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研究综述论文

历史是一个粗线条的大师，它勾勒了全球化的进程，却忽略了人们为这个发展和进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幸好，历史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大师，当今世界的趋势并不是单向度的。中国的长项在于文化。中国文化近二百年来遭受了严峻的考验，已经和正在获得新生。近代以降，中华文化不但暴露了它的封闭愚昧落后挨打的一面，更显示了它的坚韧性、包容性、吸纳性、自省能力、应变能力与自我更新能力。中国的目标应该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建设文化大国。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中国的形象，是解决许多麻烦问题，实现持续发展、和平崛起与国家整合的依托。中华文化是全体华人的骄傲和共同资源。中华文化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的最重要的比照与补充系统之一，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没有中华文化的人类文化，将是多么残缺的文化! 这里，我着重就一些个人的感受、经验谈一谈汉语汉字(海外习惯通称为华文华语)与我们的人文文化传统与现状的某些关系。对于大多数民族来说，她们的独特的语言与文字是她们的文化的基石。尤其是使用人数最多，延续传统最久，语音语词语法文字最为独特的汉语汉字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汉语属于词根语，汉藏语系。我的小说《夜的眼》译成了英、德、俄等印欧语系许多文字。所有的译者都向我提出过一个问题：“眼”是单数还是复数，是“eye”还是“eyes”?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汉语是字本位的，“眼”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独立性的字，它的单数和复数决定于它与其他字的搭配。汉字“眼”给了我以比“eye”或者“eyes”更高的概括性与灵活性：它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双眼，它可以象征黑夜的或有的某个无法区分单数与复数的神性的形而上的而非此岸的形而下的眼腈，它可以指向文本里写到的孤独的电灯泡。汉语培养了这样一种追本溯源、层层推演的思想方法。眼是本，第二位的问题才是一只眼或多只眼的考量———那是关于眼的数量认知。眼派生出来眼神、眼球、眼界、眼力、眼光等概念，再转用或发挥作心眼、慧眼、开眼、天眼、钉子眼、打眼(放炮)、眼皮子底下等意思。动词与系动词也是如此，华文里的“是”字。既是“to be”也是“am”，又是“was”，还是“were”，包括了"havebeen”、“has been”和"used to be”等。组词造词也是如此，有了牛的概念，再分乳牛母牛公牛，黄牛水牛牦牛野牛，牛奶牛肉牛油牛皮牛角。这与例如英语里的cattle——牛、calf——小牛、beef——牛肉、veal——小牛肉、cow——母牛、bull或者0X——公牛、buffalo——水牛、milk——牛奶、butter——牛油……大异其趣。这些与牛有关的词，在华文里，是以牛字为本位，为本质，为纲，其余则是派生出来的“目”。这样的牛字本位，则难以从英语中看出来。所以中华传统典籍注重最根本的概念，多半也是字本位的：如哲学里的天、地、乾、坤、有、无、阴、阳、道、理、器、一、元、真、否、泰……伦理里的仁、义、德、道、礼、和、合、诚、信、廉、耻、勇……戏曲主题则讲忠、孝、节、义，读诗(经)则讲兴、观、群、怨。然后是自然、主义、理论、原则……有了仁，就要求仁政；有了道，就认定执政的合法性在于有道，并区分王道与霸道还有道法自然与朝闻道夕死可矣；有了义，就提倡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念，有了主义就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有了原则，就有绝对“不拿原则做交易”……这些文字、概念、命题，不但有表述意义、价值意义、哲学意义，也有终极信仰的意义与审美意义。华文注重文字——概念的合理性与正统性，宁可冒实证不足或者郢书燕说的危险，却要做到高屋建瓴与势如破竹，做到坚贞不屈与贯彻始终。在中国，常常存在一个正名的问题。训诂占据了历代中国学人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然而又是无法回避的。许多从外语译过来的名词都被华人望文生义地做了中国化的理解，中文化常常成为中国化的第一步。这产生了许多误读、麻烦，也带来许多创造和机遇，丰富了人类语言与思想。这里起作用的是华文的字本位的整体主义、本质主义、概念崇拜与推演法(如从真心诚意推演到治国平天下)，与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性主义和神本或者人本主义大相径庭。

