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酒文化文献综述论文

诗词中的酒文化分析如下诗与酒，如同文化中的宝黛。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酒无瑕。诗词之中蕴含的酒文化又别有一番天地。1、豪迈之酒：浊酒一杯家万里，身在边关，一杯浊酒，想起家乡与父母，但大业未成，国家未安，身负重任，不知归期。不只朝代频繁更迭的封建年代，如今的中国，又有多少远在中国边境线的将士，亦或者近在身边的服务我们归家的春运工作者，年关将至，却不知归期。他们每年的冬天，会不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酒，细品之，思念之。2、伤春之酒：一曲新词酒一杯，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让人流离失所；封建君主，伴君伴虎让人流放贬谪。古时候的人，“大家”不和平，“小家”也不和美。离别之闷郁结在胸，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楼阁仍在，亭台依旧，但似乎一切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时间证明一切，又改变一切。物是人非又怎么能让人没有微微的伤感呢？3、豁达之酒：将进酒，杯莫停，中国以农业起家，小农经济为始。田园生活的浸染让国人始终保留着一种豁达。酒，古往今来是人情绪的寄托。古人以酒入诗，赋予了酒太多的情感。豪放时饮酒，报国时饮酒，送别时饮酒，思乡时饮酒，不得志时也喝一杯酒。如今，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古人以酒入诗，我们何尝不能吟诗入酒？

从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发展至今，中国诗词文化也熠熠闪耀于中国文化中不息不灭。诗与酒，如同文化中的宝黛。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酒无瑕。苏轼登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乡思，写下"诗酒趁年华“。若说诗酒无奇缘，怎得文人骚客萦于笔下？走进诗与酒的世界，仙葩美酒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图源网络豪迈之酒：浊酒一杯家万里李白称酒“已闻清比圣，复道浊如贤”。意思是清酒为圣，浊酒为贤。古代的清酒浊酒，大多是糯米，黄米酿制成的酒类。度数不高，但颇有驱寒暖身之效。何况浊酒大多佳酿，也更容易触动思乡之情。冬之寒，边塞更甚。冬日的寒冷最容易触动守边将士的心。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身在边关，一杯浊酒，想起家乡与父母，但大业未成，国家未安，身负重任，不知归期。不只朝代频繁更迭的封建年代，如今的中国，又有多少远在中国边境线的将士，亦或者近在身边的服务我们归家的春运工作者，年关将至，却不知归期。他们每年的冬天，会不会为自己倒上一杯酒，细品之，思念之。壶和白酒杯中国的国酒是白酒。白酒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蒸馏酒。在唐代文献《国史补》中：“酒则有剑南之烧春”（唐代普遍称酒为“春”）；雍陶诗云：“自到成都烧酒热，不思身更入长安。”白酒在唐代，别名烧酒。烧酒比之如今，算是低度酒的一种。但比之中国传统酿造黄酒，烧酒要更烈。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不知让辛弃疾醉倒写下豪壮之词的酒是什么酒，深夜独自吃酒竟梦回当年杀敌报国的战场。能让他写下如此的悲壮军歌，大概是烧酒吧。诗与烈酒的结合，对于战场的描写，让披肝沥胆，忠一不二，勇往直前的将军形象跃然于词上。坚毅威猛的战士与生而性烈的酒，是与刀光剑影结合起来的主旋律。休闲之余，曾看到一篇“粉丝为韩国服役偶像军队应援”的文章。某韩国男星服役于韩国“猛虎部队”，中国粉丝为其购买军用物品送温暖，并对韩国军队寄于“崇高的敬意”。想起“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想起“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想起“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想起“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我只觉得无言。身为中国人，却那么轻易地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为军队应援，已经超出了一个公民的权利范围。守卫国家安全的将士，如若看到此消息，将会多么心寒？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想谁都没有那个权力去为别的国家应援。因为世界本没有绝对和平，出生在中国，才有了和平。护你无忧一生的，是中国军人。宁波武警海岛练兵挑战极限场面震撼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对酒》光绪三十一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国事动荡，满清王朝腐败不堪，女侠秋瑾出身书香门第，却不愿做闺阁的弱女子，她义无反顾卖掉身家，抛掉身后一切前往日本留学，探索救亡途径。或许只有这酒，才配得上秋瑾的一片赤血爱国的丹心。白酒性烈，作为中国国酒，来代表中国人刚烈的性格，当之无愧。白酒性烈，用来表达万丈豪情，当之，也无愧。伤春之酒：一曲新词酒一杯国人向来崇尚“和”文化。“和”是"大家"和平，"小家"和美。朝代更迭，战火纷飞让人流离失所；封建君主，伴君伴虎让人流放贬谪。古时候的人，“大家”不和平，“小家”也不和美。离别之闷郁结在胸，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春盘春酒年年好，试戴银旛判醉倒。今朝一岁大家添，不是人间偏我老。这是陆游四十七岁任夔州通判时所写。陆游自三十九岁被贬出临安，兜兜转转到四十五岁才又得到起用夔州通判的新命，但此次任命官位之低，路途之远，让陆游难抒愤懑之情。于是立春之日，酩酊大醉，借酒消愁，好一个“不是人间偏我老”，生生为职场的不得志平添一股岁月流逝，时光如梭的新愁。陆游尚且“举杯消愁愁更愁”，何况每一位职场摸爬滚打，努力生活的人？酒与诗的结合，更是将这种感情发挥到了极致。如果心情愁闷，请饮一杯酒吧，冽酒下肚，但愿能洗去些心情的愁闷。

