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产阶级的论文文献

近几年关于改革方向的大争论中，有许多人套用传统社会的两分法，将中国当今的社会群体简单划分为“富人”与“穷人”、“权贵”与“弱势群体”、“精英”与“草根”两大类。吴敬琏指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将本属于大众这边的“中产阶级”划入到与大众敌对的社会集团中去了，不但搞乱了自己的阵线，而且实际上起到了转移目标，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共同敌人，即极少数贪官污吏提供了掩护的作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第201页，2007）。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作用问题。“中产阶级”（theMiddleClass，或称“中等阶层”、“中间阶层”、“中等收入阶层”）是指处于富裕阶级（或上等阶层）与贫困阶级（或下等阶层）之间的一种社会群体。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中产阶级”不完全是按照收入高低和资产多少来划分的，其基本特征是：他们主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专业特长来获取收入和赢得社会地位。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新兴的商人、经理、个体农民、手工业者、专门职业者（律师、会计师）、医生、教师等，他们位于贵族、僧侣、教士之下，处于“第三等级”（贫民）之上（《张培刚经济论文选集》下卷第103页，1992）。从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布来看，“中产阶级”主要包括守法企业家、企业高级职员、科研人员、技术专家、大学教师、医师、律师等。在人类文明史上，“中产阶级”呈现出由弱变强的趋势。“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兴起以前的传统社会，主要表现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社会”，即社会的一端是少数权贵，社会的另一端是劳苦大众，居于其间的“中产阶级”人数少、地位低、影响小。随着“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兴起，“中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逐步演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哑铃型社会”由于存在上等阶层与下等阶层的鲜明对立，因而充满着战乱和社会动荡，而到了“橄榄型社会”后，由于相当一部分下等阶层升为“中产阶级”，且上等阶层在整个社会中的比重变小，因而社会变得相对稳定了。“中产阶级”在社会变革或改革中往往发挥着非常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如在国内外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思想启蒙”、“工业革命”、“商业革命”、“光荣革命”、“明治维新”、“戊戌变法”、“五四运动”中，“中产阶级”都发挥着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参阅李佐军著：《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为什么“中产阶级”能在社会变革中发挥非常关键的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有：一是“中产阶级”对于只能依靠特权才能获得富贵的传统社会强烈不满，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二是“中产阶级”具有知识和专业特长，他们对依靠个人努力和专业特长可以取得成功的公平竞争的现代社会充满向往，因而他们会积极参与新社会和新制度的设计和建设；三是“中产阶级”往往倾向于改革和改良，而不太倾向于采取对社会破坏较大的激烈暴力行动，他们是天生的“改革派”。相对而言，下等阶层往往因贫穷而缺乏专业特长和教育知识，他们对上等阶层的奢华生活和优越社会地位充满嫉妒、愤恨和向往，因此他们一般倾向于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推翻上等阶层的统治，并将统治权攫为己有，再重新建立起一个两极分化的“哑铃型社会”。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改革深化和经济社会发展，贫困阶层比重越来越小，“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改革的内在动力越来越强。但在改革争论中，有的人采取简单的社会两分法，煽动社会弱势群体对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其他所有群体进行攻击，混淆了“中产阶级”与“权贵”和腐败分子的本质区别，这将对“市场化改革”、现代法治市场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我们应保持高度警惕。“中产阶级”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只要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富起来，那么对这种富裕就应予以充分肯定和鼓励，因为这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对这种富裕也进行排斥和打击，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和小康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当然，对那些依靠非法和巧取豪夺手段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则要毫不留情地进行限制和打击。总之，要正确认识“中产阶级”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中产阶级”合法致富和发展，使“中产阶级”成为推进改革的中坚力量。

