问题的理解程度,以及领悟哲学思想的深层意义。3. 积极参与讨论在现实生活中,哲学主题经常作为一种热门话题,因此,作为一个考研生,在准备阶段可以积极跟从社交媒体上的一些哲学讨论话题,了解和参与讲解,互相分享观点和各自的体验,了解人们对本学科的认知与实践,这将有助于提高考生对哲学问题的理解和应用水平。4. 制定学习计划说到学习计划,这对于考研生的准备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一个好的学习计划可以帮助考生进行复习指引,提高效率,同时也要注意把课程知识的各个部分的联系汇总起来,以此来帮助提升自己的理解能力。5. 多做模拟试卷最后,考生在复习过程中也需要多做模拟试卷。这样可以拓宽考生阅读和思维能力和应对考试的能力,也会在实际考试中帮助到考生。另外,做题时需要细致认真,注意题目的问题点和解决方式,以此来提高所掌握知识的实际应用水平。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考研,虽然难度较大,但是只要考生具备扎实的知识功底,正确掌握学习方法,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积极面对挑战,相信无论在考试中还是前途职业生涯中,都将取得优异的成绩。

哲学是有逻辑系统的宇宙观。哲学是定性、逻辑地认识宇宙整体变化规律的学问。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1 浅谈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反思 1 科学技术哲学的起源及发展 科学技术哲学的前身是自然辩证法。它是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只要是指从哲学的维度上去研究科学与技术,包括自然界的一般规律是什么,以及在发展中又会出现哪些哲学问题等等。过去的三十年,自然辩证法传统与科学哲学传统始终保持对立关系。前者属于德国古典自然哲学传统,关注的是社会中的一些现实问题,存在意识形态的优势;而科学哲学传统却属于逻辑经验主义传统,更重视学科建设或倾向于强调学科的自主性。但二者长期和平共存所带来的确是科学技术哲学的致命问题,即名实长期冲突和学科定位不明。 科学技术哲学的由来与科学技术史有着密切关系。科学技术史首先研究科学技术的内在逻辑联系和发展规律,同时又要探讨它与整个社会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见,科学技术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历史学。表面上看,科学技术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但本质上它不单是人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而是一门高度综合的横跨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浓厚的方法论性质。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拉卡托斯力图使科学技术哲学与科学技术史一致,他的科学哲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倡导“精致证伪主义”。另外,其他科学哲学流派,像图尔明等,他们也主张用科学技术史来检验科学技术哲学。 2 科学技术哲学的基本内容 科学技术哲学主要研究领域是基础研究,包括自然科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和科技方法论等;也做应用研究,包括人们熟知的三大学科数学哲学、物理哲学、化学哲学,还有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学哲学、生物哲学,以及比较玄奥的天文哲学和地学哲学等。除此之外,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围还包括科学与宗教、科学思想史、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等,以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产业、行业领域里面的一些方法论、科技政策和发展战略等等。 目前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时代,为了应对新的机遇和挑战,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将信息科技纳入到自己的视域范围,逐步形成了信息哲学学科群,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前沿学科性质。其中的计算机哲学、人工智能哲学以及系统哲学等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学科。 另外,科学技术哲学也应用进了军事科技领域里面,已成为一种相对其他而言比较特殊的应用哲学。在我国的军事院校中,已经逐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军事哲学学科,其中包括军事技术辩证法、军事技术创新思维及方法、军事技术创新、军事技术与社会、军事技术哲学、军事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国防科技发展战略、军事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军事科学技术与文化、军事科技伦理学、军事技术创新与管理等等。科学技术哲学开始在整体上统帅、驾驭军事科学技术,在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日益凸显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3 中国的科学技术哲学进程 近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中国,一部近代的科学史本质上就是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中国近代的第一批科学家同样是第一批科学哲学家,因为他们的任务一是在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里面教授科学知识,二是负有向中国社会、中国民众传播科学观念的使命。自然科学家竺可桢、粱思成、茅以升以及李四光等人,都对科学的人文层面有自觉的意识和反思;人文学者中的胡适、赵元任、金岳霖等人,也都有很好的科学哲学素养。在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哲学课程是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设的“科学概论”。而由北大教授王星拱编写的《科学方法论》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科学哲学著作,该书于1920年出版,是《科学概论》的上卷。到了20世纪20年代,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客观上促进了人们对科学的哲学思考,一大批科学哲学的著作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大量出版。较早的有,1924年的《科学与哲学》(张东荪),1937年的《科学哲学与人生》(方东美);稍晚的有,1948年的《自然哲学概论》(罗克汀)以及《科学概论新篇》(竺可桢)等等。其中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著作是1945年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洪谦),和1948的《知识论》(金岳霖)。 建国以后,来自西方的科学哲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受到了批判和清算,这个传统由此被迫中断。马克思主义传统取而代之,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亲自发表的有关自然科学的论著,具体如《数学手稿》(马克思)、《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恩格斯)以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等。其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科学史、科学学以及自然科学哲学研究等,这些虽然是由英国剑桥左翼科学家倡导的,但是也都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50年代,于光远同志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具体负责制定中国的科学发展政策和科学家政策。他早在延安时期就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同时组织学习小组研究自然辩证法。因此,《自然辩证法》》成为制定中国科学政策和科学家政策的指导性文献。于光远召集了一批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家,制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科规划草案。