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老舍家族文化的论文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厌女情绪可以结合文本进行阐释大赤包桔子虎妞都能分析

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

研究意义就是研究这个有什么用，可以从老舍的文学地位，京味小说的价值，骆驼祥子体现的京味小说特点以及文学史地位来说。话说这题目一看就老生常谈的，你上网搜一篇论文，开头一定会提到研究意义的。然后国内外研究现状就是文献综述啦，你上下CNKI，搜和他相关的论文，然后看过来，总结一下这个题目研究到何种地步，就OK了

篇幅多长时间

老舍论文的外国文献

现代文学史老舍小说研究期刊网上有关老舍幽默的论文都可[参考文献][1]汪倜然.论幽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军报,1957-05-04.[3]老舍.我怎样写《赵子曰》[J].老牛破车,1936,(2).[4]老舍.写与读[J].新文学史料,1981,(2).[5]老舍.谈幽默[J].宇宙风,1936,(2).[6]王晓琴.笑:生命的交响[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7]老舍.老舍谈创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茅盾.光辉工作二十年的老舍先生[J].抗战文艺,(9).

既然是学习指导，那就必须得面面俱到了，你就按作家论的一般方法来就行。一、介绍下生平、代表作、最好有年表、传奇经历也讲一讲，容易吸引眼球，尤其是跟共产党的交往这片，肯定有人感兴趣，这种八卦事情，老舍传里必须有。二、代表作介绍几个，《骆驼祥子》《茶馆》《二马》《四世同堂》《猫城记》等等吧。写作背景千万别忘了，分国内国外两个阶段，还有在新加坡写成的儿童文学《小坡的故事》。三、受到谁的影响，在英国受到的影响。四、文学观念、美学理想、小说的主题。他基本就是实用主义，讽刺现实，文学救国那伙的。五、语言基本就是这些了，这可是一个字一个字打上的啊，希望对你有帮助，不清楚的可以给我留言。

