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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知网论文

发布时间:2024-07-05 03:03:11

雍正知网论文

中国有那么多的大诗豪,像李白、杜甫、苏轼等等,还有那些在官场上不得志的,可能也会在知网上发表自己的文献,让其他人看中他。

正清代第三帝雍正,素为康熙皇帝所钟爱。八岁时随皇上出塞北巡,十岁出猎封为贝子,三十二岁又由多罗贝勒晋封为和硕雍亲王,颇受信赖,曾奉命掌管国家军政、钱粮大权。雍正即位是康熙生前亲自选定的,是名副其实的而并非篡权。 参考资料中的网址是中国知网上的一片论文:《雍正并非篡权——雍正即位考辨》。

没有篡位。 康熙先是看中乾隆,后经过深思,才将位给雍正。有历史 也许正是这与众不同的八字让康熙做出了将弘历养育宫中的决定。 "养育宫中"对于康熙时代的皇孙来讲确实是极大的"恩遇"。在弘历之前,近百个孙子中,只有太子长子弘皙曾经被康熙"养育宫中"。这个皇孙极为康熙所喜爱,以至于在康熙晚年太子两立两废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割舍不了这个弘。朝鲜使臣回国后向国王汇报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云。"又说:"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而尚尔贬处云矣。"也就是说,因为希望这个孙子将来能登上皇位,康熙才在废太子问题上迟迟下不了决心。(《朝鲜李朝实录》)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有人认为,喜欢弘历,是康熙传位给雍正的一个理由。我们很难说,胤禛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父亲,不是老谋深算的一步。对于胤禛来说,这一举动从哪方面来说都没有坏处。首先,这是试探老皇帝态度的一个机会。如果老皇帝把自己列入继位的候选人行列,那么必然会关心自己的子息。因为一个政治家必须多算几步。退一步来讲,即使老皇帝不打算把自己列入候选人行列,那么使祖孙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对自己的政治安全,无疑也大有好处。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 雍正继位与顺治出家、太后下嫁并称清初三大疑案,也是被说得最热闹的一个话题,毕竟皇位的继承与什么出家、下嫁相比,分量要重得多。 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雍正瞒天过海,把康熙传位诏书中“传位十四子”的“十”改成了“于”,变为“传位于四子”而篡夺了本应属于十四弟胤祯的皇位。而恰恰是此说,是最经不起推敲的说法。 清代称呼皇子,前面必须加上“皇”字,如皇四子、皇十四子。书面文字如此,官方文件更是不可能有丝毫的马虎,关系皇家命脉的传位文书,绝不可能漏掉这个“皇”字。所以如果康熙真是要传位给这位排行十四的胤祯,那么正确的写法应当是“传位皇十四子”,如此,“十”改为“于”,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无论如何也说不通。所以此说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理由还有一条,清朝的文件,尤其是如此重要的文件,都是满汉合璧,即既有汉文,更要有满文。那么上述一说,即使汉文可改,可满文根本无法改动。 一档馆现存有传位遗诏一份,是道光皇帝传位给儿子奕的。满文、汉文各一行。汉文的文字为“皇四子奕立为皇太子”。临终前,他又用汉文再写了一遍为:“皇四子奕着立为皇太子”。皇位更替,继位者的名字一朝一变,但诏书文字书写的规矩是一脉相承的,根本没有“传位”二字,更没有直呼四子、十四子的写法。 民间不懂皇家文件的书写规矩,编造的传说难以成立。所以雍正没有篡位!

古代的文人墨客是在是太多了,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想每个人都会拼命地去发表自己的论文和观点的。

关于雍正皇帝的论文题目

分类: 教育/科学 >> 学习帮助 问题描述: 在线等!!!最好有范文!!! 解析: 先给你一份范文: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 *** 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 *** 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hotlw/2006-5-22/1246-12 sofw/txtl/ShowArticle?ArticleID=66571 cc98/2005/0713/97250

