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小娴小说的论文研究
！！！！！不能这样！！！这是作业啊！！！！！！不公平！！！！！！！！自己写啊！！！！！！！！！我们都是自己写的！！！！！！！！！！！！！！！！！！！！！！这样做有点J哦~~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的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亦舒美丽而豪爽，“有着追求理想的翅膀”，因之她的小说充满幻想色彩——虚无飘渺，却又执着而不肯放弃。她更具有敏锐的观察力与触觉， 有擅于将平凡的字眼变成奇句的才华，她的写作正如她的人，麻利、泼辣， 而又快又多，但即使换上十个笔名，读者也不难一下子从作品中把她辨认出来。 张小娴善于描写都市的男欢女爱，深受年轻读者的欢迎。她相信承诺，喜欢一切美好的东西：漂亮的衣服美味的食物、男人的诺言。她找寻幸福，然后发现，失望，有时候，也是一种幸福。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遗憾，也是一种幸福。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她追寻爱情，然后发现，爱，从来就是一件千回百转的事。三毛从来不刻意追求某一种技巧和风格，一切都显得平实与自然。然而在她信笔挥洒之中，却又蕴涵无限，这也许是一种更高的技巧和风格吧。
张小娴的作品写得非常唯美，有中国文化研究价值。
彰显作品的中国文学价值的话，基本上可以忽略。
关于研究小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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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大神，放过我吧》 额 也不清楚是什么类型 蛮好笑的 行不？
王小波的精神结构及其小说的结构模式 {内容提要}：本文从意象分析法的角度，论述了王小波小说中“夜”的意象的意义，进而阐述了他阴阳两界冲突的精神结构和由此形成的其小说的结构模式。{关键词}：王小波 精神结构 阴阳两界 结构模式王小波有部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阅读这部小说，读者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何为阴界？何为阳界？在他的杂文中也数次提到类似的说法，比如，话语圈属于阳的一方；世界除阳的一面之外，还有阴的一面；“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1）还有其他衍生的词“阴性的态度”等。我认为，阴阳两界是理解王小波精神世界的一个通道，他的精神结构呈现出阴界和阳界之间不可调和的分野，二者之间像两军对垒一般，上演了一场场攻防战，时而剑拔弩张、势不两立；时而委屈求全、妥协礼让；时而握手言欢。这是内心深处惊心动魄的战争。王小波的精神世界时时表现出搏杀、冲突、紧张、分裂的状态，他精神上的弦绷得太紧，这是一个人的战争，这是分成两半“自我”的格斗，最后终于两败俱伤、琴弦绷断，曲未尽人已失。王小波精神世界的这种特质投射到小说创作中，自然其小说的精神结构与它保持一政，不仅如此，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展现出双线并行、交织、虚实相映、古今对话的结构模式。综合王小波杂文和小说来看，对阴阳两界的界定，大致可列出以下两类词语方阵：阳界：愚蠢、专制、强权、无智无性无趣、乌托邦神话、愚民教育、宗教化政治、煽情伦理、思想牢笼、话语圈文化、精神阳萎、实用功利、机械化一、强势群体……阴界：健康的性、有趣、神奇、智慧、自由、爱情、创造、理性、科学、民主、人的尊严、沉默文化、参差多态、弱势群体……法国文学理论家加斯东·巴什拉尔认为，每个诗人都提供一份意象的综合，我们可以事后去发现它，绘制一幅“曲线图”，重新发现一种逻辑。在此，意象既不是一种修辞形象，也不是文章细节，意象是“一个完整的题材。它呼唤各种不同的来自多渠道的形象的聚合”；它是“一种原则的升华”，它可以上溯到语言和形象思维的起源，同时又表达“凝聚了事物内部的情感世界”。巴什拉尔的批评即是从一个意象出发，重新认识一个世界，艺术家心灵向往的那个世界。（2）笔者通过对王小波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单位意象”或者说“存在编码”“夜”进行分析，以期切入他的精神结构。“包围着他们的是派出所的房子，包围派出所的是漫漫长夜。”（《未来世界》）。《似水柔情》末尾：“眼前是茫茫的黑夜。曾经笼罩住阿兰的绝望，也笼罩到了他的身上。”最典型的是如下大段文字：“夜黑的发紫，星星亮得像一些细小的白点。在京效时我常和铃子钻高梁地，对夜比一般人熟悉得多。这是险恶的夜，夜空紧张得像鼓面，夜气森森，我不禁毛发直立。”“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氛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作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已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3）在他的早期习作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文字：“在我小的时候，常有一种冰凉的恐怖使我从睡梦中惊醒 ，我久久 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4）。于是到云南插队时，他常常在深夜走出宿舍，在夜色中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诗，写了又涂，涂了又写。（5）王小波在1979年6月6日写给李银河的信中引了《德国诗选》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并说他尤其喜欢“银色的星光”这个诗句（6）：他爱在黑暗中漫游，黝黑的树荫重重的树荫会冷却他的梦影。可是他的心里却燃烧着一种愿望，渴慕光明！渴慕光明！使他痛苦异常。他不知道，在他头上，碧空晴朗，充满了纯洁的银色的星光。王小波在不同的小说中先后引了二次塞利纳杜撰的瑞士卫队之歌：“我们生活在漫漫寒夜，/人生好似长途旅行。/仰望天空寻找方向，/天际却无引路的明星！”（7）并且第二次引用时用的小说题目是《茫茫黑夜漫游》，由此可见他对这首诗及“夜”这一意象的喜受。除此之外，他的一些小说题目多少也透露出一些信息：《红拂夜奔》、《夜行记》、《夜里两点钟》。在王小波的笔下，夜是漆黑的、萧杀的、凄惨的、紧张的、险恶的、森然的、漫无边际的，它意指黑暗、压抑、迷茫、恐怖、绝望、死亡。当王小波把“文革”时期比作漫漫黑夜时，“夜”这一意象的内涵还较为狭小，从王小波整个一生及其创作始终来看，他赋于“夜”以丰富、深邃的意蕴。《茫茫黑夜漫游》好比怪腔怪调的布鲁斯，是一篇心态小说，是作者写作时“当下”心境的流露，在此，作者表达了在强制下永不屈服的信念：“有人可以从屈服和顺从中得到快乐，但我不能。”他说，只有一种生活是可取的，就是迷失在探究小说艺术无限可能性中。王小波对夜的恐惧，即是对受奴役的、乏味的、无创造的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如何超越死亡，穿过漫漫寒夜般的人生，他选择了创作，选择了诗意人生因此他称自己是行吟诗人、浪漫骑士，以艺术对抗寒夜，超越死亡，也超越命运、生命、存在。他说：“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如果我会发光，就不必害怕黑暗。如果我自己是那么美好，那么一切恐惧就可以烟消云散。”（8）想象一下，一个17多岁的少年在亚热带地区的夜色下，在旷野之中，以他的单纯、真诚试图摆脱当时的话语霸权、语言牢笼，抒发出自己本真的内心情感，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那么，与“夜”对应的意象就是“星星”、“明星”、“银色的星光”，这是王小波的精神源泉，他渴慕星星，寻找星星，梦想化作星星，照亮黑暗，抗争阳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王小波的人生及创作，那就是：星光照彻黑夜。