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法帖的刊刻与流布研究论文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南宋诗人,字务观，号放翁，浙江绍兴人,汉族。12岁即能诗文，一生著作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个文集存世，存诗9300多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气吞残虏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的著作有《放翁词》一卷，《渭南词》二卷。《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存词130余首。他的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等一直被人民广为传诵。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陆游（1125年11月13日-1210年1月26日） 南宋词人。汉族，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12岁即能诗文，一生著述丰富，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等数十种存世。陆游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尤以诗的成就为最。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九千三百余首。其中许多诗篇抒写了抗金杀敌的豪情和对敌人、卖国贼的仇恨，风格雄奇奔放，沉郁悲壮，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在生前即有“小李白”之称，不仅成为南宋一代诗坛领袖，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 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中年入蜀抗金，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气吞残虏”。 生当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中爱国思想的熏陶。绍兴中应礼部试，为秦桧所黜。孝宗即位，赐进士出身．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入闽任宁德县主簿．据《宁德县志》卷三《宦绩》中记载：“陆游，字务观，即放翁也┅┅绍兴二十八年任邑薄，有善政，百姓爱戴”。在宁德的南漈山上建有陆游塑像．曾任镇江隆兴通判．乾道六年(1170)入蜀，任夔州通判。乾道八年，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生活。后官至宝章阁待制。 陆游在政治上，主张坚决抗战，充实军备，要求"赋税之事宜先富室，征税事宜覆大商"，一直受到投降集团的压制。晚年退居家乡，但收复中原的信念始终不渝。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内容极为丰富。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当时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后世所传诵。抒写日常生活，也多清新之作。亦工词，杨慎谓其纤丽处似秦观，雄慨处似苏轼。但有些诗词流露出消极情绪。他初婚唐氏，《钗头凤》等，都真挚动人。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集》、《南唐书》、《老学庵笔记》等。在母亲压迫下离异，其痛苦之情倾吐在部分诗词中，如《沈园》。 他的诗歌艺术创作，继承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卓越诗人 主要著作有《渭南文集》，《剑南诗稿》，《放翁词》，《南唐书》，《老学庵笔记》。 陆游书名为诗名所掩，陆游亦工书翰，精行草和楷书。他自称"草书学张颠（张旭），行书学杨风（凝式）。"他的书法简札，信手拈来，飘逸潇洒，秀润挺拔，晚年笔力遒健奔放。朱熹称其笔札精妙，遒严飘逸，意致高远。遗留书作不多，书论有《论学二王书》。传世之作有《苦寒帖》、《怀成都诗帖》等。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中国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古诗《示儿》。诗是这么写的，"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首诗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临终遗嘱。诗中表达了一个行将去逝的老人至死都不忘因为外族的入侵而山河破碎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祖国光复的那一天，告诉他胜利的消息。从这首诗中，人们可以感觉到一位老诗人在人生的弥留之际强烈的爱国之心。他就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之一陆游。 陆游是中国南宋诗人，生于公元1125年。陆游生活的时代，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金国频频向宋朝发动战争，积贫积弱的宋朝丧失了大量国土，被迫不断向南迁移，人民生活在战乱和动荡之中。少年时代的陆游就不得不随着家人逃难，饱尝流离失所的痛苦。 陆游从小受到父亲强烈爱国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养成了忧国忧民、渴望国家重建的品格。为了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理想，他特别注意学习兵书。20岁时，他在一首诗中写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希望自己有一天能亲临战场、杀敌报国。