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梁启超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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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始皇论 秦始皇，那是一个传奇的人物。秦始皇即嬴政，出生于赵国，秦庄襄王之子，他从13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但是政权却一直在吕不韦手中，但是在他的不懈努力下，终于自己掌握了大权，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宏图霸业。 对于秦始皇，人们对他的看法、态度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暴虐无道，残忍至极，是个暴君，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骊山墓，先后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巡游，在名山胜地刻石纪功，炫耀声威。为求长生不老之药，又派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至东海求神仙等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他焚书坑儒，只因自己的心情不愉快，便将460名儒士及众多大量的十分珍贵的历史书籍烧毁，给后人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过错。 但对于秦始皇，人们说的更多的是他的丰功伟业，他是第一个将国家统一的人，在春秋战国时，各国诸侯都被称为“君”或“王”，战国后期，秦国与齐国曾一度称“帝”，不过这一称号在当时并不同行，秦始皇认为以前的“三皇五帝”都不及他，于是便创造出一个新的头衔给自己——“皇帝”从那以后，“皇帝”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秦始皇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自称“始皇帝”。他也为了替子孙万代奠定基业，它设置了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采纳李斯的建议，废除分封制，改行郡县制。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 他北击匈奴，秦始皇兼并六国后，为解除匈奴对秦的威胁，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最后赢得了胜利。他开发了北疆，秦始皇让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开发了边疆，他修筑了长城，保护了北部边境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为了减少人民的负担。他统一了货币，铜钱造型为圆形方孔，俗称“秦半两”。原来六国通行的珠玉、龟贝、银锡等不得再充当货币。他统一了文字，制定出一种新字体，这便是“隶书”。隶书打破了古体汉字的传统，奠定了楷书的基础，提高了书写效率。秦始皇下令统一和简化文字，是对中国古代文字发展、演变做了一次总结，也是一次大的文字改革，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秦始皇虽然霸道一生，但死后却十分悲惨，秦始皇死于他第五次东巡途中，秦始皇死后，赵高采取了说服胡亥威胁李斯的手法，二人经过一番密谋，假造秦始皇发布诏书，由胡亥继承皇位。将秦始皇的尸体与咸鱼摆在一起然后运回咸阳。 秦始皇虽然有过，但是他为人们留下了长城，灵渠，统一了思想与文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世界的角度看，秦始皇都是以为伟大的皇帝！
人物简介梁启超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清光绪举人等。汉族，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近代中国的 思想启蒙者，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后来，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编辑本段生平履历1890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革维新的道路，世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 梁启超像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 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参加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 1926年初他发现尿中有血,到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诊断出一个肾病变.1926年3月16日作肾切除手术时,因值班护士将有病的肾标错了位置,导致好肾被误切除.以后尿中继续有血.11月12日他已不能伏案工作了.于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编辑本段学术成就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 梁启超的书法人生[1]：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编辑本段著作名录《少年中国说 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 《敬业与乐业》 《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新民说》 《饮冰室主人自说》 《中国文化史》 《饮冰室主人全集》 《李鸿章传》 《曾国藩传》 《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选集》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 变法通议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论学会 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 说动 论湖南应办之事 呵旁观者文 中国积弱溯源论(节录) 立宪法议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 西学书目表后序 倡设女学堂启 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节录） 成败 英雄与时势 文野三界之别 古议院考 《西学书目表》后序 养心语录 国权与民权 讲演集 湖南时务学堂答问（节录） 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 在中国公学之演说 人权与女权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书信集 致汪康年书 与严幼陵先生书 致康有为书 致康有为书（1900年） 致孙中山函三件 致康有为书（1902年） 致孙逸仙书 致康有为书（1912年） 诗文类 去国行 纪事二十四首 读陆放翁集四首 壮别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留别梁任南汉挪路卢 二首 浪淘沙 贺新郎 传记类 戊戌六君子传 敬业与乐业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编辑本段赋税思想梁启超塑像(15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我国19、20世纪之交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著名宣传鼓动家。他主张赋税的征收必须以便民为原则，实行轻税、平税政策，而反对与民争利的“固民所急而税”的传统观点。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税以便民。中国则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盐政之类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为便民而起，而中国视为助帑之计，行之而骚扰滋甚者，如今之邮政之类是也。”他提出应仿效英国实行平税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强。这是一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财政税收放在其基础之上的观点，对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梁启超认为公债也是一种赋税，所不同的是“租税直接以赋之于现在，而公债则间接及赋之于将来”，“不过将吾辈今日应负之义务，而析一部分以遗诸子孙云尔”。但他承认公债对经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租税尽其力于一时，公债将纤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认为公债虽然增加了后代的负担，但也有利于后代。..........好像有点长了~~~....简单删节一下就好了~~~~~~
与被低估梁启超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梁张越启超后期史学思想的变化张越【摘要题】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这既与他本人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关系，也与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他的直接影响有关系。同时，这也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反映。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固然多变，但其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吸收、借鉴西方新学理等特点却始终不变。【英文摘要】LiangQichao'.【关键词】梁启超/史学/史学思想/LiangQichao/history/historicalthoughts【正文】大约从1901年发表《中国史叙论》开始，梁启超将精力逐渐转向史学，直到1929年因病去世，在史学上做出了丰厚的建树。梁启超史学开中国史坛之新风气。他既是“新史学”思潮的开创者和实施者，也是推动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被誉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擘”、“才学识兼长和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史林泰斗”[1]。如果从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以他1918年末至1920年3月间游历欧洲为界，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本文意在对这种变化的原因做一初步探讨。一、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前后变化19世纪末，随着严复翻译介绍的《天演论》的出版，进化论学说传入中国，梁启超成为进化论的最积极地接受者和宣传者之一。他对《天演论》“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2]（文集之一，P106），深信“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2]（文集之六，P115）。进化史观构成了梁启超前期史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从此特别关注史学、提出建立“新史学”的内在原因之一。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发表《新史学》。以此为标志，新史学思潮开始出现于中国史坛。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做了界定：“历史者，叙述进化论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类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文集之九P7-10）。把史学研究认定为寻求人类进化发展的过程并求得其公理公例，这样明确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他特别强调指出：“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难。中国前此而无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吾愿与同胞国民筚路蓝缕以辟此途也。”[2]（文集之九，P11）运用进化论看待客观的历史、解释撰述的历史，遂认定史学的发展对历史的发展的重要作用，将史学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因此，梁启超将史学的作用和功能看得极为重要。