额这个可以上相关的论坛上搜集一下信息的吧

1926年7-10月间，老舍用英文撰写过一篇论文，这是他应伦敦大学东方学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校长丹尼森·罗斯博士的建议而作的。那年，东方学院计划举办关于“东方和非洲诗歌”的系列讲座，校长让时任汉语讲师的老舍以“唐代的爱情小说”为题发表演讲。尽管这并不是分内的工作，且属于“命题作文”的性质，老舍还是欣然应允，而且很快写成了初稿，经过英国朋友的“修改”和校长的“审阅”后，于当年11月17日下午5时在讲座上宣读，演讲的第一句便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是……” 1930年，老舍返国时将这篇讲稿带回了国内。 1990年，这篇题为《唐代的爱情小说》的讲演稿被收入《老舍文集》第15卷，编者为该文标题加注曰：“本文是老舍于1930-1932学年在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联合举办的讲座上讲演，题为T'ang Lover Stories（《唐代的爱情小说》）。”且在尾注中写到：“载1932年2-3月Cheloc University，Tsinan（济南齐鲁大学）”。 1999年，该文又被收入增订出版的《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者未修改该文的题注和尾注。在第19卷《老舍年谱》（舒济、郝长海、吴怀斌编撰）中，编撰者又写到：“（1932年2、3月）老舍1926年11月17日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公开讲座的讲稿，以T'ang Lover Stories为题，在《济南齐鲁大学》发表，署名舒舍予。” 上述编者均认为，老舍返国后还曾就“唐代的爱情小说”发表过演讲，该讲演稿曾载于刊物《济南齐鲁大学》1932年2-3月号。此说是耶非耶，尚待考索。一《老舍文集》编者所说的“华北联合语言学院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实际上应称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这所学校是由在北京的几个传教机构如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英国圣公会、伦敦会、青年会以及英美公使馆、华北美国协会、美国商会等联合创办的，最初的目的只是为刚来到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或传教士提供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的场所，后渐次扩大到来华的外交和商业人士。至于“美国加州学院中国分院”，它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关系似乎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也许是因为经费及师资来源渠道有别所致。该校的历史档案现藏于美国加州克莱蒙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档案说明”上写得很清楚：加州大学中国分院1910年创办于北京时名为华北协和华语学校，它面向说英语的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The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was first established in 1910 in Peking as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a school for English-speaking missionaries, business men, and diplomats）。英国伦敦会也是该校的主办单位之一，这就值得特别关注了。须知，老舍早在1922年就已经领洗加入伦敦会，1923年他在伦敦会的资助入燕京大学学习了一年英语，随后在有着教会背景的东方学院任教五年，返国后又得到伦敦会前牧师、齐鲁大学前校长、东方学院的同事布鲁斯教授（ Bruce）的帮助，得以在山东齐鲁大学担任教授。考虑到老舍与伦敦会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教会出面邀请他演讲，他慨然应允前来，都是很自然的。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是一所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旨在培养“中国通”的学校。学校的校长由基督教北京青年会的外籍人士担任，最初为爱德华(Dwight W. Edwards)，后来是裴德士()。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左芙蓉在《文化交流与理解——中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心对近代北京城市文化发展之影响》一文中谈及该校的学制及课程安排。文中写到，该校学制四到五年，课程设置很有特色：具体的学习内容是，第一年的全部时间和第二年的部分时间完全用于汉语语言基础知识的掌握，所有课程都必须修读。之后，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课程，例如选修汉语文学，汉文圣经，词源学和写作等。为了让学员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文化，学校还开办讨论会和讲座。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古代与中古史、中国近代国际关系、中国贫穷的原因、中国哲学、中国经济、中国的商业贸易等。讲座多是请资深传教士和其他有丰富经验的人士发表演讲，内容涉及社会、政治、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学。例如，“中国人的渴望”、“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中国的林业”、“中国的社会哲学”、“中国的公共卫生”、“中国人对近代教育的态度之转变”、“中国乡村生活”、“中国的政治”、“福音工作”、“中国的语言”和“中国人的宗教”等等。老舍演讲的题目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属于“中国过去的伟大艺术”的范畴。因此，受邀演讲是有可能的。然而，他却不可能“于1930-1932学年”在该校长期讲课，原因很简单，因为彼时他在山东济南齐鲁大学担任教职，作短期客串式的演讲可以，长期授课则比较困难。 “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址在北京东四附近，原校舍现已无存。据说，美国将军史迪威、包瑞德和外交官范宣德、戴维斯、谢伟斯等风云人物都曾在该校学习过中文。如果机缘巧合，他们也许听过老舍先生的精彩演讲呢。二《老舍文集》编者认为，老舍的这篇演讲稿曾发表于《济南齐鲁大学》（Cheloc University，Tsinan）1932年2-3期。此说似乎不确。