然而直到四十多岁时，他才有机会在军中做一名军官，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不到一年的军中生活，在陆游的生活和创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身着戎装，来往于前线各地，抗敌将士的艰苦生活和爱国热情，极大地开拓了他的诗歌境界，豪迈而悲壮也成为他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 1162年，宋孝宗赵慎起用主战派张浚，准备北伐。孝宗召见了陆游，陆游趁此良机提出了许多政治军事主张，并给予赵慎以有力支持。但是北伐失利，宋再度向金求和，孝宗意志动摇，朝中主和派重新抬头，张浚被罢官，陆游也被削职还乡。1170年，陆游到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任通判。后来又到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中办理军务，积极向王炎提出恢复中原的作战策略。但是，由于朝中投降派的阻挠破坏，王炎被召回朝庭，幕府也被撤散。陆游的作战主张不仅得不到实现，自己也被调到成都府安抚司任参仪官。1173年夏，他被任命为蜀州（四川崇庆）通判（副州官）。不久，又被调到嘉州（四川乐山），年底才又回到蜀州。报国无门，爱民无力，终于在1174年十月，陆游又被调到荣州（四川荣县）去摄理州事。陆游，在蜀州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对蜀州感情十分深厚。即使晚年回到浙江山阴老家，也还写了许多记念蜀州的诗篇。蜀州人民也怀念放翁诗人，诗人长溘之后，人们的罨花池旁为他和赵忭（[宋代]一御吏，曾作蜀州官）修一庙宇，称赵陆公祠，后改称“二贤祠”。现在，“二贤祠”已改建为“陆游纪念馆”。作为一名杰出的诗人，陆游一生创作诗歌9300余首。这些诗中大多数都是与抗击侵略者的有关的。或者描写火热的军中生活，"失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或者寄托自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忧虑和自己空抱一腔报国热情的愁闷心情。 陆游的诗歌不仅始终贯注着炽烈的爱国热情，而且同情当时人民的疾苦。忧国和忧民的思想在他的作品里交织在一起。他在《太息》、《秋获歌》等诗篇里，揭露了官僚和豪强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同时又真切地写出了下层人民勤劳、善良的优秀品质。 除了诗歌作品，陆游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这些作品有的记生活琐事，有的议论国计民生，有的叙述友人事迹，但都贯穿以爱国情感，有很强的感染力。 陆游一生饱经忧患，对普通人民所处的环境有充分的了解。他的作品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同代诗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陆游丰富的创作实践对他以后的宋代文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更为显著的，还在于他强烈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他的诗文作品，对遭受异族压迫的人民是莫大的精神鼓舞。每当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位在自己85岁的生命历程中深切关注祖国命运的诗人。 八百多年来，蜀州人民怀念伟大的爱国诗人，人们扶老携幼，不远千百里前来瞻仰、凭吊陆游。罨花池是陆游生活过的地方，这里的水榭楼台、林木花草，都篆刻下传大诗人忧国忧民的诗篇。陆游和唐琬的哀情故事南宋的大词人陆游(1125-1210)，在1144年娶了他的表妹唐琬，第二年，唐琬就被逐出家门，原因依古人的说法是「不当母夫人意」「二亲恐其惰于学，数谴妇，放翁不敢逆尊者意，与妇诀」．以上的意思是说，唐琬在夫家，与婆婆不合；或说因为夫妻两人太恩爱，公婆认为会妨碍陆游的上进之心，所以常常责骂唐琬，而造成二人的分手． 真相：根据陆游自己在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是因为唐琬不孕，而遭公婆逐出． 陆游与唐琬是相爱的，他们分手以后，陆游又被迫娶妻，而唐琬也改嫁了皇族赵士程,但真正两人的哀情传世的一段，就是两人的重逢于相别后的十年，在绍兴城外的沈氏园中，那是一个春日，陆游来此赏春，而唐琬和丈夫赵士程 也来此游春，而在此意外的重逢．两人重逢，又无法当面相诉离情，随后，唐琬派人送来一些酒菜，默默以示关怀，而就与丈夫离去，陆游在伤心之余，就是园子的壁上题下了一首哀怨的《钗头凤》． 两人重逢后没有多久，唐琬就因心情忧伤而忧死（在历史上记载：「未几，怏怏而卒」－－没有多久，就心情忧郁而死） 陆游在死前一年（八十四岁，1208年），又来到沈园，写下了：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这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正是陆游对唐琬最深的怀念，第二年，陆游终于也追随着唐琬去到另一个世界了． 陆游共有七子。《陆游年谱》中有记述：长子陆子虞，次子陆子龙，三子陆子修，四子陆子坦，五子陆子约，六子陆子布，七子是陆子聿。沈园绝恋沈园位于绍兴市区东南的洋河弄。宋代池台极盛，为越中著名园林。据载：南宋诗人初娶表妹唐琬，夫妻恩爱，却为陆母所不喜，陆游被迫与唐琬分离，后来唐改嫁赵士程，陆游再娶王氏。十余年后他们春游沈园相遇，陆游伤感之余，在园壁题了著名的《钗头凤》词，唐琬见了不胜伤感，也和词一首，不久便忧郁而死。陆游为此哀痛至甚，后又多次赋诗忆咏园，有"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句。沈园亦由此而久负盛名，数百年来，风雨沧桑，沈园已"非复旧池台"。 近年来绍兴重建了沈园，在其东部建双桂堂，内辟陆游纪念馆，展出了陆游在沈园的经历，以及陆游的爱国史迹和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中部为宋代遗物区，这里的葫芦形水池、池南的假山、池西的古井，都是宋代遗物。。园西为沈园遗迹区，以气势雄浑，表制古朴的孤鹤轩为中心。正南用出土断砖砌成的断垣上，刻有当代词学家夏承焘书陆游的《钗头凤》词，点明了造园主题。东南有俯仰亭，西南有闲云亭，登亭可揽全园之胜。孤鹤轩之北，有碧池一泓，池东有冷翠亭，池西有六朝井亭，井亭之西为冠芳楼，底楼设茶室，供游人品茗。整个园林景点疏密有致，高低错落有序，花木扶疏成趣，颇具宋代园林特色.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北宋官窑深度研究论文