按19 世纪英国法学家亨利·萨姆纳·曼恩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及前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一种“从身份迈向契约的运动”(转引自Tonnies , 1988 :182) 。尽管按马克思的观点,阶级现象古已有之,但在前农业社会,社会分层地位常常是由先赋因素决定的,此即曼恩所说的“身份”( status) ;只是在工业社会,由后天的经济、社会和自致因素决定的社会分层地位,才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阶级”(class) 。事实也是这样,在18 世纪中叶欧洲重农主义者使用“阶级”(class) 一词之前,人们通常使用的是status , estate 或order :前者强调的是各个不同群体的经济功能,以及与此相关的职业因素,而后者强调的则是身份的差异( Pilbeam ,1990 :3) 。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判定人们的社会分层地位的那些决定性因素。从这时起,阶级成为社会分析的重要单位,而与此相关的中产阶级及其概念也开始浮出水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怀有高度的敏感,并且最早关注到中产阶级出现的人还是马克思。马克思不仅提出了现在仍然常为人引用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也是最早论述阶级及社会分层的经典社会学家之一。尽管马克思在单纯论战性的文章中大多持二元化或极化的资本主义分层模式,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 “整个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 :251) ,但他在其他许多文章中也使用过更为复杂的包括其他阶级在内的分层模式。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但使用过“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可以认为他本人就是这一概念的创用者之一。在有关中产阶级的历史文献中,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848 年马克思、恩格斯用德文写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流动时,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以前的中等阶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马克思、恩格斯,1972 :259) 。在马克思的多种著作的中文版中,那个被称为“中等阶级”或“中间阶级”的群体在德文版中为Mittel Klasse ,在英文版中被译作Middle Class。（注1）因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文版中使用的“中等阶级”、“中间阶级”的概念就是我们这里的“中产阶级”。据不完全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 - 39卷中,直接论及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有83 处之多(陆梅,1998) 。在马克思那里,中产阶级的基本构成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而中产阶级的划分依据,基本上仍然是这一群体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另外,马克思不仅最早使用了中产阶级的概念,而且他还多次预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介于以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直接依靠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马克思、恩格斯,1973 :653) 。（注2）这样的论述虽然与马克思的其他论述似乎有些矛盾,但却与中产阶级在整个20 世纪中的发展实态十分吻合。继马克思之后,中产阶级的出现及其壮大也引起了其他许多学者的关注。比如,在法国,许多学者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阶级的出现,一些法国史学家将他们称之为中等中产阶级(middle middle class) ,也有的学者称其为小资产阶级(the petty bourgeoisie) ,而甘必大1872 年在格勒诺尔发表演说时则干脆说,“共和国的到来, 标志着中等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new social strata) 已经进入权力机关”。甘必大在这里所说的新社会阶层,就是1850 - 1870 年代之间法国因经济增长而不断壮大的新兴集团, “新阶层”也成了这个新兴集团最为人普遍接受的称谓(宋亚萍,1999) 。认真考证起来,虽然包括甘必大这样的资产阶级学者都对中产阶级概念的提出有所贡献,但较为全面的理论探讨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获得最初发展的。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围绕着中产阶级的有无及其性质,在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争论。争论的一方如考茨基,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极化观点,他们将无产阶级定义为所有通过工作获取工资或薪水的人,并认为以前产生的不属于现代银行，现代银行的定义有别于资产阶级最早的银行