他在《新史学》的开篇即明确指明：“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然则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2]（文集之一六，P1）史学的功能如此，那么，“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他就此激烈抨击旧史学，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文集之六，P7）视史学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可见梁启超前期的史学贯彻着爱国思想，并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可以从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梁启超等人的将学术服务于政治的主要意图、梁氏本人的主要精力是从事政治活动等方面找出原因。但是，梁启超之所以提出了“新史学”、“史界革命”等史学上的主张，其理论依据则是进化论。正是具备了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思想，使他在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为新史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框架。1918年底至1920年3月，梁启超游历欧洲诸国，亲身感受到了西方的文化氛围，直接了解到了西方学术的发展状况，接触到了西方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和各种历史观点。回国后，他对他曾经深信不疑的进化史观开始产生了怀疑，并进而否定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造成了他一生中前期和后期的史学思想的变化。1922年，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出版。书中一开始就对史学做出了新的界定：“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具体说：一是活动之体相；二是人类社会之赓续活动；三是活动之总成绩及其因果关系；四是现代社会活动的借鉴。对比一下他当年在《新史学》中将史学定义为“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的观点，变化是十分明显的。1922年，梁启超发表的一篇演讲《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标明是“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应该是他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思考的结果。这篇文章并不长，提出的问题却很有针对性：第一，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第二，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第三，历史现象是否是进化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历史进化论中的公理公例、因果律都产生了疑问。他讲到：“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狠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2]（文集之四十，P5）“着实恼乱了头脑”的梁启超对当初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也做了诸多修正。如在《新史学》中将史学界定为“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章“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中，将史学定义为“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不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否定了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过分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认为自然科学在于求“共相”，历史学在于求“不共相”，二者正好相反。其实，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性质毕竟不能完全等同起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有条件地将他们区分开来，是必要的。但梁启超将它们绝对化了，反而走向真理的反面。二、梁启超史学思想变化的原因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了后人的很多议论，批评者有之，赞同者有之，表示理解者亦有之。我以为，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主观上与他退出政坛、专事学术有直接关系；同时，就客观而言，他的史学思想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进化史观所表现出的怀疑和困惑，既是中国学术界在接受西方新学理之初的一种必然的反映，也是西方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思潮对梁启超的直接影响所致。从梁启超本人来看，在他游历欧洲之前，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均在政治领域，他的所思所想多为政治而发，他的著作言论也多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他所言：“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吾问学既谫薄，不能发为有统系的理想，为国民学术辟一蹊径；吾更事又浅，且去国久，而与实际之社会隔阂，更不能参稽引申，以供凡百社会事业之资料。惟好攘臂扼腕以谭政治，政治谭以外，虽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固有所属，凡归于政治而已。”[2]（文集之三十三P51-52）由此观之，梁启超无论是宣传进化史观，还是撰写《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史学论著，都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其中所表现的对传统史学的强烈的批判态度，也是政治激情大于学术分析。换言之，他的史学思想因其政治性所使然，很难趋于客观。他所提出的“新史学”主张，一方面表现为开创性和批判性的特色，其对于中国史学的意义是应当充分肯定的；另一方面，在系统性和建设性方面，则实有不足。梁启超退出政坛之后，情形与以前有了很大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开始集中于学术，而对于政治则放在其次，“吾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2]（文集之三十三，P53-54）。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活动历史数次变化的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此后直至去世，梁启超的主要时光是在著述和讲学中度过的。从政治转向学术，从政治家转向学者，既导致了梁启超对政治与学术、对致用与求真等问题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也导致了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变化。在各种学问中，梁启超最重视的是史学，即如林志均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坚密自守者在，一定在史学方面。”[3](P3)由政治家转而为学者的梁启超，在史学方面做了更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他曾有志在中国通史、中国学术史、中国文化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进行探索和著述，以期健全其“新史学”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对历史观、方法论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变化也由此而产生，譬如对传统史学的评价从彻底否定到有选择地回归，对历史学目的、性质的重新界定，对用进化史观和因果律观察解释历史现象的怀疑等。同时，当他在游欧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了西方的社会现状、实际接触到了当时流行于西方学术界的各种思想观点之后，随之产生的困惑是导致梁启超后期思想变化的客观原因。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进化史观的传入，曾令人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经真正全面地了解了西方的新学理。面对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的思想观点，而无暇经过相当时间的对比、消化和借鉴，很可能会感到无所适从。梁启超素以善于接受新思想和勇于否定自我著称，他在欧洲了解了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认识到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考虑到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人的“直觉”的特征，遂产生了对进化史观寻求“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等基本特点的怀疑甚至否定的主张。这反映了在接受西方学理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想缺乏深刻的把握、准确的理解、全面的认识所表现出的惶惑和动摇，可以看做是在探索中西学术结合之路的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第二，还应当看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的时代主旋律是救亡图存，是爱国主义。梁启超等人认为西方文明是先进的，只要学习西方，就可以富国强兵。但到了欧洲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正处于萧条的时期，思想领域弥漫着悲观的情绪，梁启超目睹并且亲身感受到了这一切，原本心目中先进的、要学习的目标，实际的情形却并非如此，使得他产生了悲观、迷惘。梁启超所信奉的进化史观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这也说明进化史观的局限性，说明进化史观在当时已经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因此，他不惜推翻自己曾经大力宣传的进化史观，坦率承认进化史观并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和解释历史。梁启超思想观点的变化，反映了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史坛在接受西方史学并开始致力于中西史学结合过程中的一种基本现象。梁启超的变化，就他个人而言，固然与他接受西方学理比较博杂，且又没有形成成型的理论有关，但是透过这个现象，我们仍可以看到其中的积极因素。首先，促使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和西方文明，认识到了西方的一切并非尽善尽美，由此可以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对待之；其次，通过前面的认识，促使人们回过头来反思，对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做法是不妥的，应当用一种更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传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身的文化遗产。许冠三指出：“任公新史学的成长经历，恰好是一个从迷信西学到择善而取、从背离传统到选优发扬的辩证过程。”[1]这的确为十分中肯的评价。如果说，梁启超前期充当了批判旧史学的勇士的话，那么梁启超后期在建立新史学、开创现代史学新局面方面是成就卓著的建设者。他以丰富的史学研究成果，为转型中的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梁启超作为一位探索者，积极地吸收和接受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并且勇于否定自我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三、梁启超的变与不变善变是梁启超学术的一个明显特征，尽管为此而常为人们所垢病，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能说这正是他的一个长处。就像他曾自我剖析的那样：“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彷徨求索中。……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2]（专集之三十四，P66）梁启超因在学术研究中不断地否定自我而变，因自身的地位和处境的不同而变，因接受西学的更加广泛深入而变，这些他本人并不讳言。