草案指出,要直接继承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把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这门科学暂定名为“自然辩证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应该称呼为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哲学问题。虽然有争论,但久而久之,“自然辩证法”还是成为了这个新学科的名字。 4 科学技术在未来哲学中的发展趋势 对于我国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基本形势的评估,首先必须要考虑的就是政治功能的弱化和淡化。我国目前已经全然解除了对科学家们的政治紧箍咒,所以很少有科学家心甘情愿来聆听“科技哲学家”们的“教诲”了。当代的一线科学家已经不再关心自然辩证法的问题,如果说还需要对他们进行统战的话,那自然辩证法也不再是一个合用的统战工具了。正是因为政治功能的弱化,科学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外部资源势必大打折扣。为了从长计议,更好地发展,就需要从内部挖掘潜力,实际上就是要搞好学科建设。同时在学科建设之外,应该适度改革之前的“政治必修课”制度,把它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逐步转化成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功能。当前国情之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做,但是应该结合人文教育来做,我们思想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或者失败,有可能就与它们割裂了与人文教育的传统纽带有关。对当前的大学生而言,不管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对他们进行科学-人文的素质教育,也就是最好的思想政治教育。 素质教育首先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因此,“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听规定的老师讲课”的这种“三规”式的必修课制度,可以变成:在学制所规定的时间内(比如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必须在科学人文类课程中修满一定的学分,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听、听哪门课、听哪位老师讲,可以由学生自由决定。 进行科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改革,可以促使教师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师们可以拿出自己最擅长的课程,教学中讲授自己最熟悉的问题。现在讲公共课的教师平时教学量大、教学内容相对单调,因此没有时间去搞科研,久而久之就缺乏了创新精神,所以,一到评职称的时候,他们总是被作为照顾的对象,总是觉得比其他教师“矮”一些。在今后的大学课程里,如果能够把公共必修课改成限制性选修课,必能大大提高教师的科研和教学水平,不断扩大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的教学阵地和科研阵地。 关于哲学方面的小论文篇2 论哲学与长寿 一、前言 从古至今,长生不老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秦始皇派500童男童女出海寻找长生不老药到近现代的各种养生,长寿似乎都是一个热满红火的词。虽说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明白长生不老显得不切实际,可是人来一世不易,谁不想在这个美好的花花世界多留恋一会呢。所以长生不老成为一个古老而又有强烈吸引力的愿望,但千万年生生死死的事实让人们作出了一些哲理性的归纳:如杜甫在其诗《曲江》中写到“人生七十古来稀”,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伟大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全书》里写下了“生命本身即具有死亡的种子”这样的辩证的论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概括得更简短:“生就意味着死”。如此话语都说明人的寿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人类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规律,而只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规律,顺应规律,在智慧的引领下通过某些方式达愿,留存于世间久一点。 二、哲学与长寿 人类越进步,科技更发达,生活水平蒸蒸日上,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极大的富足,各种疾病层出不穷,这可是长寿的一大阻碍,要如何突破这一瓶颈呢?光靠现代医理可不行,所谓治标还得治本,关键在治心。心要如何治呢?这就不得不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哲学。据调查发现,北大哲学系被公认为“长寿系”:原因在于90岁以上学者占1/4,85岁以上学者几乎占一半。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介绍,北大哲学系包括在世的教授,90岁以上的有十余人,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任继愈等都是90多岁的高寿哲人,85岁以上的人更比比皆是,超过20人,占有成就的北大哲学系教授近半数。长寿和专业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不过,长寿在哲学系的确比较普遍。从这些例子看来,长寿和哲学确实存在起着某种关联,起码它传递给我们的都是正面的信息,谁说学哲学无用呢?在他们学习哲学的过程中,他们思考,边冥想,边进步,不知不觉老之将至,恍惚之间已是长寿。 三、哲学长寿的秘密 哲学有时候不能够让你一见钟情,但是它可以让你受益终生,起码可以让你活得更久一点,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哲学到底以什么魅力让人们长寿呢? 仁者寿,研究哲学的人明白事理,不斤斤计较,达观所以长寿。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也说,哲学家长寿可能跟哲学系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系,因为哲学是对世界,对生命的一种理解,这种理解很容易让人有一个比较开阔的心灵。除此之外,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人是心灵的启迪,能让现世的许多疑问得到解答,能让人更清明。中国哲学的精髓,北宋张横渠将其用四句诗表述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哲学,有着重大的使命,需要有着崇高使命感,历史责任感的先哲来奉献,长寿的哲人们将自己奉献给了哲学,哲学以其特殊的回报方式来感恩,那就是让他们更长寿。 现代快节奏的生活往往让人火气暴躁,人与人之间失去那份推心置腹的交流,更多的是带着虚伪的面具在表演,忘了本来的自我,随着欲望潮流滚滚向前。哲学可以使人浮躁的心平静下来,沉寂再沉寂,不因世俗纷扰而困住自己的内心,哲学以一种大超然的态度教人治世之理,既入得世也出的世,帮助人们正本溯源,回归本心,以此锻磨自己,不知不觉间,时光已如白狗过隙。 四、结论: 针对中国当前的哲学发展问题,呼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的迫切性,哲学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许多人觉得哲学晦涩难懂,枯燥乏味,学之无用,谋身立命资本都不够,殊不知,哲学就像盖房子的脚手架,看似无实则缺之不可。所以利用学哲学可以使人长寿能很好地与之结合起来,学哲学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能赋予其更深刻内涵,刮起学哲学之风。这是一个养生的时代,也是一个无奈的社会,要想健康长寿,学习哲学必不可少。不论是西方哲学,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有值得学习的可贵之处。同属哲学的三个分支学科,学术上均可互相欣赏,取长补短。人们功利性太强,学哲学,能养生,能长寿,富头脑,无疑是一个可取之点。哲学的发展,哲学的课程设计,若与此相衔接,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学哲学,愿意去思考,愿意将哲学推而广之,哲学也就不再只是少数几个人的事。 猜你喜欢: 1. 哲学类的小论文范文 2. 关于哲学的小论文 3. 哲学方面的论文 4. 有关哲学问题的小论文 5. 有关哲学的期末小论文

