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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学论文参考文献

发布时间:2024-07-06 00:05:28

舆论学论文参考文献

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如何定题目首先看是什么专业的题目其次根据专业和教授的口味来定题目尽可能不要大众化(一)选题毕业论文(设计)题目应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具有综合性和创新性。本科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专业特长,选择适当的论文题目,但所写论文要与本专业所学课程有关。(二)查阅资料、列出论文提纲题目选定后,要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开展调研和进行实验,搜集、查阅有关资料,进行加工、提炼,然后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三)完成初稿根据所列提纲,按指导教师的意见认真完成初稿。(四)定稿初稿须经指导教师审阅,并按其意见和要求进行修改,然后定稿。 以下题目仅供参考: 1. 试论大众传播受众权利的保护2. 试论“媒介殖民主义”3. 我们为什么喜欢上网4. 浅论网络传播环境净化策略5. 大众传播受众价值的再认识6. 民营网吧生存状况思考7. 试论网络时代的贫富差距8. 试论互联网络中的舆论引导9. 我国大众传播受众权益保障状况及思考10. 由我国大众传播现状引发对“社会责任理论”的再认识11. 受众行为对大众传播的作用12. 我国大众传播内容与社会道德教化的冲突及思考13. 试论网络传播环境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14. 论我国大众传播工作者的素质15. 试论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并存状况下大众传播效果16. 从蔡智恒网上小说看网络小说17. 从《人生》和《平凡的世界》看路遥18.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19. 试论余华的《活着》 20. 试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21. 大众传媒与“少年作家”诞生与生长22. 试论小说与其改编的电视剧间的互动关系23. 试论受众对传媒的需求24. 试析信息不对称的后果 25. 试论手机对传统传播理论的颠覆26. 试析我国大众传播受众权益的保障状况27. 试论传播媒介发展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28. 媒介为我们营造了什么样的世界29. 职业记者的危机——互联网络、手机对记者职业的影响30. 大众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31. 试析“易中天现象”32. 浅析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的选题策略33. 试论新闻的经济监督职能34. 试论新闻的法制监督职能35.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定)36. 美学与新闻(具体题目同学自定)37. 美学研究(具体题目自定)38. 文艺理论研究(具体题目自定)39. 从“富士康”事件谈新闻工作者的素质40. 试论在权力和资本影响下的新闻现状41. 从新闻的内容谈新闻美42. 从新闻的形式谈新闻美 二 1. 论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2. 新闻传播中保障知情权与隐私权保护的平衡3. 新闻侵权诉讼的应诉对策研究4. 新闻侵权诉讼的防范与对策研究5. “新闻审判”的中西比较6. 论新闻侵权案审判中“公共利益”原则的适用7. 对舆论监督引发新闻侵权纠纷的实质分析8. 论信息公开制度对新闻采访权的保障作用9. 论新闻媒体对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作用10. 试论新闻侵权的法律责任11. 论报道自由、评论自由与“新闻审判之界限12. 论传播权利的保障和救济13. 对电视法制节目未来走向的思考14. 如何克服电视法制节目的负面效应15. 虚假广告的治理与媒体的责任16. 电视名牌栏目的广告效应分析17. 虚假广告治理的对策研究18. 电视法制栏目的个案分析(选择某一法制栏目,如“拍案说法”或“今日说法”,进行分析)19. 论“新闻审判”产生的根源20. 论“新闻的真实”与“法律的真实”21. 对新闻侵权案件审理中存在的若干问题的思考22. 论表达自由的限制23. 论保障知情权与表达自由的实现24. 论法制新闻报道的价值选择25. 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对新闻法治的价值26. 论表达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27. 论司法与传媒的良性互动28. 论新闻记者的职业权利29. 新闻自由的法律界限30. 舆论监督中的法律问题研究31. 论新闻媒体侵权的责任豁免32. 宪法司法化与新闻自由权利的保障33. 论新闻法制与党对新闻的领导34. 政府官员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35. 舆论监督中“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问题36. 对新闻侵害名誉权案件审判中存在的误区及其分析37. 论舆论监督的法律界限38. 论隐性采访的法律限制39. 论广告传播对社会流行的影响40. 广告对传统的性别偏见的固化作用41. 对广告新闻化的思考42. 盲目的偶像追捧与媒体的社会责任43. 从传媒的影响力看“超级女声现象”44. 从整合营销传播的视角看“超级女声现象”45. “超女热”对文化的冲击及其分析——从“超级女声”到“梦想中国” 三1. 报纸版面设计趋势分析2. “厚报”的问题及解决措施3. “厚报”的产生与发展4. 中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新崛起5. 论大众传媒与和谐社会6. 论报纸的形态及变化7. 中英新闻标题比较8. 论编辑思维9. 对美国“新闻自由”的解析10. 论新闻图片的作用11. 论报纸头版的新功能12. 论新闻标题的特点13. 报纸新闻标题与网络新闻标题比较14. 论报纸的新闻语言特色15. 论传统报纸的走向16. 论编辑的素质要求17. 