但是还应当看到，在一些大的方面，他却坚持一贯到底，始终不变。最为明显的是梁启超史学思想中所贯穿的爱国主义精神。前期的论著，梁启超极力强调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把史学作为激发爱国热情、强国富民的重要工具。后期的论著，他仍然以阐发民族文化的优良遗产和讴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己任。譬如，他在《新史学》中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2]（文集之九，P7）他撰写了《波兰灭亡记》、《越南亡国史》等著述，意在警醒国人，避免重蹈覆辙；他还撰写了《赵武灵王传》、《袁崇焕传》等人物传记，以唤醒国人的爱国热情。后期，梁启超史学中的爱国热情丝毫未减，只是多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科学地分析和论证。1920年作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认真界定了“民族”、“种族”、“国民”的概念和关系，十分严谨地叙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认为：“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2]（专集之四十二，P31-32）文中还批驳了在当时流传一时的外国学者关于中华民族“西来说”和“南来说”的错误言论。张荫麟认为梁启超后期“是为专力治史之时期，此时期渐有为学问而学问之倾向，然终不能忘情国艰民瘼，殆即以此损其天年。”[4]梁启超后期的大量学术论著，无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的总体阐述，还是对史学理论的系统构建，弘扬传统史学的优秀遗产，建立新型的中国史学，是其主要目的。他赞成史学求真，但始终未忘求真的目的在于致用，始终把爱国主义、振奋民族精神作为他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涵。积极主动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把西方学理与中国史学加以结合，也是梁启超史学的不变特征。早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就将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强调人类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此后，又以进化论为理论依据，提出了“新史学”的主张。梁启超对于晚清以来西学输入存在着“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深感不满，批评“畴昔之西洋留学生，深有负于国家也”[2]（专集之三十四，P72）。在欧洲游历期间，他积极学习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其主要目的就是试图借鉴西方史学，以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2年）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年）也可以看做是中西史学结合的尝试之作。《中国历史研究法》重点陈述“客观的资料之整理”、“主观的观念之革新”，并声言“欧美近百数十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2]（专集之七十三，P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意在补前者之不足，“注重理论的说明”和“专史的研究”，[2]（专集之九十九，P1）探讨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形式到内容均令人耳目一新，风行一时，影响至远。当时依据西方史学专论史学方法的人有许多家，他们多有留洋经历，外文水平也高于梁氏，但大都远不及梁著的影响大。究其原因，除梁氏在学术界的名气无人能比之外，更重要的，正如有人所论，“梁氏文中涵养博洽融通，高人一等，能令中外学问水乳交融，丝毫未见窒碍之处。这项移植工作看似平常，实则绝难；以至后来的学者固然在理论层面能够推陈出新，惟在事理圆融一方，犹瞠乎其后。换言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普受瞩目，历久未衰，便是能将西方史学与国史知识熔铸一炉，这项成就迄今仍罕与伦比”[5]。梁启超后期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绝对地否定了以前的自我，而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因遇到了无法解释或难以回答的问题所表现出的彷徨和困惑。即使如此，其变与不变仍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的史学思想在前期和后期所表现出的变化之中蕴涵有不变的因素，他的许多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这些不变因素的制约。这也是梁启超后期的史学成果享誉甚大，影响力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毕竟由于他在对历史观的把握上摇摆不定，一定程度地影响到了他对于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有体系的、更加深入的探讨。这也说明，在史学研究中，持有正确和科学的历史观作为指导的重要性。【参考文献】[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3]梁启超.文史学家的性格及其预备[N].时事新报·学灯，1923—11—10.[4]素痴（张荫麟）.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N].大公报，1929—2—11.[5]黄进兴.中国近代史学的双重危机[J].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香港），1993，(6).河北学刊 2001年6期自：梁启超地方文献库
论历史论文中史料的运用
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由此可见，史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在历史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要对所搜集到的史料进行广泛挖掘，深入辨析，最大可能地发挥史料在探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一、史料的收集史料一般分为三种：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用网页和视频也成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写出空洞无物的文章。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详细具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提高，当代资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及时积累史料，充分利用当前历史学的各种网络资源平台，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及时补充历史史料。
其次，收集资料要有发现意识。对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识，那么蕴含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无从发现。只有当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被充分发现，外显的遗迹才能内化为史料证据。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观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要秉持客观性原则，广泛收集资料，不能对不符合自己偏爱的资料不予采纳，更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裁剪历史资料，无视历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论文写作的客观性。
二、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选择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将史料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相结合。首先，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历史的遗迹不计其数，面对浩瀚庞杂的历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比较与筛选，选择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说明历史问题，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使过去的历史呈现时具有完整性与鲜活性。
其次，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可信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别史料的真伪就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问题。史料的真伪直接决定着历史论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选择可信度高的史料作为论文写作的材料加以运用。着名历史学者戴逸曾说：“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最后，要注意将史料的运用与作者的历史观点相结合。论文的写作不是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史料与观点结合的成果。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历史史料纵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作者历史观点的解读，那么整篇文章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反省历史。
三、史料的解释历史是一门具有解释性的学科，历史论文的写作同样离不开解释。有时历史解读还必须借助合理的理论假设，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对史料的解释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历史史料的叙述和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内在的偏好和偏见，在历史知识的呈现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条件束缚，不让其受到自身价值准则的影响，确保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历史事实。
其次，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固然重要，但是历史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台阶，以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事实，还要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跨越，超越当前社会以及当前历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射到将来，因为历史学家只有在将来才能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最后，要注意将历史史料与史学理论相结合。