北宋官窑瓷器的造型，古朴浑厚，而不失精巧俊秀，比例协调，曲线优美，形态恰到好处，多一分显肥；少一分则瘦，高一分显莽；矮一分则墩。北宋官窑瓷无不表现出宋徽宗的审美境界和文人气质，这是历朝历代所不能仿的。北宋官窑瓷无精美的雕饰和艳丽的涂绘，唯以简单精炼的造型及梦幻般的釉色，浸俏着自然开裂的纹片，让所有的人感到迷人的魅力来自艺术，而创造艺术的人一定秉承着至高无上的追求。北宋官窑瓷的釉色是宋徽宗所喜爱的青瓷，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窑变出深浅不同的青绿釉色，把青瓷所能表达的颜色完美的表现出来。不但彰显着闲散淡远的自然美，又韵含中庸、温和的中国传统文化儒教思想。北宋官窑瓷开片裂纹极富有神秘感，冷热膨胀后受力不一，裂纹有大有小，有粗有细，更重要的是所裂纹路还有层次感，最多开裂层可达七层之多。所开裂纹是由最外层及表层开始裂，大片裂纹即“龟背纹”是器物遇冷后产生的，由于外部环境的关系，膨炸的同时，浑浊的窑烟炝色入内形成人们所说的“铁线”。所谓的“金丝”，则是器物出窑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形成的。细小的开裂纹路呈黄色，那是多年氧化的表现。注意观察：“金丝是围绕着铁线展开的”。这就是北宋官窑的特点之一“金丝铁线”。器物通身盛开，体现着一种大自然天地合一的美。北宋官窑所选用的瓷土含铁量很高，这种含铁量高的胎体，遇到高温烧造时，器物的露胎处会形成一种黑紫的颜色，很像刷上的护胎釉，器物的口沿处施釉烧造过程中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外露，产生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处则成为黑红色表层，称之为“铁足”。因此，“紫口铁足”，是北宋官窑瓷的典型特征
北宋官窑瓷之我见（中国文物鉴赏论文）提要：中国地大物博，拥有着灿烂文明的五千年历史，出土的文物数不胜数。其中北宋官窑瓷器款识多达数种，因为专门为宫廷用瓷而制造的，所以产量很少，因而流传至今的瓷款也极少。关键词：北宋 官窑 五大名窑 特点 造型 釉色 烧制 支钉一．揭秘北宋官窑中国陶瓷的发展源远流长，瓷都景德镇更是名扬中外，到了宋代，瓷器的发展到达了黄金鼎盛时期，其中五大名瓷汝、官、哥、钧、定更是争奇斗艳，各领风骚，其中由官窑烧造的贡御瓷器更是工艺先进，制作精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在北宋，瓷器可分为官窑和民窑。首先简单说下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考虑了成本，所以工料就不是很讲究。但官窑却不同，官窑是为宫廷而制作的，制作时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和生产技术也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因而流传下来的瓷器很多都是稀世珍品。很多人就产生疑问，北宋制作的官窑的地方在哪？是景德镇吗？随着时代的变迁，当时的京师即汴京（今开封），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今日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今日，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①。至今官窑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谜团，等待后人的探索与发现。二．北宋官窑瓷款的特点②1.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以这张图为例子进行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此制品的上下两端都好似喇叭一样，上端略微比下端要大些，中间鼓出且上面有等距离排列的四根齿状的棱角，中间鼓出的地方下面有条凹槽，底部随着四根棱角的地方有淡淡不明显的三角形突起。这样的造型对于瓷器的制作是一种挑战，像一般的瓷器，我们常见常见的都是类似与家中装饰的花瓶一样，造型上很单一，而北宋官窑瓷器就造型精致，气度不凡，给人眼前一亮，别致新颖的感觉。2.釉色美丽烧制精湛北宋徽宗朝的官窑汝窑制作的天青无纹椭圆水仙壶，釉色是淡淡的情色，像一面镜子一样，晶莹光亮，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都光泽闪亮。此青色釉彩是天青釉，又被成为雨过天青，是一种幽淡隽永的高温兰色釉。给人的感觉虽朴素但却高雅清新，给人以脱俗之感。此天青釉因为其价格昂贵，所以只有官窑会使用，一般民窑不会以此作为原材料。和一般的瓷器相比，其烧制水平也高超，瓷器表面光滑，没有半点瑕疵，光亮照人，内部也没有小的气泡。试问现在我们现在还能见到这样美丽的釉色精湛的烤制技术吗？即使在景德镇也很难再见到这样的珍物了。3.釉层厚度极为薄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官窑瓷器的釉层的厚度很薄，这在一般的瓷器上是很难遇见的，并且想要模仿也是难。并且断处呈现的是流畅的线状，这也是其独有的特点（赝品呈现的是不连续的齿状）。现今有些人为了赚取不义之财，制作假的文物变卖，如果这样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瓷器釉色的厚度和断处的裂缝来判断它是不是北宋官窑的真品。4．底部的支钉痕迹北宋官窑的制作采用烧钉制作，器底留有细小的支钉痕；支钉烧大多为3个、5个或6个。可以清晰的看出，支钉痕小，形如芝麻，呈白色。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凡传世的北宋汝窑瓷器物的器底都有支钉痕迹，无一例外。三．总结历史传承，在对北宋官窑瓷的了解研究中，同时对北宋宫廷生活有了一些推测和估计，可以联想到当时宫中歌舞升平奢华的生活。也透过瓷器看到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智慧，相信有些是在科技迅速发展生活的我们也无法想到，无法达到的。