《重庆时报》的版面分析18. 论新闻策划19. 论报纸副刊的变化及作用20. 报纸专栏分析21. 论报纸评论的特点与作用22. 论新闻编辑的创造性劳动23. 论报纸编辑的隐性劳动24. 论编辑的主体意识与受众意识25. 论新闻编辑人才的培养26. 论编辑处理与舆论传播导向27. 网络新闻编辑的特点28. 对新闻编辑学学科建设的思考29. 论编辑的人文情怀30. 论毛泽东的编辑思想31. 都市报的“同质化”分析32. 论新闻的世俗化33. 对当前新闻教育的思考34. 论网络媒体中编辑的角色变化35. 新闻的“软化”现象思辨36. 论媒介品牌的建立及注意的问题37. 论传媒的影响力38. 论传媒的公信力39. 论传媒的涵化功能40. 解读施拉姆的“受众信息选择公式”41. 网络时代的新闻编辑思维42. 论新闻编辑的境界43. 论新闻编辑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44. 论民生新闻报道现状45. 论精确新闻报道46. 论调查性新闻报道47. 论媒介素养48. 新闻评论现状分析49. 论新闻编辑理念50. 电视产业的困境解析51. 报业生存现状分析52. 论媒介产品走向媒介商品的变化53. 论新媒体变革编辑方式54. 论新媒体变革传播方式55. 论新媒体变革传统媒体56. 论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走向57. 论传媒整合发展58. 论网络新闻标题的特点59. 论网络新闻编辑策划60. 从美国成立新媒体部队看美国对信息自由流动的威胁 四1. 简论新闻的意识形态性质2. 新闻“真实”的本质探寻3. 新闻语言特征论4. 论新闻的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即从“三个代表”的角度来讨论“新时期新闻”的特点)5. 试论新闻与哲学的关系6. 试论新闻与道德的关系7. 试论新闻与文学的关系8. (从生活中某一具体的新闻事件)试论新闻的社会作用9. 新时期“新闻种类”的再认识10. 重新认识新闻与生活的关系——针对目前新闻界存在的“等新闻”现象感言11. 新闻风格论12. 新闻的民族特点初探13. 新闻与文学的关系14. 现代中国新闻流派初探15. 新闻美学的理性探讨和认知16. 从“接受”的角度来谈新闻的写作17. 新闻“阅读”的心理机制探寻18. 从“普利策”奖看中西新闻意识的不同19. 再论新闻批评的性质和任务20. 关于新闻评论性质的再认识21. 新闻中的美学规则22. 新闻传播与民族文化的模铸23. 可视性新闻与语言性新闻未来的展望24. 如何正确地认识新闻的“工具”作用25. 新闻价值论26. 论大众传播中的个性风格27. 论新闻自由与自由新闻 ——关于网络媒体现状的思考28. 论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29. 关于当今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思考30. 应当正确地开展新闻批评——关于中国新闻批评现状的思考31. 论新闻中的人道主义精神32. 关于新闻的经济价值的思考——从中国资讯业的繁荣看新闻价值的另一极33. 新闻学与传播学现实关系的正确认知34. 大众传播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35. 中西方传播理念之异同36. 现代传播学论37. 试论新闻的政治监督职能38. 试论新闻的经济监督职能39. 试论新闻的法制监督职能40. 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具体的作家作品同学们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定)41. 美学与新闻(具体题目同学自定)42. 美学研究(具体题目自定)43. 文艺理论研究(具体题目自定)44. 从“富士康”事件谈新闻工作者的素质45. 试论在权力和资本影响下的新闻现状46. 从新闻的内容谈新闻美47. 从新闻的形式谈新闻美 五1. 传播效果浅论2. 略论传播效果的提高3. 传播效果评价4. 博客管理初探5. 中西采访技巧比较6. 中西新闻价值观比较7. 中西电视谈话节目比较8. 中外电视新闻节目比较9. 外国电视节目的借鉴与改进10. 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风格比较11. 广告的文化策略12. 电视广告的现状与发展13. 中国电视广告20年概论14. 广告创意论15. 广告的理性诉求与感性诉求16. 新闻写作的创意17. 新闻采访中的心理焦虑18. 新闻记者的社会责任感19. 从突然公司事件看记者的社会责任感20. 新闻出版“气功热”反思21. 民生新闻与社会和谐22. 浅论突发事件报道23. 社会和谐与新闻人的社会责任感24.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新闻25. 科学发展观与新闻传播26. 社会和谐与社会新闻27. 新闻报道与社会和谐28. 隐性采访浅论29. 独家报道浅论30. 都市报的现状与发展31. 中外动漫产生比较32. 动漫创新初探33. 法制新闻中的隐性采访34. 新闻采访中的新闻侵权行为35. 批评报道与新闻侵权36. 科学发展观与科技新闻报道37.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新闻38. 浅论网络传播39. 网络传播与社会和谐40. 短信传播浅论41. 新闻媒体传播比较 您的新闻传播专业论文具体是什么题目呢有什么要求呢论文是需要多少字呢开题报告 任务书 都搞定了不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排版格式要求,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据学术堂了解,新闻传播学毕业论文选题众多,但核心的要求有这么几点:(1)可借鉴性,以便于换汤不换药,博采众长,搞好自己的论文。知网上有现成的论文可借鉴,单数量不可以太多,否则会被怀疑抄袭;也不能太少,不然浪费时间去选题和整理宏观思路还被老师否定,如你的题目太大不易写深入而 pass 掉。(2)紧跟热词,最近几年的社会热点问题会让论文显得很有新意,但最好也是有依葫芦画瓢的参考对象。(3)贴合案例,理论型文章对数学模型和软件仿真能力要求极高,故必须贴合案例,以便于换汤不换药,快速写好论文。(4)结构完整,选题最好能结合学科理论知识和模型,注重问题导向和数学语言的应用,不然论文口水话连篇;但切记炫技,整高大上的题目,应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不顾是否能收集到个案实证资料和工作量的多寡。(5)字数相仿,不要本科、硕士论文选博士论文做参考,因为博士细节过多论证更充分,没宏观驾驭能力的人控制不好章节字数,会多写一两万字。