日益丰富的历史史料的发现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和分析，从史料本身出发，推导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也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创新，在史料分析与运用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历史问题与历史领域，可以说历史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识的深化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总之，史料在历史论文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必须增强史料的科学性及可信度，将史料的选择、运用与科学的理论与分析相结合，使史料不断得到发掘和充实，也使历史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注释：[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报，1987【参考文献】[1]齐世荣.史料五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书店，2000[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5]张秋生.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J].齐鲁学刊，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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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议梁启超 作者：梁启超 自序 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书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变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骑变为军。学校升造之，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巳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而守之者，其於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於敝；振刷整顿，斟酌通变，则日趋於善。吾揆之於古，一姓受命，创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所奉行，必有以异於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僩焉以为吾今日之，吾祖前者以之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於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於中。呜呼，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今尊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 论不变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楝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废坏，廓清而更张之，鸠工庀材，以新厥构。图始虽艰，及其成也，轮焉奂焉，高枕无忧也。惟国亦然，由前之说罔不亡，由后之说罔不强。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①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波兰为欧西名国，政事不修，内讧日起，俄普奥相约，择其肉而食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①顾处士，明末顾炎武，字宁人，江苏昆山人，明亡不仕，故称处士。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调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霸汁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割我台湾也。又如西班牙荷兰，三百年前，属地遍天下，而内治稍弛，遂即陵弱，国度夷为四等。暹罗处缅越之间，同一绵薄，而稍自振厉，则岿然尚存。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覆，后车戒。大地万国，上下百年间，强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敝，不能振变，亦伯仲於二国之间，以故地利不辟，人满为患。河北诸省，岁虽中收，犹道殣相望。京师一冬，死者千计。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滨海小民，无所得食，逃至南洋洲诸地，鬻身为奴，犹被驱迫，丧斧以归。驯者转於沟壑，黯者流为盗贼。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而他人投我所好，制造百物，畅销内地，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甚难，治生无术，习於无耻，瞢不知怪。兵学不讲，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扰，无所可用。一旦军兴，临事募集，半属流匄，器械窳苦，馕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杂，一字不识，无论读图；营例不谙，无论兵。以此与他人学问之将、纪律之师相遇，百战百败，无待交绥。制不善，习非所用，用非所习，委权胥吏，百弊猬起。一数人，一人数，牵制推诿，一事不举。保奖朦混，鬻爵充塞，朝为市侩，夕登显秩。宦途壅滞，候补静，非钻营奔竞，不能疗饥。俸廉微薄，供亿繁浩，非贪污恶鄙，无以自给。限年绳格，虽有奇才，不能特达，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气将深，始任以事，故肉食盈廷而乏才为患。弊如此，虽敌国外患，晏然无闻，君子犹或忧之，况於以一羊处群虎之间，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者乎？ 孟子曰：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又曰：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中国户口之众，冠於大地，幅员式廓，亦俄英之亚也。矿产充溢，积数千年，未经开采；土地沃衍，百植并宜，国处温带，其民材智；君权统一，有兴作，不患阻挠。此皆欧洲各国之所无也。夫以旧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为也又如此，何舍何从，不待智者可以决矣。 难者曰：今日之，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递嬗，三祖八宗之所诒谋，累代率由，历有年所，必谓易道乃可为治，非所敢闻。释之曰：不能创，非圣人也，不能随时，非圣人也。上观百世，下观百世，经世大，惟本朝为善变。入关之初，即下剃发之令，顶戴翎枝，端罩马褂，古无有也，则变服矣。用达海创国书，借蒙古字以附满洲音，则变文字矣。用汤若望罗雅谷①作宪书，参用欧罗巴，以改大统历，则变历矣。圣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自商鞅以来，计人之，汉武以来，课丁之，无有也，则变赋矣。举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汹治跸，皆雇民给值，①此人当为梁启超。所引之言，见於梁氏所著变通议-论不变之害。 三王於农隙使民，玉三日，且无有也，则变役矣。平民死刑，别为二等，曰情实，曰缓决，犹有情实而不予句者，仕者罪虽至死，而子孙考试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发乐籍之刑，言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更无有也，则变刑矣。至於国本之说，历代所重，自理密亲王之废，世宗创为密缄之，高宗至於九降纶音，编为储贰金鉴，为世戒，而瞢儒始知大计矣。巡幸之典，谏臣所争。而圣祖高宗皆数幸江南，木兰秋狝，岁岁举行，昧者或疑之，至仁宗贬谪松筠，宣示讲武习劳之意，而庸臣始识苦心矣。汉魏宋明由旁支入继大统者，辄议大礼，齗齗争讼，高宗援据礼经，定本生父母之称，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圣人制礼，万世不易，观於醇贤亲王①之礼，而天下翕然称颂矣。凡此皆本朝变前代之，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馀年，重熙累洽，因时变制，未易缕数，数其荦荦大者。崇德①以前，以八贝勒分治所部。太宗与诸兄弟，朝会则共坐，饷用则均出，俘虏则均分。世祖入关，始严天泽之分，裁抑诸王骄蹇之习，遂壹寰宇，诒谋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数万里，膺阃外之寄，多用满蒙。逮文宗而兼用汉人，辅臣文庆力赞成之，而曾左①诸公遂称名将矣。八旗劲旅，天下无敌，既削平前三藩、后三藩，乾隆中屡次西征，犹复简调前往，朝驰羽檄，夕报捷书。逮宣宗时，而知索伦兵不可用，三十年来歼荡流寇，半赖召募之勇以成，而同治遂号中兴矣。内而治寇，始用坚壁清野之，一变而为长江水师，再变而为防河圈矣。外而交邻，始用闭关绝市之，一变而通商者十数国，再变而命使者十数国矣。此又以本朝变本朝之者也。吾闻圣者虑时而动，使圣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变之锐，必不在大彼得[俄皇名]威廉第一[德皇名]睦仁[日皇名]之下也。记曰：先王者其意。今泥祖宗之而戾祖宗之意，是鸟得为善祖矣乎？ 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兴利之意少，怀安之念重而虑危之念轻。秦后至今，垂二千年，时局匪有大殊，故治亦可不改。国初因沿明制，稍加损益。税敛极薄，征役鉴。取士以科举，虽不讲经世，而足以颺太平。选将由行伍，虽未尝学问，然足以威萑苻。任论资格，虽不得异材，而足以止奔竞。天潢外戚，不与政事，故无权奸僭恣之虞。督抚监司，互相牵制，故无藩镇跋扈之患。使能闭关书界，永绝外敌，终古为独立之国，则墨守斯，世世仍之，稍见顿，未尝不足以治天下。而无如其忽与泰西诸国相遇也。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馀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厉，故其人之才智，常乐於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陵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欧东，五十年前未与英 ①突厥，指土耳其。明时，突厥别族鄂讬曼灭东罗马而建土耳其国，故有是称。 ①汤若望（1591-1666年），日耳曼人，明末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清初任钦天监监正，罗雅谷（1593-1638年），意大利人，明末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曾与汤若望等修订历。 ①醇贤亲王，即奕譞，光绪帝载湉之生父。 诸国交涉，故亦为独立之国。]之覆辙，不绝於天壤也。 难者曰：固因时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谓新者，西人习而安之，故能有，苟迁其地，则弗良矣。释之曰：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新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先是欧洲举议院及地方惟拥厚赀者能有此权，是年拿破仑变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举。]民兵之制，起於嘉庆十七年（1812年）。工艺会所，起於道光四年（1824年）。农学会，起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於道光十三年（1833年）。报纸免税之议，起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邮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轻减刑律，起於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汽机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1760年）。行海轮船，起於嘉庆十二年（1807年）。铁路起於道光十年（1830年）。电线起於道光十七年（1837年）。自馀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盖自皇拿破仑倡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英人李提摩太近译泰西新吏揽要言之最详。]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浡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於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难者曰：子言辩矣。然伊川②被发，君子所叹，用彝变夏，究何取焉？释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学在四彝。秋之例，乙进至中国则中国之。古之圣人，未尝以学於人为惭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请言中国。有土地焉，测之绘之，化之分之，审其土宜，教民树艺，神农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岁杪制用，夫家众寡，六畜牛羊，纤悉书之，周礼王制非西书也。八岁入小学，十五就大学，升造爵，皆俟学成，庠序学校非西名也。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国疑则询，国迁则询，议郎博士非西也。[汉制博士与议郎议大夫同主论议，国有大事，则承问，即今西人议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狱众共，轻刑之、陪审之员非西律也。三老啬夫，由民自推，辟署曹，不用他郡，乡亭之非西秩也。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商约之文非西史也。交邻有道，不辱君命，绝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职，工与居一，国有九经，工在所勤，保护工艺非西例也。