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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3 00:52:12

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论文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沈从文 现代性 对抗 共谋论文摘要:沈从文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表面上似乎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但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1998年,北京大学吴晓东教授在其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中以沈从文小说《新与旧》为例,认为应当从中国现代文化的寓言角度重新审视这篇作品:“它揭示的是一个新旧错杂的时代,对于消解单一的线性历史时间,消解现代性的有关‘进步’的整一图景,建立审美主义的多重视野,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这篇重要的文章为日后的学术研究留下了理论探索的可能性,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命题无疑指向了沈从文创作与文学现代性两者之间的纠葛上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着喋喋不休的争辩却又总是莫衷一是,有些学者认为沈从文的现代性本身不证自明,另有人则专门写文章从文本内在逻辑论证湘西系列的现代性因素,当然,也有坚持认定沈从文向来是以“反现代性”姿态出现的。各种观点的碰撞看似有着某种理论自足性,但这种自圆其说往往显得幼稚而脆弱,甚至完全是一种理论自娱。笔者认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历来的研究无疑忽视了两个重要的向度:其一,现代性本身的全部复杂性;其二,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本身具有的特殊品格。以上两点可能使我们的研究渐次走向深人,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澄清问题本身。一、复杂与歧义:现代性的诸多面向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主体化的精神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其客体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断裂”一词在这里具有非凡的意义,它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与文学性相触碰的瞬间,可能产生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的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现代性的这些品格使其内部充满了纠葛,经常出现的悖论使现代性处于不断的调整和重构之中。因为这些不同气质的存在,现代性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客体,在其内部总存在着有趣的对话,显现出繁杂性与歧义性。沈从文的创作无疑参与了这场对话,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文本具有或鲜明或暖昧的反思性,由此被纳人到现代性的多维语境中来。人们经常将沈从文的作品与废名(冯文炳)等人的创作进行比较。其实,如果考量的角度被限定在与现代性关系上,那后者显然较前者决绝和纯粹的多。废名的视点是人的神性,带着浓重的宗教意味,因此与现代性的反思或批判少有暧昧关系,无论是物质的现代化或是精神的现代性都被排除在他的视野之外;沈从文的视点则是人性,虽然人性也常常借助宗教性得以表现,但即使他在那些外表看来极纯粹的湘西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一个与之相对的异质世界,渗进一点桃源外的嘈杂之声,更毋宁说他笔下的那些拙劣的都市小说。这种有意识的反思特征,使沈从文的创作与中国社会/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建立起一种对话关系,即在外部物质世界现代化所呈现的断裂中,“眷恋着历史的连续性”,甚至是有意通过对历史的回溯达成对这一“连续性”的有效梳理。对“桃源世界”或过往历史的话语抚摸乃是对正在进行时的“现代化”的呼应。这显然是一个有趣的命题:为何作为作家的沈从文在现代性的反思中使用了这样一种策略,即更多的借助湘西的边缘文化视点来缝合现代性的“断裂”。这与上面提出的第二个问题相关,也就是现代性因素在中国的发生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不久前,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先生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样的观点:“我经常说,当代中国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后现代社会’并存的奇异的国家。”E23这个奇异模型的建构其实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情况就因为各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在中国出现。在中国社会的具体语境下,我们有必要把现代性拆解为两个不同的范畴,即物质现代性与精神现代性。这种看似武断的拆分在研究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无疑具备某种有效性,因为从一开始,这两者在中国就不是同步并行的,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存在着若即若离的关系。