《文会图》（纵厘米，横厘米）是北宋赵佶以及宫廷画家共同创作的绢本设色画，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馆。该图描绘文人雅士会集于庭院饮酒赋诗的场面。经年的老柳古槐下，文人们铺陈巨案，案上的盘碟酒卮排列有序。案旁坐饮者、交耳相语者、顾盼者、持具侍者共十八人，另有两人树下立谈。从历史角度看，《文会图》中文人使用及待役人员正在准备的茶具，都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茶器。《文会图》虽是一幅人物画，但画面还呈现出对园林、家具、服饰、发式、茶事器具等事物的细节描绘，亦为观者打开了一条视觉性的“接近”历史真相的通道，具备“以图证史”的功能。古代瓷器的真伪鉴别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种仪器的检测都有局限，只能作为辅助参考。国际国内的大拍卖行赝品率越来越高，中小拍卖行更是赝品横行。古玩市场则鱼龙混珠，没有过人的经验和专业能力很难挑到真品。 传统的标型学是考古标型学的简称，有的称为鉴定学、眼学、器物学、器物形态学、类型学。 所谓标型学原理，就是学术界对古器物的断代，以古墓藏出土的同类器物为“标型”，比照“标型”来断代。它是判断相对年代的一种方法。标型学汲取生物学中的分类学原理，按照外部形态研究考古遗迹遗物的演化顺序 。其方法是：将遗迹和遗物按用途、制法和形制归类，根据形态的差异程度，排列出各自的发展序列，确定器物的相对年代关系 。对不同文化的遗迹 、遗物类型进行比较，还可以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影响关系。考古学研究的实物遗存总是具有一定的形态，而任何实物遗存的形态总是有一个发生、发展（形态上局部的变化）和消亡（完全消失或转变为另一种形态）的过程。类型学通常根据遗物所处的地层进行反复排比，以获知其形态演 化的规律，借以推知其相对年代。还可以通过同一时期内不同遗址器物的比较研究，了解不同地区间文化联系的性质和程度。 由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对文物鉴定仍采用目鉴形式，故鉴定学又称眼学。眼学是一门经验学，科学上可称之标型学。简单地解释就是当被鉴定物出现时，鉴定者马上在头脑调出库存资料比对；如没对应的资料马上进行下一轮类比，随后做出判断。宋徽宗的《文会图》中，就展示了宋人日常用器的习惯。摆放在桌子上和侍童端来的酒盏，就是上下一套的，分为盏和盏托两部分，并且是同样的质地颜色。兹石楼机构收藏的这件北宋汴京官窑茶盏类型，可能就是宋徽宗《文会图》中茶盏的原型，目前全世界范围内仅见一例。从直观比对看： 一、颜色一致，皆为青灰色。中国古人们崇尚玉器之美，青瓷恰恰迎合了古代文人们这种喜爱翠色冰肌质地的心理。因青瓷器皿表面所上的釉色中含氧化铁成分，经烈火烧制后的成品，表面呈现出青绿色。这种色泽清幽明净，它传递出一种碧水青天般的幻象，凝聚了美玉般的质感，因此，历代名窑无不以青瓷为美，孜孜不倦地追求青瓷如冰似玉的质感和神韵。而青瓷也并非为一成不变的青色，它的釉色常常因烧制时釉的成分不同、烧制工艺不同，呈现出色彩的细微差别，有的偏蓝、有的偏绿、有的偏黄等，但都统称为“青瓷”。民国许之衡先生在《饮流斋说瓷》中称：“ 古瓷尚青，凡绿也、蓝也，皆以青括之。” 宋代文人由于受到儒、佛、道、禅等传统哲学思想、审美情趣的影响，对青瓷更是喜爱有加，寓以较高的审美精神和人格品质，追求“天人合一”的理念，将对韵味、境界的追求融入尚青的观念之中，成为宋人对青瓷赏玩的标准。较之唐的鲜艳，明清的俗丽，宋代青瓷釉质细腻、色调质朴、韵味高雅，而这种色调往往与自然融合一体，可遇不可求，即所谓“雨过天青云破处”“千峰碧波翠色来”的最高审美境界。 二、型一致。将《文会图》上的茶盏局部放大看，正是一种两节四分的造型。下一节为托，由圈足圆底、十二瓣形承盘、椭圆形座组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上面是六瓣莲花形杯。实物与图上的器物各部分的比例也惊人一致。 陶瓷艺术大家杨永善认为,在造型方法上,宋瓷讲究的是象形取意;在造型程序上,宋瓷则以精益求精见长;在造型志趣方面,宋瓷表现的是诗意盎然。莲花盏似未盛开之莲花,线条高雅清秀,温柔婉转,极具美感的同时传达出人们对高尚品行的推崇与赞美,将瓷器深层次的意蕴表露无余。其优美的造型具有仿生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形制美的典范化是宋代陶瓷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它标志着这种艺术形式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道家所蕴涵的委婉淳厚、天人合一的审美观给当时的瓷器造型打上了深深地烙印。在道家美学的影响之下,宋代瓷器风格意蕴表现出自己的祥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以清新质朴为本,与“自然英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处。动中寓静的审美追求,充分体现了人与物的和谐,自然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深化了自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审美情趣。同时,理学在宋代的盛行也是当时人们追求瓷器造型简约、充满自然韵味的重要原因之一。宋代的瓷器不仅在造型上追求删繁就简,而且在意蕴上也常常以高丽清雅为胜,显示出宋代瓷器独特的自然雕琢的美学气质。它排斥理性化的特征,挺拔秀丽的外形正是宋代人简约平淡,清逸典雅审美观的反映。 仿古淳朴美。宋代的瓷器深受当时复古之风的影响,故而展现追逐古代礼仪之风尚。不仅因袭商周时期瓷器的浑厚庄重的造型之风,还效仿了汉代礼器和铜器的精密美焕。宋代的瓷器从总体看,陶瓷的造型简洁、优美,为我们创造了卓越的美的工艺形象。器物的恰当比例与尺度,使人感到减一分则短,增一分则长,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这是宋瓷所以在千百年来,为人们所赏识的原因。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宋代瓷器所彰显出来的文化沉淀,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在美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意义。 三、新老的判断。老瓷器光泽里的油质感使器物表面透出宝光，新瓷器光泽直白而刺眼，无油质光泽；瓷器没有挂釉的底足则能看出胎质。由于地域不同的土质差异，使南北宋官窑的胎质产生较大差异。