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从《还珠格格》,让我认识了张铁林所饰演的乾隆。我开始对他有好感,渐渐地,我把对他的好感转移到了他爷爷和爸爸的身上——另人不解的是:同为帝王,一个成为万世圣祖,一个留下千秋骂名……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充满迷团,争励精图治,除弊兴革,摊丁入亩、火耗归公…… 我相信,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皇帝。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雍正的的九大罪状中,“弑兄”、“屠弟”首当其冲。但是他的众多兄弟心术不正,不杀他们,只会祸国殃民,况且他为推行新政,不得不运用铁腕,将阻碍革新的政敌(他的一些兄弟)全部扫除,以及由此产生了各种谣言的背景。雍正能当上皇帝,除了他做事谨慎小心外,还要靠他身边的谋士,功臣。功劳最大的要数年更尧和隆科多了。但这两人后来居功自傲,贪账枉法,广受贿赂。雍正起初是宽恕他们的,睁只眼闭只眼。可是,当时大清来告戒其他官员,以做到杀鸡警猴。雍正的雷厉风行雷厉风行,这才象皇帝。对待贪官。该狠则狠,不能妇人之仁,这样只会让坏人逍遥法外。但对一般的人,就得心慈手软,这样才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嘛。当然,亲贤臣,除小人,雍正不是做得比谁都好吗应当说雍正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问历代王朝,孰能与康熙,始皇比,当雍正也。依我看,其志远于始皇,功远于其父。雍正的勤政,令人钦佩,据说《雍正朱批谕旨》,线装平装足有半米厚。再看资料,这只是一少半,大部分在台湾故宫!13年,批阅了如此多的奏折……他的政绩更是有数字为证,康熙晚年库中存银700万两,雍正13年间骤增到5000万两,这是‘振数百年之颓风’,刷新吏治的功效。整治贪官污吏赃银入库,给乾隆盛世留下厚厚的家底也留下了一个相对清明

