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戊戌变法”光绪帝的原因是政治大权不在自己的手中，是在慈禧太后手里，改革中宣称“祖宗之法”需要变动，就触及了清朝官僚阶级的利益，因此半途告终。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戊戌变法是一次爱国的进步的政治改革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的民主运动.民主化是现代化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民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必须经过长期的积累.戊戌运动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一站.它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爱国二字展开,其背景是保国保教保种,其目的是为挽救民族危机,为此维新派猛烈抨击君主专制,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他们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定宪法,主张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些都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主张. 第二,戊戌变法运动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法运动中,颁发了一系列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诏令,奖励工商,设立农工商总局,鼓吹建立近代信用、货币制度,主张以工立国即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等,使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投资的合法权益得到某些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戊戌变法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阶段,推进了文化教育近代化的行程.它所提倡的废除八股、变革科举,大力兴办各类学堂,广设新式报刊,建立学会等主张,推动了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变革.维新派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介绍西方社会学说和自然学说,宣传西方民权思想,批评封建思想,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是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第四,戊戌变法直接促成了初步具有资产阶级政治理想和文化教养的近代知识分子群的诞生,从而为日后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中坚阶层和领导群体.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新的社会群体,他们新的思想风气,新的变革的组织工具,与新的社会舆论一起,成为维新时代的重要遗产.这些新内容为以后的辛亥革命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戊戌政变失败后,支持孙中山革命的人增多了,一些对清政府抱幻想的人转向支持孙中山.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方面,客观原因主要有：其一,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集团,控制中央大权,有丰富统治经验.中国守旧派势力非常强大,维新派实力太弱小,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改革与守旧力量悬殊太大.当改革危及到守旧势力的特权和利益时,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和抵制. 其二,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作为他们政治代表的维新派也脱离群众,害怕群众,敌视革命,人少势微.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 其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主观原因主要有：（1）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坚强的政治组织.变革过程缺乏宏观统筹和周密安排,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无权的皇帝身上,把变法看得太简单,缺乏周全的考虑和商议. 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不充分.康有为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激起了多方面的反对和挑战,不仅守旧派反对,就是当时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的阻力. （2）维新派在依靠谁来推进变法方面犯了策略上的错误,错误地估价了西太后的政治立场,把西太后完全视为政治敌对势力,单纯地拥戴毫无实权的皇帝光绪,使其改革不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无法形成政治上的凝聚力. 拥戴没有实权的光绪帝而树敌西太后,预示着改革要走向失败.在维新派中,王照曾对康有为提过这种建议,他认为维新变法不易进行,其症结在于西太后与光绪帝母子之间不和,光绪帝虽英明勇往,但其实力不足以对抗西太后,故主张拥戴西太后,调和西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矛盾,对西太后要极力加以推崇,以美名奉她,拥戴她来主持变法,使她心悦而不从中阻梗,这样顽固诸臣便失去其依恃,新政之行,可期下令如流水.当时光绪亲信之臣以张荫桓为第一,张荫桓与西太后势不两立,康有为又偏信张荫桓之言,王照又不能说服他们,才有如此结果.王照所考虑的策略是对的,只可惜康有为不听,而是听信了张荫桓的建议,坚持扶此抑彼的策略,使西太后处于与维新派敌对的位置,加大了改革的阻力. （3）维新派缺乏从政经验,没有实权军权,计划失当,操之过急,推进得太猛太快,求治心切,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没有组织措施来保证. 从改革的内容和进程来看,戊戌变法在很短的三个月内对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轰动性改革,所触及的面太广,违背了循序渐进、逐步进行的原则和规律,使尚未开化的民众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被推入了一种新的难以适从的社会氛围当中,整个情绪和心态无法安稳,容易引起社会混乱和不安,效果不好,说明维新派对当时的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改革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时间周期（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是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一蹴而就的.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国,其幅员不到我国的十分之一,当时人口只有四千余万,治理这样的国家应比中国更容易治理,但日本明治维新,变其旧法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逐渐有兴起之机.中国的戊戌变法,康、梁企图用几个月的时间,全面改革中国,这样的改革举措太过于仓促、过于突然、过于激烈,没有让当时的官绅百姓在思想上有充分的准备.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的策略上有失误,侵犯了大官僚、知识分子等人的利益,如精减机构撤销六个部,罢免“六堂官”也操之过急. 康有为进行变法,他的指导思想为：“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则与不变同耳”（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277页）.他不主张采取温和主义,而是主张轻快捷速,彻底打破旧的局面.这样的改革,如果条件允许,当然是好的,但光绪帝没有实权,社会环境也不允许.康有为之弟康广仁说康有为进行改革,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皇上又无权,安能有成?这实际已指出了康有为的病根所在.戊戌8月5日,光绪帝三度召见袁世凯时,袁世凯曾向光绪提出建议：“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袁世凯：八月十四日日记）.这是一个相当明智的建议,只可惜未被光绪采纳. （4）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希望日、英、美等国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办法来维新,救出光绪. （5）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封建制度,借孔子托古改制,不敢批判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儒学,受封建思想影响太深. （6）维新派密谋围颐和园以兵劫太后,力图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慈禧太后政权,拥戴光绪帝.这一极不周密的计划失败,成为直接引发戊戌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给中国人民留下沉痛的历史教训.对于如何改革中国,后人从中感受至深,这就涉及到改革的方式、手段、力量和路线等问题.维新派缺乏政治历练造成其失误,头脑过于发热,过激太猛等均为改革中之大忌.当时的历史表明,改良道路的选择在中国仍需要相当长的历程,这使不少人对于改良有的更新的认识和理解.此后维新派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不再走改革道路,抛弃幻想,走上革命道路；另一部分坚持改良,成为保皇派,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它留给后世改革者们的绝对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变法运动.我们应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注意社会的承受能力,协调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只有这样,改革过程才不会再有四面楚歌,一路凯旋. 参考文献：李英铨：《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兼论戊戌政变原因》,《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 敦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5月. 吴雁南主编：《中国近代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 徐泰来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戊戌变法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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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资产阶级维新派力量过于弱小，即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慈禧所代表的顽固派掌握实权，实力强大。直接原因1、守旧派势力强大，当时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光绪皇帝手中，而为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维新派只有少数几个人，没有实权。西太后最初曾指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到她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2、维新派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为“改制立法”的祖师爷。两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此外，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了社会阻力。3、维新派缺乏坚强的组织领导，脱离广大人民群众，只寄希望于没有实权的皇帝和极少数的官僚，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4、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变法一开始，光绪皇帝就因不满自己的老师、军机重臣翁同龢的持重、顶撞，将其开缺回籍。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大员，也操之过急，并且失之过重。5、变法手段单一：采取单纯的自上而下的“和平”“合法”方式。