文学审美是指读者对文学作品进行的鉴赏活动,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享受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文学审美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网络文学的审美趋势

摘 要:网络文学近年来影响越来越大,它以网络代替传统的纸质媒介,呈现出自己独有的审美趋势。它的这种审美趋势主要体现在:审美创造的主体间性,审美态度的目的化,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关键词:网络文学;主体间性;审美态度;审美趣味

网络文学作为文坛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从十多年前的无人问津,到现今占据文学的主流市场,即便是传统文学的销售也要冠以“著名网络小说家”、“最新畅销网络小说”等字样借以吸引读者。网络文学较之于传统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传播媒介的不同,传统文学使用的纸张等传统的媒介,网络文学的传播媒介则是网络。网络的兴起与广泛的运用,是网络文学发展的最大推动力。网络文学的发展受到 网络技术 的发展和运用的重大影响,因此,网络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趋势。

一、审美创造的主体间性

对网络文学发展最敏锐的莫过于它的审美接受者,即在线读者。在线读者不同于传统的读者,他们对文学的关注依赖于网络。在线读者所阅读的作品是作家在网络上写作发布于网络的,他们所阅读的作品是很大程度上是在网络文学这个环境下所创作的。在线读者所感知的文学活动中的世界,是网络所建构的一种“拟态环境”,网络文学作家的作品所反映的世界无论是客观世界还是主观世界都受到这种“拟态环境”的影响。传播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在《舆论学》中首次提出“拟态环境”的概念。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指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时间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这也就是说,在线读者在网络作品中所感受到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也不是现实世界在作家头脑所显现的主观世界,而是一种拟态的非现实的世界。

主体性是启蒙时代的产物,它肯定了人的价值。传统的文学创作是一种主体性的创作,作者占绝对的主导地位。主体性拉开了主客体之间的距离,甚至把主客对立起来。在传统文学中,由于作者与读者之间是一种非共时性沟通,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写作而固定下来的意义与通过读者进行理解的意义之间存在着距离导致了这种对立。现代美学认为审美是主体间性的活动,而不是片面的主体性的活动。网络文学的发展实现了这种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转变。传统文学的审美创造模式是作家创 作文 本,读者接受解读文本,而网络文学则改变了这种单项的模式,作家创作文本,读者接受解读并且参与文本的再创作,甚至原本的作家也会变成审美接受者。

王晓东在《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中将主体间性的思想分为三个层次:社会学、认识论和本体论。

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题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的问题,但是仅仅限于社会关系、伦理原则的范围,没有进入哲学的本体论的层面。而且社会学的主体间性是不充分的,在现实领域不可能真正解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

认识论的主体性是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审美创作中作家与文本则是这样一种认识论范围的主体间性。作家创作文本,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和想象以文字为载体形成文本,看似作家是绝对的主体。事实上在文学创作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一旦当你塑造了某个人物,建构了某个叙事的线索之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开始不受作家的控制,它们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并且当作品一旦完成之后,作品则成为了自行运作的主体而不受创作主体所控制。作家与作品不再是一种谁创造了谁的关系,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生存论主体上的主体间性是指主体间的存在,不仅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主体间性的根据在于生存本身,生存不是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主体构造、征服客体,而是主体间的共在,是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在网络文学创作中,读者的参与创作是它独特的创作样式,互为主体的双方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

在审美创造中,作家、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成为真正的主体间的关系,人与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变成了我与另外一个自我的关系,我把作品与读者当做是有生命的、有感情的主体,我与之交往、对话、和谐相处,三方都获得了升华。

二、审美态度的目的化

人为了得到诗意和美感就必须超越主客关系的模式,为进入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准备条件。这个条件,在西方美学史上,叫审美态度。在中国美学史上,叫做审美心胸。朱光潜强调,有审美态度才能看到美。网络文学的审美态度是一种目的化的审美态度,以自身为目的追求生活娱乐般的非现实的愉悦。

传统的美学家他们都认为在审美活动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实践的、理智的、道德的态度的审美态度。叔本华的审美静观,认为审美态度就是一种从意志和欲望的束缚中获得暂时解脱的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和观察事物的普通方式迥然有别的审美观照方式;或者说就像布洛所说的在审美主体和审美对象之间要有一定的“心理距离”;或者正如康德所说,这种审美是无关利害的。一句话,这种审美就是要超越现实、超越实体,超越个人的欲望及实用的目的,超越抽象的概念思维,超越道德上的需求,而使审美主体专注于事物的形式和外表以取得一种审美观照的愉快。网络文学环境中的审美主体完全从个人的喜好出发,选择自己的审美观照的方式。也不要求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保持一定的距离,相反,正是因为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相近,使得审美主体更愿意去关注它。传统的审美方式所要求的距离,很容易造成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隔膜。现今,网络文学目的化的审美态度要求读者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审美对象,这种兴趣首先得建立在与审美对象能够很好的契合与共鸣。这种审美距离的拉近使得这种契合和共鸣能更好的实现。最后,无论网络文学这样的作品所带来的快感是功利的还是非功利的,都给审美主体以审美的愉悦。