王小波确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慧星，他闪亮的光芒照彻了晦暗的夜空。王小波的另一个重要的“存在编码”就是小说中的“刑场”意象，及由此衍生的“砍掉的头”、“尸体”意象，（9）“夜”和“刑场”都是王小波对人生、对他生活的世界的一种深刻体认。王小波的小说中的人物可分为界线分明的二个方队，即阳界中人和阴界中人；军代表/知青、团知书/受帮教者、大夫/病人、警察/犯人等，在他们之间上演着管制/反抗、改造/抵制、追逐/逃跑的游戏。王小波小说的动态与静态场面也值得留意，当他的叙述落笔于争斗、追逐、逃跑时就自由奔放、生机盎然、谐趣横生，如王二的上山，老鲁捉王二，卫公、红拂出逃、薛嵩抢婚、征战等，而一旦人物在一处停留下去就往往是压抑、郁闷、死气沉沉的世界。与此对应的两类地点（皇宫、宣阳坊、灰色长安、洛阳/凤凰寨、路上）也就有了相反的寓意。下面以《黄金时代》中的3篇小说为例，论述阴阳两界的冲突、对峙、碰撞。在《黄金时代》里，王二是到云南插队的北京知青，二十出头，充满了好多奢望和青春的强烈躁动，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以当地队长、农场军代表为首的管制体制也就是阳界，发生激烈冲突，当他拿着猎枪和军代表剑拔弩张地对峙时，这种冲突达到顶点，这是箝制与反抗、设置与反设置、情感萎缩与生命激情、道德戒律与精神自由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但个人是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的，王二选择了跑为上策，逃往深山老林。在这个阴界世界中，王二和陈青扬在原始山林里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状态是一个神奇的梦，他们远离人类，远离文明，过着自耕自食的生活，他们活得狂放恣肆、自由自在、随心所欲，他们在大自然里无所顾及地做爱，他们的精神自由和生命激情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和敞开，演奏出一首生命狂欢曲，从这层意义上讲，这的确是王二的黄金时代，他们的生活很像汤恩比所说的人类史前文明的阴的时期的生活。下山后，他们受到阳界势力 的围剿：收审、写交代材料、出斗争差，但王二和陈清扬以精神上、性爱上的放浪不羁、轻松游戏消解了神圣、虚伪、庄严，从而宣告了他们在这场阴阳冲突中的不可战胜。《三十而立》，王二成了大学教师，但他感到无趣机械的生活好像一种酷刑，在他看来，这个世界里存在着两个体系，一个来自生存的必要，一个来自存在本身。就前者而言，就是为了功名利禄虚名浮利，违心地装丫挺，假正经，过表演给人看的生活，这就失去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本身具有无穷的魅力，它没有什么世俗功利性，它就像草长马发情那么自然，二者之间的分野就是阴阳界面的确立。王二在功名利禄和追求真善美之间，在追求真诚和掩饰自己对社会的真实感受之间，在自然人生与生存之累之间徘徊不定，苦闷不安，做着痛苦的抉择。在常态生活中，阳界的一切不像非常态的“革命时期”那样面目狰狞、咄咄逼人，它就像滞重无形的空气弥漫在“阴性人”王二的周围，它无所不在又难以捕捉，王二时时有抗争的冲动，却不知把矛头指向何方，因此，不得不在万般无奈中“荷戟独彷徨”。是苟且生存，还是返回存在本身？在王二死前，在小说结束之前还是个问题。《革命时期的爱情》，是一部关于性爱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个人成长史的小说。个人的成长恰恰框定在一个抹杀个人存在的革命时期，伟大人物设置的乌托邦中，那种命运的被设置感、行货感、玩偶感刻骨铭心，个人意志与集体意志必然格格不入。少年王二与姓颜色的女大学生的爱情是惨痛、凄美的，作为两个触犯游戏规则未被惩办的漏网之鱼，他们在野外树林、河边的爱情可看作逃逸阳界中心的边缘地带里的一次疗伤。他们在此还原到人本位，体验男人和女人的感觉，但王二幼时的惨痛经历在心理上的投影使他无法有所作为。表面革命失败的背后，是肮脏、丑陋的世界作用于个人隐秘的性心理上的挫败感，他们所扮演的革命角色其实是丧失人本性的受愚弄的玩偶、泥人，他们在咀嚼失败中开始的畸形之爱只能以失败告终，这是革命时期曲折隐晦的个人情感悲剧。王二长大成人后，进街道豆腐厂当工人，他和阳界中人、道德牧师、帮教他的女团支书之间由对抗、冲突最终转向枕席之欢，女团支书由肩负拯救精神的使命，自觉不自觉地滑向肉体的放纵、沉沦、做成阴阳苟且之事，这是一场阴差阳错的爱情。在《黄金时代》中，阴阳两界的冲突是紧张、激烈的，也是明朗、单纯的，有两军对垒的气氛，王二和陈清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战斗同盟，而《革命时期的爱情》里，这种冲突要隐晦、错综复杂的多，在最隐秘的心理层面，在个人成长史中，也在王二和女团支书的苟且贪欢之间展开，它是多色调多层次的。《我的阴阳两界》，主人公王二选择的生活方式是独特的，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长期在地下室居住，喜欢寂寞、黑暗，在写小说、译书的思维乐趣里自由地生活。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阳萎，这其实是一种文化隐喻，是阳界的伤害造成的，他逃跑、隐匿到阴界中去，在阳界中人看来，他是小神经，被列入异类，但长期以来，他和阳界中人过着两不相扰、相安无事的生活。妇科女大夫小孙的冒然闯入打破了这种生活，导致了二者的失衡、冲突、较量，表面上看，在这场较量中，王二大获全胜。与女团支书为青工王二治疗精神为初衷却以捐献肉体告终不同，小孙以奉献肉体来治疗王二肉体阳萎为起点，最后治好了肉体，把王二拉回阳界，却导致他又精神阳萎。两个王二与两个女人的性关系都蕴含着挽救的母题，尽管动机、方式、角色不同，但结局都是失败的，而后一种失败是精神上的大溃败，因而是阴性人王二最大的人生失败。在这三部小说中，阴界的形象化指涉由蛮荒之地、边陲的原始山林转到城市效外河边的小树林，再转为城中医院里阴暗、杂乱的地下室，自然的野性、诗意由强转弱，最终衰退到人群居住之所的凡尘。阴性人王二由在自己的世界里随心所欲的生命狂欢转变为无路可逃中与阳界调情苟合，再变为阳界中的一员，精神境界一路呈现沦落、萎缩、衰退之势，阴阳两界的冲突也由紧张激烈走向淡化、缓和，直到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欢。这是否可称为阴阳三部曲？与王小波及其小说的精神结构相一致，其小说的叙述结构也往往采用双线、多线并行、交织，古今对话、呼应，纪实与虚构、现实与想象、现时与历史、生活与本文构成一个虚实相生真假莫辨亦真亦幻的奇妙繁复的开放性叙述空间，叙述人在这个无限敞开的叙述空间里自由出入、往返。《未来世界》由三大叙述板块组成：描绘叙述人在未来世界里的“当下”现实生活，追忆舅舅在上个世纪的历史中的生活，叙述人撰写的舅舅传记中的生活。《白银时代》的叙述结构是：写作公司里的现实生活，回忆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这部小说中的大学生活，师生恋情及奇谲的沙漠世界。其中，《白银时代》和《2010》的情节核及叙述动机都是一个谜语，小说的叙述流程亦即谜语的破解过程。《未来世界》和《2015》都运用了少年视角，顽皮、刁钻、性萌动期的少年可看作前叙述人，他的叙述起到颠覆人物关系、伦理关系或反讽世界的怪诞荒唐或增加戏谑效果的作用。《红拂夜奔》、《万寿寺》，用现代意识烛照历史传奇，叙述人的现实生活与其虚构的小说中的历史人物生活形成同构关系，历史和现实，过去和现在在相同的主题和动机上被跨越，这种古今对话的叙述方式在另外两篇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伦奴》、《似水柔情》中表现得同样突出。