首先，齐鲁大学英文名的正确拼法不是Cheloc University，而是Cheeloo University。该校原是教会学校，1904年创办时称为“广文学堂”，英文名为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1917年迁至济南，改名为“齐鲁大学”，英文名为Shang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1925年后，按照国民政府“教育收归国有”的法令，该校进行了改制，改任了华人校长，削弱了宗教色彩，英文名为Cheeloo University。其次，1932年齐鲁大学只有两个期刊，一个是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合办的《齐大月刊》，一个是神学院主办的《鲁铎》，并没有一个名叫《济南齐鲁大学》（或“Cheloc University”）的校刊。老舍研究专家张桂兴先生编纂有《老舍与第二故乡》（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2000年），其中收录了《齐大月刊》的全部目录，未见有“舒舍予”撰《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条目，《鲁铎》上也只查出老舍的一篇译文《客》。顺便说一句，舒乙先生也曾谈及老舍《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发表情况，但他另有说法。1999年，他在《老舍的英文著作》之三“英文学术论文《唐代的爱情小说》”中写到：“讲演稿后来被老舍带回国内，并于1932年发表在哈佛燕京学院的学刊上，全文是英文，署名舒舍予。” 所谓“哈佛燕京学院”，正确的叫法应是“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名为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建于1928年。该学社只有一个“学刊”，名为《燕京学报》。《燕京学报》第11期出版于1932年6月，出版者署为“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容庚；第12期出版于1932年12月，出版者改署为“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为顾颉刚。笔者查阅了该学报全部目录，未见载有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三老舍的这篇英文讲演稿究竟公开发表过没有，一时间似乎成了问题。近日，笔者在网上闲逛。无意间，突然在全球最大的亚马逊网上书店()看到了《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倩影”。老舍的这个演讲稿竟然印行过单行本！ 1926年老舍于伦敦寓所该书信息如下： T'ang love stories; An address before the Convocation of 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February-March,1932，by She Lao，Out of Print-Limited Availability中文大意是，《唐代的爱情小说》：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讲座上的一个演讲，1932年2-3月，演讲者老舍，该书没有重印，云云。笔者大喜过望，继续点击下去，又看到了该书的出版细节： Unknown Binding: 22 pages Publisher: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 cooperating with 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 (January 1,1932) Language:English ASIN:B0008ANYM8 中文大意是，全书共22页，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与加州大学中国分院合作出版，出版时间1932年1月1日，英文版。最后一行ASIN（Amazon Standard Item Number）不是该书出版时的书号，而是亚马逊网上书店的标准编号。在《老舍全集》中，《唐代的爱情故事》英文原文只有数页，而这里却多出了若干页，这是什么缘故呢？想必是又经过修订补充的缘故。然而，为什么《唐代的爱情小说》的出版时间早于演讲时间呢？想必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方年前与老舍联系好了演讲事后，考虑到学生对中国古典文学知识所知不多，便决定提前把讲稿印出来，发给学生预习。 1932年2-3月间老舍有时间从济南去北平演讲吗？有的。查各种《老舍年谱》均未见载有当年2月老舍在济南的活动；又，公历1932年2月6日是农历的大年初一，2月正是寒假期间，老舍回北平省亲，顺便作几次演讲是有可能的。四概而言之，老舍返国后确实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作过关于“唐代的爱情小说”的演讲，由于听众中文程度有限，他便使用了英文讲稿。校方把讲稿印出来，是给听讲座的洋学生作预习之用，是否上市发售尚不可知。换言之，老舍此时的角色只是中国文化的义务的传播者，他无意通过这次普及性的演讲得到——譬如学术上的赞誉——额外的东西。然而，舒乙先生在《我的思念》一书中却写到： “老舍先生之所以要在1932年在国内发表这篇六年前就写好了的论文是有其时代背景的。当时，国内名牌大学里国学研究极其兴盛，尚古之风刮得很劲，而且，似乎研究得越古越显得有学问。……他接受了济南齐鲁大学的聘书，就任该校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这个兼职是个妙笔，它很恰当地刻画了老舍先生的性格——不信邪，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论资排辈的传统挑战，认定一个目标，非干出个样儿来不可，而且，全凭自己的努力！说到做到，先拿出点货色看看，于是，英文的《唐代的爱情小说》产生了。” 这种说法有待商榷。首先，老舍没有必要迟至1932年初才来证实自己具有“兼职”的实力。老舍是在1930年7月接受齐鲁大学的聘书的，他如果觉得非拿出“货色”不能服众，则应马上行动，而不必拖到两年后。1930年下半年老舍有许多演讲的机会，他曾先后在济南青年会、齐鲁大学医学院、济南北园乡村师范作过演讲，题目分别是《文学的创造》、《中国小说》和《师范生与国民性之改造》，然而，却没有演讲《唐代的爱情小说》。其次，老舍并不需要借助这篇英文论文来证实自己在国学研究上的造诣。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4年（1930年7月-1934年6月）先后担任的课程有“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思潮”、“小说及作法”及“世界文艺名著”，都无关于国学研究。实际上，老舍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兼职”期间，曾申报过“三礼（周礼、仪礼、礼记）研究”的课题，但这只是为了名正言顺地“拿薪水”，并未做深入的研究。