汉字的文化魅力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创造出世界上唯一古老却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意文字。它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汉字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功勋。汉字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她以优美的形态、和谐的韵律、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古老的文字，并在新世纪越发散发出她无与伦比的魅力！汉字形体优美。汉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由线条图形构成的表意文字，线条图形本身的结构就能表现出图画美。仔细端详我国的汉字，有的端庄秀美，有的自然简洁，有的流畅飘逸。正因为如此，中国才有那么丰富的书法艺术。汉字优美的形态，给我们以无限的想象力。翻开书本，你会觉得每一个汉字都是鲜活的，一个个汉字犹如一幅幅精美的画卷展现在我们眼前。“日”的形状像太阳，“月”的形状像月牙，“山”像高高隆起的连绵山峰，“川”像飞流直下的悬崖瀑布；“马”像骏马在奋蹄奔驰，“鸣”似鸟儿在引吭高歌，“旦”似太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集”似三只鸟儿在树上依偎栖息；三人为“众”，日月为“明”，“步水（三点水）”为“涉”，双“木”成“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能为我们插上一双想象的翅膀，让我们在汉字的世界里自由畅想，在汉字艺术的画廊里得到形象真实的美感。汉字音韵和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音节，在一个音节内，没有复辅音，无论开头或是结尾，都没有两个或三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因此，音节与音节的界限分明，音节的结构形式整齐。汉语的音节元音占优势，一个音节中可以没有辅音，但不能没有元音，而且，由复元音构成的音节比较多，因元音是乐音，所以汉语音节乐音成分比例大。汉语的每一个音节都有若干声调，声调可以使音节和音节之间界限分明，又富于高低升降的变化，于是形成了汉语音乐性强的特殊风格。许多汉字韵母相同或相近，把这些韵母相同或相近的音节放在每一句或隔一句的末尾，就可以使音调和谐悦耳，富于音乐节奏，诵唱顺口，好听好记。诗歌就是利用汉字的这一规律构成的韵文。每一个汉字有一个特定的声调，阴平、阳平读起来比较舒缓，叫平声，上声、去声读起来比较急促，叫仄声，有规律地交替使用这两大类声调，可以使音调抑扬顿挫、悦耳动听。汉字历史积淀深厚。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文献中典故、成语、丰富多彩。几个汉字，可以表达一篇文章、一个故事的内容。如“班门弄斧”、“滥竽充数”、“黔驴技究”、“江朗才尽”、“车水马龙”、“门可罗雀”„„数不清的简洁词汇，将含义丰富深远的内容，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中国古籍，车载斗量。《老子》五千字，奥妙无穷，已形成一个学派《老子学》。《孙子兵法》几千字，变换不测，不仅适用与军界，世界多国的商界也在应用。而且，汉字字与字之间区分明显，个性突出，便于高速新产品试销读。由汉字排列组成的诗词歌赋和析字联等，讲究整齐、压韵、平仄、对仗，文字精炼，内涵丰富，高雅清新，是其它文字难以具备的。汉字是汉文化的创造物。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符号系统，故可直接传递语义信息。“江、河、汛、汤、泊”与“水”有关，“扎、打、扑、扒、扔”与手的动作行为有关。汉字的构造有一定的理据性。张斌指出：“汉字的理据性透露出丰富的汉民族文化信息，通过汉字内部结构的分析，我们甚至可以窥见古代的风俗、社会发展、认知水平等。”深入到每一个汉字的结构中去，就会发现其中都蕴藏着很深的造字理据，从中可以窥探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远古用贝壳作货币，故记录有关经济活动的汉字都加上一个“贝”，如“贪、贫、货、贷、资、贱、财、购”等，汉字体现了汉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认知水平。例如，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故含有贬义色彩的汉字都加上一个“女”，如“妒、奸、婪、妖、妄、嫖”等。汉语中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都从心旁（或心的变形），如：想、忘、忠、恕、怨、愁、忆、恼、悦、惮、愠、恭、慕等，这是古人对客观事物认识的一种观念的反映。先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鉴于这种认识，在造字时，留下了一批从心旁的表示思想、感情的汉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一直演变过来没有间断过的文字形式。从甲骨文到西周时期的金文、大篆（钟鼎文、石鼓文），再到秦朝时期的“小篆”，实现了“书同文”，之后“隶变”实现了古文字向今文字阶段的转变，隶书、楷书以及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考古和文献记载说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国的文字——汉字，已经诞生并日趋成熟了。关于汉字起源的历史，基于现存的古代文献记载和现已得到确认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五千年的历史了，而汉字起源的历史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开端历史，所以通常我们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中国的文字从出现至今，已经历了早期的图画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以及印刷术发明后为适应印刷要求而逐渐派生出来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长的发展历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 19世纪后期，在河南安阳，农民在耕地时偶尔发现了甲骨的碎片，他们把这些甲骨作为龙骨卖到药房。1899年，古文字学家刘鄂在别人所服的中药中，发现了这种上面刻有古文字的甲骨，便开始了收集研究工作。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写在或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文字，其内容多为"卜辞"，也有少数为"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烫过的甲骨上的纹络来判断事物的吉凶。占卜完毕，就将占卜的时间、人名、所问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甲骨文。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满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难以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们的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字，多为从图画文字中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画繁复，近似于图画，而且异体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声、假借的文字，从而说明文字的使用已经有了相当长久的历史。金文继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汉字书体就是金文。由于这种文字多铸于各种青铜器上而得名，也称为钟鼎文或青铜器铭文。至今所见最早有铭文的青铜器，为商代中期以后之物，铭文都很简单，文字书体近似于甲骨文。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周的青铜器铭文。金文还载于各种彝器、乐器、兵器、度量衡器、铸币、铜镜和金属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载文数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较之甲骨文长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载字二百九十一个。大篆和小篆篆书又分为大篆和小篆，是汉字书体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小篆较之大篆，形体笔画均已省简，而字数日增，这是应时代的要求所致。从古文到大篆，从大篆到小篆的文字变革，在中国文字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占有重要地位。隶书隶书始为秦朝程邈所作。程邈本为秦朝县之狱吏，因得罪于秦始皇而被投入云阳狱中。他在狱中苦心凝思十年，损益小篆，作隶书三千字，上之始皇。始皇采纳用之，遂拜其为御史。当时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务多端，文书日繁，记录事务单用小篆已深感不便，迫切需要一种比小篆更为省简、规范的文字，以便于书写和镌刻。由于当时改简小篆为社会急需，势在必行，致使隶书这一比小篆规范得多的新的字体应运而生，得以面世。楷书楷书，又名真书、正书、今隶。楷书之"楷"者，法也，式也，模也。草书之名出于草率、草稿，楷书之名则反之。虽然篆书和隶书也有草写者，以此而论，其工整者亦可谓之为"楷"，但这里所说的楷书，是指自成一体、现在通用的"楷书"而言，如欧阳询、柳公权等碑帖的字等。关于楷书的首创者，众说不一。因为魏、晋、南北朝几百年来的文字，是隶书中的八分与楷书笔意错杂时期。比较一致的说法是由东汉王次仲所创。现存实物中，只有魏时期钟繇的“贺克捷表”的法度可称为楷书之祖。钟繇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楷书书法家。今天的楷书，其笔画端庄，是由古隶之方正，八分之遒美，章草之简捷等脱化、演变而来的（注：章草指“用于章程文书之上者”，是由八分隶再简约其点画，以便于书写之字体）。从三国时期钟繇作“楷书”起，这种字体一直沿用至今，被视为标准字体而为世人所喜爱。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运笔自由的一种书体，这是后汉颖川刘德升所造，即正书之变体，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称之"行书"。自晋迄今，行书用处最大，用得最广，一般性书写几乎均用之。草书草书，又称破草、今草，由篆书、八分、章草，沿袭多种古文字变化而成。草书本于章草，而章草又带有比较浓厚的隶书味道，因其多用于奏章而得名。章草进一步发展而成"今草"，即通常人们习称的"一笔书"。今草字中的大部分均章草或行书趋于简捷者。汉字发展到草书一体，已近完美无暇。唐朝之后，虽又出新体，即张旭之“狂草”，但狂草写出来他人多不能识，只能作为供人们欣赏的艺术品，而失去了它作为记载和传播信息的文字的作用。鉴于此因，草书难以再向前发展。文字的发展只能另辟新径，沿着新开辟的方向——印刷字体演进了。象形字象形字源于绘画,容易辨认,易于区别。如“人、目、山、火、木、鱼”等等。“元”是开始或第一的意思。“旦”是一个象形字,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我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旦”的象形字了。最早的汉字像画的画儿，如“月”字，多像弯弯的月牙；如“山”字，多像偏山，上头还有三个高高的山尖。会意字会意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的汉字，它的意义往往就是它包含的几个汉字的意义组合成的。比如：“明”是由“日、月”两个字组成的，因为“日、月”都是能发光、明亮的东西，所以，“明”也就是“光亮、明亮”的意思；像大家学过的“尖”也是如此，上面“小”，下面“大”，可不就是“尖”吗？最有意思的，还要数“泪”字，它是由“水”和“目”两个字组成，“目”中的“水”，就是眼泪。形声字用形旁和声旁组成的字,就叫形声字。由于古今字音、字形的变化，今天形声字声旁的表音作用已十分有限，但适当利用这有限的作用还是必要的。因为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字形不能直接标示字音，除了需要依靠拼音字母来注明字音外，声旁也可以帮助提供字音信息。（这也是我的考试论文，有些事网上的，有些事我找的资料，有些是我自己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呵呵）