一、综述酒的文化内涵。酒，这个词引辞海是这样解释的：“会意。从水,从酉(yǒu)。‘酉’本义就是酒。‘酉’亦兼表字音。本义:用高粱、大麦、米、葡萄或其他水果发酵制成的饮料。”[1]这是对于酒的最表层的释义。“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2] 酒是恶因，酒可致亡国败家，可致淫乱杀伤，这是《说文》对于酒的的解释，当然这是从负面角度谈酒是古代的一项荒唐的发明。还有许多典籍论述了酒的意义和功效。如酒曰清酌——《礼记·曲礼》；酒食者,所以令欢也。——《礼记·乐记》；酒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礼记·射义》；酒,百乐之长；又,酒者,天下之美禄。——《汉书·食货志》；不为酒困。——《论语·子罕》……总之古代对于酒的的话题可谓“不尽长江滚滚来”。酒在当代给人的印象很可能是负面的，如酗酒、酒鬼……这些不文明的粗狂的词汇确实令人陷入一种尴尬的维谷。但是，当我们真正回顾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不难发现，酒在华夏沃土上酝酿珍藏，早已形成了一种古老的文明——酒文化。任何对于就的误读和偏见都是不可取的。二、关于酒文化的起源。在古代，人们对于很多现象不能理解，都会归咎于神仙所为。“酒”就是其中的一个元素。酒是液体，多黄白色，或辣或清香，给人带来火感受，遇火即明，未开化的古人不知其所以然，便认为酒神所为。古代流传“上天造酒说”，“猿猴造酒说”，“杜康造酒说”。人类造酒的起源最早追溯于距今约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当时造酒实属偶然，经粮食、水果自然发酵所得，工具简陋，酿造的多数低度米酒和水酒。（如左：西汉酿酒图）秦汉以后,中国酿酒技术的发展日益成熟，这种用谷物酿酒的传统,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饮酒文化,逢重大节日和喜庆之事人们必定饮酒。岁末除夕,“除日驱傩,除夜守岁,饮屠苏酒”[3]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饮菖蒲酒、雄黄酒。中秋节有饮桂花陈酒的习俗。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出生酒、生日酒、婚丧酒、升学酒、晋升酒。总之，酒文化成为一种传统袭承下来。三、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的情结。中国酒文化与文学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古典诗中关于情爱、离愁类的作品居多，故诗歌中经常流淌“酒”“泪”液体，泪的味道既咸又苦，大多为女子所流；酒的味道又辛且辣，大多为男子所饮。两者结合，“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对于酒文化与文学的渊源可从如下几方面一一做理会。1．酒可以避政，明哲保身。魏晋南北朝的竹林七贤谓文之豪杰，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或谈禅或饮酒，酒后大醉，一醉不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七贤之首阮籍，性嗜酒，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贿赂曾大醉60天从而躲避了曹氏集团的灾祸。2．酒是文人创作的畅饮伴侣。文人相聚饮酒是盛事，月下独酌更是雅兴之至。酒可以刺激神经、活血兴奋，激发文人创作的灵感。文人作诗多有美酒相伴。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可谓诗之上作。一箪食，一瓢饮，自然是饮酒，就到了诗人的仙境。“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癫狂状态”[4]。酒可以张扬个性，抒发自由之感。诗仙李白不仅诗作得浪漫飘渺，其酒量可谓“量能扛鼎”，素有酒仙美称。李白的诗歌多半是在酒后大醉创作的。如描写杨贵妃的佳句，正因李白的酒兴衬托诗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试问能有此大气磅礴的阵容者能有几人？3.酒之最美不在酒味而在意境。 “兴观群怨，物我两忘”[5]是最高的人生境界。文人的诗歌亦多以酒为题材。周代的《诗经·鹿鸣》“嗷嗷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周代的宴请诗生动的记录了宴饮的热闹场面。《鹿鸣》等十二首风雅诗曲被文人士大夫称作“乡饮酒礼”。[6]唐代盛世为文人饮酒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李杜诗篇百分之十五左右都是以酒行诗作赋的。酒一可以激发人的斗志。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多一分飒爽英姿和人生豪迈。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可以慰藉人的情感，李清照宋代的巾帼女诗人，一洒热血，一咏菊酒，“三杯两盏淡酒，怎地他晚来风急？”的萧索落寞。东坡居士喜酒，酒后做文若干，他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好一个“诗酒趁年华”的豪放派巨匠。他的词，他的散文都有浓香的酒味。放荡不羁的柳永更与酒结缘，留迹于青楼曼舞的他与歌舞酒影相随，有雅致即兴诵诗“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写出了诗中含酒，酒中酿情的风韵。4．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有关酒的文章更是屡见不鲜。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有许多篇都写到了酒,屈原的辞赋中也同样歌咏到酒,历代文人莫不与酒结缘。不少文人爱酒、好酒、甚至嗜酒如命。他们因酒而兴致勃发,借美酒酿出绚丽的诗篇。王勃的《滕王阁序》气势浩瀚，喷涌勃发，好似一股酒泉涌向滕王阁的高栏之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是酒兴勃发，怀才感伤的忧国忧民之作，被后人耳熟能详。“酒的欢乐”,“酒的悲哀”,酒和文人的文学创作共同辉煌灿烂。四、对于酒文化的传承。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正如没有一成不变的酒文化。酒文化预示着一定的人生意蕴。酒虽然不能消除痛苦，但可以缓解压力，带来暂时的愉悦。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应以批判吸收的视角继承酒文化的辉煌传统，虽不能如古代文人豪气冲天，斟酒耽佳句，我们可以解酒传递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聊以自娱，得以自乐。酒文化依然可以应用于现代文的阅读课写作之中，时代可以改变很多东西，但改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沉淀的酒文化，淹没不了文人对于酒的钟爱与偏嗜。形式可以变，传统不能丢，批判扬弃，丰富创新才能有新文化，创造新文明。