老舍的论文研究

1899年，光绪二十四年腊月，一个婴孩呱呱落地，他就是老舍。随着老舍先生的笔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温和老实的父亲、勤俭朴实的母亲、尖刻自大的姑母、吃喝玩乐的大姐夫、蛮横无理的大姐婆婆、无过是福的大姐公公、聪明能干的福海二哥、奸滑钻营的多老大、性格直率的多老二、正直善良的老王掌柜，倔强耿直的王十成、养尊处优的定大爷、逍遥自在的博胜之、能说会道的索老四、身残“志坚”的查二爷、妄自尊大的牛牧师……一朝子民，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都活得有滋有味无忧无虑，可当他们赖以支柱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破碎飘零时，他们的命运就同样不济了……

可以涉及到人的心理学角度（比如骆驼祥子里的一句经典名言，你懂的）

1、论文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国外老龄化论文研究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国内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研究现状目前，城市居民大部分都已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农村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农民还没有得到最基本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仍是中国社会保障建设中最薄弱的环节。为了适应深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实现国家多次提出的健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宏伟目标，近年来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展和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从宏观的角度，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必要性、存在的问题、实践中的区域差异、今后发展方向、对策和建议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其中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现就几个主要问题综述如下：1．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可行性争论近年来，学术界和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存在着一些不同看法。其主流观点认为，依据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中国现阶段尚无能力建立全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杨翠迎、张晖等人对中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建立中国范围内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可行的。但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分步骤、分阶段、“渐进式”发展。任保平认为：应从实际出发，走“渐进式”发展的路子，坚持社会保障范围由小到大，项目由低到高，积极稳妥地建立起低水平、全方位、不遗漏、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2．经济因素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村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定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目标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重要依据，社会保障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建立全国统一的或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可行性的讨论中，不少观点多是强调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片面夸大经济因素对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经济因素并非是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唯一充分条件，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是搞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的重要保障。3．土地社会保障功能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学术界也存在着明显分歧。主流地位的观点：强调土地保障功能在农村以及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性，认为必须“以土地承包权为主要依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孟祥林指出：这里所指的“土地承包权”是：创新土地流转制度、更新与变革土地保障形式意义上的“土地承包权”。可以把土地保障分为两种形式：一是直接的传统意义上的保障，土地由各家各户农民耕种，用所生产的产品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间接的与使用权流转相联系的保障，即在坚持农户对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土地集中耕种和规模经营，农民依据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得到用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相应收益。4．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对策和建议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应注重转变政府和学术界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重城镇轻农村”的观念。一是各级党政部门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积极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力争早日建成我国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进一步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理论研究，以指导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实践。三是搞好农村社会保障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增强农民的社保意识，调动农民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四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集体补贴能力和个人缴费能力，为农村社会保障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五是建立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机构，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科学化、社会化、法制化，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逐步建立起能够替代家庭和土地社会保障模式的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不分地区、不分年龄、性别和不分职业的全体农村公民均能享受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最终目标和发展趋势，进一步树立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的理念。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工业化发展的结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由于理论支撑、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制度及经济发展模式、水平等因素的差异性和一国发展需要，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会存在差别。不过，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中借鉴合理成分从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外以美国为例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形成的背景分析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全面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否定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失业问题，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所谓有效需求是指市场上有支付能力或有购买力的需求，并且是社会总需求。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和流动性偏好规律导致有效需求经常低于社会总供给，造成就业小于充分就业水平。针对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失业问题，凯恩斯提出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用举债方法扩大政府支出，承担公共事业投资，承担社会福利责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实行社会救济，对私人企业进行订货和贷款。凯恩斯还主张实施补偿性财政政策，根据经济情况变化，有意识地扩大或紧缩政府支出，使财政起到反危机的作用。凯恩斯主张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由政府增发货币，刺激投资。