雍正在位十三年的功与过 雍正元年(1723年)是清朝入关的第八十年,许多社会矛盾,盘根错节,积累很深。他盛年登雍正"为君难"玺极,年富力强,学识广博,阅历丰富,刚毅果决,颇有作为。康熙政尚宽仁,雍正继以严猛。 雍正在位短短13年,他最主要的特点是"改革",可以说雍正是一位改革型的皇帝。雍正改革措施,列举以下六点: 第一,整顿吏治。 康熙晚年,身患中风,标榜宽仁,吏治松弛,贪污腐败,已然成风。雍正在长年皇子生活中,对皇父晚年弊政,看得较为清楚。 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他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布11道谕旨,训谕各级文武官员:不许暗通贿赂,私受请托;不许库钱亏空,私纳苞苴;不许虚名冒饷,侵渔贪婪;不许纳贿财货,戕人之罪;不许克扣运费,馈遗纳贿;不许多方勒索,病官病民;不许恣意枉法,恃才多事等。严诫:如因循不改,必定重罪严惩。二月,命将亏空钱粮各官即行革职追赃,不得留任。三月,命各省督、抚将幕客姓名报部。禁止出差官员纵容属下需索地方。后以户部库存亏空银250余万两,令历任堂司官员赔补。同年设立会考府,进行审计,整顿收支。 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各级官吏就达数十人,其中有很多是三品以上大员。与曹雪芹家是亲戚的苏州织造李煦,也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清史稿·食货志》说:"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说明雍正整顿吏治的成效。 第二,密折制度。 什么是密折呢?密就是机密;折就是将奏文写在折叠的白纸上,外面加上封套。康熙朝有奏折,雍正朝密折制度加以完善。皇帝特许的官员才有资格上奏折。康熙朝具折奏事的官员100多人,雍正朝增加到1200多人。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等。皇帝通过奏折可以直接同官员对话,更加了解和掌握下面的实际情况。 奏折运转处理程序,因"阁臣不得与闻",而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雍正朝现存满、汉文奏折41600余件,是研究雍正朝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 第三,设军机处。 雍正创设军机处,作为辅助皇帝决策与行政的机构。地点在紫禁城隆宗门内北侧。军机大臣没有定员,少则二人,多则九人。主要职掌:每日晋见皇帝,商承处理军政要务,以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方发布指示;面奉谕旨,起草公文,由朝廷直接寄发,称为"廷寄",封函标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由兵部捷报处发送;誊录保存公文,就是将皇帝批阅的奏折,誊录副本,称为"录副奏折"。这项制度使大量档案得以保存。 在清初,重要的军政机构有三个:一是议政处,二是内阁,三是军机处。 议政处源自关外,主要由王公贵族组成,称议政大臣,参画机要。后设内三院,即后来的内阁。军务归议政处,政务归内阁。议政处的权力逐渐减弱,到乾隆朝撤销。内阁,仿明朝制度,逐渐排斥议政处于机务之外。而军机处建立后,军政要务归军机处,一般政务归内阁。军机处权力远在内阁之上,大学士的权力为军机大臣所分,逐渐排斥内阁于机务之外。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有一定实权。内阁宰相,名存实亡。 军机处的建立,标志着皇权专制走向极端。明代内阁对皇权有一定的约束,如诏令由内阁草拟、经内阁下发,阁臣对诏令有权封驳。但是军机处成立之后,排除了王公贵族,也排除了内阁大臣。军机处的设立,使清朝皇帝乾纲独断--既不容皇帝大权旁落,也不许臣下阻挠旨意。 第四,改土归流。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进行管辖。此前已有"改土归流"的举措,但雍正全面实行"改土归流"制度,就是革除土司制度,在上述地区分别设立府、厅、州、县,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体制,同内地大体一样。 雍正帝的改土归流,打击了土司的世袭特权和利益,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民族与边疆问题,东北地区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东南的台湾、北方的蒙古,到康熙时已经得到解决;西南的民族问题,雍正时已经解决;新疆和西藏,到乾隆朝得以解决。 第五,摊丁入地。 中国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但此前出生的人丁还要缴纳丁银。雍正推行丁银摊入地亩。这项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就这一点来说,摊丁入地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自"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后,特别是实行"摊丁入地"制度之后,社会人口,急剧增长。道光年间,人口之数,突破4亿。 第六,废除贱籍。 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科举,也不能做官。 这种贱民主要有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疍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他们男的从事捕蛙、卖汤等;女的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淫。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在陕西,明燕王朱棣起兵推翻其侄建文帝政权后,将坚决拥护建文帝的官员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身陷火坑,陪酒卖淫,受尽凌辱。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如果村里有两姓,此姓全都是彼姓的伴当、世仆,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疍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雍正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疍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雍正皇帝作为一代政治家,他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还有两点值得特别提出:一是勤政,二是选储。 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帝王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像雍正那样勤政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他在位12年零8个月,实际约4247天,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多在夜间,亲笔朱批,不假手于他人,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 选储,是雍正留给清代的一份重要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建立秘密立储制度。清朝皇帝的继承人问题,康熙以前没有制度化。清太祖死后,因皇位继承演出大妃生殉的悲剧,害得多尔衮从小失去母亲;清太宗死后,尚未入殓,几乎演出兵戎相见的惨剧;清世祖死后,仓促让一位8岁的孩童继位,大清出现一位英明的君主实属幸运;清圣祖死前储位未定,演出了雍正兄弟骨肉相残的闹剧。 大清皇朝,是家天下,用什么办法在家族内确立接班人,是清朝建立100多年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用嫡长制?虽可以避免兄弟之争,但不能保证选优。明亡教训,已有前车之鉴。用太子制?康熙帝失败的教训,雍正已经亲历切肤之痛。怎么办? 雍正想出一个办法,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即将传位诏书置密封锦匣中预先收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这是建储制度的一项重大创革。其积极的方面是,既有利于在皇子中选优,又避免皇子们争夺储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 顺治选了康熙继位,雍正选了乾隆继位。这两位大清皇帝,都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皇朝史上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是选对了接班人。这对大清帝国、对中华民族、对亚洲历史及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此外,雍正还有许多值得称道的政绩,如惩治贪污、解放贱民、平定罗卜藏丹津、始派驻藏大臣等,为中国的统一与发展作出了贡献。 但是,雍正也有严重的过失和局限。 他在位期间虽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但零散的反抗经常发生,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 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 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在对外交往中亦固步自封。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 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还好大喜功,急于求成。正因如此,故河南垦荒,四川清丈,陕西挖井,直隶营田,本意为利民,却劳而无功,反成民间之累。他的性情偏急,喜怒无常,手段残酷,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他死后,乾隆继位,一反雍正苛严之治,实行"宽严相济"的方针,昭雪死者,释放囚犯,缓和了矛盾。故后人评:"纯皇帝(乾隆)即位,承宪皇帝(雍正)严肃之治,皆以宽大为政,万民欢悦,颂声如雷。" 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雍正处于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雍正既继承了康熙大帝的历史遗产,又改革了康熙晚年的弊政;他既为乾隆强盛奠下了根基,又为乾隆繁盛准备了条件。康、雍、乾三朝,既是清朝历史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华帝国皇朝历史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 应当说,雍正在位的13年,政绩卓然。但是,就在他执政已见成效之时,却突然去世,留下一个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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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昨天去看牙,发现给我看牙的女医生长得挺好看的

5 、心想:现在女孩都喜欢有钱的

6 、一定要找机会表现出来我的实力

1 、 医生问:牙坏了,拔么?