曾记否，当年一袭书香，席卷金州的大街小巷，那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携着卷卷诗歌故事，册册经典文藏来到黔西南，只为寻找最美黔西南，用诗歌谱写万峰林的隽永华章。谈到酒文化，那可是中国整个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曹操“对酒当歌”问询“人生几何?”；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也有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不胜枚举的关于酒的中国诗词歌赋装点着古诗经典的页页纸扉，这酒的背后，又有多少爱恨缠绵与儿女情长呢？让我们共同随着朱教授的言语飞扬，走进中国古典诗词的故事，去品味那些酒的故事。【活动主讲】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朱子辉主讲老师：朱子辉，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2004年获国家对外汉语教师资格证书，2009年荣获中国人民大学第五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第一名，北京市高校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二等奖。主要研究方向为唐诗语言学批评、汉字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主要讲授课程：唐诗赏析宋词赏析汉字文化大学汉语；主要学术成果：《语篇分析理论在听力教学中的应用》，《汉语教学与研究》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传统语文教学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实证研究》，《汉语教学与研究》第五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汉语语源释义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汉语研究与应用》第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广雅疏证同源联绵词音转规律研究》，《语言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中唐诗歌论文文献

读《宋词》思念疯长的杨柳岸边，暮色蔼蔼的烟波中，晓风残月浅斟的醉意里，柳永乘一叶扁舟自烟水迷离中驶来，浅诉着万种风情。执手相凝的泪眼，满心渴望的相逢，一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成为传颂千古的爱情盟誓。盛满苦楚的黄滕酒，泪眼浸湿的鲛绡，一阕《钗头凤》暴露了全部的心思。“瞒、瞒、瞒”，却再也瞒不住，泪眼涟涟的眸子，错综交织的心绪，早已化作沈园墙上的墨迹，凝固成永远抹不去的印痕。听那龙吟般的剑鸣声，不能横戈跃马，只能深夜里醉意中挑灯看剑。任那剑气再利，亦无法疆场饮血，可怜一位原拥万军的将军，只能鬓如白霜之际在梦里“沙场点秋兵”。那欲乘风归去的明月间，纵是琼楼玉宇灿然，怎比得上月下跳舞，清影随人的人间生活，只是舞动长袖的潇洒比不过被离愁别绪束缚的落寞。共道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缓缓合上书卷，脑海依然被宋词里的风景充满。这自词人们指尖流出的光影流往了天幕，化作了烁烁的星，不知疲倦地照耀着大地万载千年。 ——山东省沾化县二中于佳婧小编点评1：四段文字串联四段经典，最后点睛，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比较强。小编点评2：品味唐诗宋词，探寻作者内心，可以陶冶情操啊！累死人了！不过很高兴帮助了你！我是“儿文”粉丝！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一唐诗与唐以后的诗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二唐诗学术与唐学术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唐诗中的学位论文

