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为什么要研究孙悟空

孙悟空是《西游记》的中心人物，他的故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花果山称王到大闹天宫，主要表现他反抗神权正统、追求自由的叛逆性格。二是护卫唐僧西天取经、集中体现他不畏自然艰险。征服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前后两个阶段的斗争对象不同，性格基本一致。要分析他的人物形象，也就是聪明机智、不畏艰辛、心丝急躁还有是他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的化身。孙悟空本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上的一只石猴子，他出世后，就在仙山福地过着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府所拘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龙宫、他“唬得老龙王胆战心惊，小龙子魂飞魄散.”在冥府、他使十殿阎王躬身作揖。他敢自称齐天大圣，高喊“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口号。大闹天宫、打那些天兵天将打得落花流水，把玉帝吓得惊慌失措。平日里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水界、冥府、天宫等最高权威在他面前一个个威风扫地。此外，他还敢于辱骂如来佛是妖精的外甥，骂观音菩萨“该她一世无夫.”对人间之王,他更是蔑视.他对乌鸡国国王说:"老孙若肯做皇帝,天下万国九州皇帝都做遍了.朱紫国国王生病,他就用马尿配药丸给国王治病. 这种无法无天,敢于向神、佛、天庭、地府、水界、人间一切权威挑战的反抗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基本特点

《西游记》作为四大名著之一，它不同于其他三部作品的不同之处就是利用妖魔鬼怪来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孙悟空作为作品的主角，作者赋予了它很多美质，它的上天入地，灵活多变，正是作者希望当时社会多多涌现这样的人，来改变社会现实。

把孙悟空和蜘蛛侠相提并论，是全球化的叙事策略澎湃新闻：你博士论文的题目叫《英雄变格：孙悟空与现代中国的自我超越》。你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我们介绍一下这篇论文主要是研究什么的吗？白惠元：这篇论文主要是写晚清以来孙悟空形象的演变，以时间为线索：从晚清至40年代的“滑稽小说”，到1950-1970年代的戏曲，再到1980年代的电视剧，1990年代的电影、网络小说，进而从新世纪回溯中国动画电影。我想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孙悟空形象背后的社会意识形态机制是什么。简单来说，比如为什么1941年的动画片《铁扇公主》里的孙悟空像米老鼠，为什么去年的《大圣归来》里的孙悟空是个中年的形象，这都和背后的时代、意识形态相关。论题、论点都得益于与导师陈晓明先生的反复讨论，他提出的“自我超越”概念恰恰内合于我的“中国故事”立场。而方法论上，跨学科性是这篇论文的鲜明特征，我想，这种方法恐怕是我的“一意孤行”了。我觉得，对于新一代青年学者来说，我们对于“人文学”应该有新的认识。学科的边界正在松动，“学术越界”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越界，才可能更自由，才可能生成全新的观察视野，贺桂梅老师称之为“人文学的想象力”。澎湃新闻：是什么样的具体契机，让你产生了把孙悟空作为你的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因为你是孙悟空的狂热粉丝吗？或者说，以你的个人经验来说，你是如何遭遇孙悟空的，孙悟空在你的成长经历中意味着什么？白惠元：老实说，我不太相信英雄，也对任何意义上的宏大叙事持审慎怀疑态度，因此，谈不上孙悟空的粉丝。在我有限的经验里，粉丝心态是写不出好论文的。我曾经狂热迷恋毕飞宇先生的小说，《青衣》《玉米》《推拿》，我爱到手不释卷。然而结局却是，我把论文写成了赞歌，我千方百计地试图论证毕飞宇的写作优点，现在想想，实在乏味。我很喜欢你使用“遭遇”这个词，所谓“遭遇”应该是指向一种“震惊体验”，一种期待视野中的巨大落差。那么，我必须说，遭遇孙悟空是“独生子女一代”成长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年之内，先是央视版《西游记》为我们树起了英雄偶像，后经由周星驰《大话西游》将其拆毁。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意义上的“遭遇”发生在1997年的春节，我在CCTV6遇见了《大话西游》。不期然地，孙悟空成了有七情六欲的山贼，困于挣不脱逃不过的世俗羁绊，最终变得“好像一条狗”，这个故事唤起了我对应试教育体制最初的绝望。博士论文的学术契机发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具体来说，就是邵燕君老师主讲的“网络文学”课程。那次，我的学期作业是讨论《悟空传》与“后青春期”，我发现，孙悟空形象从古典文学中“穿越”而来，在经历了戏曲、电视剧、电影等不同媒介的再现之后，竟又熔铸于网络文学的经典。在孙悟空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生命力。对一篇中国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论文而言，我选题的首要依据就是生命力。澎湃新闻：你在论文里写到《刮痧》《孙子从美国来》等电影，里面都把孙悟空和西方的蜘蛛侠等英雄形象进行并置，在你看来，孙悟空和蜘蛛侠是一个层面上的英雄吗？白惠元：蜘蛛侠是美国漫画制造出的“超级英雄”，平时他们就是普通市民，关键时刻才换上紧身制服，成为都市的守护者，可见，“超级英雄”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孙悟空则不同，它诞生于中国古典文学，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赋予他强烈的反权威精神，他要保护的是唐僧，是一种超越性的价值信仰。因此，蜘蛛侠和孙悟空当然不是同一个层面上的英雄。近年来，电影作品频繁将他们并置，这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叙事策略，似乎没有什么是不能平行比较的，我们都陷入了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博弈之中。在这里，我真正关心的是“翻译”问题，更准确地说，是文化层面上的“翻译”问题。以蜘蛛侠为例。有美国学者就说过，超级英雄诞生自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意识，它通过描绘一种强有力的男性身体，来凝聚民族国家认同。可是，当我们把Spiderman翻译成“蜘蛛侠”时，我们显然带入了中国前现代的“侠文化”逻辑。所谓“以武犯禁”，正是一种游侠精神，是不安居不乐业不守法，它归根结底是反秩序的。于是，冷战的历史维度脱落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用“文化”替换了“政治”，形成了一种更为柔性的美国认同。这是值得反思之处。《大话西游》《西游降魔篇》把“反抗者”孙悟空改写成丑角，说明我们丧失了另类选择的可能性澎湃新闻：在电影《西游降魔篇》里，孙悟空变成了一个深居谷底、矮小丑陋、邪恶阴鸷的魔王，你怎么看这一形象转变？白惠元：我在情感上是有些抗拒的。从媒介视角看去，孙悟空魔化的直接原因是数码转型与3D技术。当观众戴上3D眼镜时，他们更希望获得“值回票价”的视觉观影体验，于是，孙悟空变成了“金刚”，变成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怪兽，青面獠牙，暗黑阴郁。在好莱坞的文化谱系中，怪兽象征着邪恶的异己力量，是绝对的他者。这背后究竟有何文化意义？《西游降魔篇》站在“驱魔人”的视角上，将孙悟空视作被征服的对象，唐僧的终极目标就是驯化孙悟空这个恐怖怪兽。