物质现代性的发生在中国显然是被动的,在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秩序渐次形成之后,闭关锁国终于无法抵制坚船利炮的侵袭,而这一切背后直指经济利益。世界格局的现时要求使中国不情愿却必须卷入这场物质现代化的风暴中,但因为其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滞后,中国在经济现代化的洪流中必然是附属品,甚至是牺牲者。精神现代性的发生则比之稍晚,并且具有非常独特的品性:“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的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既代表着‘理想’,又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由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并置逐渐成为一种十分明显的文化生态,现代性的反思遂借助两者的对峙展开。另一方面,这种对峙又十分显著的与地域文化直接相关。不仅主流文化形态(即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文化)之间以地域特征为旗帜展开对话(在文学上表现为“京派”与“海派”),而且非主流文化形态也积极参与到对话中来,或是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提供现实的依据——比如沙丁等作家揭露四川农村社会的作品;或为民族革命提供悲壮的依据——比如东北作家群的创作等等。沈从文同样从地域文化角度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但显出独特性:在表面上,他与中国社会激进的现代性浪潮格格不入,借助对湘西这一边缘文化内景的描述与之对抗;但在另一方面,他的文本却又参与到对现代性内涵的合理完善上来,在对现代性作出反思的同时,他的作品一再展现给我们的“优美的、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恰恰与现代性对人生存的关照要求契合,在这一点上,他又与现代性达成共谋或说是和解。二、封闭的环形:《萧萧》中的现代性自反特征我们以具体的文本来坐实上述关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抗争与共谋这一命题。在实际的研究中,学者们往往忽视对文学的耐心解读,单纯罗列出一些作品附会某个预设命题的现象比比皆是。实际上,与现代性抗争或共谋的行为只可能也必须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文本外化出来,好的作家总是通过文本修辞的巧妙安排来表现他对问题的思考。这里选取《萧萧》和《边城》两篇小说,试图通过对其文本内部呈现出的复杂图景进行解读,从而有效关照沈从文作品中的现代性。对于《萧萧》的来说,沈从文设置了一个圆形的结构。小时起始,唢呐的声响和平稳的花轿支撑起整个画面,让人觉得新鲜。在小说的结尾,又是唢呐声到门前,“屋前榆蜡树篱笆间看热闹”的人们最终也盼到那平稳的花轿。文本叙述在此时封闭了自我,表现出一种寂寞感。小说家同时为这一自足的叙述空间设置了井然有序的线性时间维度,故此虽然不免在时间推进的过程中出现某些波折,比如朦胧的女学生的印象、花狗大的出现、婴孩的降生,但都很快被井然有序的时问流脉扶平,仿佛晴朗夏El水面上掠过的一丝微风,留下些须波纹,但很快就消弭了,分析这个消弭的过程是必要的。花狗大的出现之于萧萧,有如傩送的出现之于翠翠。小说家显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批判的意思,因为对于萧萧来说,花狗大的出现显然是预示着她即将面临着一个新的人生仪式,就像不久前她刚刚出嫁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这次的仪式带有某种程度的自然性。沈从文细致的给我们展现了这个仪式全部微妙过程,而仪式本身其实正是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剪影。仪式的原始色彩因为其间的山歌而显得更加鲜明:“天上起云云重云,地下埋坟坟重坟,娇妹洗碗碗重碗,娇妹床上人重人。”“娇家门前一重坡,别人走少郎走多,铁打草鞋穿烂了,不是为你为哪个?”花狗大和萧萧的吸引是双向的,“健康、优美、不悖人性”,完全是人存在的一种自然形式。更加有意思的是,当她和花狗大野合而怀孕的事再也瞒不住的时候,生存境遇与顺序时间的微妙关系便产生了:“这件事情既经说明白,照乡下人规矩,倒又像不甚么要紧,只等待处分,大家反而释然了。……萧萧次年二月间,十月满足,坐草生了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响洪壮。大家把母子二人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补血,烧纸谢神。一家人都喜欢那儿子。生下的既是儿子,萧萧不嫁别处了。”这是一个关于人的存在与时间关系的寓言,本身其内部包含着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关于人自身的思考。我们上面说过,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为处在当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而失掉了一些应有的成分,比如关于人自身的合理叩问。沈从文恰恰从现代性相对稳定的一维入手,关注变中的不变——即人性本体,固而显得与自然的文化生态格格不入。从文本对女学生的描写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沈从文小说现代性的另外侧面,即在上面提到的现代性的自我反思特征。沈从文是通过精心编排的修辞技巧来展示这种反思的。女学生在文本中显然是一个内涵甚广的能指,它背后连接着一个与萧萧们的生存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即通常意义上的现代形态的世界。