今天我为大家讲“唐诗赏析”。因为在座的很多同学都有非常丰富的唐诗知识，我只想讲一些唐诗方面非常有影响的诗歌，且限于时间关系只选择短的诗歌来讲。我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是唐代以前中国诗歌发展基本线索；第二是唐诗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是讲一些小的专题：如歌颂春天的诗歌、送别朋友的诗歌、怀念故乡的诗歌等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灿烂文化的民族，在我们灿烂文化的宝库中，诗歌无疑是非常精彩的，如果把诗歌比作广袤的星空，那么唐诗就是这星空中最灿烂的银河。唐诗的灿烂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唐前诗史的简要回顾。秦以前是先秦，主要指夏商周时代。这个时期诗歌发展有两个高潮：一是《诗经》，二是楚辞。《诗经》是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诗歌的一个总结。楚辞主要是以伟大的诗人屈原（约前340---277）的诗歌为代表的。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伟大诗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应该记住他。我们要记住一个历史坐标，即公元前300年之前，这是战国中期，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好时期，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如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从公元前600年的《诗经》到公元前300年的楚辞之间相隔了300多年的时间，这是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低谷，但却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高峰。《诗经》和楚辞是灌溉后世中国文学园地的两条大河。从地域方面说来，《诗经》主要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的结晶；而楚辞主要是长江流域南方文化的结晶。《诗经》是集体歌唱的产物，而楚辞是个人独立歌唱。我们中国的诗歌从集体歌唱向个人独立歌唱发展，是一个伟大的飞跃，从此，中国诗歌的主流是诗人独立歌唱，《诗经》中的诗歌所描写的无非是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是反映人以外的客观世界，如战争、劳役、兵役等等；一个是人以内的主观世界，如思想、情感等等。这是两个宇宙，一是无限大的宇宙，一是无限小的宇宙。在反映这两个宇宙时，民歌是比较丰富生动的。《诗经》中有许多是反映现实的，如《伐檀》。还有一些是感情的抒发，主要是男女爱情的歌唱。打开《诗经》，第一首《关雎》便是歌颂男女爱情的千古好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还有很多诗写得很美，如《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写出了追求伊人那种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情感状态。希冀、渴望、不懈的追求与最终不可得的怅惘，交织在一起，十分美丽动人。《诗经》中最具代表性的“国风”；而楚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离骚》，其内容主要是屈原抒发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追求真理的思想感情，它有2740多个字，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最长的、最伟大的一首政治抒情诗。在古代，“风”、“骚”并称。风骚者，文才才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词，与现在意义不同。风与骚，是贯穿我们后世文学特别是诗歌的两条大河。与“国风”作者们朴实的情感相对应，《离骚》充溢着屈原思想的闪光点，有许多诗句一直为我们所欣赏，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只要是心中认为美好的东西，如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情感等，追求它们，九死也不后悔的。这种追求美好的东西而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经融入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是我们中华民族一个不朽的精神。其他的，如关于《诗经》和《诗经》和楚辞艺术方面的特色和成就，这里就不多说了。第三是汉乐府。汉代是中国王朝中最长命的一个王朝，两汉400多年，主要成就是乐府诗歌，内容上大部分是反映社会生活，反映爱情。反映社会生活的如《东门行》、《战城南》等；反映爱情的如《上邪》。其中《上邪》唱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本来“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已经将感情表达到极顶了，但如果就到此为止，还不能算是好诗；好就好在诗中一口气举了自然界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五种事情，说除非这些事情都发生了，我才跟你结束感情。正由于这样它才成了千古好诗，被称为短章中的神品。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诗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在唐代三百余年的历史中，涌现了无数诗人，其中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更是名垂青史、光照万代的大诗人。正是无数有名的大诗人和默默无闻的小诗人一道，构成了唐诗星光灿烂的景象，让千百年以后的诗人、诗坛黯然失色。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唐诗这种空前绝后的景象呢？首先，是唐代以诗取士的政策。唐承隋制，实行的是科举制。这为人才的解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唐代的科举名目繁多，其中最为人重视的是进士科的考试。一般官僚，即使官位再高，如不中进士，终身为憾。而进士科的考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考诗歌创作。为了能中进士，举子们无不在诗歌上狠下功夫。这样，就势必在客观上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诗歌写得好坏关系着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诗歌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从封建帝王到落泊文人，从达官贵人到引车卖浆之徒，无不以能诗为荣。唐太宗、唐玄宗、唐德宗等皇帝自己就是诗歌的热烈爱好者，他们不仅经常自己写诗，而且也常常鼓励别人写诗，并大力提拔能诗者。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皇帝们的鼓励带动下，全社会各阶层都参与了诗歌创作，形成了谈诗、写诗的广泛风气，这也造成了庞大的诗人队伍。在这种情况下，人人以能诗为荣，以不能诗为耻。以至出现了妓女以能背诵诗来提高身价的现象。种种重视诗歌创作的现象，应该说都是与以诗取士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其次，诗歌发展到了唐代，也到了应该开花结果的时期了。从《诗经》开始，中国古典诗歌经过了漫长的发展、成长过程，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艺术经验，诗人们对诗歌涉及到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认识。特别是魏晋以来，随着诗歌的反复繁荣，在理论上对声律等问题的深入探讨，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各种诗歌艺术经验。特别是南朝“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走向格律化已作了充分的准备。正是由于唐代诗人们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诗歌遗产，加以创造，终于酿成了诗歌的空前繁荣。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唐人，终于比前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因此，他们的世界也更为精彩。再次，我们也应看到唐代强盛的国力对诗歌繁荣的作用。唐代的国力之盛，当时世界无出其右。这不仅为唐人的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人们的自信心与凝聚力。初盛唐时期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豪迈之作，正是人们对国家和个人自信心的反映。唐诗的那种旷古少有的豪情逸兴也是强盛国力作用的结果。历史不能重复唐代，当然就不可能再现唐诗那样的辉煌。自宋代以来，人们在审视唐诗的发展时，总不忘对唐诗的发展进行分期，所以就有了三唐、四唐之类的说法。自从明人提出了四唐说之后，人们普遍承认了这种说法的权威性。而权威性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四唐说将唐诗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这有其合理性，因为它确实勾勒了唐诗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初唐，即唐玄宗以前，这是唐诗发展的初级阶段。一方面，南朝宫体诗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从唐太宗到上官仪等，无不大写华丽婉媚的作品；另一方面，诗歌改革的序幕正悄然拉开了。初唐的诗歌改革是从两方面来进行的：以陈子昂、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出身低微的下层诗人，通过自身的遭遇意识到了诗歌创作必须表现真情实感，于是他们提倡“兴寄”、“风骨”，写出了诸如《登幽州台歌》、《感遇》、《在狱咏蝉》、《从军行》、《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之类情感充沛，动人心魄的作品，从内容上对宫体诗进行了改造或改革。而以沈佺期、宋之问、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层诗人则在对诗歌艺术的精雕细刻中，发展并完善了诗歌格律，并最终完成了对诗歌格律的定型，这从形式上发展了宫体诗。所以，初唐没有伟大的诗人，却有杰出的诗歌改革家。盛唐，即唐玄宗至唐代宗时期，这是唐代诗歌高度繁荣的时期。盛唐诗人将初唐诗人在内容与形式上的改革成果合二为一，完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于是诗歌创作大放异彩，涌现出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白、杜甫等著名的诗人。他们不论是写作田园山水，还是描写边塞生活，抑或是表现社会人生，无不穷形尽相，极尽能事，因而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他们以不同的声音合唱出令后世神往的“盛唐之容”—— 一种富有理想、昂扬向上、热情豪迈的精神风范。这些诗人是这个时代的伟大诗人，由于他们站在时代的顶峰上，因而也就成了整个历史的伟大诗人。特别是李白、杜甫更成了后人不可企及的典范。中唐，即唐代宗至唐文宗时期，这也是唐诗精彩纷呈的时期。“安史之乱”使唐由盛而衰，国力衰微了，但诗歌并没有衰落。这一时期的优秀诗人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等仍不失英雄本色，与盛唐诗人相比也不逊色。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唐诗歌的成就甚至要超过盛唐。这一时期诗歌的最大特点是派别林立，诗人的个人风格极为突出。从开始时的“大历十才子”，到后来的韩孟诗派，无不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晚唐，即唐文宗至唐亡，这是唐诗的夕阳期。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正是这一时期诗歌的写照。这个时期没有了理想，只有悲哀，感伤与华艳，构成了这个时期诗歌的主要特色。代表诗人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也只是天鹅的绝唱。