哲学就是哲学史吗?很多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哲学不是科学史,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哲学也不是知识史,不是各种知识的堆积;哲学也不是问题史,不是永恒无解的难题。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哲学就是哲学史吗?很多哲学家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哲学不是科学史,不是科技进步的结果;哲学也不是知识史,不是各种知识的堆积;哲学也不是问题史,不是永恒无解的难题。自古以来,众多哲学家们对与哲学问题思考的思路是纵横交错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路不同,因此造就了不同的哲学家。

【关键词】哲学;哲学史

一、哲学究竟是什么?

“‘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广阔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对之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有些看法似乎是截然相反、相互冲突的。因此企图给‘哲学是什么’这样的开阔问题一个大家公认的确切答案或明确定义是很不明智的,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样的做法几乎是不可能的。”[1]

绝大多数人不知道哲学是什么。根据海德格尔的理解,哲学孕育了其他种种学科,是人类文明存在的最基本的方式。而卡西尔也曾说过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哲学探讨的首要目标乃是认识自我。人是思想的存在,人要能够成为真正思想自由的人,他就必须要进行哲学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为唯一自由的学术探索。哲学思考的焦点就应该是人本身。哲学源于生活,生活是哲学的源泉。在希腊哲学中,哲学就是爱智慧。其实智慧就是一条道路,所以哲学也是一条道理,是一条既在我们面前无穷地绵延,也在我们身后不尽的伸展的道路。我们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要行进在这条道路上。因此,希腊词语中哲学是一条我们行进于其上的道路。学习哲学就是了解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在探索和讨论些什么样的哲学问题。“哲学学科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题材、它所研究的问题、它回答问题的方式。”[2]

二、关于“哲学就是哲学史”的不同观点综述

黑格尔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哲学是哲学史”。黑格尔的理论是西方哲学主流,认为整个哲学只是一种哲学发展过程。对于这个理论,哲学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

孙正聿认为“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专业地来研究哲学,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以哲学的方式来面向现实,否定‘哲学就是哲学史’就不能实现哲学的理论创新。‘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丰富和变革‘思想性的历史’,从而实现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3]

他把哲学和哲学史归结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实涵义,就在于哲学活动中的“历史”与“思想”的内在关联。哲学本身作为历史性的思想,由古往今来的哲学所构成的哲学史,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作为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上的任何一种哲学都不是某个哲学家的独立的思考,而是哲学家之间的对话。

“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涵义,并不是把哲学归结为哲学的历史,更不是把哲学研究限定为对哲学历史的研究,而是强调哲学与哲学史是“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真正意义,并不是要凸显对哲学史的研究,更不是要以“历史”冲淡乃至代替哲学“现实”和“未来”,而是把“哲学”合理地理解为“历史性的思想”即不是把把哲学当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终极的真理”,把“哲学史”合理地理解为“思想性的历史”即不是把哲学史当成人物的罗列、文本的堆砌和“厮杀的战场”。哲学思想的开放和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以“历史性的思想”的理论自觉不断地创新“思想性的历史”。就此而言,只有理解“哲学就是哲学史”这个命题的“历史性的思想”构成“思想性的历史”的真实涵义和真正意义,才能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涵义关系,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实与未来。