张爱玲小说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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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这个咋样？？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艾晓明 《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我们读小说，总是从标题开始的，标题唤起读者一些可能的阅读经验，是作者预先设计的读者期待视野。如果这个说法不错的话，我们可以设想，张爱玲在拟定这个题名时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这里将讲述一段传奇——“罗曼司”，即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故事。就此而言，在标题范围内，“倾城之恋”不具有叙事性质，只是一个复合名词，在文学语汇的传统中，它是一个形容词。形容妇女容貌极美，美到令众多的人倾慕、倾倒的程度。“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齐梁时期钟嵘在《诗品》中论及诗之吟咏性情的功能时也写道：“……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1] 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结果。“汉皇重色思倾国”，引出白居易的《长恨歌》，创造了一个千古爱情的传奇。 但是，读完了张爱玲的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的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倒是在“倾城”的另一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在这个意义上，倾城之恋名副其实。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和范柳原，使他们做成了一对平凡的夫妻。 显然，这一结局的实际指涉对读者可能的期待是一个倾覆。不妨由这里入手，探讨这个倾覆带来的意义的游移、空缺或潜层的增殖。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2] 柯灵用“严峻”概括他对那个时代——时间的感受，这种感受，我们在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火》三部曲。在此前后（1943年前后）还有萧红的《生死场》，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这是集体记忆中的历史时间，严峻，生死存亡之秋。 《倾城之恋》一开始就涉及一个全然不同的时间情境：“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3] 人家的十一点，这是公众时间，张爱玲的故事，不在这个轨道、或乐谱上。她写的是私人时间、个体时间、特殊时间，在这个时间网络里织就她关注的人物故事。老钟，代表了白公馆的日常生活特点，依然是家长作主，几代同堂的大家族聚居，依然是家庭成员间财产的纷争、婚姻的变故，陈陈相因的生老病死。巴金《家》里面那种父与子的冲突、新时代的面影，在这里真是一点儿也谈不上。犹如流苏的哥哥三爷劝流苏为离婚前的丈夫戴孝主丧时说的话：“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唬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落叶归根……”。这段话，只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算做白公馆对历史时间的感受。也可以说，它表达出张爱玲对小说人物与时代关系的感受。时代固然在变化，但在张爱玲小说世界的众多家庭中，一切如常。个人与历史、民族、政治意义中的主流、洪流，不相干。 这也是张爱玲对时代和社会的一种发现。当许多被称为新文学的作家们，尤其是四十年代的作家们急于捕捉社会变化、历史脚步和一个新时代的幻影时，张爱玲窥视的是它的背影——时代和社会的背影。它是沉入阴暗，没有前途，日益混沌的一面。我们今天可以有把握地说，它确实如海明威比喻的“冰山”一样，是沉入水下的，比水面上露出的光亮部分浓厚和沉重得多的部分。张爱玲解说《传奇》的封面，勿宁说是女作家自己姿态的写照：“封面是请炎樱设计的。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4]这个现代的鬼魂，照出了作家自己的津津有味，饶有兴致。 流苏就从这样一个近于凝固的家常时间中走出来，这是个要创造自己命运的女人，她的创造，可以说是要在白公馆的时间轨道中挣扎出来，开始她个人生命的时间。这点启悟，从一个特殊的时刻开始——前夫的死。徐太太来报丧，流苏面临一个选择，兄嫂一致挤兑她要逼她回去守活寡，流苏没法儿不迫切地为自己寻找归宿，这个家是再也住不下去了。 与巴金笔下出走的女性不同，流苏出走看不出任何新理想的引诱，她要走，是生命自己在这刻发出的呼喊，是生的本能的呼喊。这一生的本能要求活动，而且它是流苏仅存的本钱。在这里张爱玲有一段时间意象生动交织的描写：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括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一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眨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这里，青春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的挣扎和反抗竟然修成正果，终于得到了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在这姻缘里，他们遭遇了个体时间之外的集体时间——战争。我想，这是遭遇，而不是参予，这一点，仍然是张爱玲与那些侧重表达集体感受、民族意识的作家的区别。战争作为这个体生命时间的威胁介入流苏和范柳原的关系，令他们不能不重新考虑两人关系的价值，从而加速了缔结正式婚约的程序。在这样一个处理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张爱玲如何利用传统的美色“倾城”这一语义向写实“倾城”这一语义的转换。在浅水湾一边山的高墙下，范柳原对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一幕，曾被傅雷称绝：“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5]其实，这不止是人物的感觉，也是张爱玲对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时二者关系的感觉。在那个众多作家认为严峻的时代，这严峻对于张爱玲来说更重要的是它对个体生命的威胁。相对于众多作家的民族本位，张爱玲是以个人为本位的。这才是她所理解的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遇的含义。她在不止一个地方说过：“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6] 由于这样一种感受，张爱玲笔下的这对情侣，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成为苟全于乱世的一种人生形式的代表。乱世中的伧夫俗子，既无意于推动历史，也不幻想融入大众以求集体性永生，要的只是个人生命、此生此在的实存。所谓“浮生若梦”，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无非是这种乱世人没法儿摆脱的无常感。于无常中求得有常即是流苏与范柳原姻缘际会中的最佳境界，这也是傅雷引述的一段：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移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7] 由于这种以个人生命价值为本位，对个体生命时间流失的急迫关注，《倾城之恋》包括了流离失所、危城劫难、乱世求存这些特殊感受，它兼容了一代代乱世中背井离乡漂泊到海外的中国人的苍凉记忆。