葡萄酒文化论文的相关文献综述

写不好的情况下我可以给你一篇自己写的。写论文首先准确得体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如：'金属疲劳强度的研究'过于笼统，若改为针对研究的具体对象来命题。效果会好得多。

葡萄酒的文化论文

葡萄酒是西方的重要酒精饮品，下面就是我为您收集整理的葡萄酒的文化论文的相关文章，希望可以帮到您，如果你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分享给更多小伙伴哦！

法国被认为是顶级葡萄酒的代表国，法国人的浪漫气息和得天独厚的多样化气候和土壤，以及2000多年的悠久酿酒工艺、严格的法定产区（原产地控制命名）管理法规，使得法国能够提供风格各异的上好葡萄酒。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法国的酿酒技术，还是法定产区（Bordeux Nice Dijon……）管理法规，都早已被世界其他葡萄酒生产国接受与仿效，并成为范本。

在法国，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它已融入了法国老百姓的生活和文化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早在罗马时期开始酿制葡萄酒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一些稀有的葡萄品种呢，只有在法国才能生长良好，达到其最佳状态。法国的葡萄园几乎覆盖了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

17世纪，法国人开始将葡萄酒种植与生产制度化。1855年法国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当时正值拿破仑三世执政，他想借世界博览会之机向全世界推广波尔多的葡萄酒，同时也有将全国的葡萄酒都参展其中的想法。于是，他请波尔多葡萄酒商会筹备一个展览会以此介绍波尔多葡萄酒，并对波尔多酒庄进行分级，波尔多商会责成葡萄酒经纪人公会制定分级表，将所有酒庄分为五级。在此之后，格拉夫地区和圣埃米利永地区在上世纪中叶也进行了酒庄分级，只不过没有像梅多克地区那样分成五个等级。所有进入分级的酒庄都称为列级酒庄，在酒标上能够看到GrandCruClasse的字样。