汉语同义词研究综述论文

1.《洞口高沙方言中的三分指示代词及其他》，《邵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4期；2.《〈佛国记注译〉指疵》，《安顺师专学报》1996年第3期；3.《〈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商补》，《贵州文史丛刊》1997年第1期；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札记》，《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4期；5.《训诂学的开拓性硕果》，《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6.《〈清平山堂话本〉补校》，《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期；7.《释“管押”》，《辞书研究》1998年第3期；8.《谈〈说文解字〉对声符示源功的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4、5期；9.《中国传统婚礼中的“奠雁”习俗》，《文史杂志》1998年第5期；10.《从形声系统与同源系统的关系看声符示源问题》，《贵州文史丛刊》1999年第2期；11.《〈释名〉声训中的声符示源功能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4期；12.《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及其研究意义》，《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1999年第5期；13.《“年龄”探源》，《语文月刊》1999年第11期；14.《〈清平山堂话本〉三家校点再补》，《古籍研究》1999年第3期；15.《“二程语录”词语小札》，《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2期；16.《元明剧曲中“耨”的词义文化探源》，《汉字文化》2000年第2期；17.《释“不间”》，《辞书研究》2000年第4期；18.《黄永武〈形声多兼会意考〉述评》，《语言研究》2000年第3期；19.《王力先生有关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的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5期（2000年9月）；20.《〈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指瑕》，《古籍研究》2000年第4期；21.《语言与文化的深层融合——读〈古汉语文化探秘〉》，《台州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2.《黄侃在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方面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23.《从“陆九渊语录”看〈汉语大词典〉的若干疏失》，《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24.《〈原本玉篇残卷〉中的同源字问题》，《汉语词源研究（第一辑）》，吉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25．《原本〈玉篇〉中的语源研究》，《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26.《宋儒语录二种点校指瑕七则》，《书品》（中华书局）2001年第2期；27.《形声字声符示源现象中的若干特点》，《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1年第2期转载；28.《市语研究的硕果》，《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1期；29.《人名禁忌及其文化内涵》，《华夏文化》2001年第1期；30.《形声字声符示源功能研究价值论略》，《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31.《“二程语录”在近代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贵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32.《历代万卷楼及其藏书》，《华夏文化》2001年第2期；33.《读〈元本琵琶记校注〉札记》，《古籍研究》2001年第2期；34.《杨树达先生有关“形声字声中有义”之研究述评》，香港《中国语文通讯》第58期（2001年6月）。35.《〈寒山诗注〉札记》，《书品》2002年第1期；36.《“馒头”的传说及其语源辨正》，《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37.《中国古代的石经及其文献学价值》，《华夏文化》2002年第1期；38.《〈古代汉语〉教改初探》，《大学教育教学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39.《从词源学史看宋代“右文说”的学术背景》，《古汉语研究》2002年第2期；40.《〈清平山堂话本〉词语选释》，《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版），2002年第2期；41.《“有请的”、“经纪人”的称谓义》，《辞书研究》2002年第4期；42.《关于声符示音功能研究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学术版）2002年第1期；43.《中古佛经词语零札》，《广州华苑》2002年第2期；44.《谈明清俗语辞书在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作用》，《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1期；45.《从中古佛经词语看语文辞书的书证溯源问题》，《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1期；46.《同声符反义同源词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47.《古汉语同义词研究的新创获》，《广州华苑》2003年第1期；48.《中古佛经词语与辞书书证溯源》，《台州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49.《解读故训材料的科学方法》，《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4期；50.《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51.《〈风月锦囊笺校〉词语札记》，《古籍研究》2003年第2期；52.《从汉民族思维特点看声符示源的理据》，《汉字文化》2003年第2期；53.《唐传奇〈玄怪录〉〈续玄怪录〉释词》，《唐都学刊》（社科版）2003年第3期；54.《汉语词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暨南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5.《中古佛经释词四则》，《语言研究》2003年第3期；56.《〈小学考〉的学术价值》，《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4期；57.《读明清俗语辞书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5期。58.《面对新世纪的训诂学研究》，《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9期。59.《明代歌曲释词三例》，《中国语文》2003年第6期。60．《〈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简评》，《汉字文化》2003年第4期61．《一部富有特色的中国语言学史著作》，《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2期；62.《当代权威词典应重视明清俗语辞书》，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6期（2003年12月）；63.《解读〈孟子〉同义词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2期；64.《〈清平山堂话本〉词语例释》，《汉语史学报》第四辑（2004年1月）；65.《〈文史文献检索教程〉（介绍）》，《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第2期；66.《〈古辞辨〉在古汉语同义词研究方面的成绩与不足》，《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2004年特刊；67.《汉语成语的佛教渊源》，《嘉应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8.《释“诅”》，《广州华苑》2004年第1期；69.《〈风月锦囊笺校〉补议》，《陇东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70.《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论争回顾》，《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第2期；71.《佛经音义研究的力作》，《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7期；72.《〈尔雅·释诂〉郭璞注中的双音词》，《古籍研究》2004年卷上（总第45期）；73.《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的辨释价值》，《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74.《汉译佛经与汉语词汇》，《华夏文化》2004年第3期；75.