审美主体的审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审美对象。也就是说,审美对象的审美特质能不能为审美主体发现和欣赏,这要看审美主体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是以什么精神状态去注意和观看它。如果主体以一种实用的或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去面对审美对象,那他便不可以将注意力投注到对对象的审美观照之中,当然不能发现和欣赏到美。这些都说明了主体的审美态度在审美活动中是至关重要的。网络文学中的审美对象,不同于传统的审美对象那样晦涩难懂,而是根据读者的喜好来创造审美的对象。比如网络文学的受众多为青少年,则网络文学大部分的题材都是围绕亲少年所喜爱的奇幻、爱情、青春等。再不如当下流行的穿越题材也是由于审美主体的大量关注所导致这类型的作品的大量产生。也就是说,网络文学中读者的审美态度比传统文学更打程度的决定着审美对象。 对于审美态度的总体特征,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超越性”。审美态度所要超越的是日常生活的实利意识以达到一种暂时的超脱,简言之,就是对实用功利的超越。这种超越还包括对人的情感等官能快适的超越,对道德的超越。审美超越的最后一层含义是,是对审美快乐自身的不断超越,体现为审美快乐的不断超越提升,最后走向极致。网络文学带有某种致幻的力量,无论从文学创作者所依赖的世界还是他所创造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都存在者很大的差距,网络文学的读者流连于这种“拟态”的世界,过分的追求对个人欲望的满足,对个人情感的宣泄。这样的审美态度并不具备超越性,反而沉溺于非现实的世界无法自拔,甚至放任自己在自我的世界中掩耳盗铃般的活着。一方面网络文学的作家也安逸于这种环境,另一方网络文学的读者把这样的世界误认为是真实的世界。

三、审美趣味的媚俗化

审美趣味就是一个人审美感知的外在表现形式。网络文学影响下的审美趣味是一种大众的审美趣味。社会学家赫伯特·布尼黙,指出大众具有规模大、分散、匿名和无限性的特点,既不同于有一定组织性的社会群体,也不同于松散的易冲动的群集,更不同于有政治自觉意识的公众。大众没有任何组织性,没有稳定的结构、规范和领导者,缺乏为实现自身目的而行动的意愿和手段,但是对那学超出其直接 经验 范围或直接控制之外的事物感兴趣,并对之关注有加。正因如此,网络文学的审美趣味呈现出从众性和盲目性。

第一,从众性。审美趣味的从众性是指,在网络文学中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知道怎样的作品是好的,而是看大家在看什么就看什么。例如,在广大读者群中有一群小资派的读者,他们看安妮宝贝,把安妮宝贝的作品看作是文学小资标志。这种从众性表明,大部分的读者追逐的是文学所指向符号而不是文学本身。在消费社会里,艺术具有了某种可消费的性质。读者对作品的消费已经不再想原来那样出于审美的需要,而是在追求一种欲望的满足。审美需要是一种对作品本身的需要,而欲望满足却只求从作品那里获得一种象征符号,这就造成了以符号消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趣味。对象征符号的需求不要求作品能给人带来某种愉悦,它只是作为一种空洞的能治而漂浮于作品之上。作为消费的符号,这些作品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其所指。

第二,盲目性。审美趣味的盲目性是指,网络文学的受众盲目跟从大众潮流的喜好选择审美对象。网络文学中所体现的审美趣味是一种虚假的趣味,它并非来自于生命内在的冲动,而是迫于外力的驱使而表现出来的趣味。这种审美趣味则具有盲目性,总是随着“潮流”而变,缺乏一定的稳定性。消费时代逻辑就是人们不再是理性地扪心自问“我”需要什么,而是盲目地跟着传媒制造出来的欲望走。在布迪厄看来,趣味是某一阶级成员通过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对自己阶级归属的认同,它对分配的控制是通过消费进行的,不同的趣味就会产生不同的消费观,不同的消费观又决定了一个人在社会空间中的阶级归属。网络文学的读者盲目的与网络中相应的阶层保持趋同,借以显示自己紧跟时代潮流并带有某种炫耀性。这种盲从性,使得读者一直追逐这代表“潮流”趋势的审美趣味,他们认为只有追赶上了领跑者,自己的审美趣味才会是合法的和有意义的。但是有讽刺意味的是,追逐者跑得越快,他们离自己真实的趣味就越远,越难以表达自己真正的审美需求。

四、结语

网络文学以文学为依托,是生长在文学土壤下的一朵艳丽的花朵,它与传统文学虽然存在着如此多的不同之处,存在着如此多的独特之处,但是它还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它仍然要肩负着传统文学索要肩负的使命。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一切东西都被拿来消费,我们甚至开始消费我们的文学。如若一切都是可消费的短暂的,那么总要有东西来展现它永恒的魅力,它就是文学。文学之所以长久被人喜爱在于它所具有的超越性,网络文学也该以此为使命,追求不朽与超越。(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学[M].华夏出版社,1989.