当宁而立，当辰而立，礼无不答，旅揖士人，礼经所陈非西制也。天子巡狩，以观民风，皇王大典非西仪也。地有四游，地动不止，日之所生为星，毖纬雅言非西文也。腐水离木，均发均县，临鉴立景，蜕水谓气，电缘气生，墨翟亢仓关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则如彼，考之前古则如此；而议者犹曰彝也彝也而弃之，必举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让诸人，又何取耶？ 难者曰：子论诚当，然中国当败之后，穷蹙之日，虑无馀力克任此举，强敌交逼，眈眈思启，赤未必能吾待也。释之曰：日本败於三国，受迫通商，反以成维新之。败於普，为城下之盟，偿五千兆福兰格，割奥斯鹿林两省，此其痛创，过於中国今日也。然不及十年，之盛强，转逾畴昔。然则，败非国之大患，患不能自强耳。孟子曰：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又曰：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也。泰西各国，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属有人；其顾惜商务，不发难者，亦 ②崇德，清太宗皇太极的年号，共八年（1636-1643年）；元年改国号为清。未始无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厉阶孔繁，用启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图，示万国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约，亡羊补牢，未为迟也。 天下之为说者，动曰一劳永逸，此误人贱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说者曰一食永饱，虽愚者犹知其不能也。以饱之后历数时而必饥，饥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以治天下，则亦若是矣。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为不变之说者，实则非具有见於新之为民害也。夸昆成风，惮於兴佗，但求免过，不求有。又经世之学，素所未讲，内无宗主，相从吠声。听其言论，则日日痛哭；读其词章，则字字孤愤；叩其所以图存之道，则眙然无所为，对曰：天心而已，国运而已，无可为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论之，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於上，大势相迫，非可关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变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变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执其权而代变者也。其三，如印度，见并於一国而代变者也。其四，如波兰，见分於诸国而代变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诗曰?quot;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传曰：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霣，为将及焉。此固四万万人之所同也 论变不知本原之害 难者曰：中国之，非不变也，中兴以后，讲求洋务，三十余年，创行新政，不一而足，然屡见败，莫克振救，若是乎新之果无益於人国也。释之曰：前此之言变者，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捕宜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而於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今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捕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今之言变者，其荦荦大端，必曰练兵也，开矿也，通商也。斯固然矣。然将率不由学校，能知兵乎？选兵不用医生，任意招募，半属流匄，体之羸壮所不知，识字舆否所不计，能狱乎？将俸极薄，兵饷极微，伤废无养其终身之文，死亡无恤其家之典，能洁己效死乎？图学不兴，阨塞不知，能制胜乎？船械不能自造，仰息他人，能如志乎？海军不游弋他国，将卒不习风波，一旦临敌，能有乎？如是，则练兵如不练。矿务学堂不兴，矿师乏绝，重金延聘西人，尚不可信，能尽利乎？机器不备，化分不精，能无素材乎？道路不通，从矿地运至海口，其运费视原价或至数倍，能有利乎？如是，则开矿如不关。商务学堂不立，罕明贸易之理，能保乎？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土货销场，寥寥无几，能争利乎？道路梗塞，运费笨重，能广销乎？厘卡满地，抑勒逗留，朘膏削脂，有如虎狼，能劝商乎？领事不报外国商务，国家不护侨寓商民，能自立乎？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其稍进者曰：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调知本矣，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制不改，学成而无所用，投闲置散，如前者出洋学生故事，奇才异能，能自安乎？既省府州县皆设学校，然立学诸务，责在有司，令之守令，能奉行尽善乎？如是，则兴学如不兴。自余庶政，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盖事事皆有相因而至之端，而万事皆同出於一本原之地。不挈其领而握其枢，犹治丝而其之，故百举而无一效也。 今之言变者，其蔽有二：其一以震古铄今之事，责成於肉食吏之手；其二则以为黄种之人，无一可语，委心异族，有终焉之志。夫当急则治标之时，吾固非谓西人之必不当用。虽然，则乌可以久也！中国之行新政也，用西人者，其事多成，不用西人者，其事多败。询其故？则曰：西人明达，华人固陋；西人奉，华人营私也。吾闻之日本变之始，客卿之多，过於中国也。十年以后按年裁减，至今一切省暑，皆日人自任其事，欧洲之人，百不一存矣。今中国之言变，亦既数十年，而犹然借材异地，乃能图成，其可耻孰甚也！夫以西人而任中国之事，其爱中国与爱其国也孰愈？夫人而知之矣。况吾所用之西人，又未必为被中之贤者乎？ 若夫肉食吏之不足任事，斯固然矣。虽然，吾固不尽为斯人咎也。帖括陋劣，国家木以此取之，一旦而责以经国之还猷，鸟可得也！捐例猥杂，国家本以此市之，一旦而责以奉公之廉耻，鸟可得也！一人之身，忽焉而责以治民，忽焉而责以理财，又忽焉而贵以治兵，其条理明澈，措置悉宜，鸟可得也！在在防弊，责任不尊，一事必经数人，互相牵掣，互相推诿，其有成，鸟可得也！学校不以此教，察计不以此取，任此者弗赏，弗任者弗罚，其振厉黾勉图，鸟可得也！途壅俸薄，长层累，非奔竞末由得，非贪污无以谋食，其忍饥寒，蠲身家，以从事於公义，自非圣者，鸟可得也！ 今夫人之智愚贤不肖，不甚相远也，必谓西人皆智而华人皆愚，西人皆贤而华人皆不肯，虽五尺之童犹知其非。然而西之能任事也如彼，华之不能任事也如此。故吾曰：不能尽为斯人咎也，使然也。立善者，中人之可以贤，中人之才可以智。不善者反是。塞其耳目而使之愚，缚其手足而驱之为不肖，故一旦有事，而无一人可为用也。不此之变，而鳃鳃然效西人之一二事，以云自强，无惑乎言变数十年，而利未一见，弊巳百出，反为守旧之徒，抵其隙而肆其口也。 吾十为一言以蔽之曰：变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制。 难者曰：子之论探本穷原，靡有遗矣。然兹事体大，非天下才，惧弗克任，恐闻者惊怖其言以为河汉，遂并向者一二西而亦弃之而不敢道，奈何？子毋宁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矣。释之曰：不然，夫渡江者泛乎中流，暴风忽至，握舵击楫，虽极疲顿，无敢云者，以安一息而死亡在其后也。庸医疑证，用药游移，精於审证者，得病源之所在，知非此方不愈此疾，三年畜艾，所弗辞已。虽曰难也，将焉避之？抑岂不闻东海之滨，区区三鸟，外受劫盟，内逼藩镇，崎岖多难，濒於灭亡，而转圆之间，化弱为强，岂不由斯道矣乎？则又鸟知乎今之必不可行也！有非常之才，则足以济非常之变。鸣呼，是所望於大人君走矣！——
启超是活跃在中国政坛、学界三十余年的一代风云人物,被称为“新思想界之陈涉”。晚年他摒弃政务,专心向学,著作等身,建树颇丰,成为新旧交替时期学界泰斗和文化重镇。梁启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经世致用,其治学方法最重科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学术史研究之新路。对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梁启超堪当少数几位奠基者之一,又是难得的思想启蒙者,导航人。 梁启超的墨学研究依时间先後可分为两大段落，一是1904年在《新民丛报》上的〈子墨子学说〉与〈墨子之论理学〉；一是1920年代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和《先秦政治思想史》中的墨子部分等。这两个阶段相隔近二十年，两者对墨学的看法有无不同？如果有的话，其基本差异为何？又受何种因素影响？本文企图对梁启超墨学的内涵与演变作一描写，来回答这些问题，再据以分析与评估他的思想。 作者认为梁启超的论墨之作一方面出於他对先秦学术思想的兴趣，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时代思潮的影响。在《新民丛报》时期，其墨学研究的主旨是为现代中国国民与国家的建构，提供一个既植根於传统又符合西方学说的理论基础。至1920年代他的墨学不再具有那麼强的民族主义的色彩，而倾向於说明未来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文化上应有的特质，及其传统根源。 任公的墨学研究反映三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特点，第一，他强调群己并重，而个人在此关系中有根本的价值；第二，他主张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调和；第三，他肯定宗教的价值。上述的特点显示：梁启超的思想虽然变化多端，也并非毫无缺陷，但却是前後一致地，奠基於一些宗教、道德、政治与知识论的原则之上；他的这些原则，从今天我们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来看是相当合理的。因此我们不宜将他一生在学术上与思想上努力的成果视为肤湣Ⅰg杂而不够深刻，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他算得上一个既博学又敏锐的思想家。一、破天荒第一次将西方进化论学说引入中国学术思想界，将数千年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等七个时期，宏观地论述不同时期的内涵、特征和推演变化之因果关系。二，视野开阔，有全新的视角，如，着意探讨学术思想演进与政治条件、社会风尚的关系；运用比较研究方法，评析不同学派、不同文化系统的优劣利弊；注重地理条件对学术思想形成的影响。三、强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性，预言20世纪将是中西“两文明结婚”之时代，提出大力吸收西方进步思想、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二、以崭新的近代进化史观为指导在我国传统史学领域中，长期以来存在着退化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有的思想家、史学家，如战国时期的韩非、清初的王夫之以及公羊学家，他们能以进化观点看待历史，但在总体上尚处于朴素、粗疏的阶段，远未形成有体系的以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学说。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出于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需要，他们将今文经学派的历史变易观与西方进化论相揉合，既深化了历史变易论，又区别于为西方强权政治服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而形成了激励弱小民族进取的带有东方特色的全新的历史进化观，作为他们观察历史、政治、学术思想的工具。《论大势》即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将我国数千年的学术思想划分为胚胎时代、全盛时代、儒学统一时代、老学时代、佛学时代、儒佛混合时代、衰落时代及复兴时代等七个时期，强调指出：“一时代中或含有过去时代之余波与未来时代之萌孽。”每一个时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与特征，这些内涵与特征既是上时代基因的果，又对下时代产生影响；它既有其发生的必然性，存在的合理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弊端与局限，新的学术思想必然起而矫之或取而代之。 三、研究学术思想史的新视角梁启超研究学术思想史，做到了运用西方史学理论与发扬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相结合，因而具有更开阔的视野，有观察问题的新视角。首先，他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的发展演进与社会变迁、时势政治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非常密切。”