《〈慧琳音义〉中的词源研究》，《韶关学院学报》2004年第10期；76.《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词源学史述略》，《暨南学报》2004年第6期；77.《当代大型辞书书证晚出词条举例——以见于明代歌曲中的词语为例》，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第79期（2004年10月）；78.《近代汉语研究的世纪总结》，《中国图书评论》2004年第11期；79.《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80.《古汉语文化同义词研究方法刍议》，《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七辑，2004年12月；81.《面向应用语言学的汉语词源研究刍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2.《话说“凤凰”》，《文史知识》2005年第1期；83.《中古佛经中的字序对换双音词举例》，《古汉语研究》2005年第1期；84.《中古佛经词义抉要》，《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85.《中古佛经中的委婉语考析》，《广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6.《墓志的语言学阐释》，《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4期；87.《〈齐民要术〉有关“得名之由”的探讨》，《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8.《郭璞的语言学成就》，《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2期；89.《中国古代宗庙称谓词义辨析》，《广州华苑》2005年第1期；90.《王力〈古代汉语〉教材指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91．《〈酉阳杂俎〉中的词源探求》，《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3期；92.《“牵砻”小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3期；93.《魏晋至唐五代笔记杂著中的词源探讨略评》，《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94.《郭璞〈尔雅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8期；95.《古代的“巫”及相关职业》，《华夏文化》2005年第3期；96.《〈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南方草木状〉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4期；97.《〈颜氏家训〉中的词源探求》，《广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98.《历史上的汉语教科书——读〈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书品》2005年第6辑；99.《一种特殊的文化词语——数词词素参与构成的詈词特点及其语源分析》，《汉字文化》2005年第4期；100.《〈抱朴子内篇〉词语零札》，《甘肃社会科学》（综合版）2005年第6期；101.《面向海外兼读制研究生的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暨南高教研究》2005年第2期；102.《十年来道教典籍词汇研究综述》，《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第二作者）；103.《杨树达先生汉语词源研究述评》，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二辑，2005年1月；104.《徐锴〈说文解字系传〉中的词源探讨述评》，《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105.《佛经词汇研究的重要成果》，《汉语史研究集刊》第8辑（2005年12月）；106.《佛经音义研究的最新成果》，《书品》2006年第1期；107.《关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断想》，《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2期；108.《〈汉语缩略研究〉读后》，《滁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109.《宋代笔记〈云麓漫抄〉中的语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第二作者）；110.《汉语词汇史研究的新尝试》，《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二作者）；111.《魏晋至唐代经注中的词源探讨述评》，《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112.《理据——语言研究的新课题》，《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5期；113.《〈古辞辨〉简论》，《辞书研究》2006年第2期；114.《专书词语考释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宿州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115.《〈抱朴子内篇〉词语小札》，《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4期；116.《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现状的调查与对策》，《暨南高教研究》2006年第2期；117.《〈南村辍耕录〉与汉语史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第九辑，2006年12月（第二作者）；118.《“打牙祭”探源》，《黔南民族师院学报》2007年第2期；119.《品读〈语文丛稿〉》，《书品》2007年第3辑；120.《颜师古〈汉书注〉中的词源研究述评》，《古汉语研究》2007年第2期；121.《玄应〈众经音义〉中的词源探讨述评》，《语文研究》2007年第3期；122.《汉语词源学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烟台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3期；123.《让辞书更完善——读〈汉语大词典商补〉》，《贵州文史丛刊》2007第4期。

论述题:请结合汉语的例子来谈谈词义中的同义关系

答：

同义词是指意义相同或相近的一组词,是反映一个义位的词的横向组合系统。一种语言的词汇中,同义词的丰富发达,是这种语言发展水平高,表现力强的标志。现代汉语中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一事物，同一现象，有时可有几个、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同义词。比如表示“看”的动作，就有“看、瞧、瞅、盯、瞟、瞪、瞥、窥、望、观察、观光、观摩、观看、看望、看见、眺望、仰视、俯视、平视、斜视、鸟瞰、东张西望”等等意义相近的词。

村落文化研究综述论文

石头村的建筑形式及文化特色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在组织环境空间时，多采取层层封闭的手法，院落就是一个围合的空间，里坊把院落包围起来，传统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山东大部分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山东的山区地势起伏、平地狭小，民居村落多分布在山坡陡地，以求少占耕地，因而整个村落远远望去，民居院落高低起伏，因地制宜的院落形式以三合院为主。

一、历史悠久的古石村奇观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被人们称为“石头村”。因村庄周围有大小山头九座，故取名“九山村”，后为区别于山下后建的一个村子，改名为“上九山村”。上九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位于邹城市西南部山区。根据出土文物显示，西汉王莽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这个占地约200亩的古村不仅被雨水自然冲刷出了大量文物，还留存有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井，是一处深藏于山林的文化宝库。上九山村因坐落在群山之中，随处都有易采可用的石材。村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在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屋遗存。这些石屋分布在山腰之间，或断或连，或高或低，随势造形，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自得天趣。石头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观浑然天成，已成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中的路都是由巨大的岩石构成，顺着石头的纹路，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村里的老人说：“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村里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因石屋地势高、路难行，许多村民都搬到山下新建的平房中去居住，春节时不忘在自家老宅的大门上贴一副对联，目前仍有十几户住在石屋中。