黄?森对于孙正聿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和解释有不同的看法。 哲学离不开哲学史,离不开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他绝不否定这个观点,而是他认为不能把哲学与哲学史等同起来,不能把哲学看作只是一个集合名词,是各种哲学的总和,没有一门科学的哲学。

他在“也谈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含义和意义”中提到,“‘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在整个哲学史发展中哲学的非科学状态的阶段。”[4]他把哲学看做科学史,哲学一旦成为科学,“哲学就是哲学史”这种状态就应该结束。也就是说,传统哲学的终结就是哲学史的这种状态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将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不是离开历史,不是离开哲学史,而是使哲学史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科学的阶段。

张志伟和马丽则把哲学或哲学史看作是一种“问题史”,“是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观”[5]。首先,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是却令人不得不追问的难题。哲学所记录的是哲学家们对哲学问题的解答,是一条条的探索之路,它们相互之间不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具有相互独立的价值意义。哲学不同于科学和宗教,它一方面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它的理想。这两位学者认为,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对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不断探索的记录,因此,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中,或某一哲学流派中,而是哲学家的探索道路之中。因此,哲学史是问题史,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哲学乃是人类精神的 反思 ,也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也可以说哲学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贾玉树对于“哲学就是哲学史”持绝对否定的看法,无论处于何种目的,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都是非常荒谬的。他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6] 他认为,中国哲学界大都把“哲学就是哲学史”的教条归结在黑格尔哲学中,仿佛黑格尔影响了中国的哲学研究。事实上,不是黑格尔影响了中国哲学界,而是中国哲学界在自觉不自觉地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即便哲学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成为哲学史。它应当具有其独特的内容,例如思维、存在、现象、本质、实在和真理等,他们应当是哲学史上绝大多数哲学家讨论的共同话题。哲学应当是由这些基本范畴建构起来的思想体系,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给出一种唯一的确切的解释,但这也并不影响我们学习、理解和把握哲学。

三、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 总结 与启示

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哲学史是哲学”引发了哲学家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重新思考。然而黑格尔对这个命题及其逆命题的论述,其实是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前提的。

“哲学就是哲学史”,我们显然不能理解为“哲学史等于哲学”。当我们学习哲学史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史。每个历史上的杰出的哲学家对待哲学的态度都是不同的,恰恰是这种不同不利于“哲学是哲学史”这一论题。每一个哲学家,必须先有了哲学,才有他自己的哲学史。通过对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思想关系的综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对哲学的性质给出否定性的定义,即哲学不是科学,不是宗教,也不是思想史,因为哲学是没有对象的,是不需要权威的,也是自由的。”[7]

第一,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是对世界的追问,而哲学则是对科学的追问方式的追问。因此,哲学并不以世界为研究对象,而是把科学对世界的研究结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或者说,是把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结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所以,哲学并不是科学。

第二,哲学不是宗教。哲学从来不诉诸权威,哲学家面临争论的问题,依据的是逻辑的推论和实践的验证。哲学家们对任何问题从来没有奢求得到最终的答案,哲学家们给出的任何答案最终都被看作是可以驳倒的或可以超越的;而且,有意义的是,只有那些不断地被后来的哲学家们驳倒或超越的哲学问题,才被看作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而只有那些能够不断提出不断地为后来的哲学家们反复讨论的问题的哲学家,才被看作是伟大的哲学家。这些或许正是哲学的魅力,也是哲学区别于宗教的重要特征。

第三,哲学不是思想史。我们知道,思想总是有所思,但哲学则是所思之思,是对思想的思想。由于把思想本身作为对象,这也可以说,哲学是没有对象的,因为把思想作为对象,也就意味着哲学是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对象,而把一切东西都作为对象,也就意味着没有对象。

综上所述,只有对哲学的范围和作用有了清楚的认识,我们才能真正对哲学的性质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的范围理解为一个围绕哲学的圆周,包容每种对哲学的看法和理解。正确看待哲学和哲学史的涵义和关系,以哲学的方式面向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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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作为一个重视观念体系、强调概念方法的学科,虽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难度较大,但对于对知识深度的追求者来说又是一个有趣而独具挑战的学科。以下是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哲学考研经验之谈,供您参考。1. 确定学习范围:中国哲学考试范围非常广泛,建议要在开始备考前分析考研大纲,确定学习的重点和知识点。可以借助历年考研试题,了解命题者考考察重点,抓住重点和难点进行深入学习。2. 系统学习:因为哲学 大多数都是理论和概念,建议要更换学习方法,把常常听的知识点系统化、系统学习,抓住哲学思想中的系统性和内在联系。学习过程中还要注重对于时间和流程的规划,让自己有一个合理的时间安排。3. 善用材料:首先是认真背诵课本,把每次听讲的重点都归纳好, 这样的话将来备考的时候可以起到很好的帮助。其次,关注现实世界的时事,了解社会发展动向与哲学思想的联系,深入学习可以通过研读好的哲学论文或电子书等方式拓宽自己的思路。4. 战略安排:备考阶段的复习时间相对较短,建议考生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复习策略。切忌过于死板,脚踏实地,有分析、有优化地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复习计划。5. 模拟考试:因为哲学 文科的考试特点注重真题的连贯性和高难度的挑战,对于考生而言模拟考便成为了关键所在。模拟考试可以模拟实际考试的情境,提高了考生应试的信心,同时也可借此机会找到自己复习中的不足与短板。总之,中国哲学作为复杂深奥和知识体系较全面的学科,考研战线上要保持耐心和毅力,认真准备,积极寻求有效的复习方法和策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考试成绩。