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理解张爱玲于他们的亲切和受欢迎的程度；也不难看出，为什么这样一类感受在现当代海外华文作家作品中积淀成了一个基本的母题。 二、空间：出走、城与城 俄国批评家普洛普在《民间故事的形态学》中启示我们：“一、在叙事文学中可以区分出两个层面，具体内容的层面和抽象结构的层面。”“二、在分析中叙事结构的层面可以从文本中分离出来。”“三、叙事功能是叙事结构的基本要素，正是叙事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结构类型。”[8] 根据普洛普概括的叙事功能，我们用来分析《倾城之恋》，可以看看，张爱玲的这个作品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模式上，借助于这样一个结构模式，我们又可能发现在“倾城”这个主题层面中还涵孕着什么东西。 最初情境： 流苏，二十八岁离婚后回娘家住，已七、八年，她名下的钱已被娘家人花完了。白公馆急于打发她出门。 行动一，白流苏陪庶出的七妹宝络去相亲，主动结交了原本是介绍给宝络的范柳原。 行动二，徐太太邀流苏去香港，在浅水湾饭店，流苏再遇范柳原。在这段交往中，经过试探、挑逗、敷衍、拖延，流苏决定回上海。 行动三，柳原送流苏回上海后独自返港，流苏在家中忍耐，忍无可忍时接到柳原电报再度赴港。 行动四，流苏与范柳原同居，一周后，范离港去英国。 行动五，同日炮声响了，柳原归来。两人再次去浅水湾饭店避难。 行动六，停战后，两人开始家居生活。 行动七，结婚启事刊出。不久，双双由港返回上海。 我们把叙述内容按情节和场景变化分为这七个行动，可以看出，这基本上与普洛普所述三十一项叙事功能中处于准备阶段的前七项功能有参差错落的对应。这七项功能分别是： 1.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 2.对主人公发布某种禁令。 3.违反禁令。 4.对头进行试探。 5.对头得到有关他企图捕捉的对象的情报。 6.对头企图欺他的受害者，以求占有或属于他的东西。 7.受害者上当，因而不自觉地帮助了他的敌人。 这七项功能可分别定义为：离家—禁止—违禁—侦察—获得情报—圈套—依从。[9] 作为对结构的归纳，这无疑是一个简化的办法。普洛普认为在功能八之后，故事的核心纠葛和冲突才展开，这一功能定义为罪行，系对头伤害或侵犯家庭的某一个成员，包括诱拐、勒索、驱赶、凶杀、囚禁等十九种形态。自功能十八到三十一，基本属于任务完成或困难的解决，这里暂不讨论。就《倾城之恋》而言，故事在功能七已结束了，主人公白流苏与对头范柳原达成一致。不过她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她清醒地知道与范柳原结合实际收获的是什么。因此，普洛普所述的功能八——故事可能的冲突运作，在这个作品中一笔带过：“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 就前面我们把《倾心之恋》概括为与普洛普叙事功能对应的七个行动来看，我们又可以进一步假设：《倾城之恋》是在出走—归家，寻求—获得、匮乏—满足这样一个基本结构之上展开叙事的。当然这两极之间有一系列空间位移：上海—香港、香港—上海、白公馆—浅水湾饭店—巴而顿道的居所—上海范、白的居所。最后白流苏归来的居所已不是那个不容她立足的大家，而是她自己争来的小家了。 可是，对流苏来说，家、获得、满足究竟是什么呢？确切地说，就是房子而已。这房子也可以作为经济来源、生活归宿、婚姻的代名词。如果说范柳原引诱流苏花了些心计的话，这心计也是体现在房子上，他为她提供了浅水湾饭店一百二十号房间，巴而顿道两层楼的家居。这样一种婚姻成就就不禁令人想起钱钟书小说中“围城”的比喻。如此，《倾城之恋》又可以解释为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攻克城池之战。不过，我们不好说谁是真正的胜利者，谁又是失败者。事实是他们各自要到了想要的东西，男人要到了流苏尚存的美色，流苏要到了男人买下的房子。交易尚属公平，只不过这座城岂不是一座空城？作者写到了这一景象，这是流苏送走范柳原当晚的感觉：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去。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这是作品最后给流苏的结局，香港是作品中的一个城，地理上的城。可是，成全了她什么呢？她和范柳原的婚姻，只是名义上的。这婚姻里缺乏的是爱情。《倾城之恋》，将恋情倒出后，城是空城。这是作品中的另一个城，婚姻家庭、“围城”的城，比喻上的城，无爱之空城。流苏想过：“空得好！”可是她早知问题所在：“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她管得住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香港之城的沦陷是暂时的，战争，毕竟不是生活中的常态。停战后，回到上海，流苏的日子却还长地很。这空城岁月与传统中“长生殿”式的爱情的迥异，正显出了小说与传奇的距离。 三、在场者与空缺者 傅雷是张爱玲作品最早的肯定者，但他对《倾城之恋》评价不算高。他认为：“因为是传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光暗的对照也不强烈。因为是传奇，情欲没有惊心动魄的表现。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尽管那么机巧，文雅，风趣，终究是精炼到近乎病态的社会的产物。好似六朝的骈体，虽然珠光宝气，内里却空空洞洞，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傅雷的批评最后归纳为两点：“勾勒得不够深刻”，“华彩胜过骨干。” 张爱玲不服气，写了《自己的文章》以作答辩。傅雷文中指出她对范柳原与流苏的转变写得不深刻，张爱玲回答说：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10] 将批评和作者自辩比较，会看出歧异在这一焦点上：傅雷是把《倾城之恋》当作传奇看的，他以为这里说的就是一个由奇境（“震动世界之变故”）改变人物命运的罗曼史，“作品的中心过于偏向顽皮而风雅的调情。”张爱玲不以为然，她认为她是写实，而且是偏重苍凉的写实，“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张爱玲究竟是仅写了一个肤浅的调情的故事，还是如她所追求的，写出了苍凉的启示？我以为这里涉及到不同的读法，至少是侧重于男主角的读法和侧重于女主角的读法，也不妨说是作为男性的读法和作为女性的读法。 如前所述，《倾城之恋》于文学传统中的经典作品是有牵涉的，它的语义有一个传统的阐述：“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换一个角度，传统作品中也有利用“倾”的一音多义，影射女色误国，导致倾城倾国的。白居易《长恨歌》即是一例，它流传久远，代表了传统文化心理中对“倾城之恋”的普遍看法，这看法包括两方面：一是对贵妃专宠、君王误国的怨恨，乃至于皇帝不杀美女恋人不足以平民愤：“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一是对爱情永存，超越生死这一境界的恋慕：“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说白了，就是误国是不好的，但两情相悦永无尽时还是好的。这里当然有一个矛盾，在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绝色美女即是国宝，理所当然归父权制最高一级的皇上所有：“从此君王不早朝。”诗中对君王的批评顺水推舟，建立在美色一祸水这一潜在前提下。对此，周作人写道：“中国民间或民间文学上相传的美妇人是谁？我们退一步，从历史和小说上来找看，有了几个，却是都不幸，也即是坏人，倾了人家的国也送了自己的命。如妲己被武王所斩，西施为越王所沉，虞姬自杀，貂禅挨了关老爷一大刀。”[11]美色，有双重的危害性，它是祸国殃己，这是父权制封建社会的女性定义。不过，《长恨歌》又把这一定义从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抽离出，开辟了天上境界，它以君王之思消解了六军不发，必求一女之死的残酷性。