7 、我故作紧张地问道:

6 、拔牙的话影响我开宾利么?

7 、 医生:不影响

7 、就是吹牛逼的时候会漏风

5、哈哈哈

7  哈哈

9  哈

引言(introduction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引言又称前言,属于整篇论文的引论部分。其写作内容包括:研究的理由、目的、背景、前人的工作和知识空白,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预期的结果及其在相关领域里的地位、作用和意义。

引言的文字不可冗长,内容选择不必过于分散、琐碎,措词要精炼,要吸引读者读下去。引言的篇幅大小,并无硬性的统一规定,需视整篇论文篇幅的大小及论文内容的需要来确定,长的可达700~800字或1000字左右,短的可不到100字。

一、题名(title,topic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题名又称题目或标题。题名是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内容的逻辑组合。论文题目是一篇论文给出的涉及论文范围与水平的第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必须考虑到有助于选定关键词不达意和编制题录、索引等二次文献可以提供检索的特定实用信息。

1.主标题(quot二级标题宋体五号字)

论文的主标题十分重要,必须用心斟酌选定。有人描述其重要性,用了下面的一句话:“论文题目是文章的一半”。对论文题目的要求是:准确得体,简短精炼;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分述如下。

2.准确得体,简短精炼(三级标题宋体五号)

要求论文题目能准确表达论文内容,恰当反映所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常见毛病是:过于笼统,题不扣文。如:“不等式的应用”过于笼统,若改为针对研究的具体对象来命题。效果会好得多。

例如“贝塞耳不等式的应用”,这样的题名就要贴切得多。再如:“中值定理在证明一类不等式中的应用”这样的论文题目不准确,题名中值定理是哪一个?,令人费解,何类不等式?请教不得而知,这就叫题目含混不清,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站在读者的角度,清晰地点示出论文研究的内容。

假如上面的题目中,指的是微分中值定理,何类不等式可放在内文中说明,不必写在标题中,标题中只需反映运用微分中值定理这一事实即可。可参考的修改方案为:“巧用微分中值定理”。

关键问题在于题目要紧扣论文内容,或论文内容与论文题目要互相匹配、紧扣,即题要扣文,文也要扣题。这是撰写论文的基本准则。

力求题目的字数要少,用词需要精选。至于多少字才算是合乎要求,并无统一的硬性规定,一般希望一篇论文题目不要超出20个字,不过,不能由于一味追求字数少而影响题目对内容的恰当反映,在遇到两者确有矛盾时,宁可多用几个字也要力求表达明确。

3.外延和内涵恰如其分,醒目(三级标题宋体五号)

“外延”和“内涵”属于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每一个对象;而所谓内涵,则是指对每一个概念对象特有属性的反映。

命题时,若不考虑逻辑上有关外延和内涵的恰当运用,则有可能出现谬误,至少是不当。如:对农村合理的人、畜、机动力的组合设计这一标题即存在逻辑上的错误。

题名中的人,其外延可能是青壮年,也可以是指婴儿、幼儿或老人,因为后者也是主标题“人”,然而却不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显然不属于命题所指,所以泛用“人”,其外延不当。

同理,“畜”可以指牛,但也可以指羊和猪,试问,哪里见到过用羊和猪来犁田拉磨的呢?所以也属于外延不当的错误。若使用“劳力”与“畜力”,就不会分别误解成那些不具有劳动能力和不能使役的对象。

论文题目虽然居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的醒目位置,但仍然存在题目是否醒目的问题,因为题目所用字句及其所表现的内容是否醒目,其产生的效果是相距甚远的。

4.副标题(二级标题宋体五号字)

若简短题名不足以显示论文内容或反映出属于系列研究的性质,则可利用正、副标题的方法解决,以加副标题来补充说明特定的实验材料,方法及内容等信息,使标题成为既充实准确又不流于笼统和一般化。如?(主标题)一类几何曲线特性--(副标题)用数学软件模拟几何曲线的滑移特性。