有关资产阶级的论文参考文献

21世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世纪。资本主义的变化与发展直接影响其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发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篇1 浅谈资本主义未灭亡的原因和本质一、资本主义仍未灭亡的原因列宁说过，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的垄断性、垂死性和腐朽性，使其正在加速走向灭亡。然而，资本主义制度和帝国主义国家却在经过了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并巩固了统治，创造出了新的经济繁荣。“资本主义现在，至少是当下，已经出现了胜利者的姿态，它曾经看上去已经被送进了垃圾箱，今天又从历史的垃圾箱里钻了出来，在这个地球上又重新挺拔起来，而且在用各种新的方式表现自己”。 (一)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冷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发展进入新的黄金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取得了不可否认的成就，特别是工人的生活条件大幅改善、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在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流行起来。这种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表现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再生产的所有各阶段，并遍布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进而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新特征，表现在： 1.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企业制度方面的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股权多元化的形式，通过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实现股东和经理的分工，这样能让具有专业管理和经营知识的人才经营公司，形成多层次、多形式的管理人员参与管理和决策制度，使决策更科学。并且通过出卖股份给雇员，使企业成为雇员持股性质，把工人由“会说话的机器”逐步看作是“参与人”，以此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协调劳资关系、实现资本的价值增值，逐步调整私有制的实现形式，“实现资本主义企业由以股东为中心到兼顾利害相关者利益的转移”。 2. 分配关系领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新时期，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要求分配也要与之相适应，所以分配也要社会化，在产品分配和再分配方面，资本家在保证自己资本积累的基础上，变化分配制度，比如在产品分配上实行高工资、高消费政策;在产品再分配上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措施。客观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3. 科学技术领域和社会生产领域的新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并推动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形成和发展，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了经济和生产的全球化。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这些科技、科学活动也逐渐由个体研究发展为主要由国家统一协调。国家对科技革命的促进作用主要有：一是成为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二是根据经济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并投资建立新的生产部门、改造旧的生产部门、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 4. 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新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改善劳资关系，与工人、工会进行协商和妥协，竭力把工人阶级斗争纳入到改良主义的渠道中去;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资本主义给人们造成的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严重影响着社会的进步，所以使其不得不修改一些社会价值目标，使人民的民主意识、公德意识、道德意识、文明水平等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而且资本主义国家还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综合调控，来减轻生产无政府状态的严重后果。上述的这些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并使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和。 (二) 阶级斗争的作用减弱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技术的进步，已经创造出一种物质繁荣、生活舒适的状态，而这种“虚假的需要”抑制了“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的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在生产领域，也是由于技术的进步，发达工业社会可以继续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可以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一种越来越好的生活，它把工人从以前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残酷的现实剥削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也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地位、反抗能力和工人阶级政党的社会基础，也改变了工人阶级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态度，致使资本阶级至今仍未被它的反抗阶级打倒。 (三)产生新制度的条件不成熟唯一可以否定、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胜利不是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作为保障。正如 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指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要想使资本主义制度彻底灭亡，不是仅靠其自身的腐败和瓦解，而要努力发展生产力，让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出现。但是这些新变化、弱化的阶级作用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只是暂时缓和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却没有变。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缺陷和消极方面。二、资本主义一直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问题人人都知道，资本主义会产生巨大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其实很久以前，柏拉图就指出不平等的两个缺陷：第一，超过经济范畴的任何偏离都被称为堕落。过分贫穷是堕落，过分富裕也是堕落;第二，不平等会瓦解社会的统一，人民“社区”的统一，在大多数社会都存在着两个社会，一个是穷人的，一个是富人的，两者的利益截然不同。 (二)资本主义的失业及贫困问题今天，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生产社会化的极端形式，即生产的社会化、贸易的全球化、金融流动的全球化。这种全球化的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各处，浸润到所有的地方，但是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全球竞争”。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国外的低劳动成本中作为消费者获益匪浅，但是作为劳动者，他们就受到了莫大的威胁。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生产商品上是有巨大效率的，它的生产能力远远超过他现在正在进行的生产，大部分的工厂都有过剩的生产能力，许多工人都失业了，过剩的能力和失业是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特点。失业不是资本主义失常，而是表明了资本主义不能正常运转的原因，资本主义是不能成为保证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系的。随着失业而来的首要问题就是贫困，而资本主义中的贫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我们要面包，我们也要玫瑰”。精神贫困如何治愈?我想一份不错的工作是真正有效的方法。人类需要工作，就像马克思所说，劳动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但我们也看到，资本主义不能保障所有人的就业，更不用说给人们好的工作了。 (三)资本主义缺乏民主的问题资本主义同民主是相悖的，现在很多人欣羡资本主义多党轮流执政，他们认为这就是民主，但是这些执政党始终是由资产阶级组成的，代表的是资产阶级利益，而资产阶级是一个有特权的少数阶级，它是一个“稳定的少数阶级”，它“拥有的政治权利至少或等于那些被选举出来的官员，并同任何其他的稳定的集团不相称”。同时，以美国为例，在竞选国家总统时，两党浪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物力，两党竞选，不过是在电视上尖刻犀利的表演辩论技巧，然后私下里在同一个幕后集团里瓜分“政治蛋糕”。这种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使资源转变为政坛上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为最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最大收益。而且之前也谈到，资本主义的失业状况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特点，可想而知，当一个人的工作越是不稳定，他就必须竭尽可能的保住这份工作，经济越是具有竞争性，管理者们就会越强调他们的下属必须更努力工作，资本家只想从工人那获取更多的工作产品，实现更大利润。