[2]王晓东.西方哲学主体间性理论批判[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范玉吉.审美趣味的变迁[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张贤根.互文性:在艺术、美学与哲学之间[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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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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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舆情分析研判方法

包括了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定向分析和定位分析。定性分析主要依赖于舆情工作者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主观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属于一种预测分析方法,需要判断出舆情性质和发展趋势。定量分析则是对舆情传播过程中的浏览量、回帖量、转发量、点赞量等进行分析。定向分析,即根据舆情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来推断事件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定位分析,换言之也就是定位到具体的时间阶段然后提供有针对性的处置措施和咨询参考意见。

二、舆情分析研判指标

主要包括了舆情事件的来源、传播态势、风险排查、对策建议分析这四个指标。

三、舆情分析研判流程

首先,是针对网络舆情来源进行分析,以制定正确的网络舆情处置方案。其次是分析舆情的真伪,去除虚假舆情,排除其对真实舆情的干扰。第三,将舆情归类,有助于借鉴国内和本地类似舆情事件的处置经验。第四,分析舆情指向,以便于分析研判结论,供舆情处置决策参考。最后是舆情矫正分析,需要对这个舆情工作过程实施“倒查”,以便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四、舆情分析研判软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舆情分析研判工作过程中,配套的舆情研判软件必不可少。以舆情研判软件-识微商情监测系统为例,集全网舆情监测、舆情预警上报、舆情分类分析、舆情统计整理、舆情报告服务于一身,可大大提高网络舆情工作的效率,弥补人工开展舆情工作的不足,为做好舆情工作护航。

网络舆情的监测只是一个开始,针对海量舆情信息的分析研判才是个技术活。首先是对舆情信息的正负面研判,这个相对简单。如果信息量不大,人工就能判断出来,但是一旦信息量巨大,人力就很难以解决了,需要依托于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自然语义分析,由机器判断为主,人工判断为辅。但是机器判断的准确度有限,一般在60~80%左右,达到90%的准确度就已经算是相当优秀了。其次是对正面和中立的信息分析,找到对品牌有价值的信息,辅助下一阶段的品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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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 经验 能力呈现不足。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形势与政策关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论文

《社会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路径》

[摘要]中国社会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一些社会问题突现,特别是公共安全问题频发,让政府原有的相关经验能力呈现不足。针对此类社会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个目标,社会组织的力量开始被学界和政府所重视。本文从转型期的特点及给公共安全问题提出的挑战出发,对政府治理在公安全问题出现的能力不足,及社会组织力量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时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得出社会参与将是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治理新出路的观点。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 文化 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主权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 总结 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 措施 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群体性事件,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 渠道 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群体性事件,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 政策法规 。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1]Welsh H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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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ierre J Peters B vernance Politics and the State[M] New York:;s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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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注社会民意发展,予以引导和调节。2,反对敌对势力和反动邪恶势力的网络进攻。3,引导网络理性发展。4,政务公开头透明。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探讨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人类的生活、工作与思维产生变革性影响,深刻改变着商业王国及公共管理等各个领域的面貌,“大数据”日渐成为各行业创新的助推器。当前中国网络舆情环境复杂,网络舆情危机时有发生,社会热点舆情事件和涉官涉政舆情事件不断涌现,造成社会民主生活和政治稳定间的不平衡等诸多影响。大数据背景下的网络舆情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网络舆情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和重要,如何抓住大数据时代为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带来的机遇,以“大数据观”变革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思维,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在演变过程中的潜在规律,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在思维、模式以及技术上的创新,对于新形势下做好网络舆情引导工作,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

“大数据”概念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2011年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其研究成果《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前沿》,使这个概念得以大范围推广。2012年3月29日,奥巴马宣布将投入2亿多美元启动“大数据发展和研究计划(Big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itiative)”,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近两年,大数据备受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关注,成为国内外强有力的前沿词汇。大数据又称巨量数据、海量数据、大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数据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进行抓取、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必须通过深度挖掘、计算、分析才能创造价值的海量信息。大数据在体量、复杂性、产生速度及价值密度四个方面都极大地超越了传统的数据形态,具有4V特征:大量(Volume)、多样(Variety)、高速(Velocity)、价值(Value)。数量庞大的网民通过论坛、微博、微信等多种途径方便快捷地发表言论观点,网络舆情的规模和复杂性急速上升,体量巨大而价值密度低,其内在特征的变化必然要求实现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以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这些要求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向”上。

(一)从监测转向预测。大数据的核心和目标就是预测。复杂网络的研究专家巴拉巴西认为,“93%的人类行为是可以预测的,当我们将生活数字化、公式化以及模型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都非常相似。生活如此抵触随机运动,渴望朝更安全、更规则的方向发展,人类行为看上去很随意、很偶然,却极其容易被预测”[1]。例如,亚马逊可以推荐我们想要的图书,淘宝知道我们的喜好,而人人网可以猜出我们认识谁。传统网络舆情管理把监测已经产生的舆情信息作为起点,这种明显的滞后性使其在网络舆情危机的应对中处于消极被动的位置。而目前留给突发事件的处理时间越来越少,从传统的“黄金24小时”变为“黄金4小时”,如此短的时间使舆情分析和决策尚未来得及参与进来,整个事件就已经造成了爆炸性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通过挖掘数据相关性,把数学算法运用到海量的数据上进行分析,在敏感消息进行网络传播的初期就提前开始监测,然后建立模型,模拟仿真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使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倾向性变得可以预测。