中国哲学史论文

简介:冯友兰(~),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1912年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班,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1919年赴美留学,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52年后一直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作品:1923年夏,冯友兰著作《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1924年又写成《人生哲学》,作为高中教材之用,在这本书中,冯友兰确立了其新实在主义的哲学信仰,并开始把新实在主义同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在燕京大学任教期间,冯友兰讲授中国哲学史,分别于1931年、1934年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后作为大学教材,为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创立新理学思想体系 从1939年到1946年7年间冯友兰连续出版了六本书,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新理学》(1937)、《新世训》(1940)、《新事论》(1940)、《新原人》(1942)、《新原道》(1945)、《新知言》(1946)。通过“贞元六书”,冯友兰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使他成为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冯友兰学术思想的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冯友兰放弃其新理学体系,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哲学史。著有《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二册、《中国哲学史论文集》、《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四十年的回顾》和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书。学术行年简谱(1895年--1990年) 冯友兰作品集(18张)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十月十六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1901年,始入家塾读书。1910年,考入唐河县立高等小学预科。1911 16岁 春,考入开封中州公学中学班。暑期,回唐河,与吴太夫人之侄女吴淑贞结婚。1912 17岁 夏,转入武昌中华学校。年底,考入上海中国公学预科。1913 18岁 上半年,因喜好逻辑学而立志学哲学。暑期,回唐河度假,方知吴夫人淑贞已病故。1915 20岁 上半年与任载坤女士订婚。(任载坤,字叔明,河南新蔡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二月廿二日(1894年3月28日),时年21 岁,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夏,由中国公学预科结业,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入学后转入文科哲学门,学中国哲学。 1918 23岁 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暑期在开封与任载坤结婚。秋,任河南第一工业学校语文、修身教员。1919 24岁 1月,与友人创办《心声》杂志,并被推为编辑。约5月7日(农历四月八日)长女钟琏生。考取公费留学,12月抵美国纽约。1920 25岁 1月,入哥伦毕业大学研究院。11月,在纽约访问泰戈尔。1923年,发表《评柏格森的<心力>》(《新潮》3卷2期)、《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国际伦理学杂志》32卷3号)、《论“比较中西”(为读中西文化及民族论者进一解)》(《学艺》3卷10期)、《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杂志》19期)等文章。1924年,英文本《天人损益论》改名《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0月,《一种人生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与《一种人生观》合并为《人生哲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发表《名教的分析》、《中国之社会伦理》、《泛论中国哲学》、《孔子在中国历史之地位》等文章。1931年,《中国哲学史》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1933年10月,未去英国1934年6月,《中国哲学史》上下卷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935年,发表《中国近代研究史学之新趋势》、《秦汉历史哲学》等二十余篇文章。1937年,发表《哲学与逻辑》、《论民族哲学》等文章。1939年,《新理学》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1940年,《新事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世训》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2年,聘为部聘教授。发表《论人生的意义》、《论人生境界》等二十余篇文章。1943年,《新原人》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5年,《新原道》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1946年5月 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揭幕,撰写纪念碑碑文。初夏,返北平。秋,赴美,《新知言》有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1948年3月,回国抵北平。12月,《南渡集》编成。英文《中国哲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1949年,解放军接管清华,冬,参加北京郊区土改。1950年8月,哲学系开始批判新理学。10月,冯友兰开始自我批判。1951年9月起,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缅甸。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被聘为哲学和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1月,哲学所成立,受聘位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组组长。1956年9月,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晤”第11次大会,以观察员身份经威尼斯列席欧洲文化协会会员大会。1957年,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7月,出席国际哲学研究会所华沙会议。1958年,《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59年,《四十年回顾》由科学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75年,《论孔丘》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7月,赴夏威夷参加国际朱熹学术会议。《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一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学术文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松堂自序》由三联出版社出版。1985年,《中国哲学史简史》(涂又光中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修订本第三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三松堂全集》四、五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三松堂全集》第二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友兰学术精华录》由北京师院出版社出版。 1989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三松堂全集》第三、六、七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交人民出版社(后由台湾兰灯出版公司出版),至此《新编》全书告成。11月26日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写的方向多着呢。第一,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很多可以写的。第二,论点最好细一点。第三,可以参考一下其他人的中国哲学论文的论点和题目。第四,选择你喜欢的中国哲学的点去研究。第五,学习写论文的一些基本方法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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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的选题可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研究能力。选题是论文实践的第一步,需要积极思考,适当的选题能够使论文写作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