二、摘要(abstract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1.论文一般应有摘要,有些为了国际交流,还有外文(多用英文)摘要。它是论文内容不加注释和评论的简短陈述。其他用是不阅读论文全文即能获得必要的信息。

2.摘要应包含以下内容:①从事这一研究的目的和重要性;②研究的主要内容,指明完成了哪些工作;③获得的基本结论和研究成果,突出论文的新见解;④结论或结果的意义。

论文摘要虽然要反映以上内容,但文字必须十分简炼,内容亦需充分概括,篇幅大小一般限制其字数不超过论文字数的5%。例如,对于6000字的一篇论文,其摘要一般不超出300字。

论文摘要不要列举例证,不讲研究过程,不用图表,不用夸张,也不要作自我评价。撰写论文摘要的常见毛病,一是照搬论文正文中的小标题(目录)或论文结论部分的文字;二是内容不浓缩、不概括,文字篇幅过长。

3、关键词(key words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关键词属于主题词中的一类。主题词除关键词外,还包含有单元词、标题词的叙词。

主题词是用来描述文献资料主题和给出检索文献资料的一种新型的情报检索语言词汇,正是由于它的出现和发展,才使得情报检索计算机化(计算机检索)成为可能。

主题词是指以概念的特性关系来区分事物,用自然语言来表达,并且具有组配功能,用以准确显示词与词之间的语义概念关系的动态性的词或词组。

例如:主题词之一“微积分应用”。它具有概念的特性,说明它不是别的,而是微积分的应用,采用的是自然语言词汇。

关键词是标示文献关建主题内容,但未经规范处理的主题词。如,“最值”(其规范的主题词可是“最大值”)。关键词是为了文献标引工作,从论文中选取出来,用以表示全文主要内容信息款目的单词或术语。一篇论文可选取3~8个词作为关键词。

关键词或主题词的一般选择方法是:由作者在完成论文写作后,纵观全文,先出能表示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或词汇,这些住处或词江,可以从论文标题中去找和选,也可以从论文内容中去找和选。

例如上例,关键词选用了6个,其中前三个就是从论文标题中选出的,而后三个却是从论文内容中选取出来的。后三个关键词的选取,补充了论文标题所未能表示出的主要内容信息,也提高了所涉及的概念深度。

关键词与主题词的运用,主要是为了适应计算机检索的需要,以及适应国际计算机联机检索的需要。一个刊物增加“关键词”这一项,就为该刊物提高“引用率”、增加“知名度”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三、正文格式(main body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论文正文宽为18cm,高为23cm。可将页面设置a4即21cm×,页边距:上、下、左、右。排版采用双栏。

正文是一篇论文的本论,属于论文的主体,它占据论文的最大篇幅。论文所体现的创造性成果或新的研究结果,都将在这一部分得到充分的反映。

因此,要求这一部分内容充实,论据充分、可靠,论证有力,主题明确。

为了满足这一系列要求,同时也为了做到层次分明、脉络清晰,常常将正文部分人成几个大的段落。这些段落即所谓逻辑段,一个逻辑段可包含几个自然段。每一逻辑段落可冠以适当标题(分标题或小标题)。

段落和划分,应视论文性质与内容而定。一般常见的划分方式有:①问题提出/问题分析。②解决方法/主要结果定理/结果比较与分析。

根据论文内容的需要,还可以灵活地采用其它的段落划分方案,但就一般性情况而言,大体上应包含问题部分和理论分析部分的内容。

“主要结果论证”这一部分是论文的关键部分。有人曾说:“没有论证结果的论文必脏”,这并不为过,论文的新意主要在这里体现。

如果标题定为结果和讨论,对于讨论(或分析)这一部分与其它部分相比,则更难以确定所应写的内容,通常也是最难写的一部分。

扩展资料

1.写得好的讨论(或分析)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①要设法提出结果一节中证明的原理、相互关系以及归纳性的解释,但只对结果进行论述,而不应进行重述。

②要能指出你的结果和解释与以前发表的著作相一致或不一致的地方。

③要论述你的研究工作的理论含义以及实际应用的各种可能性。

④要能指出任何的例外情况或相互关系中有问题的地方,并且应明确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及解决的方向。