早在1855年法国就有了成熟的葡萄酒分级制度。共有四个级别：法定，优良，地区，和日常。其中法定产区的酒级别最高，简称"AOC"，占全部产量的35%，这一等级的酒十分昂贵。关于1855年分级的争论很多，然而1855年分级不仅表现了波尔多葡萄酒产区的等级划分，还反映出了该地区的历史渊源、葡萄酒贸易及酒庄情况，其在世界葡萄酒爱好者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当时分级后的格局显示，几乎所有的等级园均来自梅多克产区，并且所有评出的酒庄全部集中在波尔多左岸地区，因此这次分级制度有着相当的局限性，当然这也与波尔多左岸产区拥有临近基隆多河而通往大西洋彼岸其他地区的交通地理优势有着很大关联。

通常，我们想波尔多产的葡萄酒在法国最为出名，其实勃艮第和隆河谷地也是著名的葡萄酒产地；到了勃艮第靠北的村庄还出产顶级的白葡萄酒。在众多的葡萄品种中，黑皮诺是法国主要的葡萄品种，如今有些地区推广了机器采摘，但是一级葡萄园还是以人工为主。通常采摘下来的葡萄会有去梗的过程，这个过程一定要恰到火候，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酒的酸度。还有下一步就是要挤破葡萄了，在村庄里，如果葡萄大丰收，人们还会特别庆祝一下，就会把葡萄放在特制的木桶里，人们不分男女，跳进桶里，合着音乐欢快的在葡萄上跳着舞，下面的葡萄不知不觉就被挤出汁来了。在挤破后和榨汁前会有第一次发酵，然后把葡萄渣送去压榨，以提取更多的汁液。下一步该在低温下放置一段时间了，使葡萄中的固体物质分离出来。之后进行的酿藏，要在大桶中储藏6—24个月，最后才进行瓶装。大家在酒庄或超市买到了有着宝石般色泽的葡萄酒就是这样一道一道工序完成的。

专家介绍说葡萄酒盛产地区之一的第戎，位于法国中部，城市弥漫着高贵的味道，第戎是法国人公认的'贵族城市，不但富人居多而且也是葡萄酒盛产的地方，法国人不在第戎工作但一定会在第戎置房，因为他们夏天要来度假，可以想象的是因为富人多对高品质葡萄酒的需求大而产量与日俱增还是因为多出产优质葡萄酒才吸引了这么多的富人前来，其实都不是，只是地理条件适宜葡萄的生长，让他们有更优质的葡萄出产，也就理所当然的有更优质的葡萄酒产生。除了葡萄酒的美味，还有姜味面包和芥末酱也是这个城市的特色，想想品上一口甘醇的葡萄酒加上一口沾满芥末酱的面包，你会马上爱上这座城市。

光着脚丫在大木桶里踩压葡萄是法国人制造葡萄酒的第一步流程，当然还有更之前的一步就是把他们从葡萄藤上摘下来，每年夏天第戎都会迎来国内和国外友人到葡萄酒庄打工，买个草帽你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尝一口刚制作出来的葡萄酒，有点涩涩的，但之后是爽滑的甘甜，闭上眼睛说一句，tresbon！我已经深深陶醉于葡萄酒香中。

在法国除了第戎同样有很多制造葡萄酒的地方，葡萄酒的种类分为干邑、香槟、红葡萄酒、粉红葡萄酒、白葡萄酒等。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干邑也被很多人所喜爱，干邑地区的性格如同所独有的白玉葡萄一样独一无二。温和的大西洋海洋性气候成就了完美的干邑产区，该产区包括滨海夏朗德省，多尔多涅生和德塞夫勒省的一小部分。在这里它们被分为6个产区，分别是大香槟区、小香槟区、边林区、优质林区、良知林区、和普通林区。

现今干邑中最有名气的几大酒庄轩尼诗、人头马、卡穆、奥德和马爹利所用来酿造白兰地的葡萄都来自这6个产区，将白兰地酿制成干邑的过程中一般都会蒸发一半的酒精，起初干邑的酿造者认为这部分丢失的酒被天使喝了，我们叫做送给天使的礼物，据说这个自然蒸发的过程中，干邑地区统计的数字可以具体到每年超过2000万瓶酒消失在大自然中，而这也是酿造者毫不犹豫奉上的贡品，以此换取不可替代的完美品质。

世界上只有两种餐桌上的美味需要等待100年，甚至更长时间，一个是西班牙的陈醋，一个便是干邑白兰地。法国人爱酒，其实更爱酒文化，想想桌上摆着一瓶100年的好酒，不想细细品味都难，这片未知的国土已经让我们充满了幻想和期待。