选题的重要性

1、选题能决定论文的阅读价值。导师在某一方面的知识面是很广的,研究也是有深度的,所以如果对新的有价值的选题肯定特别有兴趣。

2、选题能够规划文章的方向、角度和规模,弥补知识储备的不足。对于所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加固积累,加深理解,对于分散的思想进行选择、鉴别和几种,最后对文章进行整体轮廓的勾勒。

3、合适的选题可以保证写作的顺利进行,提高研究能力。选题是论文实践的第一步,需要积极思考,适当的选题能够使论文写作过程进行得比较顺利。

4、考虑写作过程。在确定选题的时候虽然有些新颖的观点固然可以吸引到是的眼球,但是有的学生提出的新观点水平太高,可是学生的知识储备不够,语言表达得也不精练、准确、专业,结果弄巧成拙。也有的学生提出的观点自己在论证时就感觉到不是很可信。

选题时的注意事项

1、查阅文献看别人怎么做。

2、资料是否充足。

3、在选择较具争议性的研究题目之前需慎重考虑。

4、调查您的研究题目研究是否未被研究过。

5、要充分考量自身的能力问题。

6、选择您喜爱的研究题目。

7、时间条件和导师指导条件也是选题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试析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确立一、英国王权的确立过程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整个西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频繁的遭到外族的入侵,“这个时候,人们会热烈希望出现一个平息天下的君主。任何一种具有绝对统治权特征之一的制度在这时出现,向社会提出安邦定国之计,社会就会群起支持,热烈拥护,就像逃亡者奔赴教堂寻求避难一样。”[1]恩格斯曾说:“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2]英国王权就是在这种普遍混乱的状态中建立起来的。1、封建王权的孕育: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大约在公元5—6世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了整个西欧。“这些新来的人来自日耳曼的三个较为强大的民族,即撒克逊人、盎格鲁人和朱特人”。[3]日耳曼部落在战斗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经过不断地兼并,到七世纪初形成了七国对峙的局面。伴随着诸王国争霸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同时,8世纪末丹麦人也开始发动了对不列颠的入侵。在反抗丹麦人的过程中,英格兰逐渐建立起了统一的王权。2、封建王权的确立:诺曼王朝时期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了大不列颠,建立了地跨海峡的盎格鲁—诺曼王国。为了政权的合法性,把强大的军事占领转化为牢固的政治统治秩序,威廉意识到,必须在被征服地区建立起强大的王权。为此,威廉将死于战乱或流亡异地的旧贵族领有地收归国王所有,同时没收了大部分盎格鲁—撒克逊贵族的土地,然后按照封建制的模式,建立起直接的封君封臣关系。随后,通过“末日土地调查”和“索尔兹伯里誓约”使国王获得了对各级封臣的财产和人身支配权,增强了英王封建领有制特权。二、王权与议会的斗争君主立宪制又称议会君主制。这一政体确立的过程实则是资产阶级与王权展开角逐的过程,它最终导致了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自诺曼征服以来,英王就一直保持对全体居民的直接权力和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特别是经历了中世纪的政府机构改革,王权得到极大的加强,国王在议会中占据主要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贵族参政意识的增强,下院的独立意识逐渐加强,王权尽量限制议会,而议会则力图挣脱一切限制,议会与王权的斗争开始展开。1、议会斗争阶段伊丽莎白统治晚期,王权已有衰落趋势。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日益壮大和独立性的增强。但是詹姆斯一世却长期被财政问题所困扰,只有召开议会,要求批准增加新税。议员们无视国王的征税要求,着重讨论议会特权问题,批评国王的内外政策,詹姆斯一世两度解散议会。查理一世即位后,专制统治有增无减,屡次解散议会。议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1628年向国王提出《权利请愿书》。为了换取议会拨款,查理一世被迫签署该法令。1640年为筹集军费对付苏格兰人民起义,查理一世再次召开了长期关闭的议会。但议会没有满足国王的要求反而大肆抨击政府暴政,国王无奈立即解散议会。随着苏格兰军队的再次进攻,英格兰军队的节节败退,查理一世进退维谷重新召集“长期议会”。议会显示了空前的革命性,王权受到严重的削弱。查理一世不甘心失去权力,率领卫队闯入下院,首先用武力对付议会。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开始诉诸武力。2、内战阶段随着议会与王权矛盾尖锐化,最终导致内战的爆发。内战爆发后,议会里形成了三大派别:代表大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利益的长老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独立派,以及代表城乡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平等派。内战初期,长老派控制了议会军的领导权,他们态度暧昧,希望能在国王作出让步的情况下与其言和,致使战场上议会军处处被动,革命形势恶化。议会军广大官兵对长老派妥协的态度极为愤慨,较为激进的独立派和平等派开始与长老派展开了一系列斗争。1645年,议会通过《自抑法》改组军队,组建“新模范军”,克伦威尔拥有实际上的指挥权。通过纳斯比荒原战役打败了王党主力,取得了第一次内战的胜利。第二次内战期间,长老派仍坚持同查理一世谈判,要他在接受条件后复位,士兵和下层人士对此强烈不满。通过“普莱德清洗”,克伦威尔控制了议会;在平等派的推动下,克伦威尔采取了断然措施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处决国王后,议会又通过决议,宣布废除上院,实行一院制。后来又废除君主制,正式宣布英国为共和国。3、君主立宪制的确立阶段共和国的建立是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与王权及其他政治派别斗争的产物。共和国建立后,克伦威尔自封为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居于统治地位的独立派开始扼杀革命的发展。克伦威尔死后,英国各种势力处于对抗状态。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围绕着王权的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渴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权,遏制人民的斗争和保护他们既得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与国王达成了妥协——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复辟不仅仅意味着王权的复辟,还标志着议会的回归。王权逐渐受到议会的制约,议会高于王权的原则也逐渐得到了确立。纵观英国历史,特别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英国社会在作出了种种探索和尝试后,最终选择了这种保留王权形式的资产阶级代议政体——君主立宪制。王权的保留说明“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4]尽管在君主立宪制度下,英王仍然是终身和世袭的国家元首,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上或形式上的巨大权力,但是这种政体下的国王是“统而不治”、“临朝不理政”。宪法在赋予权力的同时,对王权的行使也加以了种种限制。通过一系列法案的颁布,逐渐确立了议会至上的原则。国王仅仅拥有行政权,而且这种权力也越来越多的被内阁所代替。随着议会主权的确立和君主实权的丧失,最终促成了君主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参考文献:[1][法]基佐.欧洲文明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英]比德.英吉利教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编辑部