女性的死，成全了唐玄宗千古情人的美名。当然，作为一个传统作品，我们可能不一定从上述视点考虑《长恨歌》，因为关于它已经有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解释，但是，一旦读者自省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或作为女性读者来读它，就可能在它的一般的男性作品文本中找到类似的聚焦点。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对这种作品的方式是需要警惕的：“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小说中的戏剧性结构诱导女人加入那种把女人当作自由的障碍的幻象。《永别了，武器》中的凯瑟琳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形象，但她的角色最明显不过了，她的死免去了弗雷德里克·亨利感觉到她所带来的负担，从而来精心地构筑田园诗一样美好的爱并把自己当作一个‘世界对立的牺牲品’”。[12]“菲特利总结道：‘如果我们在读完此书时潸然泪下，那是为了弗雷德里克·亨利，而不是为了凯瑟琳。我们所有的眼泪最终都只是为男人流的，因为在这部书的世界里，男人的生命才是最珍贵的。女性阅读这个古典的爱情故事，并体验这种女人的理想的形象的寓意，即简单又清楚，即使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唯一的一个好女人只是一个死去的人’（71页）。不论这个寓意是否这样简单，有一点是真实的，那就是读者必须接受弗雷德里克·亨利的视点才能欣赏结尾时的那种悲怆之情。”[13]换言之，也只有接受唐玄宗的视点才能欣赏《长恨歌》。 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在这个根本点上是反传奇的，她在两个层次上显示了冷嘲的，反讽的态度。一个层面是不存在美色与倾城的联系，就小说女主人公而言，“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地站起身来，将蚊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所谓“成全”，实为反语，因为这中间的逻辑是荒唐与怪诞的。犹如张爱玲自辩说：“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了望将来要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的。”[14]孤独、被抛弃的个体、古今错位的荒唐感，这是现代人对自己处境的意识。而且，在张爱玲看来，“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他们平凡，与主宰社会、政治风云的大事件不相干，若有联系，也必是荒谬的。这样平凡而众多的不相干，想必是张爱玲希望表达的一种“苍凉的启示。” 假如把“倾城”当作一种无端地介入人物命运的力量，我们还可以看到，无论在此之前，还是在此之后，“之恋”，爱情传奇，也是不存在的。张爱玲用这样一个故事对“倾城之恋”的阐释，不能不说是对古往今来男性文本中建构的爱情神话的嘲讽。傅雷以男性读者的身份看到，作品“几乎占到二分之一篇幅的调情，尽是写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者的精神游戏”，这一评语，用于范柳原是合适的，用于流苏的描写，就未免轻飘。张爱玲作品的老练是在这里，她一开始走上文坛，就带着她对爱情幻想不屑的冷嘲。和“五四”以来许多表现恋爱婚姻的作家比较，张爱玲独树一帜的是在这一点上，她描写男女婚姻，多数与金钱利害死死纠缠。金钱令女性沦为商品，又令她们成为有意识的商品推销者，为推销自己或子女而彼此厮杀。在这里，没有人性，女人与男人为敌，女人与女人为敌，张爱玲写出了一个封建腐朽气息与洋场利欲恶臭交织的社会里女性的变态与沉沦。她喜欢的“参差的对照”用之于范柳原与白流苏，我们可以看到，流苏的调情，背后是生存的焦灼与无奈，这与范柳原是不大一样的。不一样姑且用范柳原念错的一句古诗来说明，范柳原叹流苏不爱他，引《诗经》上《击鼓》（邶风）中句子：“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但我们知道，原文是“与子成说”。成说，指的是订约，是夫妻白头偕老的盟誓。范柳原念“成说”为“相悦”，必不是张爱玲的笔误，而是他的愿望，说成调情，也没什么不可以。但流苏要的则不是调情，而是“成说”，她要一纸婚契。在一时的相悦与一生的婚契后，柳原与流苏都不存爱情天长地久之心。所以说，这里面，经济利害是在场者，爱情是不在场的。柳原意在求欢，流苏旨在求生存，这是女性根本的悲哀，也是张爱玲的洞见所在。于是在她笔下，范柳原的调情是主动的、高等的，流苏则处于应战、拙于防范的状态，“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又或者“她把两双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这都是流苏与范柳原的“参差”、不同之点。构成对照的是流苏始终清醒她的盘算，她算得到：“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她也明白她的底数：“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 当她再次赴港时，她是失败者的心情，因为这种屈服：“内中还搀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份。”即使在柳原终于得手的那一晚，张爱玲也没有放过流苏那种欲盖弥彰的创痛感：“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在对这种心理的捕捉和观察上，张爱玲传达了她的并非“顽皮而风雅的”态度。如她自述：“不记得是不是《论语》上有这样两句话：‘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们明白了一件事的内情，与一个人内心的曲折，我们也都‘哀矜而勿喜’吧。”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版本的“娜拉走后怎样”，几千年前，《诗经·柏舟》（邶风）一诗诉说了一个弃妇无处容身、忧愤郁结的心情，几千年后，张爱玲取《柏舟》诗境，重写了弃妇的故事。无论是《长恨歌》中升天的贵妃，还是张爱玲笔下点蚊烟香的流苏，他们生命和感情的悲剧都不是男性文本中的“倾城之恋”可以包容的。张爱玲说：“‘如匪浣衣，那一个譬喻，我尤其喜欢。堆在盆旁的脏衣服的气味，恐怕不是男性读者们所能领略的罢？”张爱玲没有直接给出娜拉们应该怎样的答案，但她表达了“那种杂乱不洁，壅塞的忧伤”。当你读到“传奇里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对于这样的忧伤，还能说什么呢？-------------------------------------------------------------------------------- [1]周伟民、萧华容：《<文赋><诗品>注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第48页。 [2]柯灵：《遥寄张爱玲》，见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4卷，第434页。 [3]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文集》第1卷，以下引文同，不另注。 [4]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266页。 [5]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收入《张爱玲文集》第4卷，引文见第424页。 [6]张爱玲：《<传奇>再版序》，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38页。 [7]同5。 [8]罗钢：《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第1版，第28页。 [9]参见罗钢：《叙事学导论》第二章第二节，同上书第28-34页。 [10]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张爱玲文集》第4卷第177页。 [11]周作人：《美妇人》，见舒芜编录：《女性的发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2月北京第1版第142页。 [12]乔纳森·卡勒：《作为妇女的阅读》，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52页。