他从先秦、两汉的历史中深切地体会到：“凡思想之分合，常与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并进而论道：“一统独立之国，务靖内忧，驯扰魁桀不羁之气，故利民之愚；并立争竞之国，务防御外侮，动需奇才异能之徒，故利民之智。”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这是中国“学界之一缺点”。思想学术完全脱离时势政治是不可能的，梁启超也并不反对学术为政治服务。他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思想学术作为一门科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其次，梁氏运用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成功地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学术派别、学术思想的内涵与特征，既充分地论证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都有其时代光彩，表明中华民族富有创造力，同时也深刻地揭示其存在的历史局限与弊病。在此仅举两例说明：一者，他将我国上古时代的尊天思想与神权政治和西方国家进行了比较，着重指出：他国之神权，以君主为天帝之化身。君主一言一动，视之为天帝之自言自动；而中国，“天也者，统君民而并治之也。”君“虽专制而有不能尽专制者存”。天需要有行使自己意志的代表。既然中国的君主不是天帝的化身，“于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尚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样，梁氏以敏锐的洞察力，揭开中国古代宗教神权思想之外衣，挖掘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最可宝贵的思想精华——民本主义（注：参见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专集》之五○，第30页。）。他虽将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立法权、司法权扯在一起，未免牵强附会，但重要的是，它表明了，梁启超为增进国人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和接纳，努力寻觅传统文化与西方民权思想的结合点。而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权学说，民主政治的思想土壤。二者，他通过先秦学派与希腊、印度学派的比较，论述了先秦学派的短长，其中对其所短的分析尤为切中肯綮。1.论理思想之缺乏，2.物理学之缺乏，3.无抗论别择之风，4.门户主奴之见太深，5.崇古保守之念太重，6.师法家数之界太严。梁氏在这里所论及的先秦学术思想之所短，实际上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的痼疾，是造成中国自秦汉以来学术思想界时而奄奄无复生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透视先秦学术思想之短长，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属首创。它表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已由表及里地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进入到学术思想等文化层面，实际上它已首开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河，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再次，梁氏还非常注意探讨学术思想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明确指出：“凡一国思想之发达，恒与其地理之位置，历史之遗传有关系。”他在阐述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时，首先分析了地理环境对南北两大学派形成、学术差异的影响，他写道：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他后期撰著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学案》、《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多篇学术专史正是《论大势》的直接发展和深化。《论大势》亦为本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和撰述开辟了路，它是中国学术思想研究走向近代化的拓荒之作和奠基之作。对此耿云志先生评论说：“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学术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注：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页。）如胡适即曾经回忆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还有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的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并由此萌发了“我后来做中国哲学史的种子。”（注：胡适：《四十自述》，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版，第105～107页。）至1919年胡适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可见，梁氏的学术论著确对我国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的重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变法通议》是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撰写的一组政论文章，主要内容是论证中国社会变则存，不变则亡；只有改良现行的腐朽官官僚体制和科举取士制度，兴办新式学校培养变法人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制度的弊端，维护清朝的政治统治。本书是近代中国最为系统全面的向国民宣扬维新变法主张的著作，从理论上深入阐述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及其保种、保国、保教的作用，成为晚清政坛上名声最大的宣传著作，是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使《时务报》在众多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维新派刊物，梁启超本人也因此得到了“舆论之骄子，天纵之天豪”的美誉。目录 总序 自序 论不变法之害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 学校总论 论科举 论学会 论师范 论女学 论幼学 学校余论 论译书 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 论金银涨落 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变法通议自序 （1896年8月9日） 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 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 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 而成生人。藉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贡助之法变 为租庸调，租庸调变为两税，两税变为一条鞭；并乘之法变为府兵，府兵变为彍骑，彍 骑变为禁军；学校升造之法变为荐辟，荐辟变为九品中正，九品变为科目。上下千岁， 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公理有固然，非夫人之为也。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 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近古以至今日，固已不知万百千变。今日所目为古法而守 之者，其于古人之意，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 今夫自然之变，天之道也；或变则善，或变则敝。有人道焉，则智者之所审也。语 曰：“学者上达，不学下达。”惟治亦然：委心任运，听其流变，则日趋于敝；振刷整 顿，斟酌通变，则日趋于善。吾揆之于古，一姓受命，剙法立制，数叶以后，其子孙之 所奉行，必有以异于其祖父矣。而彼君民上下，犹瞷焉以为吾今日之法吾祖，前者以之 治天下而治，薾然守之，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驰，卒至疲敝，不可收拾。代兴 者审其敝而变之，斯为新王矣。苟其子孙达于此义，自审其敝而自变之，斯号中兴矣。 汉唐中兴，斯固然矣。 《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也。 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 故。为不变之说者，犹曰“守古守古”，坐视其因循废弛，而漠然无所动于中。呜呼！ 可不谓大惑不解者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 “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 危，易证而尝旧方者死。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上循土训诵训之遗，下依蒙讽鼓谏之 义，言之无罪，闻者足兴，为六十篇，分类十二，知我罪我，其无辞焉。《变法通议》内容及影响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县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宣传家。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著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盂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1920年以后，梁启超息迹政坛，专事著述和讲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东南大学任教，还曾任北京图书馆馆长。陆续写成《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专著，在学术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1929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学识超群，才华横溢，一生极其勤奋，虽身在政坛不忘笔耕，因而著述极其丰富。据初步估计，其著述约有1400万字!其著作的结集，最早为1902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其后至1937年，共有大约40种不同版本的文集行世。其中，以1932年由林志均编、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收录最完富，体例最佳。近年，中华书局又将此本影印出版。 梁启超的主要教育著作和论文有：《变法通议》(1896年)、《倡设女学堂启》(1897年)、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1897年)、《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1898年)、《教育政策私议》(1902年)、《论教育当定宗旨》(1902年)、《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1917年)、《教育与政治》(1922年)等，均收录于《饮冰室合集》之中。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担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时发表的早期政论文章的结集，发表的起止日期为1896年至1899年。《变法通议》共有14篇，其中，《自序》、《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金银涨落》等12篇，刊于1896年至1898年的《时务报》，《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两篇，刊于1898年底至1899年初的《清议报》。《变法通议》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的第一卷、入选时，编次略有更动。 梁启超说：1896年，“启超创一旬刊杂志于上海，曰时务报。自著《变法通议》，批评秕政，而救弊之法，归于废科举兴学校，亦时发民权论，但微其绪，未敢昌言。”可见，《变法通议》是为“批评秕政”，为救清廷政治之弊而作的。因此，《变法通议》全篇都是在鼓吹变法，倡言维新。由于梁启超和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是教育救国论者，因此，在《变法通议》中，教育救国思想非常明显，其中，教育思想比较集中的篇目为《学校总论》、 《论科举》、《论师范》、《论女学》和《论幼学》等。 1．