宗璞,原名冯钟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之女,1928年生于北平,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体于中国社会科学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既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厚渊源,又得外国文化长期耳濡目染,她的作品蕴含东方传统哲学文化和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精神内涵,具有独特的艺术气质和高雅格调。主要作品有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等,出版了多种小说散文童话选集。由〈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组成的四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是宗璞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宗璞 宗璞(1928—)女,原名冯钟璞,笔名有任小哲、丰非等,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退体于中国社会科学业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自幼生长于清华园,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特。她的小说,刻意求新,语言明丽而含蓄,流畅而有余韵,颇具特色。她的散文情深意长,隽永如水。1928年7月生于北京。十岁时随家庭南迁到昆明,上过南菁小学和西南联大附中。1946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后转人清华大学外文系,1951年毕业。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等单位工作。1960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前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红豆》《桃园女儿嫁窝谷》《不沉的湖》《后门》《知音》等,《红豆》曾受到不应有的批判。“文革”后,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中篇小说《三生石》,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1981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宗璞小说散文选》。后来又抱病奋力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其第一部《南渡记》已于1987年问世,获得了好评。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成名作为1957年的短篇小说《红豆》。新时期她开始大量发表作品,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弦上的梦》(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三生石》(获第 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童话《总 鳍鱼的故事》(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蜗居》、《我是谁》等。1988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南渡记》,1996年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本《宗璞文集》。近年来又抱病创作反映中华民族知识分子命运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宗璞的人生之路和校园情结(侯宇燕)宗璞走过的是怎样的一条人生之路呢?翻开作家的履历,扑面而来的是一股与其作品中那股淡雅韵味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书香之气。宗璞的经历,与大多数作家不同。她不像师陀、田涛等老一辈作家,是从中国的底层社会一步步艰难地爬到了知识的殿堂;她也不像巴金、谢冰莹,从旧的地主家庭中游离出来,流入城市,形成瞿秋白所说的一代“薄海民”(bohemian);她更不像新时期涌现出的一大批知青出身的作家,在自己的青年甚至少年时代就离开书本,离开家人,在贫穷、愚昧与困惑中探索人生的价值。甚至生长于“文革”之后的一代年轻人,也很少有像她这样得天独厚的学养根基。她是一株冰清玉洁的兰花,有幸在远离贫困与肮脏的净土中发芽,成长,就象夏洛蒂所言,拥有一个“没有污点的,饮之不尽,令人神清气爽的清泉”般的纯净记忆。她的生活环境,基本上限于高等学府和高等学术研究机构,由于自小在和谐淳厚文雅的学术气氛中得到熏陶,因而奠定了一生的做人与做文准则。她确实拥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童年时代。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宗璞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别人学不来的大家之气,冲和之态,甚至一种率真洁白的“学生腔”的原因所在吧。宗璞童年所生活的大学校园中,教授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绝无今日“脑体倒挂”之虞。生活的舒裕与地位的高贵,使得钻研学业的教授们能比较专心于书本的研究(当然抗战开始后又有了不同),他们的子弟也能在一个相对单纯、明净的天地中获得比同龄孩子更好的教育,得到更多的文化滋养。