二、石头村的建筑形式

上九山村整个村落呈方形，主街不甚规则，建筑采用窄肩斗脊式构造，且全部小瓦覆顶，虽然采用这种结构非常耗时耗资，但是非常坚固耐用。石头村依山而建，村中的小路也以石材为主。进入石头垒高的院中，屋顶上有精细的石雕装饰物，还有一层茅草覆盖，这些装饰纹样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载体。垒土砌的灶台和厕所是每家院中必备的附属建筑物，主建筑断壁残垣的老石屋已失去居住功能，归于自然。院内石制的用具有石盆、石凳、石桌、石磨、石灶和石缸等，都是手工打造的生活用品。石头村中高大的石头墙延伸成小巷，不同形式的石材错落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建在高处的石屋有一定的体量，能把建筑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四合院为建筑原型，上九山村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据当地特色在建筑选址和建筑规划方面自成特色，依山而建三合院，都是由石头建造。大门朝南在三合院的北墙处；正房朝南，在院子的中轴线上，是家庭中长者的居住地；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是家庭中子女的居住地；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祖先。三合院的建筑格局和当地村民的居住习惯是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体现。

三、石头村的文化特色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古村落，位于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在村庄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儒家思想和风水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在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300余座古石院，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南头发现的汉墓中曾经出土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被确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证明了上九山村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已存在，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九山村的建筑以石材墙体承重，结构严谨，同时有精巧细致的雕刻工艺装饰墙体，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等距离压茬建造。石料选用传统吉祥图案精雕细琢，以独特巧妙的方式镶嵌在墙体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明清时期鲁西南民居的生活方式，传承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上九山村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其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山东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内至今保存着玄帝庙、南山寨、老古井等古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三条街巷保存良好，体现出石头建筑的文化韵味；300多座石头建成的住宅院落更是为后人研究传统建筑形式及工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上九山村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纯朴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农耕文化。

结语

上九山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取材于自然，也和谐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成为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民居不仅是物质环境，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屋不仅代表过去的质朴生活，也是后人研究传统民居的有利资源。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贵州乡间的石板房子民居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地，是民居保护的成功案例，上九山村的石屋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使石屋不再仅仅是遗弃的村居，而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民俗文化旅游景观。