由于古代交通与贸易的局限，所有瓷窑皆为就近取土，北宋官窑窑址位于现在河南开封，当地的瓷土土质润细，色偏灰白，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官哥钧皆产自河南，且胎质相似，近于类似汝窑的香灰胎，胎釉颜色相近，所以挂釉部分基本上是看不到胎质颜色的，也有口沿和出筋部位由于年代久远出现驳釉现象的，其露胎处会看到铁褐色，但不是胎质，而是护胎釉的颜色。南宋的官窑和哥窑（哥哥洞窑）则产自现在的杭州，胎土呈铁褐色，瓷器不好挂釉的口沿和出筋的部位通常会出现露胎，露胎部位出现的胎质呈深紫色，不挂釉的底足胎质呈铁褐色，通常称“紫口铁足”，这也是判定是否为南宋哥窑、官窑的一个重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南北宋官窑、哥窑存量少，实物上手机会难，更缺少南北宋官哥窑实物同时上手比对的机遇，以前的研究者通常泛称宋代官窑、哥窑的主要特征为“紫口铁足”。几百年来以讹传讹，造成历史上对南北宋官窑、南北宋哥窑的鉴定和断代出现“断片”的现象。四、釉面开片的时代特征。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的纹片如蟹爪、如冰裂纹，成为一种独特的线纹之美，结合如玉的淡雅青色，变成一种无法复制的天作之合。其独特的坯釉配方和烧成技术早已失传，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最后对比一下北宋官窑和新仿北宋官窑：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说明在清代时，宋代官窑已是个传说了。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蟹爪冰裂，釉面莹润，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窑赋诗：“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宋代碑刻墓志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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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墓碑的源流 我国是世界土葬最盛行的国家，土葬是将盛放尸体的棺木，放置到挖好的葬坑，充填上土，堆到一定高度，即称为坟，土葬人穴后不再筑土堆称为墓。坟墓是由墓穴与坟堆组成，后又加上墓碑及棺椁内外存放韵陪葬物品。在灵魂不灭、祖先崇拜意识的支配下，慎终追远、祭祖扫墓逐渐形成人们的道德规范。对于殡葬亲人的坟墓，一两代可以记清，三代以后就不清楚了，特别是经过迁徙、战乱便不知祖坟何处。如何解决，人们想出许多办法。开始时人们从死人下葬，维系棺绳用的园木桩受到启发，在墓前插上木桩竹竿，系上纤维质的东西(纸或帛等)，写明死者的生卒年月、时辰，叫做“铭旌”(或“明旌”)。但它却容易，损坏，人们便另想办法：富贵人家用石园柱代替木园桩，在石柱上刻出死者的姓名、出生时间、官级等。为了多刻字其形体又演变为方形、长方形，开始埋于墓穴内或墓外，参照房屋建筑，碑顶加上碑帽，饰刻动、植物或山水花纹，碑身刻上死者简历。标明是独葬与妻、妾、子、女等合葬。附刻阴宅(即坟墓)风水地理位置朝向．(以天干地支表明)。中产之家立中等墓碑，穷家仅可立上留个姓名的小石碑，或陶砖碑或种植某种长青树为标识。从而墓碑由实用品逐渐转化为文化艺术品，其功能、形态、质地、文饰也越发多样化了。名人墓碑更加讲究碑身多用花刚岩、大理石等上等石料，碑顶有死者雕像或在碑中心镶嵌死者的烧瓷像。墓碑成为记载死者家族世系及功德行事的“荣誉状”和装饰品了。这很符合国人的光宗耀祖、泽及后代、流芳千古的社会风尚。为不受风吹、雨淋、日晒等自然侵蚀和人为破坏，便把碑表立于墓外，墓志与铭埋于墓内。墓碑盛行于汉、唐，以后成为定势。 (二)墓志、墓志铭； 墓志是存放于墓中载有死者传记的石刻。它是把死者在世时，无论是持家、德行、学向、技艺、政绩、功业等的大小，浓缩为一份个人的历史挡案，以补家族史、地方志乃至国史的不足。也是墓志断代的确证。例如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地区“蛮獠”与海盗啸乱，朝廷派光州(今河南潢川)固始人归德将军陈政率府兵3删人(计58姓)，前往征伐6其子元光13岁被乡荐第一，随父出征，陈政母亲魏母(敬)，年过古稀，也提兵数千支援，终于平定多起叛乱，实行军垦，教民学习中原文化与先进的耕织技术，元光在其父死后18岁承袭父职．，对叛乱者恩威并施，提倡58姓携将士与当居民自由通婚联姻，出海捕鱼经商，使荒芜的大片粤闽大地，进人礼仪之邦，他还疏清建置漳州等郡县，升为刺史。一次征战中，元光以身殉国，年仅54岁。由于陈氏父子祖孙数代的忠骨均埋葬于漳州、云霄一带，百姓们奉他为“开漳圣王”(宋、明清等朝也以此号追谥)，为之修墓建庙，至今仅台湾就有开漳圣王庙百余座。奇怪的是这么一个有丰功伟绩的家族，其主要人物在旧、新《唐书》中未立列传。难怪后人在陈圣庙前刻上对联：“正史无人修列传；漳江有庙祀将军”为其鸣不平。随着海峡各方面交流的扩大，当年随陈氏子父远征的58姓中的陈、郑、林、胡、黄、汪、赵、詹、丘等在闽、台或海外成为大族或富户。借助学者们从墓志、谱谍、神道碑酌记载，研究成果不断到河南固始、新郑等地来寻根问祖；郑成功的后人，也据墓志、方志得悉其祖宗也是随陈政父子人闽的58姓中的一支姓氏。 墓志铭它包括志与铭两个部分。铭是用散文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文)或碑铭的。铭本是记载、镂刻之意，它开始是刻(或铸)在铜鼎上；以后也刻在石碑、金属板等器物上，或以称功德，或以申借鉴，逐渐演变成独立的文体b刘勰著的《文心雕龙》中有《铭箴》篇。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中有班固等人的铭文五篇；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古文观止》中有刘禹锡的《陋室铭》，至今传诵。铭文精短活泼，或用骚体，或类五、七言诗歌或似佛家倡语，或同警世格言，妙语珠玑而不浮华，蕴藏哲理而不晦涩。这是墓志铭及其它座右铭在记功、记物等铭文的特色。 (三)神道碑、无字碑 神道碑旧时多建立与坟墓有一定距离的墓道前。外建碑亭或厅堂称享堂，以避风雨日光的侵蚀，它兴于汉，盛行于唐、宋、明、清。用于歌颂封建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后来也有用于赞颂德高望重的僧人、道士或技艺超群的各类专家学者的。碑文较长而古板，后把刻在该类碑上的文字称为神道碑，成为一种文体。东汉蔡邕、唐代韩愈是这类文章的大手笔。 历史上帝王、将相、士子名流，谁不想被人歌功颂德、百代流芳呢?