凯恩斯主义从维系再生产的角度出发，主张通过财政政策大幅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属于有限再分配，以此理论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有限责任的社会保障，强调个人责任，政府负担较轻，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干预也是有限的，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的。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建立的美国社会保障制度被称为保障型社会保障制度，在该制度模式中，政府、企业和个人都是责任主体，在不同的保障项目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如在社会保险中，企业和个人是主要缴税人或缴费人，政府充当最后责任人；在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中，政府是最主要的责任人。二、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效应分析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制度，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社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高，则社会保障的项目更齐全、覆盖面更广、保障标准更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水平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根本原因。美国社会保障立法虽然较晚，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超常规发展，其立法种类、保障范围与水平均达到美国经济发展和资本增值所提出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制度对美国社会经济发挥了以下积极作用：一是维护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促进社会生产率稳定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如通过强制性保险和补助性救济及工作性培训使劳动力得到保护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变化，又如为经济发展积累资金；二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如降低贫穷人口的比重，在一定时期内补偿失业者，照顾弱势群体，通过收入累进税和社会福利开支调节经济周期，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以促进资源配置等。此外，美国的公共年金计划是发达国家中运行最有效的，与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相比，其特点是低税率、低保障水平，一个重要原因是退休金的工资替代率低，从而为企业年金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空间，促进了基金业乃至整个金融业的发展，成为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典范。三、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背景和理论基础之上的，也是和该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总体上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其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多年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明确指导思想首先，应以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学说为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六个必要扣除”，其中扣除的“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和“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基金，总之，现在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就是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其次，应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等领导同志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正确处理“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必须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拿工人来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述重要论述都是我国建设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二）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上层建筑，是以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水平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总结美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发现，当社会保障水平限制在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时，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两者是良性互动的，而当社会保障支出的增长超过经济增长时，社会保障就会引发财务危机，损害了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只能实行“广覆盖，低水平”，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但是有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当前，我国应当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进做实个人账户扩大试点工作。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快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重点推进农民工工伤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障工作。（三）完善社会保障负担模式由于我国是社会市场经济国家，国家和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形式，既不采取完全市场形式，也不采取国家包揽形式，而是将效率与公平、自由市场与国家干预结合起来，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求得平衡，在社会保障领域，主张国家负责与个人负责并重，走国家和市场共同负担的社会保障模式，由国家、非政府机构和个人共同参与提供保障，国家提供非普遍的社会服务，帮助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提倡发展私人的和志愿的福利事业作为补充，引进竞争机制和消费者选择福利服务的自由。在这里我们强调要正确处理社会保障制度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稳定功能角度出发，为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国家或政府应承担制度的设计、执行和调整等职责，还要负责筹措资金和承担最后资金责任；从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发展功能这个角度出发，它是国家管理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工具，它的运行应建立在市场这个基础之上，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服务是由国家提供还是由市场提供的衡量工具，这一点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取得的成效所证明。（四）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保护了社会弱势群体，具有社会稳定功能，还可充当需求管理工具，以及通过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管理推动资本形成和经济增长，发挥经济发展功能。因此，改革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也须充分发挥上述两重功能。以我国正在改革和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为例，社会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分开管理、做实个人账户，一方面可以为迎接人口老龄化做好充分的准备，消除后顾之忧，稳定人心，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条件让养老基金投资于资本市场，既实现保值增值，又促进经济繁荣。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在社会保险制度上尝试建立基本保险、强制性企业保险和个人储蓄性保险相结合的多支柱体系。参考文献：[1]徐丙奎．西方社会保障三大理论流派述评[J]．理论参考，2007，（4）．[2]邓大松．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楼主您不知道看看内容自己总结一下么。。。别人又不知道你的l论文要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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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是改成高悬赏的吧！这样太慢了。西西~~没想到做作业还有这方法，聪明！

老舍研究概况的论文

老舍小说创作中的厌女情绪可以结合文本进行阐释大赤包桔子虎妞都能分析

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 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 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 “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在平素的生活中,反映社会现实.在朴实的语言中，催人泪下.部部是国民的经典,部部是北京人生活的活化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