他们不会考虑工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事实上“工人们是否可能幸福，是与他们无关的”。所以资本主义不管是制度上还是实践中都没有真正的民主。 (四)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不仅资本主义世界，全球现在正面临着环境恶化的威胁，这种威胁已经动员起数百万人民，投入了大量资金来调查和治理，这无疑是好的消息，但是坏的消息就是，只要资本主义仍存在，保护我们家园的实践就无法真正有效进行，因为资本主义有三个与生俱来的特点，第一，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第二，来源于资本主义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危机趋向;第三，资本主义的核心要素，资本的无限流动性。这三个特点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对生态破坏的制度性力量。另外，保护环境，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节制消费，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消灭贫穷为目标去使用它的资源，但这正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要求相悖。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过度发展的国家必须要更多地进行消费，因为它们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关键的市场，而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必须要削减公共开支，开放经济，吸引国外投资。而且，生态帝国主义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元凶。所谓生态帝国主义是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并对这些国家进行生态掠夺，即生态殖民。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启示重读《共产党宣言》，我们更加理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出现这些新特征的本质，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是其无法根除的定时炸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要坚定“两个必然”的信念，正如所提出的那样，我们要继续坚定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始终保持制度自信，让共产主义这个幽灵在世界徘徊吧! 关于资本主义的论文篇2 浅析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六十多年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涉及面广泛，大致有如下五个方面：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这就是国家资本所有制形成并发挥重要作用;法人资本所有制崛起并成为居主导地位的资本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所有制经过这些形式的演变，资本占有的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第二，在劳资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这些方面的新变化主要有：一是职工参与决策。二是终身雇佣。三是职工持股。第三，在社会阶层、阶级结构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表现为：一是资本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大公司内部的资本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分离，拥有所有权的资本家一般不再直接经营和管理企业，而是靠手中拥有和掌握的企业股票等有价证券的利息收入为生，最终成为以利息股票为生的食利者;二是高级职业经理成为大公司经营活动的实际控制者;三是知识型和服务型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劳动方式发生了新变化。第四，在经济调节机制方面发生了新变化，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断加强，它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当然，这种经济调节机制是有限度，它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的产生。第五，在政治制度方面发生了新变化，表现为：一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权限不断加强;二是政治制度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公民权利有所扩大;三是重视并加强法制建设;四是改良主义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新变化，我们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透视，从而做到透过现象看本质。上述所列举的当代资本主义五个方面的新变化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说，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为适应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旧的生产关系，新的适应生产社会化要求的生产关系必然将不断出现和发展。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不管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怎样的新变化，但其所固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变化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基本框架内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发生了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是深刻的，其意义也是深远的，但是，这些变化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性质，也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分析的科学性。对此，我们可以通过2008年所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作出分析。二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国内的股票市场经常剧烈波动，时不时的就狂跌;IT产业泡沫破灭;“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出现了衰退的征兆。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大力发展信贷业务，使人们的购房意愿增加，房地产业蓬勃发展，在房地产市场繁荣时期，为提高资金周转率，在投资银行的帮助下，许多金融机构将持有的大量房地产抵押贷款进行证券化，成为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并经过层层包装向社会出售，利用房贷证券化将风险转移给投资者。由于贷款成本低，房价又不断上涨，次级贷款证券的买卖也成为了一种发财致富的手段，受到人们广泛追捧。诸多银行投资基金，金融公司直接或间接购买了大量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似乎给人们造成一种经济繁荣的现象，但这种经济繁荣的现象是虚假的。在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美联署为了减少美国经济泡沫化，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连续17次加息，使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利率的提高使购房成本增加，加重了购房者还贷的压力，社会中实际支付能力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出现大量信用违约的次级贷款，当美国房贷按揭违约率达到一个临界点时，次贷危机便随之产生。次贷危机爆发后，巨额损失不可避免，由于美国政府没能及时遏制次贷危机的蔓延，金融机构相继倒闭或是陷入财务危机。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破产标志着美国次贷危机上升为金融危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由美国所引发，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打击。危机不仅使美国金融业元气大伤，而且使实体经济也遭受重创，同时还给美国民众在经济安全感、投资理财、消费习惯等诸多方面带来严重影响。不仅如此，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蔓延到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欧洲各国与日本，而且也影响到资本主义的小国，如冰岛，整个国家濒临破产，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资本主义遭受严重打击。由于美国遭受此次金融危机冲击和影响严重，短期内很难摆脱金融危机的阴影，由此而造成的了美国经济的衰退并拖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许多国家以美元作为基准货币、储备货币和贸易结算货币并拥有大量美国债券，还有强大制造业依赖对美国市场出口，这不可避免地使世界各国经济遭受很大损失和影响，世界各国的经济也随之衰退，直至今日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从2011年9月17日开始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后遗症所导致社会的动荡与不安。三对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透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1]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必然”重要结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们认真研究和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自身所存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1.此次金融危机的与以往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样，根源也都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剥削制度。