(二)从节点转向网络。由监测舆情转向预测舆情的目标实现,最关键的大数据技术就是挖掘数据的相关性。在小数据时代,由于受到数据库和计算分析能力的限制,无论是对于因果关系还是相关关系的追寻,都耗资耗时,并且易受传统的思维模式和特定领域隐含的固有偏见的影响,无法保证舆情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因此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只注重舆情内容的监测,通过分析单个数据节点,如网民“说什么”来抓住比较浅层的社会语义表达。大数据则在保留了原始数据的同时,记录了网民“为什么这么说”背后的社会心理和社会关系网。按照大数据思维,每一个数据都是一个节点,可无限次地与其他关联数据形成舆情链上的乘法效应——类似微博裂变传播路径,数据裂变式的关联状态蕴含着无限可能性[2]。通过对海量信息的解构与重构,充分整合政府和企业的数据资产,利用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描绘、测量、计算各节点之间的关系,深度挖掘数据的相关性,以此排除偏见和视觉盲点,掌握易被忽略的社会动态,预测舆情的发展趋势。因此大数据时代必然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变革其监测系统,由节点转向网络,把握相关性,进而分析舆情背后的社会互动,乃至网络族群之间的界限和相互勾连。

(三)从定性转向定量。舆情分析师或解读者从自身经验和视角出发,在传统网络舆情管理的过程中进行定性分析时,必然使其分析结果带有个人价值与理念的主观印记,甚至不同的舆情机构对同一舆情事件会得出相悖的结论。在大数据时代,所有元数据都可通过量化关联转化为有价值的信息,并实现多次利用,每一次利用都是一种创新,大数据成为网络舆情定量管理的力量源泉。尽管数据的相关性决定了某些数据价值的潜藏性,但新技术、新软件的出现使得通过数学分析实现数据的价值转化变为可能。而多维解读舆情和新的深刻洞见的揭示,使舆情分析结果的全面性和客观性大大超越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但数据的量化并不等同于简单的“数字化”,而是数据的可计算化,舍恩伯格将其称之为“数据化”,是指一种把现象转变为可制表分析的量化形式的过程[3]。“数据化”使态度和情绪转变为一种可以分析的形式,网络舆情的相关信息得以进行深入分析,一些社交媒体如Facebook、Twitter、QQ、微博、微信等坐拥大型数据的宝藏,一旦实现对其自身数据库的深度利用,就能轻易获得社会各个领域和所有用户的几乎全部动态信息。

(四)从样本转向全体。在传统的网络舆情工作模式中,所采集的舆情关联数据仅为样本信息,构建的数据库结构单一、数据量有限。其数据源一般是基于抽样或者针对重点网络站点进行的数据抓取,仅能对小规模、有结构或类结构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不一,难以在不同领域中通用。同时,样本分析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即使分析方法和操作没有问题,但采样过程的任何偏误都将使舆情分析结果与事实相去甚远。大数据体量巨大,从TB级别跃升至PB乃至ZB级别,完整记录了社情民意,成为人类生存痕迹和心理变化的记录仪。采样的目的是以尽可能少的数据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但大数据是建立在掌握所有数据,至少是海量数据的基础上的,在数据处理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变革传统舆情管理思维与方法,改变采样的惯性行动成为必要。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全天候自动搜索并采集与目标舆情看似毫不相关实则具有内在关联的信息,在抓取和收集页面之后,对信息自动分类、自动获取关键词、自动内容分析和自动报警等。样本扩大至几乎全体,舆情分析的结果更加客观可靠。

二、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变革的效应前瞻

抓住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机遇,迎接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挑战,顺应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新要求,变革与创新网络舆情管理将会产生良好的管理效应,实现新时期网络舆情管理的升级转型。

(一)实现“防火”式管理。传统的网络舆情管理因为无法把握数据相关性,不能准确预测舆情未来的发展趋势,因此采用的是“灭火”式管理模式。政府通常在舆情产生或者已形成舆情危机的情况下才开始采取措施,如发布信息、引导舆情、满足诉求等,以此达到“灭火”效果。在此种模式下,政府经常被动陷入网络舆情漩涡,由此形成视网络舆情为“敌情”的偏见。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政府总是试图“控制”、“引导”和“应对”网络舆情,以一种上位者的姿态去支配、主宰网民及其舆情表达的方式。然而,若网民在网络舆情中的主体地位得不到保证,网络舆情就会失去其“减压阀”的功能,网络舆情问题将会是治标不治本。大数据时代,政府转变网络舆情管理思路,变革网络舆情管理模式,应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舆情进行关联分析、级别划分、聚类分析和倾向性分析,将实现“灭火”式管理到“防火”式管理的转变。通过寻找“导火索”与“减压阀”之间的平衡点,在发挥网络“民间舆论场”作用的同时,将网络舆情危机扼杀在摇篮里。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抓取海量数据来追踪恐怖分子和监控社会情绪,在“阿拉伯之春”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多少人和哪些人的立场从温和变为激进,并“算出”谁有可能会采取有害行为。