[ wù xū biàn fǎ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干支纪年戊戌）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光绪皇帝接受其变法主张，从6月11日到9月21日颁布许多变法法令。主要内容有：裁减绿营兵；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提倡商办工业等。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坚决反对，9月21日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撤销变法法令，逮捕维新派，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康、梁逃往日本，变法失败。因自颁布维新诏令起到变法失败止，共一百零三天，故又名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相关论文研究

关于戊戌变法的论文1500字

[思路分析]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是中日两国在面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进行的富国强兵的改革。但是，日本不仅引进西方技术，更引进西方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中国仅仅是引进技术。中国尽管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在一定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是，从根本来讲，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上层建筑是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此，中国的戊戌变法最终会失败。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成功，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改造了日本社会。这最终导致两国大相径庭的结果。[解题过程]（1）社会背景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农民的起义和市民的反抗斗争持续而猛烈，新兴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对自身处境越来越不满，统治阶级内部发生分化，中下级武士对现实的不满增强。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二、中国的封建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由于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2）领导力量不同：其一、尽管日本资产阶级尚不成熟，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下级武士充当了倒幕运动的领导。他们懂得斗争策略，建立了军队和基地，分阶段完成了清扫敌对旧势力的任务，保证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其二、中国的维新派力量脆弱，仅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加之守旧势力强大，因而改革不能成功。（3）政策措施不同：其一、日本幕府统治被推翻后，明治政府发布命令，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在中国戊戌变法中，尽管光绪帝也颁布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变法诏书，但由于资产阶级维新势力并未掌握政权以及守旧势力强大，根本不可能实施。（4）国际环境不同：其一、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中期，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尚未开始。由于西方列强集中力量侵略中国，客观上为日本的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其二、中国戊戌变法已是19世纪的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中国成了列强瓜分的对象。这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决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另：时代背景国内明治维新：列强入侵激化了国内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幕府陷于极端孤立地位戊戌变法：清政府对内依靠汉族官僚地主，对外妥协退让，共同绞杀人民革命。守旧势力很强大国际明治维新：世界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戊戌变法：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并开始瓜分中国领导者明治维新：具有革新精神的中下级武士戊戌变法：有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士大夫参加者明治维新：反幕府的强藩、广大农民和市民、商人、手工业者戊戌变法：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改革措施政治方面明治维新：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戊戌变法：允许官民上书言事经济方面明治维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引进西方技术，发展近代企业戊戌变法：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社会生活方面明治维新：提倡“文明开化”，努力发展教育戊戌变法：设立中小学堂，京师大学堂；准许设报馆，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军事方面明治维新：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化军队戊戌变法：精练陆军，扩建海军