不经意间，我们与社会权力结构达成了共谋——我们将曾经的“反抗者”改写为丑角，进而丧失了另类选择的可能性。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没人敢称“齐天大圣”，没人敢另辟新路，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被成功地奴役了。同时，从电影类型的角度谈，古典小说《西游记》催生出全新类型：东方魔幻。当然，“东方魔幻”的概念本身就是杂合体——魔幻片（如《指环王》等）根植于基督教的“驱魔人”文化逻辑，其中的“魔”是绝对他者；而《西游记》重点在“游”，是试炼和考验，你此生的敌手或许正是前世的朋友，其东方性在于辩证与流动。因此，东方魔幻恐怕又是一个难解的“翻译”问题，比如香港导演郑保瑞的3D《西游记》系列，他正在探索自己的“形式”，但也仅仅停留在探索层面。澎湃新闻：你论文里提到，在中国崛起这一大语境下，我们呼唤与这一背景相应的文化符号，我们发现今天许多电影都是关于孙悟空的，为什么孙悟空可以成为一个如此强大的IP？白惠元：毫无疑问，孙悟空是当代中国的最大IP之一，因为他可以最大程度地激起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因而也就更容易创造经济价值。当然，正因为他如此深入人心，我们也就必须明白，孙悟空本身是一个权力交锋的“场域”，在这个形象内部，本就包含着不同话语之间的冲突与协商。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孙悟空发出的声音，就是中国的声音，这关乎当代中国的主体位置。一方面，从孙悟空的源流看，无论是鲁迅的“无支祁”论，还是胡适的“哈奴曼”论，至少可以确定的是，孙悟空属于“第三世界”。不管他是产自中国还是印度，他都是千真万确的“第三世界”构造。因此，孙悟空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就关涉着“东方”如何表述自我的文化议题。另一方面，表述自我又是困难的——向谁表述？如何表述？孙悟空的文化困境可能正和“中国”相仿。借用戴锦华教授的观点，孙悟空的文化困境正在于“闹天宫”与“取经记”的断裂。也就是说，孙悟空从前期的反抗者，变成了后期的效忠者，这是不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这是一个原型困境，那么，“文革”时期的“造反有理”与“无限忠于”是不是也是如此呢？在此基础上，我推进一步，在现代中国的视阈内，孙悟空的任何一次再现都试图缝合这种断裂，而在这种“缝合术”的背后，则是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以今何在的《悟空传》为例，他试图论证从“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必然性，而他给出的答案是：成长。于是，“闹天宫”的孙悟空成为了叛逆青春期，“西天取经”的孙悟空才是成熟状态，这是彻底取消了反抗的合法性。我的立场是，“闹天宫”与“取经记”之间不存在进化论意味的线性转变，并且二者不可偏废。如果真的要给这种自相矛盾做出解释，那我只能说，这是中国文化所独具的“自我否定”精神，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在论文中，我试图寻找到一种解释，比如竹内好先生的“回心说”：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只有朝向内部的自我否定，才能确立主体性。因此，孙悟空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电视剧《西游记》86版《西游记》取经全国各地，通过风景重建民族国家认同澎湃新闻：你写到86版《西游记》的时候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说这个电视剧取景于中国各地的风景名胜，你提到风景和后“文革”时期的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能具体谈谈吗？为什么当时会出现重塑国家认同的问题？白惠元：在对《西游记》的再现版本中，1986年的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创造了两个“第一次”。首先，这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对《西游记》全书的完整再现，而非此前的折子戏或邵氏电影，那些都是片断式再现，因此，“游”字（以及“路”的主题）才真正得以浮现。其次，这是第一次对《西游记》的实景拍摄，如贵州黄果树瀑布、云南石林、九寨沟……每一集的取景地基本都是中国的4A或5A级景区，我称之为“实景的政治”。所谓“实景的政治”，是基于“风景”的民族主义功效：从自然风光到国家风景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赋值的过程。86版电视剧《西游记》通过将中国各地的自然风光集合呈现，询唤出观众对于“祖国”的认同感，这也是导演杨洁在自传中提到的。那么，电视剧《西游记》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文革”结束后，个人和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1980年代的文化策略正是用“祖国”取代“国家”，“国家”象征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主义体制，“祖国”则指向“大好山河”。澎湃新闻：在解读86版孙悟空的主题曲《敢问路在何方》时，你有一个有意思的观察，说这和当时中央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之间有一种巧妙的对应，你能具体解释一下吗？以及这种对应是有意识的还是某种时代的无意识？因为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不是你的过度诠释。白惠元：从这首主题曲打开对电视剧《西游记》的阐释空间，当然是有根据的。一个重要史实是，《敢问路在何方》在1986年被官方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艺宣传材料。可以肯定的是，歌词最后的设问也就成了时代之音：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两句与“摸着石头过河”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对应，我认为，这种耦合无法在作者意识层面解释，我们只能将其看作1980年代的集体无意识。换个角度看，“摸着石头过河”所强调的“试验”“实践”与“反激进”三个层面，都可以在《敢问路在何方》中找到答案。至于“过度诠释”，我想，“诠释”则必然过度，因为我笃信罗兰·巴特的那句“作者已死”。在后结构主义的谱系中，文本已不再是封闭的，它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中心意涵，而任何的读解也都无法在原作者处找到答案。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时代，文学/文化批评何为？我们面对的对象是谁？是那些具体的文本吗？恐怕不只是。我们更要解释这个时代，解释我们所生活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铭记杰弗里·哈特曼的那句名言：“作为文学的文学批评”。他是在说，文学批评本就是一种虚构，它的根本任务和小说、散文、戏剧一样，只为对读者有所启悟，或曰打动人心。澎湃新闻：你分析了不同时代的四部孙悟空主题动画电影，1941年的《铁扇公主》、1964年的《大闹天宫》、1985年的《金猴降妖》、2015年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这四部电影中的孙悟空形象来看，孙悟空的形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跟时代之间是什么样关系？白惠元：视觉造型层面的变化是显著的，即孙悟空的身体正在发育。