在《自序》、《论不变法之害》和《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启超指出，变为自然和社会之普遍法则，自然由变而成，社会也由变而生，“借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上引历史，下及现实，左观印(度)日(本)，右览俄(国)德(意志)，极言变法之必要，他大声疾呼：“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这些话的确如春雷惊天，确乎振聋发聩，惊世骇俗，惊心动魂，使人们从古国甜梦的沉睡中惊醒过来而直面当时的严酷现实，这无疑是封建帝国里的第一声资产阶级爱国启蒙。梁启超继而进一步回答了法之如何变的问题：“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变法之本在育人才，在开学校，在变科举，所有这些最终又需依靠体制的变革，这即是说，育人才，开学校，变科举必须在政治体制变革的前提下，并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实现。这无疑是一种深刻的远见卓识！ 2．在《学校总论》中，梁启超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民智开于学，兴学立于教，因此，教育是系乎国家兴亡的大事！ 那么，为什么会有学校不兴，教育不立的现实呢？梁启超指出，这都是长期以来的愚民政策所使然。统治者为箝制思想，便用制义、诗赋、楷法作为学校教育的内容，如此便使学校存其名而无其实。学子除了科举一途无由自进，这样，即使是那些有真才实学的“奇才异能之士”，为了取得中第升迁，也“不得不辍其所学，以 焉而从事矣。其取之也无定，其得之也甚难，则倜傥之才，必有十年不第，穷愁感叹，销磨其才气，而无复余力以成其学矣”。所以，梁启超愤慨地揭露道，明太祖之设制艺，同秦始皇之燔诗书，“遥遥两心，千载同揆”，戕民害族，罪不可逭。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国民分士、农，工、商、兵五等，而农而不士，农业不兴；工而不士，工业不兴；商而不士，商业不兴；兵而不士，兵业不兴。不惟中国之农、工、商、兵四业不士，即便是士也不士，“聚千百帖栝卷折考据词章之辈，于历代掌故，瞠然未有所见，于万国形势，瞢然未有所闻”，如此而欲富国强兵，安内御外，无异于缘木求鱼，未可得也。所以，要举兴百业，就需要对百业之民实行职业教育，广设学校育才。但是，当时培养官吏的国之大学，省之学院，郡县之学官，乃至书院，教学内容陈旧过时，愚腐不堪，不教以历代政术，不教以本朝掌故，不教以天下郡国利病，如此则“当其学也，未尝为居官之地，其得官也，则当尽弃其昔者之所学，而从事于所未学，“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如此治国，岂有不败者乎？”而且，即使是如此空疏无用的教育，真正“泽及”者也不在多数。虽号称受教之人有四百兆，但实际上，妇女不读书，已去其半数，农工商兵不知学，终去其十之八九。梁启超于此不由得感慨系之：“故号为受教者四万万人，而究其实能有几人，则非吾之所敢言也。” 梁启超还对当时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和实学馆之类洋学堂提出了批评。本来，作为专门之学，洋学堂对于振兴百业，培养专才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洋学堂的教育内容也同样是隔靴搔痒，不及实事，“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另外，洋学堂还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利因素的制约：其一，科举不改，就学乏才；其二，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难称其职；其三，专门之业不分、难于造就专才。所以，梁启超说，这种学校培养出来的人、顶多也只能“任象 之事”，当个翻译了事，于实事实业无补。 所以，必须设立新型学校以应时需，若“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新型学校应该“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其总纲有三：“一日教，二日政，三日艺”，其分目有十八项：“一日学堂，二日科举，三日师范，四日专门，五日幼学，六日女学，七日藏书，八日纂书，九日译书，十曰文字，十一日藏器，十二日报馆，十三日学会，十四日教会，十五日游历，十六日义塾，十七日训废疾，十八日训罪人。” 在《学校总论》的最后，梁启超专门论述了教育经费问题。梁启超指出，没有教育经费，学校之议无异空纸，所以，“今国家而不欲自强则已，苟欲自强，则悠悠万事，惟此(指筹措教育经费)为大，虽百举未遑，犹先图之”。有感于英、法、德、俄、美、日诸国教育经费之充足，更感于中日甲午海战失败之沉痛教训，梁启超指出，假如中国能早一点拿出甲午海战的战败赔款二万万两白银的百分之一二用于兴学育才，则二十年间人才大成，那么，甲午海战便不致于落得如此之惨痛结局。所以，只看到敌人的坚船利炮，而看不到其所以有坚船利炮的原因，只不惜重金以治海军，而舍不得拿出薄金以营学校，如此便是知末不知本，治末不治本，最终必是一无所成。梁启超沉痛地疾呼：如果今日仍不图举，则“恐他日之患，其数倍于今之所谓二万万者，未有巳时。” 3．在《论科举》中，梁启超专门讨论了科举改革问题。梁启超指出，国家作育人才，皆为有用，教而不用，不如不教；学生学习，唯在效用，学不见用，不如不学。但是，科举网尽举国上才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所以，“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那么，科举如何变？共有上、中、下三策。何谓上策？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其余归内外户刑工商各部任用，比部曹。庶吉士出洋三年，学成而归者，授职比编检。学生业有定课，考有定格，在学四年而大试之；以教习为试官，不限额，不糊名，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 何谓中策？中策是：“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分设明经、明算、明字、明法、使绝域、通礼、技艺、学究、明医、兵法诸科，使诸科广涉经书、中外算术、中外语言文字、法律、外交、大清掌故、格致制造、教学法、医学、兵法等各个领域。至于取士之法，或特诏举试，或按省附考，给予出身，示以荣途。如此“则岩穴之间，乡邑之内，与夫西学诸馆，及出洋学习之学生，皆可因此以自达。其未有成就者，亦可以益厉于实学，以为天下用，则其事甚顺，而其效亦甚捷。” 何谓下策？下策是：“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也即试科不变，但具体内容应有新的要求。童子试“必试以中外政治得失、时务要事、算法格致等艺学。乡会试必三场并重，第一场试四书文、五经文、试帖各一首；第二场试中外史学三首，专问历代五洲治乱存亡之故；第三场试天算、地舆、声光、化电，农矿、商兵等专门，听人自择一门，分题试之，各三首。殿试一依汉策贤良故事，专问当世之务，对策者不拘格式，不论楷法。” 总之，科举之变是必然的，完全率由旧章显然有悖于时代的要求，问题只是大变还是小变的问题，“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上策必强，中策可安，下策尚存。 4．在《论师范》中，梁启超指出，国之兴，在于兴学，学之兴，系乎教师，教师是学生心目中的上帝，其道德文章对学生影响很大，因此，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当时府州县学官及蒙馆学究多系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辈，其误人子弟，势所必然。而洋学堂中的西洋教习，亦每每存在有言语不通，翻译失真。西人幼学，异于中土，故教法亦每不同“等五大不利因素，而且，西人不懂中华经典，“每拨弃本原，几成左衽”，任用西人，授人以柄，究非长策，所以，“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那么师范学校之制又如何确立呢？梁启超参考日本寻常师范学校之制提出了如下主张：“一须通习六经大义，二须讲求历朝掌故，三须通达文字源，四须周知列国情状，五须分学格致专门，六须仞习诸国言语，”至于教学法，学习《札记·学记》而循而用之，殆庶几矣”。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必须将师范学堂的设立同小学堂的设立结合起来。从京师到各省府州县，遍设小学堂，同时辅之以师范学堂。小学堂之教师由师范学堂之学生充任，以小学堂教学之效果，来检验师范学堂教学之效果。如此，“则天下之士，必争自鼓舞”，“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5．在《论女学》中，梁启超提出了“欲强国必由女学”的惊人之论。梁启超列举了世界诸国之女学状况，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也最强，美国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也次强，英、法、德、日诸国是也；女学衰微者，则其国得存已为辜事，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梁启超说，到了太平之世，国界、种界、兵事全无，男女也无有分别，男女“皆可各执一业以自养，而无或能或不能之别，故女学与男学必相合”。 因此，梁启超于当时中国妇女并受身心二重戕害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指出，中国妇女不仅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以致“独学无友，孤陋寡闻”，未可作诗填词，无论实学，而且要蒙缠足毁体之害，所以，“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 6．梁启超极为重视儿童教育，认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所以，在《论幼学》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问题。他对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实行的先进的儿童教育方法充满了赞美之情，认为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先识字，次辨训，次造句，次成文”的教学程序，循序渐进，学不躐等，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而中国当时的未尝识字即先授经，未尝辨训、造句即要作文的儿童教育程序无疑是本末倒置。正是痛感于当时的儿童教育方法对儿童的戕害，梁启超为八岁至十二岁的儿童拟定了一个功课表。 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虽不一定能称得上是一位深刻的教育思想家，但称之为著名的教育思想宣传家却是当之无愧的。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以东渐之西学为思想武器，用不同于当时文坛的新文体，即用更为痛快淋漓，剀切锐利，富有情感，不避俚俗的语言，大声疾呼变法之迫切性与必要性，因而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加之《变法通议》主要是发表于当时“举国趋之，如饮狂泉”的《时务报》，其影响之巨大更是可以想见的。 梁启超是一位教育救国论者，因此，他所鼓吹的变法也主要的是指教育变法。梁启超以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窥测到了当时中国变法的迫切性，他在《变法通议》中的变法主张，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时代的强烈呼声，因而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但是，《变法通议》之所以倡言变法，鼓吹改革的理论依据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进化论，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进化与人类社会之发展作自然比附的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 《变法通议》把兴学校、育人才作为变法的根本，把教育作为开民智、兴民权的基础。它所表达的重视教育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但是，它只揭示了造成中国人才缺乏、民智未开的教育原因，却没有从更深一层看到造成中国教育落后的政治原因，这是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之所在。 侗浞ㄍㄒ椤飞婕暗搅私逃?特别是学校教育)改革的方方面面，从教育外围的改革，诸如女子教育改革和连接育人和用人的枢钮——科举改革，到教育内部的改革，诸如教师、学生、育人规格、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改革，无处不着笔墨。 于今看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所表述的思想恐怕是平谈无奇的，其中甚至还有失当之处，但是，作为大潮的先声，《变法通议》在当时的确起到了震聋爰聩、开启民心的重要作用，不论是清末的兴学校，还是科举由改革到废止，所有这些，都无疑受到了来自《变法通议》的重要影响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梁启超人物评价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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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被公认为是清末优秀的学者，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意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词，“经济”，“组织”，“干部”等，皆始于梁启超先生。