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使得他们过分地单纯,书卷气过于浓厚,在今后的人生历程中则免不了要经受更多的磨难与挫折。我手头正好有一本1990年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不妨拿来,随便撷取几段,为宗璞笔下的清远世界作一个更详尽的注脚。宗璞的同辈人,著名文史专家虞振镛的女儿,西南联大1943年学生虞佩曹在《水木清华——童年的回忆》中曾饱含深情地描写了清华校园在自己童年眼中的平静与清雅,以及清华人文景观的优越与独特。她说“那时清华只有附小(即冯友兰提到的宗璞就读的成志小学)及附设的幼稚园。马约翰是我们的校长。……后来由蔡顺理夫人教,她本人也是留美学生。”在这样条件下成长的孩子,的确有常人不及之处。而当时孩子们生活的环境又是怎样的呢?“水木清华的工字厅……里面典雅、阴凉,有一股楠木香味,单身教授吴宓、叶企孙先生曾在里面有过住所。”“我们住的南院是一个四周由房屋围绕着的大院……西式住宅一号是赵元任先生家……”。这种耳濡目染的文化气韵,在一点一滴中已深深地渗入了孩子们的灵魂之中。宗璞《南渡记》中所写的方壶小院,不就是这种充满清远文化气息的精英荟萃之地吗?法国现代派女作家纳塔丽·萨马特说:“文学所描写的,永远只能是某种看不见的,每个作家所向往的——他独自一人感觉的现实。”作品中的生活、人物可以虚构,然而意境却总是忠诚地反映出一个具有敏感禀赋的作者童年时对周围景物的特殊感觉以及这种感受对其终生造成的影响。宗璞在一系列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特有的意境之美,正如同一缕轻烟,又好似一丝馨香,着意体会时捉摸不出,只有亲身体会过这种生活的人,才能从那似乎非常平淡的描写中领略到作家实际极其浓厚的感情,那种对童年精神生活的无限追忆与留恋。这种非过来人不能写出亦不能读出的爱,正是宗璞“校园情结”的真谛所在。(《这方园地中的冯家山水》,《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宗璞的书房(名人书斋) 永远的大家闺秀。凡是见过著名女作家宗璞的人,都会这样觉得,无论初识还是熟知。 4月6日下午,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院三松堂。如想象中,房间高阔,虽无奢华,却更古雅。 77岁的女作家一头华发益显慈心睿智,一身便装不掩满腹诗书。记者随女作家走木地板,穿细走廊,墙边书橱中装满各类书籍。书房不大,北面书柜中,多是女作家自己写的书;西面放电脑桌;南窗微微开着,可见窗外的丁香已绿,写字台上的传真机,不时响起;东面墙上挂着先父国学大师冯友兰先生为爱女录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 宗璞老师落坐在电脑桌旁平时写作的转椅上。“虽然现在身体不好,但我很努力。”女作家平静地说。原来老人几次手术后视力下降,每天上午写作都是口述,要靠别人帮忙打字,现在帮忙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四年级女生。 记者得知,宗璞老师正在抓紧《野葫芦引》4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三部《西征记》的写作,前两部《南渡记》《东藏记》已分别于1988年、2001年出版。《野葫芦引》是写抗日战争期间北校南迁全过程中前辈学人的风貌,尤其是写在民族危亡的大关节上知识分子的操守。“我要把那段历史真实地留下来。”女作家平静的语调透出一种坚定。

学术堂整理了三个可以发表哲学论文的期刊:《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是综合性哲学类学术刊物,兼顾普及任务,面向全国,面向世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贯彻"双百方针",倡导辩证思维,加强科学与人文的沟通,促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推进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鼓励学术和理论创新,提倡应用研究,为社会发展服务.多年来连续被评定为核心期刊,截止2014年万方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518,知网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中国哲学史》 (季刊)是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哲学史》编辑部编辑的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理论性、专业性学术刊物.由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教授任顾问,着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任继愈教授任编委会主任.开设有"中国哲学与文化","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当代中国哲学思潮","中外哲学与文化的交流与比较"以及学术性书评和学术札记等栏目.《哲学动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的哲学核心专业刊物.20世纪60年代由哲学所学术秘书室主编国内哲学动态,内部交流用;1979年1月正式创刊《国内哲学动态》,限国内发行;1987年更名为《哲学动态》,国内外公开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收录,曾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优秀期刊评奖获优秀奖,是哲学论文投稿的首选期刊.

一般来说,大学学报会分若干版本,其中哲学是在 哲学社会版。此外,还有专门的期刊,是一些学会出版的,例如中国自然辩证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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