资本家不仅无偿占有生产资料而且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无止境地追逐剩余价值，使生产力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但是资本家贪婪地追逐剩余价值的狭隘动机却无法处理好日益扩大的生产与产品的消费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永远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生产相对过剩又引发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加深，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实质都是产品的相对过剩，即生产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要而过剩。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美国为了消费掉过剩的产品，用信贷手段来刺激过度消费，还对买不起房子的人实行次级抵押贷款，以刺激经济发展。为了消费掉过剩的产品又导致过度消费，为了避免泡沫化经济又要打压过度消费，生产就必然过剩;要解决生产过剩又会导致过度消费。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存在一天，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解决，生产过剩和消费过度的难题永远不会解决。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对于研究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仍具有适用性。虽然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在金融领域，但根源却在生产领域。在美国，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现实生活中实际支付能力的需求还是无法跟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不过在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其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出来的住房卖不掉，而是通过贷款，转移到得到住房的穷人身上，但他们实际上却无力支付房款。因此，尽管表面上看，生产出来的住房已经卖掉了，但实际上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过剩已经存在。过度发展金融业催生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其隐含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就显现为经济运行的现实矛盾。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先兆的次贷危机，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2.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与产生，表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破产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以凯恩斯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经历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被称作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但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和美元的大幅贬值，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持续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低迷，甚至形成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这表明凯恩斯主义失灵了。并且，从20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开始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垄断阶段过渡。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理论。如果说国家垄断阶段需要的是凯恩斯主义，那么国际垄断阶段需要的则是新自由主义，以弗里德曼、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受到政府的青睐，其政策主张被当做解救拉美国家和所谓转型国家危机的药方，先后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在美、英上升为主流意识形态。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英两国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仅在跨大西洋经济整合中，而且在由国际垄断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一体化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坚信市场的有效性，认为私有经济和竞争性市场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自我调节的功能，无须人为的干预。新自由主义在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的同时，更加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反对对金融资本的严格监管，推崇金融自由。但是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它本身依然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在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推动下市场经济自身的弊病就更加突出了。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全球迅猛扩张，也使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空前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导下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在实践中证明行不通。这也表明，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就必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不管资本主义采取什么方法都无法给予彻底解决。这就充分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揭示的“两个必然”重要结论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四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及其无法克服，它就必然要被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尽管当前新自由主义政策在经济危机中遭遇到了挫折，甚至在西方兴起“马克思热”，但这并不意味资本主义就会很快面临终结。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也作出过深刻的揭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2]这就是著名的“两个决不会”重要结论。我们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但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又是有条件的，只有资本主义以私人占有为根本特征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制约着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并且与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具有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时，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才会冲破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关系，资本主义才会宣告灭亡，社会主义才会胜利。换句话说，只要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给现代化的发展留有空间，资本主义就会苟延残喘，甚至还表现出较为旺盛的生命力。我们对“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要有深刻、全面、辩证的认识。首先，“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有着内在的联系。“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以及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的全面论述。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客观必然性，是根本的方面;而后者讲的是这种必然性实现的时间和条件，它告诫我们，“两个必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客观条件，而在这个条件具备之前决不会成为现实。其次，我们必须用辩证的观点、联系的观点来看待“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关系与联系，既要看到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又要看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过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社会主义要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实现“两个必然”，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走符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成功走出了一条能够使中国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社会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也引起当今全世界的瞩目，因为，它为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探索作出应有贡献。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责任编辑吴高君] 猜你喜欢： 1. 有关资本主义优秀论文 2. 浅谈资本主义发展论文 3. 资本主义论文 4. 有关资本主义的本质论文 5. 有关资本主义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在任何国家存在都是灾难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毁灭了这个地球