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的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黄遵宪：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 吴其昌：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里设立专章分析梁启超的思想，认为其新民说的主旨是要建设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标准，在利群，要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中国数千年不进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碍未铲除，所以要破坏。并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并指出，梁启超的这种思想，“实代表西洋资本社会的思想，与数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在对梁启超的总体评价上，作者认为：“梁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不如在学术史贡献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创设不如康有为，破坏不如谭嗣同，而其思想多来自康、谭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贯，随时转移，前后矛盾，然其影响甚大，则因其文笔生动，宣传力大。” 毛泽东：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郭沫若：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戴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 萧公权：“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梁启超开篇就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可惜，梁启超心目中的少年中国，现在已经即将变成老年中国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超过65岁的老人已经超过1亿人，而且随着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口接连进入老龄，而新生人口又严重不足，更将使中国的老龄化问题雪上加霜。到2030年，全国60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亿（人口研究中心数据）。到2030年，梁启超所说的“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恐怕就不单单是一种悲观的假设了。 “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梁启超认为，国家是由土地和人民这两大要素组成的，而我们现在，真的把这两大要素同等看待了吗？我们现在对土地十分重视，可以说是寸土必争，而对数千万乃至数亿本国本族人口却毫不吝惜，必除之而后快！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德国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现在人口负增长的势头已经蔓延了大半个欧洲，欧洲多数国家纷纷采取各种鼓励生育的措施而均不能奏效，只能依靠外来移民才能满足本国的劳动力需求，西欧、中欧已经成了亚非拉移民的乐园。而在东亚，日、韩、中三国更是后来居上，以急遽下降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跻身人口负增长国家行列，并大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之势，日、韩已经觉悟，采取亡羊补牢的手段进行挽救，极力鼓励生育却收效甚微，而独中国仍以消灭本国人口为己任，不用扬鞭自奋蹄，可谓登峰造极，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奇观。 “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从此句看，梁启超虽为中国一代思想家，却是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终究对后世政客学者的思想水平估计不足，竟做出这般与实际大相径庭的预言。从当今的人口现实看，对未来世界人口走向的真实的判断应该是：“欧洲列邦在今日为老年国，而我中国在明日为更老之老年国。”这话说来犯忌，恐怕有人要来掌我的嘴。怎奈心直口快，由它去吧。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此句却有极强的预见性，梁先生睿智，可见一斑。只是我不知道“老朽”一词的确指，只能希望有自知之明的政客及学者们对号入座了。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读来真是痛快，可悲哀的是，梁启超先生用了一串慷慨激昂的排比句隆重推出的“少年”，今天却成了一个骄宠自矜又稀稀拉拉的弱势群体，看来，“胜于欧洲”，“雄于地球”的美好梦想都将成为更长久的美好梦想了。
梁启超爱国事迹论文开题报告
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梁启超也是一位著名学者。他兴趣广泛，学识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的造诣。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写下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他一生著述宏富，所遗《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其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学贯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一生著述等身，总约千万余字，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1912年回国，1918-1920年旅欧，回国后不遗余力地从事讲学和著述，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主要著作收入《饮冰室文集》。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署中国之新民，广东新会人，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他因参与戊戌变法而成为彪炳史册的风云人物。1920年以后，梁启超脱离政治活动，专心学术研究，于文、史、哲诸方面多有著述。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但他与康有为迥然不同。如果把康有为的书法比作大海的潮音，那麽梁启超的书法就是山涧的清泉。康有为追求的是一种雄强博大的风格，而梁启超的书法所显现出来的则是一种典型的平和恬静的格调。 一岁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历二月二十三日）生于新会茶坑村。五岁 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 丁丑 由祖父和母亲教读四书五经。十二岁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 甲申 应广州童子试 中秀才。十六岁 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 戊子 广州学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粤秀、粤华书院外生。 十八岁 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 卯寅 经陈千秋介绍，就学于康有为。十九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 辛卯 入京与李蕙仙完婚。二十岁 一八九一年光绪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乡居年余。二十三岁 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 随康有为入京会试，落第。参与组织“公车上书”。助康创建强学会。二十四岁 一八九六年光绪廿二年 丙申 筹办《时务报》，任总编述，发表《变法通议》等文章，名声噪起。二十五岁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为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创设不缠足会和女学堂。二十六岁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 戊戍 参与“百日维新”，光绪帝赏六品衔，奉旨办译书局。八月政变起，逃往日本，与陈少白往还，协商与兴中会合作事宜，因康有为阻挠末果。在横滨主编《清议报》。二十七岁 一八九九年光绪廿五年 已亥 七月创粉高等大同学校于日本东京。二十八岁 一九00年光绪廿六年 庚子 与康有为、康才常等发动“勤王运动”事败。三十岁 一九0二年光绪廿八年 壬寅 《清议报》停刊，创《新民丛报》、《新小说报》，倡“小说界革命”。三十五岁 一九0七年光绪卅三年 丁末 《新民丛报》停刊、成立政闻社。四十岁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国，创《庸言报》。四十一岁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癸丑 参与共和党。熊希龄内阁成立。任司法总长。四十三岁 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乙卯 创《大中华》月刊。辞币制局总裁。四月回乡省亲。六月写《导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斥袁称帝，南下从事倒袁运动。 四十四岁 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动反袁。三月抵广西，发动广西宣布独立。在肇戾成立护国军两广者司令部任参谋。后成立军务院，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四十五岁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 丁已 七月，参与段祺瑞反对张勋复辟。任段祺瑞 内阁财政总长，十一月辞退。四十七岁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已末 到欧洲各国考察。五十岁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壬戌 先后到北京、济南、苏州、上海等地讲学。五十三岁 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年 乙丑 在清华研究院讲学，出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五十七岁 一九二九年民国十八年 己已 因肾病于一月十九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京沪开追悼会，参加者甚众。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绪十五年）年仅十七岁的梁启超考中了举人，与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订婚，1891年（光绪十七年）梁启超十九岁时入京与与长他四岁的李蕙仙成婚。婚后夫妻二人的感情一直很好。李惠仙与梁启超结婚时，带了两位丫环，其中一位即王桂荃，王桂荃聪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妇喜欢，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病而逝，梁启超为此写下了一篇情文并茂的《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与孩子们四散分离，最后死在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梁启超共有有9个子女：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杰出的人才。梁思顺（令娴）（1893年－1966年），长女。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其妻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1912年－），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1916年－），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现已离休，住在山东济南。 梁思礼（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发现了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