张爱玲倾城之恋国内外研究现状《倾城之恋》作为小说的标题。首先给人一个阅读的提示。张爱玲在拟定这个书名时,她期待读者首先会赞成作品将讲述一段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倾城倾国”一词,语本《汉书·外戚传》:“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据此,女有美色,倾城倾国,一旦进入文学叙事,显然就要暗示一个非凡的爱情传奇。但是,读完了张爱玲这篇小说就会发现,说它是传奇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反传奇的故事。书中女主人白流苏并不是美貌惊人,流苏与范柳原成婚,交易的因素亦多于爱情的因素。作者是在“倾城”的本源意义上(倾覆、倒塌、沦陷),使倾城之恋名副其实。 一、两类时间 看张爱玲的作品,与看那一时代许多作家的作品感觉不同,这种不同的感觉概言之,是时间差。 柯灵在回忆中说:“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1943年,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
关于红字小说的研究论文
《红字》讲述了17世纪清教殖民统治下，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嫁给了医生奇灵渥斯，奇灵渥斯遭遇海难，白兰以为他在海难中已经遭遇不幸。在孤独中白兰与牧师丁梅斯代尔相恋并生下女儿珠儿。白兰被当众惩罚，戴上标志“通奸”的红色A字示众。然而白兰坚贞不屈，拒不说出孩子的父亲。后来丈夫齐灵渥斯却平安地回到了新英格兰，并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当他查出白兰的情人是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便开始折磨这位愧疚不已的年轻牧师。最终，齐灵渥斯因偏狂报复而身败名裂；丁梅斯代尔不堪愧疚，身心俱毁，临终前在公开承认了通奸事实；只有海丝特勇敢地面对未来，准备带着女儿去欧洲开始新的生活。 霍桑是美国十九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把严肃的道德和历史内容与卓越的艺术表现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把天赋的想象力与高超的语言技巧融为一体。他是一位真正富有个性与创造力的作家，因而一直享誉英美和世界文坛，至今盛名不衰。进入二十世纪，美国的文学日趋成熟，涌现了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如海明威、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这些作家无不从霍桑那里深受教益，无怪乎有人称霍桑是“作家中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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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的象征意义关键词：红字 象征主义 中国论文 职称论文摘要:分析了《红字》中红字“A”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指出作者通过塑造“小珠儿”的形象,增强了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寄托了作者对爱的绝对自由的向往。关键词:红字;A Pearl;象征主义纳萨内尼·霍桑是浪漫主义时期美国最具天赋的小说家。他开创了美国文学史上“象征浪漫主义”的创作手法。作为生活在19世纪中期的浪漫主义作家,霍桑深受清教意识、超验哲学和神秘主义三种思想的影响,他对社会充满了怀疑,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倾向。长篇小说《红字》是霍桑的代表作,作品以一通奸案为题材,通过描述小说人物的思想矛盾和生活遭遇来揭露黑暗的社会。霍桑在《红字》中艺术技巧独具匠心,特别是广泛地运用象征手法,像变魔术一样给予平凡的单词以不平凡的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示。《红字》中使用的象征手法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美学理论基础,体现了霍桑对“生命力受到压抑”的切肤之痛。鲁迅曾经指出“生命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学的根底,而其表现手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霍桑的代表作《红字》正是在继承传统象征意义的艺术手法的基础上,开创了象征主义的新篇章。作为小说名字的“红字”贯穿于故事的全过程,并带有不同的象征含义,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红字“A”的内涵发生了由Adulteress到Able再到Angle的变化。这种象征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正是作者思想矛盾的反映,同时,作者一方面控诉清教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另一方面又认同清教的道德观和教义。《红字》以17世纪北美清教殖民统治下的新英格兰为背景,取材于1642—1649年在波士顿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故事一开始的场景发生在该镇监狱的门前,而这个场景的主角是海丝特·白兰,一个年轻、美丽的女人,她怀里抱着3个月大的女婴———珠儿,站在刑台上,等待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在大庭广众面前宣布对她的判决。那么,受审的女罪犯是什么人?她又犯了什么罪?故事开始于几年前,出身英国破落贵族家庭的白兰嫁给了一个畸形的年老学者。婚后,两人决定移居波士顿。途径荷兰时,丈夫因有事留下,妻子先独自来到波士顿,一住近两年。期间丈夫毫无音信。据传他在赶来的途中被印第安人俘虏,生死不明。在独居生活中,海丝特与当地牧师阿瑟·丁梅斯代尔相爱,生下了一个女婴。显然,她犯下了基督教“十戒”中的“一戒”,即通奸罪,为清教的教义所不容。她被投入监狱,法庭判她有罪,令她在刑台上站立三个小时当众受辱,并终身佩带一个红色的字母A(英文通奸Adultery的第一个字母)作为惩戒。但是作者霍桑赋予了在刑台上的“A”更深层的含义。对于压抑人民和毒害人民思想的清教而言,红字“A”为通奸的标记,事实上“A”不仅是海丝特深爱着的恋人Arthur Dimmesdale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法语中爱情Amour这个词的第一个字母。从字里行间中,读者可以品味出作者霍桑同情海丝特对爱的追求,甚至认为那是人的纯真本性,笔下洋溢出对海丝特的赞美之词:“斯特胸前红色的“A”字之精美仿佛不是屈辱的标志,而是艺术饰品。这个红色的“A”字是用细红布做的,四周用金色的丝线精心刺绣而成,手工奇巧。对于这个“A”字,霍桑设计的独具匠心,包含了丰富而华美的想象,配在她穿的那件衣服上真成了一件美丽的装饰品”。