摘要：现在越来越流行一句话——“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既可以构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又可以达到保护生态自然的目的。本文以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为例，探讨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为其在现代环境艺术中的应用找到合理途径，促进传统村落文化可持续发展。关键词：关中；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保护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环境需求的要求也有了改变，景观环境技术设计与保护为了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在顺应时代的发展基础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因为村落是传统文化最为集中并保存相对完好的地方之一。景观环境艺术设计实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在于保护村落中优秀的文化要素、发展艺术设计特色。目前，我国新农村建设有新建与改扩建两种模式，有人类活动的地方，便有传统文化，村落建设也不例外。不同村落的传统文化因自然环境、气候、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展示出的特征也不相同，在村落建设和改建的基础上，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出发，创造村落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之间的和谐，体现出村落文化独有的特征，还能让建设和改建后的村落能够健康生存和发展，衍变成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1]。 1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的背景从经济发展上看，关中地区的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甚至还有大部分村落经济相对落后，按照当前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在很长时间内会保持这种落后的状况。截至2017年，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先后4次评出4153个传统村落，其中陕西有70多个村子入选。包含着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渭南市澄城县尧头镇尧头村等古老村落，这些村落都较好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在政策引导和市场开发相结合的基础上，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和自身生产力建设，通过对关中地区环境的调研，传统村落文化建设必然将呈现出新活力[2]。 2 传统村落文化与景观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的意义是传统文化优化升级的需要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国家政策的大力倡导，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也是发展村落文化、推进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关中传统村落中有很多村落依然是耕种土地为主。这些沿用传统劳作方式的村落无法与大型企业的高度集约化农业生产相比，所以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使得部分村落农民生活只能维持较低水平。因此，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方式与途径。以往的关中村落土地开发项目很多，但是有的开发项目没有结合传统村落文化特点，难以因地制宜地发展。传统村落文化优化升级，是村落建设与土地开发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对保持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if !supportLists] [endif]是城市周边游与民俗文化发展的需要传统村落民俗文化发展最有效的方式是城市周边游，是一种把传统村落视为乡村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方式。早在 2014年，这种旅游项目在关中地区就出现了，让人们在中心城市周边短期、民俗自驾游，远离都市生活，感受历史文化、回归自然。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无时间长途旅行，关中地区的民俗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满足其需要——向往田园，减压自由的生活，实现对古村落资源的综合利用，关中地区目前一个阶段的开发热点，与当地特色资源相结合，民俗文化与村落建设，将民俗文化融人村洛建设中，打造有鲜明特色的传统村落乡村旅游产品[4]。以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为例，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袁家村是发展粮食生产，但这仅仅是解决了吃饭问题；直到21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袁家村因地制宜，开始发展村集体经济，创建“果业收入+工资收入+村集体分红”新模式。据统计：2000年袁家村人均年收入达到8600元，集体资本累积达亿元。但是，慢慢地随着果业、养殖业效益下滑，袁家村发展面临挑战，这时他们开始重视村落文化，先后建成康庄老街、唐宝宁寺、小吃街、酒吧一条街、祠堂街、回民街、书院街等，在生态、民俗和文物资源有机整合下，打造出关中印象体验地。2019年，袁家村接待游客600多万人次，年人均收入超过10万元，旅游总收入超过10亿元[5]。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袁家村充分认识到这种独特资源优势，推动文化发展，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文化资源，培育“袁家村关中印象”文化品牌，对保护袁家村民俗遗物、明清古民居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袁家村传统文化承担着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职能，把陕西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的基础上，在服务社会、以文化人、传承文化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提高观赏者道德情操、知识学问、审美能力的“大学校”，成为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中国梦想的精神宝库。 3 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融入景观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的方式方法村落空间设计元素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形式载体环境艺术设计的安全原则是是人类的基本诉求，城市理论认为：空间设计不止是简单组合，更多呈现出设计者的思想与愿望，。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以传统村落文化分析作为生发点，体现当地独有的历史与文化，传递着设计者的思想和愿望，继而保障人类生存安全。另一方面实现建筑和环境的整体融合，民俗村空间设计不仅担负着村落居民对传统和历史的记忆与情怀、美化乡村、改变村民生活环境的作用，还展现了集成设计手法在建筑形态、室内布景和景观表现上的一体化，在游人对文化的追求下受到的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与传承。在民俗村建设中，这也是设计理念体现人的主体性的重要方面[6]。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是一项极具挑战性而又艰辛、紧迫、意义深远的工作，关于如何将民俗文化融入空间设计中，民俗文化元素正是村落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应当坚持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原则，在经过众多前人丰富的理论研究和项目实践后，就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设计元素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探索了民俗村落空间的设计方式，积极推动文化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原景再现传统村落是历史文化遗存的特有形式之一，民俗文化多样性的基础历史文化的差异。原景再现是做好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体现文化的本真性和差异性的重要途径。在民俗村落设计中，做好古建筑“活化”文章。结合关中传统村落文化，遵循本真性原则，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创设自然化空间，最大限度的使其原样重现，拉近居住者与自然的距离，一方面可以节约能源，另一方面可以保护性展示以传统文化中的罕见工艺[7]。以手工技艺、民间美术为例，环境艺术设计结合村落功能设施烘托民俗文化韵味精髓，在精神、社会和物质体现关中民俗文化，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最大程度地维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8]。提取组合在具体的设计中，倡导与引领乡风民俗，对文化要素的提取和分解，是建构乡村礼俗传统的重要力量，通过对传统村落文化元素的应用，通过设计美学的视角将民俗文化元素进行符号化处理，在这个空间中找到更多自然的神韵，以设计对象所要表达的功能，提取组合民俗文化符号，对相同表达特征的民俗文化节点进行规范性表达，使得人们在获得良好环境体验的同时，也能间接地保护关中地区人们居住的小圈和生态环境。形式转换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传统村落在生产和生活方式、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上也发生着全面改变，环境艺术设计与保护理念目是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关中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民俗村的功能定位对发展传统村落乡村旅游有明显作用，一方面对于传统村落保护有着积极的意义，展示环境艺术设计的设计风格，将各类别中不同的要素进行形式转换，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传统村落的价值；另一方面，各个民俗文化符号不可能完全原样的表达出来，突出的是设计本身的关中村落文化优点，通过另一种要素的形式来表达，对传统村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适合当地错落环境的新的样式来表达，增强人们的保护意识[8]。阐释升华近几年来，陕西省正大力构建“丝绸之路中华民俗文化长廊”，村落建设项目也受到一定关注和重视，统筹谋划和建设民俗博物馆、展览馆、纪念馆、风情园，以及各具特色的民俗小镇。但是，村落建设项目一定有总体的指导原则，关中地区民俗村项目整体定位为民俗文化旅游，在环境艺术设计和保护中，规划、设计、施工及后期运营的各个方面，依托这些项目，以点串线，以线带面进行村落设计，使其具有统一的整体表达，把现存的关中民俗文化遗产都保护起来、弘扬起来、传承下去，将散落的文化符号、表达形式等，进行具体的内涵阐释，使陕西民俗文化旅游产业主题得到升华[9]。 4 关中某民俗村建设的空间设计实践分析关中地区是中国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地处15公里的黄河塬畔，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的文化底蕴、多样的形态和丰富的业态被列入关中村落文化代表。村落选址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被群山环环抱，东、北、南三面环沟，新建民居与传统建筑截然不同，坐北朝南式四合院的布置、风雨街巷有着原有的历史感，现代建筑与传统建混杂，彰显出利用自然，构建家园的空间设计理念[10]。在传统的风水理论上，合阳县坊镇灵泉村注重趋利避害，遵循着古老的风水传统，达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境界。地处地质条件稳定的地段，灵泉村传统的历史风貌发展了非常浓郁的宗族文化，传统村落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给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教育、交往等行为奠定了文化基础，也影响了关中民居的发展。村落大部分的街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礼仪教化也体现在村子里的各类建筑上，将环境艺术设计理念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设计细节中，尤其在设计中要基于传统文化传承，合阳县坊镇灵泉村呈中轴对称、规整严谨的平面布局方式，表达出具有严格等级划分思想。那些遗留下的建筑不管是选材、工艺还是格局、尺度都体现出传统文化的影子，保护传统村落，不仅仅是保留住那些古老的建筑，还需要注重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底蕴的传承。结语村落晴如画，桑林昼起烟。深入挖掘关中传统村落文化中的民俗风情资源，因地制宜，大力开发传统文化内涵，与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打造新型关中传统村落文化的新空间，利用休闲度假等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产品，丰富乡村旅游趣味内涵，保护古村落的整体格局，建立起“中华民俗文化大长廊”，传承当地传统营造样式和民风民俗的村落建设形式，形成“吃在农家、住在农家、娱在农家”的旅游模式。参考文献： [1]闫宇,王晓桐,郭飞.基于全球环境关怀的艺术设计研究——人工智能产品“境”设计方案[J].设计,2020,33(11):32-34. [2]高涛.现代园林环境艺术设计中美学理念研究——评《21世纪园林城市——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J].中国蔬菜,2020(06):114-115. [3]路庆敏,刘潵潵.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运用分析[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77-78. [4]钟华.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实践教学研究——以安徽艺术职业学院为例[J].美术教育研究,2020(10):169-170. [5]梁添凯.环境艺术学科背景下的村落遗产保护分析——以美丽乡村建设为视角[J].艺海,2020(05):136-137. [6]陈砚池,王丽莉.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艺术设计关系——评《可持续设计新方向》[J].环境工程,2020,38(05):231-232. [7]王远.现代艺术设计与环境设计的融合与发展——析《多维领域与生态化：环境艺术设计探微》[J].环境保护,2020,48(09):72. [8]笪娟娟.环境艺术设计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的应用——以肥东县长临河镇星光社区为例[J].城市建筑,2020,17(11):83-85. [9]张宁.关中传统村落文化记忆的视觉化传承[J].美术教育研究,2016(20):50. [10]范琴.具有优势资源的村庄整治与建设规划探讨——以连江县江南乡梅洋村为例[J].福建建筑,2010(12):9-15.