死后由亲属约请文人墨客撰写碑文、墓志、墓铭，勒之金石，播之丝声。但也有少数人反其道而行之，即死后陵冢坟墓前只立块“无字碑”。历史上有三位著名的人物墓碑是无字的。即东晋名士、军事家谢安，唐代女皇武则天，宋代大奸臣秦桧。 谢安是淝水之战东晋方面的总参谋、总指挥。曾以少胜多击败了声称“投鞭可以断流”的后秦的符坚，巩固了东晋的政权。功成后退居东山，人们认为他的功劳太大，不是一块墓碑能记述得了的，所谓“丰功伟绩不胜记也”。 武则天的无字碑说法各异。武则天称帝前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字作名字即武照，含两眼望天有目空一切之意。她认为自己的功劳比天高大，一块石碑难以包容，一字不记，也能与天齐，永垂青史。另种说法是，她认为自己当了几十年皇帝，权大威严，谁也不敢批评她，故而死后立下无字墓碑，一片空白，让后世评说其功过。还有种说法，她读过很多书，儒家的清高、道家的无为、佛家的色空等思想对她都有影响。被称为至圣先师的孔丘就宣称“述而不作”。魏晋士子崇尚名节孤傲，唐代礼部尚书赵崇以“标质堂堂，不为文章”，号为“无字碑”，受到当时的士大夫的推崇。武则天也许会认为“无字碑”是一种清明高尚的象征。 秦桧的墓碑无字。是因为他力主降金，卖国求荣，并害死抗金名将岳飞父子等人，坏事做绝，他死后无人愿为他撰写碑文。墓碑只有空白，当时人们议论，他的名字都是邪恶，给他刻碑，会弄脏工具，他的墓地被称为“狗葬村”，足见人民群众的爱憎分明。 明十三陵中有七．陵无字碑。即长、献、景、裕、茂、泰、康七个陵门前的无字碑，都是在嘉靖年前后六年建成。嘉靖皇帝一心想得道成仙，连朝政都不想料理，那有心思去找人撰写碑文，以后的皇帝见祖宗碑上无字，一是不好冒然自己下笔，也不想找人撰写，还要审阅，二是见怪不怪，少管闲事。七陵无字碑随它去吧! (四)碑文(志铭)的影响 经过两千年历史的陶治，碑文(志铭)已形成一座特殊的文化宝库。对后世诸多学科、社会风尚等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古时的帝王、将相、豪绅富贾活着享尽人间富贵，死后还要继续享受(尽管是不可能的)。在物质上(含生灵方面)君王死后，除了让自己喜爱的大臣、武士、嫔妃殉葬外，还把大量的金玉珠宝也埋在墓中。秦皇杀“三良”(三个良臣)陪葬，国人以歌谣表示抗议，也是对三良献上的挽歌或口传墓铭。秦皇兵马俑坑已列人世界奇迹，据测有待发掘的秦陵其他部分，将更会使全球惊叹。秦陵的穷奢极侈，堪称举世无双，而秦始皇却未能像汉以后的统治阶级那样，死后也要占有人间的精神产品(虽然死后就不可能占有)以美丽动人的文词，把死者赞扬，为超越时空，可以勒之金石，播之诗乐，或以浓色重彩在墓道墙上绘起壁画(多是让死者升天，与神话故事相结合的内容)或在墓中与崖石上选像，让死者与佛道神仙为伍。于是历代都有大批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雕塑家为之服务。文人们为了获得较丰厚的润笔费或酬金，不惜牵强附会，编出溢美过誉之辞，写出标新立异的字体，制出巧夺天工的碑刻或雕塑。东汉学者、书法家蔡邕坦诚地表白过：“吾为天下碑文多矣，多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他写了一辈子的碑文，只有一篇《郭有道(名泰、字宗林)碑文》是名副其实妁。唐代韩愈被苏轼称为“文起八代之衰，道齐天下之溺”的思想家、大文豪，他与蔡邕并称古代位两碑文大师，一生写了大量碑文，而千古传诵的只有《柳子厚(宗元)墓志铭》。宋、明、清等时代，著名文人写的碑文，真是汗牛充栋，却只有明代文学家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脍炙人口。 墓碑催生了碑文、墓志、墓志铭、神道碑的文体。碑文、墓志又推动了人物志、地方志乃至传记文学。墓志铭又衍生了铭类文体，为诗、词、曲特别是抒情诗、骈体文等提供借鉴。碑文、志、铭为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丧葬学、社会学、经济学储蓄了丰富的资料与可信的实物例证，大型碑体特别是神道碑以及墓道、墓穴与墓内的布局、陈设、装饰，又成为绘画、雕塑、建筑、装潢等学科、行业的难得的参照物。 常言“碑以书传”，这书指的是书法。无论是墓碑、庙碑、纪念碑，往往是与书写者的名气最有关系。古代的书法家都写过很多碑文。由于水、火、战乱等灾祸的毁坏，名家写的碑文流传下来的那怕是断碣残碑都弥足珍贵，如能得到蔡(邕)、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东坡)、赵(子昂)等人写的碑文，便价值连城了。汉代盛行隶书(字)是对周秦时代使用的篆体的一次重大革新。隶书虽笔法简练、圆润，但到了北魏时期，书家仍嫌其呆板不够自由。书法家只有在写各种碑文时各抒胸臆，于是由隶书蜕变出一种新体，后世称为“碑体”，它不像篆体的古奥，也不像真(正)字的呆板，也不像草体的难认，更不像隶书的四乎八稳。别笑它缺个点，少一撇，别嫌它拐弯磨角的不大到位，但它写起来随和，看起来顺眼。因当时的真迹流传下来的极少，主要是从洛阳北邙出土的大批北魏墓碑，后世书法家文人十分珍视，加以研介临摹，自成一派为“魏碑”体。这也是碑文释放出一支奇葩。现在很受青年书法爱好者的青睐，谁能料到原本毫无艺术性与学术价值可言的墓碑，经过历史风雨和万人打磨，却展现出它多彩的面貌来。
研究北宋社会的论文
宋代社会生活主要特点一．人们的衣食住行衣：宋代服饰体现了等级性和不同的行业特点。衣料也有较大的变化，由麻布向棉布发展，麻布还是最主要的衣料。食：宋代食品种类很丰富。南北饮食交流普遍，但总的来说，北方以面食为主南方主要吃米饭。茶和酒是常用的饮料。住：城市居民住瓦房，农民住茅屋，官僚、地主和富商住园林式住宅。各种家具种类繁多，而且高脚家具广泛使用。行：宋人代步的工具分为水陆两大类，主要有轿、车、马、骡、驴、牛、驮。大海船还有指南针。二．城市文化生活1．瓦舍：城内设有多处供居民娱乐的场所。宋代全国各地的茶肆应该数不胜数，与之相关也产生了多种社会角色和行业。茶肆是随着饮茶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普遍化而出现的一种专门行业，坊肆数量众多，人流杂处，往往体现出市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特征，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众性。宋初灭熟时，后蜀宫中金银玉器书画全部都被宋军收藏，“太祖阅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尔。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邪？于是以赐东门外茶肆”。