女学生是沟通文本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的关键元素。这一元素始终伴随着萧萧的成长过程,成为她心中的一个情结。最初的时候,萧萧对于女学生的态度是暖昧的,“听过这话的萧萧,心中却忽然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愿望,以为倘若她也是个女学生,她是不是照祖父说的女学生一个样子去做那些事情?不管好歹,女学生并不可怕,因此一来,却已为这乡下姑娘初次体念到了。”在怀了花狗的孩子以后,萧萧曾把女学生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支柱,竟然和花狗商量起来要到城里去寻自由了。“有一天,又听人说好些女学生过路,听过这话的萧萧,睁了眼做过一阵梦,愣愣的对日头出处痴了半天。_3j(n值得注意的是文本的结尾处,萧萧抱着和当年的小丈夫生下的婴儿毛毛,唱歌一般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在这个圆形的、封闭的叙事结尾处,沈从文同时也封闭了关于女学生的故事。萧萧在叙事时间为十年的长度中,对女学生的看法最终又回归到了原初的理解。这种略带讽刺意味的修辞技巧中实际上以安插进小说家对于现代性的某种反思:在一个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的国家,现代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三、突破轮回:“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与《萧萧》中单纯的封闭式结构不同,《边城》虽然仍旧尽力描绘一个遥远的世界,却在环形的故事中打开了一个缺口,由是,在湘西世界平静生活中出现了“他者”——一种无名的、但却人人可感的异质性因素。一个有意思的分析策略是将《边城》中的关键意象做简单的梳理,顺此可以清晰的看到湘西世界田园牧歌生活在《边城》中开始的自我颠覆。应该说,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意象就是那只“方头渡船”,如果说翠翠、爷爷、黄狗还有桃源般的景致天然的定格成一副水墨画,那么渡船则是读者进出这幅奇异画卷的中介,它那么自然的联系着此岸与彼岸,让时间的呈现方式不再和《萧萧》中一样了。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家的手法一如在湘西系列其他作品中那样,以全部的静态雕刻着意让这幅山水画完满,时间在“方头渡船”上来回摇摆,轮回不断,过渡的有从川东过茶峒的小牛、有羊群、有新娘子的花轿,翠翠总是目送这些东西走去很远了,方回转船上,把船牵靠近家的岸边。在平静如水的世界里,甚至黄狗都是没有名字的,一切都在彼岸。然而,“端午”、“中秋”两个意象的出现突然将回环的时间流脉切断,显然,它们的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的民俗学意义,在小说中,一直隐匿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在这些线性时间的结点上获得了自我呼唤:端午节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相遇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傩送,傩送在翠翠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端午”和“中秋”意象的出现为翠翠提供了生命的具体场景,小说从永恒的民俗学时间进人到历史时间中去。在故事的结尾出,作家将这样的时间向度坐视,爷爷在夜雨的死亡、白塔的倒掉,特别是二老出走后能否归来的不确定性,都将叙事的时间对准了未来。从另一个维度看,如果说《萧萧》中表现出的现代性的自反特征是通过对循环时间内部的蒙昧的批判达成,那么在《边城》中则着力表现“边城牧歌”的自我颠覆。我们上面提到的“渡船”意象已然为边城世界打开了一道缺口,外界的异质性因素带着某种强力迅速突破缺口,田园牧歌式的秩序被质疑,“边城牧歌”由此开始了自我颠覆的道路。如果说,《边城》在表象上向我们展示的仍就是一个与其他湘西系列并无不同的田园世界的话,那么其文本背后则实际上关涉着田园世界自身的“自我分裂”,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正是所谓的“现代性”的他者的渗透造成了这种“自我颠覆”。海外汉学家王德威先生认为沈从文的湘西叙事既是对牧歌环境本身的表达,又是使其土崩瓦解的因素。这正是说明《边城》是在突破了《萧萧》的叙事轮回之后达成“自我颠覆”状态的。四、结语如果我们做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就会发现几乎沈从文湘西系列的每一篇作品都不同程度的归纳到人的生存寓言或现代性反思这两个范畴里来。像《贵生》、《会明》、《豹子、媚金、那羊》、《牛》、《柏子》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关于人的生存的寓言,而像《丈夫》等一类小说则更多寄寓着对现代性的某种反思,至于《边城》则两者兼而有之。我以为,沈从文笔下的现代性世界从来不是单一的,中国当时文化生态的特殊性催生的只能是以单一的线性思维模式为依据的激进型现代性,而沈从文对此却表现得不屑一顾。在他的文本中,我们读到的是对现代性全部复杂内涵的解读:包括现代性的自反特质(即反思性)和对人性本体的认真态度。事实上,沈从文并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固执可能造成当时人们的误解,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判断。正像他在《阿丽斯游记》中说的那样:“我关心的是一株杏花还是几个人?是几个在生命中发生影响的人,还是另外更多未来的生存方式?”他选择了后者,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样的选择却正是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家应该做出的。【