从《铁扇公主》到《大圣归来》，孙悟空的“身体”经历了从幼儿（动物）到少年，再到成年，进而中年的发育过程，这集中体现在“头身比例”上，头的比例越来越小，身体的比例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这种“发育”是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例如，《金猴降妖》的导演特伟在创作谈中提到，经历《大闹天宫》之后，孙悟空的身体应该更魁梧，更成熟，更有阳刚之气。而《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则直接将孙悟空指认为“有故事的大叔”。作为一种文化修辞，孙悟空身体的发育正隐喻着中国历史的成长。在这四部动画片中，孙悟空的表情都是具有时代性的。1941年是米老鼠般“空洞的滑稽”，呼应了孤岛时期的主体身份失落；1964年是“自信的微笑”，是“人民”对“新中国”的乐观期许；1985年是“悲情的冤屈”，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创伤记忆；2015年则是“疲惫”与“沧桑”，是占据父亲位置的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对全球格局的一种使命感。如此微妙的对应，加速着主体的生成。《大话西游》孙悟空变山贼，象征着中国英雄主义的衰落澎湃新闻：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到孙悟空，大家脑中的第一反应可能还是86版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每年86版《西游记》还在重播，一个看似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是，为什么86版《西游记》如此经典？白惠元：2016年给我印象最深的网络文化事件，正是年初微博里的“帮六小龄童上春晚”。几亿中国网民发出同一个声音，而且还是自发的，这在当下中国几乎是个奇迹。也正因为如此，六小龄童所饰演的孙悟空形象就更值得深入分析：他为什么是人人喜爱的表演神话？杨洁导演给六小龄童定下的表演方针是“人性化”，六小龄童自己对孙悟空定义是“真善美”。而从观众的角度出发，当我们提起“美猴王”三个字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六小龄童。在这里，我们的问题意识不应该是这一版孙悟空为什么美（那是表演艺术问题），我们真正应当反思的是，“真善美”这套话语机制本身就是1980年代的再创造，其背后，是“大写的人”与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六小龄童版孙悟空备受推崇的原因，正是始终发挥作用的“人性论”，它自1980年代以降，有效替代了1950-1970年代的“阶级论”。那么，在当下语境中，“人性论”将继续发挥作用吗？我想，随着数码转型和3D技术的崛起，随着“东方魔幻”类型的发展，“人性”的话语有效性正在降低。我们或许需要暂时搁置“人性”，转而重提“人类”。因为，数码合成的孙悟空形象呈现为一种“后人类”状态：日常状态是“人”，由演员表演完成；战斗状态是“怪兽”，由数码技术合成。我在查阅《西游降魔篇》的网络影评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惊，因为许多网友都认为，那个“兽性”的孙悟空形象是更符合《西游记》原著的。对于这一论断，我从情感上难以接受，毕竟，我的情感结构是由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及电影《大话西游》所塑造的。但这至少提醒我们，数码转型的时代巨变正在发生。澎湃新闻：在论文里，你写到：到了1990年代，孙悟空的英雄形象经历了一个失落的过程，他从英雄降为山贼草寇，为什么在1990年代会发生这样的英雄失落？白惠元：恐怕不只是英雄形象的衰落，而且是整个历史语境中英雄主义的衰落。1992年，中国市场经济扑面而来，资本逻辑彻底宣告了1980年代的历史性终结。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遭遇《废都》和《白鹿原》是那么合乎情理，我们理解英雄为何颓废，乃至转向犬儒主义。具体到孙悟空形象，其特殊性在于，他从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想象中脱轨，却又接合进了1990年代的青年亚文化谱系。是因为孙悟空有“七十二变”吗？这太神奇了，也难以解释。但总之，孙悟空总是能生成全新的问题域，这也就是我所说的“文化生命力”。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自然是典型案例，至尊宝就是一个没什么宏大理想的山贼。他从叛逆走向皈依的成长经历，也就是中国青年社会化的收编过程。《大话西游》的悲剧精神正在于一种两难选择：要么快快乐乐做山贼，要么老老实实做条狗；保持天真则注定无能，成为英雄则必然虚伪。澎湃新闻：孙悟空是一个反抗权威的形象，在当时新中国的文化政治里，孙悟空扮演了什么样的作用？白惠元：对于1950-1970年代这一历史时期，我在论文中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猴戏”，也就是戏曲改造中的孙悟空形象。这里有两则案例。其一是1956年上演的、由翁偶虹主笔修改的京剧《闹天宫》，其前身是清代连台本戏《升平宝筏》中的《安天会》一折。从《安天会》到《闹天宫》，在名字上就可以读出主体的颠倒，孙悟空成了人民反抗权威的偶像。其二是1961年进京演出的、由六龄童主笔修改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剧情整合了《西游记》中的四处情节，以达成孙悟空对唐僧的教育功能。整出戏的戏眼是“火眼金睛”，是“智取”而非“力敌”。再结合毛泽东、郭沫若、董必武等领导人观戏后的唱和诗，我们会发现，孙悟空的根本任务转移为识别他者，他必须区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从京剧《闹天宫》到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在形式上是从北派猴戏到南派猴戏的转折，然而，这形式并不是孤立的。其思想立足点从“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唯物论，转移至“主观战斗精神”的矛盾辩证法，是谓“形式的意识形态”。在新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孙悟空无疑是人民的代言人，是绝对的文化主体，然而其斗争对象（他者）却是不断漂移的。澎湃新闻：你的分析文本主要集中在视觉文本，作为一个乐评人，你怎么看何勇的《姑娘漂亮》里的那句“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以及2015年戴荃的《悟空》唱的“我要这铁棒又如何，我要这变化又如何”？在阶层分化的现实面前，孙悟空有金箍棒又有何用？白惠元：这些歌词都被我写在了论文不同章节的开篇处。何勇的《姑娘漂亮》收录于专辑《垃圾场》，那是1994年，大陆摇滚乐的辉煌年代。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噪音”，摇滚乐的生命力在于抵抗。何勇的歌词里唱道：孙悟空扔掉了金箍棒远渡重洋/沙和尚驾着船要把鱼打个精光/猪八戒回到了高老庄身边是按摩女郎/唐三藏咬着那方便面来到了大街上给人家看个吉祥。他在歌词里将孙悟空指认为中国青年，又在音乐风格上具备了朋克气息。戴荃的《悟空》诞生于选秀节目《中国好歌曲》，随后不断被明星翻唱，成为热门单曲。这恐怕有两个原因：其一，是音乐风格的“中国化”，从编曲、配器，到中国调式、曲艺式唱腔，这一切都放大了流行音乐层面的“中国”，也呼应着选秀节目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好声音》《中国达人秀》同理）；其二，是歌词内容的“呐喊性”，以坚定的第一人称口吻自称“悟空”，并且延续了《悟空传》式的感伤，或许正基于当下中国阶层分化加剧的事实，悟空才会感喟，自己的努力奋斗可能毫无意义——“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澎湃新闻：我们当前面临着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焦虑，而2015年的《大圣归来》获得空前的票房成功，你认为这部电影可以看成中国故事的一个成功案例吗？