(二)打捞“沉没的声音”。大数据源于互联网的分享、开放,但“数字鸿沟”的存在却使“信息穷人”与网络隔绝。尽管互联网的发展使这一部分人的比例越来越低,但发展不均衡性的扩大意味着现在和将来仍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将无法提供任何数据。即使是那些能够充分利用网络的人群,也有可能因为在某种情境下成为舆论中的弱势群体,或者因其在舆情主流中的异质思维而选择不在网络上发声。当然,这种选择既可能是主动也可能是被动的。正如美国哲学家埃里克·霍弗所言,“一个国家最不活跃的人群,为占大多数的中间层次。他们是在城市工作和在乡间务农的正派老百姓,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受分据社会光谱两头的少数人——最优秀的人和最低劣的人所左右”[4]。显而易见的是,单凭技术体系构筑的大数据平台无法真正获取“全部数据”,通过改革网络舆情管理去打捞那些可能代表某一个群体或一定数量级的“沉没的声音”十分必要。因此,全面思考和理清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通过“大舆情”观念的构建,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将有利于打捞“沉没的声音”。例如,将舆情服务与社会调查相结合,重视实地调研与第一手材料的采集,而不是把网络舆情管理捆绑在技术上,将避免得到不全面的舆情或做出误导性决策。

(三)识破“伪舆情”。当前备受关注的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依存于影星式的学者、影星式的记者、影星式的商人和影星式的政客为中心的“伪舆情”[5]。重大敏感事件发生后,部分网管和有影响力的舆情机构快速封堵其主观上认为的“有害信息”,选择性地编撰舆情报告,以片面、虚假的“伪舆情”影响决策层对形势的研判,使其做出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决策。有些利益集团则精心扶植和培育自己的网络发言人,引导网民思考的内容和方向。结果,这些舆论领袖对关键事件和问题的看法在网络上大行其道,并淹没其他异质言论,使群众对真相的认知产生巨大偏差。当舆情被各方利益集团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操纵时,它便丧失了独立性,一旦“伪舆情”被识破,舆情机构就可能失去其公信力。基于全网的完整、准确和极速的信息抓取有利于为舆情分析报告提供一手的材料、纯粹的事实,从而获得真实全面的舆情,使网民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依然能获得对“是什么”的比较公正客观的认知,并以此助力网络舆情的引导。同时,通过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保持舆情管理的独立性将有力识破“伪舆情”,剔除“杂音”与“噪音”,使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真正成为现实世界的“镜像”。

(四)克服“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海量信息无限增长与网民关注、分析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造成了“数据爆炸”与“知识贫乏”的怪象,加剧了社会舆论的“盲人摸象”效应。大数据时代下,网络媒体促进了信息的开放和沟通的便捷,人们对公共事件的参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分众传播、个性化传播的凸显以及信息的碎片化,使得全面、深刻地关注和分析事件变得越来越困难。网民非理性、易激动的特点导致网络舆情的偏激和情绪化,网络的“群体极化”被放大。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监测是建立在传统人工和软件无法进行的全网舆情信息采集的基础上,样本扩大到全体。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网络舆情自动分析系统,避免因数据源不全面而造成的重要信息监测缺失,将有利于消弭“盲人摸象”现象。与此同时,由于信息化应用水平参差不齐,政府和企业不同的部门之间都存在“信息孤岛”问题:有多少个部门就有多少个信息系统,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数据库、应用软件和用户界面,完全是独立的体系,阻碍了数据的互通互联[6]。变革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工作模式,统一舆情行业的技术标准,共享数据,建立网络舆情服务联盟,统筹政府、企业、媒体及社会力量,实现网络舆情的多元共治将有利于解决“信息孤岛”问题。

三、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路径

当大数据给各行各业带来变革性影响时,全世界都没做好迎接这场产业革命的准备。但与英美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更像是处在大数据时代的前夜。而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大数据的规模为全球最大,为中国抓住时代的脉搏进行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种大背景下,大数据对传统舆情管理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要使网络舆情管理变革产生应有的预期效应,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须从思维观念、方法手段、体制机制、技术保障、人才建设等路径着手。

(一)树立大舆情观念。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管理的变革,首要在于树立大舆情观念。这里的大舆情,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强调“大数据观”,即充分实现网络数据平台的开放共享。按照“一切皆可量化”的大数据逻辑,一个新增的相关性数据的产生,通常会带来一个新的分析结果。因此只有形成“大数据观”,实现数据的动态分享,才能有效防止信息“碎片化”,最大限度地消除“盲人摸象”和“信息孤岛”现象。第二,强调网上和网下数据的整合。网络舆情与社会调查结合不足,可能降低舆情的真实性,误导决策。例如,对于假期调整方案的选择,各舆情机构组织的网络投票的结果各不相同,其做出的舆情分析报告也和真实民意相左。因此只有真正掌握“大舆情”,打捞“沉没的声音”,才能正确决策,打造一个更安全、更高效的社会。树立大舆情观念,首先,必须实现数据分析的动态化,打破数据垄断,统一标准,共享数据,预防孤立的舆情机构闭门造车,制定片面或错误的舆情分析报告。其次,应把网上网下各方面数据整合起来,挖掘网络舆情与社会动态背后的深层次关系,实现网络舆情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紧密联动、同步推进[7]。最后,完善和创新包括舆情抓取、预警、研判到决策、评估等在内的网络舆情管理的各个环节,使舆情管理功能不仅仅限于危机处理,更能发挥辅助决策的作用。