首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能够聚集多元的文化参与主体,留住新鲜血液,让更多青年人才投入到乡村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认识到乡村文化的优势

汉代乐府诗内容研究综述论文

两汉乐府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汉乐府掌管的诗歌按作用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供执政者祭祀祖先神明使用的效庙歌辞，其性质与《诗经》中“颂”相同；另一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无主名的俗乐，世称之为乐府民歌。作品名称：汉乐府作品别名：乐府诗/乐府/乐府民歌创作年代：两汉时期作品出处：乐府诗集文学体裁：乐府诗作者：汉时乐府机关采集整理“乐府”的含义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这部分作品乃是汉乐府之精华。《史记乐书》载，汉乐府的设置不晚于汉惠帝二年（公元前193），但搜集民歌俗曲于汉武帝时，已知搜集于东汉末年，共搜集民歌俗曲138篇。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100卷，分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氏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著录，是收罗汉迄五代乐府最为完备的一部诗集。《乐府诗集》现存汉乐府民歌40余篇，多为东汉时期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当时底层人民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表现了激烈而直露的感情，形式朴素自然，句式以杂言和五言为主，语言清新活泼，长于叙事铺陈，为中国古代叙事诗奠定了基础。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于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编辑本段西汉乐府的扩充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乐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音乐背景：来源：（1）秦国音乐（2）楚国音乐1、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2、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3、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背景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编辑本段两汉乐府的取材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编辑本段《诗经》《汉乐府》比较写作手法两汉乐府诗注意剪裁，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注重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而不宜于叙事描写。尤其是先秦之后，汉语双音词增多，但动词仍多为单音形式，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使双音词与单音词进行很好的搭配。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对四言诗体是一大解放。汉代乐府诗一开始也多用杂言形式，使叙事描写变得方便起来。杂言诗中已有五言句式。东汉时，五言诗在民间创作中增多，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体式。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此时逐渐成熟。题材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压倒优势。《诗经》中仅有几首叙事诗（如《七月》、《东山》《氓》），大多是抒情诗，且多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毕竟有了相当多的成熟的叙事诗。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短篇则往往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和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只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又如《十五从军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这一切都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中等和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则有更多的描绘和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汉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作者只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写。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一般认为，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汉乐府的影响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尽管中原争战，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但南方楚国却出现了光照千秋的伟大诗人屈原，从此在诗歌发展史上掀开了诗人创作的崭新的一页，又足以使这一时期诗坛熠熠生辉。但是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采诗夜诵到东汉一代举谣言，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建安风骨、魏晋风力，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即事名篇所作的三吏、三别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新乐府运动，到晚唐，皮日休正乐府，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广义的汉诗研究，魏晋时期就已经开始。曹氏父子的诗歌，直承汉乐府和文人五言诗精神，在创作中就有对于汉诗的学习和研究，只是没有相关的著作传世。因此，梁人刘勰对汉诗的评价，可以看作是汉诗研究的真正开始。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又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至于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 这段话，是刘勰对汉代文人诗的评价和发展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但遗憾的是，汉代文人五言诗究竟作于何时，在这时却成了疑问，且不要说李陵、班婕妤的诗见疑于当时，就是被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大多数在当时也已经不知为何人所作。这里面有几首诗，传言为枚乘所作，但刘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只肯定其中的《孤竹》一篇是傅毅之作。和刘勰同时年龄稍小一些的钟嵘，在《诗品》中对汉代“古诗”有着更高的评价，甚至称其中陆机所拟的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与刘勰不同的是，对于传为李陵、班婕妤的诗作，钟嵘没有表示怀疑，对于那些“古诗”，他虽然也承认时代“眇邈，人世难详”，可是却认为产生在李陵之前。正因为钟嵘有这样的认识，按照他的评诗原则，“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就把“古诗”放在了整部书的最前面来进行评述。和钟嵘同持肯定态度的还有梁人任昉和萧统。任昉在《文章缘起》中说：“五言诗，汉骑都尉李陵与苏武诗。”萧统虽然没说“古诗”的作者是谁，可是《古诗十九首》就是由他最早编入《文选》才得名的。同时他在《文选序》中说：“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这里所说的“降将著河梁之篇”，正是指传为李陵所作的《携手上河梁》一诗。由此可见，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时代和作者问题，自六朝时已经有了不同的说法。唐宋以后，关于汉代文人诗的研究日渐增多，唐人李善的《文选注》，根据《古诗十九首》中的一些诗句，明确指出这些诗中有东汉之作，而决非全部出自西汉枚乘之手。而唐代释皎然和白居易，则对传说中的李陵、苏武诗仍然持肯定态度。宋人蔡厚居虽然不同意李善的看法，认为十九首非一人之词，同样肯定里面有枚乘、李陵之作。王应麟则取《史记正义》引虞美人诗为证，认为五言诗在汉初已经产生。但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五笔》卷14中则以“李陵诗”和“枚乘诗”中有一“盈”字，犯汉惠帝名讳为由，认定这些诗一定是后人伪作（按此条已被后人驳倒）。从此以后，关于汉代文人五言诗的作者时代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自唐宋以后，“诗话”是中国文学评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宋人范晞文的《对床夜语》、金人王若虚的《滹南诗话》、元人杨载的《诗法家数》、明人徐祯卿的《谈艺录》、陆时雍的《古诗镜总论》等著作，对于汉代诗歌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宋人张戒的《岁寒堂诗话》、严羽的《沧浪诗话》、明人胡应麟的《诗薮》，是后人研究汉诗极有价值的参考材料。自周代社会始，中国人对乐就极为重视。对于在汉代而产生的配乐演唱的乐府诗，魏晋以降一直受到各朝各代的看重。历朝的正史，从班固的《汉书》开始，就有《礼乐志》专述汉代乐府产生的经过。以后《晋书》、《宋书》亦有记述，其中以《宋书·乐志》最值得重视，中间有一卷专记汉魏相和歌辞，还有一卷中记录了汉代的杂舞曲辞和《鼓吹铙歌十八曲》，这为后人详细了解汉代乐府诗的发展提供了较早较为可靠的资料。唐代以后，关于汉代乐府的发展演变情况，以杜佑的《通典·乐典》、郑樵的《通志·乐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乐考》三书记载较详，是我们研究汉乐府及其沿革的重要文献。关于汉乐府诗方面的最重要著作，当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此书除搜罗的作品完备之外，另一特点是对其中的每一类、甚至一些重要篇章都有解题。这部兼有研究性质的乐府诗总集，为后人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汉以来的乐府诗研究著作里，最早的应该是传为东汉末年蔡邕所作的《琴操》二卷。这部书中所记，大都是传说为先秦的古琴曲，另有部分汉代创作，这是后人研究自先秦以来中国琴曲演唱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六朝时陈人释智匠的《古今乐录》，则是唐以前关于汉乐府诗歌及其演唱、器乐等情况的最为详备的记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后，则有唐人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刘餗的《乐府题解》，也保留了许多重要材料。除此之外，在晋人崔豹的《古今注·音乐》一门里有十八个条目专讲乐府歌曲的本事及缘起，也是后世颇为重视的文献材料。清代以后，关于汉代诗歌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成果日渐增多。在一些传统的诗话，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叶燮的《原诗》、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沈德潜的《说诗晬语》、袁枚的《随园诗话》、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刘熙载的《艺概》等著作中都有一些关于汉诗的评论。一些诗歌选本，如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沈德潜的《古诗源》、陈沆的《诗比兴笺》、张玉谷的《古诗赏析》、吴淇的《选诗定论》等书中，对汉诗都有较为详细的评注。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汉诗或汉魏乐府为对象的专门研究著作，如朱筠的《古诗十九首说》、姜任修的《古诗十九首绎》、费锡璜的《汉诗总说》、李因笃的《汉诗音注》、朱乾的《乐府正义》、庄述祖的《汉短箫铙歌曲句解》、陈本礼的《汉乐府三歌笺注》、谭仪的《汉铙歌十八曲集解》、王先谦的《汉铙歌释文笺正》等著作。这些著作，或者在汉诗的字词音义上有专门研究，或者在汉诗的艺术方面有独到心得，或者就文人五言诗体悟很深，或者在乐府诗的某些方面有较深研究。它显示了清人在汉诗研究方面的进步。