他认为把图画挂在茶社能与民众一起观赏，可见茶肆在社会生活中接触平民的广泛性。而蔡绦述及宋代“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遇执政、侍从等杂学士以上之家，而那些所谓“快行家者，昧爽多就执政、侍从之门，茶肆民舍取火爇烛，执之以烧”，举“茶肆民舍”以指称社会中的市民阶层，亦可见茶肆在市民社会生活中的代表性。茶肆除了经营茶饮，或为其他行业提供场地和多收费的由头外，还会随着时节经营一些其他物品。如《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汴京潘楼东街巷的“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叶梦得《石林记》：“余绍圣间春官下第，归道录壁县，世以为出奇石。余时正病中，闻茶肆多有求售。”南宋杭州“自旧夕冬孟驾回，……天街茶肆渐已罗列灯球等求售，谓之灯市，自此以后，每夕皆然”。说明茶肆在元宵节前亦同时经营灯市。
1、《宋代官府的回易》，《中国史研究》1981年4期，万字。2、《揽纳试探》，《文史》第13辑，，中华书局，万字。3、《宋代的官营便钱》，《中国社会经济史》1982年1期，万字。4、《税钞、粮食钞和盐钞》，《文史》第15辑，，中华书局，万字。5、《宋代货币地租分析》，《北京史苑》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万字。6、《宋代财政岁出与户部月支》，《文史》第18辑，，中华书局，1万字。7、《宋代财政与商品经济发展》，《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万字。8、《南宋各界会子的起讫、数额及会价》，《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万字。9、《宋代的关子》，《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万字。10、《宋代地方财政研究》，《文史》第27辑，中华书局，万字。11、《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中国钱币》1987年2期，万字。12、《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万字。13、《<宋史>标点本举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万字。14、《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万字。15、《王安石是经济改革家吗》，《学术月刊》1989年6期，万字。16、《南宋江北铁钱若干问题》，《中国钱币》1989年2期，万字。17、《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年4期，1万字。18、《宋朝礼与佛教》，《学术月刊》1990年5期，万字。19、《宋朝宗室制度考略》，《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4万字。20、《宋代通判理州财事考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2期，万字。21、《宋朝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中国史研究》1991年2期，万字。22、《宋代僧道官制度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万字。23、《宋朝文官俸禄与差谴》，《中日宋史研究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万字。24、《宋代释道披剃制度研究》，《浙江大学学报》1991年3期，万字。25、《宋朝礼与道教》，《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1年11月四川大学出版社，1万字。26、《关于宋代亭户的几个问题》，《中国盐业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1991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万字。27、《宋朝理财体制由三司到户部的变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万字。28、《宋代的功德寺浅论》，《许昌师专学报》1992年3期，1万字。29、《宋代医官考》，《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1992年9月云南大学出版社，万字。30、《南宋对会子的两次大规模称提》，《中国钱币》1993年1期，1万字。31、《宋朝如何抑制官员贪赃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1万字。32、《儒家不与民争利思想的形成与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第4期，万字。33、《湖北会子和关外银会子》，《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10月，万字。34、《宋代火政考略》，《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1万字，与罗炳良同志合写。35、《关于宋代田赋征收白银的探讨》，《安徽钱币》1996年第2期，万字。36、《宋神宗时期铸行铜钱析论》，《北京金融》1996年第8期，万字。37、《宋金绍兴和议前南宋财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岳飞研究》第四辑，中华书局，1万字。38、《读<通考钱币考>》，《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出版，1万字。39、《陕西铸钱监考》，《中国钱币》1998年第1期，1万字。40、《关于宋代纸币管理与形制的几个问题》，《北京钱币十年》，北京市钱币学会十周年纪念文集，1万字。41、《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万字。42、《〈大冶赋〉注释商榷》，《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万字。43、《发运司与提点坑冶铸钱事》，《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万字。