一、正视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二、正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当然，由于社会主义目前还处于实践阶段，我们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上述认识，还是十分传统的，是不全面的、肤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对其优越性必将会有新的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正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必须基于以下前提： 1、由于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因此，对其优越性的理解我们不可能是“先知先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描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去体验、去总结。 2、衡量和比较哪一个社会制度优越，决不能离开具体国家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片面地从现有的经济发展程度来看，而应当主要看它是不是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生产关系是否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民的地位和生活是否得到改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这些方面是资本主义制度远远无法比拟的。虽然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和科技水平，一般比社会主义国家要高，这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各自发展的基础和起点不同所造成的，决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是由于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所决定的。 3、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相比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还比较短暂，还处于实践和发展的初期。资本主义制度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制度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十月革命算起，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才几十年的历史。所以，相比资本主义来说，社会主义的发展目前还不完善，还不充分，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应有的优越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我们不能拿拥有几百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来比拟和衡量只有几十年历史发展经验的东西。 4、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新社会制度代替旧社会制度，或者建立和完善一种社会制度，从来不会是历史的瞬间，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其前进途中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想象的困难与风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邓小平同志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我们要充分估计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只要基于上述前提，我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乃至挫折就会有客观、公正地认识，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及其优越性就不会产生信仰危机。三、正视伟大成就：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同志指出：“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政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这就是一代伟人向世人昭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说，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是否符合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利益，最根本的是看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尽管在一段时间，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经历了严重挫折，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自觉实践。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全面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坚持全面改革和开放的道路；是一条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历时70年，跨越两个百年、两个千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全面振兴中华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建设成绩卓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科技事业日益进步，国防建设更加巩固，人口素质全面提高，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明显发展，外交事业谱写新的华章，“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成功实现。全国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精神振奋、生活幸福。十多亿人口的中国，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千百年来人们衣食住行无忧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切靠什么？靠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探索的结晶，凝聚了几代共产党人对现代化理想的追求。这条道路，已经初步振兴了当代中国，未来中国的全面振兴，只能由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实现。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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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来主，18世纪同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100年间，全国人口数量翻了一番，首次突破3亿大关；番薯、玉米等美洲农作物新品种在内地广泛引种，由于中外贸易的发展，数以亿计的外国银元流入中国。在这100年间，传统经济、文化、学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之一－－“康乾盛世”。一、“传统”与“近代” 18世纪出现了中国传统社会最后一个、也是发展到顶峰的“康乾盛世”。