抛开技术层面的因素，你认为是什么促成了它的成功？白惠元：在整部博士论文里，我贯穿其中的问题意识就是孙悟空形象再现与“中国故事”的同构性。在这个意义上，《大圣归来》是空前成功的，它有效调用了观影者的历史记忆，并凝聚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大圣情结”，因而具有了史诗气质。当然，回归《大圣归来》的叙事策略，我们会发现两个重点：其一，是影片首次将孙悟空结构于“父”的位置，并成功唤起了二次元群体的父性认同；其二，是影片以“大闹天宫”为前史，并且使用了2D效果，随后转入“大圣归来”段落，才是3D，这正是杰姆逊对于后现代的经典论断——“时间之空间化”，也是主题曲《从前的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的票房成功与“自来水”现象或可说明，“网络一代”的民族主义认同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二次元民族主义”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澎湃新闻：在论文中，你提到在跨语际的视野里认识孙悟空，我注意到美国也拍过孙悟空，2001年拍过一部叫《齐天大圣》的电影，观音是白灵演的。这部片子在网上网友很多吐槽，觉得是恶搞。你认为西方人在看待孙悟空时，会遭遇怎样的文化障碍？他们如何想象孙悟空？你怎么看待美版《齐天大圣》这样的改编？白惠元：在跨语际的视野中讨论“孙悟空”，我会更倾向于使用“符号”，而不是“形象”。在文化翻译的层面，西方人对孙悟空的认知，主要还停留在能指原材料层面，谈不上什么精神内涵。这个谱系包括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小说《孙行者》，也包括成龙、李连杰主演的美国电影《功夫之王》等。从更为宽容的视角出发，任何翻译行为都是一种有意的文化误读，其文化障碍都是不可逾越的。私以为，西方人对孙悟空的最大困惑或许是，为什么这只实践暴力抗争的猴子，却能够俘虏中国人的温柔心？看上去，我们的民族性格里是没有这种暴力成分的。而我更关心的问题是，西方人越来越容易用孙悟空来指代中国，并称之为“Chinese Monkey”。以英国BBC制作的北京奥运会宣传片为例，全片以孙悟空破石而出为始，以孙悟空在鸟巢体育馆中举起火炬作结，辅以画外音“为了希望”，十分明确地将孙悟空表述为“中国崛起”的象征。其背后的原因是有待阐发的。澎湃新闻：我看到有两个有趣的说法：一个说，全球化到这种地步，真的没必要出国念文科博士了；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念人类学博士的朋友自嘲说，到国外做中国研究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吗？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笑话。你怎么看？白惠元：一方面，人文与社科仍有不同。就人文学而言，“国别”本来就是学科内部预设的基本视野，因此，中国研究的关键在于一种从“中国”出发的问题意识，尤其是具有当下性的问题意识，这和在哪里读书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具体到中国当代文学，国内自然是更容易占有资料的，问题域也更为“内部”，说到底，需要的还是对中国现实的把握能力。另一方面，我很喜欢读海外汉学家的著作。这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有多精准，而是我欣赏他们的学术想象力，及其对学科边界拓展所做出的努力。他们因为天马行空，而真正获得了学术上的自由。近年来，我越来越觉得选择从事文学/文化研究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论文写作是被鼓励“不拘一格”的，我们是被允许在研究中释放个性的。我时刻意识到自己是知识的创造者，而不是学术工厂的机器零件。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士期间，我周边的求学者都对知识、思想本身保持着极高的热情，倒也未见崇洋媚外之风气。或许更该担心的，是文科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待遇问题？

孙悟空的历史原型是个复合原型，但是它的核心原型是王艮。依据：1、王艮落户于东台。注意在东边，和孙悟空出生地方向一致。2、王艮十多年的自学，孙悟空在遇到菩提前，也是常年自学为主。3、王艮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江西巡抚王守仁的学术观点，。38岁时远赴江西往游王阳明之门，下拜执弟子礼。孙悟空也是三百多岁听了樵夫的话跑到西牛贺洲向普提拜师、学习。王艮他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这就对应了孙悟空不理会猴群，从老家承舟过海的跑到西牛贺洲。4、王阳明一开始觉得他个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带有静止之意的“艮”字；孙悟空也是不懂礼数、好动，也被取了一个名字、希望其空。5、王艮经常与师争论，“时时不满师说”，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个就和孙悟空一样，刚开始这也不学，那也不学一样。6、王艮强调身为天下国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这就和孙悟空一样重身轻利，就是要学长生不老。7、王艮有一次坐“招摇车”（蒲轮）招摇过市，遭阳明指责。这就对应孙悟空有筋斗云且喜欢招摇，菩提老师批评。8、王艮北上入京，沿途讲学，受到各方重视而轰动一时，王阳明闻讯大为震怒，欲设法召他回来“痛加制裁”，但已鞭长莫及，他的学术思想已流传四方。这就对应着孙悟空学会了七十二变就到处显摆，最终惹怒了菩提。9、他认为“夫子亦人也，我亦人也，圣人者可学而至也”。后来孙悟空为了为了保密，自称是：天生圣人。10、王艮攻击当时统治者，被斥为“异端”。这就对应了孙悟空大闹天宫。11、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这对应着孙悟空很突兀的就会看病制药的本事。12、至于王艮的老师王阳明在江西，西边。王阳明也是儒释道合一的人，叫心学（注意是心）核心是儒家（喜欢搞教育），道家成分高于佛家（七十二变等）。王阳明能力出众，声望高，但是功高震主，被人嫉妒排斥和打击，只能低调讲学了。这就对应了菩提的住所（西边）、门联（心）、妙演三乘教，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三教）担心他人的：必然加害！（个人心理阴影）。

孙悟空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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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是《西游记》的第一号人物，他乐观、聪明、勇敢、顽皮、灵活，热爱自由，除恶务尽，充满了斗争精神，最受读者喜爱。孙悟空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大闹天宫是他的一段光荣历史；后来他参加取经队伍，尽管头上戴着金箍，不能完全自由行动，但他的火眼睛能够看透一切，手上的金箍棒威力无穷，他始终是战胜妖魔鬼怪的战斗主力，最后得到一个“斗战胜佛”的光荣称号。毛泽东有两句诗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精辟地道出了这位神猴的本质特点。最能表现孙悟空的反抗精神的故事是《大闹天宫》；《三借芭蕉扇》淋漓尽致的表现了他的聪明；《三打白骨精》可见他的嫉恶如仇，除恶务尽。马克思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孙悟空的种种“神通”，正包含了古人对自身力量增长的幻想和对征服自然的自信。孙悟空是中国人心目中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的英雄。与孙悟空相映成趣的是他的师弟猪八戒，他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同时也有很多引人发笑的东西。