明治维新成功了，企图仿效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却失败了。这个问题常使人们思索。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维新派的报纸澳门《知新报》刊登文章对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作了比较。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在论及戊戌变法和改良主义时，也常涉及明治维新。比如，说戊戌变法“企图走明治维新的道路，在不触犯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求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言外之意，这就是“改良主义”。有的文章明确地说：戊戌变法的纲领没有触及封建地主占有制，就是改良主义，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失败，等等。究竟戊戌变法是不是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改革”是否皆“必然失败”？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特别是社会根源又是什么？本文拟通过对明治维新和戊戌变法的比较，谈谈这些问题。

戊戌变法与儒家思想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但是从根本上却是与儒家思想相抵的。首先他的理论精神是“托古改制”，的确也表现了儒家文化中自我更新，完善的一部分理论。与王安石，张居正等的变法思维一脉相承，只是变法的对象，方式不同而已。王，张等人的变法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所作出的具体调整，虽然动作很大，但不涉及帝国的根本体制问题，所以阻力相对较小，王，张等变法虽然出现了挫折，但是很多变法措施还是保留了下来，促进了国家的中兴和稳定。同样，戊戌变法是根据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内部的客观需要所进行的改革，从外表看它其实是一种最传统的儒家方式的改革运动，（上书，提拔人才，改革技术等）唯一变化的仅仅是一些具体内容，所谓旧瓶装新酒。表面上看起来是儒家的精神，结合西方的体制和特色，对满清这做大厦的修修补补。但是最终，他失败了，而且比谁失败的都彻底，百日维新，除了一个京师大学堂，什么都没留下，原因就在于，戊戌变法不适合当时的国情，更不适合儒家思想本身。首先，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忠”，这个忠忠的对象并不是某个皇帝，而是天下，国家，民族。戊戌变法各位的核心却是皇权，而且是一个不得人心，幕幕而立的皇权，仅此一点，便以经不在是真正的儒家变法了，仅仅是一次奴才变法，官迷变法，变法各位的目的，恐怕救国是其次，当官才是目的，康有为等人对皇权的痴迷，对满清奴隶主的拥护，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想当做稳的奴隶而已。其次，这次变法不能，也绝无可能解决当时中国之主要矛盾。因为自满清入关以来，满汉分治，八旗作为特权阶层，奴役汉民族为主体的其他民族达200多年，罪孽不可谓不深重，而近代经历国内外大小战争蹂躏的满清政府，已经逐渐失去了他赖以统治这个民族的军事和经济保证，然而却依旧把持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特权，对广大人民形成了无以复加的负担（满清奴隶主，帝国主义，国内军阀豪强三层剥削）。这个政府和满清特权阶层注定要被消灭，不是谁能挽回的。总之一句话，那个时代的儒家思想，已经背叛了儒家的教义，被满清彻底扭曲成了皇权思想，奴才思想和愚忠思想，从那次变法的领导者身上就可见一斑了。

关于戊戌变法的学术论文范文

我给点建议：维新变法是学习明治维新希望国家富强，你可以从网上找一段维新变法的内容放在开头一定要是文言文的，这样会好一点。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异同（1）相同点 ①历史背景：都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清政府极端腐败，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 ②目的：都为改变现状，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 ③领导阶级及其特点：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都既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又有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软弱妥协。 ④最终结果及其原因：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根本原因都在于资产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和脱离广大人民群众。（2）不同点 ①政治主张：领导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制，保留皇帝。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推翻帝制，实行民主共和。 ②手段及性质：戊戌变法靠皇帝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采取自下而上的武装斗争，是比较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③结果也有不同的一面：戊戌变法半途夭折，完全失败，变法法令被废除。辛亥革命毕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取得了很大成功。维新派和革命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点：向西方学习，试图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2、不同点：（1）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编练海军等。p （2）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多次上书请求变法，并在光绪帝支持下发动了戊戌变法。（3）革命派主张实行“三民主义”，以革命暴力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建立了资产阶级政党，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