这一现象，留给人们一个隐含的想当然的印象：“康乾盛世”与中国社会的“传统”紧密相连，尽管发展到了顶峰，却是“传统社会”的顶峰，因而其发展趋向、特别是与“近代社会”西方列强相遇后的发展趋向势必由盛转衰。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似乎是无须思考的结论。 19世纪爆发了外国列强侵略中国、或者说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鸦片战争。这一战争，留给人们一个肤浅的想当然的印象：中国原有的发展道路被阻绝了。就像一棵树，被生生拦腰砍断、插上了一把金属伞。于是，被砍断的那一斧、那一刻――鸦片战争，成了传统与近代的分水岭。本来，任何树冠都是树木长成的，任何近代化、包括西欧的近代化，都与其传统有着直接联系和亲子关系。但中国史上的“传统”与“近代”，却成了毫无内在关联、截然对立的“土”与“洋”。所有“土”的东西均代表落后，均属于传统的古代；所有“洋”的东西均代表先进，均属于新的近代。金属伞不是树冠，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多方求证、潜心研究的，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对立；或者实际是树木与金属伞的关联――树木如何在受到砍伐后自身肌体发生了反应，“长”（！）出了金属伞。 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研究较为彻底地突破了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各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西欧中心”论，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人们从理论上、情感上一致反对和批判“西欧中心”论、“外因决定”论。然而，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人们习惯于关于“传统”与“近代”无须思考的结论；习惯以西欧近代化作为标尺衡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习惯中国古代史与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的学科分野。一些似新实旧的理论，如“对西方冲击回应”的“冲击――反应”模式、以西方现代化为模式探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现代化理论”；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如“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第三领域”、“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等，便继续影响人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做出合乎实际的认识与阐释，难于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和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下面以对鸦片战争的认识为例。人们受“西欧中心”论的影响，认为先进的西欧既已挥舞鸦片战争的巨斧，那么斩断中国古老朽木、即时插上金属伞便勿庸置疑。因为王朝统治的衰落和传统社会内部结构的长期稳定性，使中国成为缺乏历史演进活力动力、永恒不变的停滞性社会，只有西方文明才是唤醒它、打破其“传统平衡”和“贫困循环”、使其古老文化受到彻底扫荡、从而得到解脱的决定性力量。连马克思也受到影响，他把中国视为“木乃伊”式的社会，在鸦片战后中国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形势下预言：“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到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 面对历史，人们有太多先入为主的印象。人们以为欧洲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便自然成为全球化经济的中心。历史的事实则是：当时多边贸易关系及世界范围内分工的全球经济中心，仍处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而开始进行工业革命的欧洲则处于边缘。尽管工业革命、产业化以及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的必然性，推动欧洲以从殖民地美洲攫取的白银开路，企图挤上以中国亚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列车、改变其格局、最终占据中心的位置。然遗憾的是，甚至直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企图也不能说变成了现实。1852年，广州一位叫做米契尔的英国官员报告了中国的情况：“收获完毕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其质地各不相同，从最粗的粗布到最细的紫花布都有”，“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他不无沮丧地说：“我们工厂主只要稍稍思索一下这种制度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以及它与农民其他活路的可以说是巧妙的穿插配合，那么就会一目了然，就较粗的织造品而论，他们是没有任何希望与之竞争的。”[2]米契尔所报当时中国的情况，长期以来被“欧洲中心论”影响下的人们视为封闭落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典型。但正是以这种家庭工业为主要背景的中国，拥有无论从人均产值、收入、消费还是内外贸易均在当时世界上起主导作用、“最先进、最复杂”、最终非鸦片不足以搞垮的经济。如贡德?弗兰克所云：“尽管欧洲人获得美洲的金银并以此买通进入亚洲的世界经济的道路，但是在1500年以后的三个世纪里，他们一直是一个小角色，而且不得不适应――而不是制订！――亚洲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亚洲人在世界经济中仍然是成功的竞争者。”[3]即便从科学、技术上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与当时欧洲相比，也往往是“技高一筹”。西欧并非绝对先进，鸦片战争也并没有即时斩断中国之树。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之后到甲午战争半个世纪，西方列强并没有在中国之树上嫁接金属伞，只是拼命地在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著名学者吴承明先生指出：这一时期，中国洋务派和民族资产阶级则跨越了西方产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业”时代，跟上了西方产业革命第二阶段“蒸气和钢铁”时代的潮流，直接向西方寻求“机船矿路”，自行创办了中国第一批机器制造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铁路。这些工业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由于其时以制造兵器战舰为主，中国造枪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37年缩短到20年，再到13年，最后为6年；造舰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从16年缩短到8年，最后为6年[4]。这些近代化企业是中国之树自生树冠的组成部分，而不是西方列强插在中国之树上的金属伞――外国资本投资这些企业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亦即中国人创业二三十年后的事情。涉及到经济发展的社会性制度性基础，人们以为，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一定与民主自治、与最优化的社会结构和运行体制相联；而专制独裁、泥古不化、运转窒滞则是当时中国的特色。历史的事实则是：那些进入或即将进入产业社会的国家和地区，其突出特点是国家的专制统治一直达于末端；而中国，其县以下基层社会的自治因素却不但始终存在而且日趋活跃。