文中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是海丝特仿佛不是一个“犯下无耻罪行的犯人”,而是一个怀抱圣婴的美丽端庄的妇人。随着故事的发展,霍桑不断地赋予了红字“A”更多更深层的含义。海斯特是一个向往纯真爱情,渴望幸福的女人。虽然她无法摆脱强加在她身体上的耻辱,但是她的内心深处的感情却激情澎湃,无法遏制。为了维持生计,她为别人刺绣。她的绣工巧夺天工,精妙绝伦。她精心地绣制各种美丽的“A”字。除了维持生计,海丝特别无所求,把寄托着她的青春,激情和才气的绣品换来的钱施舍给比她幸运的穷苦百姓。尽管她乐善好施,但是海丝特仍然没有摆脱精神的痛苦和世俗的磨难。但她始终没有消沉,反而变得坚强而成熟,依然反抗着清教并坚信着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情。时间是最好的证明,渐渐地她胸前所佩戴的红色字母“A”在众人的心中有了另一番含义:“没有人能够像她那样乐善好施,那样喜欢接济贫困者”;“那刺绣的红字闪射出非凡的光芒,给人以慰藉。在别的地方他是罪恶的标志,但在病房里却成为蜡烛。”虽然还有那些“执着的清教徒”认为海丝特的红字是耻辱的象征,但是更多善良的人们拒绝再用原来的意思解释“A”,他们说那个字的意思应该解释为“能干”(able)的意思。她以自己的美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敬爱,她无尽的同情心和勇于献身的精神产生了巨大的力量,在众人眼中,红字“A”反而具有了天使的内涵———纯洁,美丽,善良,博爱。通过作者对红色字母“A”的驾驭,我们可以看出霍桑对主人公海丝特热情、善良、坚强、勇敢的天性的赞美。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另一个写作意图,通过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霍桑对清教徒的卑劣行径刻画的入木三分,痛斥得酣畅淋漓。“清教徒倡导勤俭、反对奢靡,无疑是净化社会的一剂良药,但是标榜禁欲,让世人过苦行僧般的生活,多少有些泯灭人性之嫌”。而主人公海丝特正是祭奠清教徒狂热宗教信仰的无辜羔羊。通过“A”的不断变化,作者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图景。如果说红字A在清教徒的眼中是通奸的代表,那么赋予了象征意义的红字A就象征着善良、美好、坚强和勤劳。如果说小珠儿是永不磨灭的活着的红字的话,那么赋予了象征意义的小珠儿就象征着纯真的爱情、这个时代的曙光。Pearl(小珠儿)是这部小说中唯一的一个阳光人物,她像珍珠一样纯洁,像天使一样善良快乐。在四个主要人物中,只有小珠儿在道德上是完美没有残缺的,她象征着人性中最无暇的一面。小珠儿的出现并非是作者的心血来潮,读者从对海丝特女儿名字的设计上就可以体会到。她是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的女儿。Pearl这个词来源于圣经,意思是“十分珍贵的东西”。在圣经中记载,上帝让一个商人卖掉所有的财产去买一颗珍珠,并告诉他这颗珍珠即是他的天堂。海丝特为这段爱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女儿在她心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是她的天堂。同时,霍桑在小珠儿情节上的设计也是恰到好处,独具匠心。小珠儿既是海丝特爱情的象征,同时也是她耻辱的象征,是活着的红字。作者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描写小珠儿对红字近乎天生的热爱:小珠儿出生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胸前灿烂的红字A.而且小珠儿十分的喜欢,伸手去抓,“眼里总是含着奇怪的表情与特殊的微笑”。正是珠儿的存在才时刻提醒着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督促他们净化自己的灵魂改过自新。正是因为小珠儿的存在才使丁梅斯代尔有勇气在公众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行”。可以说,小珠儿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纯真爱情,和追求善良无暇的人性的向往。是作者的希望所在,也是社会的希望所在。总而言之,正是由于霍桑在《红字》中独具匠心的象征手法的运用,使《红字》成为美国第一部象征主义小说,也正是因为霍桑在《红字》中象征手法的成功运用,成就了《红字》在文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参考文献[1]常耀信.美国文学简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任晓晋,魏玲.红字中象征与原型的 模糊性、多义性和矛盾性[J].外国文学研究,2000,(1):121-125.[3]於奇.新编美国文学选读[M].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4]田俊武.霍桑红字人名寓意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1999,(1):52-54.[5]胡尚田.论红字中的红字[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9,(4):45-48.[6]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study of sym bolic m ean ingsof The Scarlet L etterZHANG W en-si(Fudan U n iversity,S hangha i 200433,Ch ina)Abstract:The author gives many rich and p rofoundmeanings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to contract beauty w ithugliness besides kindness and reposes too much hope by molding the im age words:“the scarlet letter”;A Pearl;symbolism
有关张爱玲小说的论文题目
我没主意（别打我）...不过你可以听听倾成之恋和石南小札 或许有灵感
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摘要：知人论世。作品是作家内心情感外在的流露，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不是作家仅凭借一时灵感创造的，而是作者自己某种经历结合的产物。同样张爱玲这位作家也不例外。张爱玲的一生可以用她作品中的两个词概括：“华丽”和“苍凉”，这种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其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关键词：经历、苍凉、悲剧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于上海市出生，原籍河北丰润，本名张瑛。1930年进黄氏小学插班就读，母亲为她改名：张爱铃。张爱玲虽然出身于豪门贵族，然而她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总伴随着强烈的悲剧情节：童年时代亲情丧失，青年时代理想遇挫，与胡兰成的爱情破裂，与美国作家赖雅再婚，一次流产使她失去了永远做母亲的机会，中年丧偶……这一连串的人生经历，加上她本人的敏感与孤独，使张爱玲品尝着无尽的凄苦。因而她的作品总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沉香屑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中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作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写尽了葛薇龙沉沦堕落的自觉和无奈。