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论文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 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 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 《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

也就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值得一说了。胡适在写他的尝试集: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他蛮长于写诗的,然而不是近于旧诗词,就是虽新诗而滋味不足。周氏兄弟的小河则于此昙花一现。郭沫若和徐志摩等仍有待时日。胡适也在很笨拙的把他的议论文,由文言转成白话,方法是一篇比一篇少几个之乎者也,而多几个的字;而鲁迅一篇狂人日记,什么文法词汇都解决了:他从古小说里就足够把白话怎么写,一下子弄得精熟,出手直接就是胡适千呼万唤的那种白话创作。胡适强调创作的实绩,是因为他觉得只是写几篇白话,在新青年上提倡和议论什么,是不足道的,不足以战胜文言文。白话文需要在散文上,也产生称得上文学作品的东西。1918年开头,新青年就用白话文发议论,周作人最早的几篇文章,就是诸如人的文学,思想革命之类的文学批评,他在教别人文章该怎么写,而范文在哪里呢?他自己的美文要等到1921年才有,而长兄擅长的风格特别的杂文,是随着他的日记之后就开始了。

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主题研究论文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小论文

当代散文作家念人写了不少深受读者喜欢的散文,尤其是抒情散文、伤感散文。被称为当代伤感作家。其散文代表作品《杜鹃花开了》,以拟人的手法采写,运用杜鹃花与人生的坎坷道路相结合写作技巧,描写了杜鹃花,色彩缤纷,强大的生命力,不畏严寒酷暑,不因失去滋养的水分而自暴自弃,而是选择坚强地活下去。经过九年的苦熬,等来了生命的春天,重新绽放生命的光彩,表达一个人人生中不平凡的经历,给人之感叹与回味。文章以花喻人,托物言情,寄寓深远。念人小说代表作品《泪洒珠江》,被称为打响新时代伤痕文学第一枪。有兴趣点击看看。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2]贾晶晶.茅盾“为人生”文艺观溯源[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4):16-18.

[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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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宁,谭雪芳.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 散文 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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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研究论文

(一)题名(Title,Topic)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论文题目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二)作者姓名和单位(Authoranddepartment)这一项属于论文署名问题。署名一是为了表明文责自负,二是记录作用的劳动成果,三是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及文献检索(作者索引)。大致分为二种情形,即:单个作者论文和多作者论文。后者按署名顺序列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研究工作与论文撰写实际贡献最大的列为第一作者,贡献次之的,列为第二作者,余类推。注明作者所在单位同样是为了便于读者与作者的联系。(三)摘要(Abstract)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四)关键词(Keywords)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背景介绍·研究现状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结论和展望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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