(二)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应把握好时、度、效。但是目前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如何进行网络舆情的引导仍然缺乏正确认识,于“时”不能把握好“黄金4小时”,于“度”不能掌握火候,拿捏分寸,于“效”不能保证网络舆情引导的实效质量。大数据由于自身具有的特点,使其利于变革网络舆情的引导战略,变“封改删”、“鸵鸟战术”为“网上引导,网下落地”,使“伪舆情”失去生存的土壤。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来提高舆情引导工作的能力。其一,利用大数据提升网络舆情引导的预见性和目的性。通过数据抓取和相关性分析,构建网民意见倾向分析模型,了解网民的偏好和特点,建设和完善政府网站、官方微博,扶植和借助意见领袖,做到“善说话、说对话、接地气、办实事”。其二,通过数据的价值转化,实现网络舆情的价值引导。在充分收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运用图表等数据可视化技术揭示事件的前因后果,让数据“发声”,使网民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从而全方位360度无死角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消除“盲人摸象”现象。其三,提升舆情引导的公信力。一方面加强新老媒体间的互动,发挥各自的优势与公众沟通,破解谣言和流言,达到时效性和权威性的双重保障;另一方面要避免舆情分析师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受经验偏好的影响,并防止大数据沦为某些机构和个人更便捷地操纵舆论的手段。

(三)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机制。当前,网络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很多地区尚不具备系统规范的舆情应对与处理的管理体系。舆情分析和预测手段落后,危机应对系统缺失,舆情管理组织机构不健全、不稳定,以及多头管理等问题非常普遍。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对于从源头上解决网络舆情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实现标本兼治,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为使网络舆情管理取得实效,提升网络舆情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我国应加快建立健全大数据舆情管理的体制机制。首先,建立网络舆情多元管理的互动机制,由国家出台大数据发展战略规划,产学研相结合,统筹政府、企业、社会和公民的力量,形成合力,实现共治。其次,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机构设置,改变以往通过临时组建领导小组或临时办公室等机构,或者以宣传部门为“消防队”等方式被动应对舆情危机的模式,通过常态化机构的设置和专业人员的配备,使网络舆情管理专门化、精细化。再次,建立权责明确的责任机制,通过加快数据立法进程明确各级各部门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媒体、人民团体等的权利义务;通过建立由网信部门牵头的大数据舆情管理体制,改变多头管理的局面,并设立政府首席信息官责任制度等。最后,健全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资源保障机制,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面临初期成本高、短期效益不明显等问题,需要加大资金、技术、物资、人力等资源的投入。

(四)创新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方法与技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要求网络舆情管理必须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这主要表现在对各种相关软件的大量应用以及对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依托。目前中国网络舆情监测采集软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TRS互联网舆情信息监控系统、北大方正智思舆情监控系统、军犬网络舆情监控系统、乐思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等。此外,还应完善和创新大数据技术支撑平台的五大基石——数据监测技术、数据挖掘技术、数据存储技术、数据分析技术、数据安全技术,使大数据为网络舆情管理服务的同时又不超出我们的控制。同时,我们也不能陷入“技术是万能的”误区而盲目迷信和依赖技术,更不能因相信大数据强大的预测功能而导致“数据独裁”,变成数据的奴隶。因此,网络舆情管理还需要依靠其他方法和手段相辅相成,共同作用。法律因其具备最大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成为最有效的管理控制的手段。法律与道德相互联系,在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的虚拟空间里,教育和自律被摆在重要的位置上。例如,欧美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等都通过倡导用户自律和自我管理来提高网民的媒介素养,加强自我把关能力。此外,还可以效仿韩国、新加坡等运用行政手段,要求网络用户在获得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的情况下,才能访问政府严格控制的信息等。

(五)培育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管理人才。大数据时代的网络舆情将会形成多向度的研究,例如对社会话语表达、社会心理描绘、社会关系呈现、社会诉求预测等的分析研究。网络舆情将真正成为一门与多学科交叉的社会显学,对人才的全面性要求很高。中国教育的学科划分和培养体系,客观导致培养出来的人才很难跨界。换句话说,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是很高的。正因如此,各国越来越重视对数据科学家的培养,如美国在大学专门开设研究大数据技术的课程,通过严格的业务培训和职业资格认证,培养下一代的数据科学家。2013年9月,我国人社部联合人民网启动“网络舆情分析师职业培训计划”,“网络舆情分析师”成为一项被正式认可的职业。但是我国现有舆情工作人员的水平仍然严重滞后,很多舆情机构尤其是地方政府并没有专业的数据处理、分析团队和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部门。为突破大数据时代变革网络舆情管理的人才瓶颈,从短期看,可以通过招考、录用等方式引进数据挖掘、分析人才,通过委托培养、网络培训等方式强化已有专业人才力量,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短期租赁大数据舆情管理的高素质人才。从长远看,则要系统梳理网络舆情管理所需人才目录,培养和壮大既精通数据挖掘、数学建模,又拥有较高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和知识水平,横跨统计学、社会学、计算机学、传播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打造一支大数据网络舆情管理的专业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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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行业舆情预警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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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接触过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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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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