取经路上的脏活、累活如挑行李、背死尸、埋人头、扫垃圾等等，都是他来干，不过只要有机会他就偷懒睡大觉；与妖精们斗起来猪八戒也是十分勇敢的，但也有时会借出恭(上厕所)逃避战斗。猪八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身上的许多小毛病：好吃贪睡，爱占便宜，嫉妒心强，喜欢拨弄是非，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他有时耍点小聪明，结果反而坏了大事。但猪八戒还是一个好人，他憨厚纯朴，没有害人之心，并且终于坚持到最后的胜利。写一个弱点很多的人物而能讨人喜欢，让人记住，是很不容易的。和孙悟空、猪八戒这一猴一猪比较起来，第三位徒弟沙和尚显得故事较少，生气不足。但他乃是不可或缺的配角，当孙行者和八戒闹矛盾的时候，须由他出来劝说调解，两位师兄外出时，由他陪伴师傅。如果没有这一个徒弟，唐僧就危险了，经也取不成。唐玄奘历史上确有其人，而小说中的唐僧则是一个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全新的艺术形象。他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心地善良，信仰坚定，明知到西天去必然会碰到许多艰难险阻，“吉凶难定”，但仍然勇往直前，义无反顾。无论遇到多少困难，也不管外界有多少诱惑，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但另一方面，这个唐僧又是相当窝囊的人物，一碰到妖魔鬼怪，他总是一筹莫展，滚下马鞍，涕泪交流，一旦离开了徒弟，他就连饭也吃不上。最糟糕的是他太糊涂太慈悲了，孙悟空主动除妖时，唐僧总是斥为“无心向善”“有意作恶”“不知好歹”，甚至闭上眼大念其紧箍咒，使孙悟空无法去战斗除妖，结果自己往往遭灾受罪。唐僧本来是去西天取经的领导人，但小说中对他批评得很厉害。这就表明《西游记》并不宣扬宗教，不过是利用取经一事作为叙述故事的框架而已。

可以写西游记后传中的孙悟空，品读他的精神，有很多可以写啊

西游记对孙悟空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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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无疑是中华民族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而其主人公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孙悟空这一人物形象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许多不同看法。有人说是农民英雄，有说人是起义叛徒，有人说是新兴市民，有人说是开明地主；还有人提出，大闹天宫时他是急于向上爬的野心家和愚蠢的罪人，而西天取经时则是理想的奋斗者和改革的英雄。其实，不去追述他的政治倾向，单就其人格魅力，以我们当今时代的眼光去看，无论是大闹天宫时的英雄气概和叛逆精神，还是西天取经时屈服的嫌疑和造福于人群，都只是他人生里成长的阶段，是一个人实现其人生意义的路程。在孙悟空的人生里，前一阶段他是个率性而为天真烂漫勤奋聪慧的孤儿，后一阶段这个孤儿在多年沉寂后一举奋发，一路斩妖除魔，忠心护主，为民除害，造福苍生，终于修成正果，功德圆满。

《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孙悟空之形象是否有原型，原型为何，始终是一个难以被淡化的学术问题。凡治《西游记》者，大都难以回避这一学术悬案。近百年来，关于孙悟空形象的原型研究始终包括文化原型和现实原型两个层面。关于文化原型的探讨影响很大，几乎构成孙悟空原型研究的主体。其开始于本世纪初的两位文学史大家鲁迅和胡适，他们的学识、地位使他们的结论获得了无可争辩的权威性，而且也使文化原型显得更具有原型意义的重要因素。八十年代之前，鲁迅的“国产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唐人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涡水神无支祁演化而来的，详见《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九）和胡适的“进口说”（即认为孙悟空形象是由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子国大将哈奴曼衍化而来的，详见《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版）影响相当深远，相继生成的其他观点亦与之大同小异，多无法绕过他们。八十年代后，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鲁迅和胡适的观点开始受到质疑。其中，风行于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混血说”影响最大。“混血说”的首倡者是持“进口说”的季羡林先生。他在《罗摩衍那初探》中指出：“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无支祁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无支祁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事实。”这是“混血说”的滥觞。之后，蔡国梁、萧兵等先生的论述（详见蔡国梁《论孙悟空的血统》、萧兵《无支祁哈奴曼孙悟空通考》）明确阐述了孙悟空形象原型与无支祁和哈奴曼的承继关系。混血说渐具形态。八十年代末，张锦池先生率先将取经故事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系统加以观照整合，纳入一向受到忽略的《三藏法师传》，并将其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杂剧、平话、小说等构成完整的流变系统。他从对“说话家数”的考辩入手，捕捉出潜隐于孙悟空形象流变过程中的宗教文化密码，指出孙悟空形象在流变过程中曾经具有的长生、修炼、偷窃、好淫等特点，恰恰契合于道教系统的“修炼猿”，与佛教猿猴故事的“听经猿”关涉甚少，从而论证了孙悟空的形象孕育于道教猿猴故事的凝聚、发展于释道二教思想的争雄、定型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崛起（详见《论孙悟空的血统问题》，《北方论丛》1987年第5期）。张锦池先生的论述仍可以归之为“国产说”，它为鲁迅以来的国产说提供了扎实有效的论据，从而为诸多研究者所认可。关于孙悟空形象的现实原型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影响较大有两说。一是五十年代起流行至今的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天宝十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贞元五年回到京师，在章敬寺修行。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并且回来时在龟兹、于阗等地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在当时的西域地区影响很大，亦在民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由此，多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后来《西游记》故事里的“孙悟空”艺术形象，似乎也不是没有可能（参见孟繁仁《西游记故事与西夏人的童话》）。目前，此说还留有进一步研究和发现的空间。张锦池先生从取经故事流变系统中亦得出结论，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为《三藏法师传》所载玄奘西行最困难时所收胡人弟子石磐陀。