《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红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 ，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 ①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性中的罪恶。《金锁记》中的七巧戴着黄金枷，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自己，劈杀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成了黄金的殉葬品，又拉上了不少的陪葬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不露声色的运用其中。 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无真情，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她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少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②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③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结果只能毁了自己。情爱婚姻套上了种种枷锁：黄金枷、传统枷。在将婚姻作为职业时，金钱成了衡量婚姻的准则。白流苏追慕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心经》中的绫卿甘做可当自己的父亲的峰仪的情妇，也无非如峰仪所言：“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他们或许有一点真心，但在“金镂衣”下，他们的这点真心显得多么卑微，多么可怜。明显可见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和女人无不存在与她的生活之中。她作品的背景多发生在没落封建家庭，张笔下男子可从父亲张廷重和前夫胡兰成身上找到原型。《花凋》中的刻薄的郑先生、《红玫瑰和白玫瑰》中道岸貌然佟振保。张笔下的女性有着她母亲的小资情调、时代的颓废堕落和她自己身上的无奈气质。她们都活在无爱的环境之中，追求过但都无法企及，无论亲情或爱情她们都不能拥有。她们注定是苍凉的。参考文献：[1]《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3]《永远的张爱玲》季季 关鸿 编 学林出版社[4]《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 徐岱著 学林出版社注释：①《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9页〈一级一级走进无光的所在〉②《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33〈一对平凡的夫妻〉③《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141〈一语成谶〉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门文学专业的必修课程， 毕业 论文是考核学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写作现当代文学论文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确定题目。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 1. 汪曾祺小说文体的独创性 2. 试论汪曾祺的传统性 3. 论张贤亮小说的女性情结 4. 余秋雨 散文 的 文化 “寻根”情结 5. 千古文人侠客梦——论金庸小说中的侠与义 6. 论池莉市民小说中的“日常生活理想” 7. 阿城《棋王》的叙述学分析 8. 论阿城小说中的中国 传统文化 精神 9. 莫言小说运用色彩词的特点 10. “酷刑”与审美——论莫言《檀香刑》的美学风格 11. 论残雪小说的窥视心理描写 12. 两种病态人格的心理透视──论张爱玲与残雪笔下的母亲形象 13. 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分析 14.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15. 《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 1. 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学分析 2. 《阿Q正传》中的丑陋人性 3. 《伤逝》和《寒夜》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4. 鲁迅《狂人 日记 》与果戈理的同名小说比较论 5. 《狂人日记》的解构主义特征 6. 《狂人日记》的反讽叙事 7. 在过去、现在、将来之间穿越——鲁迅《狂人日记》的叙述学解读 8. 社会学场域中的悲剧之痛——鲁迅《祝福》之还原性解读 9. 论鲁迅小说的叙事伦理 10. 鲁迅小说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意识 11.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疯癫意象透视 12. 鲁迅小说中人物“死亡”现象初探 13. 鲁迅小说中的看客形象分析 14. 论鲁迅《野草》的原罪意识 15. 郁达夫作品中的忏悔意识 16. 沉沦与救赎——论郁达夫小说中的情欲描写 17. 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 18. 冰心与庐隐之比较 19. 论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 20. 论《雷雨》中的“俄狄浦斯情结”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 1. 论曹禺早期剧作中的基督教意识 2. 《雷雨》的神秘命运色彩探微 3.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曹禺的影响 4. 家的梦魇——曹禺戏剧创作的心理分析 5. 曹禺前期戏剧中的人性剖析 6.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比较研究(如繁漪、陈 白露 、花金子、愫方等) 7. 蘩漪悲剧成因的心理探析 8. 试论曹禺剧作的“出走者”人物系列 9. 论《骆驼祥子》中的戏仿叙事 10. 高觉新和汪文宣比较论 11.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村少女形象 12. 色彩、意象与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性 13.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比较论 14. 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宗教情怀 15. 从《受戒》看汪曾祺的佛教文化意识 猜你喜欢： 1. 现当代文学论文选题参考目录 2. 文学论文题目大全 3. 现当代文学毕业论文参考 4. 有关当代文学毕业论文 5. 浅谈现代文学本科生论文 6. 关于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历史意义~有些难啊张爱玲小说人物分析或某部作品的赏析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