汉乐府战争徭役诗的研究现状1. 汉乐府的发展汉乐府,是设立于两汉之际的音乐机构——乐府机关搜集、保存,因而流传的民间歌谣。追溯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汉武帝是“始立乐府”的人。2. 对《诗经》的叙事性进行探讨在我国浩瀚的是个历史上,远在汉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带有叙事成分的诗歌,如远古歌谣《弹歌》:“断竹,续竹,飞土,3. 汉乐府的叙事视角分析在两汉乐府中,保存着大

乐府乐府诗现在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最多）、杂曲歌辞等12类中，不过最早对乐府诗进行分类的是蔡邕。汉代乐府诗的类别从其内容来看, 大约可以分为三类: 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军乐、民间的歌辞贵族文人所作之颂歌又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郊庙歌辞：为祀天地,太庙,明堂,社稷所用.今存者有《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燕射歌辞：为朝廷宴飨所用；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军乐又分为鼓吹曲辞：是用短箫铙鼓的军乐；横吹曲辞：是用鼓角在马上吹奏的军乐。民间的歌辞分为相和歌辞：为汉世街陌谣讴, 起初只是人们随意吟诵,“后渐被之管弦, 即为相和曲”；清商曲辞：源出于相和三调, 内容多为反映当时人民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杂曲歌辞：有写心志, 抒情思, 叙宴游, 发怨愤, 言战争行役, 或缘于佛老, 或出于夷虏.兼收并载, 故称杂曲。汉乐府诗歌的文学价值乐府的情感内涵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所以《乐府》的感情浓郁真挚，风格平实朴直，这是乐府的情感主旨。在题材方面，乐府歌辞也非常丰富，有反映人民厌倦战争：《古歌》《战城南》；有讽刺达官贵人：《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也有表现爱情婚姻：《江南》《有所思》《上邪》《艳歌何尝行》；有在婚恋诗中反映社会性的问题：《陌上桑》《上山采蘼芜》；有表现生活艰难和漂泊游荡：《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艳歌行》《悲歌》；更有表达人生哲理：《长歌行》《蒿里行》。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与周朝民歌相比，增加了叙事性情节，甚至有的刻画了人物形象。《陌上桑》《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战城南》抒情真挚浓郁，直抒胸臆。善于运用比兴手法《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在形式和语言方面，乐府突破《诗经》四言诗为主的格局，以杂言和五言为主。成为后世五言诗的定型；没有了重章复沓；语言浅近直白，多用口语对话，富于表现力。此诗叙述一个孤儿受兄嫂奴役，苦得活不下去，所写虽然是一个家庭问题，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弱者的生活状态。诗人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貌美品端、机智活泼、亲切可爱的女性形象。

汉字的文化传播研究论文

你好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语言文化热的影响下，汉字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著书立说，表现出对汉字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不容否认，这些研究还缺乏应有的深度，其中多数是对某些个体字符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孤立描写，一些著作在具体操作时还经常出现种种失误，缺乏必要的科学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还十分贫乏，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汉字与文化关系的解说、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等，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因而，迅速进行理论建设，是当前汉字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