由于学术论文的选题和内容性质差别较大,其分段及其写法均不能作硬性的统一规定,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直切,准确完备,合乎逻辑,层次分明,简练可读。

2.参考文献说明(reference一级标题黑体小四号)

在学术论文后一般应列出参考文献(表),其目的有三,即:

①为了能反映出真实的科学依据;

②为了体现严肃的科学态度,分清是自己的观点或成果还是别人的观点或成果;

③为了对前人的科学成果表示尊重,同时也是为了指明引用资料出处,便于检索。撰写学术论文过程中,可能引用了很多篇文献,是否需要全部列出?回答是否定的。

事实上,只需要将引用的最重要和最关键的那些文献资料列出即可。

参考链接来源:百度百科-中国知网

正文

1、正文层次标题应简短明确,以不超过15字为宜,题末不加标点符号。各层次一律用阿拉伯字连续编号,如:“1”,“”,“”,一律左顶格,后空一字距写标题。一级标题从前言起编,一律用黑体4号字,左顶格。

2、二级标题用黑体小4号字,左顶格。

3、三级标题用楷体小4号字,左顶格。

4、正文其他部分全部用宋体小4号字。

5、各级标题与段落之间不留空行。

6、图、表与正文之间上下各空一行。

7、图应有图题,放图下方居中,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如:图1,图号后不加任何符号,空1个字距写图题。

8、表应有表题,放表上方居中,用阿拉伯数字编号,如:表1,表号后不加任何符号,空1个字距写表题。

9、表一律采用三线表。

10、图题、表题与图、表之间不留空行。

11、试验数据的统计分析,如果是应用计算机软件的,尽可能用公开发行的程序。如果是自编的,应在文体后的附录中列出程序。在数表中各试验数据的平均数之后应列出平均数的标准误(.),而不应列出标准差(.)。对各平均数的多重比较,只需用一个显著水平(α=,α=,或α=),应使用邓肯氏新复极差检验法(DMRT 法)。

12、文中所用的量度单位按“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编排规范”(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中“附录B量和单位”的规定,如公斤用kg,公里用km,毫克用mg,千瓦用kW等。

13、文中如果采用英文字母缩写的,应在第一次出现时就把英文的全称写出,如:GNP(Gross National Produd)、小菜蛾DBM(Diamondback Moth)。

14、文中的拉丁学名采用右斜体字母。第一次出现属名时不能用缩写字母。

15、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可采用“著者-出版年”制,也可采用顺序编码制。

(1)著者-出版年制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时,引用文献的标注内容,由著者姓氏和出版年构成。若引文时只写作者,则在其后加圆括号写出文献的出版年,若引文时只引成果内容而未引出作者,则在其后用圆括号标注作者姓名和出版年,之间用“,”号相隔。

(2)顺序编码制:采用顺序编码制时,对引用的文献,按它们在正文中出现的先后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将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并视具体情况把序号作为上角标,或者作为语句的组成部分。

扩展资料

论文

论文是一个汉语词语,拼音是lùn wén,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

结构

论文一般由题名、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附录等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组成(例如附录)可有可无。

论文题目

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内容提要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

关键词定义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

d、结论。

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论文装订

论文的有关部分全部抄清完了,经过检查,再没有什么问题,把它装成册,再加上封面。论文的封面要朴素大方,要写出论文的题目、学校、科系、指导教师姓名、作者姓名、完成年月日。论文的题目的作者姓名一定要写在表皮上,不要写里面的补页上。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文

在论文后面加上一个引用标记啊,WPS有的。但是如果别人的论文引用太多(好像是超过5%的话,例如:别人20000字的论文,你引用个1000字)就算打了引用标记还是会被标红。最好的防查重方法还是一字一句自己改,换语序、换关键词什么的。

知网的论文正规吗

研一在读学生来答,经历过两次小论文和一次大学毕业论文的查重,在此分享一些个人经验。在我们读学阶段,无论是毕业论文还是学术小论文都避免不了通过重复率的查验,尤其对于很多本科生来说,毕业论文是第一次撰写论文,对于如何查重会有很大的疑惑。以下,本文将比较总结不同论文查重网站的特点,以及提供一些使用攻略。希望能受用~