理由是：孙悟空之于唐僧和石磐陀和石磐陀之于玄奘，（1）向导作用相类；（2）解厄作用相若；（3）行者身份相同；（4）师徒间微妙关系相似；（5）石磐陀乃胡僧，胡僧与“猢狲”音近，在宗教思想指引下，“唐僧取经，胡僧帮忙”易传为“唐僧取经，猢狲帮忙”，从而也就为玄奘取经故事的神魔化提供了契机（详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故事源流考论》，《求是学刊》1990年第1期）。作为“一说”，张锦池先生的结论是否颠扑不破，还有待于学界的继续研讨。 2001年12月11日《工人日报》的记者署名文章让人吃惊不小。文章指出，著名的敦煌学学者段文杰先生多次考察敦煌壁画并根据历史资料确证：孙悟空原型是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甘肃省安西县据此在日本东冈、东京举办了敦煌壁画临摹摄影展，影响很大云云。新奇之余，笔者重新拜读了段文杰先生的相关著述《新发现玄奘取经壁画考》等，得知，原来段文杰先生在孙悟空形象文化原型方面亦是持鲁迅“无支祁”说，不过他认为孙悟空的现实原型是释悟空，并没有提及石磐陀，所谓“根据史料确证”云云在段文杰先生的论述中寻不到蛛丝马迹。如此看来，可能是记者的疏忽导致了“张冠段戴”，以至误导了数十家媒体的纷纷转载（仅笔者于互联网了解，即有十几家媒体转载了这一消息），甚至加以生发。其结果，或许能实现为文学形象孙悟空落实籍贯的良苦用心，却没有表现出对学术前辈段文杰先生负责的态度。敦煌学是国际显学，海外学者都十分关注其研究动态，当他们面对段文杰先生的著述和某些媒体的炒作时，或许会提出疑问，甚至产生困惑。如此，则难免损伤段文杰先生以及相关媒体的声誉。这不能不让《西游记》研究者和爱好者忧虑。（作者系黑龙江大学《求是学刊》编辑部（150080）副编审，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原载《光明日报》2002年4月27日）

孙悟空论文参考文献

在我读过的书里我最喜欢《西游记》,因为这是明代着名的文学家吴承恩写的.我不仅仅喜欢里面精彩绝伦的神魔武打和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还喜欢这本书给我们做人的启示.自从我读懂这本书的时候,我受益匪浅,知道了人处于社会该如何做人的方法. 要想剖析这本书的内涵,就要找到一只眼睛——分析故事人物的精神风貌和他们的性格特征以及面对危难时的不同态度. 在这部书里有四个主要人物,转世的金蝉子唐僧,美猴王孙悟空,天蓬元帅猪八戒,卷帘大将沙僧. 唐僧是取经队伍里的领导人物.但是在四个人中他是能力最弱的,甚至还是个累赘.在吴承恩的笔下并不是要褒奖他,而对他是大大的批评了.取经路上,他显得十分窝囊,每次遇到妖魔鬼怪侵袭,他总是束手无策,吓得滚下马鞍来,次次遇险都需要徒弟来救.只要一离开徒弟,便寸步难行.他没有一双慧眼,即使妖怪站在他面前他也认不出来.在徒弟正要打死妖怪的时候,他横加阻拦.便酿成了白骨精一战气走悟空的悲剧.唐僧就这样是非不分.但是作为领导人物,他也有自己的优点——坚定不移,始终坚守信念.明知前方路途危险重重,也要走过去.勇往直前是他最严谨的态度.面对女色的诱惑,他也不动心.对于徒儿,他有时也能十分细腻的关心.在西天取经的重任上,他是最坚定的人. 唐僧我们是要为他翘起大拇指的.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坚忍不拔,始终如一.对于一件事应该至始至终的做下去,不应该半途而废.即使遇到了危险要学会勇敢,永不言退缩和放弃.唐僧的缺点是值得警醒的,应该学会自立,不能事事依赖他人的帮助,要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面对坏人,要有一双亮眼,看清他们的面目,不能轻易的相信他们.不能感化的要勇于消灭他们. 孙悟空是我最喜欢的神话人物,他有“斗战胜佛”的称号,说明他十分的英勇善战.是的!取经队伍里他是斩妖除魔的主力.我喜欢他的嫉恶如仇,他的勇敢正直,顽皮与热爱自由的品格.还有他的一双火眼金睛. 孙悟空我们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要有他那样的精神风貌,面对敌人的进攻,勇于挑战,而且是他那样的智慧挑战.斩尽一切危害社会危害人民的坏人. 做事情,要有孙悟空的果断,说做就做,不要明日复明日般的堕落.以后我们长大了,总要立足社会,就需要一双“火眼金睛”.要看清人心险恶,看清自己的路该如何走,如何选择正确的路,避免误入歧途,悔恨终身. 猪八戒缺点十分多,好色,贪吃贪睡,逃跑的时候很多.不过他也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取经路上一些脏活累活他都干.与妖精作战的紧要关头,他总会有责任心的留下来顽强作战.他也十分聪明,师父被抓走了,他演绎了一幕精彩的“义激美猴王”,最终救了身陷囚笼的师父. 猪八戒我也要翘起大拇指,对于自卑的人来讲是该好好学习的.在我看的西游记里猪八戒尽是缺点,但是细细看来,优点也很多嘛!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自己的缺点,也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像猪八戒一样自信的做人,展现自信的笑容,到最后,因为自己的努力得了个净坛使者.所以我们要学会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终究会取得一份属于自己的成功. 沙僧我是比较喜欢的,喜欢他的正直憨厚,老实勤恳,任劳任怨,他就像老黄牛一样的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力量,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为取经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还欣赏他的胸怀与集体的责任感,在取经队伍遇到内讧时他总是当着润滑油的角色,尽力解除师兄弟的误会.尽管他在《西游记》里的戏份很少,但是我我也要送给他主角一样的掌声. 沙僧的品格特别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这浮夸的一代少年.我们要学沙僧做人的低调,他的谦虚.因为在这个社会,张扬的人总是会翻船的.与此同时做人也要像沙僧一样的厚道.因为人与人需要的是信任和坦诚,而不是勾心斗角,只有对别人有一颗真诚的心,自己才会受到众人的欢迎.即使像沙僧一样并不显眼,但是却在别人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美好的形象. 在《西游记》里衬托正义的当然还有邪恶了.那些形形色色的妖魔都想吃掉唐僧,但是到最后都被消灭了,这告诉我们邪恶的力量总是胜不过正义的力量.即使再强大,也会被镇压.这同样告诉我们遇到邪恶的力量,只要一直勇敢的斗争下去,到最后,一定会取得一片光明的蓝天. 不过看透了《西游记》,细细品味这些妖怪的的内心与它们的行为,便会与鲁迅先生有同感——神魔皆有情,精魅亦通世故.它们有着人一样的感情.令我感受最深的是铁扇公主.她为了被擒的丈夫牛魔王,放下了心中的仇恨,把芭蕉扇借给了孙悟空.纵看妖魔,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在亲人面对危险时甘愿舍弃一切,这就是亲情的力量.所以在我们眼里的那些毫无人性的妖怪其实同人一样也是情感动物,只不过殊途同归,走的路不同罢了! 这是《西游记》里隐藏的最深的一点.当我读懂它时,便能知道这个世界最广阔的是人性,是人的情感,是本质最美好的亲情.亲情能够战胜一切,就像铁石心肠的铁扇公主为了亲情能够放下妖魔的仇恨.这告诉我们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纵然还有着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但他们的本性并不坏,不能一味的用强制手段来使他们变好.要用人类最美的情感去感化他们的心,才能把我们这个社会建设得更好,更和谐. 读了《西游记》感慨颇深,有勇敢顽强的正义者,有普度众人的神佛,也有一些妖魔鬼怪.其中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是需要我们用心去读懂的.一本书的灵魂就是能否给人读书的启迪.而我最喜爱的《西游记》给了我最大的人生启示,让我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生存下去,既不影响他人,也不伤害了自己.我相信这本流传了几百年的《西游记》,经过我的不断阅读还会给我带来新的人生启示呢!