葡萄酒等级之分

刚接触法国葡萄酒的朋友总会认为葡萄酒有酸度，就是不好的酒。其实并不是这样：葡萄酒的酸味其中一部分来源于葡萄浆果，如酒石酸、苹果酸和少量柠檬酸，一部分来源于发酵，如琥珀酸、乳酸和醋酸。这些酸度是不可避免的，它促进唾液的分泌，加快身体的新陈代谢，对健康来说必不可少。法国葡萄酒相比其他国家的酒来说比较复杂，并不是只要是AOC级，就是好酒。好酒必定出自好年份。因为葡萄酒的质量关键在于葡萄原料的质量，而葡萄的质量，却因为产地和当年的气候还有对葡萄的管理所决定。自2000年以来的好年份有2000，2003，2004，2005，所以当你看着法文酒标发蒙的时候，看年份选酒也许是个不错的主意。酒标上年份2005，表示瓶中酒的原料葡萄是在2005年采摘的。

与欧洲相比，美国是一个更富于动感和更务实的国家。有更多的活跃的、探索性的，不受约束的风格。直白、简约、急迫、带着点强悍的自信，算得上美国的国家风格和不少美国人的个人风格。这就是美国移民生活深度大体验。也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被欧洲大陆人和英国人喜欢的优雅的、需要长时间陈酿、需要一颗安静从容的心去品味的葡萄酒，不会受到美国大众消费者的欢迎。美国人是务实的，尽管在葡萄酒上他们仰视法国，但如同在政治、建筑、艺术和文化领域一样，决不会对法国的体系照搬照抄。走自己的路的态度和勇气，在中美两个大国身上表达得并无二致。

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学着法国开始搞DOC和DOCG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行走在以品种标示葡萄酒的道路上。美国移民人是简单而直接的，要让普通消费者记住那些复杂的产区和标签基本上是给自己添乱，所以美国的葡萄酒标签更多的是简洁，特点明显，便于被记住的风格。

葡萄酒左灯右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边是标志性的巴黎盲品会，鹿跃酒庄的1973赤霞珠和Chateau Montelena1973霞多丽分别名列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的第一名。另一边是加州的酒厂门口拉白金粉黛酒的汽车排成了长队。美国投资移民的本土大众喜欢的还是一些价格便宜的、直率的、张扬的，涌动着活力的葡萄酒。

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了相当一批大款小款，买了不少的名酒，中产阶级号称也在形成。水平基本还是踟蹰在向法国酒抛媚眼的阶段，追捧拉菲、龙船和白马等，更低层次就是唯法国酒是举。喝什么酒常常是照顾着自己的身份，没照顾着自己的口味。投资移民美国在我们那么多的美食作家和无比兴旺的美食博客的作者中间，相信有一天会出一个帕克那样的人物。

也许因为是个移民国家，也许因为加州生产的葡萄酒差不多占了总产量的90%，在美国的葡萄酒市场上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国家的葡萄酒，投资移民至少在我参观和短期生活过的几个东部州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是这样情况。移民美国这和我在欧洲的感觉挺不一样。欧洲的国家一个地区的本地酒占着绝对优势的比例，然后有些来自本国其他地区的酒，和更少的外国酒。