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民主派因为他们：

1、崇尚自由，反对干涉；

2、主张合作双赢，反对你死我活；

3、倾向中道温和，反对极端和突变等。他们希望改革权威主义政治，而不是革命推翻这种政治。

扩展资料：

中产阶级大多从事脑力劳动，或技术基础的体力劳动，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一般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和较强的职业能力及相应的家庭消费能力；有一定的闲暇，追求生活质量，对其劳动、工作对象一般也拥有一定的管理权和支配权。

可以说，中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通过学习、努力、科学研发从而掌握管理权、科技专利等等进而掌握一部分生产要素的一群人。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是一个国家稳定的基石。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中产阶级

资产阶级法权主题的论文

拿破仑的《民法典》，法国的《人权宣言》

17大总结我国改革开放的“十个结合”宝贵经验中，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是统领全局的党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我们党在提出基本路线时就指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对于这个辩证关系，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曾强调和诠释。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也是改革开放健康发展的保证；改革开放，则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赋予四项基本原则蓬勃的生命力。它们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们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之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将长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开放，就不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就会在实际上助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滋长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由于‘左’的积习很深，由于改革开放的阻力主要来自这种积习，所以从总体上说，克服僵化思想是相当长时期的主要任务。17大在强调必须坚持两个基本点结合的基础上，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又再次强调了16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贯彻这个方针的关键也在充分认识其中的辩证关系。这个方针中的依法治国，属于治国方略，它是实现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讲，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是完全统一的。所以这个方针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存在于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之间。首先，党的领导是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环境，坚持政治体制改革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随着改革的深入突显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尤其政治体制改革是直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它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谨慎从事。”如果发生动乱，那就什么也干不成，甚至葬送改革和发展。那种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改革越快、越彻底越好是危险的。这有我国十年内乱惨痛的教训。现阶段国际国内还存在阶级斗争，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还在对我国进行西化和分化活动，社会上还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离开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就会走向歧途，以至被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所利用，走向资本主义和分裂的道路。那种鼓吹摆脱党的领导、照搬西方多党制或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目标背道而驰的，是一副毒药。这方面的教训，不但有在我国民国初年照搬西方政治制度而陷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痛苦历史，而且有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民主的恶果，尤其这还是导致苏联剧变的现实原因。但是，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从根本上讲，有耐于进一步改善党的领导、改革政治体制，逐步实现人民切实当家作主。从理论逻辑讲，人民拥护党的领导，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党的领导，都在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在于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作为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都在于把党执政的内涵定义为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归根结底都在于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如果这个前提不复存在，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甚至走向反面形成利益对立，就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丧失执政地位。这并非杞人忧天。正如党的16届4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所指出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所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党，应该求真务实，不回避这种客观存在的危险。历史上，这是革命党领袖们最担心的问题。列宁就指出，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果然苏共终因脱离群众而亡党亡国。孙中山也曾觉察到这种危险，果然以后蒋介石集团腐化蜕变为三座大山的代表，成为中国人民革命对象。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以李自成腐化变质的史实教育干部，执政后，他一直在寻找改善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途径。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努力虽有一定效果，但总的讲，没有能正确认识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的根本原因，没有能找到根治的办法。邓小平继承毛泽东的事业继续探索，终于找到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和根治办法。邓小平在经历31年全国范围执政的实践，于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总结经验深刻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弊端的总病根，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联系，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他指出，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进一

亲，纯属来找事呢吧！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人类第一部现代成文法典~~由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也叫拿破仑法典】~~~~拿破仑是军人出生没念过多少书所以颁布法律时再三对编辑人员说不要用太多术语。。。绝对要让他看得懂。。。然后这部法典和以前任何一部法典都不同。。。不但吸取了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而且语言通俗易懂很多老百姓以前根本看不懂国家颁布的法典。。。只能猜个大概。。。民法典颁布之后不但拿破仑看得懂就连种菜的农民也看懂了。。。。拿破仑说过“我要让我的子民们在辛勤劳动一天后能在灯光下看民法典”~~~~民法典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很大~~~在19世纪的拿破仑时代~~~无论贫富。。。家家户户都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民法典~~~以前任何一个国家颁布的法典~老百姓都是一付事不关己的样子。。。因为根本看不懂。。。民法典改变了这个现象。。。

阶级固化论文文献

社会学吧或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吧。社会学现在基本两大对立的阵营：（后）马克思主义和韦伯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一部资本论，就是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分层，要改变固化只能依靠社会革命。而韦伯主义是讲族群、宗教、政治地位、性别、教育程度、年纪等等，文化的层面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讲社会改良。但其实也越来越是个空话。就拿教育程度来说，其实也是导致阶级固化的一个原因。一旦打上了清华北大、二本、三本还是大专中专的烙印，基本上也就决定了你未来的就业和上升空间。美国在里根经济后新自由主义盛行。他所谓的“美国梦”，结果是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以及阶级差别的固定化。一般国民的上升通道受阻，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酱紫。Brown, .的《社会阶级和状态》(“Social class and Status”, 2009年）要读，可能是它最早定义了阶层固化的概念。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也说，研究者普遍认为，不是依靠技术革新，而是推行美国政治的整体右转，结果是缓和和破坏了各种本来为促进公平公正而设立的规制，这在导致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既然美国梦是那样，那，所谓的“中国梦”究竟如何吧。

建议你学习社会工作或者社会保障，其中都会涉及这个问题其实这种问题因素有好多，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交叉综合才能真正了解社会阶层固化的实质和核心，你也可以参考其他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社会阶层分布，经过对比也会有所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