论《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西游记》是一部在民间创作基础上，经文人的再创作而成的著名神话小说。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七回，写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三界的故事；第二部分第八至十二回，写唐太宗入冥，交代取经故事的缘由；第三部分第十三至一百回，写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入护送唐僧到西天取经，一路上师徒四众斗妖斩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了西天竺国灵山，见到了佛祖如来，得了真径护送回东土，四人也修成了正果，变成了佛。第三部分取经故事是全书的主体，占了绝大部分篇幅。但第一部分却是文中写得最生动的和最精彩的部分，从孙悟空非凡的出身、求仙得道的过程，大闹三界（大闹天宫）的情节中，塑造了一蔑视皇权、神通广大，敢于造反、积极乐观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第二部分将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联结起来，在结构上起到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故事本身在思想上则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迷信色彩。第三部分取经故事，由相对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四十一故事组成，以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作为线索连接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着重表现孙悟空斩妖除怪，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积极乐观的斗争精神和良好品德。孙悟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他是作者心目中的一个所谓“麟凤”一类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作者以他全部的热情描写他，歌颂他。其人物有这样特点：一、孙悟空是一个来历不凡（由仙石化育而成，是日月所感，天地所育的）、他聪明机智、神通广大的人物形象他从菩提祖师学道，学得十万八千里的筋头云，七十二般变化，后来又在东海龙宫获得一根重一万三千五百斤的如意金箍棒。他被二郎神捉住后，玉帝下令送至斩妖台处死，结果是“绑在降妖柱上，刀砍斧剁，枪刺剑刳，莫想作伤及其身”。火烧雷打也不能损他一根毫毛，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了七七四十九天，也没有把他烧成灰烬，相反却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大闹天宫时，十万天兵天将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从八卦炉里逃出后，又“打得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踪”。在天宫内“东打西敌，更无一神要挡”。后来在克服艰难险阻的取经过程中，平妖斩魔，更表现了超人的大智、大勇、大力。二、孙悟空是一个蔑视皇权和封建等级观念的反抗性极强的人物形象天上的神权统治是人间的封建统治的投影。天上神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是玉皇，可是孙悟空大闹天宫，根本不把玉皇放在眼里。他自称是“天生圣人”，在闹了东海龙宫，搅了十王冥府以后，被告到玉帝那里去。玉帝在一般人和众神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十分尊严神圣，具有极大权威的最高统治者。太白金星一见就“朝上礼拜”，而孙悟空却“挺身在旁，且不朝礼。”玉帝问：“那个是妖仙”？悟空应道：“老孙便是！”仙卿们听后大惊失色，吓得要死，认为对玉帝这般无礼，是该死了！该死了！（第四回）后来玉帝派天兵天将收服他，被他打败，被迫承认他是“齐天大圣”；他第二次见玉帝时，也不跪拜，“亦只朝上唱个喏，道声谢恩”。天宫中星相群神的森严等级，他一概都不承认，而是“不论高低”，“俱以弟兄相待”，“俱称朋友”（第五回）。天空里也如世俗世界，讲究尊卑秩序，等级观念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西王母的蟠桃会就没有请他，他于是大为不满，偷吃了仙桃，偷吃了仙酒、仙品，又偷吃了太上老君的金丹，把天宫中尊卑上下的秩序搅得一塌糊涂。玉帝无法可想，搬来如来佛收伏他。如来问他为什么“要夺皇大帝的尊位”？他回答道：“常言道：‘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若还不让，定要搅攘、永不清平！”玉帝将他处死，罪名就是“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搅攘。”意思是指他目无皇权，破坏君臣之礼，搅乱了上下尊卑的秩序。就是在被如来收服，皈依佛门，保护唐憎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对玉帝、如来，老君等佛道世界中的统治者也是很不恭敬的，见面时以“老官儿”称呼，“唱个喏”，自称为“老孙”。第三十三回写他向玉帝借天，说“若道半声不肯，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他在斗争中发现兕牛怪原来是太上老君身边的一头青牛下凡，就去向玉帝和老君问罪，斥责他们“钳束不严”，“纵放怪物”。在封建专制时代，皇帝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且是天意所定，不能违背，而孙悟空却根本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表现了极强的叛逆性和反抗精神。否定了等级观念，要求打破固有的尊卑秩序，特别是对以天命论和血统论为基础的皇权统治蔑视，只有到了明中叶以后，市民思想抬头，要求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时代条件下可能出现。从孙悟空的思想性格和精神气质中，我们分明闻到了一种要打破旧秩序的新的时代气息。三、孙悟空还是一个积极乐观、勇敢无畏、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人物形象在取经路上，千难万险，他从不畏惧退缩，总是积极乐观，勇往直前。一听说有妖怪，唐僧落泪，八戒心惊，只有孙悟空非常高兴，认为是“买卖来了”。他以斗争为乐事，以斩妖除怪为乐事。第六十七回，写驼罗李老者请他除妖，他朝上唱个喏道：“承照顾了”？猪八戒就说过：“听见拿妖，就是他外公也不般亲热。”他不避艰险、不怕困难，明知山有妖，偏向妖山行。猪八戒是嫉妒心很重的人物，特别对孙悟空是很少说好话的，但他也这样赞扬孙悟空，说他是个“钻天入地，斧砍火烧，下油锅都不怕的好汉”。他常常为了战胜妖魔，不知疲倦，不辞辛劳，连续战斗。如第五十回至第五十二回写他在金兕山和独角大王相斗，连战一天一夜，越战越强。就是吃了败仗，被压在三座大山之下，也不气馁。书中写“他虎瘦雄心还在，自然的气象昂昂，声音朗朗。”他从不承认失败了也仍然是一个英雄。在平顶山，唐僧，猪八戒和沙僧都被捉，他孤身奋战，自己也曾两次被捉，但他坚持战斗，终于转败为胜。在小雷音寺，他先是被黄眉怪用金烧扣住，仅又被白布包和装走，他顽强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他在斗争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如第七三回至第七十七回，写他在狮驼山被妖怪装进阴阳二气瓶子，几乎丧命），总是怀着必胜的信心，充满乐观主义精神，所以值日曹护佑诸神称他为“人间喜仙”。一个“喜”字，揭出了孙悟空最重要的品格。这也许是古往今来无数读者喜欢孙悟空这个形象和喜欢读《西游记》一个重要原因吧。第七十七回写他们师徙四人都被三怪捉住，四人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曾哭鼻子，就孙悟空被捉了今番没命了。八戒得沙僧也无可奈何，只好随声痛哭。惟有孙悟却笑道：“师父放心，兄弟莫哭凭他怎的，决然无伤。”等那老魔安静了，我们走路。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这精神境界显然是从中化民族性格的积极因素中提取来的，其中含藏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四、孙悟空又是个善恶是非观念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在这方面，孙悟空和唐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唐僧虽说是取经队伍的精神领袖，却常常是一个人妖不分，善恶的不明糊涂虫，而孙悟空不仅有火眼金精，能辩别真假，认识魔，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敌我观念十分明确，爱僧感情无比分明。