唐诗中唐玄宗的形象研究论文

情殇——论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思想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自居易井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纪。贵纪进宫后恃宠而娇，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士”，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克，“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杨妃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日： “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日： “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入对这一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回答人的补充 2009-05-05 08:31 《长恨歌》中的李、杨爱情故事，由于采用了民间的私誓情节，明皇、贵妃两个形象也具有了普通男女的思想感情。人皆有情，君王也与普通人一样有情，一样为色所迷。所以，当《长恨歌》转向描写此种“色”、“情”时，便无法贯彻对唐明皇的批判，而变成对这位具有普通人性的多情男女的赞叹。诗中，“重色”已不再具有任何贬义，作者不过用他所知的宫廷生活营造出外在的环境，淡化其客观效果并进行艺术处理，而将一个按照普通人的思想感情逻辑行动的唐明皇形象放人其中。当然，这也反映了男权社会中自然形成的男子中心观念，而《长恨歌》中的杨贵妃形象则是一个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产生、同时又反映着男人们的复杂欲望心理的美妇形象。这一形象首先在描写方式上与传统和民间作品中的美妇形象接上了榫：与身份很俗但形象很高雅的琵琶女相反，贵妃的形象描写反而采取了极俗的方式，一直写到“温泉水滑洗凝脂”，如此处理，其实是在按照民间美妇作品的方式塑造杨贵纪这一形象，《长恨歌》的主题也就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女色祸国”实际上主要是封建史家的观念，民间传说中缺少这样一种故事类型，例如妲己、褒姒的故事，便没有一种民间流传形式。相反，某些可能具有这种因素的故事，在民间流传中主题却发生变化，女主人公并没有被视为“祸水”，杨贵妃形象便是一个典型例子。民间作品中的美女形象，历来都是人们所崇拜的对象，能以自己的聪敏智慧战胜凌辱者，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羽林郎》中的酒家女，甚至《木兰从军》中的花木兰等。杨贵妃的形象无法塑造成这样，但民间传说却让她成为蓬莱仙女，这等于完全免去了她应负的任何政治或道德责任。世代读者对贵妃形象也颇有争议，一种倾向满怀怜惜热爱之情，而一种倾向则要求追究她的政治责任，甚至遭到宋人的“理性”批评。而诗人在这一点上作出了最大胆的创造，实难能可贵。与西方的女性赞歌相比，中国人对女性美的赞叹受到封建伦理观的更多束缚，被制欲说教所抑制，被“祸水”的历史观所抵销，被母性形象或无盐之类的丑妇形象所遮盖。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回答人的补充 2009-05-05 08:32 但尽管如此，从《神女赋》、《洛神赋》到才子佳人小说，女性美的描写仍是文学的最重要主题。对女性美的崇拜，与歧视、憎恨、恐惧女性的观念混合在一起，成为封建文化最奇异的景观之一。白居易在一个将这种种观念最触目地集中于一身的女性人物身上，在语言文字力所能及的程度上和伦理观念所许可的范围内，使女性美获得了最完美的表现。与它相比，《神女赋》《洛神赋》的语言过深、过曲，而小说白描语言则过亵、过露。这个语言运用的度的掌握，反映出作者对有关女性的崇拜、占有、恐惧等多种心理因素所做的适当控制。《长恨歌》用直观的描写使贵纪形象世俗化，造成“近亵”的效果，但又通过马嵬之死使她的命运悲剧化，通过相思、寻仙等情节使她纯情化、崇高化。白居易善于运用此种描写，使它与悲剧化、崇高化的主题构成适当的张力。与宋词直至明清小说中更为世俗化、肉体化的女性描写相比，《长恨歌》带有神话色彩的处理方式，在对女性美的歌赞中保留了更多的对女性的尊重。《长恨歌》所涉及的安史之乱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写成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他却选择了另外的主题，这源于诗人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其道德主题并不体现在直接的政治批评中，而是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规范人们的伦理关系和社会行为，感情主题与历史(道德)主题交织在一起。应该说白居易在此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道德禁忌，或者说，他对道德问题的看法比较单纯：礼防所不容的事情不能做，人本有的情欲也应有适当宣泄。

唐玄宗是个大傻帽。因为他宠幸武惠妃。他纵容武惠妃和奸臣李林甫内外勾结，诬告太子，置太子于死地。就算他真心不喜欢自己的太子，换一个就好了，何至于此？直接结果就是抬高了李林甫的地位，让这个小人太开心了。武惠妃也是个大傻子。因为她做得再多又有何用？她是武则天的后人！所以她绝不可能当上皇后，也不可能让儿子成为太子！男人们绝不会让第二个武皇后重现人间！这个女人明知不可能还要去搞东搞西，不可不谓之贪，不可不谓之蠢。而宠幸这个傻女人的唐玄宗，就是一个躺在女人肚皮上就忘记了全部的傻子典型。武氏最后的余孽就是他亲手消灭的，现在他跟一个姓武的女人在一起，这么开心。所以不等杨贵妃出山，大唐王朝的命运已经摇摇欲坠。

前期写出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得宠，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不透露出作者对杨、李荒淫生活的揭露和批评之意。后半部分，就有他们的放纵淫乐写到长恨，终导致了国家颠覆的政治悲剧，也造成了他们天人永隔。接着，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感伤玄宗贵妃爱情真挚缠绵。唐玄宗成为念念不忘旧情的伤心天子，杨贵妃成为忠于山盟海誓的美丽仙子。

他在位的后期,沉湎酒色,荒淫无度,重用奸臣,政治腐败,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转衰.所以说,唐玄宗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历史人物： (1)唐玄宗统治前期,重视地方官的选拔,曾亲自考核县令,把不称职的人斥退.任用有才干,能负责,敢进谏的姚崇、宋璟做宰相,因此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史称“开元盛世”. (2)他重视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封粟末的大祚荣为“渤海郡王”,设渤海都督府和黑水都督府,封南诏的皮罗阁为云南王,封回纥的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3)改革军事制度,改府兵制为募兵制. (4)唐玄宗统治后期,宠爱杨贵妃,整日饮酒作乐,不理政事,还重用奸诈的李林甫、杨国忠,政治十分腐败,以致酿成安史之乱.持续8年的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使唐朝由盛转衰,从此唐朝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5)唐玄宗为唐的高度繁荣起过重大作用,但他晚年也给唐朝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他是一位功过都很突出的重要历史人物.陈玄礼郭子仪李光弼许远张巡颜杲卿鲁灵张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