我先为大家总结了一些查重网站,涵盖了国内最常用的网站。

1. 最主流、最靠谱的查重网站——知网、万方、维普三巨头

这三个是最常用的三个查重网站,其优点是查重准确,认可度高;唯一的缺点是费用较贵

在论文检测市场中,知网是绝大多数高校和中文期刊定稿论文必用的查重系统,搜索量最大,万方次之,维普最小。

知网论文查重平台是最权威、也是最靠谱、查重率最准确的论文查重平台。知网查重平台的查重结果基本上与学校一致,售后服务也是非常好,如果查重报告跟学校不一致,是支持退款的;缺点就是:高峰期出结果慢,知网查重费用相对较高,本科论文检测需要198-350元每篇(高峰期,淡季基本不会超过200),硕博论文需要350-850元每篇(淡季不会超过350),职称论文65-75元每篇。知网适合论文定稿检测,如果家里有矿,初稿,中稿可以直接选择知网论文查重。

万方数据文献相似性检测服务采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实现海量数据全文对比,为教育领域提供中文文献相似性检测服务,秉持客观、公正、精准、全面的服务原则,为用户提供精准详实的相似性检测结果,呈现多版本、多维度的检测报告。同时,万方数据文献相似性检测服务践行专业场景化服务的建设原则,其系列产品可有效为科研管理、教育教学、出版发行、人事管理等各领域的学术个体或学术机构提供学术成果相似性检测服务。万方收费是25元/万字。

维普论文检测官方网站(VPCS),由维普旗下泛语科技研发并运营,是目前权威的论文查重平台之一,维普论文查重提供论文检测、报告下载、报告验真、机构用户检测、毕业论文管理、作业管理等服务,采用海量论文动态语义跨域识别加指纹对比基数,稳定、准确地检测到文章中存在的抄袭和不当引用现象,致力于维护学术诚信,杜绝学术不端。维普收费是元/千字

2. 其他的一些查重平台——paperok paperfree等

这些平台虽然没有前面所述的三个平台认可度高,但是基本上都会有免费的查重次数,对于学生党来说还是不错的选择~

其中,paperfree的免费力度是目前最大的一个,一千字元,通过活动领取10w+免费查重字数。它通过海量数据库对提交论文进行对比分析,准确地查到论文中的潜在抄袭和不当引用,拥有实时在线改重、机器人降重与机器人排版功能,可对中英文及小语种论文进行检测,并且具有实时查重这个功能,能即时的检测刚刚修改的内容,不需要重新提交。

3. 科学且省钱的查重方法推荐

根据个人的经验,对于一篇论文来说,基本上不可能只查重一次的,因此如果全部选用最靠谱的知网去查重的话,费用是很昂贵的。因此,为了更加科学的查重,我推荐先使用paperfree等免费的查重软件初查,并对结果进行降重处理,当论文修改到至少10%重复率以下且内容自己满意时再使用权威的查重网站进行付费查重。另外,很多学校会提供1-2次免费查重的机会,一般是在知网,大家要注意学校的相关政策,不要浪费掉宝贵的机会~

肯定正规啊,而且知网的查重率通常比学校高,知网过了,学校的肯定会过的

知网论文查重入口,是一个专业的权威论文检测渠道,可以对所有查重客户的论文提交数据做到百分百保密,这个渠道会定期在网站上进行论文上传数据方面的处理,保证每个客户论文的安全性,所以任何一种类型的论文放在知网论文查重平台上进行查重,都不用担心课题或论文研究结果会被公之于众,会成为部分人抄袭的对象。知网是一个非常正规的,有法规保护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做论文重复率检测,安全高效。虽然知网查重不是国内唯一一个做论文重复率检测的平台,但是它的检测率的准确性是非常高的,和全国所有高校导师用的那种论文检测软件的检测标准是百分百接近的,所以,只要在知网检测的标准达标了,大学毕业生或者学者就可以放心的把自己的论文交给上级审核的部门,因为知网的重复率检测标准非常高,任何论文在其他查重渠道都不会出现重复率忽上忽下的这样一个情况。

中国知网,行业老大哥,受众最多,资源库涵盖也最广,但不开放个人入口,价格稍贵。万方,行业内千年的老二,虽然用户使用率没有知网高,但其地位在学术界也是很硬的,⌄资源库也是非常广泛的,期刊查重、大学毕业论文查重,准确率也都非常高。其次就是维普,也是业内常用的查重软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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