对残害人民的妖魔刻骨仇恨，除恶务尽；而对被残害的人则扶危济困，救人救彻。他一路上斩妖斗魔，固然是为了克服取经路上的重重阻碍，保护唐僧能顺利通行，到西天完成取经的任务。但他常常主动出击，完全是出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民除害。高老庄收猪八戒，自然是出于佛旨的按排。但是事情的开始，却是孙悟空主动为民除害。在鸟鸡国，他扫荡妖魔，辨的邪正，为乌鸡国报了冤仇，也完全是主动除妖。在车迟国，孙悟空主动济困扶危。解救那些受压迫剥削为道士服劳役的和尚。所以，那些小僧十分感动地说：“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抱不平之事，济困扶危，恤孤念寡”。又在陈家庄通天河，为民除害，替两上孩儿去祭赛灵感大王，除掉了那个每年吃一对男童，否则就要降灾于民的金鱼怪。孙悟空对猪八戒说：“为人为彻”一定等那大王来吃了，才是个全始全终，不然，又教他降灾贻害，反为不美。虽说这里主要戏弄猪八戒，却他也表现了同情被压迫者的舍已为人的精。过火焰山时，行者不仅扇灭了火焰山，保证了唐僧通行而去，而且还特意连扇七七四十九扇，断绝了火种，使风调雨顺，为普通百姓谋利。他一路上所消灭的妖魔，大多是既危害唐僧，又同时残害人民的。因此读者在阅读中过程中，常常自然地将那些妖怪看做是现实生活中危害人民的恶魔，官僚，土豪劣绅的化身，这是十分自然的。这样，孙悟空同他们的斗争就带有一种为民除害的正义性质。这就是这个形象博得广大读者喜爱和赞美的重要原因。孙悟空的敢于斗争，不怕困难，在和唐僧、猪八戒的比较中，显得更加突出。在西游记中，唐僧、猪八戒这两个形象除了本身的典型意义外，在作品中主要作用是在对比中更好地衬托孙悟空的形象。作者批判唐僧的的软弱胆怯，象个“脓包”，烘托孙悟空的敢于斗争；又从猪八戒的缺乏信心和恒心，或动辄要“分行李”“散伙”，或者临阵脱逃，烘托出孙悟空的不怕困难，坚持战斗。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著名诗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里曾经提到孙悟空的故事，称赞了孙悟空敢于斗争和扫荡妖精的行动，并且指出了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现实意义。“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由于孙悟空闹天宫、打妖精的斗争包含着某种社会批判的积极内容，客观上还反映了社会斗争的一些经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和批判的总结，经过改造而赋予新的内容，是可以做到古为今用的。譬如孙悟空面对天宫及其统治者那样的庞然大物，没有丝毫的胆怯，敢于抡起手里的武器迎了上去，直打得玉皇大帝胆战心惊，天兵天将魂飞魄散。这就说明，世界上有些东西，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神圣、强大得很，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只要敢于起来斗争，顶它一下，也就没有什么。又譬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善于识别形形色色的吃人的妖怪，二十七回写妖精白骨夫人为了吃唐僧的肉，一会儿变个“月貌花容的女儿”，一会儿变成善良的“老妇人”，后来又变成一个“老公公”，但都逃不过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最后免不了在孙悟空的金箍棒下，成了一堆“粉骷髅”。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斗争，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斗争的知识和经验，它告诉我们，对于那些狡猾多变的吃人的“妖怪”，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善于识别，而不能粗心大意，放下武器，否则就会上当。西游记里类似这样的故事，在今天对我们仍具有启迪的作用。对孙悟空这个形象，我们也应该一分为二，进行分析批判，。一方面要看到他的斗争，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要看到在这个形象的塑造上，也深深地打上了作者的思想烙印，具有严重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悟空虽然曾经大闹天宫，甚至还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豪言壮语，但他并不否认“天宫”里需要有“皇帝”来统治，而且他后来对自己过去的闹天宫还表现出有悔改之意。他对观世音说：“我已知悔了”，后来又在玉帝面前以臣民自居，表示：“臣今皈命，秉教法门，再不敢欺心诳上”。产生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从作品里面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促使孙悟空多次反出天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玉帝轻贤”，“不会用人”，一句话，是由于玉帝昏庸，他才树起反旗，自封“齐天大圣”，与天廷抗礼。但是如来、玉帝他们毕竟还是“强者”，所以他才被压在五行山下受罪。一旦他认为他不再，可以摆脱五行山的重压，协助唐僧取经救东土众生，又能“再修正果”，于是就很自然地“皈命”了。孙悟空反对的只是“昏君”，并不完全否定皇帝。譬如遇到了玉华王那样的“重爱黎民”的“贤王”，他甚至欣然地接受了三个王子“拜他为师，学他手段，保护我邦”的请求，热心地向王子们传授神力和武艺。可见在大闹天宫、大闹地府时，虽然表现了他对玉皇大帝和阎罗天子的蔑视和反抗，但在他的头脑里，还不可能有彻底否定封建制度和封建皇帝的思想。这正如他一个筋斗云，可以翻出十万八千里，但却跳不出如来佛手掌心一样，闹来闹去始终没能闹到封建制度这“手掌心”以外的地方去，他的思想也被“紧箍儿”紧紧地箍在封建思想的范畴里。归根到底，这是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的反映，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的结果。但是，孙悟空身上也有明显的弱点，他急躁好动、好名，好胜，好戴多帽子，喜欢恶作剧等，这些弱点反而使这个形象更加真切，亲切。总上所说，孙悟空虽然是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神魔形象，但却不是作者随心所欲地想象出来的，而是扎根于民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在他身上概括了相当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思想文化意蕴。概括起来说，孙悟空形象的思想内涵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方面是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不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另一个方面则又是明叶以来社会思潮和社会生活的折射，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孙悟空身上体现出来的勇敢机智，积极乐观，爱憎分明，见义勇为，诙谐函默等品格，无疑反映出了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精华。参考文献：1、《西游记》作者：吴承恩2、《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主编周先慎3、《新说西游》作者张书绅4、新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主编刘廷乾、喻文武5、《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作者张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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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毕业论文题目

我擅长。。真的

由于我年龄太小，只能给你点思路。从“石猴”到“美猴王”，孙悟空从一个天真烂漫的小猴子变成了高高在上的猴王。从“美猴王”到“齐天大圣”，孙悟空从下界一个猴王变成了不服天不服地的太乙金仙，骨子里多了些张狂不羁。从“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孙悟空从一个目中无人的猴子变成了忠孝两全，侠肝义胆的佛，法力没有变，心却变得更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