44、《宋代西南二京的帝后神御殿》，《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万字。45、《南宋楮币诗十首释读》，《炎黄文化研究增刊》第七辑，2000年9月，万字。46、《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转变与定型：宋代社会文化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2000年10月出版。47、《宋史人名补校》，《文献》2000年第4期（另分部分于《文史》作补白）。48、《读〈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札记节录》，《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1万字。49、《宋代官员俸禄和其他颁给分项考析》，《中华同人学术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5月版，万字。50、《读〈唐宋金银之研究谣代金银之用途〉札记》，《中国钱币论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万字。51、《宋代的童子举》，《文史哲》2002年第 6期，1万字。52、《宋代对铸钱业影响最大的几个铜场》，《中国钱币》2003年第3期，1万字。53、《宋代女性享受奉禄考》，《文史》总64辑，2003年第3辑，1万字。54、《南宋都城的花卉基地——马塍》，（韩）《宋辽金元史研究会第8辑别册》2003年12月。55、《宋代转运使补论》，《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3期转载。56、《宋代头子、宣头考略》，《文献》2004年第1期。57、《论宋代绢帛的货币功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58、《南宋晚期物价考论》，《文史》2004年第一辑《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4年第4期转载。59、《宋粮料院考》，《文史》2005年第一辑，2万字。60、《宋王朝与物价管理》，载《政府与经济发展》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约17万字，与王茂华合作。61、《墨与宋代社会生活》，载《宋史研究论丛》第六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约万字，与胡玉合作。62、《试论〈宋史全文〉（理宗部分）的史料价值》，载《文献》2005年第4期，约万字，《人大复印资料谣辽金元史》2006年第1期转载。63、《宋朝卖官鬻爵考》，载《文史》2006年第4辑，约2、4万字。64、《宋太宗与佛教》，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七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约1、2万字，与彭琦合作。65、《南宋后期盐政考论》，收入《盐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12月版，约1、2万字，与郭兰合作。66、《试论北宋时期过度集权及其影响》，《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与史泠歌合作。67、《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68、《宋代的象棋》，《寻根》2007年第6期，与籍勇合作。69、《“八贤王”本事》，《国学》2007年第9期，与马元元合作。70、《北宋的年号寺观》，收入《宋史研究论丛》（第八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与马元元合作。71、《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与王德领合作。72、《宋代保州宗室》，收入王少堂等主编《宋太祖故里与宋祖陵》，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出版。73、《北宋中期宣抚使角色的转型》，《河北学刊》2009年第1期，与郑丽萍合作。74、《南宋王朝与观音崇拜》，《宋史研究论丛》（第九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75、《黄敏枝<宋代敕赐寺田表>补正辨析》，《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与马元元合作。76、《宋朝人的钱，多还是少？》，《国学》2009年第3期。77、《宏观把握 微观突破——简评<南宋宗教史>》，《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期。
我眼中的宋朝的论文你说下吧我看下我帮你弄。
宋朝的法律制度研究论文
确实不多，只有几篇我给你书名。1、《宋朝军事通信》发表于《国学》2、《由宋朝军事体制的弊端探寻宋朝外战弱势的根源》发表于《南方论刊》3、《透过更戍法看宋朝的军事法律制度缺失》发表于《法制与社会》4、《论张永德的军事才能及对宋朝建立的贡献》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宋朝军事“积弱”因素浅析》发表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略论宋朝军事法律思想》发表于《军事历史研究》7、《宋朝大名府军事地位研究》发表于《河北大学》
(1)《宋刑统》作为宋朝的基本法典，有关民商事立法的内容比唐律大为增加。(2)随着民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大，立法内容也大为扩展。立法涉及到所有权、债、财产继承、婚姻嫁娶、检校析财等内容，多为唐律所不及。(3)私有权观念深化，保护财产继承权及促进海外贸易的单行法规增多。3.版权保护首次在宋朝出现。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开始以法律手段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官府多次出榜严禁盗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